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華語的在地化及標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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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華語的在地化及標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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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席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 hsysu@ntnu.edu.tw

摘要

本文以社會語言學理論中的指標層次（indexical order；Silverstein, 2003）、大眾語言學（folk linguistics；Niedzielski & Preston, 2000, 2009），及語言標記化（enregisterment； Agha, 2003, 2007）等理論概念為論證基礎，以台灣華語的相關文獻為佐，探討自 1945 年國民黨接收台灣以來，通稱為「國語」的台灣華語是否已經在地化，在語言層面上形成獨樹一幟的華語語言變體。除此之外，本文更進一步論證語言上的獨特性，是否代表在語言態度的層面上，台灣（及其他華語區）民眾亦認為台灣華語有其獨特性？而在這個語言標記化的過程裡，民眾對於各種語言特徵的意識程度究竟到了哪個階段？結果顯示，台灣華語不只在語言各面向已在地化，在社會感知及語言態度的層面也已被標記為獨立的語言變體，並已達到 Johnstone 等人（2006）所言的第三層指標性（3rd_order indexicality）的階段。關鍵字：台灣華語、在地化、標記化、語言態度、認同 ◎ 收稿日期︰2018 年 1 月 13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_{特此對研究助理李婉歆致謝，感謝其在文獻搜尋及書目整理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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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試圖從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的觀點，探討自 1945 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及推動國語運動以來，通稱為「國語」的台灣華語是否已經在地化，在語言層面上形成獨樹一幟的華語語言變體。除建立台灣華語有其語言上的獨特性，不同於北京話及其他地區華語這個論點外，本文更進一步探討語言上的獨特性，是否代表在語言態度的層面上，台灣（及其他華語區）民眾亦認為台灣華語以及其語言特徵有其獨特性，並將之視為認同區辨的標的。換言之，本文以社會語言學理論中語言的指標層次（indexical order； Silverstein, 2003）、大眾語言學（folk linguistics；Niedzielski & Preston, 2000, 2009），及語言標記化（enregisterment；Agha, 2003, 2007）等理論概念為論證基礎，以過去三十多年來與台灣華語相關的語言學實證文獻為佐，探討台灣華語的語言獨特性及標記化的過程中，特定語言特徵的社會意義如何形成，如何再製。 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接收台灣。以北京話為本的「國語」從一個台灣多數人民十分陌生的語言，短時間內成為政府推行的標準語。在初始的過渡階段，語言政策上主要禁用的對象是日語，在學校及其他公共場域裡尚可酌用本省方言。但自 1956 年開始全面推行「說國語運動」之後，學校禁用台語等本省方言，爾後在許多其他公領域亦朝著推行國語，禁止（或限制）方言的政策方向推進。例如 1957 年，政府下令取締羅馬字聖經，禁止傳教士以方言傳教。1959 年，教育部規定放映國語片時，不得加用台語說明，違者勒令停業。1976 年，通過「廣播電視法」，嚴格管制方言的使用等等（黃宣範，1994；李勤岸，1996；施正鋒、張學謙，2003；李雄揮，2004）。這些推行國語，禁止方言的措施，迫使許多台灣人民必須在公領域使用一個原本不熟悉的外來語言，對本省語言的打壓也隨之擴散至私領域，使得台灣家庭出現普遍的跨世代語言轉移，多項研究顯示年輕一代母語能力普遍欠佳，國語成為許多年輕一代的主要語言（黃宣範，1994；Sandel, 2003；Chen, 2010）。「國語」原是以北京話為主要根基所制訂的標準語言。但在台灣通行超過半世紀後，現今台灣社會中通用的國語，已有了許多不同於北京話以及教科書標準的面貌。本文以「台灣華語」指稱目前通行於台灣，通稱為「國語」的華語變體。而本文第一個要論證的問題，即為「國語」引入台灣已 70 年，是否已經在地化並有其語言上的獨特性？從語言學的觀點來說，台灣華語確實有許多不同於北京話及其他地區華語的特徵。何萬順（2010）〈論台灣華語的在地化〉一文，即回顧了許多語言學實證研究，指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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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在語言各個層面，諸如語音、語法、語意、詞彙及語用等層面不同於其他華語變體之處。本文的第一部分即以何萬順（2010）為基礎，但更擴大文獻回顧的範圍，包含更近期的研究，希望能詳實的記錄下台灣華語的面貌。但理解台灣華語的語言特徵僅為第一步。本文的核心研究命題，是這些台灣華語的獨特性是否為使用者所感知？如果答案為是，大眾對於哪些台灣華語的特徵有較高的意識？台灣華語是否被大眾標記為一個獨特的語言變體，具有認同區辨的功能？哪些語言特徵，形成了認同建構的標的？何萬順（2010）已經以語言結構的角度論證了台灣華語的在地化與獨特性，本文下一個提問則是，在社會語言與語言態度的角度，台灣華語是否也有其獨特性？人人皆能使用語言，但不一定會對自己使用的語言有所意識。這兩個層面常常不是同步的。多數語言學家將焦點放在語言本身，但早在 1960 年代，Henry Hoenigswald 即提出了呼籲，認為語言學界應該致力於理解以下三者：一、在語言層面發生了什麼事（what goes on），二、人們如何對語言層面發生的事有所反應（how people react to what goes on），三、人們如何談論語言層面發生的事（how people say what goes on）。並認為只注重第一個層面無法讓我們看到語言的全貌，第二及第三的語言態度層面對語言變化的影響不容忽視（Niedzielski & Preston, 2009）。自 Hoenigswald 60 年代的呼籲以來，關於第二個層面，人們對於語言的反應的部分，已有以 Lambert 等人（1960/1972）為先鋒，以社會心理學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語言態度研究，以間接調查（matched-guise test）的方式，在受試者不知道實驗目的的狀況下，取得其對語言的評價。第三個層面，關於人們如何談論語言的部分，則有 Dennis Preston 及其研究團隊發展出的大眾語言學（folk linguistics）及感知方言學（perceptual dialectology），並認為這些大眾對於語言的看法，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其統整性的原則的。Niedzielski 與 Preston（2009）以下圖表示上述的三個部分。其中 a 對應至上述的第一部分，焦點為「人們如何說話」，bn 及 b1 則分別對應至上述第二部分「人們對語言如何反應」，第三部分「人們如何談論語言」。這兩部分（b’）可綜合以「語言態度」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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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大眾語言學及語言態度語言研究在語言研究中的相關位置

（資料來源：Niedzielski & Preston, 2009, Figure 25.1）

探索這三個層面，也有助於我們瞭解語言的標記化（enregisterment）的過程。Agha （2003, 2007）探討了英國的 Received Pronunciation（RP）從 16 世紀時僅單純為英國倫敦，劍橋，牛津地區的地區優勢口音，逐漸在 19 世紀成為英國社會大眾眼中上流社會語言的過程。Agha（2007: 190）將語言的標記化定義為「一個語體如何成為一個社會大眾感知認可的語言標記的過程」（processes through which a linguistic repertoire becomes differentiable within a language as a socially recognized register of forms）。此定義中的焦點之一，為大眾社會對一個語體的感知，從無意識或低意識到高意識的歷程。因此，理解上述「人們如何說話」、「人們對語言如何反應」、「人們如何談論語言」三個語言層面，對於探索語言標記化的過程至為重要。本文探討台灣華語的在地化以及標記化的過程，也參照上述理論模型。第二節的文獻探討，著重在 a 層面「台灣華語獨特的語言特徵」。第三節則進一步探討 b 層面「台灣華語在社會感知層面的獨特性」，並以文獻佐證之。

a' – cognitive states and processes which govern a

What people say人們如何說話 a b1 bn 人們對語言具有意識的反應以及評論 Conscious reactions to and comments on language 人們對語言在意識層面之外的反應 Unconscious reactions to language

b' – cognitive states and processes which gover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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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華語的語言特徵

