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現代世界史看華人境外徙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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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現代世界史看華人境外

徙居發展

王秀惠

* 本論文析論近現代時期華人之移外歷程，以及他們在境外遷徙、定居、設籍的發展。文中依循近現代世界的重大發展：十五世紀東亞與印度洋海域的商業活動、十六世紀以來的航海探險、隨後建立之世界經濟體系、殖民主義的開展、新大陸的開發、十九世紀的廢奴運動、兩次世界大戰、共產革命、亞非獨立運動、新興國家建國發展。本文旨在論證近現代世界史的變革與華人境外遷徙移居息息相關，居間扮演重大的推動力量。華人的境外遷徙和居留，不僅隨著世局沉浮，更開展新頁。文中並探索其他與華人徙居有相近模式的世界史發展軌跡，如跨文化貿易、離散社群、國族認同等面向，以此獲得研究與教學的新啟示。關鍵詞：華人、遷移、定居、離散社群、國族認同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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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歷史科的學習，對於幫助中學生開始認識世界文化並理解其精髓，具有重要功能。透過這個學科，學生不但能開拓其時間與空間的視野，並能欣賞進而養成包容多元文化的心胸。各種世界文化若能見到華人的身影，將更能引發學生的興趣，並關照及於當地社會文化，此不失為一種學習異文化的可行方式。欣見九五年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九五暫綱）的選修課程中，將華僑華人列入專題之一。華人往外的遷徙移居與近現代世界史的變革息息相關，因而觸動筆者的構想，試圖將兩者作一結合。人類遷徙，古已有之。乍看之下，遷徙只是由一地到另一地的空間轉換。但對人類歷史發展而言，其背後所涉，實包羅萬象，舉凡生態環境、工藝技術、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思維觀念，無非重要環節。遷移動機各異，含括天災、經濟、戰爭、宗教等因素，但移動必然帶來人際或群體之間的接觸，因而出現擴散、連結、衝突、回應等政經或社會文化之變革。遷移者貌似冒險探查的開路先鋒，但多數人其實是追尋前人蹤跡，倚賴各式網絡，並爭取現有體制奧援或對抗之。不論是商人、勞工、旅者、兵團、移民、留學生、傳教士、朝聖者，這些人在選擇遷徙路徑時，倚賴不同階段所接觸到的社群團體之資訊與協助。遷徙階段的進程變化讓移動者認識異文化，並在交流互動中，於語言、習俗、思維、價值觀等面向，形塑出自身特有的文化。各地因這些遷徙者的出入，其族群組成也隨之改變樣貌。尤其近代以來，不同文明之接觸愈深愈廣，因他我之別而出現國族意識，是激勵民族國家興起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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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即指國境之外，而國界之設，隨時代變化，可能為陸為海，因而不限於海外。近現代以來，中國人口境外遷徙與居留受到多方因素影響。以下文章試圖從世界史視角出發，檢視華人徙居現象並分析其中來自世界局勢之因素；此外，文中並探索其他與華人徙居有相近模式的世界史發展軌跡，適時加以說明比較。行文之中，偶有將華人與華僑並用，但兩者其實有別。華僑（Chinese sojourners）與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甚而華裔（Ethnic Chinese）之分際，主要在於他們對中國民族主義之意識型態。前一者以強烈中國民族主義為原則，強調無分處所，所有具有華人血統者都屬於中華民族的一員，仍然心繫中華。後兩者則與移居地有較多互動，甚至已經產生認同當地之意識。1

