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區域治理之外香港的跨境身分論述與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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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區域治理之外

香港的跨境身分論述與再現

Beyond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City-regions

Discours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Hong

Kong’s Cross-border Identities

黃宗儀

*

Tsung-Yi Michelle Huang

Abstract

Focusing on Hong Kong, this study foregrounds tensions in the building of the global city region between flows of capital and cross-border governance to demonstrate how cultural identities are vital in making possible regionalization, given the lapse of re-adaptation of governance behind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capital circulation. The argument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sections expound changes in the official campaigns of Hong Kong identity (such as the branding of Hong Kong as a world city and the discourse of regionalism in the post-CEPA era) to show the ways urban planners and administrators of Hong Kong seek to redefine the identity of the city in the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economy at the tip of the Southern China region. Then, the third section switches the attention to the journalistic accounts (between 1999 and 2007) of the right of abode of mainland children born to Hong Kong residents and the cross-border criminal activities to find a discernable proclivity towards protectionism and closing up of the city border, which I see as an instance of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 border,” to draw on Étienne Balibar’s concept. In this case, the language of anxiety over opening up the city border to form

*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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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r economic body, paradoxically, creates in the realm of the social imaginaries a buffer zone in which the reassertion of Hong Kong’s border, rehearsed in the newspaper articles covered in my discussion, symbolically addresses the said tensions between circulation of capital and limitations of municipal governance. Finally, I move to the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Hong Kong Identities. The two films,

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 (1996) and Duran, Duran (2000), reveal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examination of how one can imagine identities of a city-region rather than the city proper. In contrast with the official accounts of Pan/Greater Pearl-River Delta integration and the journalistic reports of border-crossing, the micro imaginaries of Hong Kong identities manifest in the films, I contend, culturally sustain regionalization so that these more or less cosmopolitan imaginaries ease the anxiety over insufficient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se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fer possibilities of recognizing the emergent social subjects brought about by the regionalization of Hong Kong and of envisioning the hopes and challenges of integration in the sense of what Balibar means by “democratization of borders.” Keywords: global city-regions, Hong Kong identities, translocal governance,

border imaginaries,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subjects.

摘要

以香港近年區域一體化過程中的跨境身分論述與再現為例，本文旨在說明城市身分想像如何折衝協商全球城市區域強調彈性與開放的資本邏輯與著重人口福利與規訓的治理邏輯之間的緊張關係。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二部分分析香港近年具代表性的官方論述 (香港品牌形象與後 CEPA 時代的區域主義論述)，力求釐清香港由全球城市轉型為城市區域的過程，藉由哪些論述實踐來定義自身新的區域身分。第三部分探討香港報紙對 1997 年居權案與近年跨境犯罪的報導。傾向保護主義、強調防禦香港邊界的新聞報導可說是 Balibar 所謂「邊界的繁生」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 border) 的明證。換言之，傳媒論述中對開放邊界與珠三角融合的焦慮語言，重新強調香港邊界的實存，弔詭地在社會想像中創造出一個安全屏障，也因此間接處理了城市區域治理與區域經濟整合之間的矛盾。第四部分透過另一類微觀論述，亦即兩部香港電影《甜蜜蜜》與《榴槤飄飄》，來對照比較官方論述與媒體報導中或缺席或刻板的他者再現。影片所展現的不同程度世界主義式的悅納異己的想像，和緩了全球城市區域治理不足的問題，在文化上維繫了區域化的發展。同時，影片作為文化文本呈現新的跨境想像與社會主體。片中主人翁的角色形塑與生命故事的具體再現，開啟了承認全球城市區域跨境新社會主體的可能性，進而提供我們思考在東亞城市區域的脈絡下，實現 Balibar 所言「邊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borders) 理想的展望與挑戰。 關鍵字：全球城市區域、香港都市身分、跨境治理、邊界想像、社會主體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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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傳統上符合司法定義與地圖再現的邊界應該在領土邊緣，標示邊界終結之處，但如今邊界與配合邊界執行的種種制度實踐已轉移到政治空間的核心。 Balibar (2004)

香港：弔詭的邊界政治

自 80 年代中期以來，區域化與全球化在東亞區域內快速發展。綜觀當代東亞各城市區域，香港特殊的地理位置、殖民歷史與經濟發展提供了思考全球城市區域 (global city-regions) 邊界政治的複雜性1_{。聚焦東亞的香港，我將論證全球城市區域化過程的跨境身分想像與治理挑戰如何彰顯區域主義的} 發展邏輯及其矛盾。九七以來，政治主權轉移，香港施行一國兩制，與中國之間有實存的邊界，但香港身為特別行政區與中國的邊界關係不同於一般國與國的疆界，也有異於與國內其他省分的邊界治理 (Yang, 2006)。就地理位置而言，香港位於珠江三角洲，不僅是東亞歷史悠久的全球城市，同時也是南中國關鍵的轉運站，亦即南中國成長三角 (臺灣、香港、廣東與福建) 的核心成員。香港在全球化時代面臨金融風暴、經濟衰退、SARS 衝擊與嚴重失業等等社會變動，中國崛起與鄰近城市競爭 (深圳、上海、新加坡等) 更驅使香港必須快速調整其在東亞區域中的位置。在如此的歷史情境，本文希望探討新區域主義浪潮下的區域合作與身分想像的關連。珠三角融合之說沸沸揚揚之際，香港如何回顧歷史，重新定義自身的位置，是強調港粵一體、血脈相連或重申「大香港」全球城市的獨立自主？因資本積累而開放與連結的區域成員如何思考、言說自身的新區域主義？如何從城市區域治理的角度來理解香港特區特殊的邊界形式與新區域主義的跨境實踐？就身分認同而言，經濟力量促成的區域結盟是否同時形塑新的想像共同體？更值得思考的是，在政治經濟的視野之外，文化論述在區域化過程中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如果如經濟地理學家所觀察，「過去十年，尤其是回歸後香港與珠三角的經濟整合伴隨著重大的社會與文化互動，產生了複雜的區域網絡」(Yang, 2006)，那麼我們該如何理解此一複雜的區域網絡中的社會與文化互動的意涵？有哪些宏觀與微觀的論述能讓我們釐清全球城市區域化的複雜意義？本文取徑文化研究，方法論上以香港全球城市區域化生產之論述為文本來分析文化身分建構與新區域主義之關連。Jayasuriya (1994) 指出，區域主義是論述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亦即「一套由語言與政治論述形塑的認知實踐，透過創造概念、譬喻與類比 (concepts, metaphors, analogies) 來決定區域如何定義，這些認知實踐定義了區域中哪些行動者該被納入 (及排除) 從而促成區域實體與區域身分」(粗體為作者所加)。借用 Jayasuriya 對區域主義的定義，本文以文本分析來理解有哪些概念、譬喻與類比的創造形塑了區域論述與區域身分想像，並試圖彰顯這些論述隱含的意識型態。我同時將援引政治哲學家 Balibar (2004) 對邊界政治 (politics of borders) 的探討，結合批判地理學的視角來理解 90 年代以來在經濟合作的前提下形成的區域治理與文化想像之間的複雜關連，進而勾勒區域發展的文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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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區域主義論述) 為例，說明香港由全球城市轉型為城市區域如何透過論述實踐來定義自身新的區域身分。第三部分將以微觀的報章報導為例，闡述香港在跨境治理上面臨的困難指向一個重要事實，亦即全球城市區域治理不足的問題。今日資本連結主導的區域化似乎成為發展的硬道理，但區域化對跨境治理帶來重大挑戰。區域化強調開放與彈性的資本邏輯與著重人口福利與規訓的跨境治理邏輯之間充滿了矛盾，如此的矛盾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全球城市區域的身分論述不能只侷限於城市區域經濟或政治治理，必須同時分析文化想像的協商角色。此處，我將援引香港報紙對近年的跨境犯罪與 1997 年居權案的報導為例，來說明文化論述如何形塑區域身分、繁生邊界、再現他者，和緩城市區域之經濟驅動力大於政治治理效力的緊張關係。第四部分將剖析另一類微觀論述，透過兩部香港電影《甜蜜蜜》與《榴槤飄飄》來理解香港對珠三角不同時期複雜的邊界想像，以及影片作為文化文本如何創造有別於官方說法與傳媒論述的跨境想像、社會主體與區域融合。

