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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四章北魏三書對於洛陽政權的立場

王國維《殷周制度論》：「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徵也。」¹都城是古代王朝政治權力機關的所在地，也是各項行政制度運作的中心，更是王權正統性與威權性的象徵。²北魏孝文帝毅然將國都從平城南遷到古都洛陽，澈底改變了北方漢人對鮮卑政權的觀感，使之不得不正視鮮卑民族漢化的誠意和努力，並對新時代的來臨充滿期待。³然而好景不長，洛陽政權在孝文帝英年早逝又後繼無人的窘境下，不過短短四十年的時間即告終遷鄴，但是洛城榮美的歷史記憶仍是北朝臣民最大的文化資產，並且如同鬼魅一般召喚著文化心靈。

歷史時空情境的變遷，個人理念與當下意識的作用，⁴北朝人士面對這座崔

1 引自氏著：《觀堂集林》（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3 年 11 月），頁 231。

2 參見李久昌：《國家、空間與社會——古代洛陽都城空間演變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年 11 月），頁 4-5。「從符號學來看，任何建築或都市對象，在指意（denotation）的層次，都被化為其自身功能（function）的符旨（signified）。然而在概念化了的功能用途之外，對象同時還具備另一種功能，就是象徵。」參見葛迪勒、亞歷山卓‧拉哥波羅斯（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著；吳瓊芬、陳章瑞、王獅、張景森譯：〈城市與符號（導言）〉（The City and the Sign），收錄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台北：明文書局，1999 年 3 月），頁 516。另外，從意識型態的層次觀之，一個「城市」不只是能夠控制其本身範圍的功能整體。它也是一個「象徵的結構」，是一個記號的世界，它連結了社會與空間，也連結了自然與文化。參見曼威‧柯司特（Manual Castells）著；高樹仁譯：〈都市中心性〉（Urban Centrality），收錄於前揭書，頁 555。

3 [韓]金大珍指出：北魏洛陽時期是魏晉南北朝最為興盛的時代，並認為北魏洛陽城的風貌在中國古代社會有著獨特的歷史文化地位而體現為三個交匯點，即民族融合的交匯點、南北文化的交匯點、中外交流的交匯點。參見氏著：〈北魏都城洛陽在中國歷史文化上的地位——《洛陽伽藍記》研究之一〉，《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3 期（2003 年 9 月），頁 37-39。

4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美國史學家比爾德（Charles A. Bread）與貝克（Carl L. Becker）標榜

「歷史相對論」（historical relativism），其主要訴求是史料形成過程中參雜許多偶然因素，而記錄者的成見、階級、性別與利益往往令史料染上有色的薄膜，而無論比氏所提的「參照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或貝氏的「意見情境」（climate of opinion）均涵蘊著史家不免受制於自身所處的時代或個人主觀的際遇，以致無法可觀地瞭解與評估史實。其說與義大利史學家克羅齊（Benedetto Croce）的名言「任何真正的歷史均是當代史」，以及克氏的英國信徒柯林烏（R. G. Colling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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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的大城，眼前陶醉者有之、事後追憶者有之、改朝換代之際試圖抹煞歷史記憶者亦有之，⁵其情皆如實地反映在三書之中。

《水經注》描寫的北魏洛陽城是酈道元置身當下的眼前即景；《洛陽伽藍記》

則是楊衒之走進歷史滄桑的事後回憶；⁶至於《魏書》幾乎不涉斯城之人文歷史與地景風貌，但卻又詳細記錄北魏遷都的過程，可見魏收對於城內所發生的林林總總並非毫無感知，或許是礙於其史官身分及執政當權之需要，故不得不刻意忽視這座充滿歷史文化記憶的城市。⁷

衡諸三書對北魏洛陽城的記錄，不難發現三書因寫作時間背景不同而對洛陽政權的態度立場存有顯著差異。在酈道元的觀念架構中，北魏遷都洛陽是華夏歷史文化命脈的繼承與延續；楊衒之筆下的北魏洛陽城雖已成為昨日黃花，然其遣詞立意盡是對元魏政權的深情款款；魏收在改朝換代的敏感政治氣氛之中，配合北齊官方意識之運作，蓄意滌蕩北魏洛陽城在百姓心中的歷史文化記憶，意圖將羣體認同移轉至新都、新政權。由是，洛陽不僅是話語爭奪的空間，也是象徵生成的場所，及記憶附著的地方，是一個蘊含歷史時間的地理空間。⁸

所謂「每一個現在都擁有它自己的過去，在任何想像地重建過去，都是以重建現在的過去為旨歸」

的見解相互謀合。參見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台北：三民書局，2006 年 1 月），頁 142-144。

5 鄭毓瑜〈歸反的回音—地理論述與家國想像〉指出：「任何有關空間的意識與描寫，必然是地理的也同時是策略的（geographical and strategic）；亦即並非一般所認定的固定、天生的自然範疇，

而是透過論述形式加諸人身上的種種文化象徵體系或社會權力的運作標記。」文章收錄於氏著：

《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論述》（台北：里仁書局，2000 年 8 月），頁 83-84。

6 朱雅琪曾以「記憶中的城市」定義《洛陽伽藍記》中的時空建構，詳見氏著：〈記憶中的城市——

《洛陽伽藍記》中的時空建構〉，《中國學術年刊》第十九期（1998 年 3 月），頁 277-326。

7 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觀看的方式》（Way of Seeing）提到：「當我們『看著』（see）

一片風景時，我們是置身在風景裡。假使我們『看了』（saw）過去的藝術，我們就將置身於歷史當中。當我們受到阻擋而無法這樣觀看，等於是被抽離了原本屬於我們的歷史。誰能從這樣的抽離中獲利呢？說到底，……是因為有一小群特權分子企圖發明一種歷史，這種歷史可以從回顧的角度把統治階級的角色合理化。」其說頗能為北魏三書觀看洛陽的方式作註解。（台北：麥田出版社，2007 年 5 月），頁 15。

8 參見吳曉東：〈貯滿記憶的空間形式——「陽台」與張愛玲小說的意義生產〉，收錄於樊善標、

危令敦、黃念欣編：《墨痕深處：文學、歷史、記憶論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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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眼前陶醉的酈道元

學界每當論及北魏洛陽城時，幾乎都是取自《洛陽伽藍記》的記述。然而，

前此已有《水經注》為北魏洛陽城進行寫真。酈道元與楊衒之一樣，都是傾注全部感情記錄洛陽，其所勾勒不僅富麗榮華，風采動人，同時充滿人文色彩，乃是就眼前所見進行直接的描摹；反觀楊衒之卻是由於目睹「城郭崩毀，宮室傾覆，

