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環境系絡因素與選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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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環境系絡因素與選民因素

職業運動競賽常會出現「主場優勢」一詞，用來形容地主隊享有「天時」、

「地利」、「人和」等競賽場外的環境優勢。同樣地，當一場選舉競爭的社會氛圍有利於參選的一方時，他方想要力挽狂瀾逆勢操作成功並不容易，其間環境系絡因素及選民因素是構成選舉期間社會氛圍的兩個主要因素，決定了那個政黨的候選人擁有地主隊的主場優勢。

環境系絡因素是指長期存在的國內外結構性因素，或選戰期間國內外突發性的重大事件，設定並影響了選民對選舉議題重要性順序的認知，選民並據以評估各主要政黨在重要議題的相關立場。為此，環境系絡因素讓處於不同議題位置的政黨候選人，因選民議題立場的分布曲線而居於有利或不利的位置。

選民因素是指既有選民的人口組成結構，政黨認同及相關議題立場傾向的分布情況，具體表現在社會分歧和政治分歧內容，同時也反映在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和黨派投票行為上。為此，既有的社會分歧和政治分歧內容可將選民區隔成具有不同黨派投票取向的集群，選民既有的黨派投票行為的傾向和分布比率，則構成各政黨或候選人在競選活動展開前的基本盤面。

因此，環境系絡因素和選民因素構成選戰的實際空間模型內容，包含重要的議題面向、政黨議題位置的分布情況、選民議題立場的分布情況，以及選民黨派投票傾向的分布情況等。候選人即因所屬政黨的空間位置差異及基本盤的大小不同，而具有相對優勢或弱勢的選戰起跑點，同時候選人的競選行為也受到所屬政黨的議題位置及基本支持者的制約。本章即是透過李、連參選時的環境系絡因素及選民因素的比較，看李、連是否面對相近似的實際空間模型內容，進一步釐清影響兩人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及競選策略選擇差異的關鍵因素所在。

第一節環境系絡因素的比較

經檢視九○年代台灣選民議題投票的研究發現，統獨議題和安改議題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顯著議題，顯示統獨議題和安改議題具備了吸引較多媒體注意和選民討論，以及容易被一般社會大眾所理解的「簡單議題」屬性，而成為選民區隔政黨屬性定位的主要議題，同時也是影響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顯著變項。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對選民統獨立場的測量，除使用「統獨立場六分類」的傳統名義量尺外，自一九九三年起也開始使用單一面向量尺（由 0 到 10）來詢問受訪者本身及其對各主要政黨在統獨議題位置的認知。¹

1問卷題目如下：「我們社會中，有人主張台灣應該盡快宣布獨立；也有人主張兩岸應該盡快統一。

如果主張台灣應該盡快宣布獨立的看法在一邊，用 0 表示；主張盡快統一的看法在另一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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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九○年代選民與政黨的統獨位置分布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統獨議題位置的調查結果如表 3-1 所示，國內選民本身的統獨立場位置是在 5.0 至 5.6 之間浮動，顯示出選民的統獨立場分布情況相當穩定，一直採取「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相對地，選民眼中的國民黨是「中間偏統」的政黨，統獨位置是在 6.1 至 6.8 之間浮動，距離選民的統獨位置在 1.0 至 1.5 個刻度間；而民進黨則是一個「主張台獨」的政黨，統獨位置在 1.9 至 3.2 之間浮動，距離選民的統獨位置在 2.1 至 3.4 個刻度間；而新黨在一九九六年之後，是一個比國民黨更「傾向統一」的政黨，統獨位置在 6.5 和 7.2 之間浮動，

距離選民統獨位置在 0.9 至 2.2 個刻度之間。

表 3-1：選民與國內各主要政黨的統獨位置（平均數）

年度民進黨選民國民黨新黨

1994 2.2（-3.4） 5.6 6.8（1.2） 6.5（0.9）

1996 1.9（-3.2） 5.1 6.1（1.0） 6.5（1.4）

1998 2.3（-2.7） 5.0 6.5（1.5） 7.2（2.2）

2000 3.2（-2.1） 5.3 6.4（1.1） 7.2（1.9）

平均

2.40 5.25 6.45 6.85

註：（數字）是政黨與選民之間的刻度距離，正負值代表方向。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面訪資料（研究計劃名稱請參閱研究調查資料來源表）。

從九○年代國內主要政黨在統獨議題的空間位置分布情形，顯現選民認知的國民黨統獨立場，是比民、新兩黨更接近於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而選民對民進黨的台獨政黨定位是國民黨打「恐獨安定牌」的利基所在，也造成民進黨在九

○年代立委選票成長的瓶頸。²顯示民進黨在兩岸的統獨議題面臨較大的趨中化調整壓力，並具體表現在民進黨內台獨論述的轉化。³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選民對民進黨統獨位置的認知逐漸發生了變化，民進黨持續地向選民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趨近，彼此的空間距離由一九九四年的 3.4 個刻度，一九九六年的 3.2 個刻度，逐步縮減至一九九八年的 2.7 個刻度，二

○○○年的 2.1 個刻度，顯示選民認知中的民進黨是一個越來越不趨於極端的台獨政黨。相對地，選民認知的新黨則是一個日益傾向主張統一的政黨，新黨的統獨位置由原先的 6.5 移至 7.2，不但沒有向選民的維持現狀立場趨近，反而距離選民的立場越來越遠，彼此的空間距離由一九九四年的 0.9 個刻度，一九九六年的 1.4 個刻度，逐步擴增至一九九八年的 2.2 個刻度，二○○○年的 1.9 個刻度。

10 表示。那麼，請問您的位置比較靠哪裡？您看國民黨比較靠哪裡？您看民進黨比較靠哪裡？

您看新黨比較靠哪裡？」

2 雖然民進黨在九○年代縣市長選舉的政黨得票屢創新高，並在 1997 年縣市長選舉政黨得票率首次超越國民黨，但立委選舉的政黨得票率則一直維持在三成左右，進入民進黨成立以來政黨得票成長的高原期，一直苦於無法跨越三成得票率的門檻。

3 關於民進黨內台獨論述的轉化過程可以參閱（郭正亮，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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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選民本身及其認知的國民黨及民進黨的統獨位置，

在一九九六年都出現了遠離統一的現象，選民的統獨立場由 5.6 變成 5.1；國民黨也由 6.8 往中間 6.1 的位置移動；民進黨則由 2.2 往更左邊的 1.9 位置移動。顯然，這與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美以來兩岸關係即陷入持續緊張對立有關，而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中共把飛彈打到基隆和高雄的外海，更讓台灣感受到中共的敵意，刺激台灣民眾在統獨立場更往拒絕統一的方向移動。

雖然九○年代選民對國內主要政黨的統獨位置認知出現了上述變化，但是選民和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彼此之間的相對空間位置，自一九九六年以後就一直維持沒變。特別是選民、國民黨、民進黨三者的相對空間位置，更是自一九九四年以後就沒有改變過。選民眼中的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及新黨，一直是一個傾向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而新黨相對於國民黨及民進黨，則是一直傾向主張兩岸統一的政黨；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相對於民進黨及新黨，則一直是中間偏統的政黨；選民則傾向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並一直位居民進黨和國民黨統獨位置的中間並較靠近國民黨的位置。