二、近代以前的華人遷徙

人類遷徙動線先有陸路和海路，再有航空線，而方式則有徒步及牲畜代步、船舶、航空器。遷徙之始，多以步行或木筏等淺水運輸工具所達的鄰近地區為移動範圍。中國南方與東南亞，兩地仳鄰，不論是連結到「半島東南亞」或「群島東南亞」，經由陸路或海路都可聯繫。2例如自古以來，中緬兩國分界並不明確，兩邊人民跋山涉水於雲南與緬甸之間，展開以物易物的貿易活動。華人季節性地移居緬甸，造成早期緬甸華人獨特的歷史。3再 1_{參見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臺北：商務印書館，1994），頁 8-9。} 2_{王世宗、湯熙勇編著，《高中選修歷史（下）》（臺北：三民書局，2010），} 頁8。 3_{這些華人與十九世紀之後，從海路而來的閩粵人士是不同的。緬甸不但有移居} 而來的華人，還有原居當地的果敢少數民族。果敢地區位於撣邦北部山區，常是雲南與緬甸之間的緩衝地帶。十九世紀末，清朝將該地割給英國，中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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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東北為例，圖們江和鴨綠江為天然屏障，分隔東北和朝鮮半島兩地。但自古以來，兩邊人們越境穿梭，相互來往。曾有中國學者認為朝鮮是華人最早外遷的地區，而大批朝鮮人也移往中國。4至於中國與俄國的人口移動，因為兩國地理上綿延的共同邊界，由新疆、蒙古及東北，在十五世紀或更早以前，已有華人移居到西伯利亞。5 臨海居民以環境之便，熟悉海上交通、善用海洋資源，自是早已有之的行為。若再有地狹人稠之窘境，則居民往外發展，或出洋求生，或海外落戶，更是在所難免。早期人類文明史中，地中海域發展而出的希臘愛琴海文明，即是例證；其他如北歐的維京人（Viking）、北海的諾曼人（Norman），以及臺灣所身處的南島民族（Austronesia），各自發展出具有區域特色的遷徙文化。中國沿海居民不遑多讓。漢代以前的船舶屬於近海形式，在東海航行的相關紀錄較多。6到了漢代，開始有明確記錄，記載中國與東南亞和南亞的海上交通。7然而西元之始的前後世紀（兩漢期間），中西交通依賴遠洋航線終究不敵陸上的「絲綢之路」，而絲路其實包含部份的海路。8 的果敢人竟成為緬甸人民。 4_{楊昭全、孫玉梅著，《朝鮮華僑史》（北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 年），頁 6。並見王琪、王健文編輯，《高中選修歷史（下）》（臺南：翰林出版社，2010），頁 6。 5_{1689 年的《尼布楚條約》，雖然劃定中俄兩國的邊界，但俄國蠶食鯨吞，擴} 大其在東部西伯利亞的勢力。到了 1860 年，中俄簽訂的《北京條約》使中國北方邊疆無不籠罩在俄國的政經勢力範圍。不過華人移民仍繼續進入被割給俄國的領土，尋求季節性的工作。 6_{見姚楠等著，《七海揚帆》（香港：中華書局，1990），頁 24-25。} 7_{姚楠等著，《七海揚帆》，頁 29。} 8_{其中之一是到達今印度的西海岸後，經海路到西亞，再往歐洲、北非；其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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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言兩漢的中外交通重心是在西北陸路，則唐代逐漸將重心轉到東南海路。西元八世紀初期（開元年間），市舶司的創設即是明證。唐代以後至宋元，中外從事商業活動的海船統稱「市舶」，延伸為對外貿易之意。市舶司之設立，可算是因應海外交通與貿易繁盛的標誌。「漢威令行於西北，故西北呼中國為漢；唐威令行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這正顯示唐代海上交通之發達程度，也是日後海外「唐人街」稱號之由來。9 宋代海上交通與貿易日盛，出洋者以商販為多。中國輸出品，不再全是絲綢，反而是以陶瓷為主，交換由南海、印度、阿拉伯而來的各種香料及藥品。此時的海上航行，開始使用指南羅盤。此外，北宋時期，為了聯合高麗抵禦遼國，並增加市舶司的收入，允許華人商賈經海路前往高麗，兩方交通遂日趨頻繁，甚至互派外交使節。中古時期，內陸草原的游牧部落借用馬匹之利，建立起大型馬背征服王朝，提供境內不同部落人群的遷徙空間。以中亞的塞爾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為例，十一世紀中葉之後，他們掌控阿拔斯王朝（ Abbasids ，西元 750-1258 年，以巴格達為中心）。蒙古人所建立的帝國，也算是這類王朝之一。驍勇善戰的蒙古騎兵，向各方擴張勢力。首先，往東南侵略西夏、金朝、南宋；其次，西征進入俄羅斯和南俄草原，穿過高加索山脈，前進穿過伊朗、敘利亞到波斯灣；其三則是由小亞細亞入海，經地中海到歐洲。 9_{見姚楠等著，《七海揚帆》，頁 104。當時對等於中國經濟繁榮的世局中，就} 屬伊斯蘭文明崛起最為重要。自第七世紀起，伊斯蘭文明透過宗教與武力而迅速擴張，建立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阿拉伯帝國（中國稱為大食帝國）。外來商旅、船主、留學生來華者眾，而華人出洋者卻因疏於記載，或文獻佚散，而事迹不詳。留下記錄者，多為航海赴外求法之僧人，著名者如義淨（西元671 年出發，至695 年歸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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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歐，直逼維也納附近；後又侵入西亞，於 1258 年攻破巴格達。短短數十年間，蒙古人建立了一個橫跨歐、亞兩洲的大帝國。在其治下，宗教寬容、秩序安定、驛站四設，有利商旅和貿易流通，文化交流也因而加速；但不可諱言，也造成疾病（如黑死病）的流傳擴散。蒙古帝國雖入侵各地，但並不融入當地社會，因此於元朝之下形成欽察汗國、金帳汗國、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等四大藩屬汗國，帝國內的定居者多是原居民而非蒙古人。這類王朝為移動的軍旅、商隊、旅人、朝拜者提供庇護，並有機會變成定居者。但蒙古帝國除了歐亞大陸之外，其實也嘗試東向、南向的海外經略。元世祖忽必烈征服高麗之後，欲圖進逼日本，但功敗垂成；日後又南侵爪哇，亦告失敗。這些征伐雖然出師不利，但海外交通仍是元代發展的重要一環。海外來華的各界人士不少，甚至還有在元朝任職，如大眾熟知的馬可波羅；而元朝也派出使節至世界各地，尤其是南海諸國。周達觀的《真臘風土記》記載他出巡真臘地區（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約 1296-1299 年間）所見吳哥（Angkor）文明鼎盛的情況。而其中述及有些華人原是水手，以當地生活容易，而留居下來。10 十三世紀的元代時期，東海或南海都有華人船隻或商旅的蹤跡。他們造船技術不斷精進，中式帆船除了發展具防水功能的配件，運用鐵釘強化船身結構，又搭配多桅杆和船舵以控制方向，使得船隻得以航通內河與外海，甚至也可以商戰兩用。11基於貿易流通及船隻的修繕補給等需要，華人在沿海口岸設立接濟站，遂 10_{見姚楠等著，《七海揚帆》，頁 154。} 11_{王世宗、湯熙勇編著，《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3；王琪、王健文編輯，} 《高中選修歷史（下）》，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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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愈行愈遠，北通日本高麗、南行東南亞。但中古時期的世界，長程航行首推印度洋上的阿拉伯商人。穆罕默德曾是商人，所以在阿拉伯世界，商人之社會地位甚高。文化與宗教的連結貼近，更使阿拉伯帝國下的商貿活動四通八達。此一時期，東西方之間的貿易幾乎都掌握在阿拉伯人手中。阿拉伯商人不但行走於歐亞陸地的絲路，也航行於印度洋，並連結到東南亞和中國。他們運用印度洋的冬夏季風差異，每年春季到秋季，由西南往東北行駛，秋末到初春則反向行之。加上船體、船帆、錨舵、桅杆等的技術改進，以及中國指南羅盤的助益，使得阿拉伯商人獨領風騷，可以縱橫印度洋海域，而不只是沿著海岸小心航行。只是對世界史而言，蒙古統治時期推動陸路遷徙與跨境流動達到高峰，並開啟日後轉變契機。威尼斯人馬可波羅於 1271 年，隨其父叔長輩到中國經商。他在中國成長，並出任元朝官職。回國之後，寫下《馬可波羅遊記》，轉述他在中國的所見所聞，並涵蓋對中東、中亞、南亞的介紹，但時人卻斥為無稽之談。12即使如此，這些聽聞都擴大歐洲人的視野。到了西元 15 世紀，歐洲人企圖與印度和中國直接通商，促其走向航海探險之路。