空間尺度的生產：全球城市與城市區域之爭

當代全球城市研究的轉向提供了思考空間尺度生產的意義。全球化不僅改變城市發展的尺度同時也使其發展模式更為複雜多變。因此，就分析角度來看，舊有的全球城市概念不足以準確地描述今日全球化的地理圖像。近年學者 (Scott, 2001a; b; Hall, 2001; Friedmann, 2001; Sassen, 2002) 紛紛強調全球城市區域與城市鍊結的重要性而非僅以倫敦、紐約或東京單一全球城市的功能或特性為論述核心。Scott and Storper (2003) 認為「今日可見最驚人的聚集形式即是過去幾十年來全世界快速成形的超聚集或城市區域……這些城市區域是其所在國家經濟體的發展動力」。Scott (2001a) 進一步指出全球化時代新區域主義 (new regionalism) 的主要空間型態便是近年快速發展的全球城市區域2_{。他所謂的全球城市區} 域可分為三種形式：其一是較接近全球城市概念的大都會區，包括核心城市與其大小不等的腹地；其二是組合或集合城市 (conurbations)，如南加州或從華盛頓特區到波士頓的城市樞紐帶；其三是以合作形式連結的城市，這類城市區域有時跨越邊界，例如美國的聖地牙哥與墨西哥的提璜那或者新加坡、馬來西亞的柔佛與印尼的巴淡島 (Scott, 2001a)。Jonas and Ward (2007) 強調城市區域兼具經濟貿易與政治管理的雙重功能，呼籲今日必須「重思城市區域的出現是特定的經濟、文化、環境與政治計畫的結果，各自有其邏輯……」。香港與深圳的連結即是 Scott (2001b) 所謂跨界全球城市區域的一個代表。九七後成為特別行政區的香港，自 70 年代以來便逐漸發展為東亞數一數二的全球城市，80 年代更是亞洲四小龍之一。但回歸後面對中國全面走向全球化浪潮，香港身分論述出現了有趣的轉變，亦即在面向國際或珠三角之間拉鋸，逐漸由全球城市轉型為城市區域，尺度轉變所造成的張力與挑戰也日漸浮現。由全球城市到全球城市區域，香港身分論述轉向的過程印證了 Sweyngedouw 的觀察：「空間尺度從來不是固定的，而是一再就其範圍、內容、相對重要性與交錯關係被重新定義、爭奪與重構」(引自 Harvey, 2000)。以下我將以兩個官方論述為例來討論區域化對香港全球城市本位身分書寫的衝擊。其一是 2000 年主打全球城市功能的「香港品牌形象」，論述承續香港自 70 年代以來的全球都會身分傳統，多以香港是南中國或珠三角的門檻或跳板來定義港粵關係；其二是 2003 年開始迄今，強調與珠三角融合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與「泛珠區域九加二」相關論述，此時香港的自我書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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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向區域化靠攏。首先「香港品牌形象」論述的生產情境與後九七的嚴重經濟衰退與社會不安息息相關。城市行銷成為 2000 年策略發展委員會振衰起弊的主要策略，訴求大致依循董建華在 1999 年回歸兩年施政報告中提出的香港定位的兩個重點方向：「不但是中國主要城市，更可成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3_{。在 2001} 年正式推出的「香港品牌形象」版本中，明顯聚焦的是國際都會這個面向。網站宣傳短片〈門戶〉的旁白結尾充分表達了品牌的訴求：「香港的大門，連接亞洲，面向世界，通向燦爛的未來，香港，亞洲國際都會」4_{。官方論述援用的語言也是世界各大都會推動全球城市發展時常見的雙重邏輯，亦即向外} 尋求典範，以紐約與倫敦為標竿。「品牌形象」網站的背景資料強調：「香港不僅是中國的一個主要城市，更是亞洲國際都會，享有如北美洲的紐約和歐洲的倫敦一樣的國際地位」5_{。另一方面，城市向內} 回望自身歷史，強調早有全球城市的雛形或文化基礎6_{。例如，董建華在會晤李光耀時便說：}_「香港素以自由、開放、積極進取，充滿活力為國際社會稱羡。憑我們穩健的法治基礎，優良的傳統，香港具備優厚條件繼續保持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7_{。「香港菁英也視特區政府具有世界主義精神，宣稱它是} 亞洲的『全球城市』」(Sautman, 2004)。回歸之初的社會與經濟壓力促使香港的品牌策略訴求亞洲國際都會，功能之一在於對外 (資) 重申，香港身為全球經濟樞紐的功能與回歸前並無二致，換言之，特別行政區即是全球城市。再者，「亞洲國際都會」之說不僅強調香港並未失去往日優勢，同時更凸顯對未來願景的強烈企圖心。「亞洲國際都會」原意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要與美洲的紐約與歐洲的倫敦並駕齊驅，隱含香港意圖在亞洲激烈的城市競爭中「出位」，超越其他國際都會如東京、首爾、新加坡、臺北與上海。此一形象進而成為支持都市發展的論述，2000 年香港同時宣布一系列宏大的全球城市計畫的理念便是要維持二十一世紀香港作為亞洲全球城市的競爭力與優勢8

(Pun and Wu, 2004)。參照谷淑美 (2002) 的觀察，亞洲國際都會形象即是「以國際城市的意象來建立香港的本土身分認同…… 基本上是殖民時代管治方針的線性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品牌形象強調香港的未來必須面向世界，論述框架的尺度主要是城市而非區域或國家。因此，官方網站中珠三角被定位為「世界工廠」，而「香港是珠江三角洲最大的貿易伙伴」，與珠三角基本上不脫所謂「前店後廠」的合夥關係9 。「品牌形象」啟動同年，中國加入世貿，快速發展的龐大經濟體對香港前景越來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如呂大樂 (2003) 所言，「當香港遇上最新一波全球化浪潮時，它發現的不是大世界，而是轉型中的內地及新的區域經濟布局」。香港自我書寫中珠三角區域的重要性與港粵關係也出現了明顯的轉折—不僅是政策的轉彎，也是從全球城市跨向全球城市區域的改變。在此，最能代表此一轉折的官方說法即是董建華的《二○○三年施政報告》。他除了重申香港為亞洲國際都會，更強調香港明確的發展方向是強化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即是與珠三角的經濟融合 (鄧樹雄，2003)。董建華的北進發展方向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醞釀 (2003 年) 及實施 (2004 年) 後日漸穩固。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安排」，於 2003 年 6 月簽訂，是香港與中國訂定的首項區域貿易協定。主要內容包括三大範疇：

1) 貨物貿易—所有經本地生產商申請並符合雙方已商定的 CEPA 原產地規則的香港貨物，輸入內地時均可享有零關稅優惠。2) 服務貿易－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多個服務領域可享有優惠待遇進入內地市場。香港的專業團體和內地規管機構亦已簽署了多項專業資格互認的協議或安排。3) 貿易投資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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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CEPA 時代，官商論述與政策一反過去被動配合的姿態，對於區域連結越見積極主動。例如，貿易發展局 2003 年的經濟論壇〈CEPA 與香港的商機〉一文便強調 CEPA 對香港的整體影響：「在一國兩制下，香港公司的強項以及內地市場的龐大潛力，均可因《安排》而得到更大發揮，以達到重振香港經濟、推動中國內地現代化的目的」11_{。香港金融中心的地位與珠三角的特別關係也成為關注焦} 點：「鑒於香港與珠江三角洲毗鄰，《安排》對兩地的進一步合作可謂別具意義」12_{。旅遊發展局亦視} 《安排》為大利多，推出各種配套 (如個人遊、電視促銷專題片、發行信用卡等)，加強香港與泛珠三角的旅遊合作13_{。香港駐粵經貿辦事處主任梁百忍認為：}_{「CEPA 的最大功用，是將『你我』變成『我} 們』。之前，不是港企不利用香港平臺，不是內企不利用內地平臺，現在，則要共同利用珠三角平臺」 14_{。如 Yeung (2003) 所言，2003 年的政策方向訴求使香港與珠三角整合的前景成為各方共識：特區的} 中央政策組組成推動珠三角合作的小組，「香港明天更好基金」也致力促進跨界投資人與官方對話。基金會呼籲香港不應僅將自身定位為泛珠三角門戶或中介，而是要成為此區域的商業中心 (hub) (粗體為作者所加)。 2004 年繼 CEPA 後簽訂的第二個區域化協定─「九加二」泛珠三角經濟區 (PPRD) 的相關論述充分展現了新區域主義的政治經濟邏輯。「泛珠九加二」企圖與上海∕長三角競爭，這個經濟區塊擴大廣東等九個華南省區和港澳的經濟合作，對香港的自我定位帶來關鍵性的影響15 。民主建港協進聯盟 (簡稱民建聯) 於 2006 年的研究報告《香港在泛珠區域合作中的前景、問題與對策》便是具有代表性的文獻 (民主建港協進聯盟與暨南大學經濟學院，2006)。這份長達八十二頁的報告是由民建聯與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共同完成，目的在落實十一五發展規劃。報告將香港 80 年代以來的全球城市發展定義為乘天時地利之便，是搭上全球經濟一體化列車的「自然結果」，但香港必須警覺，它終究非但不是紐約、倫敦與東京，而且近年走勢與一級全球城市漸行漸遠。而應變之道便是區域化，換言之，香港若要避免被邊緣化，必須發揮香港的潛在優勢，在融合泛珠區域的前提下提升全球城市的功能 16_{。民建聯的報} 告凸顯了區域主義論述如何利用全球城市身分的想像進一步正當化區域整合。

