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線物流的困境─關於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的新考察
潘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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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孝文遷洛（493）為劃時代之大事，然遷都之事非帝王決意而已，孝 文遷洛之可行，還須建構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之上。 北魏由道武帝至孝文帝，都於平城近百年。然平城位處代北，一般 而言，環境負載力不比中原，北魏諸帝亦曾取鄴城富盛，有意遷鄴，但 因 北 魏 國 家 戰 略 北 重 南 輕 所 需 ， 終 不 計 代 價 ， 或 開 荒 實 邊 ， 或 千 里 轉 輸，克服物資問題，堅守平城，力保根本不失。但隨時局推演，太武統 一華北，獻文進軍淮海，南境物資需求亦隨之日增，尤以南境戰守形勢 不同北方，南北雙方各自儲糧廣戍，縱然不戰，亦須防備，易流於長期 消耗，因此北魏勢須分派相當物資，轉輸向南。獻文平淮北後，制立租 輸三等九品之制，當即應對南北兩大物流線的新態勢。 此般兩線物流的態勢，令北魏彷彿陷於南北兩線的「物流戰爭」之 中，物資供給的壓力大增。更由於當時北敵勢衰，南朝相對轉盛，但北 方平城卻有不事生產之眾、競奢炫富之風，南邊鎮戍則用度吃緊、策略 保守，使得北魏承擔的物資壓力顯得大而無當、不能應急。於獻文、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史耘 第16 期 2013 年 6 月，頁 1-60文之世，北魏國內正潛藏此一國家物流轉輸南轅北轍、卻又兩不周全的 窘況。對此，北魏雖用增產、轉輸等手段來舒緩問題，但只要仍立都平 城、且南北對立不止，北魏即難以突破兩線物流所帶來的困境。反過來 說，若要突破此困境，遷都以將兩線物流集中，當為良策。 與 此 同 時 ， 當 年 崔 浩 所 論 必 須 堅 守 平 城 的 兩 大 理 由 ， 一 則 北 敵 強 盛、南敵懸遠，二則軍國核心人口不足、不能服眾等，已趨衰微，餘下 如保守勢力等政治問題，則較易於克服。至此，孝文帝所受的制約已大 為減輕，遷都之可行性，已浮上檯面。 要之，孝文帝遷洛之背後，無論統治者們有意無意、或事後成功與 否，至少是在追求一個他們認為更有效、更適合當下的組織方式，而這 終究無法脫離當時的現況。因此在討論孝文遷洛之時，除少數統治者的 意念之外，勢必不能忽略允許、促成孝文成功遷洛所蘊含的諸多現實問 題，本文所述的南北兩面物流困境，當為其一。 關鍵詞：獻文帝、孝文帝、遷都、洛陽、平城、物流、困境
一、前言
北魏孝文帝（471-499 在位）太和十七年（493）遷都洛陽， 乃是劃時代的大事。歷來論孝文遷洛與改制者甚繁，但一般而言， 主要仍以游牧民族轉往農業帝國，或來自草原的（類）征服王朝往 中原王朝變遷，1等等類似於文化或說文明變遷的角度，闡發 493 年孝文帝遷洛的意義。 諸如宋朝人葉適（1150-1223）認為孝文帝遷洛「慨慕華分， 力變夷俗」，只不過孝文帝單想變夷從夏，卻忽略國家根本大計， 理想雖美卻不顧現實，名為王道，但實非王道，故認為孝文帝昧於 慕古、徒好虛名，斷然遷洛實乃無謂之舉；2王夫之（1619-1692） 也從孝文帝意圖漢化、行王道的立場出發，認為孝文帝的漢化政 策，不過學些漢儒附會經典而來的外表，不是行王道之誠政，故稱 孝文帝乃是虛偽之徒、儒者之恥；3趙翼（1727-1814）亦以「變舊 風」、「興文治」來定位孝文遷洛。4 近人在此觀點上，有更多的發明。如陳寅恪雖指出孝文遷洛有 漢化、南侵與經濟政策三大因素，但其仍以文化觀點為主，視孝文 遷洛為順北魏漢化之大勢而再加速；5錢穆亦以「元魏政制，久以 漢化」為孝文遷洛之大背景，其它「南侵」與「新刺激」等動因， 1 概念可參考鄭欽仁、李明仁譯著，《征服王朝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2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34〈魏書〉，頁491、496-497。 3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冊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6〈明帝〉，頁 1236-1238。 4 （清）趙翼 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3〈魏 齊周隋書並北史〉所收「魏孝文帝遷洛」條，頁206-207。 5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 北：里仁，1994），頁37-40、61-63；原書成於1940年代。可說建基此上。6勞榦所論更為深入，只是勞榦雖不專於文化變遷 問題，但亦難脫此類「漢化」觀點。勞榦指出孝文帝個人之慕華僅 為遷洛之一端，而力陳北魏經多年擴張，已由邊境小國變成大帝 國，在帝國之格局下，無論在軍事、民食或族群方面，平城皆顯得 偏狹，故遷都勢在必行，如孝文帝即基於此前提並有意用兵南方而 遷洛；同時，勞榦還指出隨著北魏治下漢地益廣、漢民日多，採用 漢化的治術與技術自然最利於統治，即使不由孝文遷洛，也會由別 代帝王遷都；縱觀勞榦之說，「治漢地用漢法」實為勞榦立論之根 本，若將其所論經濟、政治與軍事的變革，都歸於用漢法治漢地的 原則之下，應不為過，故勞榦雖不限於「仰慕漢化」的文化觀點， 但仍環繞政治體制之漢化（用漢法）而行。7勞榦另文則明指孝文 帝選擇洛陽為都，乃是就文化傳統、政治意義考量，若在軍事、經 濟、交通方面，則以鄴城為佳，從而認為孝文帝是一追尋華化的理 想主義者。8其它如孫同勛、9逯耀東、10鄭欽仁、11王仲犖、12韓國 6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1995），頁282-284；該書初版於1940年。 7 勞榦，〈論魏孝文之遷都與華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4分， 1939，頁485-494。 8 勞榦有兩文所言相似，一詳一略，分見：勞榦，〈北魏後期的重要都邑與北魏政治的關 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 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頁229-269；勞榦，〈論北 朝的都邑〉，《大陸雜誌》（臺北：大陸雜誌社）22：3，1961，頁69。 9 孫同勛亦主張若就經濟、軍事、政治方面考量，則鄴城優於洛陽，但洛陽因文化傳統， 故勝出；孫同勛，《拓跋氏的漢化及其它》（臺北：稻鄉，2005）第3章〈孝文帝的遷都 與漢化〉，頁47-153；本書原為孫同勛，《拓拔氏的漢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 院─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刋第3本，1962）。 10 逯耀東，〈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 程》（臺北：東大出版社，2001），頁149-225；原刊於《新亞學報》（香港：新亞研究 所）8：2，1968，頁127-157。 11 鄭欽仁，〈北魏給事（中）稿─兼論北魏中葉文明太后的時代〉，《食貨月刊》（臺 北：食貨月刊社）第3卷第1期，1973，頁30。 12 王仲犖雖以平城糧荒、及柔然強南齊衰為遷都之由，但仍以「中原政治與文化的中心 地」為遷往洛陽之因；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頁540-542。
磐、13周一良、14康樂15等所論，亦皆突出洛陽所擁有的文化傳統， 大抵仍以文化變遷為主要觀點。 其它還有許多看似切入點不同的說法，但其實也都環繞著漢化 與否的問題。由政治操作層面入手者，例如何德章直指孝文遷洛的 主因乃是意圖擺脫反文治改革的勢力，而這無非也就是種漢化與反 漢化對抗的觀點；16松下憲一亦著眼於政制改革，其強調遷洛一 事，乃是孝文帝意圖將「北族中心政治體制」改革為「皇帝中心政 治體制」的手段，易言之，松下憲一的論述仍類似於草原牧民往中 國式王朝皇帝變革的觀點，且與何德章之說互相發明。17由軍事面 切入者，例如張金龍與張幸真。不過，張金龍雖然直指孝文帝意圖 統一天下是遷洛的根本原因，其它如加強統治黃河流域、漢化改革 與經濟等因素，都是為實現統一而服務，但若仔細分析其說，不難 發現文化變遷仍是其說的核心；因為張金龍又認為，若要統一南北 朝，北魏之文化必須漢化，而要漢化，曾是統一王朝首都的洛陽當 為立都首選，最後南北朝間政治的統一，即是文化的統一，易言 之，張金龍認為孝文帝乃追尋「中原王朝式」的統一，也突出洛陽 13 韓國磐也以洛陽最利漢化，故遷洛不遷鄴；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北京：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頁424-428。 14 周一良基於北魏強於南朝、而洛陽為漢晉舊都此兩點，主張孝文帝乃是為了南征與漢 化，而遷洛不遷鄴，其說基本不脫孝文帝想建立漢、晉式王朝的看法；周一良，〈讀鄴 中記〉，《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157-158，原 載於《內蒙古社會科學》（呼和浩特：內蒙古社會科學院）24：4，1983，頁102-110。 15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第4章 〈文明的改革〉、第5章〈國家祭典的改革〉，頁141-206；兩章原分載於康樂，〈北魏 文明太后及其時代（下篇）〉，《食貨月刊》16：1-2，1986，頁56-66；康樂，〈從西郊 到 南 郊 〉 ， 《 中 央 研 究 院 第 二 屆 國 際 漢 學 會 議 論 文 集 》 》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 1989），頁141-168。 16 何德章，〈論孝文帝遷洛事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武漢：武漢大學， 1997）第15輯，頁72-83。 17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社，2007），第四章〈北魏の 洛陽遷都〉，頁87-109。
