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當時在台灣的政治團體大多以合法的體制內改革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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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台共綱領中的「台灣獨立」主張

台灣共產黨在 1928 年提出的政治綱領，首見「台灣民族」、「台灣革命」

及「台灣獨立」的主張，這在台灣政治改革的歷程上具有強烈的震撼性。因為當時在台灣的政治團體大多以合法的體制內改革為目標。「台灣革命」與「台灣獨立」的理念，使台共與其他的政治團體有了明顯不同的性格，它全盤否定了日本殖民政權的合法性，並且開始追求具有國家認同的獨立國際人格思想。

在此章中，我將試著分析台共綱領中「台灣獨立」發表的歷史背景為何？而台共黨員在逃往大陸後對於「台灣獨立」的意義又做何解釋？因為台共成員蘇新、謝雪紅等對於「台灣獨立」都提出了他們的看法，認為那樣的主張是因為日治時期台灣受到政治及經濟的壓迫才提出的。蘇、謝的言論，引起了學者間的論戰，「統」、「獨」意識的國家認同（及社會主義的民主認同）的分歧，更使得台共當時的「台灣獨立」主張有更多學術上討論的必要性。

第一節日治時期醞釀產生的「台灣意識」

台灣在三百多年前就已經歷了荷蘭、西班牙等西方舊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統治，隨後有中國的傳統封建帝國管轄治理，到了十九世紀後期和中國一起淪為西方諸強的次殖民地，東方新興帝國主義國家日本興起後，展開其早熟的帝國主義。因台灣被中國割讓給日本，台灣開始在外力下非自主地被迫此成為此早熟的帝國主義者的乳牛。（陳俐甫，1996：10）但隨者中國國民黨撤退來台，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兩個中國的分裂，一個是完全統治不到台灣的赤色中國、一個是只能管理台灣而幾乎沒有半分中國領土的白色中國，這使台灣變成沒有母國的殖民地。國民政府在台灣史研究上的大中國意識與以美國資本主義為首的西方思想的交相衝擊下，台灣意識幾乎被摧毀殆盡，當時學界有所謂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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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的實驗室」之語¹，台灣史研究意義的淪喪，莫此為甚。而追溯台灣意識的形成時期，始於台灣日治時期，日本帝國主義鎮壓台灣人的武裝反抗後，開始掠奪土地與資源並且施行嚴刑峻法，1910 年代台灣各地陸續爆發零星的反抗。「台灣意識」的形成，可歸因於日本統治台灣的不公平現象而產生的一種意識形態，

而「台灣意識」也可解釋為「台灣人意識」，主要是潛藏於日人對台灣人政治歧視與區隔之下，並在政治運動中要求平等、自治的過程中被激發、顯現。當時有許多日本人跟著日本政府來台，他們自稱為「內地人」，有些從事官職，有些則是從事墾殖等事業，但相同的是，他們都受到了日本政府良好的待遇，而這些也反映在他們的社會階級、教育、及經濟地位上。而台灣人則稱為「本島人」，但

「本島人」無論在參政權、社會權及經濟權上，均低於「內地人」，如此的差別待遇，台灣人當然會產生不滿的情緒²。1920 年代起，台灣第一代留學生及島內知識分子開始尋求反抗之道、發起民主運動在現有體制內要求解除「六三法」、「三一法」，進而要求設置台灣議會，主要就是在抗議這種不公平不合理的殖民統治，

要求享有與日本人平等的待遇，爭取人民基本的權益。

當時台灣發起的自治運動（Home Rule Movement），是二十世紀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重要歷程，而這段歷程放在體制內改革的派絡裏，這個運動所要求的是「台灣議會」與「台灣自決」；他們從事政治制度性改革，要求台灣議會的設置及人民參政的權利，欲藉以達到台灣自治的理想。如 1921 年台灣文化協會的成立便是台灣史第一個以民主團體的形式，將各種不同的公共議題，透過演講、

宣傳甚至話劇表演等文化啟蒙的方式，以知識啟蒙台灣人的知識不良症³。而後日本政府在台灣辦理第一次地方選舉，台灣人民參與意願和投票率也令殖民者驚

1 國民政府來台後，僅存的台灣本土研究大都是以西方的中國研究代用品而存在的，所以學界有

「台灣是中國的實驗室」之語，可見張炎憲先生的批判，張炎憲： 1995，21-22；張炎憲：1993，

114-115。

2 關於日、台人的差別待遇，蘇新曾在他的自傳中述及：「日人學生與台人學生經常對立，但日人教師多包庇日人學生，……常看到日人警察打罵台灣老百姓，到台灣的日本人什麼都比台灣高一等，如日人教師薪水比台灣人多，日人學生津貼九元，台人學生津貼只有六元等等……。」蘇新：1993， 38。

3 蔣渭水在文協成立大會時的致辭，說道：「……台灣人所患的病，是智識的營養不良症。……

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療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行原因療法的機關」，錄自〈五個年中的我〉，《台灣民報》67 號，1925.8.26，吳密察：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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訝，這充分說明「台灣人意識」的存在與呈現。自治主義雖仍屬於日本殖民地統治體制內的改革，但卻是以台灣人民的意願為主體，請願運動所領導的議會路線後為右翼政治團體所遵循，包括台灣文化協會（1921）、台灣民眾黨（1927）以及台灣地方自治聯盟（1930）等政治組織。由於右派知識份子所領導的台灣民族運動並不是本論文的敘述重心，在此便予以簡單帶過。

表 4-1 日治非武裝反日時期臺灣人政治意識形態類型區分表

革命改良

跟中國統一 ^{I「祖國派」}

中國大陸台灣留學生諸團體（廣東臺灣革命青年團）、（中台同志會）等台灣民主黨

台灣革命同盟會

II「待機派」

台灣文化協會（改組前）

台灣民眾黨中國白話文派

跟中國分離 III「台灣革命派」

台灣共產黨

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作為臺共外圍）

IV「一島改良主義」

鄉土文學論爭中的「台灣化文派」、「第三文學」

派

＊資料來源：若林正丈〈台灣反日運動中的「中國座標」與「台灣座標」〉，《當代》

雜誌第 17 期，頁 40~51。

一、「台灣意識」的政治代表團體

在文化協會中期以後，政治運動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運動的形式越形激烈，更企圖以農民、工人運動的暴力方式推翻日本殖民統治，達到殖民地解放、

台灣政治獨立的目標。而政治運動也開始從體制內的改良主義，漸漸蛻變成體制外的革命運動。（陳芳明，1992：31）但左翼政治運動的敘述卻受到了右翼史實的擠壓或是刻意的忽略。葉榮鐘等所撰寫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台北，1971），

較為完整地把台灣反日運動史實整理出來，是戰後第一本代表民間右翼史觀的史書。他在該書「凡例」就明白表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係由資產階級與知識份子領導。是故左翼的反日運動與階級運動均不在敘述之列。」葉榮鍾的說法，可以從兩方面來理解。第一，他有意貶低左翼運動，因為他是當時反日參與者及見證者，親身經驗過與左派人士決裂的痛處，他拒絕紀錄他們的歷史，誠然是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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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的偏見。第二，在撰寫此書時，有關左翼運動的任何討論，仍然是思想禁區。

