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０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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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2010 年 12 月頁 133-158.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 ─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王鈺婷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林海音在台灣文壇最為人矚目的書寫特色，背景都是建立在終戰前的北京，往往以北京、童年、女性與婚戀敘事為主軸，本文將另闢蹊徑，鎖定林海音五○ 年代以台灣為背景的書寫，到底這位「台灣製造」的女作家，是如何書寫她的第一故鄉呢？相較於其他由大陸遷台的女作家，林海音跨越省籍鴻溝所展現的複合身分，無疑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本研究試圖借重蘇珊‧弗瑞蒙（Susan Stanford Friedman）所提出的「社會身分新疆界說」（the new geographics of identity）之概念，來掌握林海音所形成的複合主體，也以此來彰顯林海音調和各方勢力的複雜性與多元的社會身分話語。在分析林海音複合主體的同時，並嘗試說明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聲策略與呈現形式：以報導者的姿態，充當不同對話折衝的中介位置，以進入戰後台灣文學文化生產再製的場域之中。. 關鍵詞：林海音、報導台灣、五○年代、社會身分新疆界說. 2010 年 9 月 15 日來稿；2010 年 11 月 20 日審查通過；2010 年 12 月 7 日修訂稿收件。.

(2) 13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The Mediating Position of A Reporter: On the Speaking Strategies of Lin Hai-Yin’s Writings on Taiwan in the 1950s Wang, Yu-Ti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s most critics recognize, Lin Hai-Yin often sets up her stories in Beijing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unfold the plots along the axes of women’s life, childhood and marriage..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instead focuses on Lin. Hai-Yin’s writings in the 1950s and examines the ways by which Lin writes about her hometown Taiwan.. Compared with other female writers from Mainland China,. Lin has multiple identities that cut across different ethnic and geographic boundaries. Based on the new geographics of identity proposed by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Lin’s double crossings in hope of understanding her 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 that negotiate a variety of political /cultural forces.. In. analyzing Lin’s 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 this paper wishes to investigate her speaking strategy and form of expression.. That is to say, she represents herself as a reporter.

(3)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35. mediating different discourses by which to enter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postwar Taiwan. Key words: Lin Hai-Yin, reporting Taiwan, the 1950s, the new geographics of identity.

(4) 13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 ─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 一、前言林海音在台灣文壇最為人矚目的書寫特色，背景都是建立在終戰前的北京，也集中在六○年代左右完成的作品，除了《城南舊事》（1960 年）外，《婚姻的故事》（1963 年）、《燭芯》（1965 年）小說集以家庭為背景，描寫婚戀悲劇，主題多為關注「沒有跳過來」舊時代女性的命運，這一系列著作，往往以北京、童年、女性與婚戀敘事為主軸，呈現出京派美學風格，范銘如也認為六○年代的林海音創作了「臻至藝術高峰、最為學界稱頌的三部京味婚戀小說」1；而值得注意的是，林海音在返台之初，卻是以台灣為寫作關注之焦點，在當時蔚為主流的反共與懷鄉文學之中，的確頗為特殊。林海音完成於五○年代的三部著作《冬青樹》（1955 年）、《綠藻與鹹蛋》（1957 年）和長篇小說《曉雲》（1959 年），內容聚焦於台灣社會的人情世態，與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點滴，可見北平與台灣不僅在林海音生命歷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也涵蓋不同時期階段的書寫特色，如同林海音在散文集《兩地》中提到自述故鄉台灣與從小生長的北京，具有不同的意義：「當年我在北平的時候，常常幻想自小遠離的台灣是什麼樣. ∗. 1. 本論文初稿宣讀於 2010 年 7 月 9-10 日由台灣大學台文所、哈佛大學東亞系主辦之「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九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感謝論文評論人逢甲大學中文系張瑞芬教授之寶貴意見，深受啟發，並感謝審查委員的相關建議，受益良多，特此致謝。論文修訂期間，承清華大學台文所陳萬益教授與謝世宗教授對本文初稿的閱讀與指正，在此一併致謝，最後感謝成大台文所博士班蕭安凱同學與筆者討論相關論點。范銘如，〈京派‧吳爾芙‧台灣首航〉，《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 2008 年），頁 112-113。.

(5)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37. 子，回到台灣一十八載，卻又時時懷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現在變了多少？」2順著「兩地」的詮釋脈絡，不得不提到的是林海音文化地理的遷徙過程：生於日本，成長於北京，爾後定居於故鄉台灣，林海音身分的雙重性乃至於多重曖昧性，在五○年代女作家群中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在此要先回顧葉石濤對林海音的評價，頗值得玩味之處在於葉石濤的評論，也建構在從「兩地」出發的詮釋角度，在面對如何將林海音定位時，執著於以「鄉土意識」界定台灣文學的史家便遭遇到了挑戰與難題，這個困難我們在葉石濤於一九七六年時討論林海音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林海音到底是個北平化的台灣作家？抑或是台灣化的北平作家？這是個頗饒趣味的問題」3葉石濤一方面提出林海音所懷想的是北京優雅庶民生活，終究是海市蜃樓的前塵舊事，是一切再也回不去的從前，認為林海音的創作生命未達顛峰，提醒她：唯有面對鄉土，開拓這一片豐富的處女地，才是她創造另一個巔峰的轉機。何況，臺灣仍是某一部分女人的地獄，作為一個女作家，假若不想對這題材挑戰，那就違背了作家所肩負的使命！ 4 葉石濤另一方面也認為林海音的鄉愁並非由台灣引起，卻是針對北京而引發，提示我們注意林海音以北京為背景的小說仍以現時她居住的台灣為中心而發展：「台灣猶如扇柄。從這兒一切脈絡以扇形狀投射開展於逝去的過去，呼吸於土耳其玉色的蒼穹覆蓋下的北平」5由此可知林海音的台灣書寫也是她文學世界中不可輕視的特質。關於林海音目前的評論除了懷鄉文學之外，還有幾個面向，一是討論林海音小說中對女性議題的關注，偏重於闡述林海音系列婚姻故事中傳統女性所受的桎梏與壓迫；另一面向是討論林海音跨越作家、編輯、出版人的多重角色，以及此一角色對戰後台灣文壇的影響，具代表性的有應鳳凰及汪淑珍等人的研. 2 3. 4 5. 林海音，〈《兩地》的自序〉，《兩地》（台北：三民，1969 年），頁 1。葉石濤，〈林海音論〉，《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1979 初版，1981 年再版），頁 261。同上註，頁 280。同上註，頁 261。.

