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The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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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於近代歷史上遭遇了不少難題，包括外交、軍事、經濟以及 各方面對天朝上國的挑戰。其中頗為棘手的問題，莫過於基督教弛禁 後，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所引發的民教衝突，連帶影響了中國對外交涉 的困難¹。

中國古代對外關係是以夷夏觀為基礎，認為「非為族類，其心必 異²」。早在先秦時代便形成了文化優越感，將周邊的民族視為蠻夷之 邦。如何和這些外族相處，甚至接受中國的統治，一直是中國君主努 力思考的課題。在《尚書‧禹貢》中指出理想的國家模式，將中國分 成九州，由王都向外，依距離遠近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³。《周 禮》也提到「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⁴」。中原是文明中心，令 四夷歸附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此朝貢關係成為中國古代傳統的對外 關係，費正清指出中國的朝貢體系是朝貢與冊封的交換，一方面是皇

1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頁1。

2 王明蓀，〈中國北邊政策之初期形成〉，《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 政治大學，1985)，頁285。

3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卷三〈禹貢〉，頁71。

4 《周禮》(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4)，〈夏官司馬‧職方氏〉，卷二十九，頁52。

帝的藩封，另一方面是藩臣的朝貢⁵。朝貢體系成為中國古代傳統的理 想國際體系。然而這樣令中國滿意的朝貢體系，隨著西力東漸的影響，

透過戰爭一點一滴的給破壞殆盡。

在了解民教衝突之前，應先認識基督宗教在華的歷史。藉由「大 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可知，中國於唐太宗貞觀九年(635)時，阿羅本 (Alopen)景教士來到中國長安，朝廷留其翻譯經文，是基督宗教最早傳 入中國的時間。後來受到武宗滅佛的影響，景教也連帶受到波及而式 微。

基督宗教在中國顯著的發展，應是自利瑪竇(P. Matthoeus Ricci)傳 教開始。而其實早在利瑪竇之前，耶穌會已有教士進入中國，如沙勿 略(Xavier)，但一直不得其門而入，因此並未順利在華傳教。直到羅明 堅(P. Michel Ruggieri)提議，來華傳教士應通漢語後，才有利瑪竇的進 入中國。利瑪竇藉由其豐富的天文科學知識，以及精通漢語和中國儒 家學說，得以與中國上層階級交往，打開基督宗教在華傳教的契機。

傳教士懂得曆法、觀測天像，也讓他們得以受到皇帝的賞識。以 農立國的中國，人民生活作息皆遵循曆法，且王朝的更迭、年號的變 化及複雜的政治因素，都使中國歷代重視曆法的修訂，清代自然也不 例外。自湯若望(Juan Adam Shall von Bell)任欽天監監正直到南懷仁 (Ferdinandus Verbiest)，期間雖有曆獄的發生，但是康熙皇帝仍然對傳 教士非常禮遇。傳教事業正要在中國漸入佳境之時，卻於康熙三十九 年(1700)始，發生了「禮儀之爭」。原本只是教會內部各派對中國祀孔 祭祖是否帶有宗教性質，以及對「天」、「上帝」的稱呼有否不妥等看 法出現分歧，最後羅馬教廷對於傳教士允許中國教徒祭孔祭祖的行為 不滿，希望嚴禁教徒的祭拜禮儀。這項舉動與中國傳統習俗相違背，

也惹惱了康熙皇帝，因此中國開始對基督宗教採取拒斥的舉動。

直到鴉片戰後，中國被迫開放教禁，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准免查 禁基督教。咸豐八年(1858)英法聯軍之後，同意傳教士可在各省租地建 造教堂，甚至由官方保護傳教士。隨著西方以武力打開中國大門，再 度於中國合法傳教，致使傳教士態度較以往跋扈，讓中國官民難以忍

5 J.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頁7。

受，加以基督教義與中國民間禮俗、信仰相悖，民教利益磨擦漸多，

民教衝突便層出不窮。

由此觀之，中國於近代遭受一連串西力的威迫，已難以招架。而 民教之間的衝突，使得清廷在外交上更是雪上加霜。學術界在研究教 案的同時，已將民教衝突之原因探討的相當詳盡。柯保安（Paul A.