他避開觸及這方面的歷史，當然寓有躲避思想檢查之意。從歷史事實來看，日治時期的左翼運動與階級運動，也是由知識份子來領導的，如果沒有知識份子，則台共、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便要遜色許多，葉榮鍾所參加的反日運動，是屬於他所自稱的「民族派」，而民族派其實是一種體制內的改革。他們站在日本的體制內，來觀察體制外的運動，自然都視之為左派了。

二、「台灣意識」與「中國意識」的歧異

（一）「台灣意識」與「中國意識」的並存

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團體中所服膺的「台灣意識」與「中國意識」，研究此兩種意識的關聯性，可從政治、民族、文化三個面向來觀察。首先，在政治方面，

在甲午割台之後，中國長期處於混亂紛擾或分裂割據的局勢，而「台灣民主國」

這種重返中國懷抱的精神，卻一直延續在台灣社會的武裝反日運動中，到了後期才逐漸出現以「台灣」為號召的事件。雖然中國在 1911 年辛亥革命成功，一度激勵了台灣人能夠重歸「祖國」的期待，但革命後的中國時局仍十分混亂，台灣的知識份子自是明白中國根本無法公開支援台灣的反殖民運動，只能暗中秘密的往來，充其量也是給予精神上的支持⁴。但在他們的心中仍是相當關心「祖國」

的政治運動的發展情況，在文化協會的宣傳下許多人前往中國，從事中國與台灣的解放運動，這些知識份子所服膺的政治理念有屬於民族運動的思想型態，但也有共產主義的思想，無論這些知識份子所信仰的為合法的政治改革抑或是非法的共產主義推翻日本政府的行動，他們都成為日治時期從事政治運動的關鍵領導者，帶領台灣進行反殖民運動的抗爭。而在 1927 年後，「台灣意識」在政治面向中，逐漸與「中國意識」分離，但在文化與民族的面向上仍是附屬於「中國」

的概念之下，缺乏以「台灣」做為主體意識的條件。在民族面向上仍大多接受以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習慣等要素的民族觀，這在台灣反殖民抗爭的左派或右派的運動中，仍是領導者服膺的信念；而在文化的面向上，就以新、舊文學論爭來說，雖以文體的新舊作為論爭的爭執點，但仍以中國文體作為效法的對象，後期雖有台灣知識份子推行台灣話文運動，但不久即被皇民化政策所壓制、

4 林獻堂的民族運動思想即自承是受到梁啟超的影響，林獻堂與梁啟超的關係，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張第二節中「中部本島人之策動」項下，即有詳細的記載，資料來源：葉榮鐘：2000，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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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未能進一步發展。因此，這種以「漢民族」或「中國文化」為內涵的「台灣意識」，就沒有蘊含「台灣民族」或「台灣文化」的主體意識。

（二）與「中國意識」在政治面向上的悄然分離

而原來相互並存的「台灣意識」與「中國意識」的政治共存現象型態，卻在 1927 年這年中產生變革，起因是國民黨在上海進行清共，不僅使得當時台共在成立之初便遭到大舉逮捕，對其於在中國進行台灣解放運動的知識份子更是造成打擊，因為「國民黨…從庇護者的立場變為同日本領事館警察一起，把台灣人急進青年當作中共或同情者追捕迫害的立場。這樣的衝擊，當然會把急進的『祖國派』，特別是中共影響下的台灣青年，推向『台灣革命』的方向」⁵。國共合作的崩壞也間接影響到台灣政治運動內部的發展，不久之後，文化協會中的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兩派也正式分裂，自此，原本「中國＼台灣」觀念重疊的台灣政治運動，便逐漸分離出「中國座標」與「台灣座標」兩種方向。（若林正丈：1987，

40-51）。而「台灣意識」中的政治面向，也就分別呈現出「中國主體」和「台灣主體」意識。

（三）「台灣意識」的提出

在民族方面唯一出現過主體意識的是台共所提出的「台灣民族」論⁶，此段論點記載於台共 1928 年的〈政治綱領〉中。在此之前的政治團體都是以合法的政治改革向日本政府爭取政治上的權利，而在民族意識上也大多偏向祖國情結，

少提及以「台灣」作為其抗爭運動的主體意識。而「台灣民族」此觀念的提出應與台共領導人謝雪紅有關，謝雪紅瞭解到殖民地與民族問題的關聯性，認識到台灣社會必須走向革命的道路，並認識以農民、工人為主體的政治運動必須聯合台灣社會各個階級的力量，從此也確立了她日後領導台共從事革命抗爭運動的方向。在民族問題上，謝雪紅深切了解爭取改良主義式的、合法的民主，最後仍擺脫不了爲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服務，只有先求得民族的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落實，尤其是殖民地社會，追求民族的獨立是最高的戰略。

5 當時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迫害與逮捕，使得當時在台灣以「祖國派」自居的知識份子難以接受，

當中可以蔣渭水為代表，便有學者認為由於國民黨此舉，使得蔣渭水的政治思想由服膺孫中山的

「三民主義」思想，逐漸轉變向左派的共產思想靠攏，可以他在「台灣民眾黨」後期時的思想轉變做印證。

6 台共在 1928 年的〈政治綱領〉中，提出台灣民族形成的論點，他們認為台灣民族是由中國南部遷來台灣的漢人所構成，從鄭成功統治到日本殖民地的這段期間，逐漸形成台灣民族。取自台灣共產黨 1928 年〈政治綱領〉，資料來源楊碧川：1996，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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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人，受到當時的民族自決思想影響，開始意識到本身的「民族」類屬問題。由於文化、血統與中國的關係，當時的台灣人絕大部分受到「漢民族」或「中華民族」的影響，並對此產生認同。在此同時，台灣竟然首次出現「台灣民族意識」的主張。

「台灣革命」與「台灣獨立」的想法，使台共與其他政治團體有了明顯不同的性格。這種非常手段，全盤否定了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統治的合法性；而其終極目標，

則全心追求其有國家認同的國際人格，這也是台共在其歷史上最有其特殊地位的原因。

第二節日治時期的「台灣獨立」主張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無論如何，台灣要復歸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

說出這段話的「台獨先行者」，就是在 1927 年在廣州中山大學就讀的台灣留學生張深切。真正有意識的「台獨」訴求，開始 1927 張深切在中國對日本殖民者提出，同時也是國共兩黨共同支援的「台獨」運動。

1924 年 3 月，寄寓在中國共產主義者羅豁家的彭華英等人，與朝鮮人呂運亨、

許乃昌等人，創立共產主義系統的「平社」。另一方面，活動一段時期後陷於停滯的「上海台灣青年會」，自 1924 年 5 月起以蔡孝乾為中心開始重建。同年五月，聯合創立了揭櫫「台灣民族」獨立自治的「台灣自治協會」。張深切是「台灣自治協會」創始者之一，重要幹部還有蔡孝乾、林維金、洪緝洽、謝雪紅等人。

6 月 17 日是台灣「始政」紀念日，張深切和上述同志在上海務本英文專科學校舉辦演講，批判台灣總督府。同年六月，「台灣自治協會」、「上海台灣青年會」

及朝鮮臨時政府人員約一三○名，聚集舉行「台韓同志會」成立儀式，高喊「台韓民族」的自決。當時在上海的台灣人組織相當激進，無論是那一個組織，全都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消極運動，主張台灣獨立與自治。