(6) 13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究，應鳳凰從 Pierre Bourdieu 的文學場域論述，來理解林海音作為文學編輯的特殊角色，與其間與台灣文壇所形成的密切關係 6；汪淑珍對林海音出版事業《純文學》月刊和「純文學出版社」進行深入地探討 7。然而，林海音以北京為書寫題材的相關研究成果十分豐碩 8，而對於檢視林海音與台灣相關書寫的論述，並不多見 9。本文將鎖定林海音戰後初期以台灣為背景的書寫，到底這位「台灣製造」的女作家，是如何書寫她的第一故鄉呢？本研究試圖借重蘇珊‧弗瑞蒙（Susan Stanford Friedman）所提出的「社會身分新疆界說」（the new geographics of identity）之概念來掌握林海音所形成的複合主體，也以此來彰顯林海音調和各方勢力的複雜性與多元的社會身分話語。在分析林海音複合主體的同時，並嘗試說明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聲策略與呈現形式：以專業台灣報導人的姿態，充當不同對話折衝的中介位置，以進入戰後台灣文學文化生產再製的場域之中。. 二、複合主體與多元定位─以「半山」身分為例（一）重層地景與動態身分中的林海音正當多數的台灣本土精英因為文字與政治的因素，被迫暫時在文壇上噤聲時，林海音與當時不少移居台灣的大陸女性一樣，都是中產階級出身，受過大 6. 7. 8. 9. 應鳳凰有多篇重要論述，著重於林海音編輯身分所發揮的影響力，也呈現出林海音與戰後台灣文學生態的關係，如：〈林海音與六十年代臺灣文壇─從主編的信探勘文學生產與運作〉，收於李瑞騰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3 年），頁 337-351；〈閱讀林海音：林先生的編輯、寫作生涯與臺灣文壇〉，《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1 期（2003 年 4 月），頁 89-93。汪淑珍的博士論文勾勒林海音的出版事業─《純文學》月刊與純文學出版社，呈現文學與文化生產的關係，也建立在副刊學、文學雜誌學、文學出版學的理論基礎之上。見汪淑珍，《文學引渡者─林海音及其出版事業》（台北：秀威，2008 年）。此一代表性研究為梅家玲的研究，梅家玲從女性的觀照視角來論析林海音的北京書寫，指出敘事者具有「小女孩」的身份特質，突顯出性別身份與鄉土想像的多重向度。梅家玲，〈女性小說中的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林海音與凌叔華的北京故事〉，收於《性別，還是家國？─五○與八、九○年代臺灣小說論》（台北：麥田，2004 年），頁 127-155。范銘如著名的〈台灣新故鄉〉著重於女性性別意識對於家國空間想像的重塑，認為不同於男作家以神州大陸作為認同的鵠的，女作家卻另出蹊徑，迎向「台灣新故鄉」，在台灣新生地開展出迥異的家國視景。而對於林海音來說，台灣並非新故鄉，而是真正的第一故鄉，所以林海音書寫台灣，和其他由大陸遷台的女作家有顯著的差異。范銘如，〈台灣新故鄉〉，收於《眾裡尋她》（台北：麥田，2002），頁 13-46。.

(7)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39. 學以上的教育，在「國語政策」下自然容易攫取優勢的創作位置 10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林海音的文字具備有同時代女作家的風格特色，除了語言的優勢外，族群和政治在此又扮演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角色，與國民政府同時遷台的她，當然絕對不能說與威權政體主導的文化結構，沒有親緣性的關係，一方面也由於林海音特殊的台籍身分，形成複雜的雙重主體位置。簡而言之，林海音的位置從哪個角度來看都具有調和各方勢力的複雜性，也彰顯出林海音作為台灣和大陸之間的中介角色，正如同范銘如精闢地指出：林海音跨越族群鴻溝，遊走文類職場界線，複合的身份與多元的歷練向來為人樂道。多元正是非一，更暗示著其中各種論述的含混、交雜，甚至矛盾扞格。林海音集多種身份於一身，又夾纏在傳統與現代、大陸與台灣、父權與女權多種意識型態的集匯。 11 探討這些問題，弗瑞蒙所提出的「社會身分新疆界說」之概念頗值得參考。弗瑞蒙從空間化之理論去探討女性主義的認同理論，以便檢視個體社會身分話語與各種異質文化交會下的多種辯證關係。弗瑞蒙指出婦女作家批評（genocriticism）和女性文學批評（gynesis）只強調社會身分決定成分中的社會性別差異這一項，而使得它們與多元文化主義、後殖民主義研究、後結構主義、同性戀研究、文化研究、人類學、政治理論、社會學及地理學等領域的理論進展相脫節。弗瑞蒙於是呼籲「超越」（beyond）女權／女性主義批評，在此弗瑞蒙並非擱置性別觀點，而是呈現性別、階級、族群三者之間以及每一面向內部間的交織互動，弗瑞蒙以六種既相關連而又不同的社會身分話語，表現這種在各式位置交鋒處的新社會位置地理（geography of positions）12 ，在此先突出弗瑞蒙所描述的「多重主體位置論」（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之概念：. 10. 11. 12. 邱貴芬，〈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收於《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 年），頁 226。范銘如，〈〈燭芯〉導讀〉，收於邱貴芬主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台北：女書，2001 年），頁 192。蘇珊‧弗瑞蒙（Susan Stanford Friedman）提出六種論述方式，包括：多重壓迫論（multiple oppression）、多重主體位置論（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矛盾主體位置論（contradictory subject position）、主體社會關係論（relationality）。Susan Stanford Friedman, “Beyond.

(8) 14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我把社會身份這個概念，作為多種互不相同甚至互相對抗的文化結構（如種族、族裔、階級、自然性別、宗教、移民的原籍等）的交叉點，表示某種多因素所決定的多重主體位置。在這樣一種文化結構裡，自我並不是單一的，而是複合的。它所佔據的位置，包含很多種地位，其中每一種地位又會由於同其他地位的交叉而產生某些微妙的變化。 13 如果我們從多種社會身分交錯來闡釋林海音在社會結構裡的文化位置，將林海音的社會性別與社會身分的其他構成成分來進行分析，可以看到林海音的主體在多種文化關係與脈絡中，而且具有流動與曖昧的特質 14。林海音的例子，雖然頗能說明她在各方勢力中勾勒出各種扞格間的變動，突顯不同族群因緣際會的融合文化位置。但是本文企圖說明，如此重新詮釋林海音，並非指向她於台灣與大陸文化交匯處中絕對優勢的發言姿態，反而想要處理林海音位置所可能涵蓋的複雜意義，尤其在兩方交界領域（borderland）成為接觸交流之所在，文化夾縫中所銘刻的苦澀印記與曖昧定位，這也必須放在林海音文本演繹的脈絡來加以了解，從她作品中所突顯的兩個主題「掮客」和「半山」，來解讀出林海音主體重構的諸多符碼。. （二）「交界領域」中的曖昧定位─談「掮客」和「半山」的文化隱喻林海音戰後初期的文章，往往以文字存錄下生活中種種的細微末節，〈掮客〉 15 巧妙地傳達出當房屋買賣掮客不成，所產生的喜劇效果。散文開頭描述. 13. 14. 15. Gender: The New Geography of Identity and Future of Feminist Criticism”, Mappings: 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7-35. 此中譯參見蘇珊‧弗瑞蒙（Susan Stanford Friedman）著／譚大立譯／康宏錦校，〈超越女作家批評和女性文學批評─論社會身分疆界說以及女權／女性主義批評之未來〉，收於王政、杜芳琴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431。感謝審查委員提出蘇珊‧弗瑞蒙（Susan Stanford Friedman）的女性主義認同理論之背景，為討論全球化情境下各種多元而異質文化交界與人口流動促成之認同政治，而林海音主體所面臨的多重文化關係，可參酌廖炳惠以日治時期文化人士（如吳濁流、江文也等），在世紀之初往返於日、中、台之間，進行翻譯之活動，所帶出台灣的多樣現代、後現代及後殖民經驗，可進一步反思林海音所處的文化空間。見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收於《書寫台灣》（台北：麥田，2000 年），頁 85-99。林海音，〈掮客記（下）〉，《中央日報‧週刊》，1949 年 7 月 20 日。.