語言學相關文獻中，約莫從 1980 年代以降，對台灣華語的獨特性開始有較具系統的著墨。早在 1979 年，Kubler 即在一篇發表於 Journal of 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的論文中，提出台灣華語與美國中文教科書中所呈現的中文在發音、語法與詞彙上都有所不同，應該如同上海普通話或香港華語一般，被視為一個獨立語言變體。Kubler （1985）延續此觀察，認為台灣華語乃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標準語與台灣閩南語兩者語言接觸之下的產物。同年，Cheng（1985）也在 Language 期刊上，探討了台灣話、台灣華語、北京官話的同與不同。Cheng 主要從語法的角度，討論了一些存在於北京官話中，但在台灣華語中少見的特徵，並認為台灣華語除了受台語影響外，也有趨近其他南方漢語方言的 V-O 詞序特徵，遠離北方阿爾泰語的 O-V 詞序的傾向。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台灣華語特徵非關北京官話或台語的影響，而是語言流變中常見的結構簡化或規則化的結果。這些早期研究為台灣華語研究奠定了良好根基。三十年來，台灣華語持續演化，語言學研究也持續記錄台灣華語的各項特徵。何萬順（2010）已經回顧過台灣華語的語言特徵，以下將以何萬順（2010）為基礎，擴充回顧的廣度，並加入 2010 年以後的近期研究。期能更詳盡記錄台灣華語的獨特面貌。基於文獻回顧的整體性，部分何萬順（2010）所回顧過的文獻，仍包含在本文中，但篇幅會較精簡。以下按照語音音韻、語法語意、詞彙及語用等層面一一回顧。 2.1 語音音韻特徵台灣華語的語音特徵中，最為一般民眾所感知的大概就屬俗稱「捲舌」的翹舌音/tʂ/、 /tʂh/、/ʂ/、/ɻ/的舌齒化，或可依俗稱名之為「去捲舌化」。在學術文獻裡，包含 Kubler （1985）、曾金金（1999）、Kuo（2005）、Chung（2006）、柳皓文（2007）、Liao（2010）、 Brubaker（2012）、Baran（2014）、Chang（2013）都探索了此一語音特徵。如前所述， Kubler（1985）為早期提出台灣華語的舌齒化傾向的研究，並認為此現象乃導因於北京官話與台語之語言接觸。曾金金（1999）研究方向稍有不同，並未聚焦於翹舌音的舌齒化，而是以一般認為代表標準發音的新聞播音員為本，據此對比分析兩岸播音員的各項語音特徵。在翹舌音相關這個項目，其結果發現台灣新聞播音員傾向把/ɻ/發為濁擦音或帶摩擦的濁通音，中國大陸新聞播音員則一致發為濁通音。Kuo（2005）同樣探討翹舌音的舌齒化，但認為台灣外省人口來自北方官話區域的比例極小，多數來自於中國大陸南方之漢語方言區，其母語原本就缺乏翹舌音，台灣華語裡翹舌音舌齒化的特徵，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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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因於多種漢語方言接觸之下造成之等化（leveling）現象，而非單純為台語造成的影響。 Chung（2006）則從相反的面向探討台灣華語裡的翹舌音，將研究焦點放在「過度翹舌」（hypercorrection）的現象上。Chung 認為雖然台灣華語的翹舌程度較輕微，但翹舌音仍被視為正式語言的語音特徵，因此造成了在不需翹舌之處翹舌的現象。柳皓文（2007）針對翹舌音進行變異研究，發現語音環境、社會因素和語境皆對翹舌與否造成影響。例如，後母音[u]為母音時，齒音出現在臨近音節時，或當雙音節字詞皆含有翹舌音的第二音節，說話者較常發出非標準的舌齒音。在社會因素方面，年齡、學歷、職業、社會網絡，以及居家最常使用的語言，均影響使用標準翹舌音的頻率。Liao（2010）採用社會語言學變異研究的量化研究方法，加上了質化的語言態度探索，探討「台中腔」中的兩個語音特徵，一為將第四聲發為類似一聲的平調，一為將翹舌音/ɻ/發成[l]。結果顯示長居於台中者，較之於移居至台北者，保留較多的「台中腔」語音特徵。而四聲或平調此特徵，與語言內部因素，亦即前後語言環境較相關。翹舌與否則與社會因素較相關。 Brubaker（2012）探討了翹舌音/tʂ/、/tʂh/、/ʂ/及唇音/w/、/y/、/f/的語音變異，認為在台灣華語裡翹舌音與舌齒音的中間音已與標準翹舌音同樣被視為正式及標準，但將/wo/發為[o]，/y/發為[i]，/f/發為[hw]等唇音相關發音則仍被視為不正確不標準。Baran（2014）同樣以社會語言學變異研究的方法，探討新北市某高中普通學程及職業學程的學生的翹舌音/ʂ/的舌齒化及/wo/的去介音化（labial glide deletion；即上述/wo/發為[o]的現象），發現與學程班級、個人未來就學規劃等因素皆有相關。Chang（2013）以聲學語音學的方法，比較了北京話與台灣華語使用者如何發出翹舌音（production）以及對翹舌音的感知（perception），發現母音環境以及地域差異對翹舌音的產出及感知皆有影響。綜合以上可見，翹舌音的變異，在台灣華語中不僅常見，且已發展出語言內部因素以及區域及社會因素相關的特色。如上所述，Kubler（1985）、Brubaker（2012）、Baran（2014）除探討翹舌音外，也同時探討了台灣華語裡唇音相關的變異。曾金金（1999）也比較了台灣及中國大陸兩地新聞播音員/w/發為[v]的比率以及/i/、/w/、/y/三個介音的長度，發現台灣播音員極少將/w/ 發為[v]，此外/i/、/w/、/y/三個介音長度較中國大陸播音員為短。Tseng（2016）則以訪談中出現的「國語」/kwo y/一詞為目標，探索去唇音化（例如將/kwo y/唸為[ko i]）與社會因素間的連結。根據聲學分析的結果，曾認為台灣華語在唇音這個特徵上仍在變化中，尚未穩定。前述曾金金（1999）與 Brubaker（2012）、Baran（2014）、Tseng（2016），雖然前者以新聞播音員的標準華語為本，後三者以庶民大眾的台灣華語為本，但結果可互相呼應。若標準台灣華語的介音長度原本就較短，則難怪在大眾口語裡有時會有去介音化的現象了。除上述翹舌音及唇音相關語音特徵，另一個有多項研究關注的台灣華語語音特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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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節末鼻音/n/、/ŋ/的合流，即俗稱的「ㄣㄥ不分」。早在 Kubler（1985）即指出台灣華語裡常見/iŋ/→[in]及/əŋ/→[ən]的現象。吳國賢（1985）也探討鼻音合流的現象，除了上述/ŋ/→[n]的合流外，也觀察到相反方向/in/→[iŋ]的現象。陳重瑜（Chen, 1991）以台北地區華語為語料，發現/in/→[iŋ]發生的頻率約為 73％，而/əŋ/→[ən]頻率約為 46％，認為此兩者為合流方向的大宗。Tse（1992）則以實驗資料佐證，認為/ŋ/→[n]的合流為主要流向，/n/→[ŋ]雖有合流趨勢，但較為少見。這些早期研究的結果多半認為/i/、/ə/之後的鼻音合流現象較/a/、/u/顯著，但對於合流方向的結果並不一致，合流現象究竟以/ŋ/→[n]，或/n/→[ŋ]為多，結果莫衷一是。2000 年後第二波相關研究仍未有統一的結果：C. Hung（2005）探討高雄地區華語中/ŋ/的變異現象，發現年齡、社會階層和語境為重要影響因子。Hsu 與 Tse（2007）則有不同結果，年齡性別省籍等社會因素無統計上顯著影響，而是音韻環境影響較大。Yueh（1992）同樣發現社會因素無統計上顯著影響。Lai（2009）與 Yang（2010）則分別以聲學方式探討台灣華語裡音節末鼻音合流的現象，將之與其他地區華語比較。Yang 並認為台灣華語和中國大陸普通話皆有合流現象，但方向有異。針對這些不一致的研究結果，J. Hung （2007）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即各研究的語料來源可能來自台灣不同地區，結果不一致也許是導因於台灣華語的地區差異。