張深切是堅定的漢民族主義者，主張「獨立」只為脫離日本統治，所以青年團裡左右雜陳。雖然後來的台共組織的首腦，都是當時青年團成員；但張深切既反對軟弱的右翼請願活動，也反對暴力的左傾路線。張深切在 1928 年 2 月 21 日，只被以觸犯「治安維持法」罪名起訴，繫獄期間，他被當局要求簽下「轉向聲明」

（悔過書），但他斷然拒絕。然而，他為何會在中國而主張台灣獨立呢？他晚年時說：「因為當時的革命同志，目睹祖國的革命尚未成功，夢也做不到中國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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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日本而收復台灣。所以一般的革命同志提出這句口號的目的，第一是要順應民族自決的時潮，希求全世界的同情；第二是表示台灣人絕對不服從日本的統治，

無論如何絕對要爭取到台灣復歸於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意即因為台灣「回歸祖國」是絕無希望的事情，因而退而求其次地主張台灣獨立。1930 年 8 月張深切出獄後，創立了「台灣演劇研究會」。張深切放棄了政治性的台獨運動，之後便專心從事文化啟蒙活動，但他是第一個主張台獨來對反日本的政治家，也是唯一同時參與 30 年代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作家，在台灣政治史上的重要性仍是不言可喻的。

而將台灣獨立訴求納入黨綱的台灣共產黨在 1931 年發生分裂，同年六月立即遭到日警大逮捕，整個組織終告潰散。距離 1928 年 4 月的建黨，只有短短三年。而這個秘密活動的反日團體，前後存續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對於日治時期政治運動的影響，以及對殖民地知識份子政治思考的衝擊，他產生的影響可謂是巨大的。

當時極為活躍的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其領導階層都受到台共的操控，但台共的重要性，不僅在於它能夠支配其他團體的政治活動，而也在於它所提出的政治主張是最前進的、也最具先知姿態的。當時台灣的團體大多以合法的體制內改革為目標，如 1927 年成立的台灣民眾黨，其政治綱領乃是以追求「台灣自治」、「台灣議會」為改革目標；而台共則提出「台灣民族」、「台灣革命」、

「台灣獨立」的主張。從台灣政治改革的歷程上來看，台共的政治綱領是具有強烈的震撼性的。而 1920 年代迄今，台灣社會發展方向，也可說就是沿著塑造台灣民族、台灣獨立的路線前進。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共基於何種理論基礎與時代背景而提出「台灣民族」、

「台灣革命」、「台灣獨立」的主張！在 1928 年建黨與 1931 年分裂時所出現的兩個不同的台共黨中央，都分別提出各自堅持的運動路線的綱領；筆者在以下是著嘗試比較 1928 年與 1931 年的台共綱領，以便尋找台灣民族、台灣獨立等等主張的理論與實際。

一、比較台共新舊綱領中的內容差異

（一）一九二八年綱領的台灣民族論

台灣共產黨在 1928 年 4 月 15 日於上海召開建黨大會，並通過黨的〈政治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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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大綱，乃是出自創黨者林木順之手⁷。在林撰寫大綱之前也曾經獲得日共領袖渡邊政之輔、佐野學的協助⁸。而中共方面的記載也說明台共在建黨前夕，曾先成立籌備會，會中決定翁澤生、謝雪紅、林木順起草政治綱領，其中翁是中共領袖瞿秋白在上海大學的得意門生，他是與中共過從甚密的一位台灣人，他參加台共的活動，始終都是接受中共的指令。

臺共政治大綱的第一節，首言「台灣民族的發展」，其重點在於強調台灣住民乃是屬於弱小民族。台灣民族在近代世界史的發展過程中，從十七世紀荷蘭之佔領南部、西班牙之佔領北部開始，便是台灣殖民地歷史的序幕。其後，鄭成功征服台灣，割據荷、西者所佔領的土地，同時又將中國的封建制度介紹到台灣。台灣民族的最初形成，就是在殖民與封建的交織過程中在進行的。其後滿清據台繼續沿用封建制度，因台灣人開始與西方建立商業貿易關係，初期的資本主義野漸漸萌芽，甲午戰爭後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台灣資產階級力量尚未成熟(指台灣民主國)這勢力就被強的日本帝國鎮壓下來，而資本主義更在日本展領台灣後急速的發展起來。，在掠奪之下，台灣土地問題開始有了巨大的變化。台灣民族便是在這樣的歷史過程中建立起來的⁹。這當中提到了帝國主義的鎮壓、資本主義的掠奪與民主革命的反抗，這等於是界定了被壓迫的台灣民族之反抗的對象與歷史任務。

在政治大綱的第四節「無產階級的成長過程」，台共特別指出台灣革命的兩個歷史事實：第一，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第二，台灣本身還存在很多

7 關於林木順與台共〈政治大綱〉的關係，可參閱陳芳明，1998：65-70。

8 佐野學在 1930 年被日警逮捕後所作的口供，提到他與台共的關係：「昭和二年（1927）11 月渡邊政之輔從莫斯科回來時，就已說過台灣共產主義者將附屬於日本共產黨，以民族支部組織起來的事情。」又說：「1927 年 12 月末或 1928 年 1 月初，一位台灣人同志來拜訪渡邊，就民族支部的型式交換意見。我與那位同志見面，渡邊以那位同志所提出的資料為基礎，撰成了政治、組織綱領草案，我也就政治綱領草案交換了意見。」原始資料見於〈佐野學予審訊問調書〉，收入山邊健太郎編：1968，253；而渡邊政之輔在 1927 年遠赴莫斯科，接受協助台共建黨的任務。他在莫斯科認識兩位台灣學生，亦即後來的謝雪紅及林木順。佐野學在東京會見的那位台共同志，顯然是謝雪紅無疑。謝雪紅在日後被捕的口供中就承認：「在一九二七年下旬，被告人謝阿女（謝雪紅原名）被召去東京，自渡邊政之輔接受了政治綱領與組織綱領，這是由渡邊政之輔起草，於一九二八年一月中旬由日本共產黨中央常任委員會討論確定。」原始資料見於司法省行政組〈被告人謝氏阿女外七名に對する治安維持法違反事件判決の一部〉，《思想月報》第八號(東京，1935 年 2 月)，頁 100。參考陳芳明，1998：217。

9 台灣共產黨〈政治大綱〉，見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卷二，現在改名為《日本統治下的民族運動》（東京：台灣史料保存會複刻，1969），頁 601。這份大綱的中譯，見盧修一〈附錄－一九二八年台共政治大綱〉，《日治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北：自由時代出版社，1989），頁 203-217；以及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台北：創造出版社，1989），頁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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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度的殘餘¹⁰。具體來說，台灣是殖民地，乃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台灣在淪為殖民地後資本主義並未獲充分的發展，由於資本主義在台灣既未獲充分發展，

封建制度的殘餘仍深深根植於社會內部，而台灣革命自然也具備了克服封建殘餘的任務。在第五節「革命的展望」，政治大綱指出，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建立的統治，無非是封建地主與資本家混合的政權。因此，「台灣的獨立運動就不僅僅是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已，並且在社會內容裡也是民主主義的革命」。（盧修一，