(9)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41. 第一人稱的主述者仗著幾句洋涇濱式的台灣話，在街頭巷尾頗有名氣，附近要出賣房子的屋主慕名而來，想要主述者為看房的外省人翻譯，以化解語言溝通的障礙；或是幫忙介紹房子生意，並且祭出事成之後酬謝的豐厚佣金。主述者原本信心滿滿，找到有興趣的買主，打著如意算盤，籌畫著交易順利完成後種種幸福的前景，不料房子卻在主述者安排簽字前搶先賣出，使其美夢落空，只好跟丈夫自嘲做了一個天真的黃粱夢。本文運用當掮客不成的情節，似乎輾轉暗示肩負起跨越族群隔閡的主述者雖然具有溝通、跨越等種種特質，但並非是兩面討好、左右逢源的掮客。尤其是當林海音重返故鄉台灣檢視身分定位的微妙變換時，台灣旅居大陸人士所俗稱的「半山」就成為形構她身分特質的重要元素，在〈半山還鄉記〉描述的是主述者在家鄉內外彷若流亡的生涯。林海音呈現出日治時期居留在中國的台灣人離鄉背井的離散情境，呈現出台灣人身分之尷尬，被日本人和中國人猜疑、排擠，也不能以台灣人身分自居，要自稱為福建人以掙扎求存，這種與吳濁流所創造的台灣本土文學「孤兒意識」之原型相呼應的感受，刻劃出台灣人被拒於日本和中國身分之外的徬徨與焦慮，在林海音的〈光復以後〉對於這樣的流離之苦，有更為具體的描繪：故鄉對於我當然是一個美麗的影子，我們卻絕少在人們面前提到她。因為凡生活在大陸上的台人，都是不甘心做日人的奴隸才回到祖國，但是又有些人偏偏不拿你當中國人看待，台大教授洪炎秋在北平談故鄉，故鄉在四周環海的土地上，不舉出她的名字：「因為她在這年頭兒，是處在一種左右做人難，各方不討好，無處不受歧視，無不被猜忌的那一觸霉頭，那麼可憐的遭遇，何必說明她，來受蹧蹋……」。 16 遠離故鄉、不斷漂泊中的典型邊緣人，在流離的過程中，第一人稱的主述者總是想像著陌生故鄉，心念著：「如果不能回到故鄉就像一葉無根的浮萍，永遠不能和土地發生感情」17直到台灣光復後主述者看到自己戶籍上的籍 16 17. 林海音，〈光復以後〉，《中央日報‧週刊》，1950 年 10 月 25 日。同上註。.

(10) 14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貫為新竹後追懷往事，滿眶熱淚，益顯百感交集 18 ，才有尋求到自我認同的歸屬感。〈半山還鄉記〉中，主述者被親戚朋友的孩子喚為「長山阿姨」，開玩笑地稱為「半山」，彼此一接觸時即面臨文化的隔閡 19，也由於語言的障礙與表兄弟不太親近，姪子們對於「唐山阿姨」也抱持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凡此種種皆提醒著主述者身為「半山」與她台灣親友同胞之間巨大的差異，主述者刻畫內心的幽微心境，展演了複雜而糾結的回歸敘事，驚覺這個邊緣的位置沒有改變，飽含流離後回歸的創傷。然而，漂泊的經驗造成林海音的雙重身分，既是過往居留在中國身分中的「他者」，又是土生土長台灣人眼中的「異類」：頃讀雷馬克的「流亡曲」，描寫無國籍的難民整年過著被放逐的生活，走遍了歐洲的國家，總是在那個國度的邊境上被送來送去，誰也不收留。那麼在體味一下自己「半山」的身份，也不禁啞然失笑了。 20 主述者反芻「半山」回到台灣後所經驗到複雜的認同困境，強調當被人問起是哪裡人時，深深發覺不可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台灣人，如果回答是台灣人，恐怕會引起老鄉「ㄏㄠㄒㄠ」（瞎說）的笑語 21 ，這也暗示著「半山」身分的外在性，反映出「半山」之於台灣人認同主體「既內而外」的內在矛盾，因此，主述者反覆質詰多重遷徙中究竟鄉關何處，展示了於家鄉內外肉體與精神的流亡生涯，演繹出個人的身分認同危機：「回家，我的家在那裡呀？北平的家搬得一毛無存，到台灣又來做『半山』，在這茫茫的大地上故鄉在那裡呢？」 22 從林海音的語境裡，可以更辯證性處理林海音複合主體這樣的歷史性議題，以導引我們對其身分定位的想像，也開啟一扇窗去重新思索「集多種身分於一身」的林海音在認同、歸屬與文化之間錯綜而辯證的關係。因此，討. 18 19. 20 21 22. 林海音，〈光復以後〉，《中央日報‧週刊》，1950 年 10 月 25 日。同上註。在〈半山還鄉記〉中主述者問堂兄說：「姪子們會說國語嗎？」堂兄回答說日治時代都說國語，主述者起初摸不著頭緒，後來才知道堂兄所指的國語是日語，主述者所認定的國語，被稱為「唸中國書」、「唸漢字的」。同上註。同上註。同上註。.