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⁹，才萌生麥秀之感，追憶起洛城的昔日風華。

在《水經注》與《洛陽伽藍記》這兩部書成書的間隔之間，北朝政治社會情勢急遽變化，以致於兩書寫作的調性可謂南轅北轍。特別我們讀《水經注》中一些關於北魏洛陽城的描寫，很能感受到這一座城市崢嶸的生命力，那是充滿興廢枯榮的《洛陽伽藍記》中所看不到的朝氣。設若能夠將兩書對讀比照，必能對北魏洛陽城的人文地理風貌有更整全的認識，同時也可看見歷史與都市空間的複雜關係。¹⁰都城原係歷史的產物，其形式、功能不只是承繼過去，同時也來自衝突的歷史變遷所賦予的新意義。¹¹

《水經注》一共記載北魏以前的大小古都一百八十餘座，其中又以對洛陽城的描繪最為詳盡。洛陽在酈道元心目當中不只是北魏的「皇都」，更是漢魏以來

頁 417。

9 見楊衒之：〈序〉，引自楊勇：《洛陽伽藍記校箋》（台北：正文書局，1982 年 9 月），頁 1-2。

10 林文淇指出：「國家認同需要國族歷史的建構，而國族歷史的建構重要的敘事之一就是對於特定地理空間（地理、建築）所賦予的國家歷史意義。」參見氏著：〈九０年代台灣都市電影中的歷史、空間與家／國〉，收錄於劉紀蕙編：《他者之域：文化身分與再現策略》（台北：麥田出版社，2001 年 3 月），頁 275-296。

11 參見曼威‧柯司特（Manual Castells）著；陳志梧譯：〈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理論〉（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Change），收錄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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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之首，其情正如陳橋驛所言：「在《水經注》記載的古都中，酈道元特別重視他當時的首都洛陽。卷一０《濁漳水》篇中，注文提出了三國曹魏時代的『五都』：『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跡，鄴為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也。』在當時的洛陽、譙、許昌、長安、鄴五處著名都城中，酈道元有意把洛陽置於『五都』之首，表達了他對這個都城的重視。」¹²而從酈道元對於北魏洛陽城的重視程度，更可以看出孝文帝遷都漢化，

依循舊制，整建宮室，大興土木，擴大既有的城市規模，重新恢復洛陽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的一個用心，¹³的確贏得北方漢民極其高度的肯定與認同，

甚至更扭轉了北魏這個外來政權的整體歷史形像，使華夏民族願意重新看待、詮釋、定義這個新加入中原文化體系的鮮卑民族，而接納他們成為「我群」。

《水經注》對洛陽城的相關記載主要見於〈洛水注〉及〈穀水注〉兩篇。首先，〈洛水注〉「又東過洛陽縣南，伊水從西來注之」之下，酈道元仔細注記了周、

漢、魏、晉歷朝經營洛陽的始末：

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

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駕行矣。屬光武中興，宸居洛邑。

12 見氏著：〈酈道元筆下的洛陽〉，收錄於氏著：《水經注研究四集》（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 年 4 月），頁 284。

13 李久昌指出：「統治者通過對都城空間的精心設計，使都城在物質和精神兩個層面上滿足王權統治的政治需要。都城的獨特形制、恢弘氣勢、巍峨宮闕、肅穆氣氛、禮制秩序和堅固形勢等，

都是對王權體制的最好表達和有效保障。王權體制外化為都城制度，並借助都城的整體形象，來體現王權主義的精神實質。可見，古代都城空間體現了古代國家的意志，王權體制外化為都城空間結構型態，並借助都城整體空間形象，來體現王權主義的精神實質。國家意志一旦外化為一種空間形式和秩序，必然會影響社會各種人的活動。」見氏著：《國家、空間與社會——古代洛陽都城空間演變研究》，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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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于魏、晉，咸兩宅焉。¹⁴

這樣的敘述方式自有其強調北魏上繼周、漢、魏、晉，為一脈相承的華夏歷史正統王朝。酈道元更特別引述《洛誥》之語，說明洛陽的在地理位置上具有居「天下之中」的優越性：

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

以為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為千里。¹⁵

因而〈穀水注〉「又東過河南縣北，東南入于洛」之下屢次強調，唯有「問鼎」

洛陽乃得為天下之「正」統，故稱洛陽為「神都」：

穀水又逕河南王城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年定鼎，為王之東都，

謂之新邑，是為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為鼎中。楚子伐陸渾之戎，問鼎于此。¹⁶

光武都洛陽，以為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¹⁷

《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者也。夫洛陽考之中土，卜惟洛食，

實為神都也。」¹⁸

14 見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復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年 6 月），頁 1313-1315。

15 見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復校：《水經注疏》，頁 1313-1314。

17 見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復校：《水經注疏》，頁 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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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洛陽在華夏歷史文化中自有其無可取代的象徵性地位，因而穀水注才會不厭其煩地一言「太和遷都」；二言「皇居創徙」；三言「皇都遷洛」；四言「魏社代昌」¹⁹。其中「魏社代昌」之說若取之對照王隱《晉書》的相關描述，便顯得十分耐人尋味。《晉書》曰：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大風折太社樹，有青氣出。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此晉室中興之表也。²⁰

王隱所言乃在於強調元帝是晉室中興的契機，但是酈道元卻將此故事改編成：

洛陽大風，帝社樹折，青氣屬天，元王東渡，魏社代昌矣。

其顯然有藉此依託元魏受命於天，代晉而有天下之意。如此一來，也頗能符合北魏上承西晉，而以東晉為僭偽的官方正統論述。

總之，酈道元藉由一長串的歷史敘事，說明北魏遷都洛陽乃是繼承發揚周、

漢、魏、晉一脈相下的華夏文化，其中無疑蘊含著跟歷史與記憶有關的「襲產」

的概念。²¹襲產是群體認同的基礎，最常與培植國家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連結在一起。酈道元簡潔扼要地描述當中，雖略過複雜的歷史發展進程，但卻巧妙地將洛陽凝練成國家認同的巨大象徵。他透過重寫過去將既往尋回，使當下與歷史能夠無縫地接軌，創造出嶄新的國族空間，使所有身處北魏洛

19 見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復校：《水經注疏》，頁 1386、1406、

1410、1421、1415。

20 引自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復校：《水經注疏》，頁 1415 洋守敬按語。

21 參見：〈記憶與襲產〉，Nuala C. Johnson，余佳玲譯，王志弘校訂，收錄於Paul Cloke, Philip Crang, Mark Goodwin 編；王志弘等譯：《人文地理概論》（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6 年 8 月），頁 22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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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城的胡漢臣民聯繫成承襲同一歷史記憶的群體，而能接受且投入、置身、共享於此一認同論述之中。²²