近來有愈來愈多研究投入探索此現象的地區及社會差異：Fon 等人（2011）探索此現象的南北地域差異及語言內部因素，Su（2012）則同時探討南北地域差異、性別、對談題材等語言外部因素，及相鄰母音之語言內部因素的影響，Lei（2016）探討北中南三個地區等社會因素以及音韻環境對合流現象的影響， Chen（2017）探討地域、年齡、言談風格與語言內部因素的影響。綜合以上研究，逐漸可以看出台灣華語裡音節末鼻音合流的大致輪廓。除相鄰母音等語言內部因素外，地域差異也是主要的外部影響因素，顯示台灣華語確實已經在地化，並發展出台灣內部的地域特色。另一個台灣華語的語音特徵是與聲調相關的特徵。在討論翹舌音時提到的 Liao （2010）即觸及了台中地區華語中將第四聲發為高平調的現象。聲調相關的台灣華語研究為數也不少。Fon 與 Chiang（1999）以聲學的方法調查台灣華語裡四聲的調值，發現調值為 44、323、312 及 42，與以北京官官話為本的制式調值（55、35、214、51）大不相同。曾金金（1999）探討了兩岸新聞播音員的四聲之音長、音強、平均音高，發現均有小幅出入，而在整體調域上，台灣播音員調域較低且較窄。在輕聲的部分，台灣播音員的輕聲為相對於四聲的縱向區分，輕聲通常發成固定低入聲調，輕聲前一音節變化較不顯著。此與中國大陸播音員之輕聲不同，其輕聲為相對於重音的橫向區分，輕聲是藉由前後音節的音長、音強、音高差距來呈現。Fu（1999）調查台中地區華語，顯示台中之三聲調值為 324。吳淑娟（2003）同樣聚焦於台中區域的華語，認為台中地區的四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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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腔調單元的末尾有上揚的趨勢。Fon、Chiang 與 Cheung（2004）則探討了台灣華語裡的二聲與三聲，實驗結果顯示，二者皆呈現抑揚調且有相似之中低音域，但三聲在抑或揚的部分皆比二聲為陡。Torgerson（2005）以聲學的方法分析探究台灣華語與北京話之間音頻及調域之不同。結果顯示台灣華語調較低。Huang（2008）探討台灣華語中一聲和四聲的高聲調標是否受到方言和性別的影響，以及焦點和方言差異的互動。Hsu 與 Tse （2009）以台北地區的華語為例，探討台灣華語裡輕聲的使用以及調域的寬窄，在本省族群及外省族群間有無差別，結果顯示不同省籍族群間僅調域有所差別，Hsu 與 Tse 認為台灣華語的形成過程可視為一種等化（leveling）現象，尤其在政府大力提倡國語，壓抑其他方言的情形下，等化現象尤為快速。Huang 與 Fon（2011）比較了中國大陸普通話和台灣華語，以及台北和台中的華語，發現台灣華語音頻較普通話低，而台中華語又較台北華語低。尤思怡、陳淑杏、卓素慧、常國禎（2011）探討台灣華語裡的輕聲使用，認為台灣人能掌握的輕聲字，主要來自於中小學時期國語文的習得、語助詞及親屬稱謂重疊詞。較不能掌握的有方位詞尾、名詞尾、老資格詞及連綿詞詞尾。許慧如（2014）透過聲學分析及統計分析，探討台灣的官話外省第二代、非官話外省第二代、本省第二代，這三個族群的華語聲調及調域表現。結果顯示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之間，確實存在「本省口音」及「外省口音」的差異，且本省口音音頻偏低，調域偏窄。此外，非官話外省人的華語表現傾向於向族群認同靠攏，也就是較接近同為外省人的官話外省人，偏離在語言上同屬講非官話方言的本省人。Wang（2017）探索聲調變異，除發現中國大陸普通話和台灣華語在聲調上表現有所差異外（包含輕聲或固定聲調、變調方式等），更認為台灣華語中的聲調變異在語用上是有其意義的，不同聲調表現可能連結到人際的親疏遠近。綜合以上，這些研究顯示了台灣華語在聲調上有其不同於普通話的特徵。台灣華語的母音系統，也有其獨特性。張月琴（1998）的母音聲學的研究結果顯示閩南語、客家語族在使用台灣華語時，母音均受到母語的影響，與國語語族的母音在口腔中位置前後略有不同。而台灣華語和北京普通話的差異主要在於台灣華語的母音比北京普通話空間小，母音間彼此距離也較小。曾金金（1999）指出台灣新聞播音員除了[e] 和[o]之外，母音舌位都偏前。非偏前母音則舌位略低。Wan 與 Jaeger（2003）則以語音學及心理語言學相關證據（例如口誤）為佐證，做出台灣華語為五母音系統的結論。除上述翹舌音、唇音、聲調、音節末鼻音合流幾個大項目外，尚有一些與台灣華語語音特徵相關的研究。例如熊慎敬（2002）探討台灣華語語句焦點之聲學表現。研究發現音長是台灣華語中表現焦點的主要聲學方式，但音強卻沒有直接關係。綜合以上，可見台灣華語確有其語音上的獨特性，並且在台灣內部也產生了不同變體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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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語法語意特徵關於台灣華語的語法語意特徵，早期的代表性研究即為上述的 Cheng（1985）。較近期的歸納性的研究，包含了 Sanders（1992）、Huang（1995）及曾心怡（2003）（此三著作較詳細回顧見何萬順（2010））。Sanders（1992）探索台灣華語情態動詞在語意上和普通話的不同，採用歸納法對自然錄音的語料加以分析，比較八個情態詞語的語意範圍及其使用頻率：包括「想」、「要」、「得」、「別」、「會」、「能」、「可以」和「行」。Huang （1995）探討台灣華語裡一些異於標準國語的語法變化，認為台灣華語裡的四大項特殊語法結構為：動詞前使用時貌標記，如存在貌「有」，實時貌「要」，可能貌「會」，持續貌「在」、有關「來」「去」的方向結構、功能詞「給」當受事或來源受詞的標記、「說」跟「看」作為引介子句的標記。曾心怡（2003）則歸納出十個台灣華語在語法上不同於北京話的特點，包括「有」、「說」、「給」、「在」、「會」、「不行」、「用 V 的」、「V 看看」、「不錯 V」與「來∕去＋處所」等。在台灣華語的語法特徵相關的研究裡，「有」字句是個受到不少關注的主題（例如「你有看到他嗎？」「我有在家」）。除上述 Cheng（1985）、Huang（1995）、曾心怡（2003）等較綜合歸納性的研究之外，盧廣誠（1996）、蔡維天（2002）、蔡雅雯（2010）、陳麗君（2012）、巫淑華（2014）、廖婕伃（2016）皆為文專門探討此主題。盧廣誠（1996）以省籍、教育程度、年齡為變項，以量化的問卷調查法探索華語中助動詞「有」的用法。其調查結果顯示教育程度越低對「有」的新用法使用度越高。年齡而言，隨著年齡層下降，某些「有」字句的使用快速攀升，然而有些用法卻隨著年齡層下降而減少，可見台灣華語中類似閩南語中的「有」字的助動詞用法雖然可視為語言接觸的結果，但並非全面無條件的複製到台灣華語中。蔡維天（2002）探索漢語裡「有」的用法，認為在「領屬」、「存在」、「呈現」、「存在貌（完成式）」、「強調（斷定）」五種關於「有」的語意類別裡，台語五項皆有，北京官話只有前三項，後兩項則隱藏在否定用法背後，其功能為其他詞項取代。但不同於北京官話，台灣華語融合了「完成」有和「強調」有。蔡並從漢語的歷時發展角度來看，認為「有」的五種用法以「存在」為核心，植基於漢語方言的底層，雖然某些用法（如完成和強調）被其他詞項取代，當受語言接觸誘發時，便再次浮出檯面。因此台灣華語此特徵可視為語言接觸（語言外部因素）所觸發的語言內部變化。蔡雅雯（2010）從語法與語意的角度探索有字句，認為「有」字句的用法與其後動詞所帶有的時間概念有關係，「有」字句不僅能與帶有「＋終止」義的動詞配合，同時還能與持有「＋持續」義的動詞一起搭配。而台灣華語中「有」字句也能與「了」、「過」、「在」一起使用。陳麗君（2012）則試圖以語料庫自然語料及問卷法探索大眾對「有」字句的接受度，探討是否可具體論證台灣華語的「有」字句與台語接觸間的關係。