Cohen）從中國的正統與異端傳統來談中國人反教。認為中國傳統文化 存有異端、正統間的對立思想，儒家代表的是正統；而儒家以外的一 切文化、宗教，尤其是佛教與基督宗教等外來宗教，皆被視作異端而 予以打擊。晚清國人反教的原因即是基於此一傳統⁶。

呂實強則在其著作《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一書中，

補充了柯保安的觀點，認為中國官紳反教之原因在一、於雙方互不瞭 解；二、基督宗教在華傳教事業中，加入了侵略的特質；三、中國官 紳對自己尊嚴地位與利益的維護⁷。

大陸學者張力、劉鑒唐的《中國教案史》認為中國反教的原因，

不僅是中西文化差異的衝突，亦是一種反對外來侵略的方式⁸。 中外學者初期在探討晚清中國教案時，多半注意的是中國內部反 教的聲音與原因。稍後開始有學者關注到傳教士在華的貢獻，但對於 中國人是否有較持平看待基督宗教部分，卻少有人注意。

為彌補此一缺塊，本研究欲透過盛清諸帝、中國教民、辦理教案 官員以及接觸洋務的大臣，來做不同觀點的討論。擬由下列幾點作探 討：(一)西洋傳教士以介紹科學新知的方式博取了清代君主的重視，儘 管君主看中的是他們的技能而非基督宗教本身，但是已足夠讓他們在 傳教事業上漸入佳境。透過此一脈絡，將可了解清代君主並非一開始 就持反教態度，而是站在持平客觀的立場，來衡量基督宗教在華的傳 播。(二)從社會的言論來看，教案發生的原因，實因官紳及百姓對基督 宗教有種種的誤解而產生。而辦教案官員的態度，從「一日示弱，非 不稍就時局，或伏數世之憂⁹」到「從速了解，毋生枝節」，這之間的變

6 Paul A. Cohen , 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頁3-60。

7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5），頁5-7。

8 張力，劉鑒唐，《中國教案史》，(四川，社會科學院，1987)，頁18-21。

9 《月摺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浙江道監察御史李宏謨奏摺。

化，和清朝的政策轉變，或官員思想的改變有何關係，皆是本研究要 討論的重點。

第二節 研究回顧與方法

一、 研究回顧

各國學者對於基督教在華的相關研究成果豐富，研究方向大致可 以分成四類：一是著重於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概況敘述。此類研究最力，

多為基督教學者，例如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方豪《中國天主教 史人物傳》、《方豪六十自定稿》、羅光《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李志 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等。而與教會相關的出版社也積極參與 研究，如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香港公教真理學會。由於多 為教會人士的參與，立場難免偏向基督教，但已注意到基督宗教在華的 貢獻，於早期學界提供了另一角度來看基督宗教在華的活動。

二是針對教案作一分析，教案與中國、外國之間的關係如何，什 麼原因引起教案的發生，政府處理的方式及手段又是如何。其中教案 總論，著重整體研究。而個案研究則較多，但多集中在大型教案，例 如天津教案、揚州教案、貴陽教案、周漢反洋教案、重慶教案等。此 類論著，早期的研究多偏重在政治上的衝突，將基督宗教視為列強的侵 略手段之一。而1980年代之後，大量史料的整理及翻譯，教案的研究 便從社會、文化衝突及群眾心理多方面來探討。台灣學者呂實強的《中 國官紳反教的原因》，是後輩學者研究教案必參考的經典之作。

三是從傳教士在華活動與貢獻來看，除了在華傳教所引起的民教 衝突之外，對中國在各項近代化，如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仍有很 大 的 貢 獻 。 陳 方 中 《 法 國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在 華 傳 教 活 動 與 影 響 (1860~1870)》，已提出與呂實強不同角度的觀點來看教案，亦是一項創 新。四是針對曆獄及禮儀之爭的介紹。

由目前學者所研究的成果來看，基督宗教在華傳播史，以及教案 分析這兩方面的研究都為數眾多，近幾年雖然重心已轉往基督宗教對 中國的貢獻，但仍有補強之處。以上大概說明學界對基督宗教在華的 研究趨勢，以下便針對這些既有的成果，分類敘述之。

(一)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研究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¹⁰，是中國學術上的第一部基督教通史，

成書於 1940 年。雖然運用的外文資料不多，但提出了兩個觀點讓後輩 學者做為參考。第一作者從信仰、道德等方面，解釋基督教與中國文 化的衝突，只是表面上習慣的不同，而非是根本上的差異。關於此點，