酈道元在〈穀水注〉「又東過河南縣北，東南入于洛」底下使用七千四百二十餘字詳細描繪洛陽的地理位置、河川水利、漕運交通、城門宮殿，街市園林、

寺觀廟塔、建築風貌、人文掌故等等，篇幅為本書之冠。穀水原本只是洛水的一條小支流，之所以能夠被酈道元無此重視，自然是因為流經洛陽的緣故。洛陽作為歷朝古都及當朝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²³有道不盡的歷史掌故，及別具聲色的人文地景，可資寫作的題材自然特別的豐富。酈道元在書寫上除了使北魏王朝與華夏歷史能夠接軌之外，其所描繪的洛陽地景更有其認同存焉。依照丹尼爾斯（Stephen Daniels）所言：「不論是單一紀念物，或是綿延的風景，地景都能夠產生明確形象；它們描繪了國家。特殊地景成為道德秩序和美學和諧的典範，是代表國族的圖像。」²⁴亦即唯有建基在歷史根源裡的認同才會踏實，地方的象徵性標記、認知符號的保存，以及現實溝通實踐中，集體記憶的表現，都是使地方及其意義能夠繼續存在的方法。²⁵

22 昂希‧列斐伏爾（Henri Lifebvre）在〈空間政治學的反思〉（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指出：「空間是政治的。空間並不是某種與意識型態和政治保持著遙遠距離的科學對象（scientific object）。相反地，它永遠是政治性的和策略性的。假如空間的內容有一種中立的、非利益性的氣氛，因而看起來是『純粹』形式的、理性抽象的縮影，則正是因為它已被占用了，並且成為地景中不留痕跡之昔日過程的焦點。空間一向是被各種歷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鑄造，但這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空間是政治的、意識型態的。它真正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識形態的產物。」（陳志梧譯）收錄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頁 34。

23 陳橋驛指出：北魏建國前期雖說已經發展出定居農業，但是礙於游牧性格，所以對商業並不看重，但是到了孝文帝遷都洛陽之後局面完全轉變，成為一個商業發達的中原大國，以洛陽城而言就有「馬市」、「金市」等所謂「洛陽三市」，市面繁榮，已經達到方貢委輸，流通萬里的程度。

參見氏住：〈北魏的商業〉，收錄於《酈學札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年 9 月），頁 120-122。

24 引自：〈記憶與襲產〉，Pyrs Gruffudd著；方淑惠譯、王志弘校訂，收錄於Paul Cloke, Philip Crang, Mark Goodwin 編；王志弘等譯：《人文地理概論》，頁 269。

25 參見曼威‧柯司特（Manual Castells）著；王志弘譯：〈流動空間中社會意義的重建〉（Conclus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aning in the Space of Flows），收錄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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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陽自東周建都以來，歷經東漢、魏、晉各朝，始終居於中原文化的核心位置，豈知五胡亂華竟使之淪為兵交馬踏的戰場，並且為時長達一百八十餘年，直到北魏太和十七年（493）十月，孝文帝為徹底執行華化政策而正式擬定遷都洛陽之大計，參考前朝舊制，重新規劃營建，於廢墟上大興土木，斷垣中復起高樓，

終於使「北魏洛陽城」以嶄新風貌再次登上歷史舞台，不僅重現暌違已久的帝京風華，甚至遠勝歷朝規模，成為當時最大的國際級都市。北朝人士能夠躬逢其盛，

親眼見證這座千年古都的歷劫重生，興奮之情不言而喻，且看酈道元《水經注》

如何描繪這座輝映千古的北魏洛陽城。

首先是洛陽城的建築地標「永寧寺」，注文曰：

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剎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東都、西域，俱為莊妙矣。²⁶

建築是城市雄心的展現，其意義絕不只是一些零散的營建知識、設計觀念、建築技術的標榜與呈現，更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徵內涵，²⁷特別是雄偉的建築物，其背後往往蘊含著權力的象徵及意識型態或主流價值之信仰，²⁸某些建築設計在一定歷史時勢的政治策略中，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²⁹大型建築物經常象徵著一個

27 漢寶德《中國的建築與文化》：「建築不應該是理性的產物，建築是文化。」又說：「在中國文化裡，建築並沒有客觀存在的價值；它的存在，完全是為了完成主人的使命。」（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4 年 9 月），頁 10、17。

28 參見阮慶岳：〈離塵不離塵〉、〈祝福你，Taipei 101！〉、〈萬丈高樓何處起？〉等三篇對於台北一〇一的論述，文章收錄於氏著：《開門見山色——文學與建築相問》（台北：麥田出版‧城邦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年 4 月），頁 132-154。

29 參見戈溫德林‧萊特、保羅‧雷比諾（Gwendolyn Wright and Paul Rabinow）著；陳志梧譯：〈權力的空間化——米歇‧傅寇作品的討論〉（Spatialization of Power ），收錄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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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或一個時代，它和政治的微妙關連幾乎在所有的政治體制中都可以發現，並且建築的這種用途對於自我中心主義者更是別具吸引力。

30今日著名的國際城市大多擁有聞名全球的建築地標（如紐約帝國大廈、巴黎艾菲爾鐵塔、巴塞隆納聖家堂、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雪梨歌劇院、台北一〇一、

上海環球金融中心等），這些巨大符號能給該民族的成員傳遞意義深遠的力量。³¹ 在南北朝政治文化激烈競爭的氣氛中，永寧寺不僅傲岸南北，甚至是當世第一高樓，³²鋒芒獨佔的意圖不證自明，無形之中也賦予北魏洛陽城更多的意義價值，

除了象徵一個文化新紀元、新視野的來臨，³³也取代南朝建康城，成為中華文化的新中心。有永寧寺加持的北魏洛陽城看在酈道元的眼中是何等的自豪，也難怪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376。

30 參見【英】迪耶‧薩迪奇（Deyan Sudjic）著；王曉剛、張秀芳譯：《權力與建築》（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年 5 月），頁 9 及譯序。

31 加斯東‧巴舍拉（Gaston Bachelard）指出：「偉大的意象，同時擁有其歷史和前歷史。它們一向是記憶與傳奇的混合體，……每一個偉大的意象，都有一種不可測的夢境深度，而個人的過往會為這個夢境深淵添加特別的色彩。……我們會發現這個意象的根深柢固地超越了歷史，而固著在我們的記憶當中。」見氏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La po’etique de l’espace）（台北：張老師文化事業公司，2003 年 8 月），頁 99。

32 根據陳橋驛的考察：「酈注所記載的永寧寺九層浮圖高度，當是從金露槃以下算起，金露槃及金露槃以上的金寶瓶和剎的高度，都未計算在內，故非塔的全部高度。《洛陽伽藍記》卷一云：『舉高九十丈，有剎，復高十丈，合去第一千尺，去京師百里，遙已見之。』故塔的全高實為百丈。