上述政黨統獨位置的相對空間分佈情況，說明了國民黨在統獨議題的相對選舉優勢所在，以及民進黨內進行台獨論述轉化的根本性原因。特別是一九九八年陳水扁挾高施政滿意度尋求連任台北市長失敗，更加突顯台獨因素是構成民進黨候選人在重要行政首長選舉尋求勝選的主要障礙，同時也預示一九九九年用來修正民進黨台獨黨綱之「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出現與通過。⁴然而，相對於民進黨為擴張選民支持基礎，而在統獨議題向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調整趨近，新黨反而表現出為鞏固統派基本選民，而在統獨議題上採取更加退縮和保守的統一立場。

一、選民的統獨立場分布曲線

由於單一面向量尺的統獨立場測量因受訪者心中各有一把尺的主觀因素影響，同樣是「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立場的受訪者，可能分別給自己 6、7、

8 不同的分數。相對地，傳統的統獨立場六分類測量選項清楚不會產生受訪者心中各有一把尺的問題，同時可以瞭解不同統獨立場的選民人數分布比，並且調查資料累積也多，可與單一面向量尺測量的調查發現作相互驗證。⁵

圖 3-1 是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對九○年代台灣選民統獨立場六分類的調查結果，顯示選民在統獨立場主張「維持現狀看情況再決定」的比率，一直維持在三

4陳水扁的文宣大將羅文嘉表示在 1998 年市長敗選的檢討會議中，民進黨各派系要角首度出現

「輸在兩岸議題」的高度共識，連向來捍衛台獨黨綱不遺餘力的新潮流系也認為，陳水扁失利的主因絕對不是政績不佳，而是中間選民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始終存有高度疑慮（張俊雄等編，

2000：23）。

5 統獨立場六分類題型如下：「關於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社會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1、儘快統一；

2、儘快獨立；3、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6、永遠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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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至三成三之間上下浮動，同時也是最多數選民所秉持的統獨立場。若加入抽樣誤差的考量，顯現歷次調查主張「維持現狀看情況再決定」的選民人數是相當穩定的。另外，主張「永遠維持現狀」的比率則一直維持在一成二至二成間，並自一九九六年以後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如果將前述兩類選民合計並稱之為「狹義維持現狀者」，則台灣選民主張「狹義維持現狀」的人數一直維持在四成五至五成之間，反映出選民主張維持現狀的統獨主流立場。

圖 3-1：九○年代台灣選民統獨立場分布圖

16.4 23.0 19.5 24.0 19.3 16.6 16.8 14.1 18.2 29.9

32.4 31.9 33.1

32.8 30.5 32.3

30.8 30.4 16.1

13.8 15.4 12.4

15.2 16.6 16.8 19.4 18.0 8.0

9.7 10.3 10.5 12.5

11.3 12.2 13.6 14.0

18.9 17.3 33.0 29.3 13.4 19.7 7.9 12.2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994/12 1995/06 1995/12 1996/06 1996/12 1997/06 1998/06 1998/12 1999/06 1999/12 2000/06

儘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看情況再決定

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儘快獨立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www2.nccu.edu.tw/~s00/database/data0406_3.htm）。其次，主張「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的選民，自一九九六年以後呈現下滑的趨勢在一成九和一成四之間浮動。相對地，主張「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的選民人數，則由一九九四年的 7.8％上升到一九九九年的 14.0％，呈現逐年緩步上升的趨勢。若將前述兩類選民與之前的「狹義維持現狀」者合計並稱之為「廣義的維持現狀者」，則台灣選民主張「廣義的維持現狀」一直維持在七成至八成間，涵蓋了絕大多數台灣選民的統獨立場主張。

最後，主張「儘快統一」或「儘快獨立」的極端統獨立場選民，則分別維持在 6％以下。若將主張「儘快統一」與「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這兩類選民合計並稱之為「傾向統一者」，則「傾向統一」的選民一直維持在一成七到二成七之間波動。相對地，若將主張「儘快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這兩類選民合計並稱之為「傾向獨立者」，則「傾向獨立」的選民則從一成逐步上升至兩成。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選民自一九九六年以後主張「永遠維持現狀」，以及「傾向獨立」的人數都有逐年緩步上升的趨勢，符合一九九六年單一面向量尺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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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獨立場調查發現，顯示一九九六年的台海飛彈危機確實激化了部分台灣選民對中國大陸的負面觀感，而傾向主張台灣不與中國大陸統一的統獨立場。再者，傳統統獨六分類的調查結果，顯示「維持現狀」仍是台灣選民統獨立場的主流，其與單一向度的統獨位置調查結果也相一致。

整體而言，九○年代台灣選民的統獨立場分布曲線，仍維持相當穩定的狀態，「維持現狀」依舊是絕大多數人的務實選擇，認為台灣沒有宣布獨立的必要，

同時也不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統一方案。為此，統獨立場相對趨於極端的民進黨和新黨如果想擴張政治版圖，就必須掌握台灣多數選民的國家認同內涵，並向「維持現狀」的統獨立場修正靠攏。

二、兩國論與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

台灣過去的戒嚴體制是延續國共內戰體制，撤退來台國民黨統治當局仍視大陸為中華民國的「淪陷區」，並稱居住在大陸淪陷區的人為「大陸同胞」。然而，

隨著兩岸長期的分隔分治，以及統治權力結構伴隨著台灣內部民主轉化而逐漸本土化的趨勢，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認同內涵乃逐漸增長，同時也造成島內「中國認同」和「台灣認同」的國家認同分歧。在李登輝總統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提出兩國論主張後，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曾以「政治社群感」（sense of political community）

來測量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內涵，分別詢問受訪者「我國」所指涉的領土範圍，

以及「我國人民」所指涉的人口範圍。

表 3-2、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類型

台灣人 台灣人＋大陸人 無反應 合計台灣

次數整體百分比

第一類型 734 67.5％

第三類型 81 7.5％

35 3.2％

850 78.2％

台灣＋大陸

第三類型 38 3.5％

第二類型 83 7.6％

8 0.7％

129 11.9％

無反應

22 2.0％

12 1.0％

75 6.9％

109 10.0％

合計

793 73.0％

177 16.2％

117 10.8％

1087 100.0％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民眾對「兩國論」與兩岸關係的意見調查。

表 3-2 領土範圍和人口範圍兩個變項交叉分析發現，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基本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台灣認同類型」，認為「我國」就是單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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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而「我國人民」就是單指台灣的人，並不包括中國大陸及其人民，這些人占受訪人數的 67.5％；第二種類型是「大中國認同類型」，認為「我國」指的是台灣與大陸，「我國人民」同時包含台灣人與大陸人，這些人占受訪人數的 7.6％；

第三種類型是「混淆類型」，認為「我國」是單指台灣，但「我國人民」則同時包含台灣人和大陸人，或者認為「我國」包括台灣和大陸，但「我國人民」單指台灣人不包括大陸人，這些人占受訪人數的 11.0％。

