結論
本文的討論聚焦於十五至十八世紀閩地的朱子學者，如何在政權交替、動盪 不安的歲月中，努力不懈地在鄉里實踐理學思想，同時建立與維繫學脈的歷史過 程。本文也企圖回應朱子學與思想史研究，乃至於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特別是當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建立以思想史結合歷史世界的研究典 範後，研究者又該如何結合學術史、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研究方法，以更多元的視 角來探索不同議題。相較於傳統思想史處理宋明以來「理學」形而上思維，排除 現實政治世界中的「君權」與明代士人間的關係，將明代思想史視為單一線索下 的發展，本文從文獻中看到，明代思想史中帶有地域性風格的多元局面。唯有將 明代的思想史放回具體的歷史背景中加以釐清，才能重新提出以下的問題：即除 了陽明學外，明代的思想史與社會史中還有什麼？這些菁英的思想又如何在地方 鄉里實踐，形成「化民成俗」的一環？
余英時在《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中將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的關係，歸納為 由「得君行道」轉向「覺民行道」的轉折。360然而筆者認為在此思想史上重大的 轉折中，有許多問題仍待更細緻、更深入的探討。為何這類被余氏稱之為「儒家 理想計畫」的思想，會經由「道統」的追溯加以認同與延續？此外，除了政治上 的關懷外，這樣的轉向是否也有「內在理路」與「外在理路」的分別？轉向的過 程中，是否也存在對經典詮釋與理解的差異？是否與明初以來整體社會性質的轉 變有關？本文由閩地理學的開展，觀察十五至十八世紀理學的種種發展變化，筆 者認為理學為了因應內外在的危機與衝突，的確有曲折的轉變與演進。以下，筆 者將分成兩個層次來進行申論，以進一步分析十五至十八世紀閩地理學與地方社 會的互動。這兩個層次分別為：其一，由「心」的認識到「理」的禮儀化實踐；
360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
其二，地方士人的思想及其在鄉里中的實踐。
首先針對由「心」的認識到「理」的禮儀化實踐層面而言，相較於陽明學相 關研究，本文呈現出另外一種地方士人思想的發展脈絡。隨著明清之際心性之學 的式微，學術風氣走向經典考據，代表的不只是外在環境的改變，也是一種學術 發展的必然性。當我們將閩地理學的變化置於明清思想史的脈絡中時，即能觀察 到一個時代的共相，也就是明清時期對於「心」及「理」在認知上的轉變具有相 當的多樣性。而此種多樣性，就一地學術發展而言，具有長時段的演進歷程。本 文觀察到的閩地理學發展，即由理學思想的探討，漸至對人心欲望層面的注意，
演變至對於「禮」更嚴格的態度與執行。
此處可以再區分為兩個主要的層面加以說明。其一是明清時期道德嚴格主義 在朱子學上的發展。361如蔡清主張的「主虛」、「主敬」，開始注重「心」的重要性 及其感知外界外物的主動性；陳琛則提出以「警」取代「敬」的功用，強調唯有 透過「警」，方能對抗外物之欲；而林希元面對王學時，重視「錯把人欲當天理」
的危機；何喬遠在道德上顯得更加緊張，就像商人在歲終結算利潤一樣，他認為 人們在歲末時，也應該要清算一年到頭的善行惡念。何氏希望藉著全面棄絕惡念 惡行，懲忿窒欲，以求於日常生活、言談步趨間，無時無刻都能實踐君子言行。
本文的討論也反映了明清時期道德嚴格主義化的取向，經由閩地士人一代一代的 實踐而具體化，甚至進一步的由對「心」的認識，走向「經典」的爭論，直到李 光地時更試圖完成《儀禮》的重編經傳，形成「四際八篇」的框架。
361 根據王汎森針對明末清初思想史的相關研究，王氏在討論此時期思想的發展時提出了兩個問 題，作為其討論的重點。第一，王氏認為理學家對心的認識不斷地在改變，而這種改變與現實 世界的改變有關。第二，呼應現實修正理學思想體系的結果，導致心性之學的衰敗。這個問題 所處理的是心學家對人性及成德方式的認識，與社會風氣的變化，以及因此而產生道德實踐的 變化。綜合而論，王氏認為不可在思想史研究上對研究對象的言論作片斷的處理。王氏認為如 果深入了解明末清初持自然人性論的思想家，將發現到他們其實是非常嚴格的道德主義者。但 此處心學家的想法，並不意味著強調心性之學，就是提倡欲望，進而縱容欲望。事實上，王氏 認為心學家，更重視的是包容欲望，鼓勵合理的欲望與合理的私心。心學家強調在實踐道的過 程中，必須顧及世俗現實。明清時期道德嚴格主義的相關討論，可參見： 王汎森，〈明末清初 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收於《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頁 69-81。