(11)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43. 論林海音多重主體位置（multiple subject），如果僅僅將重心放在林海音調和各方勢力的彈性社會身分，難免失之粗糙與武斷，林海音多重主體位置有著豐富的文化和政治意涵，牽扯著複雜的歷史脈絡，也正是島上不同族群文化互相碰撞下的多元現象。「半山」身分的林海音於不同論述立場折衝的境域中，調和各方勢力的複雜性，因此也擁有「既內而外」雙重視野，並且在這樣的發言空間，突出自己在戰後初期文學場域的獨特性，具有社會的、空間面向的流動，是兩者協商的地域。接下來，將集中探討林海音在五○年代複雜地緣政治下展現多元身分之流動，充當不同對話折衝的中介位置，並揭示出書寫台灣與特定社會文化環境間的互動關係，在此尤其要將注意力引到林海音多重的發言位置與敘事觀點，以此來掌握林海音書寫台灣此一議題的關鍵意義。. 三、多重發言位置與敘事觀點（一）全知觀點下的鄉土敘事在談林海音的台灣書寫之前，在此先闡述林海音戰後初期特殊的發言位置與敘事觀點，首先從林海音與五○年代鄉土文學的關係談起。如果將《城南舊事》置於台灣文學的發展脈絡來看，它是承襲著五○年代鄉土文學之美學假設，與同時代朱西甯與司馬中原的鄉土小說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一般認為催生這一輩作家書寫原鄉背後的主要動力，是透過作品敘事以重現那「曾經」是「家園」的故土，也與家國大敘述有極高的契合度，以見證歷史的創痕與滄桑，王德威認為朱西甯與司馬中原流露出為一統性家國想像背書的可能性 23 ，也為朱西甯與司馬中原進行文學史的定位，企圖建構起五○年代懷鄉文學與七○年代鄉土小說之間傳承的接引：「他們的鄉土作品，上承三、四○年代的原鄉視野，下接 23. 王德威指出：「朱和司馬的小說，皆有強烈的道德使命感。司馬將此一道德命題與政治相連鎖，終在他的鄉土上營造了一個復國（或建國）神話；而朱則賦予其一宗教啟悟的層次，使鄉土成為生命救贖或沈淪的試煉所」。見王德威，〈鄉愁的超越與困境─司馬中原與朱西甯的鄉土小說〉，收於《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 1993 年），頁 280。.

(12) 14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王禎和、黃春明的本土情懷，在文學史的傳承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24 而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卻和上述的鄉土小說擁有截然不同的評價，也與七○年代所興起的女性鄉土小說所承載美學觀、意識型態與「鄉土想像」大相逕庭 25。事實上，在六○年代本省籍作家如黃春明與王禎和等人書寫鄉土文學之前，林海音除了懷舊的題材之外，也透過鄉土小說中的寫實敘事，將目光投射到台灣本土，特別是本省籍小人物生存的「現實」。「小說質樸的鄉土色彩，如果不說是〈要喝冰水嗎？〉26被呂正惠視為：林海音寫的，恐怕可以放進去黃春明的作品集中」 27 ，以台灣本省籍的菜農為書寫對象。故事呈現的是主角闊嘴仔深受不識字之苦，也在一次賣菜的過程中被陌生人欺騙，而蒙受眾人的指責與恥笑，闊嘴仔阿伯痛下決心讓兒子阿榮讀書識字。小說的第一幕與結尾互為參照，首幕呈現的是闊嘴仔阿伯大熱天穿著厚布對襟掛褲，在火辣的陽光下，等待入試場考高等科的兒子，闊嘴仔阿伯對於會唸書的兒子期待的心情，可以從他緊張興奮而又小心翼翼的神情中展現出來，小說也透過闊嘴仔阿伯的回憶，刻畫出中下階層的勞苦生活、賣菜的艱辛，與望子成龍的卑微心願。最後小說的結局則充滿著無限想像的空間，當兒子阿榮踏出試場時，闊嘴仔阿伯明顯被排拒在一群學生所圍繞出的智識空間之外，而闊嘴仔阿伯只能以「要喝冰水嗎？」來展現對兒子的關心與問候，小說也到此煞然而止，帶給我們的是「沒有知識」的闊嘴仔阿伯對於融入兒子阿榮世界的挫折，這樣一則「犧牲小我」的小人物哀曲，如同許俊雅指出闊嘴仔阿伯呈現：「無法進入精神的知識層次，只能以物質的冰水來表現他的關心及與兒子的交流之道，充分突顯了小人物的辛酸心情」 28 透過林海音回憶錄中夏濟安的來信，我們可以看到夏濟安鼓勵林海音 24. 25. 26 27. 28. 王德威，〈鄉愁的超越與困境─司馬中原與朱西甯的鄉土小說〉，收於《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頁 279。邱貴芬所舉的女性鄉土小說為《桂花巷》、《泥河》、《鹽田兒女》、《失聲畫眉》、《迷園》，見邱貴芬，〈女性的「鄉土想像」：台灣當代鄉土女性小說初探〉，收於《仲介台灣‧女人 ─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1997 年），頁 74-103。林海音，〈要喝冰水嗎？〉，《文學雜誌》第 1 卷 4 期（1956 年 12 月 20 日），頁 72-76。呂正惠，〈五○年代的林海音〉，收於《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台北：文津， 2005 年），頁 625。許俊雅，〈論林海音在《文學雜誌》上的創作〉，收於李瑞騰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

(13)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45. 寫本省人的生活經驗，並認為小說中所呈現的是「廣大的同情心」，是值得讚許的：這篇小說寫本省人的生活，很是生動。竊以為這條路大可走得。我們外省人的事情，我們也應該寫。小說家應該有廣大的同情，這一點海音女士當之無愧……。 29 林海音的回應饒富趣味之處，在於林海音對自身所處的台灣現實之不熟悉非常有自覺，但仍透過這樣的表達，傳達出現實關懷的意義：其實我是真慚愧，因為自幼在北平成長，生活習慣早已『京化』了，讓我寫台灣，遠不如寫北平更熟練，但他所提的『小說家應該有廣大的同情』這句話，該是值得銘記於心的。 30 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鳥仔卦〉31，應當更能體會林海音對夏濟安的回應。〈鳥仔卦〉關注於對小說人物的刻畫與關注，瀰漫著偏僻村莊的鄉村氛圍。〈鳥仔卦〉的故事相當簡單，採用倒敘的手法，主要鎖定在帶著小文鳥卜鳥仔卦的算命先生，輾轉流徙於各鄉鎮間，卻因生意凋敝、乏人問津，連三餐都無以為繼，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對算命有興趣的苦命女子，算命先生總算逮住機會，奮力算出好命，以美好的晚景來寬慰眼前這位不幸的女子，最後算命先生不僅無法從這位在路上餐風露宿的女子身上拿到喜金，還得忍受周圍看熱鬧群眾的奚落與羞辱，又被鳥店的老闆當成偷竊的嫌疑犯，送進了拘留所。小說的結尾與開頭形成強烈的反差，小說的開頭描述看守員不顧算命先生的請託，誤放籠子鳥，而結尾卻刻畫算命先生一無所知，呆望著窗外的藍天，渴望遼闊的天地與憧憬美麗的未來，具有寓言風格：「在窗前，他忽然瞥見一個小黑影掠空而過，他知道到那就是被放出籠的迷途小鳥，還滿心的盤算著，他和小文鳥下一站的. 29. 30 31. 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5。林海音，〈夏濟安／小說家應有廣大的同情〉，收於《剪影話文壇》（台北：游目族，2000 年），頁 86-87。同上註。林海音，〈鳥仔卦〉，《自由中國》第 16 卷 9 期（1957 年 5 月 1 日），頁 305-307。.