調查結果顯示台灣選民有三分之二的人具有明確的台灣認同內涵，認為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相對，選民中具有明確大中國認同內涵的人不到一成，若將具有部分中國認同內涵的混淆型合併計入，則選民具有大中國認同內涵的人則約有二成左右。顯現出李登輝總統的兩國論主張是符合絕大多數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內涵，但是基於不惹惱中共對台動武的現實考量，有七成多的人在統獨議題上主張維持現狀，並拒絕中共的一國兩制主張。⁶因此，如果說絕大多數選民主張維持現狀的統獨立場，是迫使民進黨內進行台獨論述轉化的壓力，那麼絕大多數選民的台灣國家認同內涵，則是鼓勵民進黨內進行台獨論述轉化的誘因，這也說明了為何民進黨在統獨立場的調整是比新黨來得積極和有效。

貳、九○年代選民與政黨的安改位置分布

俗話說：「當家的，不鬧事」。如果「安定」、「執政經驗豐富」是執政黨必然的選舉訴求，那麼「改革」、「換人做做看」則是在野政黨的基本訴求。這是政黨的競爭位置決定了競選訴求內容的具體事例，特別是在國民黨長期執政之下，

在野黨自然會以「政黨輪替」、「換黨執政」來進行改革訴求。除此之外，台灣歷經二次大戰的戰火洗禮，兩岸長期的軍事和政治對峙，以及威權當局的長期危機思想灌輸，台灣社會是充滿高度危機意識的社會，選民表現出對社會安定感的強烈需求。因此，安定與改革成為國內選舉重要議題是相當合理而且可以預期的事。

然而，九○年代台灣選民在安改議題立場是否隨著民主改革的進程而有所改變？選民對各政黨在安改議題的立場認知又是如何？根據表 3-3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對國內選民歷年的安改議題立場調查結果，顯示台灣選民在安改議題立場明顯傾向安定，四次調查的平均數據都在 7.0 和 7.2 之間，認為社會安定最重要，追求改革不應影響社會安定，顯現出相對保守的心態及對社會安定感有著強烈的需求，因而一般選民即使贊成改革也是以社會要安定不能亂作為前提。⁷

6根據陸委會自一九九四年至二○○○年間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以台灣地區（不包含金門、馬祖）二十歲以上成人為母體，採取分層分段等機率抽樣設計所進行的五次「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面訪調查，國內選民對於中共「一國兩制」的主張表示「不贊成」的人，一直維持在七成三至七成八之間。

7 安改議題的題型內容為「就整個台灣的發展來看，有人認為大幅改革是最重要的事情，即使犧牲一點社會安定也是值得的；有人則強調安定最重要，追求改革不應影響社會安定。假定認為大幅改革重要的看法在一端用 0 代表；強調安定重要的看法在一端用 10 代表請問您的位置比較靠哪裡？您看國民黨比較靠哪裡？您看民進黨比較靠哪裡？您看新黨比較靠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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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選民與國內各主要政黨的安改位置（平均數）

年度民進黨新黨國民黨選民

1994 3.3（-3.8） 4.7（-2.4） 7.1（0.0） 7.1 1996 3.8（-3.2） 5.6（-1.4） 6.8（-0.2） 7.0 1998 4.0（-3.2） 5.1（-2.1） 6.5（-0.7） 7.2 2000 4.4（-2.8） 5.6（-1.6） 7.0（-0.2） 7.2

平均

3.88 5.25 6.85 7.12

註：（數字）是政黨與選民之間的刻度距離，正負值代表方向。

其次，選民眼中的國民黨是一個重視社會安定的政黨，國民黨的安改位置是在 6.5 至 7.1 之間浮動，是最接近選民立場的一個政黨，幾乎與選民的安改位置相重疊。相對地，在選民眼中的民進黨則是一個重視社會改革而犧牲社會安定的政黨，民進黨的安改位置在 3.3 和 4.4 之間浮動，距離選民安改位置達 2.8 個到 3.8 個刻度，是距離選民安定立場最遠的政黨。至於選民眼中新黨是一個兼顧安定和改革的政黨，安改位置是界於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而在 4.7 至 5.6 之間浮動，距離選民安改位置達 1.6 到 2.4 個刻度。

顯然，台灣選民對社會安定感的強烈需求是相當有利於執政黨的安定訴求，這是國民黨長期以「恐獨安定牌」作為選舉利器的社會基礎之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選民眼中的民進黨是越來越務實化而逐漸縮小與選民的立場差距，

彼此的立場差距由一九九四年的 3.8 個刻度逐漸縮減為二○○○年的 2.8 個刻度。換言之，民進黨不論在統獨或安改議題的立場主張都朝主流民意的方向修正靠近，而逐漸改變民進黨過去給人的台獨黨、暴力黨的刻板形象。

但即使如此，選民對民進黨的認知仍處在「量變」階段，並不足以構成「質變」，就如同選民、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在統獨議題的相對空間位置沒有改變一樣，在安改議題的相對空間位置也沒有改變，選民認知中的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及新黨，一直是傾向主張改革而犧牲社會安定的政黨；而新黨相對於國民黨及民進黨，則是一直傾向主張改革和安定兼顧的政黨；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相對於民進黨及新黨，則是一直傾向主張改革不能影響社會安定的政黨；選民則一直是採取最保守的立場，也一直和國民黨的立場最接近，認為改革不能影響社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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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根據九○年代選民對其本身及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在統獨和安改議題位置的認知，並依據時間序列組成一個二維的統獨和安改位置分布趨勢圖，從圖 3-2 首先可以發現，國內選民眼中的民進黨不論在統獨或安改立場，都向選民位置趨近了一個刻度，顯示選民對民進黨是台獨黨、暴力黨的刻板印象已經有所改變；而選民眼中的新黨在統獨立場越發顯得「親中傾統」，與選民位置的距離增加 1 個刻度。兩相比較之下，民進黨顯得較具自信心與擴展力量，願意為拓展中間選票而進行台獨論述的轉變，即使面對新國家連線成員的出走和建國黨搶食台獨基本教義派選票；相對地，新黨則顯得退卻和內縮，只想消極鞏固核心支持者而變得更保守，而距離台灣認同、維持現狀的主流民意立場越來越遠。

圖 3-2：九○年代選民及主要政黨的統獨和安改位置分布趨勢圖 安 10

定 9 8

7 94-00

94-00

6

5 1994

2000

4 2000

3

1994

改 2

革 1 2 3 4 5 6 7 8 9 10

獨立統一

註：民進黨選民國民黨新黨

其次，選民眼中的國民黨及選民自身的議題位置都沒有明顯改變，這也是九○年代在新國民黨連線自國民黨出走組成新黨之後，國民黨仍能在全面選舉競爭之下贏得選舉保有執政權的重要原因。雖然，民進黨在統獨和安改議題立場都有出現趨中化的現象，但是選民、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的相對空間位置仍然沒有改變。國民黨的空間位置仍與選民最為接近，在統獨位置仍然居民進黨和新黨的中間；民進黨仍位在圖的左下方；而新黨仍舊在圖中間偏右的位置。

據此，連戰二○○○年參選時所處的環境系絡因素，與李登輝一九九六年參選時並無明顯不同，特別是國民黨和選民的空間位置都沒有明顯改變，國民黨仍享有在統獨和安改議題的主場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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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選民因素的比較

學者對選民投票行為研究的投入及努力，無非試圖回答下列三個問題：第一是為何有的選民去投票，有的選民沒去投票？第二是為何出席投票的選民，有些人投某甲候選人，有些選民投某乙候選人？第三是為何某甲候選人以壓倒性多數或些微票數險勝，而不是某乙候選人？同樣的，對任何參選的候選人而言，其最關心的三個問題不外乎，第一是誰會出來投票？第二是有多少人會投我一票？