1989：212）。

確認台灣革命的性質之後，政治大綱在總結的第七節「台灣共產黨與民族獨立運動」，爲台共的階段任務闡釋的非常清楚：

「過去與目前全世界革命運動的豐富經驗與教訓都證明，如果沒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蘇聯的積極援助，如果沒有殖民地工人、農民革命的反抗和共產黨的領導，民族革命是不可能成功的。台灣共產黨是以無產階級為基礎建立起來的，可以說是屬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共產黨目前的任務與工作，在於激發鬥爭，發展工農的革命勢力。工農全重的革命理論，就是以階級鬥爭推動工農階級，始知參與革命的陣營，成為民族革命的主要利器。」（盧修一，1989：216）。

這段分析的主要論點，在於台灣革命致勝的四大因素，即第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這當然是包括日本共產黨領導的日本工人運動；第二，蘇聯的援助，指的是總部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簡稱 Commintern），又稱「第三國際」，包括日共、中共、韓共、越共以及台共在內，都接受其指令與領導；第三，台灣社會內部的工人、農民運動，以當時而論，包括即為活躍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都是解放運動無可分割的一部分；第四，台灣共產黨本身，才是整個民族獨立運動成敗的最主要關鍵。更由於台灣人與日本帝國主義從來就不屬於同一民族，所以台灣人的抗議運動自然就含有民族革命的意味，台灣少數的資本家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合作密切，是階級解放運動的敵人，所以台灣的社會革命既反抗資本主義，也反抗帝國主義，這是政治大綱所說的，台共進行的是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

（二）一九三一年綱領與台灣民族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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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共 1931 年政治綱領主要三點如下：第一，顛覆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獨立；第二，實行土地革命，消除封建殘餘勢力；第三，建立工農獨裁的蘇維埃政權。這是激進路線抬頭的具體反映，第二條針對的是日本人與台灣大地主，第三條則針對日本人與台灣資產階級。

而潘欽信在 1931 年草擬的台共政治綱領，代表著台共勢力的重新分配，原在台共中重要成員的謝雪紅也因在革命路線思想上和中共成員衝突，被迫退出台灣共產黨，分析 1928 年及 1931 年的政治綱領，可看出以下分歧的地方：

（1）對台灣革命定義的詮釋不同

1928 年的綱領與 1931 年的綱領，其新舊黨中央在「台灣民族」與「台灣獨立」

的問題並沒有任何出入，最大的不同，在於他們對「台灣革命」所提出的策略的很大的分歧。謝雪紅等人認為，台灣社會要進行的是「殖民地革命」，而翁澤生等人則堅持台灣要立即採取「社會革命」。而「殖民地革命」的第一個前提，便是承認台灣是一個殖民地社會。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所有階級都是被壓迫的，

真正的、唯一的壓迫者無疑就是日本人。謝雪紅認為，台灣所有被壓迫的各個階級，包括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都可以利用聯合戰線的方式團結起來，對日本殖民統治進行反抗；但翁澤生卻認為，台灣雖然是一個殖民社會，但所有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都與日本殖民地有利益上的掛勾，他們基本上就是台灣農、

工階級的敵人，根本不能合作，因此聯合戰線不值得支持。換言之，翁澤生不僅反反日本殖民地，也徹底與台灣的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劃清界線。他們只強調階級鬥爭，民族鬥爭反而是次要的¹¹。

（2）革命團體聯合陣線的爭議

臺共的舊綱領中強調聯合其他階級革命團體的重要性，而此點也爲謝雪紅所遵循；但新綱領認為台灣革命已通過了與中產階級結合的「聯合陣線」階段，拒絕渡邊與謝雪紅的革命理論並且認為他們犯了「機會主義者」的錯誤，認為民族支部應鼓動各個階級間的衝突，以激發台灣的階級意識。而新舊黨中央的路線不同，可以台共與台灣文化協會的關係作為說明：

台灣文化協會在 1927 年分裂後，開始左傾，一般稱之為「新文協」。新文協的

11 有關台共 1928 年綱領與 1931 年綱領的扼要比較，參閱 Frank S.T. Hsiao &Lawrence R. Sulliva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193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1.XL11,No.2（February 1983）,pp269-289，這篇論文也指出，新舊黨中央對於台灣資產階級的不同態度，導致了他們所主張的不同革命策略。

(11)

領導人王敏川、連溫卿都支持溫和的左翼運動，在台共建黨之前，可以視為左翼知識份子的集結據點。台共在 1928 年建黨時，就以是否與新文協的合作為建黨時的重要議題。最主要的原因是，新文協是當時島內最大的左翼組織，如果任其存在，可能會阻礙台共吸收新黨員的工作，但如果取消它，則台共將失去一個合法團體的掩護¹²。在聯合陣線的原則下，謝雪紅在台灣既存的政治團體中建立細胞組織，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的領導者，最後都成為台共黨員或是外圍的聯盟者。以文化協會為例，王敏川是該會分裂後的領導者，他就密切地與謝雪紅保持合作的關係。對謝雪紅而言，台共是屬於秘密組織，所以需要合法的團體來掩護。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之所以變成台共的據點，無疑是謝雪紅實踐聯合陣線的一個結果。

1928 年綱領中規定的很明白：「工農階級的聯合團體－大眾黨的組織－是無可欠缺的。現在必須利用文化協會加以組織，藉以擴大共產黨的活動舞台。一方面要克服文化協會的幼稚病，拉攏工農進步分子及青年分子加入文化協會，另方面極力暴露民眾黨的欺瞞政策，促使在他所指導下的群眾左傾，逐漸成為革命聯合戰線的中心。到了一定的時期，改造文化協會成為大眾黨的組織。」（警察沿革誌，2000：611）由此段可以看出，台共的策略極為明確，就是利用新文協作為外圍組織，對外可以合法接觸群眾，對內可以秘密吸收黨員，這種進退皆可守的做法就是聯合陣線的精緻表現。策略中提到的「民眾黨」，是指蔣渭水領導的台灣民眾黨而言。台灣民眾黨主張的是全民政黨，雖也主張聯合農工，但卻以小資產階級為領導中心，並非真正的左翼運動路線；但蔣渭水在領導台灣民眾黨末期，也全然已偏向左翼路線¹³，謝雪紅曾與蔣渭水探討聯合陣線合作的可行性，

12 台共與新文協的關係，參閱蘇新，1993：100-106；另外有關台灣文化協會分裂錢的發展，參閱林柏維：1993，不過此書未討論新文協與台共之間的互動關係。

13 台灣民眾黨在第四次大會後，黨內原有的中產階級及地主紛紛離開，蔣渭水在 1930 年向中常會提出〈綱領修正案〉,理由書當中寫到：「……世界經濟恐慌的深刻化……，一方面蘇聯社會主義經濟方興未艾，此即資本主義經濟及社會主義經濟的轉換時期。」因此，「前述客觀條件的變革導致主觀條件強化島內大眾的鬥爭意識。然而，黨內的資產階級與反動知識份子卻與這個情勢進度背道而馳，開始退卻逃避。」基於這個情勢的發展，必須修改綱領。修改案為：

［綱領］

（1）爭取勞動者農民及無產市民及一切被壓迫民眾的政治自由。

（2）擁護勞動者農民及無產市民及一切被壓迫民眾的日常利益。

（3）努力擴大勞動者農民及無產市民及一切被壓迫民眾的組織。

民眾黨至此，已經完全「左傾」，明確表示為「勞動者農民及無產市民及一切被壓迫民眾」而奮鬥的目標，林獻堂因此出走，聲明「新綱領極為左傾，部外忽視已無產階級為本位，此為我等所不可容忍」，憤而辭去顧問，林又春也跟著辭職，而民眾黨和地方自治聯盟的關係則完全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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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到遭黨內的激烈抨擊，連帶他們的歷史地位也遭到貶抑。