文化傳統的優勢，如此一來，張金龍的立論仍以漢化為核心。18至 於張幸真亦以孝文帝意圖一統天下為遷洛之主因，並試圖強調文化 思想以外，政、經、軍等方面的考量，但其說仍環繞孝文帝的個人 意志而發；同時，張氏指稱「征服」為普遍觀念、非中國王朝所獨 有，故孝文之南征不排除有北族淵源，此說固然無誤，但主事者認 定應被統一的地域，恐難脫其文化淵源，例如孝文帝何以有「河洛 王里」以至於南北朝應統於一的思想，恐受漢文化影響較深，與北 族征服觀念較疏；至於張氏所分析之諸政、經、軍般情勢，亦有可 再商榷之處。19還有由心理層面施力者，如李憑。李憑雖承認遷洛 乃平城偏僻且經濟力較差、對南齊戰爭的需求、平城舊勢力強大等 諸多因素之總合，並以對孝文帝的心理分析為其主要施力點，但總 體而言，無論李憑強調孝文帝個人想要擺脫文明太后控制的情感 （亦即擺脫平城舊勢力）、孝文帝所受的漢式教育，還是「中華文 明」在平城的發展導致北魏勢必走上遷都之路，都令人感到胡漢族 群融合觀點乃是李憑觀點的核心價值。20至於唐長孺則曾分析孝文 遷洛基於三點「客觀形勢」，第一，平城地區農業生產不足，第 二，擺脫北魏既有勢力，以利皇帝集權，第三，北魏國土以黃河流 域的人口最多、經濟最好，隨著帝國的成長，帝國越仰賴該地區， 所以必須加強控制、更深入地方，而向南遷都正便於控制黃河流 域，唐長孺直指這是三點中最重要的一點；而當帝都遷往黃河流域 後，順應當地漢民居多的局勢，推行漢化政策應最便於統治；但通 觀來看，唐長孺也認為，隨著北魏國家逐日成長，北魏必然走上漢 18 張金龍，《北魏政治史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6），頁198-210。另，張金 龍在2008年出版的《北魏政治史》中，似指北魏孝文帝在與南齊長期交戰的前提下，透 過使節得知齊武帝在太和十七年（493）七月身死之事，而孝文帝受此刺激，乃於太和十 七年（494）八月親征南齊，遂成遷都之事，易言之，仍是為了一統天下而遷都；張金 龍，《北魏政治史研究‧六》（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8），頁217-218。。 19 張幸真，〈北魏南進政策下的遷都〉（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 20 李憑，《北魏平城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268-286。
化的道路，孝文遷洛不過乃是漢化的必然過程，可見該文對於孝文 遷洛的意義，也多半著墨於北族如何與漢族融合；21附帶一提，北 魏最後是遷至洛陽，而洛陽單在控制黃河下游方面，並不見得比鄴 城佔優，畢竟北魏人、物力最豐富的地區還是在鄴城一帶，而且在 鄴 城 應 也 可 滿 足 前 兩 個 客 觀 形 勢 ， 是 以 唐 長 孺 此 說 猶 限 於 「 遷 都」，對於何以「遷洛」則仍有未盡之處。 在上述文化或文明變遷的角度此意義之下，統治者的文化思 想、國家的禮制、官僚組織、社會階層、新舊勢力爭端等問題，遂 成為被關切的軸心。例如文明太后在承明元年（476）至太和十四 年 （490）主持的改革，常被視為是為「漢文化」或「中國式王 朝」鋪路。類似於前引唐長孺所分析的「客觀因素」，諸家學者雖 亦有提及，但多半點到即止，而且常如前引勞榦、孫同勛等說，認 為就經濟、軍事、政治方面鄴城皆優於洛陽，洛陽乃以文化取勝， 不然即如前引唐長孺之說僅比較洛陽與平城，而無法兼及鄴城與洛 陽之比較。 但是一國之建立，必先滿足其生存條件，物資問題生死攸關。 雖然孝文帝稱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陽乃「崤函帝 宅，河洛王里」，22但孝文所求之文治，決非僅景仰漢文化而止。 一人之動機可以多樣並行，更何況一國之大策。所謂文明改革、王 都帝宇等都是堂皇之理由，但其外尚可與諸多理由並行不悖。況且 遷都事大，亦非孝文帝一人決意南征、混同天下可行。23蓋軍國大 勢自有必須依循之處，縱使貴為帝王，也須在其限下決策。如所謂 文治改革，無非也代表一套更適用（或被希望更適用）於帝國新情 勢的統治方式。24本文同意孝文遷洛在文化上深具意義，但在此不 21 唐長孺，〈拓跋族漢化的歷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三聯書局， 1959），頁132-154。 22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9下《任城王澄傳》，頁464。 23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 鉞有常，卿勿復言！」《魏書》卷53〈李沖傳〉，頁1183。 24 箇中道理當與漢宣帝（前74-前49在位）所云：「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
探究獻文帝拓跋弘、文明太后馮氏、孝文帝拓跋宏等人主觀上何以 未曾意圖遷洛或何以意圖遷洛，而關心北魏國家何以形成遷洛之 勢、或說何種情勢容許孝文得以成功遷洛？其它既非本文關心所 在，自然不在討論之列。
二、北魏定都平城下的戰略布局
自道武帝（386-409 在位）天興元年（398）立都平城起，至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遷洛止，北魏以平城為都歷時約百年。 平城雖稱得上道武帝的龍興之地，但孝文遷洛之前，其首都地位亦 並非屹立不搖。道武帝於天興元年（398）初定鄴城之時，便曾有 遷 都 於 鄴 城 之 意 ， 然 未 行 。25明 元 帝 （409-423 在位）神瑞二年 （415）時，則曾因數年之間水旱災、饑荒接踵而至，於是「帝以 饑將遷都於鄴」，26蓋取鄴城位處河北，經濟力雄厚，欲就食河 北。然明元帝終究採用崔浩之計，沒有遷都。 神瑞二年崔浩反對遷都的理由，《魏書‧崔浩傳》載： 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 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 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眾。今留守舊部，分家南徙，恐不 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 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 丐（赫連勃勃）、蠕蠕（柔然）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 則 有 危 殆 之 慮 。 阻 隔 恆 代 千 里 之 險 ， 雖 欲 救 援 ， 赴 之 甚 純任德教。」及公孫弘（前200-前121）「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殊途同歸；北魏 欲行文治，作法應不離此道太遠，詳後論。《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9〈元 帝紀〉，頁278；《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12〈平津侯主父列傳〉，頁 2950。 25 《魏書》卷2〈太祖紀〉，頁31。 26 《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0。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 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 此 是 國 家 威 制 諸 夏 之 長 策 也 。」……復 使 中 貴 人 問 浩、澹 曰 ： 「 今 既 餬 口 無 以 至 來 秋 ， 來 秋 或 復 不 熟 ， 將 如 之 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榖。若來秋無 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27 崔浩此策力陳當時北魏所應該力守的戰略形勢。就明元帝當時的情 勢而言，北魏西有赫連夏、北有柔然，南有新征服的河北之地有待 治理，更南則有東晉南朝之北伐，然由於北魏兵力與國家負擔有 限，不可能同時討伐。