三、近代歷史發展與華人的境外徙居

（一）政治經濟面向

近代以來，歐洲商人及冒險者航向未知的世界，尋求商機並於日後建立殖民帝國。這個過程由西班牙領軍。西班牙征服墨西 12_{彭慕蘭、托皮克著，黃中憲譯，《貿易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 從1400 年到現在》（臺北：如果出版社，2007），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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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和祕魯後，成為一個支配西半球的重大勢力。不久之後，葡、荷、英、法在巴西、加勒比海、北美洲建構大莊園社會，快速累積財富。大西洋三角貿易和大莊園農業成為大型的經濟基礎，聯結大西洋海域的資源，歐洲商人從這個貿易鈕帶獲益甚多。但十九世紀中葉之前，歐洲人並未在亞洲經濟具有支配地位。就地理位置而言，他們只佔據沿海某些地區，如南非、印度、菲律賓、印尼之沿海，建立新的轉口港或扼控重要據點，如開普頓、果亞、馬尼拉、巴達維亞、荷姆茲（位於波斯灣口）、亞丁（位於紅海口），或如荷蘭商人控制不少東南亞生產香料之重要島嶼。13但是歐洲人無法隨心所欲地行動於亞洲重鎮：在印度，他們必須和來自其他島嶼的商人競爭；而在中國與日本，當地政府只允許他們在有限的通商口岸進行貿易。再就商品供需而言，歐洲人並非早期近代歷史發展的唯一動力。當歐洲商人努力追求商機時，其商品卻乏善可陳。他們在亞洲市場只能賣出小量的紡織品、火器、手工製品，而歐洲人對絲綢、瓷器、胡椒、香料的需求卻非常強烈。這個失衡問題要到十六世紀中葉，大量美洲白銀輸到歐洲或亞洲，才終於解決。由於中國對白銀之強烈需求，歐洲商人終於得到一個可以將美洲白銀交換亞洲貨物的契機。14因此，不只是歐洲人對亞洲商品的需求造成早期近代世界經濟的動力，中國對於白銀和其他貴重金屬的需求也是動力之一。在東亞海域和東南亞的舞臺，華人是連結歐亞兩方的要角。 13_{彭慕蘭、托皮克著，黃中憲譯，《貿易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 從1400 年到現在》，頁 40-42。 14_{彭慕蘭、托皮克著，黃中憲譯，《貿易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 從1400 年到現在》，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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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承續之前的東亞與印度洋間之海上活動，仍以商旅、使者、水手為主。最著名者，當屬明初的鄭和下西洋（1405-1433），共有七次。其中多次橫越印度洋，更曾抵達非洲東岸。鄭和所走途徑，基本上是追隨阿拉伯商人和早期華人的足跡。鄭和之行算是官方支持下的活動，可與日後西歐皇室支助航海探險先後輝映，只是鄭和早了半世紀以上。葡萄牙亨利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首開西歐風氣之先，大力資助探險行動。他們由北非南行，探索西非沿岸。1488 年，已經繞行而過非洲最南端，因而稱此端點為「好望角」，以其通往亞洲、將帶來好運之故。其中最著名的是達加瑪（Vasco da Gama）的印度之行。他於 1497 年由好望角出發，航向印度西岸的港口。雖然回程時船隻折損過半、不少船員死於壞血病，但他們所帶回的香料獲得千倍利潤。達加瑪之行其實也是進入阿拉伯人所主控的海上世界。比較鄭和下西洋與達加瑪之印度行的不同處，在於後者以具半官方色彩的模式賡續發展。葡萄牙人進入印度洋之後，由點而線，藉由補給站、交易站、軍事據點，建立其海上帝國，使得此一地區進入海戰爭雄的局面。為了亞洲的巨額商業利潤，葡萄牙船隊意圖掌控印度洋。他們首先於 1510 年占有印度西部的果亞（Goa），建設成軍事和商業重鎮，與阿拉伯船隊正面衝突。1511 年，他們占據東南亞的摩鹿加群島（Maluku Islands，俗稱香料島），逐漸控有印度洋海域，終致取代阿拉伯人在印度洋和東南亞的地位。葡萄牙人更進而踏入東亞海域，連上早先已經存在的東亞華商網絡，並於 1557 年取得澳門為其東亞據點。藉由這些據點，葡萄牙人與印度洋和東亞等地之商人交通貿易，並讓後來的歐洲探險家或商隊循此路線東來，其中包含其日後的死對頭─荷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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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外華商，尤其是原籍閩南的商人，就以澳門、馬尼拉、巴達維亞為貿易站，與葡、西、荷蘭人通商。鄭和下西洋對日後華人到海外發展的影響如何，尚待確認，但華人出洋向來不是由官方推動，甚至還被官方所禁。明初以來，爪哇和蘇門答臘的舊港其實已有數千華人聚居，雄視一方。鄭和在舊港曾遭當地華人領袖陳祖義之誘騙襲擊。鄭和遠航加速閩粵居民與南洋的來往。明朝中葉以降，移居東南亞各國者日眾，尤以閩粵地區為多，有些華商或水手們逐漸因各種原因而長期留居當地。閩粵華人社群遍及占婆、柬埔寨、蘇門答臘、爪哇等港口，而且規模可觀。15婆羅洲地區（Borneo）曾出現華人為王者，即蘭芳共和國（Lan Fang Republic, 1777-1884）。這些聚居地與十六世紀葡人在印度洋沿岸，或十八世紀初法國人在北美之聖羅倫斯河域之發展頗為類似。亦即由商貿交易站進而發展成進出口岸，甚至發展成一個以徙居者為主的城鎮如果亞或魁北克，並影響附近之印度村鎮或印地安部落。但明代中期以後，華人的向外徙居行動，面對的卻是政府三申五令的海禁政策，認為海上貿易與人口流動不利於專制體制的管控。16 相較之下，自十五世紀中葉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家卻是得到各種資助，投入通往亞洲的航海之路；荷、英、法等國前仆後繼，相互效法。歐洲國家競逐於探險、貿易、殖民活動，從而開啟海權時代。著名之探險家也因而留名青史，如前述之達加瑪、哥倫布、麥哲倫等。探險家們遨遊範圍之廣，除了今日熟知的大西洋、太平洋之外，更擴及北極區域的探索。當然這類探險 15_{王琪、王健文編輯，《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7-8。} 16_{林能士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冊）》（臺南：南一出版社，2010），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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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並非全然由國家所資助，有些是教會或私人公司所支持。前者如耶穌會士之往新大陸及東亞，而後者中著名者如荷蘭東印度公司，在東南亞、紐澳、加勒比海地區進行探險與貿易活動。華人出外經商與阿拉伯人經商或西洋探險的另一項重大差別是宗教所扮演的角色。穆斯林和基督徒的經濟活動，背後都有傳教使命的動機，進而強化宗教與經社層面的相互提攜。西方啟動航海探險之動機有所謂的 3G（God, Gold, and Glory）。其中第一項即指稱傳播上帝教義。17鄭和所經區域多屬伊斯蘭文明地區。阿拉伯帝國之下，人民頗為多樣，包含阿拉伯、波斯、埃及、非洲、歐洲、中亞土耳其、印度等族群。雖然族群眾多，但伊斯蘭社會比中古西歐社會開放。只要是穆斯林，其社會地位的爬升管道就較為通暢。不同族群可以經由宗教、學術、軍事的成就，改善其地位。即使是由戰敗地區擄獲而來的奴隸，他們只要改信伊斯蘭教，其後人不會世襲奴隸身分。而鄭和下西洋卻無傳教動機。其動機除了提升明成祖聲望及宣揚國威等政治因素，還有發展海外貿易的經濟因素，希望擺脫明初海禁與貢舶貿易政策的衝擊，但經濟部份其實成效不彰。至於一般華人百姓出外工作則因循前人經驗、血緣地緣等網絡之助而起，並無明顯宗教誘因。倒是來往於東南亞或印度洋的華人開始接觸伊斯蘭教，有些因勢所需而改宗，鄭和的有些屬下即是例證，說明伊斯蘭文明的影響力。既然華人沒有宗教動機促其航向海外，又需面對明清王室的海禁政策，則其出洋動機和機制何在，值得探討。向來對於華人出洋的動機常以推拉力量解釋，著重於中國明清以來的人口／土 17_{另外兩項則是追求財富與宣揚王室之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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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比例惡化或是社會動盪等因素。但當時之人口外移現象有時不盡然與地狹人稠或天災人禍同步，顯示其中的因果關係有待商榷。「華南存在著社會動盪和地方機會太少的現象，但…作為家庭計畫的移民行為，更多地依賴穩定、先例和機會，而不取決於失序和貧困。」18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香港變成英國殖民地，以及開通廈門、汕頭等條約口岸，使這些南方港口（而非上海、天津）成為疏導華人移外的重要口岸。19其中要素就在於華南早有悠久傳統的移民活動及由中所建立的網絡和海外在地之人脈關係，使華南地區人民擁有資源，可以順勢掌握世局變化所提供的經濟契機。但若言華人移往美洲的跨太平洋網絡是屬於舊有華南與東南亞間的延伸，則為何只有廣東人、卻無福建人遷往美洲發展？證諸東南亞地區，華人社群中，常見閩粵並列，外加較小群的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等，但在近代美洲，卻是粵人為主，而不見閩人。箇中原因繫於英國。英國在 1842 年中英鴉片戰爭中取得香港之後，將之發展成跨太平洋航線的重要門戶。20英國再將香港與廣州、澳門連結，使得粵人可由此出洋，而船隻主要就是英國之航運公司。英國經營這條跨太平洋航線有別於西班牙的方式，改走太平洋北部，以 1778 年庫克船長所發現的夏威夷群島為航線中繼站。1849 年傳出北美西部發現金礦後，粵人就搭上這條航線前 18_{Adam Mackeown 著，陳曉光譯，〈用概念思考華人裔群（1842-1949）〉，收} 入周南京主編，《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總論卷》（北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2），頁 63。 19_{孫若怡主編，《高三選修歷史（下）》（臺北：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9），頁 12。 20_{孫若怡主編，《高三選修歷史（下）》，頁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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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淘金，隨後古巴、秘魯的農場礦區和美加的鐵路建設，強烈勞力需求促使更多粵人沿著前輩足跡，越太平洋而去，推動 1860 年代後美國、日本和加拿大先後加入此一航線。英國也經由東南亞，運送華人往南非開採鑽石與金礦。後在二十世紀之初，因南非與華南地方官員的糾紛，改而向中國北方尋找，另送河北山東的華人到南非。致使早期南非華人九成五以上是由華北前去，而成移外華人的特例。21