(14) 14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旅程會在什麼地方落腳？」 32 葉石濤也談到林海音的作品中唯有此作有些模糊的鄉土色彩：不過，這鄉土氣味是這樣的淡薄，我們已無法指認這小說的背景的台灣。這篇作品描敘在社會底層求生掙扎的相命為生的小人物所遭受的厄運。使我們意識到支配人們那看不見的命運之力量。 33 〈鳥仔卦〉的空間座標雖然是建構在台灣土地上，卻不特別強調鄉土的特殊性，也沒有可供憑藉的地方感，反而刻畫的是底層人民求生存的悲哀與絕望，只能與貧窮和罪惡相伴，算命者與卜命者都憧憬一個好命，卻也一樣無助，難以突破現實的困境。林海音在這些鄉土文本再現裡，都偏向於全知觀點，敘事者貼近於故事中人物，在敘述時很明顯做了道德上的選擇，表現出對於小人物的同情，但是這種深入小人物個人經驗的敘述模式，卻更讓我們去反思林海音的書寫立場和發言位置，也讓林海音的位置更透明化。林海音以鄉土人物為主要描寫對象的作品中的關鍵意涵：一方面顯示出林海音所呈現的無非是對廣大人民的關懷與同情，並試圖從邊緣人物身上萃取出普遍人性之價值，其普世性的人道關懷優先於對特定鄉土人物「處境」的關注；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林海音在返台初期與她所關注的台灣社會之間隔著些許的鴻溝。林海音著重於形塑底層人民的生活，當故事情節環繞著底層人物的生活點滴，文本中關於台灣的意象相當模糊，背景往往和台灣鄉土缺乏更實質的聯繫。透過林海音個人懷想式的抒情，對於鄉土小人物的生活困境充滿同情，但是這種貼近故事人物之第三人稱的全知全能，雖可以從任一角度來觀察事件，或透視人物的內心活動，但卻由於敘述者隱匿在故事之外，無法深入底層人物的表情動作和敘述聲音，始終存在著隔閡。接下來，我將討論林海音在戰後初期的小說中，可以瞥見她選擇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敘事觀點，在此無意忽視小說家個人的美德與關懷，而是對小說家在敘述角色的設定及其敘述行為所透露的訊息更感興趣，底下將討論林海音小說幾部以外省籍教師為主要敘事者的小說。 32 33. 林海音，〈鳥仔卦〉，《自由中國》第 16 卷 9 期（1957 年 5 月 1 日），頁 307。葉石濤，〈林海音論〉，收於《台灣鄉土作家論集》，頁 271。.

(15)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47. （二）外省籍知識菁英及其敘述視角林海音在幾篇小說中往往展現出第一人稱敘事觀點的運用，特別是第一人稱的敘事者皆為傳遞知識的外省籍教師，通過外省籍教師的敘述視角，表現了個人對於台灣社會的關懷。熱惹內（Genette）在《敘述話語》明確地界定視角與敘述（focalization and narration），以示對感知者和敘述者的區分，敘述視角指的是敘述者借用人物的眼睛和意識來感知事件，傳遞小說主題意義，自從熱惹內針對傳統敘述學的混沌提出批評，釐清「敘述」和「感知」之間的界限，視角也成為敘事學研究的重心 34。〈玫瑰〉（1956 年）中，小說裡的我往往是敘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在主人公的第一人稱敘述的回顧性視角中，外省女教師得知班上有著優美歌聲的本省學生曾秀惠是名養女，家中四代同堂皆為養母女的關係，也都為酒家女，外省女教師從自己的角度來觀察往事，由此一知識精英「表述」秀惠的悲劇：雖受過中學教育，但仍被養母推入火坑，淪為在夜百合陪酒的酒女，最後走上自殺之途。然而，小說又像是從第一人稱敘述中見證人的旁觀視角來看待秀惠的悲劇，從一個外省、知識菁英的「單向」角度看待受壓迫的台灣養女，外省女教師認知到傳授辨白是非善惡的知識，不能「拯救」受壓迫者秀惠的命運，因而流露出充滿罪咎感的自我批判。在〈貧非罪〉（1956 年）中，本省學生邱乃新與張一雄兩人的父親，也代表外省女教師所看到的兩種台灣人的典型，一種是邱乃新的父親為大富農與水利專家，在嘉南平原擁有大規模的田地，對平原的灌溉有不少貢獻，也造福所有農家；另一種是張一雄的父親，是貧窮的瘸子，瘸腿由於二戰末期不幸被徵調到中國大陸為日本軍隊翻譯，在同情下放走一位進行抗日工作的中國青年而遭到打斷，現又被誣陷窩藏贓物，而使得張一雄遭受到邱乃新的嘲笑與輕視，林海音在小說中藉由女教師處理兩位學生的糾紛時，點出「貧非罪」的道理：「健全的社會是由於兩種力量組成的：一種是『造福人群的智慧』，像邱乃新，你的爸爸一樣。一種是『貧苦不移的精神』，像張一雄，你的爸爸一樣」35這篇小說也因此成為一部典型的勸世之作，具有深刻的教誨意涵，傳達出安分守己、 34 35. Genette, Trans. Jane E. Lewin, Narrative Discourse (Ithaca : Cornell UP, 1980). 林海音，〈貧非罪〉，收於《綠藻與鹹蛋》（台北：遊目族，2000 年），頁 119-120。.

(16) 14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各司其職的保守價值觀。在此也要特別反思林海音在這幾部小說中都用一個外省籍的知識菁英為主要敘事者，藉以探訪本省學生生活面貌、歷史文化所造成的困境，弔詭的是，由於外省女教師無法真正窺知本省學生心中的想法，往往成為敘述者觀照下的報導實錄，尤其是〈玫瑰〉一篇中，外省女教師對於身處於社會底層養女學生自殺之消息，更是透過報紙一個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所報導的酒女玫瑰自殺的新聞而得知，這個透過第一人稱敘述者所轉述的新聞報導，卻又延續養女被報導的形象，充滿象徵意義。與散文文類相比，小說具有運用、轉換敘述視角的最大自由度，如果說人物刻畫與敘事觀點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林海音為了順應對於本省人物的刻畫，而刻意選擇之敘述視角就顯得特別耐人尋味，小說中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觀點，扮演為台灣同胞代言的知識菁英角色，這個敘述視角呈現見證人的觀察與報導，因而敘述中流露出自我審視與自我懺悔等等，非常值得深入挖掘與思索論辯。接下來，將鎖定「報導者」姿態的「中介」此一關鍵性的議題，尤其是林海音在戰後初期發表過大量介紹台灣鄉土風物的散文，往往運用了報導這樣非虛構的書寫策略來呈現台灣的風俗民情，底下的論文將進一步說明為何林海音選擇「報導者」這樣的書寫姿態來記錄台灣婦女生活？而「中介」又是如何回應到之前從弗瑞蒙的理論來論述林海音社會身分的重層地景與動態身分？. 四、「報導」台灣，「中介」本省婦女（一）漫談‧台灣婦女─以「媳婦仔」為報導核心底下將討論林海音特定的發言位置下還有什麼樣的「台灣」被看見？在此將延續討論林海音小說表述時第一人稱敘述視角的相關論點，來詮釋林海音報導本省籍女性此一部份，性別議題的加入，也增加書寫台灣此一主題的複雜性 36。這些不同書寫台灣所構成的複雜圖像，顯示出林海音在各論述對話中交錯，抑或是擷抗的顯影。 36. 夏祖麗提到從 1949 年到 1952 年之間，林海音一共發表近三百篇介紹台灣鄉土風物的民俗小文，散見於《中央日報‧副刊》、《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以及《新生報‧新.