三、台共綱領中「台灣獨立」的歷史意義

台灣共產黨在 1928 年所成立的政治大綱，明白闡釋台灣民族的形成過程。這份政治大綱，以經濟發展為基礎，說明台灣人是在歷史的過程中逐漸塑造而成的一個民族。針對當時日治下的台灣社會狀況，台共這份重要文件指出：「一方面民主革命至今尚未完成，一方面統治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又存在著許多封建的殘餘；而當前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總的來說，乃是依據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成長起來的。因此，現在的台灣，事實上還存在著許多封建的遺跡。總之，台灣民族便是經過如此的歷史階段，以及特殊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培養起來的。」¹⁴這份大綱呈現的論點，置諸當時世界的左翼運動中，仍是相當卓越的。他反映了台灣知識份子對台灣歷史、社會、經濟的分析能力，也表達了社會主義牢固地站在台灣本土的立場。這份政治大綱，又進一步分析了當時的台灣經濟情勢、政治情勢、階級關係，與民族獨立運動中台共所扮演的角色。在整個文件的鋪陳過程中，

台共終於提出必須進行的「台灣革命」，以完成「台灣獨立」的歷史使命。

「台灣革命」與「台灣獨立」的想法，使台共與其他政治團體有了明顯不同的性格。這種非常手段，全盤否定了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統治的合法性；而其終極目標，

則全心追求其有國家認同的國際人格；換言之，台灣主權與台灣國格的理念，便是因為有這份文件的出現而介紹到台灣。他代表了當時台灣政治運動者的智慧與見識，完全不遜於第三世界任何革命理論所能達到的境界，也使台灣的反日運動提昇到成為世界革命運動不可或缺的一環。

第三節中共對「台灣獨立論」的詮釋

一、中共對台政治態度的改變

當馬克思主義引進台灣時是經過留學日本與中國的台灣知識份子的管道。這兩條路線分別與日本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扯上關係。

在二○年代國際共產主義支配的時期，台共應該接受日共的指導。而台共與中共

14上述史料參見陳芳明，1992：37；原始資料引自台灣總督府：《日本統治下的民族運動，下》，

（東京：台灣史料保存會，1969），頁 603。

(13)

的關係都僅止於是第三國際中的一員而已，在戰略上，也無須受命聽從於中共的指揮。但由於日共在國內進行共產活動時，受到日警的逮捕、監禁以及審判，可說是遭到了恐怖的鎮壓因而導致整各日本共產組織的潰散，台共與日共的聯繫被迫中斷，所以不得不與中共有策略上的往來。

而後太平洋戰爭結束，日共革命失敗，在共產歷史的發言權上便立即有了高下之分。中共憑藉其建國的盛勢，企圖將台共歷史納入中共革命運動的脈絡裡，而台共在 1928 年提出的「台灣民族論」及其後的「台灣獨立論」，更被刻意忽視，台共創黨成員在二二八事變後逃往中國，但他們都被迫以中共官方立場來解釋台共獨立綱領的意義，在研究此段歷史時，必須以更寬廣的角度來解釋其背後的意識形態，才能對台共綱領的真義有全盤的認知。下面即以中共在台共成立初期扮演的角色試作分析：

（一）第三國際在不同時期的指導原則 1.台共成立初期－

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時常因外力的干預而引起內訌甚至分裂，造成組織上的致命缺點，由於台灣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外圍組織，它在日共的渡邊及中共的彭湃的指導下，成立於第三國際東方革命策略變遷的時期。渡邊及彭湃，各提出第三國際不同時期的革命指導原則給他們在台共內部的代理人，而其代理人又根據不同的個人背景，來解釋這些指令，以符合其個人對台灣客觀環境的不同認知。而台共成立之初是被設置於日本共產黨的一個民族支部，雖是聽從於第三國際的指令，所以第三國際自始就難以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擬訂一套貼切的革命策略及方針。而台共成員也只能被動的接受第三國際那不符合台灣政治現實的政令從事革命。

2.布哈林、史達林的政策轉變－

1924 年，在第三國際召開第五屆大會後，第三國際宣稱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的策略是適合於東方革命，因此「聯合陣線」的全民革命策略，變成第三國際指導東方殖民地革命的原則；但此原則卻在歷經中國長沙革命驗證失敗，布哈林（Nikolai Ivan Bukharin）因此毅然改變了第三國際的東方革命路線¹⁵。但 1928

15 1924 年第三國際第五屆大會通過的「聯合陣線」全民革命策略，卻在中國遭遇農民暴動失敗的結果，布哈林在此之後重新主張，他認為各地的共產勢力只能與中產階級合作，以反抗其境內外國帝國主義、封間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聯合勢力。

(14)

年之後，史達林開始關閉與中產階級「聯合陣線」的大門，轉而主張階級鬥爭，

以爭取廣大群眾的支持。在「論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論文中，史達林強調：「在主要的殖民地裏，農民革命構成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軸」。史達林整合他在黨內的權利後，長沙大暴動及廣州蘇維埃激烈的路線，遂變成第三國際亞洲的革命策略及方針。¹⁶而這種亞洲政策的轉變，致使第三國際透過日共與中共給台共的指令的不一致，也造成其各自代理人的意識形態鬥爭。

（二）翁澤生與謝雪紅在台共組織內部間的鬥爭

在台灣反日運動史上，一直存在著「上大派」之說，便是指在上海大學讀書的台灣留學生。他們受瞿秋白的影響，如果不是加入中國共產黨，就是加入共青團¹⁷。雖然謝雪紅曾就讀於上海大學，但由於他旋即前往莫斯科受訓，所以他並不屬於「上大派」的一員。在莫斯科期間，謝雪紅除了學習到專業性的革命理論與革命戰略，還與日共黨員建立良好的聯繫關係，由於她停留在俄國期間，正好遇上第三國際在處理日共內部「山川主義」與「福本主義」之間的鬥爭¹⁸，謝雪紅曾說，她參加過對「福本主義」的批判，而第三國際對福本主義和山川五議的批判，後來也成為日本共產黨〈1928 年綱領〉的基礎，這份綱領，不僅未謝雪紅所接受。而且也成為台灣共產黨建國的指導方針。

而謝雪紅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後，依照第三國際的指示，並根據日共提供的綱領建立台灣共產黨。但 1928 年台共建黨時，日共在日本正受到警方的緝捕與壓制，許多重要領導者紛紛入獄，在台共的建黨大會上，日共指導者並沒有出席。

第三國際駐上海的東方局，遂派遣中共代表出席，而這樣的安排使得部份台共成員誤以為中共是台共的領導者。而另一個誤會是，謝雪紅在吸收台共黨員時，不僅讓參加中共的台灣人參加，也讓當初是無政府主義入黨。參加中共的台灣人，