調查結果顯示在台語的使用頻率上，以及台灣華語的接受度測驗上，「有＋VP」皆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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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頻率及接受度高，並推論台灣華語「有」字句的語言變化是同時受到了台語的語言接觸和華語語言內部的規律變化原則影響，而造成不同句式的接受度不同。台灣華語「有」的語法化過程中，其語意從「存在、領屬」透過推論變化為「說話者與聽話者間確認或質疑某個動作或事件、狀態、性質的存在、發生與否的主觀認定表現」，語意已經「抽象化」。在語法層面上，「有」的句式和詞性從單純的動詞轉變成動詞或情態詞之二者並行，依附於構式之上。巫淑華（2014）則調查「有＋動詞」的使用頻率，結果發現約有九成的國中、高中，或是大學生，以及約有八成七的社會人士在「有＋動詞」語法上，表現出中度、高度及極度台語影響國語的現象。廖婕伃（2016）則是以歷史文獻及語料庫資料試圖追蹤上古北方漢語，元朝以降阿爾泰語與北方漢語融合時期，及當代漢語南方方言的「有」字句，認為「有」＋謂語的句型之所以能迅速發展，與北方官話未發展出「已然貌」這個語言內部因素較相關。另一台灣華語的語法特徵為「說」的語法化（例如「有些人覺得說他很不近情理」，「這整件事很好笑說」）（取自 Su, 2004）。楊惠慈（2000）以台灣華語中「說」作為引介子句的用法與閩南語「講」做對比分析。Chang（2001）則研究台語及華語的互動如何影響到「說」和「看」的語法化過程。Wang 等人（2003）探索台灣網路語言中「說」的用法。Su（2004）結合語用學與認知語言學，以「主觀化」理論解釋「說」由動詞，而補語標記，而表態度語尾助詞的發展。而後 Chen（2007）、Huang（2010）、江庭宜（2009），相繼探索「說」的語法化及言談功能。江伊惠（2011）則將焦點置於「如果說」，同樣探索其語意、語用，及言談功能。除「有」跟「說」之外，其他關於台灣華語的語法語意特徵的研究，包含了 Chiang （1995）探索台灣華語中複合詞縮減的語法限制（例如「環境保護」縮減為「環保」）。 Tian（2003）比較普通話及台灣華語裡評價副詞「就」的異同。兩地的用法皆有較預期「早」、「短時間」及「數量小」的語意，但普通話裡尚有相反的「晚」、「長時間」、「大數量」的語意存在，需要靠上下文語意來釐清。Lee（2008）則研究台灣華語裡「給」的新興用法。劉崇仁（2010）探討了動詞後結果補語「V 掉」以及量詞「粒」、「顆」、「間」、「款」的使用。洪詩晴（2013）研究台灣華語中「整個＋VP」的語法與語用特徵。Ting （2017）則探討台灣華語中「不錯 V」的用法，從「不錯 V」構詞結構與台語及華語中類似結構間的關係，推論此乃華語與台語接觸所造成的結果。曹逢甫（2017）則從語法化的觀點，探索普通話及台灣華語中「V 掉」結構是如何演化成動相標記。此外，劉德馨（2017）比較兩岸動詞名詞化的「的」字結構，在口語和書面語上是否呈現差異（例如「張三寫的」，「狐狸的狡猾」等）。結果顯示在口語上兩岸無明顯差別，但在書面語上，則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被動義的「的」字結構（如「這本書的出版」），在台灣使用頻率明顯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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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詞彙特徵在語言接觸的環境下，詞彙為最易流動的語言面向。何萬順（2010）做了以下文獻的回顧，此處僅簡述：黃國營（1988）研究台灣作家的小說在詞彙與語法方面不同於普通話的特點。Huang（1997）分析台灣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中的親屬稱謂。姚榮松（2000）討論台灣閩南方言詞進入台灣華語詞彙的過程與分類標準。許斐絢（2000）針對台灣新詞做全方位的研究，探討了外來詞的類型，進入共同語的方言詞界定的問題，並且討論流行詞語的特殊構詞方式，最後探討兩岸詞彙發展的分歧因素。王國齡（2003）則特別研究台灣華語在日本流行文化影響之下產生的日語借詞。除以上何萬順（2010）所回顧過的文獻外，尚有湯志祥（2002）探討台灣華語中來自各漢語方言的借詞。閩語借詞占其語料的 74.5％，粵語借詞占 9.9％，吳語借詞占 9.8％，客語借詞占 5.8％。顏秀珊（2008）、 Hsieh與 Yeh（2009）皆研究台灣華語中的台語借詞，皆以報紙資料庫為語料來源，顏秀珊（2008）探索被借入語彙輸入華語時的形式類型、詞源類別及借入後以哪些方式發展出的新詞，Hsieh 與 Yeh（2009）探索台語借詞（例如「走透透」）與西方語言借詞有何異同及其社會心理動機。這些台語借詞除了有些能填補國語中的詞彙空缺之外，更能豐富國語的表達力。除了新詞與方言借詞外，衰退的詞彙也是窺知語言及社會變化的重要入口。李子瑄（2013）研究過去三十年的詞彙衰退現象，發現在語言結構方面，衰退或消失的舊詞具有五種特徵：字形罕用（如：怯葸、蠭起）、音節增加（如：市勢－市場趨勢）、詞形改變（如：鳩集－揪集）、合詞變化（如：竣事－完竣、完事）及詞序改變（掛高－高掛）。導致詞彙衰退的社會因素則主要有三種：因事物停用或罕用，導致名稱的衰退（如：捲菸）；因立場或態度轉變而引起詞彙的改變（如：匪）；因語言使用習慣的改變引起詞彙的改變（如：決鬬（鬥））。此外，兩岸接觸愈漸頻繁之下，從 2000 年代初期以降，也有不少詞彙研究聚焦於兩岸或各華語區的詞彙差異。除前述許斐絢（2000）之外，金慧蘭（2007）探討台灣、中國大陸、港澳以及新加坡等華語區的漢語新詞的類型、構詞形式及發展趨勢。洪嘉馡與黃居仁（2008，2013）則以語料庫的大量語料，比對兩岸使用詞彙的特性與現象，以探究語義對應與演變等議題。曾萍萍（2009）從漢語不同區域的詞彙差異看文化演變。李衍妮（2015）則從「意義，詞性，簡稱，所指範圍，施動者」等五個角度探討普通話和台灣華語間同名異實詞的差異，並認為兩岸此類詞彙也有融合的趨勢。 2.4 語用特徵台灣華語的語用層面，Tsai（1993）探討台灣華語肯定或否定答詞在對話中和敘述句或問句的運用情況。例如問句：「你是學生嗎？」可以用「是啊。」或者「對啊。」，也可以用「不是。」或「沒有。」回答。研究發現是：不是，好：不好的所謂標準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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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能完全應用在台灣華語。Yu（2004）、Wang、Tsai 與 Ling（2007），以及 Wang （2008）探討否定詞「沒有」在台灣華語的言談功能，而將之視為一種言談標記，帶有「否定」、「閃避」、「自問自答」、「自我修正∕澄清」、「轉移話題」等多重功能。Wang （2008）除了探討「沒有」，也探討了「不是」，認為兩者皆能出現在會話中相鄰配對（adjacency pair）的第二部分，帶有不符合期待（dispreferred）的意涵。但「不是」的意義較單一，「沒有」則正在語法化，功能較為多元。Chang 與 Lin（2009）研究台灣華語裡的回應標記「是哦」及「哦」在即時通上的言談功能。「哦」是即時通上常出現的暗示疏離態度的回應標詞，「是哦」則是一個較緩和的回應標記，用來表達「小驚訝」。總體而言，「是哦」語氣較「哦」緩和而禮貌。吳佩怡（2006）針對台灣華語的語氣詞（包括「啦」、「咧」、hoNn、haNn 和 hioh）進行分析，藉由探討語氣詞的核心語意與語用功能，觀察普通話語氣詞如何受台語影響而產生變化，以及台灣華語自台語借入語氣詞的情況。分析結果顯示，「啦」受到台語影響已非單純「了」、「啊」連續而來的語氣詞，而具有標示言談單位結束的功能；「咧」則標示語句內容和說者或聽者的預期呈現對立關係；而從台語進入台灣華語的語氣詞， hoNn 的功能在邀請聽話者參與協商；haNn、hioh 則分別徵求聽話者回應或證實。Lin （2014）同樣著重於語氣詞，將字典裡包含的語氣詞，與台灣華語對話語料中的語氣詞做了以下對照：