(17)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49. 在《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第五十七期，武月卿曾經整理過讀者對《婦週》相關的建議，其中與台灣書寫有關的是讀者提出希望看到「台灣本省婦女寫真」 37 此一主題之增加，讀者對於描述台灣現實風貌─台灣本省婦女生活寫真所流露出的興趣是值得關注。身為本省籍女作家的林海音，曾在北京從事新聞工作有年，則擔負起「真實」報導本省女性生活的重責大任，武月卿也特別向讀者宣告一個月前林海音所撰述的台灣媳婦仔文章，是迎合讀者閱讀需求籌畫的台灣婦女寫真，也鼓勵讀者以此為題進行報導，在此可以瞥見林海音能夠與想像中的讀者交流，也在於林海音所擁有多重主體位置與獨特的半山身分，介於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與移居台灣的外省人之間，這樣「中介」的發言位置，呈現出林海音所處於各式各樣位置與意識型態的中介區，成為接觸交流的中介領域，如同弗瑞蒙所指出：新的疆界闡明的不是社會身分的機制，而是劃定領域與界線、劃定內和外之間、中心和邊緣之間以及能動接觸的各種空間（「接觸區」、「中間地帶」、邊境地帶和邊疆）之間的辯證領域。 38 林海音便是在這種「之間」（betweenness）所具有的多元發言位置，來進入戰後台灣文學文化生產再製的場域之中，以成就其書寫台灣之發聲策略與呈現形式。〈台灣的媳婦仔〉一文寫作於一九五○年三八婦女節的前夕，林海音首先陳述寫作的動機是建立在「三八婦女節對台灣婦女能有什麼作為」的前提之上 39，. 37. 38. 39. 生婦女》等文學園地。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天下，2000 年），頁 131；筆者將待相關文本完整蒐集後，另文討論。在此感謝審查委員提出林海音所呈現出複合主體的發言位置，是否在面對不同文本現象（閱讀讀者、報導主題時）呈現變換與位移，以及提示林海音兩種脈絡位置（複合主體位置、文壇位置）之構連，筆者認為此一面向在林海音處理台灣鄉土風物的民俗小文有更複雜的辯證，後續論述將嘗試回應審查委員精闢的提問，特此致謝。武月卿提及：「一、國外和各地婦女動態通訊。二、台灣本省婦女生活寫真。三、增設青年女學生園地。四、設立婦女信箱。」。出於〈婦週是讀者的〉，《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0 年 4 月 23 日。參見蘇珊‧弗瑞蒙（Susan Stanford Friedman）著／譚大立譯／康宏錦校，〈超越女作家批評和女性文學批評─論社會身分疆界說以及女權／女性主義批評之未來〉，收於王政、杜芳琴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頁 427。林海音，〈台灣的媳婦仔〉，《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0 年 3 月 12 日。.

(18) 15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此一前提則暗示本省籍女性主體和大陸新移民彼此的微妙權力位階，國府遷台後的「祖國」一貫以拯救的姿態面對台灣，台灣女人則成為此一論述中弱勢的「他者」。文中林海音敘述台灣童養媳的代表─阿宗妹，則演練台灣早期社會一種特殊的女人交換制度，由於生母貧窮，遂分給林海音的姑母家當童養媳，後來堂姐生產時阿宗妹被姊夫誘惑失身，雖生下孩子，卻在養家的監督權力之下，無力去過問孩子的養育，屈從於養家所安排的一切，林海音想以阿宗妹為例，來消融主流論述圍繞著「想像台灣女人」的種種異色遐想，並突顯台灣媳婦仔的特殊遭遇，呈現台灣女人悲慘的命運，與一般認為台灣女性「性開放」的觀看視角形成另類的抗衡：外省人的眼光裡，總以為台灣婦女很解放，起碼「性」的解放是不成問題的，我也常常聽見這樣的話：「台灣女人亂得很！」他們不知道在氣候、習慣、制度、綜雜關係下產生的台灣女人，是在怎麼樣嘆息她們的生命。「台灣查某（女人）真歹命！」她們常常這樣說。 40 然而，在這一個展示給眾多讀者的「真實」台灣女性之空間，林海音特別分析台灣養女的社會現象，透露這報導背後潛藏的意識型態，養女悲劇性的命運並非肇因於父權宰制下「女嬰無用論」的性別偏見，而是將焦點鎖定於「省籍的陋習」，台灣社會無法免於封建制度下買賣婚姻的習俗，而傳統保守的封建牢籠正是箝制台灣女性不得自主之因：台灣的物質文明雖然相當進步，但許多風俗習慣仍然沒有擺脫封建制度的形式。就拿婚姻來說，台灣的婚姻還沒有脫離買賣式的聘金制度，而「媳婦仔」的命運也就是在買賣婚姻制度下演變出來的。 41 林海音也同樣將養女現象推論為一樣的邏輯：「日本愚民政策所遺留下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42。在另一篇〈「婚姻經濟學」產生下的養女〉，林海音也抨擊台灣「婚姻經濟學」下的養女制度，是種變相的販賣人口，指出台灣婚姻習俗， 40 41 42. 林海音，〈台灣的媳婦仔〉，《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0 年 3 月 12 日。同上註。林海音，〈台灣婦女生活漫談〉，《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0 年 4 月 30 日。.