崔浩正是基於此情勢，力主留守平城，提出 「北重南輕」之策。此策要旨在於集中兵力、立基雲代軍國核心， 28優先征討西、北面的赫連夏與柔然，南方則採守勢，有事則輕騎 南下、快速打擊，事畢則主軍北歸雲代，以保根本不失，亦可謂 「北攻南守」之策。此一北重南輕、北攻南守之戰略，若由崔浩反 對主動經略南方，而力主出擊赫連夏、北涼與柔然等事來看，更顯 鮮明。29要言之，北魏乃因為須保持北重南輕的形勢，所以決議以 都居平城為北魏國家「長久之策」，即便「來秋無年」也只能「更 圖也」。 此策在崔浩的鼓吹及各種現實的威脅之下，為北魏開國諸帝所 納，確立了北魏大半期的立國形勢。若回顧天興元年（398）道武 27 《魏書》卷35〈崔浩傳〉，頁808。 28 毛漢光曾以「雲代并核心區」的概念，分析北魏平城地區的政軍意義，康樂也以「代人 集團」分析北魏平城京畿的政軍意義，兩者都涉及地域集團概念，但毛之研究著重空間 關係，康之研究對社會階層論述較詳，由於毛說與本文所論較為接近，故主要基於毛 說。參見：毛漢光，〈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臺北：聯經，1990），頁30-57、73-77；康樂，〈拓跋魏國家的基礎〉、〈文明的改 革〉，《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頁58-75、142-143。 29 如太武帝神 二年（431）崔浩所言「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一語，正為此策之 要義，且太武帝從崔浩。崔浩之主張參見《魏書》卷35〈崔浩傳〉，頁809-825，引語在 頁817。
帝之所以有遷都之意，應亦取鄴都富盛之故，而其所未遷，亦當是 為保平城軍國核心之勢。只是北魏是否應採此般戰略，中間又經過 幾番波折，最後由崔浩將其明確地陳述出來，並力保此策被實行。 種種分析無非指出，崔浩反對遷都的理由，也就是北魏長期立 都平城的重要理由，同時崔浩之計也明確地規畫出北魏前半期的國 家戰略布局，而孝文遷洛一事，正植基於北魏大抵仍採此一戰略布 局之上。然而，既然戰略形勢促使立都平城成為國家戰略上的優先 考量，那麼應可想見於孝文帝遷洛得以實現之際，促使崔浩與北魏 前期諸帝必須立都平城的局勢應已改易，至少崔浩定策當年所受的 種種戰略制約，在孝文帝身上已然減輕。 形勢制約的轉移，自是長年演變而來。在崔浩定策至孝文遷洛 之間，太武帝先後破夏（431 年）、30滅北涼（439 年）等而統一 華北，並數次征伐吐谷渾、高句麗、柔然等，北魏所處的情勢已緩 步改變。而在北魏獻文帝朝所發生的一件事，更促使崔浩所勾畫的 軍國形勢快速改易。此事，《魏書‧食貨志》載： 至（獻文帝）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宋 明帝）劉彧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 率 眾 以 援 之 。 既 臨 其 境 ， 青 冀 懷 貳 ， 進 軍 圍 之 ， 數 年 乃 拔 ， 山 東 之 民 咸 勤 於 征 戍 轉 運 ， 帝 深 以 為 念 ， 遂 因 民 貧 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 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31 此段記載可分為兩點來談。第一，獻文帝天安、皇興年間，劉宋淮 北五州告亂請降，雙方遂展開爭奪戰，直到皇興三年（469）局勢 方暫告穩定，北魏乃據有淮北，32但同時也因戰線更逼近南朝的核 30 北魏大破夏後，夏帝赫連定西走，同年遭吐谷渾所擒，夏亡。 31 《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2。 32 可參考：吳慧蓮，〈魏宋之間的和戰關係〉，《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 稻鄉出版社，1999），頁152-153；張金龍，《北魏政治史‧五》（蘭州：甘肅教育出版 社，2008）第7卷〈獻文帝時代（465-476）〉第2章〈北魏佔領淮北暨青齊地區〉，頁
心地域而略遠離北魏的核心地域，雙方顯得旗鼓相當，33致使北魏 與南朝之間的對峙關係可說從此大為膠著。34第二、約在獻文帝皇 興三年（469）至皇興五年（471）之間，35北魏開始推行租輸三等 九品之制。此制略言之乃是種物流辦法，36可說主要是將山東地區 的物資分配至各地，蓋北魏領內以山東地區最為富庶；37而其中又 以將資源送往京師‧平城地區、供應平城地區龐大的人口為最主 要。 是以，這段記載似乎是寫一件事，但可以分成兩個方向，一是 202-307。 33 可參見吳慧蓮對「據河而守」與「據淮而守」的分析，〈魏宋之間的和戰關係〉，《鄭 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頁156-157。 34 北魏先花費不少時間、心力整頓淮北；可參考：韓樹峰，《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 豪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29-39；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 代研究》（天津：天津古籍，2005），頁92-98。而此後雖然大小爭戰不斷，但直到孝明 帝正光五年（524）六鎮變亂爆發，梁才突破淮河一線，至東魏孝靜帝天平三年（537） 東魏、梁和談時，南北朝東半國界回到約莫北魏獻文帝年間的情勢，再來要到，侯景之 亂（548-552）南北對峙之局才又有劇變。案梁武帝大同二年十二月壬申魏請通和時，已 至西元537年初。 35 《魏書‧食貨志》並無明言租輸三等九品之制的制定年代，但可知是討平淮北五州以 後，獻文帝所為。考天安元年（466）以來五州告亂請降事，應至皇興三年（469）北魏 攻破東陽城、俘虜沈文秀而告一段落，而獻文帝於皇興五年（471）八月傳皇帝位與孝文 帝，自任太上皇帝，因此推測租輸三等九品制應於皇興三年（469）至皇興五年（471） 間開始施行。事具《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2、《魏書》卷6〈顯祖紀〉，頁 126-132。 36 概約而言，物者，天地萬物也，流者，轉輸分配也，用於國家，則不出人物力之分配； 今日的「物流」（logistics）概念，其核心亦為物品之流通，從而衍生出企業物流、軍事 物流、服務物流等不同專業領域的變化，不過萬變不離其宗，故不煩引今日不同學門之 說。聊可參考：蘇科五，〈中國古代的物流思想〉，《史學月刊》（開封：河南大學、 河南省歷史學會）1998年第3期，頁21-25。 37 此處所謂山東地區，乃如《魏書》所用，泛指太行山以東地區。若無特別說明，本文所 用「山東地區」皆採此義。關於北魏時代「山東」的範圍，可參考：邢義田，〈試釋漢 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 局，2011），頁180-210；張榮芳，〈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食貨月刊（復刊）》 （臺北：食貨月刊社）13：1-2，1983，頁45-57；雖年代不同，但前承後續，略有涉及。
南方戰事加劇，二是物資的北送。這兩個背道而馳的方向，若能緊 密結合，應可發揮更強大的力量。也正是兩個背道而馳的方向，催 化了北魏既有戰略佈局的改變，孝文遷洛即建基於此一變化之上。
三、物流平城
自道武帝於天興元年（398）建都平城起，至孝文帝於太和十 七年（493）遷洛為止，北魏立都平城時近百年。正所謂「經略之 先，以食為本」38，北魏既爾立都平城，則如何供給平城地區所需 物資便成國之要務。 平城地區的自然環境比之帝國其餘南方領土，自有其不適農居 之處。如北魏尚書令王肅曾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 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39《齊書‧索虜傳》亦載 ： 「（平城）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洛京。」40皆 語平城的自然條件不佳。41然而，不同環境各有所適，環境好壞乃 相對而言。如王肅所言與《齊書》所載，乃南方人之眼光，其不以 平城為尚，亦在情理之內，若在魏孝文帝太子恂眼中平城才適人 居。42雖說純就物資供應量而言，技術改良以後的農業，單位面積 的生產力將高於牧業，而洛陽、鄴城等地區的自然條件確實比平城 有利於農業，但平城一帶可農牧兼行，仍有相當的生產力。如就北 魏建國來看，平城物質生產條件至少更勝塞外；當初拓跋珪即因據 38 《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49。 39 《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88〈祖瑩傳〉，頁1735。本詩應成於北魏孝文帝 太和末年至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間初期。 40 《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57〈魏虜傳〉，頁990。 41 徐勝一將西元408年至537年之間平城的氣候與1971年至2000年大同市的氣候相比，平城 的平均霜期長7.44天，而平均最低溫至少降0.82℃。此一推算或可供參考。