其二，明末清初思想史上的轉變，正在於此時期理學家對於「心」的認識，
與「成聖」條件一系列的質疑，皆可由其考訂經傳上獲得理解。然而明清理學家 們對於經典章句的種種思辨，及其對現實社會變化所產生的反應，使他們在人性 的理解上有所分歧。而這種對於「心」的認識的變化與分歧，可由陳琛至林希元 以來閩地理學的變化發現其對應之處。林希元開始一方面回歸至《大學》經傳的 問題上尋找思想的出路，另一方面，他也透過與王學在經典章句上的辯難，引出 了「錯把天理當人欲」的可能性。而透過本文關於何喬遠的討論，我們觀察到閩 地理學的諸多發展危機，其中之一即是對經典章句的理解所產生的歧見有關。何 氏在闡論《大學》之意時，每每與王學相左，進而陳述已見。362而本文第五章所 討論的李光地也反映著類似的問題。李氏早年的學術取向是專注於朱子學的闡 發，但至其青壯年時，則也陷於王學與朱學兩者之間難以突破，最後其學術思想 的關懷，轉移至鄉里以及《儀禮》的重新釐訂經傳上。
李氏將其學術重心轉為重視《儀禮》的實踐，以及漸漸看重「鄉先生」移風 易俗的重要性，展現的不只是個人的生命與學思歷程，亦表現出明清士人實踐形 而上思維的演進歷程。這樣的歷程是由治學門徑，延伸到日常生活起居之中，因 此士人間的學術爭論絕對不僅止於「道德」層次，「鄉里」與「風俗」亦扮演著重 要的關鍵性角色。對清儒李光地而言，在學術思維上對於「理」的認知，可以轉 化成由鄉黨至邦國的禮儀實踐。因此，從「心」的體認與「理」的實踐，正方方 面面呈現著一地之學的演進。
本文的分析與討論，試圖呈現閩地士人思想向鄉里擴大滲透的形式。誠如余 英時於《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中提出的由「得君行道」至「覺民行道」的轉變，
362 透過明代《大學》流傳與版本的相關研究，特別是豐坊偽石經《大學》的相關研究，我們能夠 長時段的觀察本文討論的一系列閩地士人的言行。當《大學》的經傳與版本，處於一個王學與 朱學相論難衝突的時代，單純的版本真偽問題就會涉及思想史的脈絡。整個明代後期的經典造 偽，並非只是單純的社會現象，而有著思想爭論的時空背景使然。士人每每針對《大學》而發 其意見，而凡此種種皆與《大學》古本有關，意見紛呈，無以適從。王汎森，〈明代後期的造 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新史學》6，4（1995.12），頁 1-20。
提供了朱子學的兩個取向。本研究進一步認為這兩個取向，並非是斷裂式的發展，
而是具有內涵上相互支持與延續的性質。363「得君行道」的理想，其本身即能由
「覺民行道」的實踐推出，亦是鄉里中士人思想實踐的一體兩面。此兩種取向在 閩地士人的思想中巧妙的實現在「禮」的實踐與「賢」的認同上，是故鄉里之俗，
更推而及之邦國之道。這條由鄉黨至邦國的理路，亦是本文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透過蔡清、陳琛、林希元、何喬遠，最終至李光地，這些閩地理學家試圖在「得 君行道」與「覺民行道」上，找出一個能調和內外，重歸「道一風同」的努力。
是故南宋朱熹的理想，透過一地之學的追索，得以在漫長的時間中，以形形色色 的各種形式重新轉化與創發。
本文結論的第二個層次，是由閩地的思想系譜綜合討論地方士人的思想在鄉 里中的實踐過程。本文由蔡清開始，分析由明中葉以來閩地士人建立與維繫學術 系譜的系列活動。364無論是形諸文字，或是建立坊祠紀念，這些看來一再重覆而 單純的崇敬鄉賢活動，與地方學術系譜的形成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筆者認為明 清閩地學術系譜的建立，是藉著「鄉先生」、「小儒」等人作為文化認同與文化傳 承的媒介。而一些具有紀念性質的碑、坊、宅、祠、墓等等，則具有崇敬鄉賢與 深化認同的功能，於鄉里中宣揚鄉賢的事蹟行誼。例如李光地重修蔡清祠時所撰 寫的引文，便同時具有募捐修建經費的實際功用，以及建立地方學術道統的深刻 用意。如此，透過數代人的經營，對於鄉里的認同與理學的系譜串連在一起，逐