大多是上海大學的學生，包括翁澤生、潘欽信等人，無政府主義者則是以王萬得為代表。從戰略的觀點來看是聯合陣線的實踐，但這樣的結合也是鑄成日後分裂

16 資料來源：簡炯仁：1997)， 161~163。台灣總督府：前書（沿革誌，卷二），頁 997；高橋龜吉，1937：302~305。

17 有關「上大派」的歷史爭議，參閱若林正丈〈台灣の反日運動〉，收入野澤豐、田中正俊，1978：

189-202。

18 由戰略的觀點上來看，山川主義認為共產黨應該以「合法政黨」的形式存在，而不是利用非法方式從事秘密行動。日本社會既以注入高度資本主義，一切全力都操在資本家手中，因此日本革命應屬於「一階段革命論」。而福本主義的主張正好與山川主義相反，認為共產黨應該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黨，必須經過激烈的理論鬥爭來清除動搖份子。日本革命乃屬「二階段革命」，

先對付封建的天皇制，再對付資本家。資料來源見史明，1998：565-566。

(15)

的主要因素。而建黨不久後，立即發生兩個事件。一是「上海讀書會事件」¹⁹，直接打擊台共的組織；一是渡邊政之輔被殺²⁰，切斷了台共與第三國際的聯繫，

在 1930 年代，第三國際的戰略是個殖民地左翼運動的最高指導原則。失去了指導，等於失去了領導權。謝雪紅在台灣重建過程中，便是一方面積極吸收黨員，

一方面努力與日共重建溝通管道。

台共在謝雪紅的領導下，以「聯合陣線」為主要指導原則，已使親中共的臺共黨員感到不滿，再加以 1927 年後日本昭和大恐慌，經濟局勢預愈加混亂，

日本總督府爲了維持台灣社會的政治安定，對所有的反日組織，特別是一些與左翼運動有關的政治團體，日警的監視控制越來越嚴厲，在這種情況下，謝雪紅只得轉向地下的宣傳活動。但謝雪紅的「不動主義」成了台共少壯派抨擊的藉口，

此時中共勢力也開始介入台共黨內，以「上大派」為中心的臺共黨員，對謝雪紅的批判主要有下列幾點：

第一，台共應該解散台灣文化協會的問題。謝雪紅堅持「聯合陣線」的運動路線，

認為有文協這個合法組織的存在，可以藉以掩護台共的非法活動，且文協的性質也偏向左翼，應繼續與之保持聯盟的關係。但「上大派」的翁澤生、王萬得則堅持應解散文化協會。他們的看法是，小資產階級團體的存在，將妨礙政治運動無產階級化，而且也影響在反日運動中的領導權，他們抨擊謝雪紅偏袒小資產階級，是一種「機會主義」的立場。

第二，對台共工人領導權的問題。謝雪紅認為台共的迫切工作是到全島各地發展工人小組織，等到各地草根組織崛起之後，再成立一個總工會來指導。「上大派」

認為，台共必須優先建立一個「台灣赤色總工會」，直接領導台灣各地的工人運動，並且必須立即採取行動，不管日警如何採取鎮壓的手段。

第三，臺共與第三國際聯絡管道的問題。這點最重要的，謝雪紅堅持必須以日共系統保持關係，透過日共來接受第三國際指令。在日共被破壞之後，謝雪紅希望

19 上海讀書會事件發生於 1928 年 4 月 24 日，亦即台共建黨後的一星期，謝雪紅在上海租借地爲日警所逮捕，但是因為找不到證據，謝雪紅遂被遣送返台。但這事件卻產生了兩個反應，第一，

身為台共總書記的林木順並沒有回到台灣，而繼續留在上海；第二，應該留在台灣的黨員蔡孝乾、

潘欽信、謝玉葉(翁澤生的妻子)竟逃離台灣。謝雪紅回到台灣後，開始著手建黨的工作，開除了蔡孝乾、潘欽信、謝玉葉等人的黨籍。由於謝玉葉是翁澤生的妻子，翁澤生為此甚為不滿，與謝雪紅關係交惡。

20 渡邊政之輔在 1928 年 12 月被日警槍殺於台灣基隆。渡邊到台灣的目的，乃是攜帶第三國際所托付的指令與資金，準備交給謝雪紅。不幸的是，渡邊的行蹤被日警發現而遭到刺殺。渡邊死後，台共立即與第三國際失去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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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直接與第三國際建立關係。上大派的立場，便是希望台共能放棄日共系統，

而接受中共系統的指導。因為，第三國際東方局就設在上海，可以與中共直接連絡。瞿秋白在 1929 年不僅是中共領導人，而且也是第三國際的代表，因此，翁澤生更加傾向接受於中共的指導。

謝雪紅的「聯合陣線」理想終究未能實現，上大派的翁澤生通過瞿秋白，對台共發出指令，建議少壯派被著謝雪紅召開臨時黨員代表大會。在會中，上大派終於奪得領導權，謝雪紅也被開除黨籍，中共系統至此取得主導的地位。

（三）對「台灣民族獨立論」觀點的改變

第三國際共產主義的戰略：無產階級運動者是要互相合作的。日共對台共提供領導與支援，在台共綱領上也清楚明白支持台灣獨立，保持鮮明的政治立場，日共與台共的無產階級者的合作是十分緊密的。但同樣的戰略標準，放在中共與台共的合作關係上，中共史觀就將其以誇張的民族主義情節解釋，矮化台共在歷史上的地位。但中共對台灣的反日運動絲毫沒有幫助，它最大的貢獻便是爲台共埋下分裂的因素。陳來旺在被捕前，曾經撰寫一篇報告〈台灣的黨組織活動方針及其組織狀態〉，說明台共在領導上的困難。這份報告，後來在日共領導人市川正一的住處被搜獲。從報告的文字可以理解島內台共的處境：一，中共台灣支部的成員分成兩個地域性小組，很難確立領導權；二，令人不堪想像的是，這些中共台灣支部成員竟然不知道台共的存在；三，中共成員清一色都是知識份子，沒有實際上的運動經驗。這足以說明中共的台籍黨員，與台灣社會現實的脫節是相當嚴重的。

當我們從革命策略、革命對象與革命終極目的來看，中共與台共可以說很少有相通之處。以史實來印證，台共與中共的關係也並非如北京學者所說的緊密。台共的革命對象是台灣的日本總督府，而最高目標則是追求台灣獨立；中共學者在台共主張中找出有「擁護中國革命」的主張，但這是站在國際共產主義的立場而提出的，是當時流行的國際主義精神。在整個中共黨史所出現的綱領中，

從沒有制定過「解放台灣」或「統一台灣」之類的口號。如果有的話，那也是 1949 年中共建國後提出的。

再就 1931 年的臺共綱領看來，雖然台共新中央忽視台灣是殖民地的事實，刻意貶抑舊中央的「殖民地革命」路線，但由新綱領看來仍是接受「台灣民族」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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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獨立」的理論。從 1928 年到 1943 年間，中共始終認為台灣人是屬於弱小民族，

並且也遵守共產國際的規定「所有殖民地都獨立」的原則。在中共的黨綱、決議與政策之中，對於台灣民族支部必須獨立，從未有過任何異議²¹。

中共對台灣態度的改變，大約是在 1942 年左右。1942 年 4 月在重慶發行的《新華日報》，以〈論台灣解放運動〉為題的社論，就暗示了中共領導人的看法。社論第一次提到這樣的觀點，「台灣的解放，不只是中國人民的解放，同時也是土著番民（原住民）的解放」。這是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國際聯軍開始宣稱台灣是中國的領土。1943 年開羅會議後，同盟國決定台灣在戰爭後歸還中國。當重慶的國民黨政府開始成立「台灣接收委員會」時，中共更不能不改變其對台灣問題的態度。中共從主張「台灣獨立」到轉換成「台灣自治」，顯然是以開羅會議為主要的轉捩點。反日戰爭結束時，中共從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立即轉移成為爭取政權的革命民主運動。在革命情勢高漲的時期，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使得中共能夠適時表達對台灣問題的態度。〈台灣自治運動〉²²一文認為：「僅僅爲了要求自治，就非得武裝鬥爭不可，這不僅是台灣的經驗如此，解放區的經驗也是一樣。」這種說法，是中共第一次把台灣放在他整個革命戰略的觀點來看。