徐勝一，〈北 魏孝文帝遷都洛陽與氣候變化之研究〉，《師大地理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地理系）38，2003，頁1-12。 42 《北史》卷19〈孝文六王‧廢太子恂傳〉，頁713-714。有雲代、立都於平城，而得以發展定居農業、積累足夠的物質，才 能建立核心區，並集結大軍遂行決戰，爭勝中原。而且作為首都， 特別是大帝國的首都，除了首都當地的農業生產力以外，還可以用 轉輸外地物資的方法提供首都物資；而隨著北魏帝國的成長，平城 更可以透過這種方式獲取物資供給。帝國的確需要佔有富庶的生產 帶，但不必然將首都設在最富庶的地區，不能因為平城沒有位於北 魏最好的生產地帶，就認為平城不適合成為首都。所以雖然平城地 區農業上的自然條件不比洛陽、鄴城等地，但若配合北重南輕之布 局並輔以轉運外地物資等手段，仍足為帝都。 考察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前，43除少數幾次荒災，平城地區的糧 食 供 應 堪 稱 充 足 。 孝 文 之 世 ， 平 城 最 嚴 重 的 災 荒 在 太 和 十 一 年 （487）。《魏書‧食貨志》載： （ 太 和 ） 十 一 年 ， 大 旱 ， 京 都 民 饑 ， 加 以 牛 疫 ， 公 私 闕 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 43 本文使用獻文之世、孝文之世，若無特別說明，乃是取其時間斷限，形容該時段內之北 魏帝國。這是因為政策主導者為誰與本文論旨關係較疏，且在文成帝西元465年駕崩至文 明太后西元490年死之間，北魏帝國的實際主掌者為誰的狀況略顯複雜，眾說紛紜，莫衷 一是。關於後者，雖說在獻文、孝文兩朝皇帝都只有一人，但北魏帝國的實際主導者卻 略顯紛亂，所以獻文帝或孝文帝不必然是當時的最高決策者。蓋北魏文成帝於西元465年 駕崩以後，繼任的獻文帝拓跋弘不過十二歲，西元471年拓跋弘成了太上皇帝，也才十九 歲，這段期間內，文明太后雖然只有在西元466至西元467年臨朝稱制，但皇帝年少即 位，政務實際的主導人究竟是獻文帝還是文明太后，仍難明確，更可能各有主導的事務 且隨時間變化。當西元471年拓跋弘改任太上皇帝時，新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不過五歲，雖 說太上皇帝年紀漸長，但文明太后依然健在，所以帝國最高的權力中心仍未見明朗。西 元476年拓跋弘死，文明太后遂再度稱制直到西元490年身死，按常理，這段期間應是由 文明太后主政，但隨著孝文帝年歲漸長，也可能獲得一部分的實權，也可能是用合作的 方式，如張金龍即論證太和十年（486）之前孝文帝已參與聽政、以後孝文帝已可獨立聽 政，但這又將使得政策主導者的真面目略顯模糊。至文明太后死後，方明確是由孝文帝 親政。是以，本文使用獻孝、孝文之世一語，主要乃取兩帝為帝國之代表，討論當時帝 國應對問題的政策，並非強調哪一個人推行何種政策；如有時孝文帝下詔，可能實為文 明太后之決策，但一概僅如史載作孝文帝詔。謹此說明，後不贅述。引事見張金龍， 《北魏政治史研究》，頁146-156。
五 六 ……留 業 者 ， 皆 令 主 司 審 核 ， 開 倉 賑 貸。其 有 特 不 自 存 者 ， 悉 檢 集 ， 為 粥 於 術 衢 ， 以 救 其 困 。 然 主 者 不 明 牧 察，郊甸間甚多餧死者。44 可見此次旱災之嚴重性，特別是在人口密集的平城京畿更顯嚴重。 但是，災荒畢竟是特殊情形，也很少有地區可以面臨災荒而不 遭困頓，一般的狀況下，平城地區物資供應尚稱充足。如在太和二 年 （478）孝文帝曾下詔禁止平城奢華之風氣，但其結果應亦是 「百姓習常，仍不肅改」。45 太和十二年（488）李彪也提及平 城：「今四人豪富之家……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 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眾矣。」46還有太和十七年（493）遷都以 後，韓顯宗曾述及：「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47這些 「奢華」之風，也透露平城平時物資供應之豐。48雖然在這類富奢 之象底下，藏有非從事直接生產人口過多的問題，但更可證明憑帝 國之力，使平城大半的時間仍養得起這批不事生產者。關於此一問 題，太和十一年（487 年）北魏齊州刺史韓麒麟之上表即有所論 述。該年韓麒麟表曰：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 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 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踴貴，實由農人不勸， 44 《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6。此事亦可參見《魏書》卷7下〈高祖紀下〉，頁 162 ； 《 資 治 通 鑑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1956 ） 卷 136 〈 齊 紀 二 〉 ， 武 帝 永 明 五 年 （487），頁4276。。 45 孝文帝詔中述及：「迺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 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為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 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為定準。犯者以違制論。」《魏書》卷7 上〈高祖紀上〉，頁145。 46 《魏書》卷62〈李彪傳〉，頁1382；《資治通鑑》卷136〈齊紀二〉，武帝永明六年 （488），頁4282，事同。 47 《魏書》卷60〈韓顯宗傳〉，頁1338。 48 雖說物資不一定平均分配，但至少帝國能夠支應得起這般奢侈生活。
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誇，遂 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 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 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 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才可給俸， 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 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 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 則民無荒年矣。49 韓麒麟此表雖意在指出平城富庶之象底下，藏有許多非從事直接生 產的人口，造成北魏物資餘裕不足的困境，但與此同時，其所論貴 富之家、工商之族「競相矜誇，遂成侈俗」云云，無非也說明平城 平時之榮景；所謂平城「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以及 「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但仍「寶貨盈於市里」的 情形，不正說明了平城挾帝都之富，於承平時足以供養了許多不直 接從事生產的人口。太和十一年大旱甫過，太和十二年（488）平 城便呈現「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50的富足之 象；此說或許略誇大，但此後終孝文之世，確實也沒有平城物資缺 乏至無法生活的記載。 是以，並非自然環境較差就不能立都，關鍵在國家能否控制該 地人口與負載力限度的關係；若要容納更多人口，便要增加負載 力，而增加負載力的方法不一而足。北魏立國之初，由於受限於如 崔浩所分析的形勢，所以不得遷都；以此為前提，北魏所採取的對 應之策主要有二，一是「當地增產」，亦即徙民入代，編民配田以 增當地生產，二是「輸入物資」，即運輸外地物資進入平城地區。 此外，對外征戰所得的戰利品，也是一種收入，但這部分通常散發 49 《魏書》卷60〈韓麒麟傳〉，頁1332-1333。 50 《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7。又見《資治通鑑》卷136〈齊紀二〉，武帝永明六 年（488），頁4284。