今《方輿紀要》卷四十八《河南三》永寧寺條引《水經注》云：『穀渠南流出太尉、司徒兩坊間，

水西為永寧寺，有九層浮圖，高百丈，最為壯麗。』足見酈注原有高『高百丈』的記載，為殿本等所佚。至於爵離浮圖的高度，按上述《法顯傳》所記『高四十餘丈』當亦非全塔高度。……據

《慈恩寺傳》卷二所記：『共高五十五丈。』……據《法苑珠林》卷五十一敬塔篇所記：『去地七百尺。』……按《北史》卷九十七《列傳八十五》西域小月氏國云：『其城東十里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此為記載爵離浮圖諸書中所見的最高數字。可見此塔雖然名震西域，但其高度不超過八十丈，不及洛陽永寧寺九層浮圖，故永寧寺九層浮圖在當時為佛教世界的第一高塔。」見氏著：《酈學札記》「永寧寺浮圖和爵離浮圖條」，頁 323-324。

33 漢寶德《中國的建築與文化》：「建築是文化的具體反映，所以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質不可避免的表達在建築上面。在歷史的研究中，建築是很重要的工具，藉以瞭解古人的特質與精神文化。

建築物雖然是實質的，但它所能暗示或揭示的，卻包括生活的全部。因為它不但反映了一個時代的技術與科學水準，那個時代的精神，當時的審美觀念，而且忠實的紀錄了當時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念。」，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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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盛讚永寧寺凌駕二京五都的任何寺廟建築，而以一種傲視千古的氣魄將北魏洛陽城置於百都之首。

既然要描寫北魏洛陽城，當然少不了對城門、宮苑的描寫。³⁴酈注分別描述了「洛陽十二門」之地理沿革與歷史掌故，援引數例如下。如注「大夏門」曰：

大夏門，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樓，高百尺，魏明帝造。

門內東側際城，有魏明帝所起景陽山，餘基尚存。³⁵

注「建春門」曰：

建春門……即上東門也。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者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陽門。《百官志》曰：「洛陽十二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東觀漢記》曰：「郅惲為上東門侯。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遼遠。』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³⁶

注「閶闔門」曰：

陽渠水南暨閶闔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官儀》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厄于戍，故以丹漆鏤之。」太和遷都，徙門南側。³⁷

注「宣陽門」曰：

34 參見陳橋驛：〈酈道元筆下的洛陽〉，收錄於氏著：《水經注研究四集》，頁 286-287。

(11)

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

犯門禁，以此見薄。³⁸

注「西陽門」曰：

西陽門，舊漢世之西明門也，亦曰雍門矣。舊門在南，太和中以故門邪出，

故徙是門，東對東陽門。³⁹

注「開陽門」曰：

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晉宮閣名》曰：故建陽門也。《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瑯琊開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良是，遂堅縛，因刻記年月日以名焉。⁴⁰

社會學者Nicos Poulantzash指出：國族的統一必須經由「疆域的歷史化與歷史的疆域化」才能達成。在國族建構的過程當中，歷史與地理經常聯袂並進，共同發揮著凝聚國族意識的重要作用；而特定的地理空間與地景，亦在此過程中被賦予獨特的文化意義與情感內涵。⁴¹酈道元不厭其煩地介紹洛陽城門的歷史沿革及太和遷都之後的承繼情形，顯然有意凸顯北魏在華夏歷史序列的政治正統地位，因而刻意傳達其對漢、晉歷史文化的接續，其中同時隱含著國族認同的表現。然而，

就某種意義而言，酈道元筆下所展示的宮門建築及其歷史沿革，反而是其所沒能

41 參見沈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 年代的西北旅行書寫與國族想像〉，《台大歷史學報》第三十七期（2006 年 6 月），頁 177。Nicos Poulantzash之說轉引此文。

(12)

真正擁有的東西（如北魏和漢晉歷史本不相干），其目的在於修改或掩飾其特質或系譜淵源。⁴²

另外，論及皇宮各門，則描寫千秋門、神虎門、雲龍門、通門、掖門等，酈注曰：

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門衡栿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目。又南逕通門、掖門西。……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翫之，以為勝宜官。北宮牓題，咸是鵠筆。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⁴³

此仍然注重北魏與漢、晉歷史的連結，而更值得注意的是晨光夕景，斜輝翠照，

敘事一氣呵成，寫景氣象萬千，猶如其注所云「陸離眩目」。此外，寫園苑則濯龍、芳林，九谷、八溪、華林，其中又以對華林園的描寫最為光彩奪目，充分展現酈道元寫景記勝的功力：

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為之，

以緇石為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逕瑤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

42 參見馬可‧戴安妮、凱薩琳‧英格罕（Marco Diani & Catherine Ingraham）著；王志弘譯：〈啟迪計畫—重構建築理論〉（Introduction—Edifying Projects:Restructuring Architectural Theory）收錄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理論讀本》（台北：明文書局，1999 年 3 月），

頁 493。

(13)

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險，

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阿閣，出入虹陛，望之狀鳧沒鸞舉矣。

其中引水飛睾，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于層石，繡薄叢于泉側，微飆暫拂，則芳溢于六空，實為神居矣。⁴⁴

《水經注》模山範水的功力在山水散文史上的夙負盛名，明代散文名家張岱曾推崇酈道元曰：「古人記山水手，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讀注中遒勁蒼老，以酈為骨……」⁴⁵清代文學批評家劉熙載亦云：「酈道元敘山水，

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⁴⁶除了刻畫山水之外，酈道元對於描繪城市風情的能耐亦不可小覷，從他對華林園的敘寫可見一斑。文章駢散相濟，

語言凝練，意到筆隨，至為微妙，時而輕描淡寫，溶溶蕩蕩；時而濃墨重彩，曲折縈紆，隨著遊觀者遊園的升降出入，假山曲池、飛泉高瀑、雲臺竹柏、岩峰纓巒、聲溜微飆、石色花香盡入眼簾。題材層出不窮，為文高潮跌起，錯綜變化，

藻飾卻不失其真，也不曾霑染漢賦錯彩鏤金、堆砌雕琢及僻詞奇字的習慣。反而能以散馭駢，用輕盈的筆調鋪排描寫，清晰地勾勒出北魏洛陽城裡的中古園林風情。相信酈道元描寫洛陽麗緻的文章技法對爾後楊衒之撰寫《洛陽伽藍記》應當有所啟發才是。