二、流亡中國的台共成員對台共綱領的解釋

1947 年二二八事件爆發，台共因為追求自治的目標而遭到國民黨的大舉逮捕²³。臺共重要建黨者謝雪紅、楊克煌、蘇新、蕭來福，在 1949 年中共建國成功後，都先後遠赴北京參加中共組織。1947 年流落海外的政治運動者分為左、又兩派，謝雪紅代表的左翼份子，堅持應該由中國共產黨協助解放台灣，已達成台灣自治²⁴。

21 中共把台灣人視為「台灣民族」，並支持「台灣獨立」的史實，參閱簫欣義〈祖國臍帶誰剪斷？

－中台關係的回顧〉，收入郭煥圭、趙復三編：1983；Frank S.T. Hsiao & Lawrence R. Sullivan，

446-467。

22 1947 年 2 月 28 日台灣事件爆發後，遠在延安的中共領導階層遲至 3 月 8 日才發布題為〈台灣自治運動〉的聲明。這份聲明，成為中共建國前解釋二二八歷史意義的基調。中共於同年的 3 月 20 日，在其機關報紙《解放日報》，也以同樣的聲明做為該報的社論

23 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台共的「舊中央派」如：謝雪紅、楊克煌集結於台中，領導「二七部隊」；而「新中央派」如王萬得、蘇新、潘欽信等人則集合於台北，組織「台灣政治建設委員會」與「自治青年同盟」。當時謝雪紅在領導群眾運動時就說：「我們六百五十萬省民，爲了爭取台灣真正的自治，掃清貪污，改革政治，現在全省人民已決議武裝起來，向這個獨裁政府宣戰，我們為了這個正義的目標，院起來徹底的鬥爭，希望大家努力奮鬥。」資料見陳芳明，1998：181。

24 當時左、右兩派的政治運動者，根據廖文毅的日文著作《台灣民本主義》，以及柯喬治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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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前往大陸的左翼運動者並無法爲自己所參與的左翼運動，留下最真實的紀錄，因所處的政治環境的拘宥，使他們無法作徹底的解釋。其中蘇新、謝雪紅兩人在進入中國大陸之後，旋即加入了中國共產黨，而他們也分別留下了有關台共運動的文字紀錄。以下就兩人對台共綱領中的「台灣獨立」思想予以分析：（一）

蘇新對於「台灣獨立」論的詮釋－

蘇新在進入中國大陸之前，在香港完成了一部《憤怒的台灣》，其中所寫到關於台共的成立，迥異於中共史家的看法：「台灣共產黨於 1928 年春在上海成立，從莫斯科回來的共產黨員林木順、謝雪紅等到上海之後，召集上海（翁澤生等）、台灣（蔡孝乾、林日高等）、東京（陳來旺等）的共產主義者集團，在日共渡邊政之輔、德田球一等及中共、韓共許多領袖參加之下，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支部』的名義誕生。」這裡清楚的說明了指導台共成立的，是日共的渡邊政之輔及德田球一，蘇新以親身參與者的身分證實，但卻未得到中共官方史家的採用。另外蘇新到中國後所寫的自傳，也指出台共在上海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名義誕生。他說：「黨成立不久，謝雪紅就在上海被捕，黨的重要文件一部分（據說是黨的綱領）也被敵人所獲。所以，敵人已經到了台灣共產黨的成立，並知道了台灣共產黨是日共系統。」（蘇新，1993：44）蘇新再次引述有關台共建黨的事實，卻仍是被中共官方史家所竄改。

但蘇新留在香港的期間，在心態上卻全心認同了中共，並主張台灣應該自治，分析其原因除了對當時的右翼台灣獨立派（廖文毅等人）徹底感到失望，還有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共在 1947 年 3 月 8 日向台灣廣播，支持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以「社會主義者」自許的蘇新，站在反抗的基礎上，自然便認同了中共，因此他說「台灣的解放鬥爭已經和國內的解放鬥爭打成一片，不能分開了。」

（蘇新，1993；54）由此看來，蘇新以無可避免地把台灣鬥爭運動與中國人民的

專書《被出賣的台灣》，右派的廖文義與左派的雪紅，在當時聯合成立了「台灣再解放聯盟」，後因雙方對台灣前途的看法有了極大的分歧，旋告分裂，廖文毅所代表的右翼份子，希望能夠透聯合國的託管，最後的目標以達成台灣獨立。謝雪紅所代表的左翼份子，則堅持應該由中國共產黨協助解放，以達成台灣自治，在手段與最終目標上，左、右兩派的看法可說是水火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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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解放運動等同起來。

但在台共綱領的「台灣獨立論」的說明，蘇新也肯定「台灣獨立」是最符合當年台灣各階層人民的要求，是當年台灣革命運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最集中的政治口號。而這樣肯定台共政治理念的論述，在中共對台政策的改變後，自然成為大加撻閥的對象。

（二）謝雪紅對於「台灣獨立」論的詮釋－

謝雪紅在領導台共時期時，就公開提出「台灣獨立」的主張，但戰爭結束時她反而反對獨立運動，當時在陳儀的「台灣行政長官公署」正式成立之前，曾參與抗拒國民黨接收的台灣獨立運動。參與其事的台灣人包括：林獻堂（日本貴族院議員）、辜振甫（台灣皇民奉公會實踐部長）、許丙（日本貴族院議員）、

徐坤泉（日本憲兵隊特務）。其他還有簡明山、林熊祥等三十餘人，準備成立「台灣自治委員會」。他們希望藏匿武器、破壞軍事設施，以便與即將登陸的美國、

中國接收軍隊進行最後決戰。但當時的總督安藤並不贊成這種做法，「台灣自治委員會」的行動遂告失敗。為何積極主張「台灣獨立」的謝雪紅，會公開的反對這次獨立運動呢？由社會主義者謝雪紅的立場來看，這樣的「獨立」只是讓這些資本家獲得利益而已，因「台灣自治委員會」參與的人清一色是由地主、財閥、

資本家所組成，若在他們領導下使台灣獨立，也只是他們獲得利益而已，它是不可能贊成此種「反動式」的「台灣獨立」1947 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謝雪紅、

楊克煌逃至香港後，隨即加入了中國共產黨。而謝雪紅對於「台灣獨立」理念的堅持，也可用於解釋她為何反對廖文毅的獨立運動的原因。

謝雪紅到了中國後，卻也發現中共的社會主義在中國人的手下早就喪失了社會主義的一切精神。但對於台共綱領中「台灣獨立」論的看法，雖然謝雪紅深處中共的政治高壓氛圍中，仍秉持著「台灣獨立」的想法，只不過以較為隱晦的意思來表明。（陳芳明，1991：156）1950 年謝雪紅在上海組織了台灣人的團體，