表一標準華語與台灣華語自然對話中的句末語氣詞標準華語句末語氣詞

UFPs in standard Mandarin

臺灣華語句末語氣詞

UFPs used in Taiwan Mandarin conversation

ma [ma] ma [ma] ba [pa] ba [pa] ne [nə] ne [nə] a [a] a [a] o [D] o [D] la [la] hoNn [hD ] haNn [hb ] hioh [hJD ] lê [lX] nê [nX] ê [X] （資料來源：Lin, 2014: 3, Tab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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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將研究焦點放在 a、la、ê 三個語氣詞上，將之再細分為不同的類別，探索其功能，並探討其起源與台語以及江淮官話之語言接觸間的關係。Lin 認為 a 可依聲調高度分為兩種，主要功能為啟動說者或聽者所知。為台語的 a 進入台灣華語後重新詞彙化的結果。 la也可細分為二，一種為普通話及台灣華語所共用，另一種僅於台灣華語出現。la 的主要功能為標示一種調整，為台語詞彙進入台灣華語的結果。ê 標示了邀請聽者合作參與的動作，為江淮官話所帶來的影響。劉怡君（2007）研究台灣華語中的委婉語的形式及語用策略。在表達委婉言語的三大語用策略（「積極禮貌」策略、「消極禮貌」策略及「不公開面子威脅行為」策略）中，以「消極禮貌」策略被受試者採用的比例為最高。三大策略底下的九個細部具體策略，統計結果顯示，「提問與規避」、「給予理由」，以及「表示敬意及道歉」三個策略的使用比例最高。同樣關注「禮貌」相關現象的還有 Lin 等人（2012）以台灣華語及中國大陸普通話的讚美策略為焦點的研究。調查結果發台灣及中國大陸兩組受試者在讚美行為的大方向上差異不大，都最傾向使用直接讚美的方式，但在使用間接讚美時則有一些統計上有顯著差異的策略上的不同。除此以上語氣詞及禮貌現象的大類別之外，Chin 等人（2010）則以語意學及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台灣華語的感嘆詞「唉哟」。以上概述了台灣華語在語音音韻、語法語意、詞彙及語用方面的各種特徵。經過過去三十多年來語言學研究的累積，台灣華語在語言特徵上的獨特性應已毋庸置疑。較早期的研究（如 Kubler, 1985）多半將台灣華語的特殊性歸因於北京官話與台語的語言接觸，但較晚近的研究（如 Kuo, 2005；何萬順，2009，2010；Hsu & Tse, 2009；許慧如， 2014；Lin, 2014）則認為在台灣的外省人口中，來自官話區域的比例甚小，多數仍來自漢語南方方言區。因此台灣華語的獨特性，應歸因於被視為標準的北京官話與台語及其他南方漢語方言的多重接觸下所產生的語言變化。

3. 台灣華語在語言感知與態度層面的獨特性

從上一節的文獻探討可見台灣華語在語言各個層面皆已在地化，並有其不同於其他華語變體的獨特性。然而語言上的獨特性，是否表示社會大眾在感知及態度層面上，亦認為台灣華語有其獨樹一格之處，並且將之視為認同區辨的標記？如果為是，大眾對於台灣華語中哪些語言特徵具有較高的意識？這些語言特徵又連結到哪些社會群體及社會意涵，並用以建構認同、區分他我？這一節試圖回答上述核心問題。社會語言學及語言人類學文獻中，有幾個重要的理論架構試圖探討語言特徵（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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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變體）如何從中性的，不帶主觀社會意涵，多數人無所覺知的語言特徵逐漸演變為具象徵性社會意義的語言特徵的過程。其一為 Labov（1972）對於語言變異的討論，其中提到語言變異的三個類別（或演變階段，但並非所有變異都會經過三個階段），一為指示項（indicator），二為標誌項（marker），三為刻板印象（stereotype）。指示項為不具特別社會意涵的語言特徵，此特徵可能普遍存在某個地區的語言裡，語言學家能察覺此特徵，但大眾對其沒有感知，因此也不會被使用在不同情境或不同場合裡。標誌項則是大眾稍有感知的語言特徵，開始被同一個說話者使用在不同情境之下，標示不同正式程度或人際關係，但說話者雖然能如此做，但未必能有意識的討論此語言特徵的使用。刻板印象則為大眾有意識並且可以具體評論的語言特徵，並往往能將其連結到某一個社會群體或社會意涵。 Labov的這三個分類，與語言人類學文獻中，Silverstein（2003）所提出的指標層次（indexical order）有異曲同工之妙。Silverstein 的理論中心在於探索語言與社會意義兩者如何連結並且不斷再製、變化。他所提出的「第 n 層指標性」（nth_{order indexicality）} 近似於 Labov 的指示項，在這一層的語言特徵與社會意義的指標關係裡，這兩者的連結僅僅為某一語言特徵常用於某一地區或某一社會階層這樣的中性連結而已，不具價值評斷。「第 n＋1 層指標性」（n+1st_{order indexicality}_{）則是建立於「第 n 層指標性」之上，} 由原來的中性連結衍生出新的，具有社會評價及反應某些意識形態的意義（例如某些語言特徵比較「高級」、「正確」等等）。而這個＋1 的過程可以不斷重複而讓語言的社會意義不斷有新的演變。Johnstone、Andrus 與 Danielson（2006）結合了 Silverstein（2003）的指標層次以及 Agha（2003, 2007）的語言標記化的理論架構，討論美國匹茲堡地區的英語如何從僅為一個地方方言逐漸被建構成為大眾眼中具有獨特性的「匹茲堡語」（Pittsburgese）的過程。Johnstone 等人在其中述及語言標記化所經歷的三個階段，依照大眾對於語言與社會意義的連結的意識強度，可分為第一層指標性（ 1st_order

indexicality；幾無意識），第二層指標性（2nd order indexicality；半意識），第三層指標性（3rd_{order indexicality；高度意識）。在第一層指標性這個階段，僅有「某地區或某群體} 的人會有某種語言特徵」這樣單純中性的連結，在第二層指標性階段，區域或群體語言特徵開始被單一個人使用於不同的場域，用以投射不同的自我面貌或協調人際距離。在此階段大眾已經開始對這些語言特徵產生心理評價，並且在語言行為上顯示出來，但未必能具體評論。到了第三層指標性的階段，大眾對某些語言現象已有高度意識，社會上時常可聽到對某些語言特徵的討論及評價。此三階段可約略對應至 Labov 的指示項、標誌項及刻板印象，差別在於 Labov 談論的是個別語言特徵的類別及發展，而 Johnstone 等人則是討論一個語言變體從地區方言到大眾將之視為具獨特性的認同目標的過程。這三個階段，正好也對應到了本文引言部分所提到的 Henry Hoenigswald 所言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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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說了）什麼」，「人們對語言如何反應」，以及「人們如何談論語言」這三個欲瞭解語言變化過程不可不知的部分。引言部分已提及 Niedzielski 及 Preston 之研究團隊也討論了約略可對應至 Hoenigswald 所言的語言的三個面向：「人們說什麼」（What people say）、「對語言的意識之外的反應」（unconscious reactions to language）、「對語言有意識的反應」（conscious reactions to language）。表二將以上幾種理論架構以列表方式依說話者意識強度約略對應，但各個理論架構的重心稍有不同。Hoenigswald、Niedzielski 與 Preston 著重在欲理解語言不可不知的三個部分，Labov（1972）比較著重在個別語言特徵的演進發展上，Johnstone 等人（2006）與 Labov 同樣注重語言特徵的演進發展，但目標在於理解這些個別的語言特徵之演進發展如何促成了一個地區方言（或某個社群的說話方式）的興起，從而逐漸被大眾構築為一個具有明顯可見文化特色的語言變體。也就是語言標記化的過程。