與參戰者；皇帝個人簡省支出以資軍國也有，但就國家而言，類似 的減省也只能說不無小補；至於對外貿易，以當時之情形，恐怕還 是限於少量利潤高的珍稀物品，若要大量、長期進口民生物資，恐 怕滯礙難行。51是以，當地增產與輸入物資，當為北魏國用軍資兩 大「正常」來源。 關於第一種編民配田以增當地生產的方法，北魏建國伊始便努 力推行。北魏道武帝於登國元年（386）「幸定襄之盛樂，息眾課 農 」52， 當 是 拓 跋 魏 於 雲 、 代 墾 田 之 始 。 至 皇 始 二 年 （397） ： 「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 給耕牛，計口授田。」53天興元年（398）則進一步建立所謂「畿 內之田」，54每有征服，或徙被征服民入其中耕植。據逯耀東統 計，道武帝天興元年（398）至獻文帝皇興三年（469）前後七十年 間，北魏向平城徙民十四次，計四十餘萬口，十四萬九千餘家；55 51 北魏不乏與西域、南朝等地之往來貿易，但是從國家角度來看，一則北魏難做買空賣空 之轉手貿易，多半仍須消耗自身所產物資來交易，二則縱使北魏在外銷上獲利甚豐，西 域、南朝也不可能長期、大量提供北魏基本民生物資，所能交易者，多半是利潤較高的 珍稀物品，對帝國存亡的影響有限。如北魏宣武帝初年，邢巒曾論，「粟帛安國育民之 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孝文帝對金銀珍寶諸物「不買積以費國資」，但景明初 年「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以致「歲損萬計」、「珍貨常有 餘，國用恒不足」，請求減少外貿，宣武帝亦表同意。故本文僅著力於北魏國內之物資 分配問題。所引事具《魏書》卷65〈邢巒傳〉，頁1438。另參見前田正名，〈北魏官營 貿易に關する考察—西域貿易の展開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京都：東洋史 研究會）13卷6號，1955，頁41-69；許輝、蔣福亞主編，《六朝經濟史》（江蘇：江蘇 古籍出版社，1993），頁370-378；劉靜夫，《中國魏晉南北朝經濟史》（北京：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4），頁113-115；蔡宗憲，《中古前期的交聘與南北互動》（臺北：稻鄉 出版社，2008）第六章第二節〈交聘與南北貿易〉，頁233-243。 52 《魏書》卷2〈太祖紀〉，頁20。 53 《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49-2850。案定中山事在皇始二年，事具《魏書》卷2 〈太祖紀〉，頁31。 54 《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0。 55 但逯氏未列明細，如皇興二年（468）徙冀州、兗州「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 懷寧、歸安兩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皇興三年「徙青州民於京師」 等，史書俱未記戶口，不知如何計算。仍可概見北魏徙民平城之景。參見逯耀東，〈北
這些徙民多半成為北魏國家用以墾田、徵役的對象。這種徙民或編 民至平城周遭開墾，以增生產並增可役之民的方法，至孝文之世仍 受重視。如太和四年（480）以「南伐所俘賜王公已下」，此批俘 虜應多處之京師左近；56太和五年（481）二月破南齊軍，「俘獲 三萬餘口送京師」，四月「以南俘萬餘口班賜羣臣」。57太和十二 年 （488）李沖建言：「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 民……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並征戍雜役。」58即增產 之策，且孝文帝同意施行；與此相似的屯田策略在整個北魏還有不 少例子，幾乎遍及全國。59在孝文之世，類於增加生產的辦法還表 現在興水利、造戶籍、均田制、三長制、廢苑與民、大赦、禁奢華 等等方面。 但是北魏自開國以來的徙民政策，以及平城京師的地位，使得 平城除自然人口增加外，社會性的人口增加更快，如孝文之世的平 城那般繁榮光景，單憑京畿之地的生產斷難供應，勢須輸入外地物 資方可。如前引太和十一年（487）韓麒麟所上之表中，便提及平 城地區有「動以萬計」的「不耕者」、「三分居二」的「游食之 口 」 （ 數 量 或 有 誇 張 ， 但 至 少 足 以 構 成 問 題 ） ， 而 太 和 十 六 年 （492）孝文帝亦提及「京師之民，遊食者眾」60，這些情況顯示 了京師之民並非自給自足，而有賴外來物資供養。 又如太和十四年（490）高閭曰： 魏平城對洛陽規建的影響〉註5，《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頁 198；《魏書》卷50〈慕容白曜傳〉，頁1119；《魏書》卷6〈顯祖紀〉，頁129。另盧開 萬對北魏徙民的史事有分類整理；參見盧開萬，〈北魏政府徙民的形式與內容〉，《魏 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8輯，1986，頁26-31。 56 《魏書》卷7上〈高祖紀上〉，頁148、 57 《魏書》卷7上〈高祖紀上〉，頁150。 58 《魏書》卷62〈李彪傳〉，頁1385-1386。 59 張咸澤，〈東晉南北朝屯田述略〉，《晉唐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73-277。在邊區的軍屯可減輕帝國轉輸邊境的負擔，亦即增加剩餘，在內地的民屯更是 直接增加國家收入。 60 《魏書》卷7下〈太祖紀下〉，頁170。
雖王畿之內，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一歲不 收 ， 未 為 大 損 。 但 豫 備 不 虞 ， 古 之 善 政 …… 竊 以 北 鎮 新 徙 …… 可 寬 其 往 來 ， 頗 使 欣 慰 ， 開 雲 中 馬 城 之 食 以 賑 恤 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 靈 丘 下 館 之 粟 以 救 其 乏 ……使 幽 、定、安、并四 州 之 租 ， 隨 運 以 溢 其 處 ； 開 關 弛 禁 ， 薄 賦 賤 糴 ， 以 消 其 費 ； 清 道 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 為患苦。61 所謂「王畿之內，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京畿「一歲 不收，未為大損」，這多少也說明平城靠外地輸糧的程度。且高閭 認為，雖然可以靠外地物資輸入，但若要「豫備不虞」，應還要使 各地物資更加流通，不論是令「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 溢其（北鎮、畿甸之民）處」，或令北鎮畿甸之民，可「隨豐逐 食，貧富相贍」，都是利用各地物資之搬有運無來減輕國家組織的 負擔。孝文帝「敕有司依此施行」，62正表示高閭所言有理。 至於前述「公私豐贍」的情形，除增加生產外，還有賴倉儲之 策幫助。太和十二年（488）李彪議及： 頃 年 山 東 饑 ， 去 歲 京 師 儉 ， 內 外 人 庶 出 入 就 豐 ， 既 廢 營 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 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臣以為宜析州郡常 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 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又別立農官，取州郡 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 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 蠲其正課並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榖積而人 61 《魏書》卷54〈高閭傳〉，頁1205。 62 《魏書》卷54〈高閭傳〉，頁1206。
足，雖災不為害。63 而「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64李彪此議，要之即取法兩漢之 常平、曹魏之屯田，65兩者兼行以成就倉儲之策，從而穩定北魏的 物資供給；如立農官、取屯民，雖為力墾之策，但若有產餘，自然 可用於倉儲。66又如前引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亦曾提類似倉儲之 策。67不過，若真要在京師行倉儲之策並有成效，則必須要更良好 的物流系統，方能將年豐時的「私民之穀」得以「寄積於官」，須 將更多物資送往京師，「京師度支」才會有「歲用之餘」。 應對輸入物資的需求，北魏自有轉輸平城的方法。早在天興元 年 （398 ） 帝 國 即 修 築 了 由 平 城 越 過 恒 嶺 通 往 山 東 地 區 的 「 直 道」，68這事一方面有利於北魏落實「北重南輕」的戰略，另一方 面也可循此道將山東物資轉送平城。69類似的建設應當不少，建基 於此類交通網上，北魏自可將帝國各地的物資轉輸平城。太武帝始 63 《魏書》卷62〈李彪傳〉，頁1385-1386。李彪此議亦見《資治通鑑》卷136〈齊紀 二〉，武帝永明六年（488），頁4283；《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6-2857。 64 《魏書》卷62〈李彪傳〉，頁1389。 65 李彪於此議中先述及：「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 田以供之。」再詳其內容，亦似也。《魏書》卷62〈李彪傳〉，頁1385。 66 關於李彪此一政策，張咸澤有簡述，可供參考。張咸澤，〈東晉南北朝屯田述略〉， 《晉唐史論集》，頁276-277。 67 即：「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魏書》卷60〈韓麒麟傳〉，頁1332。 68 《魏書‧太祖紀》載天興元年（398）道武帝：「車駕將北返，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 （定州中山郡北）、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此道經靈邱郡過山，故習稱「靈邱 道」。在平城時代，北魏諸帝南巡山東多經此道。事具《魏書》卷2〈太祖紀〉，頁31； 參見勞榦，〈北魏後期的重要都邑與北魏政治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外編第四種─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頁251-256。 69 關於平城連繫山東之幹道，亦可參考蔡宗憲對於外交使節出入平城路線的研究。蔡宗 憲，《中古前期的交聘與南北互動》第四章〈聘使的行進路線〉，頁233-270；原刊為： 蔡宗憲，〈南北朝交聘使節行進路線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西安：陜西師範大 學）20：4，2005，頁50-53。