（二）社會文化面向

遷徙、居留、離散（Diaspora）牽動個別的社會與整體世界的發展。近代以來的大量勞工、移民、難民的流動，這些都屬離散群體。22我們於近代初期的世界史中，已經熟悉的事例有十七世紀起的大西洋奴隸交易和非洲人離散現象，其中又包含相關議題，如：黑奴徵募和運輸、大西洋三角貿易、歐洲殖民者於美洲建立的大莊園社會，以及在西半球建立之非洲裔美洲人的各種社群。 1830 年代起廢除奴隸交易和隨後的奴隸解放，使得契約勞工和自由移民起而補足勞力需求。這些勞工和移民的總數比起非洲運往新大陸的奴隸人數更多，他們的後人對於近現代的新大陸世界也有顯著影響。最初是因為莊園主在廢除奴隸制度後，缺乏穩 21_{參見潘翎編，崔貴強譯，《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聯書店，1998），} 頁 361-2。現今南非華人數目，可參見王世宗、湯熙勇編著，《高中選修歷史（下）》，頁45，表 1-2。 22_{「離散」（Diaspora）一詞，現在已有較為廣泛的意義，不限定用在猶太人身} 上，而可用來泛指定居在遠離其先人故土的人群。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已經使用 Diaspora 之詞稱呼猶太以外的其他人群。在《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的精神》一書中，他述及「喀爾文教徒之離散社群是資本主義的溫床」。「離散」（Diaspora）之運用於華人族群，見孫若怡主編，《高三選修歷史（下）》，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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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勞力，轉而求助於契約工和移民。後來工商企業家也起而效尤，使用契約工或移民，以填補勞力需求。23十九世紀早期至一戰之前，五千多萬的歐洲移民移至美洲、澳洲、紐西蘭、南非和其他地方，其中有些為契約勞工，但多數是自由移民。24另有數以千萬的人從印度、中國等地區移至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從事種植與採礦的工作。（見下圖）歐亞非三洲之人口外移情況 (1700-1940)

資料來源： Patrick Manning, Migr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46. 中國往北移居，有些屬於政府鼓勵的邊境移民，如軍屯。關於中國與歐洲移民動機比較，參見彭慕蘭、托皮克著，黃中憲譯，《貿易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 1400 年到現在》（臺北：如果出版社，2007）頁 96-8。 23_{王仲孚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臺北：康熹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頁 12；孫若怡主編，《高三選修歷史（下）》，頁 12。 24_{林能士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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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方在黑奴解放之後，曾經思考引入華工替代黑人，即是明證。25那些棉田主人和政客在比較歐洲白人移民和華工之後，認為馴良溫和的華工不會爭取權益，而且無投票權，將會是一群乖順的勞動力。他們更冀望利用華工所受的低下待遇和薪資，反制或甚至報復解放後不可駕馭的黑人。26雖然此一構想事後因當地政局改變，親黑人的共和黨退下，改由反黑人的民主黨上臺，因此不需要在經濟上反制黑人。但其思維反映出，奴隸、契約工、移民，三者間在近現代資本主義與動員勞力的相互替換意義及其對遷移的影響。與此有異曲同工之妙的是俄國解放農奴後的情境。1861 年，沙皇亞歷山大二世宣佈「農奴解放令」。但這命令徒有解放之名，而無解放之實。表面上解放後的農民可脫離地主的束縛，但其實仍受制於村社的管控和支付地主土地補償金的重擔。同一時期，俄國為求開發新地，推動國人移居遠東，但又因歐俄和烏拉山區的工業起飛吸納不少鄉村農民，致使遷居數千公里之遙的遠東計畫失敗，轉而歡迎外國人。從 1860 年代至二十世紀初，大批華人勞工流徙到俄國遠東地區與西伯利亞，主要來自中國東北省份及山東省。華工在俄國境內，從事各項艱險的工作，如修築鐵路，尤其是 1890 年代橫跨西伯利亞的鐵路；他們也在黑龍江以北開採金礦；及建造海參崴的港口。27 25_{周樑楷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7-8。} 26_{傑姆斯 W.樓文著；何翠萍譯，《密西西比的華人》（臺北：正中書局，} 1985），頁 22-3。 27_{王世宗、湯熙勇編著，《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25。相關資料參見何} 萍，〈俄國遠東地區華工問題之初探〉，《海外華人研究》，3（臺北， 1995.12），頁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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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所帶來的離散議題，近年來頗受世界史研究的注意。 Philip D. Curtin 最早把「離散」（Diaspora）概念引進歷史學研究。他的《世界歷史上的跨文化貿易》一書，將「離散社群」的概念與「跨文化貿易」（Cross-cultural trade）緊密結合，在學界廣泛地被引用。28根據 Curtin 的看法，當城市生活開始在人類世界出現以後，貿易聚落（Trade settlements）也同時出現。有些商人離開自己所屬的聚落，到其他的市鎮或城市，以外地人的身分住下來。這些商人在異鄉定居，學習當地的語言、風俗，以及在地生意經營方式。由於這些旅居異鄉的商人熟悉寄居地的交易模式，因此也就能提供服務給來自故鄉的其他商人，成為這些人與寄居地住民的「跨文化」媒介人物。他認為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海外貿易公司，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荷蘭東印度公司和英國東印度公司，也包括時代相近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所建立的貿易帝國，都可以算是以離散社群建構貿易網絡的模式。這些歐洲國家藉諸武力建立商館或甚至殖民帝國，以此構築他們的貿易網絡。「跨文化貿易」的概念亦可以援引於境外華人的範疇。中研院院士王賡武先生曾為文討論海外福建商人，沒有獲得母國的支持，也無刻意創立組織，只靠彼此經由離散社群的互動而建立貿易網絡。29清季以前，華人若出國不隨原船返航而居留他鄉，則失 28_{菲利普•D. 柯丁著；鲍晨譯，《世界歷史上的跨文化貿易》（濟南：山東畫} 報出版社，2009）。該書以「離散社群」為主題，貫穿整個世界歷史不同文化民族間的貿易。尤其作者分析散居各地的商人社群。這些商人扮演代理商、經紀人和其他為了遠距離貿易的利益而跨越文化邊界的角色。