363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
364 相較於本文，朱鴻林則由大時代背景出發，由元代儒者熊禾從祀孔廟問題著手，指出明代朝廷 對於學術評衡的原則如何隨時代改變。朱氏認為明中葉前，明廷重視的是士人具體的著述，強 調廣行于世，為世所用的釋經之作。但明中葉後這個標準日趨於高水平與嚴格化，進一步強調 程朱學統，以及師承輩分的重要性，並開始重視入祀者是否具有羽翼六經之功。朱氏認為由熊 氏等人的例子，可知明廷雖尊朱，但在是否以朱子學為中心典範和終極典範上，卻沒有有意識 的明確決定。相較之下本文觀察到的是鄉里中日益凝聚的認同與道統系譜，強調集逸鄉賢文 獻，收集先正事蹟的工作。這種對於學統師承的專注，以及高標準的評衡士人態度，由地方至 全國皆有共同的時代氛圍存在。相關討論，參見：朱鴻林，〈元儒熊禾的學術思想問題及其從 祀孔廟議案〉，收於朱鴻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頁 58-64。
漸產生了「吾閩」、「吾鄉」、「鄉先生」的概念，這亦是閩地「同一化」之過程。365 這些地方士人對於學術道統的維繫，並不只是形而上的思維活動，更與士人個人 的生命實踐息息相關。可以說，尋訪先哲故跡、追慕譜述鄉賢行誼的活動本身，
就是思想在現實生活中的實踐。
從李光地最終的致仕返鄉之旅，我們看到李氏循朱子生平學行之跡而行，從
「皇極」所在的北京城出發，由江西而信州，由信州而返閩地，一路過訪四處重 要的朱學書院。這不僅是訪先賢之行，亦是尋道脈之所繫，也是李氏最終的生命 追尋，而這一切實有所淵源。由何喬遠致仕返鄉之行中，亦能觀察到由南京、建 陽而至福建山居的路途中，何氏也在尋訪著朱子步履。無論是書院，又或是祠、
墓、宅、亭，一切都呈現出閩地士人對於理學的尋覓踐履。錢穆曾指出書院並非 只是一地講學之所，亦具體的象徵著思想史之綿綿長流。366由錢穆的論點出發，
李光地的返鄉之行，也呈現出思想史上深邃的意涵。李氏此行表面上追尋各地朱 子講學之跡，但實際上則是極為巧妙的安排。就思想上的層次而言，他試圖將道 統的兩個端點串聯一氣，一邊是「君」，一邊是「臣」；一邊是「鄉黨」，一邊是「邦 國」，此為朱子學術、思想之未竟之業。其次，這其中的連結不只是單純抽象的思 想旅程，而是循朱子實際的歷史足跡，用朱熹的歷史脈絡踏上回鄉之旅，由此連 起了南宋朱熹未完的「得君行道」的儒學使命，此為政治之未竟之業。第三個層 次，是私人的層面，是隱而不顯的，即是連貫李氏自身與朱子的生命實踐，由閩 地朱學而安溪李氏之學。朱子未竟之「經世濟民」之業，道德學術之功，由李氏 全面的加以延續，以繼五百年來的學統。由此三個層次，我們發現到李氏的返鄉 之行，最終成為其理學生命之「遠征」，亦是儒學實踐的「遠征」。李氏的成就不
365 參見：《晉江縣志》，卷 15，《秩祀志．祠祭》，頁 11a-11b。
366 錢穆認為：「清廷雖外尊程朱，而於北宋以來書院講學精神，本人心之義理，以推之在上之政治 者，則摧壓不遺餘力。於是錫之東林，以及浙之姚江，徽之紫陽，往昔宋、元、明以來書院講 學之遺規盡墜，則共山學居之廢，不僅東林一脈廢興所繫而已。考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轉變者，
於書院之興廢，及其內容之遷革，誠不可不注意也。」錢氏的相關討論，參見：錢穆，《中國 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20-21。
只是在學術的層面上努力完成其生命志業，這趟由抽象與現實交織出的返鄉之 行，更是「得君行道」與「覺民行道」的全面實踐。在理學層次上，李氏獲得了 康熙帝成就其朱子未竟之業，但另一方面李氏也在由京城返回故里的旅程中，最 終將理學與閩地的學系完全聯結，形成一地之學脈不絕。李氏在鄉里中「覺民」， 由其鄉黨而推至邦國，最終完成其形而上的理學世界與形而下的匯通，由京城至 安溪考亭書院，李氏心心念念在於朱子之未竟之業。理學、天子、書院、朱子過 化之地、朱子往來之跡，加上鄉邑、鄉先生，李光地由鄉黨而邦國，將整個理學 編織成一張巨大的意義之網。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引論中指出，清初諸儒尚有東林遺風，李 氏為宦著述於清初之世，實可以由此角度觀察。367筆者認為李光地在鄉里實踐上 的踐履，反映的正是一種理學面對政治新局勢的努力。「得君行道」的理想實現，