光二年（425），曾「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70，即 為一例，而至獻文帝時更發展出重要的物流方案，即《魏書‧食貨 志》載： 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獻文）帝深以為念，遂因民 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 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71 對此租輸三等九品之制，至少應有兩點基本認識。第一，「千里內 納粟，千里外納米」一條，粟與米之別應在於去殼與否，在同質量 下，粟利久貯，米利轉輸，故此條應兼量及運輸遠近之平均，或說 兼達平衡運輸負擔的效果；而所謂千里內、外之別，應是就輸送目 的地的遠近而言，「千里」一詞乃是約量之數。72第二，「上三品 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一條，可說是跨過 州的高級政區，73由國家直接控制至「戶」級的物資分配，從而將 70 《魏書》卷4上〈世祖紀上〉，頁70。 71 《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2。 72 關於其中千里內外之別，筆者曾考慮過為「京畿」（京畿之義請參見本文之註73）內外 之別，但最終筆者傾向以輸送目的地為別。考諸《魏書》、《北史》，可見北魏州倉亦 貯粟、送往非京師諸州亦多用粟、前線諸戍亦貯粟，米、粟之輸似不以京畿內外為別 （雖說諸史中「粟」可能為「糧食」之泛稱，但基於租輸三等九品制中米、粟有別，故 循此盡力嘗試尋找史籍中可能相關之處）。再來粟利久貯，又可轉作種子，彈性較大， 若將食，則去殼為米即可，如《魏書‧高閭傳》：「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 北鎮。」將倉庫中的粟「隨近作米」而用，故無論送本州、他州要倉皆需用粟，同時米 之優勢在輕便易食，如此千里內外則應以輸送目的地為中心，方能盡米、粟各自之優 勢。是以，筆者以為，所謂千里者乃語文上所謂虛數，並非真的方千里，只是遠、近之 典型數（一如九品混通之方式，可本文後文對九品混通之討論），實質遠近則因地置 宜；若只取京畿為遠、近所立之原點，則下條上、中、下三等之別將無法全部適用，反 之若以輸送地為別，則成「上三品戶入京師」者中，距京師「千里內（近）納粟，千里 外（遠）納米」，「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中，距「他州要倉」「千里內（近）納粟，千 里外（遠）納米」，「下三品入本州」中，距「本州」「千里內（近）納粟，千里外 （遠）納米」。因史料不足以一窺全豹，故筆者僅能力求可能較合理之推測、建構可能 之模型，尚祈與諸位方家指教。引文見《魏書》卷54〈高閭傳〉，頁1201。 73 周振鶴將中國歷代地方行政區分為三等，一是高級政區，二是統縣政區，三是縣級政
官方的國內物資調度制度化；但由於京畿之內為北魏中央直屬之 地，地位特出，既沒有理由送往他州，而平城即司州本州，故此制 主 要 適 用 於 京 畿 之 外 （ 或 說 分 三 等 戶 的 意 義 在 京 畿 之 內 即 不 明 確）。74 進一步說，此租輸三等九品之制，應是配合北魏既有的「九品 混通」原則，再於其上利用輸送之遠近來強化富者多納、貧者少納 （類似「賦稅公平」概念）的效果，以保持國家基層編戶民的穩 定，進而有助於國家收入的穩定。75而在九品混通原則下，品級越 區。魏晉南北朝採行州郡縣三級制，州乃高級政區。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上 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29-31。 74 《魏書‧食貨志》載：「天興初（398），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 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京畿應即以此為界；事具《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0。 北魏平城之京畿、甸服之範圍與性質等問題，亦可參見張繼昊，《從拓跋到北魏─北 魏王朝創建歷史的考察》（臺北：稻鄉，2003）第7章〈北魏王朝的肇建〉，頁207-271。 75 「九品混通」即由九品戶共同承擔當地當年應繳的調（租）總數，再按九品之別依比例 分配應納多寡，以符合總數，亦即應收之總數。《魏書‧太武帝紀》載太延元年（435） 太武帝詔曰：「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 督貧，避強侵弱。」這表示至晚當時已行「九品混通」之原則。而較具體的原則如《魏 書‧食貨志》所載：「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案：此調應可作動詞解也）帛 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 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上述單位戶應收 之數乃是以「應收總數」除以「全國戶數」所得之「單位戶均數」，也就是說北魏中央 政府只計算總收數、總戶數；至於各單位戶應繳多少，則交由地方政府去管；這當然只 是收稅的基本原則，不必然是實收數。至於九品混通與租輸三等九品之制的關係，則有 待研究，筆者在此僅試提一粗淺的看法、作一假說。據王仲犖的說法來看，至少在獻文 帝行租輸三等九品制以後，常制下徵布、絹用九品混通，而常制下徵粟、米則用租輸三 等九品，若是臨時所徵粟、米，則可能適用九品混通原則；不過，王仲犖分析前引《魏 書‧食貨志》關於九品混通之記載時，無論「絹調」還是「田租」都適用九品混通原 則。由於徵稅名目繁多，為管理方便有常有換算之事，十分複雜，因此為了討稐方便， 以下將所徵物分為衣（絹、絲、麻等）、糧（粟、米等）兩類。筆者認為，租輸三等九 品制確實很像是針對「糧」而來，蓋於作戰之時，軍糧需求量很大，此外又用「租」 字，但是作戰也需用大量的「衣」，而如《魏書‧食貨志》的敘述雖使用「戶調」、 「調外」之費，其實質適用品項則同時包含衣、糧，更根本的問題是，如果是為了體恤
高的單位戶，所納的量越多，如期繳納的能力也較品級低者穩定， 易言之，租輸三等九品之制乃將國家最主要的物資送往京師。 在此必須說明，雖然太和十年（486）推動三長制以後，九品 混通的辦法應逐漸衰微，但在與租輸三等九品之制的關聯上，三長 制（配套九品混一）或可視為九品混通另一種型態的繼承。首先在 富者多納、貧者少納的效果上，兩者皆可配合租輸三等制來趨近賦 稅公平的目標，只不過九品混通（九品差調）乃基於戶口不清、蔭 附流行的情勢，而九品混一則配合三長制消除蔭附戶、強化中央集 權的意圖，所以同工異曲。其次，三長制將九品差調改為混一，正 是省卻九品混通中地方自行協調各品應承擔數額的過程，令國家對 物資之抽調更自由、更直接、更具彈性，亦可視作國家加強對戶級 單位的控制，與租輸三等九品制相得益彰。至於北魏將國家主要的 民情（求均賦）、兼增加國家徵調物資的效率，那很難想像老百姓必須肩負兩趟轉輸事 務（當然很可能以付運費代替，但如果距離可以轉換為運費的話，九品混通與租輸三等 九品分開應用似乎沒有意義，畢竟在此前提下，只要將九品混通的比例調整，就可達到 與租輸三等九品制一樣的效果）。筆者認為，租輸三等九品制的基本精神，應如張澤 咸、王曾瑜所言，乃在於透過明定輸租地遠近，以具體化九品混通「裒多益寡」的原 則，基於此點來看，九品混通乃偏重徵收數量的分野，而租輸三等九品制則針對運輸的 辦法，兩者互不妨礙，同時若回歸兩制的基本精神，兩者都追求富者多收、貧者少收的 效果，在這點上兩者不但不衝突，反而能相輔相成；是以，筆者認為租輸三等九品制與 九品混通原則兩者應是同時運作，達到「相乘」的效果，即先以九品混通定九品戶各自 應納之數，再以租輸三等九品制規範所送之地；這樣一來，無論衣或糧，運輸上量大的 上三品戶送遠地遠比量小的下三品戶有利，這才能產生減輕百姓負擔、增加國家官理方 便的效果，即使可以改付運費，分為兩制仍具有意義。這點若考量到李沖於太和十年 （486）時所稱：「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 戶。」就更為合理；蓋政府雖以九品混通欲多徵富戶之稅，然富戶亦自有逃稅之法，隱 蔽人口即為其一，在此背景下，九品混通加租輸三等九品大可視為北魏政府於同一方針 之下更重的猛藥；當然，太和年間（477-499）種種戶政、租稅改革才算釜底抽薪之道 （當然不一定收釜底抽薪之效）。可參見唐長孺，〈魏晉戶調式及其演變〉，《魏晉南 北朝史論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64；王仲犖，《魏晉南北朝 史》，頁532-534；張澤咸、王曾瑜，〈從“九品差調”到宋朝的五等戶〉，《晉唐史論 集》，頁171-172；《魏書》卷4上〈太武帝紀上〉，頁92；《魏書》卷110〈食貨志〉， 頁2852-2853、2855；《魏書》卷53〈李沖傳〉，頁1180。