區域化與治理挑戰：文化論述的協商

香港晚近的官方區域化發展論述，在經濟全球化的浪潮下並非偶然。近年政治學者紛紛強調，後冷戰時期區域化與區域主義的理論與實踐逐漸成為全球新趨勢。例如，Kim (2004) 指出「1990 年代重新見到區域、區域主義與區域化在國際政治的重要性，這是自 1970 年代初期之後首見」。Katzenstein (2000) 強調後冷戰時代的國際關係即是以區域政治為主的世界，一個由區域化的經濟與社會過程及區域主義的結構所形塑的世界17 。分析當代區域主義的成因與特性，Camilleri (2003) 指出新區域主義著眼於較為彈性的區域連結與交換而非超國家之整合。同時，當代區域主義實與經濟全球化息息相關。 Kim (2004) 認為全球化即是區域化擴大的形式，新區域主義可說是對區域化及全球化所做的回應：「鑑於大多數的國家無法在國家的層次上應付全球化的挑戰，新區域主義可被視為因應全球化壓力的方式」。換言之，區域主義與全球化∕區域化應被視為共生關係而非二元對立。Camilleri (2003) 也認為雖然全球化與區域化之間或有競爭與衝突，但基本上兩者是相互強化的過程：「後福特時代強調彈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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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可說是全球化不可或缺的導管」。進一步來說，「區域主義是全球化的結果或因應之道，同時也可被詮釋為全球化發展的刺激」(Camilleri, 2003)。就運作形式而言，在世界經濟整合情境下，市場導向促使各國尋求制度化的經濟合作，近年在 WTO 的多邊談判曠日廢時、成效不彰的情境下，更具彈性的區域化益發成為全球化經濟整合的動力與出路。除了經濟合作組織如北美自由貿易區 (NAFTA)、歐盟 (EU) 與亞太經合會 (APEC)、東協加三 (ASEAN+3) 之外，更有近年全球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成長的新雙邊主義 (new bilaterlism) 與自由貿易協定 (FTA) 18_。

在全球化經濟整合的情境下區域經濟不斷擴張版圖、重劃疆界，城市區域便是全球資本再領域化的結果。然而，若將服膺資本邏輯的區域化地理重整與跨境治理並置，我們不難發現全球城市區域可能出現治理不足的困難。Scott (2001b) 指出全球城市區域政治秩序的複雜性，提醒我們必須思考「這些區域 (就政治地理而言) 該如何被定義為或多或少協調行動的領土單位？」、「當幾個不同的都會區域相連時界線如何劃分？」、「都會區域的政治治理效力能延伸到多遠的腹地？」換言之，就行政與法律層面的實施效度而言，在複雜的區域經濟結構中，治理難以發揮相對完整的作用。以香港與珠三角融合而言，首先，區域經濟活動的邊界與政治邊界絕非重疊：雖然區域經濟不斷鼓吹深港融合，訴求香港與珠三角一體化。然而，就政治地理角度而言，香港與珠三角的地方行政單位紛雜眾多19_{。如 Yang} (2005) 所言，「珠三角作為一個區域是個經濟地理的概念而非行政區域的單位，香港─珠三角跨界區域亦然。事實上，並沒有區域層級的行政單位來治理珠三角或者香港─珠三角區域」。她指出九七前因市場導向合作的香港與珠三角在 CEPA 之後的融合跨入制度化的新里程，跨境多層治理模式 (multiple level governance) 隨之衍生，亦即區域之間的跨政府溝通主要由香港特區、廣東省政府與中央政府共同執行20 (Yang, 2005)。然而，在一國兩制的情境下，香港特區與廣東政府的跨政府溝通機制無法有效地促進互動，主要肇因於區域中有如此多元、分散的行政區域與行動者，但又欠缺區域行政管治單位來解決跨境問題。香港與珠三角地方政府的聯繫必須獲得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許可 (如港澳辦公室) (Yang, 2006)。換言之，中央政府因此扮演重要的協調角色，區域事務的決定權力垂直向上，旁至香港特區政府，但並未順利下達珠三角的地方層級政府 (Yang, 2005)。一國兩制之下香港與珠三角之間溝通協調不彰，再加上城市競爭的因素，90 年代後期以來香港與珠三角城市之間的緊張關係越見升高，最明顯的結果便是在城市區域的規劃、發展與建設上各彈各的調。21_{舉例而言，2003 年廣州市長在廣州香港合作會議上說：}_{「我們並非要求香港不要發展。同樣地，}