(19)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51. 尤其是「沒有脫離封建制度的買賣婚姻」是造成養女制度的主因 43。於此我們可以窺見報導台籍女性這股新潮流雖然有令讀者感到新鮮之處，但是如此敘事模式中，暴露出的意識型態頗令人玩味，渴望救贖的受難台籍婦女顯然並非報導焦點之所繫，它關切的是「台灣媳婦仔」是蒙上封建灰塵的舊辭彙。《婦週》其他幾篇關於養女運動推行的相關報導，包括〈養女服務處：誰該救養女〉 44 與〈養女的登記與出路〉 45 ，也號召全民撻伐深受日本殖民統治遺毒下的封建制度，某種程度也符合戰後初期國府總是將台灣的文化差異歸因於日本奴化教育。當然養女絕不是台灣特有的問題，游千慧指出在五○年代論述中，養女仍然被認為是台灣特有的風俗，並舉當時的《婦友》社論為例，加以佐證：台灣因受日據五十年重男輕女的影響，以及畸形的婚姻制度之流弊，養女制度早已變質。它包括買賣人口、虐待、奴役、荒淫、亂倫種種罪惡，所以它已不單是婦女問題，而是社會、道德問題。 46 同樣地，在〈玫瑰〉（1956 年）這篇小說，林海音也企圖反映很多社會現象，例如：省籍、階級及養女問題，卻也將「養女問題」等同於「妓女問題」這樣的模式來加以呈現，可是，淪為酒女並非是普遍養女的處境或遭遇，反而有刻版化養女的嫌疑，如同游千慧舉出養女、妓女問題又與台灣特有經驗畫上等號，被認為是中國政權曾經在台灣「亡國」的結果，是日據時代重女輕女的觀念所影響，以突顯出國民黨遷台前「三民主義下的中國是男女平權」此一現象 47。而在另一篇散文〈台灣婦女生活漫談〉中，林海音也藉由闡釋主流趨勢對本省婦女的刻板定位，來宣示其寫作姿態：一篇由真正台灣女性書寫「真實」台灣女性的報導：「談到台灣婦女，人們的腦子就會泛起一個印象：侍應生、下 43 44 45 46. 47. 林海音，〈「婚姻經濟學」產生下的養女〉，《台灣新生報》，1951 年 8 月 26 日。〈養女服務處：誰該救養女〉，《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1 年 5 月 30 日。〈養女的登記與出路〉，《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1 年 6 月 13 日。游千慧，《一九五○年代台灣的「保護養女運動」：養女、婦女工作與國／家》（新竹市：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36。同上註。.

(20) 15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女，或是陳素卿甚麼的，好像她們代表了全部的台灣婦女」 48 從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林海音呼籲大眾關懷本省婦女的用心，然而這裡我們看到了潛藏在林海音文章中一種兩難的矛盾與分裂，她顯然不同意將台灣女性等同於私生活不檢點的唯一觀點，對於主流文化將台籍女性刻版形象化（stereotyping）的行為視為簡化台灣甚或是對台灣了解泛泛。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林海音卻以嚴肅與認真的態度，嘗試從氣候、生理、制度等種種複雜的因素來解釋台灣女孩熱情奔放之因，她細膩地解釋由於台灣是亞熱帶氣候，女孩子早熟，又因為社會習慣早早工作，和男孩子接觸的機會多，而使得台灣女性早熟且熱情，這樣強調以科學態度詮釋台籍女性開放的現象，雖然欲與主流文化往往將台灣女性視為侍應生和下女連結的文化想像相抗衡，卻又回到主流文化凝視早熟、開放台灣女子的觀看視角下，無形中也進入主流趨勢闡釋台籍女性的邏輯之中，而這種兩難的矛盾，也必須回到戰後初期文學場域中台灣究竟占取什麼樣的位置？. （二）文化場域中「台灣議題」的生產現象首先，要面對林海音在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場域，其中什麼樣的台灣議題得以被呈現？藉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林海音的報導雖增加台籍女性的能見度，也以「差異」訴求做為詮釋的基礎，尤其是林海音對熱情開放的台籍女性，如何通過刻版形象化運作的看法，也頗能說明文學場域中文化文本生產的現象。威權政治主導的論述機制，決定報導台灣所認可的創作素材與表達議題，台灣被聽見、看見的程度往往取決於與文化體制交會下的特殊「台灣」經驗。台籍女性被關注的焦點是在養女問題，在養女問題中，台灣女性被劃歸為在封建禮教制度下受壓迫的象徵，深具文化權力色彩，對台籍婦女問題的披露與批判，旨在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民族的奴化思想與封建遺毒。其次，台灣在「誰」的主體意識與觀看視角被呈現？如何吸引眾多讀者的興趣與目光呢？這提醒我們應該將注意力導引到戰後初期的國家文藝政策與文學內部生產環境， 48. 林海音，〈台灣婦女生活漫談〉，《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0 年 4 月 30 日。.

(21)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53. 除了對認可這些台灣報導背後的政治／意識型態結構必須加以反思外，也必須關注這些想像中好奇的外省讀者之凝視目光，以及此凝視眼光背後所承載的外省讀者／本省人民所具有的差異政治與多重權力關係，也更能顯示出主流媒體對「他者」的凝視，這一種隱藏的文化等級，也極為類似後殖民女性主義文學中帝國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的關係，如莫漢蒂（C. T. Mohanty）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權主義學術與殖民話語〉中，提出西方女權主義者通過對第三世界婦女「他者」的身份來鞏固自我，也透過藝術的再現來加深其刻板之印象，因而形成階級、種族、性別範疇下之「他者」 49 。在《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所刊載的台籍下女插畫 50 為例，從視覺影像的傳達上，這些媒體上的影像可以理解為主流論述權力所發展出對台籍下女的形象之刻畫，台籍下女的形象刻畫也似乎成為主流媒體娛樂與消遣的一部份，台籍下女約略被劃歸為兩種形象，一是醜化的鄉土女性，代表衣著品味俗麗，腳繫前殖民文化殘留的木屐，無法精確地模仿學舌、依舊操弄鄉土口音之拙劣次等中文，另一層面也暗示台籍女性只追求外在虛華之美，專注於打扮，這樣的女性形象和落後、不開化的「他者」定位相聯繫；另一種塑造則是偏向女性德行之規訓，插畫中描繪出空閒時聚集在巷口搬弄口舌是非、四處編派他人不是的台籍下女眾生相，這樣類似三姑六婆的女性，無非被父權主義及傳統價值詆毀的傳統女性形象。這也符合游鑑明對戰後台灣報刊中女性論述的觀察，游鑑明指出戰後外省人相關論述中台灣女性的記載大量湧現，而外省人遇到台灣女性時，往往對於台灣女性的外表與妝扮有不少著墨，其中台灣女性鑲金牙和濃妝豔抹特別引起注意 51 ，游鑑明分析由這些描繪中可看出對於台灣女性最初的印象有庸俗和樸實兩極看法，不管是不滿台灣女性濃妝豔抹者，或是持樸實論者：「面對這樣的問題，有論者指出是日本殖民教育的結果，有論者則強調受到上海奢侈風氣影響」 52 對台灣女性之觀感持庸俗看法者，往往具有輕視、貶抑的態度，將台灣女性之打 49. 50 51. 52. 莫漢蒂（C. T. Mohanty），〈在西方的注視下︰女性主義與殖民話語〉，收於朱立元編《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第四卷《後現代景觀》（上海：復旦大學，2000 年 12 月）。相關插畫請參見文末附錄。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台灣女性：戰後台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7 期（2005 年 3 月），頁 174。同上註，頁 177。.