酈注除了記載北魏皇都遷洛之後，「經構宮極，脩理街渠」⁴⁷的各樣成果之外，對於洛陽城內的古蹟如銅駝街、皇女臺、阮嗣宗故居、茅茨堂、白馬寺等等皆有著墨，尤其大費周章地針對「大學石經」在歷朝歷代刻經立碑的經過，以及漢字古、篆、隸各體書法的演進過程有極為詳盡的敘述，其標榜北魏洛陽城為華夏歷史文化傳承樞紐地位的意味甚為濃厚，茲摘錄注文如下：

45 見氏著：《瑯嬛文集》卷五〈跋寓山注之二〉（台北：淡江書局，1956 年 5 月），頁 146。

46 見氏著：《藝概》卷一〈文概〉（台北：華正書局 1985 年 6 月），頁 18。

(14)

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

漢、魏以來，置太學于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棠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

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

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母敬又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

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

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于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

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

非始于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于堂西，

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明帝又刊

《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

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記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鏤字，猶存不破。

漢石經北，有《晉辟雝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

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雝之文，

(15)

今靈臺、太學，並無辟雝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⁴⁸

文字與文化互為表裡，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字即代表其文化精神的體現，酈道元特別強調洛陽城內的太學石經，正是隱含漢民族集體的深刻歷史反省與文化記憶。

洛陽城的重新營建與孝文帝的戮力漢化，勢必刺激北方漢民產生新的地理空間感知與歷史文化認同，⁴⁹而使之附著於這個嶄新的帝國身上，追尋自我的滿足，形成新的文化權力結構，因為人們思考、想像及製造意義的方法總是隨著環境的改變而轉換，而一致或類似的文化條件也將促使所有社會成員創造出對事情的普遍看法。⁵⁰以此觀之，太學石經已非漢民族所獨佔的文化資產，而是所有北魏洛陽城民共同享有的文化資源，是一種具體存在的文化銘刻（cultural inscriptions）⁵¹。在文化地理學（Cultural Geography）的觀念中，地景（landscape）本身自有一套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顯示社會據以組織的價值。據此，地景可以解讀為文本（text），闡述著人群的信念。地景的塑造被視為社會意識型態的表達，然後意識型態又因地景的支持而不朽，特別是建築物、紀念碑，普通如街市、城門，

其實都有凝聚人群，強化認同，增加歸屬意識的效用。⁵²因此，酈道元筆下的北

49 莫里斯‧哈布瓦赫（Halbwachs, M.）《福音書中聖地的傳奇地形學》指出：「集體記憶具有雙重性質——既是一種物質客體、物質現實，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紀念碑、空間中的一個地點，又是一種象徵符號，或某種具有精神涵義的東西、某種附著於並被強加在這種物質現實之上的為群體共享的東西。」收錄於氏著；華然，郭金華譯：《論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年 10 月），頁 335。

50 此係西方文化主義學派一貫主張的理論，參見A. Mucchielli著；張龍雄譯：《羣體心態》（台北：

遠流出版事業公司，1989 年 9 月），頁 11。

51 參見沈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 年代的西北旅行書寫與國族想像〉，《台大歷史學報》第三十七期，頁 151。

52 參見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玲、方淑惠譯：《文化地理學》（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5 年 6 月），頁 27-55。另外，文化地理學者Don Mitchell亦曾指出：「地景」是透過特定的社會關係被生產出來；它是一套意識型態，是一種對外在世界仔細篩選與再現，從而賦予其一套特殊意義的過程。「地景」所發揮的作用，正是在引導、組織觀賞這些「地景」的受眾，建構他們對居於強勢地位之社會利益的認同與支持。引自沈松橋：〈江山如此多嬌—1930 年代的西北旅行書寫與

(16)

魏洛陽城，恐怕不只是一種文化認同的呈現而已，甚至可以上升至民族、國家認同的層次進行討論，亦即北魏洛陽政權標誌著一個胡漢結合的新國家型態存在於華夏歷史上。⁵³

第二節事後追憶的楊衒之

《洛陽伽藍記》既以「洛陽」為題，自然傾注全力、鉅細靡遺地記錄北魏洛陽城的林林總總，相較於以全國為腹地的《水經注》僅以〈洛水注〉、〈穀水注〉

對洛陽城進行記錄，其內容自然更廣更全面。只是楊衒之談起北魏洛陽城時地、

人事、景物的今昔糾纏，時而沉鬱、時而高亢、時而落寞、時而傲岸，時而戀戀不捨又異常理性，時而搖頭嘆息又猛然進入歷史沉思，完全不像酈道元那樣欣然命筆，聯句相映，文章寫來意氣昂揚、躊躇滿志。

原來王朝歷史已從「北魏洛陽時期」轉到「京師遷鄴時期」，並在強臣領政之下分裂為東、西兩個政權，元魏名存實亡；同時酈道元眼中那座規模遠舉、煊赫一時的北魏洛陽城，來到楊衒之的眼前，竟成廢都！面對此情此景，楊衒之與酈道元觀看洛陽的角度自是截然不同，心理感受更是，尤其楊衒之又曾親眼見證酈道元所圖繪的帝京風華，而今滿目盡是蕭條殘毀，其內心之衝擊勢必對其敘事心理造成巨大影響，因為「站在歷史的廢墟前，現代主體不能不感受到無邊的荒涼，卻必須以回顧過去的不可逆返性，來成就一己獨立蒼茫的位置。」⁵⁴《水經注》與《洛陽伽藍記》之間的寫作時差及臨文心態的落差，讓後者的敘事構思相對複雜許多。其情正如林文月先生所言：「『洛陽伽藍記』所處理的既然是洛陽城與其四周大小伽藍，以及與諸伽藍有關聯的歷史文物故事，則在理論上而言，無

國族想像〉，《台大歷史學報》第三十七期，頁 153。

53 與此同時的齊梁詩壇突然出現了許多描寫洛陽的詩歌作品，其中最典型的例子就是一系列同題共作的《洛陽道》，此中似有值得探討的訊息存焉。

54 借用王德威語，見氏著：《後遺民寫作》（台北：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7 年 11 月），頁 35。

(17)

論地理方位之記載，或歷史文物之敘述，都應當達到冷靜而客觀的態度與筆法才對。然而，細讀其文，楊衒之在此書中，落筆往往有冷熱不同的表現。簡言之，

關於地理空間方面的記錄，他常常保持客觀冷靜的筆調；至於歷史文物的敘述，

則時時不免於主觀熱烈的筆調。」⁵⁵的確，就常理而言，書既記伽藍，自應以寺為主，而時事為輔，但是就楊衒之的敘事比重觀之，附繫於伽藍底下的歷史時事往往有過之而無不及，以「永寧寺」為例，與寺廟本身有關的敘事不到一千字，

