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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的契機與挑戰─政府應用篇-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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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

政府機關絕對是巨量資料的擁有者及提供者,有責任帶領公、私部門迎向這 波新知識經濟革命。

-「大數據」的契機與挑戰─政府應用篇-

前言

大數據(big data),無論稱為大資料、巨量資料或是海量資料,近年來成 為熱門詞彙,從 Google 搜尋至少可得到超過 21 億筆結果。拜先進科技驅使,具 備量(Volume,資料大小)、速(Velocity,資料輸入輸出的速度)、多變(Variety,

多樣性)以及真實性(Veracity)等特點的資料浪潮正席捲而來,悄悄帶來新一 波知識經濟革命,將影響公、私領域各項事物。

由於網路科技、雲端技術以及電腦儲存運算功能的精進,大幅提升人類蒐 集和分析資料的能力,許多公司及企業正著手因應大數據時代的衝擊,準備征 服資料海嘯,創造新的商業獲利。Google、亞馬遜書城和臉書均不斷精進其資料 蒐集和分析的能力,希望創新商業模式,增加營業獲利。政府部門亦能善加利 用大數據,帶領公、私部門迎向這波新知識經濟革命,將其運用在公共政策各 階段(問題建構、政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使政府施 政更貼近民意。

問題建構:如何利用大數據問對問題

行政機關推動政策,是否建構正確問題是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核心。一般而 言,問題建構是要釐清問題本質,不斷探討、界定問題範圍,確定問題屬性,

最後去了解問題對利害關係人的意義何在。傳統上,問題建構得委由專業機構 評估,或由行政機關內部自行辦理,且為避免發生第三類型錯誤,在這階段就 應盡可能地蒐集相關資料,但又害怕過多資料而難以推論其因果關係,因此需 要理論及主觀判斷,進行資料篩選。

對於某些關鍵議題,透過廣泛蒐集海量資料,可以了解關心此項議題的利 害關係群族,最重視該項議題的何項子議題。例如核四議題,透過網路平臺統 計搜尋「核四」者,同時搭配其他「環保」、「能源」及「核安」等詞彙的量,

藉此評估在核四這個大議題之下,最多人關心的是哪項子題,再針對該項子題 擬訂後續步驟。巨量資料可更廣泛、更容易地找到相關議題之間的關聯性和強 度,讓政府容易評估、排序優先;類似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方 法論,將問題拆解成若干個子問題,才能較簡單、較有效率地找到對策和處理 方式。

另一種則是發現問題,從各種徵兆去研判問題即將發生,而能事前採取預 防措施。日本福島地震及後續引發的海嘯、核災,損害至今尚無法統計。人類 長久以來都希望能夠預測地震,而巨量資料似乎能讓此一夢想實現。如果能盡 可能蒐集全球各地大小地震的相關資料,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文,以及動物 界任何活動,只要數量夠多、夠廣,分析技術夠純熟、夠迅速,相信人類總有 辦法找到並設定地震前兆相關的先行指標,甚至精準預測發生的時間、地點及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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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規劃

行政機關具有越清楚的問題意識,越能針對問題,提出妥適的解決方案。

公共行政學者卡普蘭(Abraham Kaplan)提出七項政策原則:公正無私、個人受 益、劣勢者利益最大、分配普遍、持續進行、人民自主及緊急處理等原則。政 府決策想要兼顧到這些原則,在規劃過程中,即應針對目的人口及利害關係人 舉辦公聽會,以及經由民意調查,彙整相關意見,作為政策規劃的參考。儘管 如此,政府政策規劃仍常遭批評為不周全、不完善。

政策規劃者需要足夠的資料,才能擬訂施行方案;決策者也需要正確方案,

才能做出決定。引入巨量資料並且進行分析,即是希望政策規劃更具前瞻性,

而且即時因應問題。換言之,巨量資料不僅歸納國內外相關解決方案,更是扮 演補強管理資訊系統、決策支援系統等角色,而這項工作亦可委請民間專業機 構協助進行資料分析。當巨量資料告訴我們如何做最好時,決策者可據此規劃 方案進行選擇,政策也才能融入公共性,貼切人民的需求,避免偏向主觀獨斷。

政策合法化

行政機關一旦制訂規劃方案,合法化過程是不可或缺的階段。合法化是動 態而非靜態,經過行政機關層級批准、社會團體監督,以及民意機關審核通過。

這一階段似乎談的是民主機制,並未涉及巨量資料分析,不過,這一階段講究 的也是行政機關進行說服的過程,尤其巨量資料可以分析審核者的立場、信念 及其核心思想,迅速找到政策方案和審核者之間的最大共通點,依此進行說服 及溝通。同樣地,巨量資料也能輔助行政機關,行政人員得藉以解釋政策制訂 過程,回應外界監督。政府可釋放政策風向球,經由平面、電子媒體,分時分 段分點釋放消息,並憑藉著資料蒐集、分析民眾真正關注點,最後再進行回饋、

說服,匯集成社會最大共識。簡言之,政府決策盡可能蒐集分析巨量資料,並 藉此縮小利害關係人的範圍,當能提升整個合法化過程的效率及效能。

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

學者探討政策執行,通常會劃分第一代由上而下、第二代由下而上,以及 第三代整合等不同的政策執行模式。整合模式強調網絡關係的溝通交流,包括 各級政府垂直、平行合作、政府和民間團體的公私協力;在此應該考量的是,

巨量資料如何促進並實現多元參與。倘能依據巨量資料,分析並規劃政策執行 的比重,例如哪些政策由政府(中央或地方)執行,哪些則由民間單位執行,

甚至計算評估上下及公私協力的執行比例,採取何種執行工具最能達到政策目 標等等。換言之,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利用資料,就像電影「魔球」中的球隊經 理,想著如何利用統計數據分析,在有限資源裡,善用各個球員資料,企求逆 境中勝出。

政策評估是最後也是最關鍵部分,一方面評估計畫和執行內容,另一方面 則是政策效益。矛盾的是,政策評估通常依據理論所假設的因果關係來進行,

即尋找並評估政策產生的正面及負面影響,這和巨量資料分析強調的相關性不 同。不過可以預期,越多資料蒐集,越能對政策過程進行客觀評估,摒除主觀 認定的「為何這麼做」,而是由資料告訴我們各個環節耗費的時間、金錢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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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再去評估「如何精進」。此外,運用巨量資料分析進行影響評估,將政策 相關的大量、雜亂且迅速產生的資料,輸入至政府資料庫,再將分析結果提供 給政策規劃者及決策者,藉此評估政策並作為未來改善的依據。

結論

政府機關絕對是巨量資料的擁有者及提供者,在資訊爆炸時代,政府實際 上擔負重責大任,帶領公、私部門迎向這波新知識經濟革命。換言之,產官學 界怎樣合作推動大數據,細節將會是決定成敗的關鍵。面對大數據,國家將扮 演關鍵性的角色,畢竟國家擁有最多資料,並享有分配資源的公權力。如果國 家的實際執行者—公務員,未具有承擔的使命和巨量資料的知識,僅靠民間單 打獨鬥的話,想跟上此波潮流恐怕相當困難。大數據不僅是數位化,而是從資 料的開挖、蒐集、分析和運用的「一條龍」過程;政府及民間企業分別在不同 的結點,享有不同的優勢,同舟共濟,整合國家機關的掌舵者及執行者,才能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作者李政鴻為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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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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