第三是這些人基於何種理由而投我一票？候選人唯有掌握上述問題的正確答案才能找到目標選民的所在，並擬訂競選策略及分配有限競選資源。

顯然政治學者在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所要尋找的解答，同時也是候選人所急欲知曉的答案，因而決定或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同時也是形塑政黨或候選人競選行為的因素所在。本節擬對九○年代影響國內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因素進行審視，比較李登輝和連戰所面對的選民因素是否不同。

壹、九○年代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

選舉結果是加總出席投票選民的抉擇來決定的，這樣的說法符合一般的認知，但並不完整，因為忽略了部分選民的不投票行為對選舉結果產生的間接影響。對擁有選舉投票權的所有合格選民而言，整個投票抉擇流程共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要不要去投票？如果決定不要去投票，則抉擇流程終止；如果決定要去投票，則進入第二階段，要投給誰？因此，選舉結果不單是出席投票者所決定的，而是由不投票選民與投票選民所共同決定的。

雖然，隨著財產權、種族、性別、年齡等選民資格限制條件的解除或放寬，

選舉權的普遍化已經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共同特徵，但現代民主國的投票率並未隨著選舉權的擴張而成同比率的增加，反而有越來越多的選民在投票當天選擇從事其他的活動，投票率的滑落已經成為當前先進民主國的普遍現象，部分人士甚至擔心過低的投票率會傷害到民主政治的健全運作。⁸

如果選民的不投票行為是隨機發生的，那麼對政治學者或候選人而言，選民出不出席投票都無關緊要了。如果選民的不投票行為不是隨機發生的，那麼找出有效區隔投票選民和不投票選民的變項，不論就選民投票行為理論建構的完整

8以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為例，雖然美國總統一職被稱為世界最有權力的職位，但是大約有一半美國選民在總統選舉投票選擇缺席，對該由誰來出任這世界最有權力職位似乎並不怎麼在意。

根據一九三○年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率統計，除了在一九六○年創 63％投票率的歷史新高記錄，往後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就開始逐屆下滑，一九七二年的投票率為 55％，一九八八年達歷史的新低點，投票率只稍微過半，直到一九九二年才打住不再下滑。因此，當有一半的美國選民選擇不去投票時，就有越來越多的學術單位、政黨、候選人想要了解，到底是哪些人？

基於哪些原因？而不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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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對候選人競選策略的擬訂及競選資源分配而言，都有理論建構和實務應用的必要性存在。不過，顯然選民的不投票行為並非隨機發生的，否則這個題目就沒有討論的必要，學術界對選民投票行為的比較研究發現，投票選民與不投票選民在人口學變項及政治心理變項都有顯著的差異性存在，而選舉的投票成本、選舉的重要性、選舉的激烈程度等也會影響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

一、人口學變項的影響

就影響選民不投票行為的人口學變項而言，相當多的經驗研究指出選民的年齡和社經背景會影響投票意願。一般而言，社經地位較高的選民有較高的投票率，且明顯高於社經地位較低的選民，不論是以選民的教育程度、收入或職業來作為選民社經地位的操作指標，其研究發現都是一致且具有長期的穩定性

（Wolfinger & Rosenstone, 1980; Miller & Shanks, 1996:56; Shields & Goidel, 1997）。但如果個別比較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等變項對選民出席投票機率的獨立影響力時，則發現教育程度對出席投票機率具有最大的影響力，且教育程度的影響力具有長期性的作用（Miller & Shanks, 1996:84）。

其次，研究發現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social involvement）高低，也會影響其投票機率的高低，當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越高其出席投票的機率也越高

（Morton, 1991; Peterson, 1992; Knack, 1992; Sheng, 1994: 226; Miller & Shanks, 1996:103）。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指標通常是由多元指標所組成的，詢問受訪選民是否擁有自己的住宅、在目前的住宅居住幾年、在當地社區居住幾年、是否已婚、是否每個禮拜上教堂等等。如果選民回答的正面答案次數越多，數字越大，

則代表這個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越深，促使其出席投票的人際影響機會越多，因而其出席投票的機率也就比較高。

第三，研究發現選民的年齡和出身世代也會影響其投票意願的高低，新生世代選民的投票率明顯偏低。美國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研究發現，雖然就所有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來看，高教育程度、高社會涉入程度者的投票比率，仍明顯高於低教育程度、低社會涉入程度者。不過，在控制教育程度、社會涉入等變項之下，就不同世代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來看，「後新政世代」（Post-New Deal）年輕選民的投票比率，仍明顯低於「前新政世代」（Pre-New Deal）及「新政世代」（New Deal）（Miller & Shanks, 1996）。⁹顯示美國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投票率的持續下降，主要是因選民人口的自然世代交替，以及新生世代選民偏低的投票率所造成的。

9 根據 Miller 與 Shanks 的定義，「前新政世代」是指在 1932 年以前便具有總統選舉投票權的選民；「新政世代」則指在 1932 年和 1964 年間取得總統選舉投票權的選民；「後新政世代」則指在 1964 年以後取得總統選舉投票權的選民。

(11)

二、政治心理變項的影響

就影響選民投票機率的政治心理變項方面而言，是以選民對政治的興趣、

政黨認同感、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公民責任感等，作為主要中介變項來探討這些變項對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影響。多數的研究發現選民對政治興趣越高，

其出席投票的機率也就越高，即使在控制選民相關的背景屬性之後，其關聯性依然顯著（Rosenstone & Hansen, 1993）。因為對政治越感到有興趣者越可能參與競選活動、關心選舉結果，並透過大眾媒體蒐集相當訊息，這些因素讓他們暴露於來自大眾媒體、政黨或候選人的選舉動員而越有可能出席投票。

其次，政黨認同感、候選人評價、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公民責任感度較高的選民，其投票參與的機率也比較高；相對地，無特定政黨認同、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公民責任感低的選民，其出席投票的機率明顯偏低，即使在控制選民的教育程度與世代變項之後，上述變項與選民投票參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仍然相當穩定（Campbell et al., 1960; Almond & Verba, 1963; Abramson, 1983;

Miller & Shanks, 1996: 111）。因為具有強烈政黨認同者或對候選人有明顯喜惡評價者，通常都會關注選舉結果如何而有較強烈出席投票的動機；而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感較高者對既有的政治體系抱持較正面的態度，信任政府且認為政府會回應他的需求而有較高的政治參與動機，其出席投票的機率也比較高；而公民責任感高者視投票為公民應盡的義務，其出席投票的可能性也比較高。相對地，無特定政黨認同、政治效能感低、政治信任感低、公民責任感低的選民，通常是對政治抱持較為疏離態度的人，對政治沒有興趣也沒有涉獵相關資訊，其投票參與的機率也就偏低。