但歷史文物故事卻多達三千七百餘字，約佔全文五分之四的比重，至於「凝玄寺」

底下所繫宋雲、惠生西行記洋洋五千言的分量更是遠遠超出僅僅與寺廟有關的七十餘字陳述，可見楊衒之敘事的主軸並非伽藍，而是另有構思。

首先，在《洛陽伽藍記》的〈序文〉中，楊衒之概述了從太和遷洛至永熙遷鄴之間洛陽城的整體變化，興廢枯榮的瞬息萬變，令讀者不得不屏氣凝神，專注於這座城市的發展過程：

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

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城郭崩毀，

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

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鍾聲罕聞。⁵⁶

楊衒之先是利用短短百餘言將北魏遷都營建之後，城內寶塔宮殿的富麗堂皇、王公重臣的奢華無度、豪門貴胄的家財萬貫等歷史情景呈現在讀者眼前，隨即高反

55 見林文月先生：〈洛陽伽藍記的冷筆與熱筆〉，收錄於氏著：《中古文學論叢》（台北：大安出版社，1989 年 6 月），頁 262。

56 見楊勇：《洛陽伽藍記校箋》，頁 1-2。

(18)

差的簡潔速寫世運變化，使城內一片灰燼丘墟，蒿艾荊棘、野獸山鳥、遊兒牧豎浪蕩於市廛大街、農夫耕老種地於皇都官闕，加上寺廟寮廓、梵音冷落，瞬間洛陽勝景在讀者眼前化為烏有。這種興廢互見、盛衰交錯，以「空間的觀念為出發點，而後再附繫以時間的因素，以及其他各種人文現象」⁵⁷的寫作手法亦是《洛陽伽藍記》全書美學的基本結構。

自孝文帝銳意遷都洛陽之後，北魏朝局就變得十分複雜，史評家趙翼甚至認為「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⁵⁸孝文帝乾綱獨斷，執意遷洛的結果確實造成北魏王朝在政治、經濟，甚至是文化上的許多後遺症，⁵⁹其中又以鮮卑內部統治集團之分裂所造成的政權旁落外姓影響最為深遠，不僅直接釀成日後宣武、孝明兩朝的政治危機，最終更導致文武解體、國家分裂。孝文帝不僅生前沒能處理好鮮卑內部的矛盾，太和二十四年四月於南征期間的突然崩逝，更是完全來不及替年僅十六歲的太子恪佈局接位，於是皇族內部的猜忌、爭權、殘殺等釁端一一被挑起。宣武帝朝，殺彭城王勰，廢北海王詳；

咸陽王禧、京兆王愉先後起兵造反，不斷內耗的結果，國力自然是一落千丈。此外，元恪和他父親一樣是短命皇帝，三十三歲就駕崩，而繼位的孝明帝元詡卻僅僅六歲，必然導致各方人馬窺伺朝局，覬覦大權。首先是延昌四年，胡太后臨朝稱制，以安定公胡國珍為中書監、儀同三司，建立后黨，包攬朝政。正光元年七月，侍中元义與劉騰共謀發動宮廷政變，幽閉太后，接管朝政。孝昌元年四月，

太后還總萬機；次年誅元义、發騰屍骨。武泰元年二月，孝明帝崩；四月，爾朱榮入洛，沉胡太后、幼主於河，並於誅殺王公卿士及朝臣兩千餘人，北魏至此人才凋零。永安二年五月，元顥擁兵入洛。永安三年，莊帝手刄爾朱榮；爾朱兆囚帝於永寧寺中，再移置晉陽縊於三級寺；爾朱世隆立長廣王曄為君。普泰元年，

57 見林文月先生：〈洛陽伽藍記的冷筆與熱筆〉，收錄於氏著：《中古文學論叢》，頁 255。

58 見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魏孝文遷洛條」（台北：廣文書局，1992 年 8 月），頁 246。

59 參見周建江：《太和十五年——北魏政治文化變革研究》第四章〈孝文帝遷都始末〉（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年 7 月），頁 94-116。

(19)

爾朱世隆逼使元曄禪位於廣陵王恭。太昌元年，廣陵王被廢殺，平陽王入篡大業。

永熙三年七月，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所使，奔於長安；十月京師遷鄴。

四十年洛城風雨糾結纏繞，但是楊衒之卻能在牽絲扳藤的歷史變局中，透過

「正文子注」的敘事架構，駕馭王朝歷史的詭譎變化，層序分明、條理井然地交錯部署地理空間與歷史時間的藝術結構，誠如楊勇所言：「先定綱領，次臚細目；

以地志為經，以史事為緯；正文簡要，注筆詳密。」⁶⁰楊衒之先是以正文按著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北的地理空間座標去描繪洛陽城的重要佛寺建築，並旁及宮殿樓閣、河橋渠堰、苑囿亭臺、侯門園第、市廛街景、市場里坊等彩塑出北魏王朝的輝煌榮景；再用附繫於正文底下的子注詳述歷史人物、事件與洛城崩毀的因果關係，以時間的推移變化緩緩地剝蝕華美堅硬的宮殿浮圖。置於全書卷首的「永寧寺」是這當中最典型的例子。

永寧寺是洛陽城內的第一高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首都地景，故自然而然被賦予和帝國興亡與共的象徵意義。因此，楊衒之特別以巨大的篇幅記錄與永寧寺相關的歷史事件。文章首先說明永寧寺建製的時間過程，以及令人嘆為觀止的建築規模、寺剎結構：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⁶¹

60 見楊勇：〈自序〉，《洛陽伽藍記校箋》，頁 12。

(20)

除此之外，接著又特引外國僧侶來華驚見永寧寺壯景而讚嘆不已一事，凸顯印證其建築之不凡，連帶映襯北魏的盛極一時：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

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⁶²

其情正如〈王文燾椿蔭宦初稿一明刊綠君亭本洛陽伽藍記跋〉所云：「其所述浮圖，高逾百尋，分為九層，朱戶瓊欄，丹楹刻桷。上又有剎，高亦十丈，合計千尺，矗觸霄漢，合眸凝想，誠宇內之壯觀。」⁶³然而，楊衒之在寫完佛寺的金碧輝煌、崇閎壯麗之後，隨即筆鋒一轉，開始特選與佛寺相關的重要歷史事件，接二連三地斧鑿永寧寺的地基。先是建義元年爾朱榮入洛，總士馬於此寺：

（爾朱）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即遣都督李神軌、

鄭季明等領眾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千餘人。……于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

64

再是永安二年元顥復入洛，在此寺聚兵：

62 見楊勇：《洛陽伽藍記校箋》，頁 13。

63 引自范祥雍：《洛陽伽藍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年 8 月），頁 379。

(21)

孝昌末，……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六月，

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為顥守，攻之弗克。……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