(22) 15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扮歸之於日本奴化教育，而十分引人省思的是，台籍女性知識菁英的形象，卻不存在於這樣的詮釋模式之中。然而，以上雖突顯戰後初期現實環境對於林海音書寫台灣女性此一主題的若干侷限，也展現了政治因素對於文化形塑的深刻影響。但是，仍要強調的是受到五四運動後新式教育啟蒙的林海音，在父權與女權意識型態的集匯中，呈現出對父權的質疑與對抗，謀奪女性主體位置，關注於女性處境的定位與尋求，有其明顯的性別自覺，也更增加其作品的複雜性。林海音〈「婚姻經濟學」產生下的養女〉以台灣俗諺「招小弟仔食雞腿，招小妹仔食雞屎」，刻畫出女孩子的命運在其尚未出生就有了定價，突顯出台灣傳統社會存在著極度男尊女卑的觀念 53。林海音〈台灣媳婦仔〉中抨擊誘惑阿宗妹失身的姊夫，感慨的說男人解決性慾後就輕鬆地置身事外，而由女人替他了事，非常不公平；林海音也與光復前本省智識份子對於養女的議題有過一番交鋒，她批判這些男性文人解放養女的呼籲與口號太過於理想化，林海音深入瞭解台灣養女的處境，認為解放後的養女往往無處可去，因為生身父母多半是貧苦無告的 54 ，對於養女議題的論辯，林海音顯然比起多數男性知識份子更「深思熟慮」，也務實得多。在父權與女權意識型態的集匯中，林海音存在著矛盾的社會身分，也在性別、種族、國族與階級等諸多變項中衝撞與協商，動態地尋求主體重構，呈現多元身分之間的交錯與張力。林海音在來台初期即針對一些闊太太奢華的行徑提出觀察，〈台北屋簷下〉55成功地捕捉了戰後初期台灣島嶼的動盪不安，也交織出兩種新移民女性不同的離散情境，在此可以更清楚地瞥見林海音的身分是處於異中求同的辨證關係中，而她相對的社會身分正是在與這些上海闊太太對〈台北屋簷下〉提到上海闊太太因京滬緊張而來台北，卻苦於比中找到空間 56。沒有豪奢生活的享受，花了數千萬修築別墅式的避難所，卻又在住所甫告完成 53 54 55 56. 林海音，〈「婚姻經濟學」產生下的養女〉，《台灣新生報》，1951 年 8 月 26 日。林海音，〈台灣的媳婦仔〉，《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0 年 3 月 12 日。林海音，〈台北屋簷下〉，《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49 年 4 月 17 日。根據蔡錦堂以戰後初期《中央日報》所做的研究，當時「海風」即是「上海風」，被視為奢侈糜爛的代名詞。見蔡錦堂，〈戰後初期（1949～1950）台灣社會文化變遷─以《中央日報》記事分析為中心〉，《淡江史學》15 期（2004 年 6 月），頁 264-267。.

(23)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55. 後避居上海，以求取兩個月的好光景，第一人稱的主述者對此幽微地嘲諷地說：「我除了對於她的有錢，聰明和敏感表示羨服外，真是無話可說」57主述者繼而著眼於與這些上海富太太形成強烈對比的大多數辛勤主婦，刻畫出困惡環境中避居台灣卻依舊克勤克儉的主婦眾生相，認為多數主婦儘管飽受窮蹙煎熬，卻在無聲中用心經營生活，刻苦耐勞，展現出一種隨遇而安、強韌堅毅的生命力：臺灣雖是闊人的避難場所，但是我們睜眼看看，在我們環境的周圍，究竟還是戰戰兢兢過日子的人家居多。做主婦的用盡了她的氣力，發揮了她所有的能力，來主持在邊緣上的家庭，使之飽滿、愉快…… 58 〈台北屋簷下〉呈現了濃厚的時代氣氛，也折射出爽朗樂天的林海音在倉皇渡海、驚甫未定之際，所體現樂觀堅韌的精神圖像。這種認真生活的態度，踏實的入世精神，也如同同一時代的評論家司徒衛對於林海音《冬青樹》所提出的觀察：作者是透過這類題材而明確地體現她的主題，或是提示一個現實的問題，而不是在空虛地藉以發抒蒼白的情感。其次，她有意義地選擇，捕捉適當的生活中的瑣事作題材，而非即興式地隨手拈來。 59 林海音的台灣書寫無疑也是女作家在平凡中所掌握的「現實一種」，她在艱難的生活中「捉住光陰的實際，快樂而努力的過下去，不做無病呻吟」 60 ，台灣當下的社會現實的捕捉成為她關懷的重點，也呈現出她在各方對峙勢力下衝突、混合，一再蛻變與流動的複合主體，以及由此衍生獨特的報導者中介姿態。林海音的台灣書寫正是她尋求自我定位的文本顯影，這一切也留給我們重新評價林海音文學世界的嶄新路徑與開放空間。. 57 58 59 60. 林海音，〈台北屋簷下〉，《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49 年 4 月 17 日。同上註。司徒衛，〈林海音的「冬青樹」〉，《書評續集》（台北：幼獅，1960 年），頁 83。林海音，〈平凡之家〉，《冬青樹》（台北：純文學，1980 年），頁 22。.

(24) 15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五、結語本文鎖定林海音戰後初期以台灣為背景的散文書寫，從林海音集多重身分於一身，以及跨越族群鴻溝與省籍界線，來審視林海音在特定的發言位置上，充當不同立場論述對話折衝的中介區，並提出弗瑞蒙所提示的複合主體之概念，從社會空間結構裡多重的文化位置，來探究林海音複合的身分。首先，來談林海音特殊的發言位置，主要著眼於林海音在多種意識型態的集匯處，調和各方勢力的複雜性，跨越北京和台灣多元歷練與複合身分，使得她作為一個「報導台灣」合法發言人，「半山」身分也使得林海音擁有「既內而外」雙重視野，並且在這樣的發言空間，突出自己在戰後初期文學場域的獨特性。這些與報導台灣相關的文本，一則使得林海音重新確認鄉土之存在；一則與想像中的讀者進行互動，也頗能說明威權政治主導的論述機制，對戰後初期文學場域中文化文本生產現象的巨大影響。林海音的台灣書寫與各方論述不斷地協商與對話，以報導者姿態進行探索與介入，也形成林海音戰後初期文本中最發人深思的可貴特質。.

(25) 報導者的「中介」位置─談五○年代林海音書寫台灣之發言策略 157. 附錄 1. 牛哥繪，〈太太！漥愛出去『剃頭』〉，《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3 年 2 月 4 日）。.

(26) 15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七期. 附錄 2. 牛哥繪，〈下女大會－張家長‧李家短〉，《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週刊》（195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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