呂實強(1985)也有同樣的看法，認為基督教義和儒家觀念並無差異¹¹。 第二較特別之處，在於作者把太平天國列入了中國基督教史的一部分 加以探討¹²。此外，作者也探討了基督教在華傳播過程中，因宗教、政 治、文化、習俗等各方面所引起衝突。最後作者肯定基督教在介紹西 方科學、改良社會風俗、推行慈善事業、提倡新式教育等方面的貢獻，

是有助於中國社會的革新。

閻宗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¹³，介紹了 1685 年以前，法國 人對中國的認識，當時仍把中國視為一個神奇的國度。此外，與一般 研究不同的，作者指出當中國在接觸西方科技之時，中國不少士人、

僧侶對基督宗教的評價其實是相當正面的，認為來自西方的文人是些 教養很高的人。

謝和耐《中國和基督教》¹⁴，旨不在敍述基督宗教傳播的過程，而 把重點放在中國人對於基督宗教的反應上，指出中西方對人、對世界 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認為在中國人的世界觀中，世界是一個有機的 整體，並不需要一個創始者的上帝。作者主要是對中國文化和基督宗 教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比較研究，透過中國人和傳教士的自述，對比宗 教以及社會形態、道德規範、政治、哲學、語言等方面的差異，表現 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觸時所發生的強烈碰撞。

在上述幾位學者的著作中，皆將基督宗教義理和儒家思想加以比 較，試圖從最根本中，找出晚清國人仇教排外的思想根源。而稍晚的

10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5），頁195。

12 呂實強在其〈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1860-1898)〉一文中，認為 太平天國起事與教會傳教無任何關係。

13 閻宗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

14 謝和耐著，耿昇譯，《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學者，則將基督宗教在華傳播的焦點集中在其過程，及傳教士在華的 各項活動。如 1985 年李志剛的《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¹⁵出版。作 者對於資料的運用較以往學者廣泛，除了中文資料外，更參閱了大量 的外文研究成果。此書主要是研究 1807 至 1842 年間基督宗教傳教士 的在華活動，這一段也是其他學者較少關注的時間。內容除了介紹馬 禮遜等傳教士在華活動外，傳教士對中國的出版、教育、醫藥貢獻也 介紹的相當詳實。

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¹⁶，時間橫跨範圍較大，從唐元 的基督宗教一直描述至 1949 年。作者參閱了許多西方及臺、港的研究 成果，在內容上較其他大陸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對基督宗教的成員作 了分析。作者從中國的社會內部變化來看基督宗教在華的傳教活動，

認為中國上層官紳階級因外力的進入，所以對基督宗教採取猛烈的排 拒，但這些並沒有改變當時基督教徒的社會成員，依然是沿海和內地 下層社會的宗教信仰。對於基督宗教在華的出版、教育、醫藥貢獻，

作者也沒有忽略。

上為幾本概述基督宗教在華傳教的代表作。但中國於禁教時期，

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究竟如何，此一部分則少有專著討論。台灣光啟 社出版的張澤《清代禁教時期的天主教》¹⁷，便從康熙、雍正、乾隆、

嘉慶、道光五位皇帝對禁教的態度，以及教友傳教的角度來探討。可 惜多出現揚教的情緒，引用資料也常忽略了出處的註明。且對雍正皇 帝的看法稍顯偏頗，認為雍正皇帝對天主教毫無好感，下令嚴以禁教，

原因在於雍正皇帝即位的問題。把雍正皇帝禁教的原因鎖定在政治鬥 爭的焦點上，有失客觀。實際上，雍正皇帝對天主教雖嚴禁，但對傳 教士仍是相當寬容，禁教也絕非僅是爭儲這一原因而已。雍正二年 (1724)十月二十九日，兩廣總督孔毓珣上奏，認為若欲禁止天主教，最 好的辦法就是驅逐各省的外籍傳教士。雍正皇帝在批示時提到：

朕不甚惡西洋之教，但與中國無甚益處，不過從眾議耳。你酌

15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商務出版社，1985)。

16 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7 張澤，《清代禁教時期的天主教》(臺北，光啟出版社，1992)。

量如果無害，外國人一切從寬好¹⁸。

可知天主教被查禁的原因，是在禮儀之爭發生後，且為了配合政府的 宗教政策，將儒釋道以外的教派視為「邪教」，加以查禁。而不是因為 天主教或傳教士本身有任何為非的舉動才遭查禁的。