三、投票成本效益變項的影響

從理性抉擇理論的基本論點來看，選民出席投票機率是其投票效用期望值減去投票成本的函數，選民出席投票與否是理性計算之後的結果，當選民投票支持某候選人當選而獲得的效用期望值大於投票成本時（淨收益為正），理性自利的選民便會出席投票；當效用期望值小於投票成本（淨收益為負），理性自利選民不會作賠本的生意，自然不會出席投票。因此，就各別選舉的投票成本、重要性以及競爭激烈程度而言，如果選民出席投票成本低、選舉的重要性高、選舉競爭激烈，則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會較高；相對地，如果出席投票成本高、選舉結果無關輕重、選情呈現一面倒，則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會偏低（Milbrath & Goel, 1977; Campbell, 1993; Endersby et al, 2002: 610-631）。

F(χ)＝b×p（效用期望值）－C（投票成本）

據此，理性選民的投票參與機率大小（F 值）是以上列等式來表示，當選舉的重要性越大，代表選舉結果對選民影響的效用越大（b 值越大）；而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越高，每一張票成為影響選舉結果之關鍵選票的機率也就越高（p 值

(12)

越大）。因此，當選舉越重大且競爭越激烈所帶給選民的效用期望值也就越高；

相對地，選舉結果無關緊要（b 值越小）且選情呈現一面倒（p 值越小），其帶給選民的效用期望值也就越低。

在效用期望值決定之後，投票成本（c）大小就成為決定投票參與機率的關鍵因素，投票成本越低（c 值越小）則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越高，投票成本越高

（c 值越大）則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越低。就投票當天影響選民完成投票行為所需成本的因素相當多，除完成投票行為所需付出的機會成本之外，還包括花費的時間成本、交通成本，其中選舉法規是影響選民投票成本的主要因素，類似選民登記制、在籍投票等限制性規範越多，選民負擔的投票成本也越高。如果選民的投票成本是固定的，那麼選舉結果影響越重大、選舉競爭越激烈，選民的效用期望值越高，則選民的投票機率自然越高。

從投票成本效益的角度可以解釋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相關研究發現內容，

例如社會的優勢族群及對既有的政治體系保持正面看法者，他們投票行為所帶來的效用期望值較大，因而出席投票的機率也就明顯高於效用期望值較小的弱勢族群及政治疏離者。其次，因為選舉法規的修改往往涉及政治利益的重分配，導致既有選舉法規的修改不易獲得朝野的同意，就單一國家而言選民在不同選舉的投票成本可視為固定，因而選舉的重要性和競爭的激烈程度，就成為影響投票率高低的關鍵因素。

四、台灣選民不投票行為的檢視

從台灣歷次選舉的總體投票資料分析發現，在類似縣市議員的地方基層選舉，長期以來農業縣分選民的投票率都要比省轄市來得高，只有在縣市長等較重要職位的公職選舉，彼此的選民投票率才會相互接近。雖然都市化選區選民的學歷相對較高，但鄉村選區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較高，社經地位因素對選民不投票行為影響可能因此被弱化，例如在鄉村選區有較高比率的低學歷、高年齡及從事農林漁牧一級產業的選民，在地方派系透過農會系統及社會關係網絡進行選舉動員而出現高投票率現象。

其次，選民對政治不感興趣而不去投票的原因，可能因本身知識能力不足以處理相關的政治訊息所導致，也有可能因資訊充分及參與後的失望所導致，若不加以區分就可能扭曲教育程度變項對不投票行為的解釋力。例如在解嚴之後隨著國內政黨選舉競爭的制度化和激烈化，縣市地方政府換黨執政的經驗越來越普遍，同時越發突顯政客、政黨及官僚組織等政治部門都有其自我利益，政治部門的自我利益取向並不因換黨執政而有立即明顯的改變，類似政商勾結的金權政治問題依然存在，政府部門濫權貪污的醜聞仍時有所聞。因此，訊息管道多元資訊充分的高教育程度選民，其暴露在相關負面訊息下的機會越多，越容易傾向認為朝野政客同為一丘之貉，政黨和政府越來越無法反應社會的需求和期待，導致高教育程度選民對政治感到疏離，反而投票意願不高。

(13)

為此，上述國外選民不投票行為的研究發現，是否適用於國內選民的投票抉擇行為是存有相當的疑問的，還有賴於針對我國選民投票抉擇行為的經驗性調查加以檢證。其次，相對於歐美民主先進國家的低投票率現象，國內選民的投票率向來比較高，相較於一般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選民不投票行為的研究往往較不受重視，探討台灣選民不投票行為的經驗研究，目前僅有蔡佳泓和楊夢麗兩篇發表在《選舉研究》期刊上具代表性的研究論文。

蔡佳泓使用對數成敗比的多變項統計模型（Logit Model），對一九九四年省長選舉及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投票參與行為進行分析，發現選民的性別、

年齡、社會涉入程度、政治涉入程度、政黨認同及對候選人的評價等變項，是顯著影響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如果選民對候選人偏好明顯、社會涉入程度深、選舉涉入程度深、政黨認同度高、女性的選民，其前往投票的機率越高；

相對地，對候選人沒有偏好、社會涉入程度低、選舉涉入程度低、無政黨認同、

男性、年齡越輕，則其前往投票的機率越低。而其他如政治效能感、教育程度等變項，雖然具有提高模型解釋力的作用，但都不具統計上的顯著程度，尤其是教育變項的影響方向是與國外的研發發現相反，顯示國內選民教育程度低者投票率偏高，而教育程度高者的投票率反而偏低（Tsai, 2001: 125-58）。

楊夢麗則使用多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根據受訪者過去六次選舉的投票參與行為調查（包括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一九九七年縣市長選舉、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二○○○年總統選舉、二○○一年縣市長選舉及立委選舉），研究發現選民的年齡、社會涉入程度、政黨認同、政治興趣，是影響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顯著變項，如果選民的年齡越大、社會涉入越深、政黨認同越強、政治興趣越高，則越能明顯降低選民的不投票的比率，是與國外的研究發現相一致。其次，選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則不投票的比率越高，而選民的職業與家庭收入則與其投票參與行為沒有顯著關係存在，同時政治效能感對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也沒有影響，則是與國外研究發現不一致的地方（楊夢麗，2003：159-91）

蔡、楊二文分別運用不同公職選舉的調查資料和研究統計方法，對九○年代台灣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進行研究，都得到極為近似的研究發現並具體描繪出不投票選民的人口特徵和政治態度傾向，如年輕、高教育程度、社會涉入程度不深、無政黨認同、對候選人沒有明顯偏好、對政治不感興趣者。但上述調查研究發現是比較投票者和沒投票者的人口特徵和政治態度傾向的差異，並沒有將受訪者不去投票的原因納入分析，因而無法處理類似投票成本對選民參與行為的影響。因此，本文擬進一步以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資料進行驗證，以掌握九○

年代中後期不投票選民的特徵和不投票的理由。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八年兩次立委選舉，以及一九九六年、二○○○兩次總統選舉的選民投票行為調查，都曾詢問不投票選民不去投票的原因，發現國內選民不投票的原因基本可歸為三類（見表 3-4）：第一類是基

(14)

於投票成本效益原因，例如沒空、當兵、要工作、出國、上課、不在選區、大勢底定不差我一票，有七成五左右的人是基於投票成本效益而不去投票¹⁰；第二類是對政治感到失望而衍生出的疏離感，例如沒有理想的候選人、誰當選都與我無關、不苟同選舉，有二成的人是基於政治疏離原因而不去投票；第三類是欠缺相關資訊而不去投票，例如對候選人都不認識、忘記去投票、選舉太複雜了，有不到一成的人是基於相關資訊不足而不去投票。