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

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顥與數十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為社民斬其首，傳送京師。⁶⁵

三是永安三年爾朱兆囚莊帝於此寺：

莊帝手刃（爾朱）榮於光明殿，……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榮妻北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為榮追福薦齋，即遣爾朱侯討伐、爾朱弗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京師士眾，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苗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長廣王都晉陽，遣潁川王爾朱兆舉兵向京師。……擒莊帝於式乾殿。⁶⁶

這些文字敘述雖然並未直接描述永寧寺本身，但卻讓莊嚴煥炳的佛門聖地淪為政治鬥爭之下怵目驚心的殺戮戰場；接著永熙三年一場延燒三個月的無名大火更使永寧寺付之一炬！在此敘事架構之下，讀者不禁困惑：究竟焚燬永寧寺的是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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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抑或狼煙戰火？王師文進解說《洛陽伽藍記》之時空美學即云：「一旦完成了固定具體的空間建構之後，附屬在後面的歷史事件，立刻變成文學結構上重要的角色。這些歷史事件不但成了對所有既存空間惋歎的聲音，甚至成了一步一步摧毀空間的巨斧。整本伽藍記所以不斷地迴盪著世事滄桑的感傷，就是來自這種結構上的奧秘。」⁶⁷僅僅是永寧寺的樓起樓塌而已，楊衒之居然能夠借題發揮至此，雖說筆寫萬端，卻又能條理扼要地陳明北魏孝明、孝莊兩朝至京師遷鄴的政局詭變，足見其敘事之功力。

北魏洛陽城在楊衒之一寺又一寺的描繪敘寫之中，經歷一件又一件的歷史劫難，以致於一層又一層的剝落，最後朱紫色的城門逐漸斑駁，但見丘墟灰燼而不見金剎廣殿。而如果說楊衒之是用一種沉鬱惋嘆的筆調憶寫北魏洛陽城的話，那麼酈道元即是以一種悠揚亢奮的心情直接對北魏洛陽城進行實物描繪。對照《水經注‧穀水注》所圖繪的洛陽盛況，當更能體察楊衒之當年舊地重遊，面對景物全非的怵目驚心。以〈穀水注〉亦曾提及的永寧寺為例，雖說酈道元並未大費周章地介紹寺觀廟塔，但卻也足以一窺其面對永寧寺這座巨大建築的驕傲心理，在簡單幾筆的文字敘述後，即言雖繁盛如二京、富饒如五都，然也未曾有過像永寧寺般宏大壯麗的伽藍寶塔，甚至連西域佛國的寺院建築也未能過此，可見傲岸古今的永寧寺在時人心中別具意義，擁有特別的象徵性地位。然而，酈注又特別補充說明永寧寺之地址原為曹爽故居，並引桓範對曹爽之品評曰：

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許。

地壁悉纍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難復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先此豚犢，信矣。⁶⁸

67 見師著：《淨土上的烽煙——洛陽伽藍記》（台北：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 年 12 月），頁 143。

68 朱《箋》曰：《魏志》，曹爽專政作威，飲食車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作窟室，綺疏四周，數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樂。《魏氏春秋》曰，曹爽既罷兵，曰，

我不失作富家翁。桓範哭曰，曹子丹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滅族矣！見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復校：《水經注疏》，頁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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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說似有暗貶太后「營造過度」的意涵。由於當時北魏官廷的權貴內鬥尚未釀成無法收拾的大禍，洛陽城也還有一些零星工程持續進行著，例如景明寺、胡統寺、

大統寺西寺、龍華寺、平等寺等大伽藍都是孝明帝正光以後陸續建造完成的，所以酈道元筆下的北魏洛陽城盡是一片光宅嵩洛、文物雍容的帝都氣象。即便有學者認為酈道元已對胡太后臨朝後的北魏未來感到憂心，⁶⁹但是其筆端尚未沾染任何亡國的晦氣，此與楊衒之那種淒惋的筆調形成極為強烈的對比。

楊衒之其實是帶著一種心理落差與內心掙扎去和眼前殘破的北魏洛陽城進行「敘舊」的，《洛陽伽藍記》可以說是一部「重回」歷史文化現場的「事後回憶」，因而書中所出現的一切景物都帶著「時間的影子」⁷⁰。尚‧勒狄克（Jean Leduc）

曾說：「回憶是一種貫穿時間的實際經驗，它安排了過去經驗與目前經驗的共同呈現」⁷¹，果然，《洛陽伽藍記》中楊衒之曾不止一次提及「京師遷鄴」以前親歷洛陽城的經驗。⁷²如「永寧寺」記載：

69 陳橋驛先生認為《水經注》撰寫於酈道元後期，正是胡太后臨朝，朝政腐敗至於不可挽回之時。當時的北魏已經無力統一南北，是以酈道元轉而將統一疆土的思想與願望行諸文字。參見氏著：《酈道元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年 3 月），頁 33-42。

70 見王師文進：《淨土上的烽煙——洛陽伽藍記》，頁 136。

71 見氏著；林錚譯：《史家與時間》（Les historiens et le temps）（台北：麥田出版社，2004 年 1 月），頁 94。

72 高友工指出：「經驗」架構是完全存在於個人的「意識」領域之中，是一種私有現象。雖然整個的心理狀態和活動都可能成為經驗，但是只有部分材料能出現於個人「意識」的表層。這種「經驗」同時也具有一種「自我感」（subjectivity）與「現時感」（immediacy）。不但因為「意識」必為我有，而又必屬此時；而且因為「經驗」還有其他的對照性的層次，必然加強了「意識表層」

的「自我感」與「現時感」。我們可以把「經驗」視作一種「現時經驗」，談「美感經驗」特別突出了這種「現時感」。但是並非現時意識層所呈現的材料，我們都可以稱為「經驗」。「經驗」一義往往是指一種「現時經驗」現在卻已然完全而且過去了，貯存於「意識層」的「記憶」底層成為「過去經驗」。而最完整的經驗結構是當此一「過去經驗」又重新出現於「意識」表層上，而第二次成為「現時經驗」。「經驗」的「再經驗」也可以說是「經驗」的核心義，充分地反映了「現時」與「過去」兩個層次的對立。「經驗」既為自我所獨有，「經驗」作為「自我經驗」似乎也是應當的。但是「經驗」的「意識層」上很顯然的是一個「主體」與「客體」的對立。試想如果「經驗」是「再經驗」，那麼第二次經驗必然有它的「經驗主體」，而「原始經驗」必然成為此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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衒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⁷³

又如「建春門」提及洛陽城第一名園華林園，園中有果林，果林之南有一塊石碑為魏文帝所立，題曰「苗茨之碑」，君臣不解碑義而由衒之為眾人疏解一事：

奈（果）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文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習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