表二 Hoenigswald（cited in Niedzielski & Preston, 2009）、Niedzielski 與 Preston （2009）、Labov（1972）、Johnstone 等人（2006）之語言三面向∕階段對應比較，依意識高低排列

Hoenigswald Niedzielski & Preston (2009) Labov (1972) Johnstone et al. (2006) 發生了（說了）什麼 What goes on 人們說什麼 What people say

指示項 Indicator 第一層指標性 1st order indexicality 人們對語言如何反應 How people react to what goes on 對語言的意識之外的反應 Unconscious reactions to language 標誌項 Marker 第二層指標性 2nd order indexicality 人們如何談論語言

How people say what goes on 對語言有意識的反應 Conscious reactions to language 刻板印象 Stereotype 第三層指標性 3rd order indexicality 以下的文獻探討，目的在於討論台灣華語是否也在語言態度及感知的層面進入了語言標記化的過程。由於目的與 Johnstone 等人（2006）較為一致，因此分節討論時主要以 Johnstone等人為依歸，但此分類主要著重在語言特徵的產出面（production），因此在本依意識程度高低排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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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我們稍加調整，同時納入了感知層面（perception）所顯現的語言態度之相關研究，期能對「人們對語言如何反應」這個面向有更完整的討論。以下就逐步按此三階段的定義，佐以文獻回顧，辯證台灣華語是否已經逐步走到第三個階段，在社會感知層面也已是一個獨立的語言變體。 3.1 第一層指標性：語言特徵的社群分布在台灣華語語言特徵的社群分布這個大項目之下，第一個可談的，是台灣做為一個華語使用區域，是否有獨特的語言特徵。本文第二節全節內容皆談論此一主題，此處不再贅述。第二個主題，則關乎在台灣內部，這些語言特徵是否呈現社群性的分布（包含地區、年齡、性別、族群等）。這也是台灣華語是否在地化的重要指標。第二節所回顧的文獻中，有部分觸及台灣內部語言特徵差異性的議題。因前節已回顧過，此處僅簡述之。例如，在翹舌音∕舌齒音方面，柳皓文（2007）的研究，指出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社會網絡等因素皆與翹舌或舌齒發音有關連。Liao（2010）則指出/ɻ/的翹舌或舌齒發音與地區因素（台北∕台中）相關。而在俗稱ㄣㄥ不分的音節末鼻音合流的相關研究中， Hung（2005）認為年齡與社會階層與之相關。Fon 等人（2011）則聚焦在南北地域差異上。Su（2012）探討南北地域及性別差異。Lei（2016）指出地域差異對於合流現象的影響。Chen（2017）則聚焦在北中南三個地域與年齡上。綜合上述與音節末鼻音合流相關的研究可知，此現象有明顯的台灣內部地域差異。在與台灣華語的聲調特徵相關的研究裡，也可見台灣內部社群分布與聲調特徵的關連。Fu（1999）、吳淑娟（2003）、Liao（2010）皆討論台中地區的聲調特徵。Hsu 與 Tse （2009）則發現調域與省籍之相關性。Huang 與 Fon（2011）認為台中及台北兩地音頻高低有所不同。Hsu（2014）則指出省籍與音頻及調域之間的關係。上述述及台灣華語內部社群性差異的研究，多半聚焦在語音層面，但也有少數研究觸及語法及語意相關特徵。例如盧廣誠（1996）探討「有」字句的使用，發現年齡及教育程度與之相關。此外，Huang（2017）探討量詞「輛、部、台」及「個、顆、粒」內部的認知屬性及外部社群分布，結果顯示量詞的使用與年紀、性別、場域（高價或二手車商，超市或傳統市場等），及說話者的閩南語使用頻率皆有關係。綜合觀之，上述研究確立了台灣華語語言特徵的內部差異性。此內部差異性顯示了台灣華語在台灣地區已從一個外來語言逐漸的步向在地化，並衍生出社群之間的不同。此點確立了之後（也就是 Johnstone 等人（2006）所言之第一層指標性之連結關係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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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下一個問題，是這些語言特徵與社群之間的連結，是僅為語言學者察覺的社群語言差異，一般人對其毫無所悉，也沒有在使用上顯示出對這些語言特徵有任何的意識，抑或是在使用層面上，已經為說話者在不同的情境下採用，用以標示正式程度或人際遠近關係，而達到了 Johnstone 等人（2006）的第二層指標性，或 Labov（1972）的標誌項的程度？此為下個部分的核心提問。 3.2 第二層指標性：語言特徵的情境變異及內顯語言態度第二節與 3.1 的文獻回顧，可對等於「人們如何說話」這個面向。此節則將重點放在「人們對語言如何反應」這個層面，而這裡的反應指的是不在意識層面的反應。此層面又可略分為兩個部分，一為語言的產出層面，一為對語言的感知層面。從產出如何看出人們對語言的反應？如前所述，Johnstone 等人（2006）認為在第一層指標性的階段，語言特徵與社群分布僅僅是單純的連結，但在第二層指標性的階段，原來的連結重新再製而成為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策略運用的溝通資源。因此觀察台灣華語的語言特徵是否有因為語言情境而產生變化，為觀察「人們對語言如何反應」的一個重點。除觀察產出部分，透過對台灣華語的感知層面的觀察，也可窺知人們對語言如何反應。這部分則可以以語言態度研究佐證之。因此下列文獻回顧將同時包含以上兩者。在第二節所回顧的文獻裡，有一小部分述及同一個說話者在不同情境之下運用某些語言特徵的現象。文獻中著墨最多的為翹舌音∕舌齒音這個語言特徵，Chung（2006）討論了台灣華語中翹舌音的矯枉過正現象（hypercorrection）。Chung 認為台灣華語的翹舌程度雖然較北京話輕微，但翹舌音仍然被視為正式語言的象徵，因此才會在某些較正式的情境之下，產生在不該發翹舌音的地方發翹舌音的矯枉過正現象。柳皓文（2007）也認為語境為翹舌音的變異的影響因素之一。Baran（2014）在北部某高中的社會語言學變異研究，發現翹舌與否與所在班級（升大學班、職業教育班），以及學生個人對未來的期待與投射都有關連。凡此可見，翹舌與否已不只與社群分布相關，也與個人在不同語言情境下的使用方式有關。在音節末鼻音合流這個語音特徵上，Hung（2005）針對/iŋ/的實驗結果指出其與語言情境正式與否有顯著關連。Fon 等人（2011）除討論此鼻音合流現象在產出端的區域差異之外，也探索了合流現象的語言態度的區域感知差異。結果發現/in/→[iŋ]的合流一般被認為頗趨近於標準，/iŋ/→[in]則是相當的不標準，至於/əŋ/→[ən]這個合流趨勢，來自南部及北部的受試者則顯現出了區域的差異。北部受試者認為其頗為標準，南部受試者則認為其較不標準。Su（2012）除討論此合流現象與區域差異的關連外，更進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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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從區域差異發展到性別差異之間的社會意涵再製過程，認為/iŋ/→[in]這個合流趨勢已逐漸發展成為 Labov 所言的第二階段的標誌項。以上回顧同樣可見音節末鼻音合流的現象已不只和社群分布有關，而與語言情境及態度有明顯的關連。由此並且可證在語言態度層面，台灣地區已逐漸演化出在地化的，不同於教科書國語的語音標準。此外，Jan（2016）以台灣配音表演的語音特徵為題，探討大眾對於配音的感受以及配音與日常言談的語音差異，結果顯示台灣年輕聽眾普遍認為配音聽起來標準但不自然，而其與日常口語在翹舌音、連併、基頻軌跡及逐字時值變異等面向均有顯著差異。配音表演風格受早期語言政策規範之國語發音所形塑，與現今通行之台灣華語已有差異。聽眾覺得不自然，再度支持了上述台灣華語已發展出在地化的標準的論點。在聲調相關研究方面，Wang（2017）指出了台灣華語的聲調變異具有標記人際關係遠近的語用功能。以實驗資料及互動錄影資料中的語言及身體動作做為佐證，此研究指出某些詞彙，例如「爸爸」一詞，在台灣華語中可以有「HL-Ø」及「L-LH」兩種呈現，而其使用與當下情境及欲傳達出情感或關係有明顯的關連。在「有」字句的態度方面，鄭寶珊（2014）探討了「有 NP 在」的句式（例如「印度英語有它的特點在」），試圖瞭解其接受度。「有 NP 在」的句式在曾心怡（2003）即被點出為台灣華語的語言特徵之一，鄭寶珊（2014）則探討不同社群對於這個句式的接受度。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有 NP 在」傾向於接受，但不同社群接受度有所差異，「華語教師」對「有 NP 在」以單句顯示時的接受度與容忍度都較「非華語教師」類別低，但實際於語境應用時，「有 NP 在」是可以被使用的，而以年齡分類來看，「55 歲以上」偏接受，「54 歲以下」則接受不接受兼有。若以母語分類來看，國語母語人士與閩南語母語人士兩個群體雖然都容許「有 NP 在」形式，但如果「有 NP 在」不是唯一選擇時，傾向其他用法，而且國語人士傾向比閩南語人士明顯。除了以上以特定語言特徵為基礎的研究之外，許慧如（2016）以口語配對調查（verbal guise）的間接調查法，探察年輕一代對於「外省國語」、「台灣國語」、「台灣華語」、「中國北方口音普通話」、「中國南方口音普通話」的態度。問卷的統計結果顯示，整體而言，除了「親切」面向之外，這五種華語口音在社會吸引力、優秀性及華語能力等面向上獲得的評價，由高至低為「外省國語＞台灣華語＞中國東北口音、中國南京口音＞台灣國語」。而在「親切」這個面向上，這五種口音由高至低幾乎呈現反向排列，也就是「台灣國語＞中國東北口音、中國南京口音、台灣華語＞外省國語」。此研究也以間接研究法證實了社會大眾能夠區隔「外省國語」與「台灣華語」與中國口音的不同，並賦予其不同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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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此節回顧的文獻可知，台灣華語已不只呈現中性的社群分布，而是從產出及感知端皆可觀察到語言態度的存在。 3.3 第三層指標性：對台灣華語的外顯態度以上回顧可知台灣華語的多項語言特徵已不僅呈現社群分布，而同時為說話者策略使用在不同情境之下，並且從間接的態度感知的研究裡可以窺知台灣華語使用者對於這些語言特徵已逐漸產生了在地化的，不同於教科書的評判標準。但是即便如此，這些研究結果並不代表台灣華語使用者必然能有意識的談論或評判這些語言特徵。那麼，是否有更明顯的證據顯示台灣民眾對台灣華語的語言特徵已經有高度的意識及價值評斷呢？此節回顧 Brubaker（2012）與 Su（2016），應可回答這個問題。