並且說：「台灣人應該『高度自治』。」因為在中共的政權下不能主張台灣獨立，

所以她用「高度自治」的字眼來表達自己的立場。「高度自治」的意思是「台灣應該讓台灣人來自己管理」，謝主張「高度自治」的事實，表現在她與人民協會成員李喬松的辯論上。在國共重慶談判之後²⁵，謝雪紅主張台灣必須自治。她說：

25 〈重慶談判〉，是指中國共產黨在反日戰爭勝利後，為了繼續國共合作的戰略方針，毛澤東、

周恩來、王若飛於 1945 年 8 月 28 日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國共雙方終於在同年 10 月 10 日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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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人唯一的出路是實行自治，而且要高度自治。上至省長，下至區長、鄉長都要普選，要台灣人自己治理台灣。」當李喬松說台灣人沒有人才時，謝雪紅反駁說：「台灣有的是人才！台灣教育普及，文化水準高，要什麼人才有什麼人才。」

她又強調：「瞭解老百姓的疾苦，能解除老百姓的疾苦，能爲老百姓辦好事的就是人才。」而謝雪紅的主張也成為中共指控她從事「台灣獨立」的張本。

其後 1947 年 11 月 12 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正式宣布成立，關於台灣自治政府的建立，「台盟」的綱領草案做了如下的規定：

一、「省為地方自治最高單位，省與中央政府權限之劃分，採取均權主義，省得自制訂省憲及選舉省長」。

二、「實行台灣省徹底的地方自治，省長、縣長、市長、區長、鎮長、鄉長，一律由人民直接選舉。」

三、「省設省議會、縣設限議會，市設市議會，爲人民行使政權之機構。」

綱領中主張台灣自治，「台盟」規程草案第三條也揭示：「本同盟以實現台灣省之民主政治及地方自治為宗旨」謝雪紅強調的「台灣高度自治」，雖然把台灣當作中國一省來看待，但因為省長是人民直接民選，省憲又由人民制定，在很大程度上，是很容易變成政治實體的，所以在組織台盟之出，他們便一再地爲「自治」一詞下定義。而在署名「一斐」所寫的文章裏，對於台灣自治所追求的目標有如此的闡釋：「台灣人民需要自身有力量，必須首先團結起來，響應全中國人民的新民主革命，準備作一次最後的決鬥。台灣必須在這個聯合政府的下面，建立一個代表各階層利益的，以台人自身來管理的、民主自治的省政府。貪官污吏、

黨棍惡霸、特務奸細，必須徹底消滅，違背人民利益的苛捐雜稅必須撤銷，壓迫人民的一切惡法必須剷除，民變被捕者及一切政治犯必須立即釋放，而人民必須有充分的言論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明天的台灣，是台灣人民自己的台灣，而（且）

是新中國富強康樂的一省。」²⁶「一斐」的筆名是謝雪紅使用過的，故可視為謝雪紅對台灣自治的主張。

第四節台灣學界對「台灣獨立論」的詮釋

訂了〈雙十協定〉，承諾要避免內戰。這項協定，終於被蔣介石片面破壞。參閱王功安、毛磊主編：1988；特別是第三章第五節，〈抗戰勝利後國共兩黨的談判與鬥爭〉，頁 486-542。

26摘自《新台灣叢刊》，1947 年-194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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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隨著客觀政治環境的調整使得台灣言論與思想空間高度擴張，關於台灣共產黨的左翼運動史的研究及討論也慢慢蔚為風氣了。但台共歷史的研究卻是棘手的意識形態糾葛，當中牽涉到大和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也牽涉到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長期對峙的歷史背景，以及台灣意識與中國意識之間相互頡頏。台共歷史的討論，可說是後殖民史學（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

建構中，最為棘手的。而台共歷史，在日本統治者、中共官方與國民黨官方三方面的眼光裡，都一致壓低了知識份子所扮演的角色，這是因為這三個統治者都採取了殖民者的優越地位。

日本史學家基本上還是維護資本主義思考的傳統，而刻意泯除台共的發展史實；而中共史學家對於台共的態度則是予以竄改、扭曲，以便刻意符合北京對台政策的要求，他們再三強調台共是在中共的「直接領導與協助之下」

成立，因為中共史家爲了配合所謂「台灣是中國領土的一部分」政治口號，遂擴充歷史解釋，刻意把台共史置於中共史的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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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台灣學煮對「台灣獨立論」的歷史意義分析

由於不滿中共對「台灣獨立」立場的前後轉變²⁷，許多台灣學者開始對 1928 年的臺共綱領試著提出論述，來駁斥中共官方的臺共歷史論。而要針對「台灣獨立論」作出歷史分析，便要援引綱領中的「民族」論點來說明。

「台灣民族」一詞，乃源自 1928 年台共的政治大綱中所提出的。其原文如次：

「未開化的高山族是台灣最早期居民。在十六世紀的前半期，西方的先進國家荷蘭開始佔領這個蠻荒島嶼的南部，西班牙則佔領北部。這就是台灣殖民地歷史的序幕。在一六六○年代，被滿清所擊敗的鄭成功率領士兵東渡台灣，把那些為數甚少的荷蘭人和西班牙人驅逐島外。接著，居留在島上的原住民野逐漸受到壓迫，土地漸次被剝奪，終於完全被漢人趕進深山林裡。在這段時期，土地大都爲鄭氏家族以及其部屬所分割佔領。從那個時期以後，中國南方移民台灣的和人增加了許多；所謂台灣民族就是這些中國的南方移民渡台灣後所結合形成的。（台共政治大綱，1928）」

就「民族解放」的意義來看，謝雪紅在台盟所提出的「台灣半民族論」，便完全是台共時期「台灣民族論」的衍化，謝並未否認台灣人是「漢民族」的一部分，但「漢民族」卻不等同於「中華民族」，且台灣人也並未經驗到「台灣民族」

經驗形成的過程。台灣民族的成立不會因為戰爭結束，或是殖民地統治結束的終止而消失，而這也是謝雪紅在戰後提出台灣高度自治主張的淵源。楊克煌的《台灣人民解放鬥爭小史》也寓有此種理論，書中也提及台灣人民的解放和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有所不同。謝雪紅在 1956 年和 1957 年之交寫了一份萬言的〈對台政策意見書〉給毛澤東，其中許多論點，在於強調台灣歷史、台灣社會、台灣人民的特殊性²⁸，中共中央便根據其中論點，發動台盟的蔡派的盟員對謝進行鬥爭²⁹；之後的謝雪紅在 1979 年後獲得平反，但謝雪紅的政治主張「台灣自治」論，在中共的解釋仍是逃避而含糊的。

27 中共在延安時期是支持台共的「台灣獨立」論；到了 1945 年，則支持「台灣自治」；1949 年中共建國成功後，又變成武力解放台灣，放棄支持台灣自治的主張。1954 年，中共又改變政策，

表示要「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並歡迎國民黨官員進行「愛國一家」的團結。參閱陳芳明，1991：

651。

28 鄭鴻溪先生口述歷史，參閱陳芳明，1991：656。

29 台盟中的蔡孝乾的派系，和謝雪紅之間的嫌隙頗深，一說是因為 1928 年的上海讀書會事件，

蔡孝乾逃離台灣前往大陸，被謝雪紅開除黨籍，造成日後無止盡的歷史恩怨。

因為當 時在台灣的政治團體大多以合法的體制內改革為目標

因為當時在台灣的政治團體大多以合法的體制內改革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