表 3-4：選民不投票原因的次數分布 投票成本效益

原因

政治疏離原因

相關資訊不足

原因合計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 71.4％（119） 24.3％（41） 4.3％（7） 100.0％（167）

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 80.6％（82） 15.6％（16） 3.9％（4） 100.0％（102）

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 73.0％（102） 19.3％（27） 7.7％（11） 100.0％（139）

二○○○年總統選舉 74.8％（60） 15.9％（13） 9.3％（7） 100.0％（81）

平均 75.6％ 18.8％ 6.3％ 100.0％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面訪資料（研究計劃名稱請參閱研究調查資料來源表）。

如果將政治疏離和缺乏相關資訊都視為選民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反應，那麼對政治不感興趣只能解釋選民不投票行為的 25％左右；相對地，投票的成本效益才是影響台灣選民不投票的主要因素，其中選罷法有關在籍投票的規定則是造成選民投票成本大增的根本原因。不過，選民不投票的原因很可能是多重的，單選的問卷設計可能忽略選民不投票行為的複雜性。台灣大學「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曾對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選民不投票原因採取複選的問卷設計，調查分析結果可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分析結果相對照。

根據表 3-5 台大的調查資料顯示選民不去投票的原因，同樣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有關投票成本與效益的因素，例如工作太忙（33.3％）、人不在戶籍所在地（23.2％）、不投也不會影響選舉結果（11.6％）、生病行動不便（7.1％）、

找不到身分證（1.5％），合計有 76.7％的不去投票者是因上述原因而沒有投票。

第二類是對政治失望而產生疏離感的因素，例如沒有理想的候選人（22.7％）、

對政治感到失望（17.2％）、對政黨表現感到失望（12.6％），合計有 52.5％的不去投票者因這些理由而不去投票。第三類是欠缺相關政治資訊的因素，例如對政治不感興趣（14.6％）、對候選人不了解（13.6％）、忘記去投票（2.5％）、沒人來拜託（1.5％）等，合計有 32.2％的不去投票者是因此而不去投票。

10 現行選罷法的條文規定選民必須以其戶籍所在地之投票所進行投票，因工作、服役、就學或其他種種因素，無法於投票日當天返回戶籍地投票者就喪失了基本的參政權。根據內政部相關統計資料估計，全國有約 15％的人「現在住所」與「戶籍所在地」不符。因此，職業工作關係、

人不在戶籍所在地，成為選民沒有去投票的主要原因之一。若政府修改選罷法增訂不在籍投票規定，應對提升投票率具有相當大的幫助。

(15)

顯然，單就選民不去投票的理由分布來看，投票成本因素依舊是導致國內選民不去投票的最主要原因，其次對政治失望而產生疏離感，最後才是欠缺相關政治資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半沒去投票的受訪者提到了政治疏離的原因，顯示除在籍投票規定提高投票成本之外，因政治疏離感而降低的投票效用期望值，也是影響選民不投票的重要因素之一。

表 3-5：選民不去投票原因次數分配（可複選）

原因項目次數分配百分比

工作太忙 66 33.3%

人不在戶籍所在地 46 23.2%

沒有理想候選人 45 22.7%

對政治感到失望 34 17.2%

對政治不感興趣 29 14.6%

對候選人不夠了解 27 13.6%

對政黨表現感到失望 25 12.6%

不投也不會影響選舉結果 23 11.6%

身體不舒服或行動不便 14 7.1%

忘了去投票 5 2.5%

沒有人來拜託我 3 1.5%

臨時找不到身分證 3 1.5%

其他 21 10.6%

合計 341 172.2%

資料來源：台大選舉行為研究室，投票行為與選舉實務的評估：第四屆（1998）立法委員的選舉。

但是，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是，不投票選民是否會因年齡和教育程度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不投票理由。¹¹表 3-6 的交叉分析數據顯示，不同年齡的選民是有不同的不投票理由，其中「投票成本」是 29 歲以下、50 歲以上選民不投票的主要原因，顯現投票成本與選民年齡呈現Ｕ形的曲線關係，處於不同生命週期的選民可能會有不同的投票成本內容，例如年青人的投票成本可能來自機會成本，如果去投票的話，那麼去投票的時間就不能拿來玩；老年人的投票成本可能來自交通成本，類似生病、行動不便、沒有人載等。

其次，「政治疏離」則是 30 至 49 歲者不去投票的主要因素，顯示對中壯年的不投票選民而言，其對政黨和政治人物可能有過「歷經千帆皆不是」的失落感。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20 至 29 歲的新生世代不投票選民，有 56.63％的人是

11 由於受訪者中表示沒去投票的有 201 人，而具體回答不去投票理由的有 196 人，同樣面臨樣本數過少的問題，因而分析所得結果可能意義不大。但是台大這份調查資料是目前所有調查資料中，沒去投票個案數最多且採取複選式的問卷設計，應該可以作為試探性研究的資料，並來與參與投票行為研究發現相對照。

(16)

因「欠缺相關資訊」而不去投票，是各年齡層所占比率最高的，顯示國內年輕世代選民自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比率可能不低，是導致年輕選民投票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3-6：不同年齡層選民的不投票理由 原因

年齡成本效益政治疏離欠缺資訊其他 20-29 73.5% 53.0% 56.6% 10.8%

30-39 61.8% 63.6% 38.2% 14.6%

40-49 47.4% 57.9% 36.8% 10.5%

50-59 75.0% 25.0% 12.5% 0.0%

60 以上 78.6% 7.1% 28.6% 0.0%

其次，分析不同教育程度之不投票選民的不投票理由，有著不同於年齡分析的發現，表 3-7 的交叉分析數據顯示，「投票成本」是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不投票的主要理由；「政治疏離」則是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不投票的主要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越高者有越高比率是因對政治疏離而不去投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專科以上教育程度因「欠缺相關資訊」而不去投票的比率，也明顯高於專科以下教育程度者，顯示教育程度並不構成台灣選民取得相關政治資訊的門檻，而高教育程度的不投票選民之所以欠缺相關資訊，可能是因對政治的失望而不願意再接觸相關的政治訊息所致。

表 3-7：不同教育程度選民之不投票理由 原因

學歷成本效益政治疏離欠缺資訊其他小學及以下 79.5% 15.4% 25.6% 2.6%

國、初中 58.1% 48.8% 32.6% 16.3%

高中、職 60.9% 50.0% 32.6% 15.2%

專科 65.4% 61.5% 76.9% 3.9%

大學及以上 63.6% 88.6% 63.6% 11.4%

五、相關研究發現的再檢驗

除了解選民不去投票的原因外，不去投票選民是否有如蔡楊二人研究所發現的內容，根據表 3-8 對選民的人口學變項和政治心理變項進行卡方檢驗，發現選民的年齡、教育程度、社會涉入程度、政黨認同度、公民責任感等變項，與不投票行為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相對地，選民的性別、省籍、家庭收入、職業、

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等變項，則與其不投票行為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其

(17)