Brubaker（2012）題為 The Normative Standard of Mandarin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Variation in Metapragmatic Discourse，為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博士論文。此研究源起於一個觀察：台灣目前一般大眾使用的華語與教科書裡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標準國語，似乎有所差異。在一般使用與官方標準有落差的狀況下，在民眾心中真正的「標準」到底為何？哪些特徵被認為是標準，哪些不標準？為回答此問題，Brubaker 在台灣南北訪談了 158 名受訪者。訪談內容的核心為受訪者討論「標準」「不標準」的國語時，所連結到的語音特徵，以及受訪者對各種語音的評論（metapragmatic reports）。除了上述兩者以受訪者對語言特徵的評論為焦點的語料分析之外，Brubaker 並參考了受訪者最常提及的（不）標準語音特徵——包含翹舌音/tʂ/、/t ʂh/、/ʂ/（可發為翹舌音、中間音、舌齒音）及唇音/w/、/y/、/f/，據此以受訪者受訪時的語言為樣本，進行語音變異分析，探查這些語音特徵與地區、性別、年齡、社經階級、省籍、母語之間的關連。綜合以上語料分析，Brubaker 得以探索在當前的台灣，民眾心中真正的標準或不標準是什麼。此論文結論整理如下：一、受訪者所指出的「不標準」發音，翹舌與否為最大宗，其次為/f/→[hw]。如上所言，Brubaker 乃根據此結果，以翹舌音及唇音相關特徵進一步進行語音變異的統計分析。二、教科書（超）標準翹舌音雖為大眾意識程度甚高的標準音，但在受訪者評論中可見民眾對其有負面評價。量化分析結果顯示高社經階級、北部人、女性、年齡較輕者、母語為國語者翹舌音使用較多。其中以社經階級和區域影響最大，年齡、性別及母語次之。但年齡一項分布頗為有趣。30 歲以上族群依年齡增加使用標準翹舌音的較少，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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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最年輕的受試者裡，則有反轉的趨勢。也就是說，使用翹舌音最多的年齡，為 31-40歲的中年人士。三、介於翹舌與舌齒的中間音，在上述各項變因中，與翹舌音的走向十分類似，但在受訪者評論中，無標準翹舌音的負面意涵。四、唇音相關的/f/、/w/、/y/的非標準發音，則與年齡、社經地位、性別、母語等有關。年齡較大、社經階級較低、男性、閩南語為母語者使用較多。在受訪者評論中帶有負面意涵。五、綜合以上，何謂台灣華語的標準發音，在翹舌音特徵上，大眾真正認為的標準發音，應為翹舌與舌齒的中間發音，而非教科書翹舌音。在唇音方面，則仍與教科書標準一致。此研究顯示台灣華語不僅在語言特徵上有其獨特性，社會分布上呈現諸多面向，更重要的是，受訪者明確展示了其對台灣華語特徵的意識，以及對於各式發音的評價和社會意義的連結。顯示台灣華語確實已進入標記化的過程（Agha, 2003），處於 Johnstone 等人（2006）所言之第三層指標性的階段。 Su（2016）為另一明確指出大眾對台灣華語的意識程度的研究。此研究探討網路及媒體上對台灣藝人進入中國市場以後改變腔調的現象之評論。研究主軸在於探索民眾對於「大陸腔」或「非台灣腔」的認知為何。主要命題包含如下：哪些語言特徵被視為「大陸腔」的表現？大眾對於這些語言特徵是否具有不同程度的後設語言意識（metalinguistic awareness）？這些語言特徵如何連結至特定社會意涵？這些評論揭示了哪些與語言、認同、信實等觀念相關之語言意識形態（語言信仰）？分析結果顯示以下語言特徵被連結至「大陸腔」或「非台灣腔」：翹舌音、兒化、翹舌音的弱化（lenition）、輕聲的使用、較寬的調域，以及特定的詞彙發音（例如「拍片」，台灣發音「片」為四聲，中國大陸發音為一聲，在網路評論中被書寫為「拍偏」）。但在媒體與網路語料中可見，大眾對這些語言特徵所具的意識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一些特徵能被明確指出，甚至有特定的名稱（如「捲舌」），有一些無特定名稱，但能舉出明確例子，有一些則僅能針對某些藝人的錄影片斷，用怪腔怪調來形容。按以上所言後設語言意識的程度，可整理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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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媒體與網路語料提及「大陸腔」時所展現的後設語言意識