29 _{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ed.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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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自由回國的權利。明清政府在海禁政策下，既不援助移外華人，也不會如歐洲政府般地支持國人在海外建立殖民地，更不會主動採取擴張海外版圖的作為。30對照於歐洲人所建立的亞洲貿易網絡，背後總有強大的帝國在支持、且居留地的成員擁有返國的權利，境外華人住在離散社群，雖可接待原鄉來訪的商工旅人，自己卻回不了國，得不到祖國的關愛，所以他們是一群無帝國支援的商人（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他們的貿易網絡是隨機形成，不是經過精心規劃。31 《大分流》一書也論及相似的國家態度議題。32該書認為近代歐亞的彼長我消，在於歐洲擁有海外殖民帝國以及煤礦能源的優勢，引發工業資本主義之興。而導致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因素，不在於中心地區（如英國）的發展水準，也不在於國家的特殊政策或文化特徵，而在於新大陸的殖民地。美洲所提供的額外土地資源、奴隸制度的勞動生產力、外來人口所帶來的再生力量，都為中心地區提供獨一無二的原料供給與廣大市場。工業資本主義需要如下條件的週邊地帶：一、能提供充足的土地投入經濟作物(如美國南部的棉花為英國蘭開夏地區的工廠提供原料)；二、有個規模龐大、依賴性強的市場，可以購買中心地帶生產的成品（如種植園制統治下的美國南部及十九世紀中晚期的印度）。殖民地的建立正好符合上述各式條件。一旦美洲地區獨立之後，英國再利用它的第二個優勢條件：煤礦。這些豐富的煤礦 30_{林能士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冊）》，頁 11-2；王仲孚主編，《高中選修} 歷史（下）》，頁7。 31_{林能士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冊）》，頁 15。} 32_{彭慕蘭著，邱澎生等譯，《大分流：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臺} 北：巨流圖書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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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蒸汽機的發明，又鄰近出海口，終致突破資源限制，引領工業革命與工業資本主義。唐宋以來的中國，雖然熱衷於發展海外貿易，但朝政不會支持、也不曾推動殖民地的建立。明清以後，華人選擇定居異鄉，更被視為不忠與背叛，而不是中國勢力的延伸擴張。中國沒有出現如歐洲海商武裝集團或東印度公司這類受國家允可，又混合軍事及商業活動的組織團體。33《大分流》指出，歐洲海商在其商貿發展歷程所建立的殖民帝國，幫助歐洲轉型走向工業資本主義，其所扮演角色至關緊要。但我們檢視境外華人的歷史經驗可以見出，明清華人移外，受制於海禁政策。若沒有海禁政策，所謂的歐亞“大分流”是否發生、又是如何發生，或有變化。

（三）華人離散社群

1.社群之政經功能

十六世紀，東南亞的華人離散社群，規模約只有幾百人。這些男性華人與當地婦女結婚，養育後代，逐漸將人口增加到幾千人。這主要發生在 1590 年代的馬尼拉。當時華人男子多是僑居心態，並無長久居留之企圖，但對馬尼拉的西班牙官吏、傳教士、軍士而言，他們迅及認識到，假如要開發菲律賓島嶼，他們需要發展與中國的貿易，且他們更需中國的船隻、貿易商人、熟練工匠，以便將馬尼拉建設成一個大型航海中心，並協助西班牙統治這些島嶼。因此，他們更為歡迎華商。不到三十年內，華人人口上升到萬人左右，算是第一個真正龐大的海外華人離散社會。至十七世紀中，在巴達維亞另有一個華人社會，發展超越馬 33_{彭慕蘭著，邱澎生等譯，《大分流：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頁} 28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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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拉的華社。這是荷蘭政策蓄意造成的結果，他們想利用華商在馬來群島、中南半島沿岸及日本之間業已形成的商業網絡，壟斷東亞和東南亞貿易。當時荷蘭千方百計利誘華人脫離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華人社會網絡得到荷蘭支持而發展起來，該網絡遍布於巴達維亞以及東至摩鹿加，北至暹羅，東北至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地區。荷蘭人一如西班牙人統制馬尼拉的方式，控制巴達維亞的華人社會，並利用華人來鞏固其海上帝國。34 此外，位居東北亞地區的日本與朝鮮，當地華人社會與貿易活動也具有相當密切的關聯性。因為兩地皆以貿易商人為基礎，進而形成華人社會。1570 年，日本幕府開放長崎做為對外的通商港口，來自中國的商人亦至長崎進行交易。直到 1684 年清朝廢除海禁為止，這些商人所進行的貿易，均以走私貿易為中心；在日本國內的居住地區與貿易地區，也只限定於長崎。東北亞交易網路是中國—日本—朝鮮三方面的三角貿易，從採購、運輸、販賣而形成一貫系統，成本大量減少，使得華商在東北亞地區迅速擴張其經濟勢力。十九世紀之際，西方國家基於原料需求與貿易利潤的強烈吸力，逼迫東亞各國開放通商港口。中國於 1842 年鴉片戰爭後，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個通商口岸。隨後，1853 年美國的「黑船」（美國軍艦）航行來日，要求開港通商，次年日本被迫簽訂「日美親和條約」。此一約簽訂後，葡、俄、英、法等國要求比照辦理，此即所謂「安政五國條約」或「安政開國」。 34_{林能士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冊）》，頁 14；王琪、王健文編輯，《高} 中選修歷史（下）》，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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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開國」之後，限定於長崎的貿易也因此劃上休止符。日本貿易對外開放，致使華人社會也因而從長崎擴張至日本各地。西方商人因為語言障礙，故而依賴華人居中牽線，便於在日本進行貿易。因此，伴隨歐美商社來日本的中國「買辦」商人、代理人、使用人，便以港埠鄰近地區為中心，形成華人社群。由於當時清朝與日本並無互簽條約，故無法律保障。更有甚者，日本政府於 1867 年以橫濱為首，在各地實施「華僑登錄制度」：即華人等無條約國的人必須登錄姓名、住所、年齡、出身地、職業、來日時期等資料。其目的是為了要管制在日華人，一旦若發生違法的情事，可藉此加以取締，而無法證明其身分者，必須被迫離開日本。1871 年簽訂「中日修好條約」後，在日華人之法律地位，才開始得到基本保障，他們亦可獨立從事任何經濟活動，不必再依賴外國商社。35由此可知，移居日本初期的華人是屬於無條約國民，處於弱勢地位，就如王賡武所言之「無帝國支援的商人」。相較之下，移居初期的朝鮮華人，地位遠高於日本，主因在於朝鮮華社是在清朝的支援下所形成。1882 年 6 月，朝鮮發生「壬午軍亂」，清朝派兵鎮壓。此時約有四十位軍商同行，日後長期定居，從事貿易活動，朝鮮華僑社會因而開始形成。1882 年 8 月「中朝商民水陸章程」簽訂後，華商更可以長期居住朝鮮，因此華商大規模進入朝鮮各城，如仁川、釜山、元山。由上可知，東南亞、日本、朝鮮的華社地位各有不同，原因之一即是清朝政府對海外各地的影響力不同。且由於華人移居時間早晚有別，而清朝政府較晚才確立護僑政策，導致東南亞、日 35_{王世宗、湯熙勇編著，《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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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鮮華社的命運不同。更有甚者，享有宗主國的地位與否，造成朝鮮華人在地位上的特質。朝鮮的華人是宗主國民，不僅保障在朝鮮的法律地位，更擁有自認高於朝鮮人民的意識。36