中選民的年齡、社會涉入程度、政黨認同、公民責任感等變項，其關係方向與國內外的研究發現相一致，亦即 20 至 29 歲年青選民、社會涉入程度低者（未婚、

居住未滿 20 年、沒有參加社團）、無政黨認同者、公民責任感低的選民，其不投票的百分比明顯偏高；相對地，50 歲以上、社會涉入程度高者（已婚、世居當地或在當地居住滿 20 年以上、有參加社團）、強烈政黨認同者、公民責任感高者，

其不投票百分比明顯偏低。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變項雖與選民投票與否有顯著相關，但關係方向卻與國外的研究發現呈現相反，高教育程度的不投票比率明顯偏高，而低教育程度的不投票比率明顯偏低。其次，國內選民的職業、家庭收入等社經地位因素與選民投票參與行為都不具顯著的相關性，除職業為學生者因教育程度變項的介入使得投票比率明顯偏低之外，其他職業選民並沒有明顯的偏高或偏低的現象。最後，國內選民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感雖然普遍偏低，但是選民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感的高低也都不影響投票參與行為。

貳、九○年代台灣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

九○年代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歷程變遷最快速的十年，不論從民主的轉型、憲政體制的修改及政黨體系的變遷，都呈現出新興民主國家尚未制度化的不確定性。面對如此快速變化的政治生態環境，影響國內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的主要變項是什麼？國內的政治分歧結構和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在前後兩次總統選舉是否出現明顯的差異變化？李連參選時所面對的選民因素是否有明顯的不同？這些問題都待釐清。

自一九九三年新國民黨連線脫離國民黨組成新黨以來，台灣共歷經一九九四年的省市長選舉、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一九九七年縣市長選舉、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及北高市長選舉等重要的公職選舉。由於新黨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行政首長公職選舉，往往因政黨實力和人才的不足而無法推出有效候選人參選。因此，複數選區單記投票不可讓渡制的半比例代表制立法委員選舉，反而較能夠反映出國內各主要政黨的實力及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傾向。

另外，國內的政黨競爭體系由過去國民兩黨競爭走向多黨競爭，過去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研究基於選民對國、民兩黨的態度、印象與偏好呈現兩極化的現象，而符合單一面向的「敵對性假設」的測量方法已經不再適用，代之而起的是多面向測量方式。¹²為此，擬以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後所進行的面訪調查資料，對當時國內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進行分析，比較李、連參選前所面臨選民因素的異同。

12 關於多黨體制下選民政黨認同的測量方法的討論，請參閱（何思因、吳釗燮，1996：1-16）。

(18)

表 3-8：選民人口特徵、政治心理變項與投票參與行為的交叉分析

有投票沒投票無反應回答人數

性別男女

84.3％

84.8％

15.2％

14.2％

0.6％

1.1％

100.0％（693）

100.0％（664）

年齡 20-29 30-39 40-49 50-59 60 以上

▼74.0％

83.1％

86.6％

▲93.8％

▲93.0％

▲25.1％

16.3％

12.8％

▼5.0％

▼6.1％

0.9％

0.6％

0.7％

1.3％

0.9％

100.0％（331）

100.0％（338）

100.0％（298）

100.0％（160）

100.0％（230）

省籍

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大陸各省原住民無反應

83.8％

84.7％

87.9％

85.7％

100.0％

15.2％

14.8％

11.5％

14.3％

0.0％

0.9％

0.5％

0.6％

0.0％

100.0％（959）

100.0％（203）

100.0％（174）

100.0％（14）

100.0％（7）

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專科大學及以上無反應

▲89.5％

▼78.1％

86.9％

85.6％

▼73.2％

100.0％

▼ 9.7％

▲21.4％

12.0％

12.9％

▲26.8％

0.0％

0.7％

0.5％

1.0％

1.5％

0.0％

100.0％（401）

100.0％（201）

100.0％（383）

100.0％（202）

100.0％（164）

100.0 ％（5）

職業企業主專業經理人一般白領自僱工作者一般藍領軍公教學生家管其他

91.4％

87.2％

85.0％

87.7％

82.9％

81.5％

▼60.0％

90.0％

84.3％

8.6％

12.8％

14.4％

10.7％

16.0％

17.4％

▲40.0％

10.0％

14.8％

0.0％

0.6％

1.6％

1.1％

0.0％

0.9％

100.0％（81）

100.0％（133）

100.0％（180）

100.0％（187）

100.0％（281）

100.0％（92）

100.0％（35）

100.0％（30）

100.0％（338）

家庭月收入 4 萬以下 4 萬至 8 萬 8 萬以上無反應

85.2％

85.1％

84.8％

83.4％

13.1％

14.6％

14.9％

15.5％

1.7％

0.3％

1.1％

100.0％（290）

100.0％（396）

100.0％（303）

100.0％（367）

社會涉入度高中低無反應

▲93.8％

▲88.0％

▼81.2％

▼65.1％

▼ 6.2％

▼11.3％

▲17.6％

▲34.9％

0.0％

0.7％

1.3％

0.0％

100.0％（178）

100.0％（548）

100.0％（547）

100.0％（83）

政黨認同度強烈普通沒有無反應

▲92.6％

85.1％

▼80.6％

▼74.5％

▼ 7.1％

14.0％

▲18.5％

▲23.6％

0.3％

0.9％

1.8％

100.0％（310）

100.0％（437）

100.0％（556）

100.0％（55）

政治效能感高中低無反應

85.8％

85.9％

83.2％

85.4％

13.5％

13.4％

16.2％

11.2％

0.6％

0.7％

0.6％

3.4％

100.0％（155）

100.0％（440）

100.0％（673）

100.0％（89）

政治信任感高中低無反應

83.8％

84.4％

85.1％

82.1％

16.3％

14.5％

14.3％

0.0％

1.1％

0.4％

3.6％

100.0％（80）

100.0％（469）

100.0％（723）

100.0％（84）

公民責任感高中低無反應

▲91.4％

▼78.0％

▼66.2％

▼76.1％

▼ 8.4％

▲20.1％

▲33.3％

17.9％

0.1％

▲2.0％

0.5％

▲6.0％

100.0％（841）

100.0％（254）

100.0％（195）

100.0％（67）

合計 84.5％（1147） 14.7％（199） 0.8％（11） 100.0％（1357）

註：“▲“表示 adj≧2，所占比率顯著偏高；“▼“表示 adj≦-2，所占比率顯著偏低。

(19)

一、1992 年立委選舉的選民黨派投票行為

陳義彥教授首開風氣之先以集群分析法納入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變項，將一九九二年立委選舉的選民區隔成不同政治屬性的選民集群，探討不同集群選民是否具有不同的黨派投票傾向，並檢視影響國內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顯著變項。

由於當時新國民黨連線尚未組成新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選民相關政黨態度的測量方式，仍延續國、民兩黨的單一面向「敵對性假設」，不過在黨派投票行為變項則有增列新國民黨連線的選項，因而對一九九三年新黨成立後的選民黨派投票行為分析仍具參考價值。

陳教授根據國內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成果的累積，歸納出影響國內選民投票行為的多個主要變項，將選民對國、民兩黨形象之差異、兩黨評價之差異、政黨偏好、對國民黨表現之評價、兩黨候選人的形象差距、統獨立場、族群意識、省籍等八個變項納入，對受訪選民進行集群分析並與選民實際黨派投票行為（投給國民黨提名者、新國民黨連線者、民進黨者、其他黨團者）進行交叉分析，檢視集群的選民成分與其黨派投票行為的符合情形，以確定各選民集群分類的有效性。透過上述八個變項將選民區有效隔成四個選民集群，且以選民所屬的集群與其黨派投票行為進行交叉分析，發現不同集群選民的屬性與其黨派投票行為傾向具有高度的符合性（陳義彥，1994：19-24）。¹³