有些計畫我們必須發展，也希望香港不會指望我們不去發展那些計畫」(McDonogh and Wong, 2005)。《紐

約時報》也說泛珠整合部分是為了解決各省各自為政競爭發展大型投資的問題。例如，近年香港與周邊已經蓋了五座機場與三個大貨櫃港，但這並不能阻止廣州再建一個巨大的新機場外加一個大貨櫃港 22 。良好的區域協調與規劃或有助於減少設施的重複，善用區域資源 (Yeh, 2001)。有鑑於此，2002 年開始設立了「內地與香港大型基礎建設協作會議」的機制來和緩珠三角區域激烈競爭的情況 (Yang, 2004)。城市間互不相讓的基礎建設隱含的是區域龍頭之爭。1999 年時，中國都市區域研究專家 Skinner 比較廣州與香港，仍認為「香港是主導的城市……相較於一世紀之前，香港今日更是嶺南文化中心」(引自 McDonogh and Wong, 2005)。香港雖然長期以來是珠三角的經濟發展的主導城市，但今時今日「廣東與珠三角地方政府越來越不願承認香港是區域經濟的領導城市，即使香港在珠三角的快速發展上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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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關鍵的角色。二十年的快速成長使得廣東與珠三角城市理解他們日益壯大的經濟力量，也因此有各自的發展計畫。他們傾向於與香港競爭而非合作」(Yang, 2005)。因此，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在城市激烈競爭、香港在珠三角的主導權地位不再穩定的情境下，地方政府之間如何一體化？香港特區政府如何能跨境對深圳與廣州或其他泛珠三角城市的治理發揮影響力？再者，與前述鼓吹新區域主義的官商說法相較，不少學者認為地緣優勢不足以保證香港與珠三角得以順利整合，香港全球城市區域轉型在政治與行政層面可能面對政府準備不足的問題 23_。鄧樹雄 (2003) 指出要執行董建華的北進計畫困難重重：「因為珠三角經濟已發展起來，日趨複雜，粵港經濟既互補又競爭，要互相了解也費時費勁，遑論融合。以現行政府部門架構及官員水平，特別是對普通話的掌握、對中國國情及珠三角的認識，恐不易推行董建華的宏願」。張炳良 (2003) 以為董建華提出「香港要抓緊機遇，善用地緣優勢，加強與內地經濟融合，並定位於大珠三角，方向應是正確的」。然而，如同鄧樹雄，張炳良 (2003) 批評董建華的施政報告忽視了區域整合所牽涉的多重尺度協商問題與配套政策之重要性：「問題是：特區政府是否已為強化與周邊各級政府機構協商合作，做好思維、政策及機制等各方面的準備？」就治理實境而言，香港城市區域治理不足的一個具體例子便是跨境人口管治，在區域化壓力下香港從全球城市轉型為城市區域，但全球城市區域固定的政治邊界與開放的經濟邊界之間充滿矛盾。區域經濟一體化開放邊界帶來的人員流動衍生了行政治理的問題。個人遊、自由行與 CEPA 這類經濟協定與政策，大力鼓勵內地人士到香港進行消費、觀光與商務等等有利於資本積累的活動，資本發展動力造成的結果之一便是允許跨境人口的存在，雖然特區政府具體規範外來人口，諸如限定入境目的 (探親與觀光)、僅容許外來人口暫時的存在 (雙程證限期三個月) 等措施，但近年香港跨境犯罪與逾期居留人數激增等問題對香港造成的衝擊指向行政區域面臨的困境。究竟城市區域該如何保護邊界，管理外來人口？如果當代治理尋求的是「將規訓與主權的概念置入人口框架，關切人口與其極大化 (以財富、健康、幸福、繁榮、效率而言)」(Dean, 1999)，那麼跨境城市治理如何確保外來者符合追求在地人口利益極大化的目標，而非危害社會治安或者其民生利益？城市區域面臨的這些難題肇因於區域化的強大經濟推動力大於跨境政治的治理能力。新城市區域主義主要關切的是特定空間的經濟成長 (Harding, 2007)。Yang (2006) 指出，珠三角與香港互動的障礙之一便是欠缺區域的身分，因此弔詭地成為一個沒有區域身分的區域整合 (an integrated region in lack of identity)。Yang (2006) 雖然以其經驗研究準確地提出當今香港與珠三角融合的問題癥結，但她並未深究區域身分的意義。我們該如何在政治經濟的角度之外，思考跨境區域身分的複雜性？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探討文化想像在定義區域身分與社群所扮演的角色。Balibar (2004) 指出，全球化自由貿易與共同市場消除與模糊邊界的同時，我們見到更多新的邊界被複製衍生，特別是對邊界控制人口功能的堅持。我認為身分論述便是全球化所產生，用以管控人口流動的象徵邊界 (symbolic border)：論述以種種修辭與邏輯來建構區域身分，不同的區域身分想像在不同的時空情境被生產、驅動與挪用。彈性的區域身分想像既可促進區域經濟整合，又能彌補區域化實際操作時在政治治理上鞭長莫及之處。例如，在需要推動資本流動與經濟發展之用時，官方的區域身分論述 (如前述的 CEPA 與泛珠三角區域融合) 便趨向一體化，強調自由開放、連結共生；然而，當跨越邊界造成治安問題或者牽涉瓜分民生資源時，被驅動的文化想像便可能切割區域他者，回歸保護與本位主義。換言之，文化論述可用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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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區域化與治理之間的矛盾。以下我將以香港報章對兩種非正式跨境人口流動 (跨境犯罪∕黑工以及大陸子女居港權) 的報導為例，說明香港全球城市區域在經濟一體化的情境下，面對治理不足的危機時，文化想像如何被驅動來定義香港與他者的關連。這兩類報導的基調大體可說是香港開放邊界、城市區域治理越見困難的恐懼書寫。沈建法 (2002) 認為香港跨境城市治理歷經不同階段，在 2001 年前傾向跨境保護主義，但在 2001 年下半年起，香港商界與政府開始積極推動與大陸的合作，跨境治理模式走向跨境自由貿易區。1999 年媒體對無證兒童與居港權的報導說明了在偏向保護主義的治理型態下，當區域整合涉及瓜分民生資源時，共同體 (如前店後廠) 的想像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既定的刻板印象與偏見定義他者，區隔人我之別，不談區域整合的趨勢與潮流。在分析媒體再現之前，首先必須說明自 1999 年無證兒童案判決爭論至今的中國子女移民與居港權問題的歷史脈絡。香港回歸，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中國籍子女，均在香港特別行政區享有居留權。然而，原本寄望於九七後能不受配額所限取得居港權的中國大陸子女回歸後並沒有如願以償。1999 年 1 月香港終審法院判決四個港人內地所生子女 (無證兒童) 有永久居留權，港人内地所生子女如能證明父或母是香港永久居民，即使出生時父或母不是香港永久居民，亦可按《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獲居留權 24_{。此一判決引發爭議，特區政府估計合乎條件者} 將達 167 萬人，將造成香港重大人口壓力。終審法院 1 月底做出歷史性的判決之後，2、3 月之間媒體報導一再出現各種香港本位對可能出現的新社會主體的恐懼書寫。第一波的媒體論述充滿焦慮，擔憂居權裁決為香港帶來難以處理的大規模人口流動，亦即移民潮與偷渡潮。這些報導以有效治理為基調，就人口與社會資源分配、港人公共利益、對香港經濟的衝擊等論述切入，回歸區域保護主義心態。為了將報導的觀點合理化，使用的語言與邏輯多為對他者的刻板偏見，亦即，爭居權者為資源競奪者，若合法居港，大陸子女可能成為香港社會分化、經濟持續困頓的禍首。例如，《天天日報》稱即將湧港之無證兒童為「不速之客」，將為香港原本吃緊的公屋分配帶來莫大壓力25_。_{《東方日報》引用廣東公安廳數據，指出內地合乎資格來港者} 將逾一百萬，指終審裁決將引起「現實禍害」，造成人口壓力：「到了 90 年代，香港進入分享財富的收穫期，宰豬殺羊、吃飯喝酒，這時就不需要大量的不速之客」26_{。這些報導也常暗指可能申請大陸子} 女來港的港人素質低落，道德能力皆堪慮。例如，《天天日報》暗諷他們可能得寸進尺：「這些人在大陸不僅只有兒女，還有孫子哩」27_{。由於終審判決中非婚生子女亦可有居港權，}_{《文匯報》報導便強調} 「包二奶」的港人申請大陸非婚生子女來港時將引發「道德倫理論爭和家庭矛盾問題」、勢必將影響眾多家庭和睦。更嚴重的是這些素質差的新移民將瓜分香港有限的教育、醫療、住屋、福利資源，將與失業港人競爭工作：「新增的移民都是文化、技能低者。新移民蜂擁而至都是與普通打工仔、待業者爭飯碗的一群」28_。不少報導論述更以「禍源」來形塑大陸子女的形象。他們指出即使合法居港，大陸子女可能成為香港社會分化、經濟持續困頓的禍首。例如，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主任蘇文欣 (1999) 在《明報》上發表〈新移民是生產力抑負擔？〉