2.社群之文化交流功能

在外華人社群之建立，觸及移居引發的家庭與社會結構改變。遷移後的聚居社群可分成兩種類型：處在外來者為多或當地人為多之地區。前者如哥倫布之後，美洲印地安人受白人病毒與迫害而大減，致使白人成多數，紐澳地區亦然；後者則屬在舊大陸內的遷移，如歐人移到印度、非洲或華人移到東南亞，當地住民仍多於外來者。近代時期，移外者多屬單身年輕男性，去到美洲紐澳，因原住民人數少，因此開創眾多新家庭，他們可摒除家族前輩陰影，成為主導者。種族、膚色、宗教、自由奴隸之別，成為新的社會階級區隔與排序。如中南美洲殖民社會裡的土生（Creoles）、白印混血（Mestizos）、黑白混血（Mulattos）、黑印混血（Zambos），各自因其膚色深淺而地位有別；白人後代又分為土生與新來者，如土生白人與半島白人。不少華人所移居的東南亞地區，當地男女人口相近，男性華人與其女子通婚。混血的當地新生代逐漸在十六世紀後出現，聚居形成特有的群體。又因不斷有新來華人進入東南亞，也出現土生（馬來語為 36_{就近代初期的商人而言，不只華商是沒有帝國支援的商人，其他民族亦復如} 是。例如，亞美尼亞人、祆教徒以及猶太人在很多港口都建立過離散社群；又如坦米爾人在蘇門答臘的亞齊、馬來半島的馬六甲…等地也擁有離散社群聚落；日本人在十七世紀上半時，一度在越南會安、菲律賓馬尼拉、暹羅阿瑜陀耶……等地擁有其離散社群，稱作「日本町」；馬來人在東南亞各地也有離散社群聚落；又如在十五、六世紀的麻六甲，根本就是個由數種離散社群聯合組成的港市，市區內分別是華人、阿拉伯人、印度人的離散社群，周邊住的才是在地的馬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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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anakan ，閩南語為 Tusheng ）與新客（ Totok ，閩南語為 Singkeh）之別。37 其間之別在於文化而非血統：對當地的認同與權利義務，以及與當地政社聯繫的網絡。當歐人進入之後，東南亞當地就因種族、膚色、宗教之別，而有社會階級新序。遷移異地造成多民族的接觸之外，也帶來物質和文化的邂逅、衝突、涵化。歷史上跨文化探險、旅行、商貿，不免帶來物種、宗教、語文、音樂、體制、觀念之移植、交換、借用。哥倫布探險之後帶來新舊大陸的物種交換，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美洲物種如蕃薯、玉米、花生、馬鈴薯等糧食作物，在清朝中葉後（十八世紀之間），對中國人口增長發揮作用，使得人口數字由十八世紀初的一億五千萬，至十八世紀末暴增為三億三千萬。38對比美洲作物對歐洲人口所發揮的作用力，因當地對外來作物的戒慎，要遲至十九世紀才見成效。十九世紀期間，其人口由世紀初的近一億五千萬增到世紀末的近三億。兩個地區的人口成長現象，造成糧荒問題並促使人口外移（見下表與圖）。 37_{周樑楷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臺北：龍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頁 7-8。有時這種差別出現於新舊移民之間。如俄國華人之舊移民成為華商，他們與新來的華工產生既互賴又互斥的複雜關係。見何萍，〈俄國遠東地區華工問題之初探〉，頁106-109、114-119。 38_{王仲孚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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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以來世界人口數額變化表（單位：百萬）年代 1300 1340 1400 1500 1600 1700 1750 1800 1850 1900 1950 1970 中國 83 70 70 84 110 150 220 330 435 415 558 774 南亞 100 101 74 95 145 175 165 180 216 290 431 667 中東 21 22 19 23 30 30 28 28 31 38 75 118 日本 10 10 9 10 11 25 26 25 30 45 84 104 其餘亞洲 29 29 29 33 42 53 61 68 78 115 245 386 歐洲 70 74 52 67 89 95 111 146 209 295 395 462 蘇聯 16 16 13 17 22 30 35 49 79 127 180 243 北非 8 9 8 9 9 10 10 10 12 43 52 87 中南非 60 71 60 78 104 97 94 92 90 95 167 266 北美 3 11 4 4.5 3 2 3 5 25 90 166 228 中南美 36 38 42 53 10 10 15 19 34 75 164 283 大洋洲 2 2 2 3 3 3 3 2 2 6 13 19 總數 438 453 382 476.5 578 680 771 954 1241 1634 2530 3637 轉引自Paul V. Adams, et al, Experiencing World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34.

至於抽象文化如語言或風俗，其與異文化之間的交流運用，更是常見。語言流通雖然有時會與國勢強弱連結，但有時則因從無這類物品或現象而直接借用原用者之使用方式，後者如茶葉之名稱演變即是。中國以外地區，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地沒有生產茶葉，因此他們稱呼茶或茶葉，常以閩南語 Te 或粵語 Cha 轉換而呼之，概因隨著原產地商人之稱謂而出現的詞語。僑鄉如廣東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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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因當地外移美加的人口眾多，出現轉化英語的當地詞彙，如 Pok sen（打拳，即英文的 Boxing），甚至還有臺山英文對照字典。39這些都算此類例證。而馬來亞的土生華人（峇峇娘惹）之母語由福建方言逐漸發展成夾雜方言以及馬來語的峇峇娘惹話（Peranakan Hokkien）。華人將原鄉的社會制度或文化移植到異地，再因地制宜地調整舊有文化，其重要性不容忽視。例如原有的宗親和地域組織，在異地更發揚光大，並增加業緣、方言、小姓聯合等各式組合的團體。這些團體發揮重要的祭祀、接濟、安置、照顧貧病孤老等社會功能，成為宗族制度的變種型式。風俗信仰也是此中大要。馬來華人多承繼前代華人所帶來的傳統信仰，如拜祖先、天公、土地公、關公、媽祖。而崇拜土地公的信仰混合當地崇拜掌管土地的「那督公」習俗。再如西班牙人殖民菲律賓初期，對當地華人並無強制改宗的措施，轉而輔以各式誘因，如給予皈依天主教的華人稅收、居留權、遷移、婚姻等優惠，藉此吸引華人入教，但華人多基於實際利益考量、而非信仰因素入教。40天主教文化裡，受洗時要剪辮剃髮。殖民菲律賓初期，當西班牙人向華人傳教時，華人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拒絕剪辮剃髮，所以初期

39_{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9.

40_{周樑楷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7。西班牙的宗教同化政策並無造} 就出多少忠於西班牙的華人天主教徒，證諸1762 年到 1766 年間英軍攻打馬尼拉時，華人教徒反而幫助英軍。但因殖民地政府允許華人教徒與菲律賓婦女通婚，孕育日後為數頗眾的菲華混血兒（Mestizos）。參見施雪琴，《菲律賓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律賓的殖民擴張與文化調適（1565-1898）》（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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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受洗的華人不多。這個問題甚至引起教會和菲律賓總督的關注。最後經過西班牙國王的裁示，以其阻礙華人皈依，又阻礙日後華人返國去傳教而認定不宜。41此外，今日西洋萬聖節與菲律賓當地的亡靈節結合，菲國各地家庭會於當日湧進墓園追思過世親人。在菲華人入境隨俗，前往華人義山掃墓，保持慎終追遠的精神，並藉此聯絡家族感情。