第一集群的選民人數最多，占受訪選民人數的 35.2％。從該集群選民在八個變項的平均數值來看，顯示該集群選民並沒有特定的政黨偏好傾向，統獨立場略傾向台獨，省籍幾乎都是屬於本省人，族群意識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顯現該集群選民是屬於無特定政黨認同及統獨議題立場持維持現狀中間立場的游離選民，反映在黨派投票傾向有 46.8％的人是投給國民黨，33.5％投給民進黨，11.8％投給新國民黨連線，7.9％投給其他黨團者。因此，第一集群選民基本可稱為傾本土的游離選民集群。

第二集群的選民人數占受訪選民的 17.1％。在八個變項上的平均數值顯示該集群的政黨傾向較偏向民進黨，統獨立場傾向台獨，絕大多數都是本省人，族群意識較傾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顯現該集群的選民的人口特徵和政治態度傾向相當接近民進黨的認同者，而反映在黨派投票傾向有 86.6％是投票給民進黨，8.2％投給國民黨，3.0％投給其他黨團，2.2％投給新國民黨連線。因此，第二集群基本是民進黨的核心支持者，可以稱之為民進黨選民集群。

13陳義彥教授為進一步確定這八個變項是否能對選民進行有效的區隔，達成同集群內選民的同質高（組內均方值低），不同集群選民間的異質高（組間均方值高）的有效區隔目的，乃以這八個變項來對四個選民集群進行變異數分析，發現八個變項的Ｆ值檢定都達統計顯著水準，證實這八個變項確實能將選民區隔成四個不同屬性的選民集群。

(20)

第三群集人數次多占受訪選民的 33.3％。該集群在八個變項上的平均數值顯示，該集群成員的政黨傾向較偏向國民黨，統獨立場較傾向主張維持現狀，省籍上清一色為本省人，在族群意識上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該集群選民的人口特徵和政治態度傾向符合社會一般對國民黨選民的認知，而反映在黨派投票傾向有 80.2％的人投給國民黨，8.7％投給新國民黨連線，5.9％投給其他黨團，5.1％投給民進黨。因此，該集群是國民黨的核心支持者，基本上可稱為國民黨選民集群。

第四集群人數最少，占受訪的 14.4％。根據該集群在八個變項上的平均數值顯示，該集群在政黨傾向偏向國民黨，在統獨立場上傾向中國統一，清一色是外省人，族群意識有較強烈認同是「中國人」。顯現該集群選民成分是對映於國民黨黃復興成員和眷村選民的政治態度傾向，而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傾向上，這集群選民有 79.3％投給國民黨，19.8％是投給新國民黨連線，幾乎沒有人投給民進黨或其他黨團。因此，該集群基本上可稱為中國意識選民集群。

表 3-9：四個選民集群中心之相對位置

第一集群第二集群第三集群第四集群

省籍 -.364 -.301 -.379 2.640 族群意識 -.036 -.687 .085 1.245 統獨立場 -.037 -.217 .460 .690 兩黨形象之差異 -.278 -1.125 .659 .727 兩黨評價之差異 -.308 -1.253 .829 .859 政黨偏好 -.252 -1.329 .676 .938 對國民黨表現之評價 -.285 -.710 .583 .214 兩黨候選人形象之差異 .027 -1.353 .278 .582

人數 401 195 379 164

百分比 35.2％ 17.1％ 33.3％ 14.4％

註：集群中心位置即為集群所屬個案標準分數的平均數，絕對數值越大表示位置越極端，偏好越明顯；絕對數值越小表示位置越中間，偏好越不明顯。正值越大表示外省籍本省選民越多、

族群意識傾中國、統獨立場傾統、政黨偏好國民黨；相對負值越大則代表本省籍選民越多、

族群意識傾台灣，統獨立場傾獨、政黨偏好民進黨。

資料來源：陳義彥，1994：20。

表 3-10 的交叉分析顯示個別政黨的選票組成結構，國民黨的選票有五成來自第國民黨選民集群，而各有二成四來自游離選民集群和中國意識選民集群；民進黨有近六成選票自來自民進黨選民集群，三成四來自游離選民集群，而來自第國民黨和中國意識選民集群合計不到一成，民進黨仍舊是外省籍選民的拒絕往來戶；新國民黨連線的選票各有三成多選票分別來自中國意識、游離選民及國民黨選民集群，但極少選票是來自民進黨選民集群，也突顯民進黨認同者對新國民黨連線的拒斥。

(21)

表 3-10：四個選民集群之黨派投票行為交叉分析（1992 立委選舉）

國民黨新國民黨連線民進黨其他合計游離選民集群

橫列百分比直行百分比

46.8％

23.5％

11.8％

32.9％

33.5％

34.3％

7.9％

45.7％

203 100.0％

28.6％

民進黨選民集群橫列百分比直行百分比

8.2％

2.7％

2.2％

4.1％

86.6％

58.6％

3.0％

11.4％

134 100.0％

18.8％

國民黨選民集群橫列百分比直行百分比

80.2％

50.1％

8.7％

30.1

5.1％

6.6％

5.9％

42.9％

253 100.0％

35.6％

中國意識選民集群橫列百分比直行百分比

79.3％

23.7％

19.8％

32.9％

.8％

.5％

.0％

121 100.0％

17.0％

合計

橫列百分比

405 57.0％

73 10.3％

198 27.8％

35 4.9％

711 100.0％

卡方值＝372.51 df=9 p＜.001 資料來源：陳義彥，1994：26。

選民的集群分析及黨派投票行為傾向顯示，民進黨選民集群與中國意識選民集群，無論在省籍背景、族群意識、統獨立場、政黨認同傾向，均呈現全面性對立。其次，選民人數最多、沒有特定黨派傾向、統獨立場傾向維持現狀的游離選民集群則是游離選票的所在，也是各政黨的兵家必爭之地。¹⁴第三，一九九三年新黨成立造成政黨重組的效應，主要是發生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國民黨有相當部分的外省籍選民轉向支持新黨。

二、1995 立委選舉的選民黨派投票行為

民進黨和新黨提出的「三黨不過半」訴求是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選舉訴求，同樣地，有關選民政黨態度的測量方式也改採三向度的調查測量方式，分別詢問受訪選民對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的評價和印象。而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調查資料，對選民進行集群分析發現選民的省籍、族群意識、統獨立場、對三黨的評價、喜惡、印象等十二個變項，分別通過變異數分析的Ｆ值檢定（附錄一），並能有效將受訪選民區隔成四個集群（表 3-11），且不同集群選民具有不同的黨派投票傾向（表 3-12）：

14游離選民集群的主要人口特徵為本省籍、40 歲以下、男女各半，而選民投票行為調查中出現的未表態者，有 46.3％歸屬於游離選民集群（陳義彥，1994：26）。對照選民不投票行為的研究發現，游離選民集群的投票率很可能明顯偏低，選舉期間投票傾向調查的未表態率則明顯偏高。

第三章 環境系絡因素與選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