，以社會服務機構立場出發，看來中立的標題，以 300 萬人新移民的數字為立論根據，強調的是如此龐大的移民潮將「對社會資源構成壓力」。再者，資源分配的問題將造成新移民與港人面臨利益衝突：「［服務］質或量的降低將直接影響機構日常服務對象，即一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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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港人得不到服務而遷怒於新來港人士，社區將面臨內部分化甚或出現互相敵視的社群」29_。在《大公報》論壇文章中與港人競爭資源的大陸子女成了威力十足的「人口炸彈」，是影響香港九七金融危機後經濟復甦的「海雲」，若未能有效因應，香港未來便烏雲罩頂，難見天日：「肯定是會直接影響到香港的經濟早日復甦和港人的生活質素下降，這關乎香港整體的繁榮安定問題」30_{。文滿林 (1999b)} 憤怒聳動的標題〈反對「居權」人士分期分批合法來港「人權份子」想香港死？〉充分展現出香港中心的想像，他認為「香港陸沉」的說法貼切表達了居權裁決的影響，更以「禍不單行」來描述無證兒童的裁決對經濟低迷的香港造成的衝擊31_{。此外，楊炳熙 (1999) 認為居港權一案是「將原本是非法偷} 渡的事實變為合法」，如此的觀點將居權裁決後可依法來港的大陸子女與因各種原因主動或被動偷渡來港者混為一談，訴諸香港長期以來對偷渡者的公共恐懼來定義尚未出現的新移民。該報導更將裁決與香港近年的天災人禍相比，暗示此一判決是特區政府不得不應變的災難：「這次的判決……卻給特區政府帶來了沉重的壓力。保安局轄下的警方人員和入境處，為防止偷渡而疲於奔命，是繼禽流感、新機場事故、金融風暴入侵再一次考驗政府應變的能力」32_。第二波的報導在 1999 年 5 月統計署公告符合資格的港人內地子女將達 167 萬人之後，媒體達到恐懼他者的高點，聳動標題俯拾即是，「香港陸沉」、「迫爆香港」之說沸沸揚揚。批評的主體不僅是大陸子女，終院草委也成了「罪魁」33_{。政治評論家金屏礎抨擊支持終院的民主黨與大律師公會：}_「很明顯，有人想內外勢力合流，迫特區政府吞下人口大量來港的苦果。實際上，他們不以 600 萬港人的經濟民生利益為念，把港人當成了政治鬥爭的人質」34_{。此時報導的論點與前一波大同小異，但策略上} 強而有力地聚焦 167 萬這個魔術數字：「內地子女調查 167 萬人將湧入香港陸沉」、「167 萬人將湧至香港怎麼辦？」、「167 萬：苦澀的數字」、「內地 168 萬人可居港每日千人壓境沉重負擔難承受」、「167 萬如全部來港─港人生活質素將倒退 40 年」35 。值得注意的是媒體報導與區域治理策略之間的交互作用。這些報導皆引述當時保安局長葉劉淑儀的說法，強調「根據終院裁決而吸納高達一百六十多萬人，對香港將構成非常沉重甚至可能是無法承受的負擔」36 。在媒體說法如火如荼擴散的同時，葉劉淑儀於 1999 年 5 月提請中共人大，要求解釋香港基本法中居港權條文，尋求以政治管道預防香港可能面臨的治理難題。人大釋法後規定港人內地子女出生時父或母必須擁有香港永久居留權，符合資格人數驟降為 20 萬人。2002 年 1 月終院審理上訴者，裁定三類人有居港權 37_{。4 月恢復遣返居港權敗訴者行動。以穩定治理為名，特區政府此後遵循} 港英政府對港人大陸子女實行的 (部分) 排除政策，仍以一日 150 名配額開放38_{。就某種程度而言，媒} 體的恐懼書寫驅動刻板的他者想像，形成某種社會共識的假象。無論是內地子女的負面形象或 167 萬的龐大數字讓港府後來訴求的跨境保護主義治理模式顯得符合民意、合情合理。 2001 年到後 CEPA 時代雖然進入了沈建法所謂跨境自由貿易的治理模式，但制度化的香港與珠三角融合如前所述，在治理上仍是問題重重。此時，媒體對跨境身分的恐懼書寫的主要內容即是跨境犯罪的嚴重性。首先，媒體對跨境犯罪 (尤其是非法賣淫) 與非法勞工的報導，凸顯官方積極推廣的個人遊與 CEPA 衍生的治安與治理問題—跨境犯罪與黑工是雙程證的後遺症。這類報導多以具體數據為證，以「數字會說話」來強調開放旅遊與雙程證成為進入香港進行非法活動的捷徑，經濟邊界開放帶來的跨境連結問題不言自明。舉例而言，2001 年《香港經濟日報》報導，根據「入境事務處資料顯示，過去三年，外地人士來港賣淫而被檢控的人數顯著上升，數字由 1998 年只得 1,779 宗上升至去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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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 2,557 宗，升幅高達四成」39_{。2002 年《新報》指出，「香港全力催鼓內地客香港遊，除為港賺取} 豐厚的回報外，原來亦帶來不良的負面後果。入境處指出，去年有 65 萬內地人參加香港遊，比前年上升四成三，但去年拘捕的內地妓女亦多達三千多人，比前年上升逾一成……非法勞工增近四成」40 。 2003 年《大公報》報導警務署署長「曾蔭培坦言，隨著簽發雙程證數目由 1997 年的每年 50 萬張增至去年的 440 萬張，其間拘捕在港犯罪內地人的數字由 749 宗提升至 1,860 宗……」41_{。根據《成報》報} 導，大陸人持商務簽證或雙程證在港犯案案件逐年增加。2004 年在港被捕的內地人士較 2003 年增加 6.6%，2003 年數字較 2002 年更上升了 14.1%42。1993 年旺角被捕的性工作者中只有 1%是內地人，10 年後超過一萬名，佔 94%43_。_{《文匯報》更以港人通俗詞語強調開放的惡果：}_{「為應付成千上萬的來港} 性工作者，司法程序被迫加快，而女子監獄亦臨近『逼爆』邊緣」44_{。值得注意的是，廣東在報導中} 成了輸入危害香港利益的他者之域而非共存共榮的伙伴。香港保安局局長李少光於 2004 年答覆議員質詢時便說，大部分涉及犯案的大陸人，都是來自廣東省45_。跨境犯罪的媒體報導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強調開放邊界造成的治安問題，另一方面藉由凸顯內地人 (尤其是廣東人) 違法他者的身分來伸張跨境治理的重要，迎合既定的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政策。這便是為何跨境人口治理的恐懼書寫除了聚焦跨境犯罪，也一再呈現種種打擊犯罪的「警察故事」。檢視這些報導，除了驚人的數據之外，主要內容便是警方打擊犯罪的規劃、方式、過程、必要性與績效宣揚，特別是香港如何與內地聯手治理跨境城市區域之各種合作形式的報導，諸如警政單位高層訪晤、交換情報、設置陸路口岸警務，或同步掃蕩等等46_{。舉例而言，粵港在 2000 年合作防堵} 內地女子來港賣淫，香港警方、入境處與廣東省公安廳確立彼此「加強交換情報堵截借旅遊名義來港當娼粵港商討打擊跨境賣淫」47_{。陸路警務合作以 2003 年啟動的「深港陸路口岸警務協作制度」為} 代表，兩地各設四個求助點供 24 小時報案之用，「邊防警方可即時直接聯絡交換案件情報，可望更有效打擊口岸發生的罪案」48 _{。2002 年深港兩地警方聯手同步的「火百合」掃黃是最具指標性的同步打} 擊跨境犯罪行動。這次行動是曾蔭培口中「粵港合作的典範，將來也會採用同樣模式」49_{。報導內容} 有如香港警匪片劇情大綱：2003 年 5 月中港警方聯手掃蕩旺角七十多間色情場所，破獲由黑幫「14K」控制的最龐大跨境賣淫集團，行動中拘捕二百多人，並申請凍結該集團八千六百萬元的資產。同時，廣東省公安在深圳進行「春夏攻勢」行動，拘捕 41 人。隔年，又有出動六百人，代號「顎骨」的反黑行動50_{。2003 年香港與內地簽訂《安排》和內地開辦個人遊計畫後，港澳三地警方在廣東開會，力求} 在治安維護上也要更緊密合作，進一步加強情報交流工作。此時媒體論述修辭上更強調警方跨境治理的決心與成效，明白表達跨境治理的必要性。例如，《太陽報》社論便強調「珠三角逐步走向一體化，粵港澳三地的經濟與人員往來與日俱增，跨境罪案必更五花八門，治安當局必須洞燭先機，不斷提升滅罪措施，防患未然」51 。總體來說，媒體報導中呈現對區域他者的集體焦慮，凸顯了中港邊界的存在，弔詭地讓群眾得到強烈的疆界感，當法理界定的疆界因資本流動與主權回歸更改與變動之際，媒體對他者的恐懼書寫，以文化論述的權威創造了新的象徵邊界。香港的跨境身分想像說明了當跨境人口可能瓜分民生資源或造成社會治安問題，既有的治理技術面臨嚴峻挑戰之際，媒體對區域他者的報導成為一種協商論述，如此的文化論述中強烈的香港本位訴求，不僅可為政治治理的保護主義做了預示與準備，同時也透過報導的權威與經濟理性的論述思維將跨區人口治理高度的排他性正當化與合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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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政治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的可能？