另外，林美玫《禱恩述源：臺灣學者基督宗教研究專書論文引得》

19一書，將臺灣學者自 1950-2005 年對基督宗教研究專論做一詳盡整 理。書中介紹了有關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在華的發展、教會歷史、人物 傳記、史料考證以及神學等相關論著，是本極為完備，研究基督宗教 在華活動必參考的一本工具書，提供研究者查詢上的方便。

(二)清代教案分析研究

民教衝突是因為民眾意識並覺察，不滿於教士所帶來的新文化、

社會秩序，予以抗阻而產生的社會運動。教案是以傳統文化為認同目 標的社會文化重整之本土運動²⁰，故當接觸越多、瞭解越深，衝突便越 少，教案也隨之減少。學界討論的晚清教案，時間大致以總理衙門成 立即咸豐十年(1860)，教案有較完整的資料為上限，而以庚子拳變達其 巔峰為下限。

最早針對教案作分析的是王文杰《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²¹，於民 國三十六年出版，由於戰亂之因，作者資料蒐集不易，但仍完成此著 作。此書針對當時較重大的教案，如西林教案、南昌教案、天津教案、

臺灣教案、福建教案等，分析其起因、經過及交涉概況。唯作者把教 案完全歸咎於西力的入侵，教士傳播福音是靠帝國主義的協助；列強 奪取利權，也是靠著「教案」的幫助。也許是寫作時代背景的影響，

作者與 1920 年代的學者，如陳獨秀等人，對基督宗教有負面的看法，

忽略了中西文化衝突的原因，也忽視了基督宗教的貢獻。

同樣的，李時岳《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²²，作者探討教案的起因，

18《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第三輯，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摺，頁393。

19 林美玫，《禱恩述源：臺灣學者基督宗教研究專書論文引得》(臺北，宗博出版社，2006)。

20 陳銀崑，《清季民教衝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頁2。

21 王文杰，《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福州，福建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1947)。

22 李時岳，《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強調是因傳教士挑撥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關係，整本書也帶有濃厚的 民族意識。對教案衝突的分析，著重於政治，但忽略了當時的社會、

文化等條件考量。大陸學者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²³，亦認為傳 教士和列強侵華政策相結合。觀點於近日看來皆有失偏頗，忽視了傳 教士的社會文化與教育活動及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

由上述可發現一特色，即早期學者在探討教案發生的原因，多半 認為是西力入侵的影響。而美國學者柯保安以及呂實強，則另從社會 文化來分析，彌補了之前學者研究的不足。

1963 年，Paul A. Cohen 在其《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The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中國）的中文史料。這些史料多是當時人的文章，例如張之洞、郭嵩 燾等人的全集；以及流傳的反基督宗教言論，如《辟邪紀實》等。除 原始資料外，也參考了許多學者的研究，並利用各地所編撰的教案史 料。

全書的結構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份是探討中國傳統反基督教的 思想。此部分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做敘述，由此可知作者相當重視中 國傳統反教的思想，因此作者認為中國由於太強調正統與非正統之間 的差異，才會對外來的文化如此的抗拒與排斥。此外，作者在企圖探 究 「現代」外國傳教侵入「傳統的」中國社會問題時，發現一個很嚴 重的問題。即 1860 年代中國政府是軟弱的，加上中國內部的叛亂，政 府想要生存，必須迎合官紳和民眾的偏見。但是，同樣的理由，它也 必須迎合外國人的要求。作者不斷的告訴我們兩種觀念，即當時中國 的官僚體制其實是很腐敗的，面對外來勢力的強大入侵，政府似乎拿 不出有力的具體辦法。另一觀念，作者則是從外部來討論，即「傳教

23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士」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不過呂實強在《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中曾對儒家思 想與基督教教義做過比較，提出了另外一種不同的看法，即認為不論 是中國傳統的夷夏之辨或是博愛平等之觀念，兩者基本上並非完全是 衝突的²⁴。中國反教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基督宗教在華傳教事業所具有 的侵略性質引起了中國官紳的惡感；加上中國社會迷信觀念與習俗，