在李光地面對新天子(康熙)時，有了與前代不同的種種可能性。朱子的未竟之業，
閩地鄉賢的夙昔典範，反覆的在鄉里中層積成士人的志業心曲。但同樣的政治理 想，處於不同的政治文化氣氛下，並不只是單純的加以重現與追慕前哲而已。從 李光地為學處世的言論中，我們亦能觀察到清初理學的實踐層面上，與清朝初年 的政治文化實有互為表裡的關係。李氏試圖由議《儀禮》經傳，而論一地風俗淳 化。由議政實行之學，而落實至鄉里學術之維繫。最終以「皇極」而統天下學術 之分離，以達道一風同之志業。其改正《儀禮》經傳，正由「禮」之議，而論「禮」
之習。終而由「閨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推至天下之諸事諸理。
李氏所為正因其憂心地方學術之脈斷，亦因憂學術分離之禍而發。由鄉黨自好之
「執禮成習」，以達其竟朱子未竟之業的人生實踐。李氏之學正在於由朱學而開展 出自身的思維體系，形成其以「德治」為基礎的政治理想。就廟堂方面而言，從 李光地與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全集》纂修完成後，君臣間曾討論 朱子配享次序一事，由此事之始未可知其學踐履的一個面向。最終，康熙帝在此 事上結納李氏之議，將朱子列於「十哲」之後，而非「躋位四配之次」從祀孔子。
367 錢氏以為清初諸儒捨「實行」而言「實學」，不足以言，亦不足以悟，尚得東林遺風之一二。錢 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19-20。
由此段君臣議論中，我們亦能得知李氏在政治領域上的「得君行道」，最終亦促成 其利用「皇極」之力完成了朱子在儒學系譜中不可動搖的地位，完成了理學上下 相承的綿長學脈。368此外，就地方學脈的延續而言，李氏雖言閩學守師說，重訓 詁，但主為標榜朱學之正，非言漢宋之爭。李氏所延續閩地理學之處，正在其發 明開創之舉，為學力求實踐之行。此即本文透過一代代程朱學者的行誼，以及閩 地後學一點一滴累積的追憶譜述中，漸次詳細釐清的閩地理學發展與踐履。
透過蔡清的筆，我們看到了十五世紀時閩地士人致仕鄉居的生活，沉浸在逸 樂文會的詩酒情趣之中。369而至晚明時，何喬遠所倡集之「耻躬會」，則要求與會 士子，歲歲終結計算其一年之善行善心，彷彿行市商人簿記一般。將此對照於李 光地在理學上的實踐，則十五至十八世紀閩地士人思想與心態的變化，一一表露 無遺。長時段的心態變化，亦伴隨著長時間的思想演進。大時代的大傳統中，閩 地理學曲折的在鄉里中成長、變化，最後落實日常生活之中。透過本文的研究可 知，十五世紀閩地士人在意的是文會中的詩歌唱答，漸漸演變為程朱學之講會，
講求躬行實踐。至十八世紀時，李光地在意的是學脈之繫與朱子之業。由個人而 印證時代變遷，可知理學之於明清閩地士人而言，並不只是文獻經典的議論，亦 是士人生命情懷的追尋。理學亦不僅是朝廷令甲取士之學，亦是閩地鄉里學脈之 所繫。而經由蔡清的筆，我們看到了一個「吾閩有學」的開端，而透過李光地的 筆，我們看到了「吾學在閩」的完成。
368 李氏的年譜中就此事有詳細的記載，茲摘引如下：「……未幾有旨：『朕閱《朱子全書》粹然孔 孟之傳，宜躋位四配之次。』公奏曰：『朱子造詣誠與四配伯仲，但時世相後，千有餘載，一但 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祀於十哲之末。」此外，《榕村語錄》亦有相關記載，可 相互參考，茲引如下：「聖廟從祀之禮，斟酌停當最難。前日議朱子升堂，將位於顏、曾、思、
孟之下。某奏：『朱子功德，雖不讓顏、曾、思、孟，但十哲俱是聖門先賢，一旦加其上，恐朱 子亦不安。似不如列於十哲之下為是。』果蒙命允。」相關記載，參見：李清植纂刻、李維迪 校刊，《李文貞公年譜》，下卷，50a-50b。李光地，《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頁 485，〈治道 一〉。
369 蔡清，《虛齋蔡先生文集》，卷 4，頁 29b-31b，〈逸樂會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