四、現代歷史發展與華人的境外徙居

（一）政治戰事面向

現代史上的兩次大戰，都觸發華人的外遷。華人在歐戰期間對英法俄等國所作的貢獻，鮮為人知。42一戰期間，因為人力缺乏，這些國家不得不向外吸納勞工，以便讓其國民可以效命沙場。英法從中國華北招募十萬名勞工到歐洲戰場服務，他們多半來自山東、河北、湖北、安徽各省。鑒於中國的中立地位，華人沒有直接參戰，只負責一些非戰鬥性工作，包括興建軍營、清潔公路、起卸貨物、修機器、烹飪，以及挖掘屍體。估計犧牲的華工近萬名，葬於法國北部、比利時，及英國普利茅斯的墓地，標 41_{施雪琴，《菲律賓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律賓的殖民擴張與文化調適} （1565-1898）》，頁 102。 42_{僅有（三民版）和（全華版）提及，見王世宗、湯熙勇編著，《高中選修歷史} （下）》，頁 25；孫若怡主編，《高三選修歷史（下）》，頁 14。相關研究也為數不多，參見陳三井，《華工與歐戰》（臺北：中硏院近代史硏究所， 1986）。此外，一戰時，加拿大因與中國為盟國，在勞力缺乏之下，曾考慮引進華工進入中部的薩斯卡川省種植小麥，或至西岸的卑詩省種植水果，但都因反華勢力的抗議而作罷。見吳克燕、鄭娜，〈淺談加拿大的華人與中國移民〉，《世紀橋》，9（哈爾濱，2010 年），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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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著華工的血淚史。俄國政府於 1915 年批准招募華人契約勞工的計畫，華工不僅被派到遠東地區，還分佈各地。1915 至 1917 年的期間，估計招募華工的人數，從 3 萬人、10 萬人至 50 萬人等，說法不一。這種特殊時期的勞力需求常由非華人主控招募事宜，缺乏華人工頭的參與經營（如東南亞華社之「甲必丹」制度，「甲必丹」即英文 Captain），因此就會在完成使命，如大戰結束後，多數華工即被遣送回國或驅逐出境，而沒有留下組織或建立跨國聯繫，可讓後人追隨前人足跡持續遷移。43更有甚者，招募的合約可能已註明工作地點與薪酬，但如俄國之迫切需要勞工，致使工作程序經常沒有受到明文規定之監督，而出現類似十九世紀苦力貿易虐待勞工的景況。二戰之時，勞工缺乏促使美國社會大量啟用婦女以及少數族裔，如黑人和華人。華人受徵召或志願入伍者特別多，在本土地區約佔華人人口的兩成，遠高於一般美國人服役的平均數： 8.6%，但夏威夷華人則稍少於平均數，原因可能與兩地華人所受待遇不同有關。缺工問題使得華人有機會突破種族歧視的藩籬，進入多種行業，尤其是受過高等科技教育的華人人才，藉此機會發揮專業技能。44 一戰之後爆發的共產革命，風起雲湧之際，境外華人也不缺席。一戰後繼續前往歐洲的華人，主要是留學生，著名者即法國的勤工儉學會。勤工儉學運動（ 1919-1921 年）是由李石曾（1881-1973 年）創設。1912 年，他最初是發起組織留法儉學會， 43_{王琪、王健文編輯，《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16 之觀點與詮釋、頁 19。} 44_{麥禮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聯書} 店，1992），頁 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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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讓更多窮苦學生有機會到海外讀書，半工半讀，縮減勞心勞力的差距，擺脫傳統「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制約。一戰爆發時，英法政府向中國招募勞工，李氏趁機擴大其計劃，於 1919 年成立留法勤工儉學會，約有一千五百名中國學生以此名義留學法國。這群留學生與當時多數中國留外學生大異其趣。他們多數來自內陸的川、湘地區，並無高等學歷背景，與前赴美日留學生之以江浙沿海省份為多，形成對比。45 一戰之後的法國失業浪潮，迫使許多華人留學生收拾行囊返國。但不少人宣稱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興趣，是在旅法期間培育起來，並有一些學生於 1922 年創立「旅歐中國少年共產黨」。他們的激進思想導致強烈的反帝主義。1925 年上海爆發「五卅慘案」時，在法的中國學生連同華工集會抗議，呼籲撤銷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並驅離在中國的所有外國軍隊。此外，華人也參與蘇聯第一個五年計畫，甚至西班牙內戰。 1928 至 1932 年間，在蘇聯的遠東地區，尤其是海參崴一帶之重建與發展時，華工再度受到歡迎。工人白天工作，晚上就在夜校上課，而社會主義是其中一門學科。另有「中國復興社」組織成立，目的是訓練親蘇的華人中堅份子，為日後宣揚革命而準備。西班牙內戰時，則有少數具共產黨員背景的歐美華人受到感召前赴西班牙，支持西班牙政府抗拒法西斯佛朗哥政權。46 冷戰初期，美蘇陣營壁壘分明。境外華人不論親共與否，命運都受波及。首先，國共對峙影響及於緬甸華人。緬甸東北山區 45_{陳三井，《勤工儉學的發展》，（臺北：東大出版社，1988）。} 46_{麥禮謙，《從華僑到華人》，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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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的逐鹿舞臺。1961 年，緬甸政府允許中共軍隊入境並擊潰緬北的國民黨軍隊。敗軍只得向泰國撤退，殘餘軍隊最終在泰緬邊境落腳，深化緬華人士分裂成支持臺灣或中共的態勢。第三世界的東南亞區域，獨立前後之際，有些親共的華人遭受打擊而禍延整體華社。例如有些馬來亞華人於日本佔據期間，支援中國抗日，甚至加入馬來亞共產黨（馬共），組織人民抗日軍，成為要員。日軍投降之後，英國勢力重返，並打擊共產黨人活動，致使馬共於 1948 年發動武裝革命，但事後失敗而使許多華人被驅逐出境。47印尼華人也有類似發展。印尼在蘇卡諾領導獨立建國之後，外交上漸向共產陣營靠攏。日後執政黨又獲得中國之支持而蓬勃發展，得到民眾支持。1965 年 9 月 30 日印尼右派軍人發動政變，企圖推翻左傾的蘇卡諾政權，引發暴行。因不少華人曾是支持共產黨，竟衍生成大規模的排華運動。與此對應的是美國境內的華人。美國因韓戰關係以及麥卡錫主義而生恐共風潮，使華人匯錢回鄉的行為被認定是通敵。前此華人以「紙仔」（Paper sons）之非法方式入境者，在國安考量下，遭到移民局和聯邦調查局的大肆查驗，又鼓勵相互告發，終而有「坦白方案」（Confession program），形成一股人人自危、冷冽肅殺的排華行徑。48 冷戰和戰後殖民地獨立所帶來的難民潮，都可見到境外華人的身影。1949 年，印尼宣佈獨立。隨後年間，數以萬計所謂的「東印度荷蘭人」被遣返荷蘭，其中有些具有華人血統者。到了 47_{周樑楷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32。} 48_{參見趙小建，《重建家園：動盪中的美國華人社會（1940-1965）》（上海：} 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另參見張四德，〈移民的效忠問題─波斯灣戰爭引起的問題〉，《當代》，58（臺北，1991.2），頁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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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年，荷蘭約有 1,400 名印尼土生華人。1959 至 1968 年之間，印尼爆發了兩次排華運動，大批華人慘遭屠戮與迫害。暴亂過後，有更多印尼華人移居荷蘭。越戰末期，1975 年因南越政權倒臺，掀起外移浪潮。隨著美國的撤出，印支三邦成為共產國家，千千萬萬的人民逃離家園，其中包括大批華人。從 1975 到 1987 年，法國收容十四萬五千名越南難民，其中 5 五成至六成是華人；荷蘭政府則接納約 6 千名越南政治難民，其中近四分之一有華人背景。49連遠在西半球的蘇利南（Republic Suriname），都有華人出走浪潮。蘇利南是前荷蘭殖民地，那裡的華人多是客家人，主要來自華南、香港、東南亞。目前移居荷蘭的蘇利南華人約達 4 千人，他們是在 1975 年蘇利南獨立前不久遷徙到荷蘭，原因是擔憂獨立後的蘇利南前途未卜，並恐懼在美洲出生的黑人後裔之統治。50