以及中國官紳所享有的社會利益、地位與尊嚴，因基督宗教的傳入而 大受影響，從而引發了官紳的反彈。上述因素往往互相關連，彼此混 雜，使得民教衝突不斷發生。作者最後於結論指出“基督教在華傳教 一事，如不用政治武力強迫推行，雖未必能全免於衝突，但未始不可 以和平方式為主，由逐漸的相互瞭解，而達於彼此交流與融合。其所 以引起許多重大不幸的慘案，所關乎基督宗教教義與儒家思想根本 者，並非甚多，而出於人類貪婪自私的因素，實為主要。

接著，呂實強繼續發表多篇文章，探討反教問題。其中〈晚清中 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義理的闢斥(1860-1898)〉²⁵一文，則是對《中國官 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一書的補充。作者認為當時知識分子所持 的理論，主要是依據儒家傳統的人文主義與循禮精神，故對基督宗教 的神蹟或教義中矛盾之處，多半能指正出來。但對教會的儀節，常因 不了解事實真相而酷烈攻擊，則又與儒家的寬恕精神背道而馳。作者 更指出晚清國人的反教，到最後會演變成義和團與各種迷信的結合，

士大夫應該負起相當的責任。另一篇〈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 華傳教目的的疑懼(1860-1898)〉²⁶，旨在駁斥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疑 懼。文中指出當時的知識分子，多半懷疑基督教在華傳教是別有用 心。但作者則認為絕大多數的教士，然仍專心致力於福音的推廣，不 論是在社會福利或是鼓吹政治改良，多方面都有具體的貢獻，不應忽 略或抹煞。並且駁斥太平天國的起事，與教會傳教，更是談不上任何 關係。作者於本文最後，更再一次的強調，知識分子把太平軍、教會

24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5），頁195。

25 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義理的闢斥(1860-1898)〉，《師大歷史學報》，1974 年第2期。

26 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1860-1898)〉，《師大歷史學 報》，1975年第3期。

以及列強侵華畫上關聯，實在與儒家追求事理的精神不甚相符。

陳銀崑《清季民教衝突的量化分析 1860~1899》²⁷，則提供新的角 度來看清末教案，即利用統計數據說明教案發生的各項因素。分析的 重點著重於社會方面，反教運動不僅受到當時清廷政策以及傳教方法 的影響，也與當時教士的素質、列強護教政策、中國官紳態度、風俗 習慣、人民性格有很大的影響。

蔡蔚群《教案：清季台灣的傳教與外交》²⁸，專門探討發生於臺灣 地區的教案。作者在引用資料上相當下工夫。除了《教務教案檔》是 中國方面的外交檔案，只能代表單方面的說法，所以也同時使用了英 文檔案。作者從外交的角度來看傳教史，將《英國外交部檔案》對照

《教務教案檔》，重新建構清季臺灣傳教與外交的互動關係。特別之處，

作者將臺灣教案與大陸地區教案拿來做一比較，用來分析臺灣傳教與 外交上的特色。

周萍萍〈明清間平民信奉天主教原因之探析〉²⁹一文，不同於一 般反教觀點的論述，認為中國人信教是因天主教有其正面的優點，例 如神父的和藹可親，讓人民有受重視的感覺。在其他反教的文章中，

人民對於基督宗教的儀式，有極大的恐懼。可是作者卻指出，當時的 中國人卻認為傳教士的聖水及十字架，都具有了不起的魔力。

上述研究旨在述及教案發生之因、政府處理過程及影響。但無論 是官員或是百姓當時對教案的觀感及言論，較少有人注意。目前對此 方面有做討論的，有李恩涵〈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³⁰，認為中 國官民反教思想是因基督教內盛行多項邪行，以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 響所致，但更與當時反外態度有極密切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作者 指出此一期間從未發生過純粹發自民間帶有群眾運動性質的反教行 動。李氏接著發表〈同治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³¹，指出此一時期由

27 陳銀崑，《清季民教衝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

28 蔡蔚群，《教案：清季台灣的傳教與外交》(臺北，博揚文化，2000)。

29 周萍萍，〈明清間平民信奉天主教原因之探析〉，《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4年1月，

第20卷第1期。

30 李恩涵，〈咸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清華學報》，1967年新卷6期1、2合刊。

31 李恩涵，〈同治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收入於《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4冊(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5)。

於清朝政策的改變，主持教務政策的恭親王奕訢、文祥等人，對事實 和法理已能兼顧，但士大夫則是非常的仇外反教。

在教案原因分析方面，蘇萍的《謠言與近代教案》³²一書，特別 針對因「謠言」而引發的教案作深入探討。指明採生折割與誘奸婦女 是最主要的兩項原因。另外也分析在謠言中不同的角色定位，如謠言 製造者主為士紳階層、官員是背後支持者、群眾則是謠言的追隨者。