意識程度語料中實例

後設語言標籤（Metalinguistic label）「捲舌」對特定語言特徵的意識

（Awareness of a known feature）

「好兒啊」「拍偏」對特定腔調的意識

（Awareness of a known accent）

「怪腔怪調」（舉例影音片段中包含翹舌音、兒化、翹舌音的弱化、輕聲的使用，以及較寬的聲調幅度）（資料來源：Su, 2016）而語言特徵與社會意涵間的連結，也在評論中明顯可見。對於藝人的腔調改變，有正面、中性，也有負面的評價，尤以負面居多。負評多半將以上語言特徵連結到「假」、「混雜」、「不自然」、「媚中」等與「信實」及「認同」相關的概念。綜合 Brubaker（2012）與 Su（2016），可見台灣大眾對於台灣華語的某些特徵已有高度意識，能夠有意識的談論相關特徵及其社會意涵，應該已進入 Johnstone 等人（2006）所言之第三層指標性的階段。台灣華語也已被大眾標記為一個獨特的語言變體，具有認同區辨的功能，用以區隔中國大陸與台灣。藉助於台灣華語相關文獻，以上從第一層指標性，到第二層乃至於第三指標性的討論，應該可以明確立論台灣華語不僅僅在語言層面已在地化，在態度及社會感知層面，也朝向標記化的方向邁進。以上論證指出了台灣華語的一些語言特徵已成為認同投射的對象。但誠如 Jenkins （1996: 20）在討論認同時所說，認同實為個人內在自我定義及社會外在給予的定義不斷融合的結果（an ongoing synthesis of (internal) self-definition and the (external) definitions of oneself offered by others）。Jenkins 討論的雖為個人的認同，但我們應能將此觀念擴展至對台灣華語的認同之上。此節討論的 Brubaker（2012）與 Su（2016），前者從台灣社會內部觀點探討台灣華語，後者從台灣社會內部往外看，探索他者（例如大陸腔）的存在如何讓台灣大眾對台灣華語有更具意識的討論。以下最後一部分的文獻探討，則採取一個相反的視角，也就是從台灣外部看待台灣華語如何被視為一個獨立的語言變體。 3.4 由外向內的視角此節討論中國大陸社會如何看待「台灣腔」或「港台腔」的學術專著。Zhang（2005）在其探討中國大陸就職於外商企業及國家企業的經理層級人士的語言變異時，就探討了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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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北京普通話特色的「輕聲」跟所謂「港台腔」的「固定聲」（full tone）兩者，在外商中高階主管與國家企業中高階主管的語言中有很大的不同。國家企業中高階主管使用輕聲非常廣泛，但外商企業中高階主管（此文稱之為 Chinese yuppies「中國雅痞」）則會在不同語境下使用不同比例的輕聲及固定聲。Zhang 認為此與雅痞所構築的為超越地域的外商職業認同有關，與北京國家企業主管人士在地的認同有很大的不同。此文雖非以台灣華語為討論中心，但已可見中國大陸社會對台灣華語語音特徵的看法以及策略運用。

Zhang（2017）的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ing Commonness through Cosmopolitan Chinese 一書則更詳細的探討中國大陸社會所認知的「港台腔」的崛起（Zhang 在此書中稱之為 Cosmopolitan Mandarin，也就是 Zhang（2005）中所稱的雅痞式中文），以及其社會意義上的演化。「港台腔」最為中國大陸社會所感知的語言特徵為「去兒音」及「去輕聲」，其社會意義也從原來僅僅標示地區不同（南方或港台），轉化為標示「輕柔」、「時尚」，甚或「矯飾」等社會意涵。

Peng（2016）的 Talk Shows and Language Attitudes: A Soci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Attitudes Toward Taiwan Mandarin Among Chinese Mainlanders博士論文同樣以中國大陸的視角看台灣華語，其研究聚焦在兩個台灣華語語法特徵：「給」以及「有」的句型，如以下例句：（1） a. 我等一下給你打電話（標準普通話） b. 我等一下打電話給你（中國南方普通話及台灣華語）（2） a. 我看過這部電影（標準普通話） b. 我有看過這部電影（台灣華語）此論文主軸在於探討中國大陸社會內部對於台灣華語這兩個語言特徵的接受度，與語言態度以及媒體接觸是否有關連。結果顯示對台灣電視節目及偶像劇接觸較多者，比較傾向文法測試上將類似 2（b）的有字句評為合乎語法，也較容易將「有」字句與「誠懇」、「低調」、「優雅」等特質連結。但動詞後的「給」句型則不具此關連，部分原因可能為中國大陸的普通話中原本就有此句型存在。此研究同樣顯示了台灣華語在中國大陸民眾眼中為一具有社會意義的語言變體。 Zhang（2005, 2017）與 Peng（2016）提供了從台灣社會外部看待台灣華語的視角。雖然角度不同，但同樣標記了台灣華語在大眾眼中之獨特性。從此節的文獻探討，我們應可明確推論出台灣華語的語言特徵已經歷了三個層次的指標性的三個階段，朝著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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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方向邁進。同時不論從台灣社會內部自評（例如 Brubaker, 2012），由台灣內部往外的視角（例如 Su, 2016），以及從台灣外部往內的視角（例如 Zhang, 2005, 2017；Peng, 2016）都證明了大眾對於台灣華語能夠有意識的評論其特徵及社會意涵。台灣華語已逐漸成為認同標記，應該無須置疑。

4. 結語

此文採用指標層次（Silverstein, 2003；Johnstone et al., 2006）、語言標記化（Agha, 2003, 2007），及大眾語言學（Niedzielski & Preston, 2000, 2009）等理論架構，藉由台灣華語相關文獻，探討台灣華語的在地化及認同標記化。除逐一探討台灣華語在語音、語法、詞彙、語意、語用等面向的特色外，也論證了台灣華語的特徵不僅呈現規律的社會分布，且已為社會大眾所感知、反應、討論。在第一節中，本人提出了以下研究命題：台灣華語的獨特性是否為使用者所感知？如果答案為是，大眾對於哪些台灣華語的特徵有較高的意識？台灣華語是否被大眾標記為一個獨特的語言變體，具有認同區辨的功能？哪些語言特徵，形成了認同建構的標的？第二節及第三節的文獻回顧，已具體回答了以上問題。台灣華語的獨特性，已為台灣內部大眾（見 3.1-3.3 節）以及外部人士（見 3.4 節）所感知。大眾具有較高意識的語言特徵，包含了翹舌音的舌齒化，唇音相關語音變異，「有」字句的使用，音節末鼻音合流的現象，變調的方式（例如輕聲及固定聲），以及多樣的語氣詞。這些語言特徵，皆為標記認同的可能方式。台灣華語不只在語言各面向有在地化的獨特性，在社會感知、認同，及語言態度的層面也已被標記建構為一個獨立的語言變體。「國語」引入台灣已有 70 年左右的時間。從一個僅為非常少數人口使用的外來語言，到現今為台灣絕大多數人口所用，「國語」在台灣的樣貌，在這 70 年內已有很大的不同。1945 年以來，「國語」在政府政策之下在台灣的迅速擴張，大大排擠了台灣在地語言的生存空間，但不可諱言的，國語在台灣也逐漸生根，發展出以北京話為本的標準語之外的獨特樣貌。此文回顧相關學術文獻，期能詳實記錄台灣華語在語言特徵、社會分布，及語用與語言態度層面的真實樣貌。綜合以上，台灣華語的獨特性已十分明確。其在地化的過程以及其在認同標記上的作用，應已毋庸置疑。（責任校對：邱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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