全球城市區域連結與新社會主體之影像再現

整體而言，這些媒體報導或是強調跨境人口流動問題的嚴重性，或是凸顯官方合作的效能與決心，都可說是以香港為中心的恐懼書寫，跨境人口被呈現為香港社會的問題，而非被問題化 (problematize)。特區政府治理的挑戰與被報導主體之間的關連也多被化約為執法者與違法者。我們該如何更深入理解媒體中再現的跨境人口流動？例如，這些多半沒有名字，只是報導中統計數字的大陸女子或無證兒童來自何方？是什麼樣的身分？來港之後生活經歷如何？必須付出什麼代價？換言之，從他們的角度來說，全球城市區域連結的個人意義為何？我們在以集體 (犯罪) 方式再現人口流動的媒體報導中難以找到答案，卻可能在香港電影中另覓出路。我認為相較於官方論述與媒體再現，電影預設了新讀者群，預期香港全球城市連結與新社會主體的出現，片中展現的不同程度的悅納異己精神 (hospitality)，暗示區域整合再造社群身分的可能性。換言之，影片是承認政治 (politics of recognize) 的具體展現。此處「承認」跨境主體可從兩個面向來理解。首先，以流動的底層為敘事主人翁，影片讓觀眾看見香港全球城市跨境人口的存在。更重要的是，敘事情節與影片視角賦予跨境人口主體性，尊重他們為有能動性的獨立個體，雖然身處侷限的社會與物質情境，仍有空間使用權與流動的可能性，有種種的生活與情感需求以及不同的想望與挫折。同時不能忽略的是，影片中的承認政治並非僅是美化他者形象，教條式地鼓吹悅納異己，而是透過選角、文類特色、敘事策略與鏡頭語言來協商新的人己關係與邊界領域。以下將分析電影《甜蜜蜜》(Chan, 1996) 與《榴槤飄飄》(Chan, 2000) 中再現的人口流動與空間來說明影片中展現的承認政治的複雜性。陳可辛回歸前的票房作品《甜蜜蜜》以浪漫愛情的文類預示香港全球城市新社會主體的出現，亦即跨界而來的內地新移民；同時，來自廣州的女主角的再現更有趣地呈現了前述香港面向世界，背對珠三角的全球城市身分想像。陳果以寫實手法拍攝的《榴槤飄飄》則進一步彰顯香港城市區域流動新社群的多元性以及跨界人口牽涉之治理不足的問題。片中的珠三角具有主體性，不再僅是為了襯托或成就香港身分的空洞敘事符號。陳可辛 1996 年的《甜蜜蜜》刻畫 1986 年到 1996 年之間香港一對來自無錫與廣州的男女十年來聚散分離的情緣。九七前上映的這部經典文藝片雖然表面上說的是內地新移民在港的浮世戀曲，但實際上導演巧妙地借用大陸新移民的故事來定義香港 (人) 的身分。在訪談中陳可辛明白指出他念茲在茲的是香港人：我一直想拍個移民題材的故事，來反映香港人「無根的狀態」。我覺得一個人那麼愛一片土地，是因為他不在這片土地，拍《甜蜜蜜》的時候是 1996 年，也是香港人最彷徨的時候，他們都理解這部影片「飄」的含義，1987 年香港股票大跌，1995 年鄧麗君驟逝，觀眾看電影時會想到那一天的感覺是什麼，和戲裡人物產生一種共鳴，即使不用思考也能明白52 。然而，除了訴諸共同的歷史記憶之外，究竟「阿燦」與「廣州妹」新移民的經歷何以能訴說港人「飄」的故事？上述的居權報導充分呈現了香港對大陸新移民的負面刻板印象。如 Leung (200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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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雖然香港是「移民之地，但若從官方規定與普遍對新移民的偏見來看，香港並不十分歡迎它的移民，甚至當，或者特別是，如果他們是從大陸來的移民」。Leung (2004) 精確地分析：反移民的論述在公眾論述並沒有遭遇太多阻礙的原因是他們符合從 1970 晚期開始在香港流行的大陸移民的負面刻板印象。隨著生活越見舒適，香港居民以摩登有品味的都會人想像自喜。相反地，他們視大陸人為落後鄙俗，跟這些「表哥」保持距離。大陸移民的負面形象在 80 年代另一批移民進入勞動市場後由於競爭工作之故再次被強化。換言之，新移民的定義並非取決於到港時間的長短而是用來標示「那些大陸移民，他們沒辦法過一般香港家庭的生活，無法參與一種［都會的］文化生活風格」(Leung, 2004)。那麼《甜蜜蜜》如何讓長久以來形象負面的大陸新移民打動香港觀眾？關鍵是片中新移民角色的塑造與選角策略：男主角黎小軍雖然衣著落伍但外型帥氣，個性溫文善良，並非傳統粗鄙無文之阿燦形象 (McDonogh and Wong, 2005)。更重要的是，導演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將女主角李翹設定為廣州