物資送往京師平城的情況，大體而言亦當無所改易。76 北 魏 對 輸 平 城 物 資 的 重 視 ， 延 興 五 年 （475）的詔令可為代 表，是年孝文帝「詔天下賦調，縣專督集，牧守對檢送京師，違者 免所居官」，77而帝國對物資轉輸的重視，無非也暗示了平城地區 對外來物資的依賴性。 總之，平城因是北魏帝國的首都，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而人口 集中、聚集大量非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口，若僅憑京畿之地，物資斷 不足自給。北魏主要透過當地增產與輸入物資兩種方法，供養平城 地區的人口，維持平城首都的地位。由於平城地區環境負載力有其 極限，而徙民開墾、當地增產的手段成效也較緩，因而來自外地的 76 太和十年（486）三長制的問題，可參見《魏書‧李沖傳》所載當年的辯論；事具《魏 書》卷53〈李沖傳〉，頁1180。康樂也有討論三長制，其指出三長制最直接的目的在使 國家控制更多的人口，連帶再擁有更多的稅收、力役與兵源；康樂，〈文明的改革〉， 《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頁149-153。周一良也指出，三長制配合均 田制與新的租調制，意在找出受大戶蔭庇而不入國家戶籍的人口，確實有助於北魏登記 有案人口數的成長，並引此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但其亦指出，國家一不注意，強宗豪門 蔭庇戶口的情形便故態復萌；參見周一良，〈從北魏幾郡的戶口變化看三長制的作 用〉，《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369-383。至於北魏 廢止九品混通、改行三長制以後，新制與租輸三等九品制的關係，由於筆者學力有限， 管見所及，資料不多，在此只能就既有知識稍作推論。從原理則來看，九品混通基本上 是因應戶籍掌握不全而來，正由於戶口不清，同時既可能有大到三、五十家的大戶，也 可能有幾口人的小戶，所以才以九品混通的辦法求均賦；但三長制的目的就是要清理戶 籍、拔除大戶，轉而創造規模更為相近的單位戶，而若能確切創造大小較為接近的單位 戶，那麼就必須透過更固定、均一的徵稅標準來趨近賦稅公平、增加國家收入等效果， 如此一來，九品混通原則下的九品差調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配合三長制的九品混一辦 法則應運而生；而且必須承認，即使九品混通確實施行，上等戶仍可透過隱匿戶口的方 式，使其被分配到的繳納額度低於其實質資產應負的比例，而三長制的原理即有助於克 服此一缺陷，達到更好的賦稅公平效果。基於上述，九品混通所試圖追求的效果，可說 是由基於三長制出發的新制度所繼承，而租輸三等九品則如前駐所述，可持續配合新 制，沿續北魏國家強化物資徵收及分配效率的意義。事實上，若要有效地達成三長制奪 取庇蔭戶口的目的，勢必先使小戶的負擔減輕到一定程度，才能吸引小農不再投靠豪 強，而如本文所述，租輸三等九品制的設計正有助於減輕小戶的負擔。總之，與九品混 通和租輸三等九品制關係相似，三長制與租輸三等九品制兩者亦可相輔相成。 77 《魏書》卷7上〈高祖紀上〉，頁141。
供給就顯得特別重要。可以推見，北魏遷洛以前，北魏國家的物流 主要流往平城；這股物流，在北魏初期，支持著崔浩所述的平城核 心區，直到孝文之世，仍不斷供應著平城地區權貴、豪富或游食 者，乃至城民、鎮兵、徙民們的生活。
四、物流河南
拓跋魏雖起自雲代北疆，然經數世經營，遂與南朝接壤。西元 410 年，劉裕攻滅南燕，北魏遂與東晉在東方隔河而治。北魏明元 帝 泰 常 二 年 （417 ） 後 秦 姚 泓 亡 於 劉 裕 ， 雖 說 西 方 仍 有 赫 連 夏 （407-431）與北魏、東晉鼎足而立，但東晉與北魏間的緩衝國至 此可謂消失；姚泓敗亡這年，原屬後秦的刁雍在淮泗間舉兵投靠北 魏，北魏遂以此為契機，著手經略青徐。78明元帝於泰常七、八年 （422-423）時，趁宋少帝（423-424 在位）新立，發兵進據洛陽、 虎牢、滑臺、碻磝四大名城。西元 431 年，赫連夏滅亡，加以宋文 帝於太武帝神 雍的協助下，於太武帝延和二年（433）於濟水之南、汴水之北的 外黃城設「徐州」，下轄譙、梁、彭、沛四郡，從而站穩濟水流 域 ， 與 劉 宋 之 「 徐 州 」 遙 遠 相 對 。79爾 後 ， 獻 文 帝 天 安 元 年 （466 ） 北 魏 與 南 朝 在 淮 北 地 區 展 開 一 連 串 戰 事 ， 至 皇 興 三 年 （469）方告暫息，至此淮、黃之間幾已盡歸北魏所有。80由於地 緣日近且國力相當，北魏與南朝的對峙也隨之日益緊張。 北魏於天安、皇興年間用兵河南，自然需要大量物資。天安元 年 （466）開戰之初，南征主將尉元即上表力求補給，其表曰： 78 《魏書》卷38〈刁雍傳〉，頁865。 79 《魏書》卷38〈刁雍傳〉，頁865-867。 80 北魏明元帝至獻文帝時期（409-471）南北朝軍事對峙的情況，可參考：吳慧蓮，〈魏宋 之間的和戰關係〉，《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頁142-154；張儐生，《魏晉南北 朝史》（臺北：幼獅，1978）第11章〈南北朝之對峙〉，頁361-367。「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饑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 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81並得許可。誠如尉 元曾言，彭城本為劉宋要蕃，若不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而當時彭 城本為不戰而降，未受戰損，且北魏軍又奪劉宋討伐軍之軍資，82 但彭城卻仍「倉廩虛罄」，更顯其間物資耗用甚鉅。隨後尉元再請 後援，言其「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故不敢親自出戰，但 若遣別將代征，又憂「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 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83固請後援，正明示用度吃緊。以彭 城為例，舉一反三，足見北魏此次用兵淮北，物資需索之多；蓋此 番用兵淮北，意在佔領，而非抄掠，故需索非常。《魏書‧食貨 志》載此次南征：「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 運。」84用兵之費，可見一斑。 隨著戰爭勝利，為統治初附之地，北魏自須分力經營，85亦須 派兵駐守，並定為常制。早在天安元年（466）尉元便提出「儲糧 廣戍」之策： （尉元）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 賊之 要蕃，不有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 81 案濟救新民，意在安定當地，以絕後顧之憂，進而求化為己用，自為用兵之一環。事具 《魏書》卷50〈尉元傳〉，頁1110。繫年見《魏書》卷6〈顯祖紀〉，頁127；《宋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8〈明帝紀〉，頁159-160。 82 《魏書‧尉元傳》載天安元年（466）攻武原時：「（尉）元親擐甲冑，四面攻之，破 （劉）穆之外營，殺傷太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案武原為劉宋軍貲 重所在，尉元強攻以奪敵資，多少也暗示當時「彭城諸軍」物資不足的情形。隨後再破 同股劉宋軍，因而「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事具《魏書》卷50〈尉元傳〉，頁 1109-1111。 83 《魏書》卷50〈尉元傳〉，頁1111。 84 《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2。 85 如孝文帝延興三年（473）及延興四年（474）皆派遣使者巡訪初附的河南七州。《魏 書》卷7上〈高祖紀上〉，頁139、141。