（二）社會文化面向

民族主義運動與國族認同是近現代史上的一大重要議題。世界各地華人的國族認同，與中國政府及其國際地位有緊密關連，後者的變革不斷左右華人的認同歸屬。明清以來，朝廷一向漠視華人的在外權益，但自十九世紀中葉以後，清廷駐外人員漸具國際對等觀念而呈請政府注重外人觀感，應該以國家之尊出面保護僑民。海外華人也開始摒除棄民心態，要求駐外政府官員為其爭取或保障基本權益。隨後，清廷更體認保護僑民的多重利益，如僑匯與捐官對國家經濟之助，以及人口外移對抒解國內人口壓力 49_{王琪、王健文編輯，《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22-23。東南亞華人已是由} 中國移出，再又移到歐美，此即「再移民」的現象。 50_{參見潘翎編，崔貴強譯，《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頁 36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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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因而進一步給予海外華人雙重國籍的認定，開啟華「僑」之意涵。華人以其在外經歷，開展國際視野，推動他們對母國國際地位的期望，而使清季末年的康梁保皇會及孫逸仙革命黨獲得在海外發展的良機。中國對日抗戰時，海外華人對母國的民族情感達到高潮，捐款救國是具體表徵之一，並藉此打破方言群、宗親會、地區會館的界線。51但愛國情緒其實主要在排華嚴峻（如北美）或是新客眾多（如東南亞）的地區，更牽扯中國國內派系紛爭或當地的複雜族群關係，而影響其團結能量。52 至於土生華人社群，某些菁英人士，如星馬華人林文慶，則結合民族主義和現代性。他熱衷於推動儒家思想，但那是出於文化而非政治認同於中國，又以現代性心態教導華人參與在地事務，提倡女子教育和禁食鴉片。他因華僑情感的召喚前往中國， 1937 年回返新馬後，卻在日本侵入東南亞時，出任日本操控的華僑協會，擔任主席。境外華人的國族歸屬必須待至各地獨立建國之時或社會開放多元之後，才逐漸走出撕裂與錯亂，轉向當地認同。林文慶的例子受多種因素糾葛，凸顯東南亞華人在當地爭取獨立建國時之艱辛處境。東南亞現代國家的形成與民族意識覺醒有關。如眾所知，這些現代國家多是由歐美殖民地直接轉換，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風起雲湧的獨立風潮中，成為新興國家。東南亞各國的獨立運動與非洲國家有所不同，雖然前者大抵 51_{周樑楷主編，《高中選修歷史（下）》，頁 27；王琪、王健文編輯，《高中} 選修歷史（下）》（翰林版），頁35-36。 52_{前者可參閱李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臺北：水牛} 出版社，2003）；後者可參閱王秀惠，《跨國移動的困境─美國華日兩族的族群關係，1885-1937》（臺北：學生書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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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襲殖民地的管治邊界，但是在殖民統治之前，東南亞各地原有其政治傳承，而不是如非洲之成為列強任意劃分的結果，因此東南亞內部地區在殖民地時代所發生的歷史過程各異其趣。此外，二次大戰對東南亞各國都具關鍵性影響。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在戰爭期間受到日本扶持，隨後東南亞又為日本所佔據統治。這段歷史雖然短暫卻複雜，是重要的分水嶺，其影響不容小覷。東南亞住民挾其強烈民族主義，於建國之後主導政權，實施打壓華人的政策，迫使華人走向維護自我族群的社團與文化。這些變化導致東南亞華人的國族認同非常坎坷。北美或紐澳地區等以白人為主的移民國家，華人也在其國家建制的歷程中，備受煎熬。直到 1960 年代以後，這些地區受到民權運動等多元化訴求的洗禮，才逐漸拋開過去偏頗苛刻的種族歧見，開放移民政策並改善國內華人地位。新的多元文化政策容忍有色人種如華人在文化思想上仍保有自我空間，成為少數族裔，即華裔、非洲裔或日裔等。各族裔的國族認同建立在一項前提：他們都是國民一份子，共同建立該移民國度。53 自 1970 年代以來，隨著亞洲四小龍及中國的經濟力量欣欣向榮，「文化中國」之說順勢而起。杜維明由關注東亞經濟發展而引發文化探索，針對儒家倫理與經濟動機、企業經營、行政管理之間的關係進行思考，尋找華人企業成功背後之文化特性。他所謂的「文化中國」包括三個實體：第一個實體包括大陸、臺灣、港澳、新加坡，也就是由中國人或華人所組成的社會。第二個實體包括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第三個實體則是從廣義的文 53_{王賡武，〈移民地位的提升：既不是華僑，也不是華人〉，收入劉宏等編，} 《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紐約：八方文化出版社，2002），頁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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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角度來看，意指所有關切中國的國際人士，包括學界、政界、商界，亦即在這些領域中的日本、美國、法國、俄國等各國人士，皆屬於文化中國之圈。境外華人屬於「文化中國」的第二實體。他們的工商藝文活動固然受到儒家文化影響，但不可忽略的是，不論在東南亞或北美，當地社會都曾經存有侷限與壓迫，如華人不易出任公職、擁有土地、進入高等教育。這些現實困境導致華人走向私營企業，更何況愈多華人經商，彼此不免藉由共同的華人文化而擴大網絡與人脈。固然發揚華人文化有些源於致富動機，但也源於探索一種超越政治效忠和個人經驗的共同情感與過往傳承。文化中國之於境外華人，在於它放下內部的差異，轉而尋求彼此共通的歷史文化，再以之朝向外來種族的壓迫。換言之，文化中國作為一個有效的概念運作時，不只是向內的，更是向外。散居各地的華人借用古老中國文化之資源，以抗拒嚴苛的在地壓力。因此境外華人已經不是如杜氏「文化中國」所認知的中國社會之延伸，轉而具有在地自發的主動性。即使近年來的中國崛起，雖可能重新激發一些境外華人對於中華語言文化的興趣，但不應解讀為回歸中國之國族認同。

結語

本文以十五世紀後之近現代為時序重心，探討華人之向外移動如何與近現代史之重大發展結合，與時俱進。文中聚焦於歐人之海上探險、貿易、殖民等活動，以及二十世紀以來的戰爭、共產革命、獨立運動、新興國家建國發展，論述與之對照或連動的華人遷徙、居留等社會文化變革。華人的遷徙承續近代之前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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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與印度洋間之海上活動。自歐人來到亞洲後，在東亞海域和東南亞的舞臺，華人是連結歐亞兩方的要角。隨著歐洲殖民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內部勞動力短缺，加速華人外移的動力。由華人移外和居留的發展可以見出，伴隨著各地就業機會、族裔構成、政治變化，再搭配華人移外網絡和在地社群，建立起華人遷徙和定居的模式。華人因徙居而出現的相關現象，是近現代世界史發展的要素之一，並因人種接觸與文化邂逅而更凸顯其複雜特性。晚近的世界史研究著重接觸、互動、交流如何影響文化發展，受關注的議題之一即是跨文化貿易。本文也探索近代以來世界各地華人所形成的離散社群和他們在民族自覺衝擊下的國族認同。華人的境外遷徙和居留，不僅隨著世局沈浮，更開展新頁，尤其是帶來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持久互動，在世界史上具有深刻意涵。我們若能將華人移外活動置於全球發展的軌跡，不論是其自身的轉變，或是可與之對照映證的相近事例，並注意文化邂逅、聯繫、流變所發揮的作用，將可得到新啟示。這方面的研究方興未艾，有待深入探究，而將之融入教學內容，更是眼前迫切的課題。（責任編輯：林益德校對：黃于庭、劉世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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