人。陳可辛說：「開始的時候設計李翹是從上海來到香港的女孩子，講普通話，但是香港演員都是不太努力，連張曼玉也不去好好學國語，拍了四天我們只好停下來，把李翹改成廣州人，這樣就有了假香港人的感覺，效果反而更好了。」53 (粗體為作者所加)。然而，導演既沒有說明為何如果是廣州人「這樣就有假香港人的感覺」，也沒有解釋女主角是假香港人何以能製造更好的效果。我認為陳可辛的觀點必須從香港全球城市區域的連結特性談起。亦即，張曼玉「廣州妹─假香港人」的身分與經歷訴說的是香港九七前的自我書寫─全球城市連結珠三角又面向世界的地理情境下，人口流動與文化身分想像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換言之，要理解香港觀眾對本片的認同感，必須探討影片敘事如何透過形塑新移民形象來言說香港全球城市連結的特殊性。廣州人與香港人歷史與地理相連造成的語言、文化相似性，使張曼玉的廣州妹得以成為導演口中的「假香港人」。當李翹終於對小軍承認她來自廣州時，小軍笑說：「其實我也猜到一點了，我們是同志呢。」李翹立即駁斥他的「同志」說：「同你的頭呀，我們說的是廣東話，看的是香港的錄像，喝的是維他奶。我們離香港那麼近。」(粗體為作者所加)。這幾句話是全片 (港片) 中難得一見的廣州觀點。李翹訴諸港粵共同體想像的自我定義凸顯了香港與珠三角的密切關連，兩地不僅在地理上相鄰，廣州人在語言、文化與生活用品似乎也與香港並無二致。廣東與香港的連結使「假香港人」李翹在敘事中得以扮演協商邊界的角色，成為影片創造彈性跨界身分想像的關鍵。李翹新移民的身分代表香港全球城市的新社會主體，珠三角的鄰近性使她廣州人的身分成為港人或認同或疏離跨境新社群的中介。一方面，與來自「北方」的小軍對照之後，近似香港人又擁抱香港價值的廣州人李翹可被港人視為血脈相連的自己人，因而成為選擇性認同的他者。事實上，片中李翹即是香港的化身。她是香港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ial) 的具體展現：勤奮機伶、積極賺錢、努力投資54_{。如谷淑美 (2002) 所言，「在香港社會的主流論述中裡，成功、務實、勤奮的典} 型香港人常常成為主體，並以這個視點來審視社會內外的異類」。在小軍口中，她是香港文化代言人，裡外都與香港人無異：「你的儀態、打扮、行為舉止加上五官長得都像香港人。」李翹扮演小軍的啟蒙導師，教導他如何適應資本主義全球城市的現代性：介紹他學英文 (「學好英文什麼工作都找得到！」)、使用金融卡、合資擺攤賣卡帶等等55_{。她買外幣又炒股，發現小軍連馬克是什麼都不知道，} 便跟他說：「拜託你，連菜市場的大嬸也知道炒股票和外幣才能賺大錢……股票是香港的土產，如阿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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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的石油，泰國的榴槤，在香港一定要炒股。」56 (粗體為作者所加)。李翹誇張的語言凸顯的是香港全球城市金融之都的功能。除了賦予李翹角色典型香港人的特質之外，影片敘事進一步深化觀眾對李翹廣州妹的認同。導演 將李翹的香港經驗再現為主人翁的成長故事 (bildungsroman)，這個成長故事是新移民同化的過程，而 同化為香港人即是成為全球城市的贏家。港人慣於將自尊自視與經濟成功緊緊相連 (Leung, 2004)，李翹的「成長故事」應和了「自 1960 年代開始的香港形象，香港不僅是享受自由的地方，同時也是港人得以享有個人轉變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之地」(Ho, 2004)。隨著敘事發展，李翹從廣州妹蛻變為比香港人還香港人，同化過程是香港夢的實現，而香港夢即是成為全球城市成功人士。當小軍看著光鮮亮麗的她問道：「你終於做到你想作的那種人了，沒人叫你大陸人了喔。」李翹開心地說：「是呀，我去五星級酒店人家跟我說英文，我去買衣服，沒人給我白眼，上個月我回老家蓋房子，他們都不認識我了。我跟我媽說：我終於可做個香港人了。」新移民的香港夢雖然還是連接著故鄉，但故鄉只是成功的指標之一，回老家蓋房子的李翹說家鄉人都不認識她了，然而李翹此時的語氣並非感傷遺憾而是炫耀興奮。李翹做個香港人的定義即是出入五星級酒店、有驚人的購買力、能說流利英文。此處，語言成為彰顯身分的標籤，英文取代了廣東話成為向上流動的象徵 57_{。當新移民的同化與香港長久以來} 自我認定的全球城市身分結合為一時，跨境而來的他者便能輕易成為想像共同體58 。另一個促成港人選擇性認同的敘事策略是透過李翹「假香港人」的自我認知，重複香港長期以來對大陸人的排他修辭，藉此與無法成為假香港人的新移民保持距離。影片一開始李翹以香港人自居，不願承認自己和小軍一樣都是內地新移民，腹語式地表達港人對大陸人的刻板想像。當李翹仲介小軍去補習英文，自己抽佣，補習班工作人員笑說：「廣州妹又討自己同胞便宜。」李翹立即反駁：「什麼同胞啊，是北方來的土包子，講國語的。」李翹對自身與「北方」大陸人身分的差異表達了中國崛起之前，現代化的香港對前現代大陸的歧見。值得注意的是，分辨他者的方式便是語言 (廣東話 vs. 普通話)。語言的優勢使李翹可以假扮 (pass as) 香港人。例如，初識不久小軍問她是不是大陸出來的？她答道：「當然不是啦，你聽我的廣東話就知道了」，接著用普通話說「會說普通話不一定是大陸人」，再轉換廣東話神氣地說：「但不會說廣東話就一定是大陸人。」這段對話不僅凸顯廣東話∕香港身分的優越感，更強調外來者容易辨識的特性 59_{。如此的雙重功能可製造某種心理效果，減緩跨界人口流動} 可能造成的焦慮。女主角的曖昧身分容許影片形塑彈性的象徵邊界想像。一方面李翹廣州人∕假香港人的中介功能凸顯了香港本位思考，強化香港∕大陸移民—自我∕他者的刻板差異，李翹廣州人的身分讓她能說出香港人的心聲，但又能同時讓觀眾視她為他者，不需為她誇張簡化的假香港觀點背書。有趣的是，另一方面影片也賦予李翹可信度 (credibility)，透過她的跨境視角來呈現香港新社群的意義。例如，今日香港必須面對眾多大陸新移民的社會現實。李翹對小軍說：「你知道香港有多少大陸人嗎？報上說香港有五分之一都是大陸人啊。其實滿街都是，只是他不說話你不知道。」語言具有的分界意義再次被強化。再者，透過李翹，導演暗示香港中心觀點的偏狹。小軍問她：「李翹，他們為什麼叫我表叔？」李翹先說：「不對，應該叫你阿燦吧。」之後由衷地補了一句：「其實香港很多人是從大陸來的，他們的爺爺爸爸不也是表叔？」片尾李翹在紐約帶團遊自由女神像的場景預示了另一種新的中國∕珠三角主體。兩位操著南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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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但不知來自何方的觀光客團員跟她聊天，一個急切地問她何時可去買 Gucci 的手提袋。另一個知道李翹是廣州人即將返鄉，便說：「以前大家都往外面走，現在好多人都回去了。香港好多人到我們那裡去打工耶。」另一個接口道：「是呀，以前出來的人都後悔了，還是國內賺錢的機會比較多。」大陸人此處的形象已不再是刻苦耐勞積極走出去的新移民而是逆轉為富有的觀光客。來自南方的觀光客以在地人的姿態對著李翹描述珠三角新局勢，她們口中的中國形象 (香港人北進、國內賺錢機會多、出去的人都後悔等等) 召喚的不僅是九七前出走的移民，還包括對未來中港關係徬徨不定的港人。當年影片中帶有幾分一廂情願 (wishful thinking) 意味的臺詞在回歸十年，中國崛起，CEPA 簽訂後的今時今日對許多人而言已成事實。香港與珠三角的歷史與地理親近性使片中李翹代表的新移民具有可知可感的主體性，又能折衝協商港人的邊界想像。然而，敘事結尾這對內地新移民的愛情故事修成正果的城市既不是香港，也不是男女主角的家鄉無錫與廣州，而是另一個全球城市紐約60_{。如此的敘事呈現了香港全球城市節點 (nodes)} 連結珠三角與其他國際都會的功能。此處連結的意義值得深究。李翹代表的珠三角移民亟欲與香港認同的心態說明了 80 年代珠三角視香港為機會之都，尋夢之地的典型。片中香港對以廣州為代表的珠三角則不脫中心對邊陲的想像。廣州的城市空間在片中沒有任何再現，只是呈現差異的符號 (廣州 vs. 無錫，廣州妹 vs. 香港人)，離鄉背井的背景空間只有透過女主角口頭提起之際才存在。不僅是家鄉沒有任何具體再現，李翹的父母與前述不認得她的鄉親也只是刻板空洞的符號。為了將李翹塑造成表面功利現實，其實有情有義的角色，她數度提到故鄉的母親。「過兩年我要排隊買自己的房子，買兩套，一套在香港自己住，一套在大陸給媽媽住」，後來果真功成名就，實現回老家蓋房子的夢想，但是「媽媽看不到房子，她去世了。」遊子衣錦還鄉親不待的刻板情節中，家鄉與家人只是烘托女主角身分的符號，沒有具體的承認與再現，一再只出現在李翹的敘述中。影片敘事仰賴的香港與珠三角連結只見到香港，另一端的廣州被走出去的新移民遺落在後，僅是敘事的工具。同樣地，片尾描述 1995 年李翹在紐約當導遊帶團到自由女神像參觀，此時敘事再次出現了廣州家鄉與家人，然而這個場景的具體空間是紐約，廣州仍是聽得到卻看不見的城市。只見李翹帶團之際打了一通電話，告知在廣州的父親，已經拿到綠卡，買了機票下個月就要回去。先前敘事從不曾提及的父親在電話中現身，在劇情發展上雖然顯得突兀，但如果廣州的家人只是敘事用來表達空間與身分連結的道具，那麼似乎忽然出現的父親也就沒有合不合理的問題。片中的廣州欠缺再現，唯一的定義如前所述是透過與香港的近似性來表達 (說的是廣東話，看的是香港的錄像，喝的是維他奶，離香港那麼近)。而香港不僅是新移民充滿機會的全球城市、金融之都，讓小軍與李翹完成夢想，更是通往世界的窗口與跳板 61_{。因此故事後半兩人分別來到紐約這個全球城} 市的代表。相對於廣州，香港所接連的另一個全球城市空間，即使不脫刻板影像，仍有具體的再現。透過鏡頭我們看到了時報廣場、中國城、新移民的住宅區 (小軍參加的 BBQ party)、乃至自由女神像等。敘事更彰顯了香港與紐約的連結─透過豹哥，導演把紐約的中國城比成三十年前的油麻地：「真有趣，這兒像三十多年前的油麻地。街道窄窄人又多，店鋪小小，什麼都買得到。又有茶餐廳，又有涼茶舖。我十一、二歲就在油麻地混，沒想到幾十年過去又回到這種地方。」更重要的是，一如香港，紐約這個全球城市又成了新移民夢想實現之地。無論是當廚師的小軍，或者逾期居留差點被遣返的李翹，都能在紐約生存。紐約更是相逢之處。最後兩人在唐人街巧遇。十年前都喜愛鄧麗君的兩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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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過世之日，不約而同被唐人街上電器行裡相關新聞報導吸引而駐足，失散多年的愛侶巧遇之後相視而笑。浪漫化的全球城市想像使愛情故事終能苦盡甘來甜蜜蜜。《甜蜜蜜》一方面賦予新移民角色可供認同的正面形象，開啟想像新社群的可能性，但敘事同時訴諸舊有的香港∕內地刻板差異，與形塑的跨界身分保持距離。