徒悉動，不敢窺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86 就尉元分析，儲糧廣戍乃北魏鞏固新征服地並對抗南朝最好的辦 法，87此策隨即為帝國採納並落實。天安三年（468）獻文帝詔： 「（淮北）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88《魏 書‧肅宗紀》亦載：「逮顯祖獻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恩艾，便 差 割 強 族 ， 分 衛 方 鎮 。 」89當 即 落 實 儲 糧 廣 戍 之 策 。 太 和 八 年 （484）孝文帝所賑賜的河南七州戍兵，90應即北魏在南境儲糧廣 戍的結果。 北魏南境軍鎮的設立，亦表現出儲糧廣戍政策的實行。在獻文 帝朝至孝文帝遷洛以前，北魏在關東南境陸續設立的軍鎮，至少有 彭城、瑕邱、東陽、東萊、懸瓠、團城、陜城、魯陽、沘陽、穀 陽、梁國、梁城、郯城等。91即使孝文帝中期（太和十一年至遷洛 以前）大力推行改鎮為州，92但在南北朝對峙的情況下，其駐軍不 太可能因改鎮為州而大加裁抑。且由於這些南境諸鎮原本多與州或 郡並立，州郡治即軍鎮所在，93故改鎮為州應多屬行政組織之調 86 《魏書》卷50〈尉元傳〉，頁1111。 87 儲糧廣戍之策的具體細節，可借太平真君九年（448）薄骨律鎮鎮將刁雍之表說明。該表 曰：「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 恃……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 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雖說刁 雍所論，地在河西，時於世祖，但就軍略而言，刁雍此策與淮河戰線所行自有通同之 處。事具《魏書》卷38〈刁雍傳〉，頁869。 88 《魏書》卷50〈尉元傳〉，頁1112。 89 《魏書》卷9〈肅宗紀〉，頁236-237。 90 《魏書》卷7上〈高祖紀上〉，頁153。 91 嚴耕望，〈北魏軍鎮〉，《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740-762。另參見周一良，〈北魏鎮戍制度考及續考〉，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頁237；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臺北：弘文館，1985）附 論三〈城民與世兵〉，頁291-292。 92 嚴耕望，〈北魏軍鎮〉，《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769。 93 嚴耕望，〈北魏軍鎮〉，《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763-796。
整，駐軍留否另有考量。事實上，即使在沒設軍鎮的地方，州、郡 仍可轄許多城戍以為守備，94前引河南七州戍兵即為一例；此外北 魏遷洛以後仍還有許多南方「緣邊諸鎮」、「緣邊鎮戍」的記載， 都顯示南境駐軍越多的情形。95無論如何，北魏都不會推翻儲糧廣 戍之策；這點若由本文後論南線戰守情勢來看，將更為明顯。 這些鎮、戍駐軍的核心，應由鮮卑或泛鮮卑化的城民組成（例 如胡軍、徙民之兵、中州鮮卑各種名目），再輔以州郡民兵。96城 民與州郡民有別，但與州兵大體一致，這些城民、州郡兵雖可能參 與軍屯，97但城民終究無法脫離官倉而生活，98而州郡兵除服役者 需離開原先的產業外，還為此向州郡民徵收兵資，99其中花費不言 可喻。 使問題更嚴重的是，獻文帝朝以降，南北朝對峙的壓力有增無 減，北魏於南境駐軍的需求亦隨之增加，一直要到侯景亂後南朝勢 衰，南方邊鎮的重要性才下降（詳見本文後述）。這段期間即使或 有和平，但縱無交戰，亦須駐軍不退，如此所費仍多。其實，從整 體歷史發展來看，北魏隨著領土日廣，由早期由北族兵專任軍事， 至太和年間州郡民丁負征戍之役的制度確立，100便可看見北魏經歷 94 周一良，〈北魏鎮戍制度考及續考〉，《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頁220-221。另參見谷霽 光，《府兵制度考釋》附論三〈城民與世兵〉，頁292-230。 95 例子繁多，僅舉一例。如《魏書‧邢巒傳》載宣武帝正始三年（506）：「時蕭衍遣兵侵 軼徐兗，緣邊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既可明見魏、梁間有諸多「緣邊鎮戍」之 情，又足見魏、梁間激戰不已之景。《魏書》卷65〈邢巒傳〉，頁1443。 96 州郡民丁應兵役的問題，可參考魯才全，〈北朝的兵役、番兵和資絹〉，《魏晉南北朝 隋唐史資料》第11輯，1991，頁90-92、95-96。 97 張咸澤整理不少北魏南境軍事性屯田的例子。參見張咸澤，〈東晉南北朝屯田述略〉， 《晉唐史論集》，頁275-276。 98 關於城民，主要參考谷川道雄，〈北魏末的內亂與城民〉，《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 選譯‧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44-154。 99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前期的變化》（武漢：武漢 大學出版社，1992），頁207；魯才全，〈北朝的兵役、番兵和資絹〉，《魏晉南北朝隋 唐史資料》第11輯，1991，頁99-103。 100 魯才全，〈北朝的兵役、番兵和資絹〉，《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1輯，1991，頁
一擴軍的過程，而擴軍必然涉及物資調度問題，增加北魏南境事務 的複雜性。 在此應注意北魏在南境日漸確立的佔領策略，特別是獻文帝朝 於淮北實行的「儲糧廣戍」政策，將為北魏南境帶來極為龐雜的庶 務。蓋隨著北魏領土的往南深入，除了伴隨面積增加而來的「量」 增以外（更多的統治機構、更多的人民等等），隨之而來的將是更 漫長的補給線以及更大的物資需求量，同時也更接近南朝的政、軍 核心地帶，使得北魏必須應對更大的威脅，這些因素加起來將直接 造成帝國統治南境所需處理的事務質、量驟增。回溯太平真君十年 （449）十二月，太武帝領「六師涉淮，登瓜步山觀兵，騎士六十 萬，列屯三千餘里」，令「宋人兇懼，饋百牢焉」，至隔年正月更 「盡舉淮南地」，然太武兵勢雖盛，最終也只是「俘之以歸，所夷 滅甚眾」；101太武帝之所以如此，因素固然眾多，但佔領當地所帶 來的高風險必有所影響。當然概括而言，獻文帝朝的北魏應比太武 帝朝的北魏擁有更多的人、物力，如獻文帝朝能在淮北落實儲糧廣 戍之策，自有相當的國力支持，但另一方面來看，正是因為更大的 北魏帝國能投入更多力量，卻也在南方膠著難進，所以表現出統治 南方新邊境將耗費更多的人物力，也正因為更大的北魏帝國能投入 更多力量，所以南方新邊境「可以」耗費更多的人物力，這些也正 是獻文帝朝選擇佔有淮北時所必須面臨的風險。無怪乎，直到孝文 帝遷洛以後，北魏在南方邊境仍面臨著「所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 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的問 題。102 要之，獻文帝朝以降，北魏深陷於南方事務之中。北魏為在河 南與南朝一爭雄長，乃推行儲糧廣戍之策，而要儲糧廣戍，勢需消 耗大量物資。因此，只要北魏與南朝持續對峙，北魏南境便須大量 90-92。 101 《魏書》卷105〈天象志三〉，頁2406。 102 《魏書》卷50〈李沖傳〉，頁1184。
物資供給。事實上，儲糧廣戍之策本身即因北魏對南朝的戰爭無法 速決而成，同時儲糧廣戍的方略也可能促使戰爭陷入膠著，最終難 免陷入一場長期消耗戰。 還須注意，儲糧廣戍也不能只是固守原地，勢需有進一步的行 動。當 天 安 元 年 （466）尉元獻儲糧廣戍之策時，其基本要旨在 「強守」、「以固」，目的不過使南朝「不敢窺淮北之地」，即保 住北魏之戰果。但是即使只求保守南境，北魏若僅處處被動、只守 不攻，亦終非長久之計；且不論北魏向南拓土之野心，即使只為面 對南朝日益高張的攻勢、即使鎮戍兵將們只為求更有利的生存條 件，於儲糧廣戍之後，勢需主動出擊或準備主動出擊，退則逆擊來 寇，進則進掠敵營；易言之，除非一方傾頹或兩國就此罷兵，否則 北魏將陷於南境戰線用兵之螺旋中，越陷越深，南線集結軍隊主動 出擊的需求隨之與日俱增。 然而若積極主動、發動攻勢，則需更為巨量的物資；若再慮及 江淮的地理環境及南朝亦儲糧廣戍等因素（參見後文），則此特點 將更為凸顯。例如孝文帝延興三年（473）太上皇帝（即獻文帝） 將親自南討，便「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 以備軍糧」，103雖說是年未見有交戰記載，但由前述的事前準備， 已足以略窺南征之費。又如宣武帝正始三年（506）邢巒議渡淮攻 鍾離事時，即指出魏軍南渡以後，恐將面對梁軍堅壁清野戰術，此 戰斷難速決，正所謂：「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而 戰事一旦延長，魏軍後勤必將陷於極險峻的處境，最終恐將不戰自 弊；即便順利攻佔諸城，爾後若要駐軍，則有孤陷敵境之危、遠道 補給之費，更恐非北魏所能承擔。104從邢巒的論點來看，由於當時 103 《魏書》卷7上〈高祖紀上〉，頁139。 104 參見《魏書》卷65〈邢巒傳〉，頁1444-1445。此外，宣武帝予元英的詔書亦言：「師行 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眾，日費無貲。 方圖後舉，不待今事。」及：「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與邢巒所論詞異理同。另 在圍攻鍾離途中，范紹曾被派往觀察，其視察後也有類似看法。兩事分見《魏書》卷19 下〈景穆十二王下‧中山王英傳〉，頁500-501；《魏書》卷79〈范紹傳〉，頁1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