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衒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

故言苗茨，何誤之有？』⁷⁴

以上記載除說明楊衒之曾遊歷親覽永寧寺、華林園等名勝之外，同時還潛藏著一個心理層面的問題，即楊衒之在武定五年因公重覽洛陽之際，放眼望去盡是「寺觀灰燼」，豎耳欲聽又是「鐘聲罕聞」，前後對照，撫今思昔，湧上心頭的，必是今非昔比的麥秀黍離之悲。回憶雖然是人類的本能，但卻不是理所當然發自人的內心深處，往往是經由外界環境的變換刺激而勾引牽動。回憶不只是人類內在的心靈迴響，更是思想與觸發回憶的外部環境的互動所造成，⁷⁵經常可能是因為一

「客體」或「材料」，這個「主體」具體地代表了一種自我態度、意志、欲望，而這意慾的實現即在這「主體」主動地去「經驗」這個客體。這種「經驗」即是在「注意」焦點下的「意識活動」。

意識的對象也即是我們意識所感受的「材料」。因此另一個經驗的核心義是在結構上表現了「自我」與「客體」的對立，這種種關係其實也都是一種「意識」中的活動，即如「自我」來感受「客體」，也可以說是「現時」的「自我」來經驗這「過去」的「經驗材料」。參見氏著：《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論集》（台北：台大出版中心，2004 年 3 月），頁 24-25。

75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自然景物同典籍書本一樣，對於回憶來說是必不可少的：

時間是不會倒流的，只有依靠它們，才有可能重溫故事、重遊舊地、重睹故人。場景和典籍是回憶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它們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間，人的歷史充仞其間，人性在其中錯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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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空間建築、一種熟悉的氣味、一個人或一件事，而使往事重現眼前。因此，即便楊衒之在奮力通過歷史的同時，早已反芻北魏盛衰的滋味，但是當他回憶起自己曾佇立永寧寺浮圖之上，俯瞰洛陽城內外景物，「視宮內如掌中，臨京師若家庭」的那種「下臨雲雨」的悸動；回憶起自己曾在華林園挺身為君上、臣僚釋惑，

說解碑文緣由，而獲得與會諸人一致讚賞的愉悅，那種對於時間流逝的感知頓時湧上心頭，尤其當良辰美景難再之時，回憶不僅無法重溫舊夢，反而還帶來吁噓傷感。⁷⁶

然而，假若楊衒之只想藉著回憶去稍事抵禦毫不留情的歷史變局的話，恐怕就難以寫出《洛陽伽藍記》這種經由「主體心靈」與「客觀世界」深刻遇合的經典作品了。余秋雨在《藝術創造工程》一書中曾說：

有的作品，自我意識過於裸露，而所裁取的客觀世界卻猥屑不足道，甚至殘破得不可憑信。它們只是藝術家自我意識的一件蔽體之衣，構不成自身力量，更談不上什麼強度。這樣的作品，往往誠摯流暢，一如藝術家的淙淙心泉；但是，當客觀世界失去了力度，心靈的力度也無從支撐，而沒有支撐的力度只是虛幻的力度。有的作品，客觀世界過於自足，而主體心靈卻難於訪求。……在這些作品裡，我們可以追索到一個清晰的客觀結構，

卻追索不到一個內在的主觀結構。它們讓人看到一個民族生活的環境，卻看不到這民族的心理律動。因此，它們的客觀性本身也是片面和不透徹的。⁷⁷

交織，構成一個複雜的混合體，人的閱歷由此而得到集中體現。」見氏著；鄭學勤譯：《追憶：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4 年 12 月），頁 32。

76「傷逝不僅是簡單的悼亡，向過去告別而已。傷逝可以成為一種生命的姿勢，甚或內容，讓有情的主體魂牽夢縈，不得安寧。用佛洛依德的話來說，面對欲望對象的失落，主體不能以哀悼

（mourning）的形式，排遣傷痛，反而變本加厲，將失去的對象內化，形成主體本身此恨綿綿的憂傷（melancholia）循環。」見王德威：《後移民寫作》，頁 36。

77 參見氏著：《藝術創造工程》（台北：允晨文化股份公司，2001 年 1 月），頁 42-43。

(26)

以此觀察楊衒之所截取的客觀世界，不僅是記憶中千年古都內金剎廣殿、伽藍寶塔、木衣綈繡，土被朱紫的光輝耀眼；同時還包括眼前所見墻被蒿艾、巷羅荊棘、

荒階庭樹、野獸山鳥的寥廓淒愴。而他承載世變的主體心靈，則是凝視北魏歷史變遷、見證洛陽文物興衰、統攝時間與空間的藝術實底。在客觀世界的呈顯中，

楊衒之的每一筆都傾注了難以估量的真情實意與反省力道，這種主客無間的遇合，創造出凌駕個人回憶之上的歷史記憶與現實反思，遂使洛陽地景充滿人文向度，形成一個人與人可以相遇於千古、靈魂可以遙契、精神可以相通的「召喚結構」⁷⁸，把歷代讀者邀請、吸附、召喚到北魏洛城空間與楊衒之的精神世界中，

以備流傳這些文化知識，完成其「傳諸後世」之目的。個人生命記憶藉由個人親身經歷產生，歷史記憶則透過書寫傳述具體保存，當《洛陽伽藍記》不再只是楊衒之個人的懷時感物時，便成為公有財產、集體記憶；添加了人文力度的都市地理空間從此不再任憑時間侵蝕，曾經不堪回首的斷垣殘壁亦成為可待追溯的歷史課題。

第三節滌蕩歷史記憶的魏收

《魏書》對於北魏洛陽城內的地景著墨甚少，除了對永寧寺有若干零星記載之外，幾乎沒有涉及其他歷史文物。不過，僅僅是這樣一點點的記載，卻已足夠揭露魏收的政治傾向，並且從中我們也能觀察其究竟如何協助高齊爭取政治正統

78 余秋雨：「優秀的藝術作品大都有一種審美空間的組建能力，有效地調度接受者去參與心理場面和精神場面，從而使藝術作品從狹義文本的薄片中騰身而出，成為一種『大藝術』。……召喚結構，說到底，是允諾集體心理結構呈現的場所。因此，一切能夠釀成精神儀式的召喚結構，必然構建成重要的作品。召喚的幅度越大，作品與群體、與民族、以至於與人類的關係越密切。」

關於「召喚結構」，請詳參氏著：《藝術創造工程》，頁 269-289。另參見陳旻志：〈《洛陽伽藍記》

與文化人格的美學教育〉，收錄於殷善培‧周德良主編：《叩問經典》（台北市：台灣學生書局，

2005 年 6 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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