再者，呈現的全球城市的連結故事具有明顯的權力位階，結局中新移民又移民到另一個全球城市，香港終是過渡之地。浪漫再現的紐約與僅是敘事符號的廣州，暗示香港自我書寫中面向世界背向珠三角的傾向。對照之下，陳果 2000 年以寫實筆觸拍攝的作品《榴槤飄飄》不僅重新定義香港與珠三角之間的連結，透過影片跨界敘事界定的身分，更看到全球城市區域的內在矛盾：長久以來追求資本流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城市香港，為了保有市場競爭力必須保有世界主義城市自由多元的特性。回歸後仍是商業菁英主導、服務富人的政府 62_{。近年珠三角融合的趨勢使香港更進一步開放邊界。然而，如前述對} 媒體報導的分析，區域連結造成的非正式經濟迅速發展、大批利用雙程證經深圳進入香港的性工作者與港人大陸子女及兩地分居家庭 (split family) 在在指向全球城市區域化治理不足的問題。陳果以藝術再現說明了「城市區域的邊界不僅為國家帶來行政與意識型態的難題，更成為各種人民衝突、希望與挫折之所繫」(Balibar, 2004)。繼香港三部曲之後，《榴槤飄飄》是妓女三部曲之一，故事前半敘述深圳來的阿芬與哈爾濱來的北姑秦燕在旺角的短暫生活，影片後半則跟著小燕回東北，其間交代返回深圳的阿芬的家鄉生活。在旺角後巷洗碗的阿芬原是《細路祥》一片中的重要配角，與故事主人翁祥仔幫茶餐廳送外賣，兩小無猜度過九七前的夏天，後來因逾期居留被遣返中國。有別於關切本土身分的《細路祥》一片，《榴槤飄飄》中「他者」成為香港新的社會主體，說的是香港的他者故事，透過北姑與逾期居留的大陸子女的視角，影片敘事具體呈現了全球化時代香港跨境城市連結的種種意涵。首先，透過妓女的身體，影片承認全球城市連結浮現的新社會主體。片中一景充分展現本片再現的社會主體，在旺角阿芬洗碗的後巷，鏡頭由左到右如捲軸般展開，人物出場，依序先看到阿芬一家、印度外勞，接著是北姑秦燕與馬夫。影片中的妓女角色牽引出各類跨境來港的人口：小燕連結的跨界邊緣人物都是拿短程簽證來港，包括來自深圳、逾期居留的阿芬母女與來自其他省分、年齡不一的北姑與印度外勞。更準確地說，片中的妓女延伸再現了兩種全球城市跨境身分，其一是 Sassen (1998) 所言之全球城市二元階級中的底層，如新移民與跨國移工，是以各種形式為全球城市實際付出勞力的人口，大致可稱為全球城市管理階級的下層勞力 (the lower stratum of the service class)。印度籍外勞與小燕遇到的嫖客 (其中一個自稱開貨車) 屬於此類。其二是非正式經濟迅速發展造成的社會主體，阿芬一家、小燕與其他北姑可歸類為「黑工」。影片中的身體交易常投射中港非正式經濟資本流動的關連。《榴槤飄飄》中的小燕在港短期賣淫之後回家鄉有了本錢，離婚後可以自立更生做生意。影評人龐奴評論《榴槤飄飄》時便提出，全港約有 20 萬妓女，大多來自內地。陳果的妓女故事不僅角度新鮮，「亦關連到中港兩地這非常大額的非正式經貿交流」63_。陳果的妓女角色是導演在片中再現最深刻具體的新社會主體。影片前半著墨小燕的北姑身分，影片後半部分刻畫她的京劇長才、家庭生活、婚姻問題以及嘗試創業的過程，敘事的發展讓人理解香港短期賣淫累積的金錢對小燕的意義：她在香港不眠不休，不顧尊嚴出賣身體的皮肉生涯是為了換取在家鄉更多發展的可能。東北的冰天雪地與洗淨鉛華的小燕所呈現的是獨立自主的女性，既不是父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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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犧牲者，也非典型的淘金妓女。影片一開始便呈現小燕的視角，定場鏡頭 (establishing shot) 的敘事旁白說的是小燕眼中的香港。她以濃重的東北口音說：「小時候我的家就住在一條大江邊上。小時候我每天都經過這條江，到對面的學校上課。原來香港也有一條大海。每天人來人往的，都要到對岸去工作。在這兒，無論什麼季節都能坐車坐船。」接著維多利亞港的景象轉換成小燕家鄉的河景，水波蕩漾但少了櫛比鱗次的高樓。她繼續訴說：「但在我們那兒就不太一樣了，夏天的時候我們可以坐船，可是一到冬天的時候我們就只能坐車或者是走路。」定場鏡頭不僅點出了敘事的主人翁的他者視角，小燕對兩地的比較與河流市景的轉換更指向連結的主題。小燕對維多利亞海景的描述並非典型觀光客的凝視，沒有讚嘆雄偉華麗的高樓美景，而是樸實直接地描述河流是上班上學通勤的通道，隨季節發揮其功能。透過小燕的視角，影片對日常生活細節的關懷由此開展。仔細來說，鏡頭對妓女日常生活細節的呈現建構出主人翁可知可感、勤奮耐勞的特性，讓秦燕的北姑角色得以跳脫刻板印象。她出場的場景是在狹小的旅館房間看電視吃便當，馬夫來借廁所，鏡頭近照廁所垃圾桶中用過的發黃衛生紙。馬夫出來對小燕抱怨：「擦過屁股的衛生紙到處丟，不扔進馬桶沖掉它？你不覺得噁心嗎？你還要對著它吃飯呢！」小燕一言不發若無其事地繼續吃飯。之後拍她在茶餐廳補妝，在馬夫陪同下到酒店接客，一邊應答嫖客的問題，一邊拉起床墊，在骯髒的床板撿起掉落的零錢。這兩個場景成功地營造了女主角的性格，寫實地表現了小燕的務實。之後我們看到更多北姑的食衣住行日常生活細節 64_{。白天在暫居的旅館小房間等，晚上在茶餐廳等。拿雙程證短期來港的} 小燕不願浪費每一個工作天，她買來香港風景掛曆，跟其他的北姑說沒時間去玩，因為會少賺很多錢 65_{。鏡頭一再以妓女的食衣住行細節強調她們「皮肉錢」來之不易。在香港的小燕似乎總在不停地吃，} 在單人床上吃喝、在茶餐廳吃，但總是一餐飯還沒吃完便被電話召去接客，只好邊走邊吃或者接客回來繼續吃。她在旅館房間幫不同的客人洗澡的場景，原本可能成為觀奇的鏡頭，但當小燕在茶餐廳裡跟同事說，她幫客人洗澡一個人洗兩次，手都洗破了，此時不斷出現的洗澡鏡頭開始有了新的意義。從妓女的角度來說，幫客人洗澡即是勞動付出的一種形式。片子也以快節奏鏡頭與配樂拍攝小燕每日徒步旺角大街小巷，來往各按摩院與旅館之間。她對嫖客抱怨：「你不知道，旺角好大啊，走來走去，累死人了。」不僅生動地凸顯妓女的認知繪圖，也呼應了之前她脫皮的腳的特寫鏡頭。忙碌的賣淫生活讓小燕生了病也沒去看醫生，只是吃成藥了事。她離港前一天的生活是如此勞動付出的極致表現。小燕自述接了 38 個客人之後，體力不支在旅館昏睡，從白天睡到黑夜，又從黑夜睡到白天。然而，如此疲累的她在接到仲介電話之後，還是只考慮了一下便打起精神去接客。此處，導演以數個鏡頭拍攝小燕的小腿以及她在床上昏睡時貼了 ok 繃的腳底，表示她不停在旺角行走的勞苦。除了以日常生活細節形塑小燕的妓女身分，影片前半一個場景更巧妙透露了她北姑之外的身分，豐富了主人翁的主體性。某日小燕的馬夫被人用榴槤打破了頭，小燕猶豫著要不要幫他報警求救。她坐在後巷中一個畸零角落抽煙，不經意地揉著穿著球鞋的腳，接著陡然起身即興地伸展身體、拉腿筋，此時鏡頭以光線明暗對比將小燕拍得如同剪影，幾個連續動作鏡頭一一停格，搭配京劇伴奏表現小燕的俐落身段。輕描淡寫的幾個鏡頭製造了懸疑感，邀請觀眾思考小燕的身分，承接著片子後半小燕回到東北牡丹江的劇情，知道她過去是京劇學校畢業生。此處的鏡頭同時預示了影片的結尾，小燕在春節聯歡舞臺上扮觀音，鏡頭由遠到近停在她臉上，無論身段、唱腔與表情都充滿自信與專業。從北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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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觀音，前後有天壤之別的角色扮演展現了小燕的多重樣貌與自主性，讓觀眾重思北姑跨境淘金的簡化形象。有別於《甜蜜蜜》，陳果並未選擇透過他者的認同或同化來肯定香港價值，而是建構他者的主體性並透過他者的角度來觀照全球城市的區域連結。片中另一個主角無證兒童阿芬的故事更進一步呈現了對跨境人口而言，區域化流動的情境、形式、空間以及流動必須付出的代價。本片以阿芬的第一人稱敘述展開片中香港與珠三角的連結。故事開始阿芬一家四口分居旺角與深圳，唯一有香港居留權的是少了一條腿的父親，母親與阿芬及雯雯三人都是等待移民香港依親的家屬。父親終年往返深港兩地帶貨買賣養活一家。影片呈現了香港與珠三角連結對底層的分居家庭而言即是不斷與邊界協商的日常營生。鏡頭首先訴說父親往返深港的一天—拄著柺杖在香港住處狹窄昏暗的房間中點香拜拜、拿晾好的衣服、抽煙、穿褲子、洗臉等日常生活細節。伴隨父親鏡頭的是阿芬的粵語旁白：「這是我爸爸，現在沒工作的，平時會從香港帶菸酒回大陸賣，或從大陸帶東西回香港賣，聽媽媽說他以前生意很好，現在我們在深圳的大房子也是他賺錢買的，現在旺角那間是租的。」(粗體為作者所加)。殘障的父親靠著跑單幫非正式經濟的工作買下深圳的房子。值得注意的是，阿芬說之前生意很好的爸爸，現在沒工作。小孩子侷限的視角無法讓觀眾理解為什麼爸爸目前失業，也難以想像家中營生如何維持 66_。整裝回家的父親帶著藍白格子的行李袋坐火車的鏡頭交待了深港連結的物質條件 (material condition)，底層人口流動必須仰賴的交通工具通常不是噴射客機而是火車或長途巴士。影片看來平常的敘事背後訴說的是底層人口流動所需付出的時間成本。火車上父親沒有明顯表情的景象切入阿芬到邊界羅湖站接父親回家的幾個鏡頭。阿芬坐在摩托車後座開心地到羅湖站接父親回家。不知為何沒見到爸爸，她只好獨自在羅湖站等到日落。不知隔了多久，在暮色中阿芬去家門前迎接晚歸的父親，體貼地幫他拿行李。導演並沒有交代為何阿芬沒接到爸爸，爸爸去了哪裡？阿芬在羅湖到底等了多久？雖然父親後來打了電話回家，但觀眾沒有聽到任何解釋，影片敘事刻意留了白。對體貼的阿芬而言，香港與深圳連結的意義就是父親平日為了養家活口在兩個家之間的辛苦往返。透過鏡頭與阿芬的旁白，影片進一步從分居家庭的情感面向來處理連結的意義。例如上述阿芬接父親過程的情緒起伏呈現了孩子期待父親返家的心情 67_{。在摩托車後座欣喜的表情、等不到爸爸的焦} 急與失落、接到爸爸電話時她背對鏡頭一吐對父親的抱怨 (「我等你好久呢！」)，放下電話仍慎重其事地從二樓對著在樓下的媽媽大聲地說：「爸爸要回來了」，接著快步出門接爸爸。另一個場景處理阿芬一大早爸爸摸黑出門，下床看著爸爸離家出門，旁白是阿芬的心情故事：「去香港一直是爸媽的希望，也是我和妹妹最嚮往的事，如果成功的話，我們全家人就能在一起，爸爸也不必一直兩地奔波，從香港來深圳，又從深圳回香港那麼辛苦了。」阿芬說了兩次「一直」，意味著他們一家四口兩地分居不是一兩天的事。為了營生，長期跨越邊界所付出的種種時間、勞力與情感成本，使得敘事中阿芬母女偷渡香港似乎順理成章。欠缺資源的父母只能尋求非法途徑完成孩子的素樸心願。全家在院子裡活動的場景帶出偷渡的話題是陳果擅長的拍攝手法－以看似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細節來處理極具張力敏感的政治社會議題68_{。鏡頭拍攝在深圳家的大院子爸爸從水井打水沖涼，媽媽洗衣服，姊妹餵雞，還邊幫爸爸沖澡。} 再平凡不過的家庭生活情景，父母討論的卻是如何讓全家離開此地跨越邊境去香港。父母之間一來一回的對話透露了底層流動的非正式管道，再現了移動人口的視角、經驗與情感。對話中顯示阿芬父母

全球城市區域治理之外香港的跨境身分論述與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