此書與其他研究較不同處，在於其一將群眾心理危機與「男權失落」、

「亡國亡種的憂慮」連結在一起。其二，作者取得了光緒十七年(1891) 周漢反教的三十二幅珍貴圖片。但比較可惜，作者並未對每張圖片進 行分析解釋，而這部分將會是本論文補強之處。

與西方較有接觸的晚清官員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如何?這一方面的 研究還是相當少。趙春晨的〈晚清洋務派與教案〉³³，稍彌補了此一 空缺。此文在探討洋務派人士對天主教的觀感。作者指出，一開始曾 國藩、奕訢、李鴻章等人對天主教的評價亦不高，即使是與西方接觸 較深，曾出使西方的郭嵩燾、鄭觀應與王韜，也對天主教有輕蔑之語。

作者認為洋務派之所以反對民眾盲目排外攻教的原因，在於洋務派較 一般民眾對天主教有客觀的認識，故能摒棄國人仇教的訛言與偏見。

加上攻教者聚眾生事，將不利統治秩序的穩定。儘管洋務派對天主教 較無激烈的訛言，但作者強調洋務派非常反對列強將教會作為侵略中 國的工具。

綜合觀之，學者們對教案的分析，大致從基督宗教義理與儒家思 想的衝突、傳教士與士紳的社會功能重疊，以及列強侵略導致國人排 外等因素探討。無論著重哪一角度，晚清基督宗教在華的傳播，對清 廷的外交政策或中國邁向近代化的過程，皆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三)傳教士在華活動之研究

還有王立新 1997 年出版的《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近 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社會文化和教育活動研究》³⁴一書，著重從現代

32 蘇萍，《謠言與近代教案》(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33 趙春晨，〈晚清洋務派與教案〉，《廣州師院學報》，1998年第12期。

34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化的角度來探討傳教士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作者在廣泛查閱傳教士 撰寫的中英文著述、傳教士會議記錄、傳教士在華主辦的報刊及學術 界有關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對美國傳教士近代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及其 影響進行了多側面的研究。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³⁵針對與中國天主教史有重要關係的 人物，為其立一篇小傳，從人物的活動中可窺見當時教會的活動情形。

沙百里《中國基督徒史》³⁶，則不同於其他學者只關注西方傳教士，而 注意到中國籍傳教士在華的活動。如書中提到了第一位中國籍的主教 羅文藻；中國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啟、李之藻與楊廷筠；與他書 特別之處，在於還介紹了中國第一位女教徒，即徐光啟的孫女；以及 太監與貴夫人等。

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³⁷，記述了四十位對中國教會有貢 獻者。從梁發到民國時代的傑出神學家，將其對中國社會各方面貢獻 處，如禁煙、醫療救濟、農業與社會改革等，皆賦予肯定的價值。雖 書名為小傳，卻可從中獲得許多珍貴的史料。

此外，尚有英國的湯森《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³⁸、顧長聲

《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³⁹等，將當時來華的重要傳教士，在中國的活 動及貢獻作一介紹。這些書籍都是相當好的工具書，讓讀者在查閱上 面相當的方便。

(四)曆獄及禮儀之爭

此一方面以臺灣的黃一農研究最力，如〈康熙朝漢人士大夫對「曆 獄」的態度及其衍生的傳說〉⁴⁰，作者發現其實曆獄與當時首崇滿州、

打壓貳臣的政治氣氛有相當大的關係，而且對於楊光先與鰲拜同羽、

又牽連無辜官員，多數士大夫皆不表認同。此外，因為曆獄牽涉到了

35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70)。

36 沙百里，《中國基督徒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8)。

37 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臺北，中國福音神學院，1983)。

38 湯森著，吳相譯，《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河南，大象出版社，2004)。

39 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書店，2005)。

40 黃一農，〈康熙朝漢人士大夫對「曆獄」的態度及其衍生的傳說〉〉，《漢學研究》，1993 年第11卷第2期。

「夷夏之防」，所以會有真偽難辨的說法，所以作者對考察文獻方面，

下了很大的工夫考證其正確性。另一篇〈擇日之爭與康熙曆獄〉⁴¹，由 於學者在探討曆獄時，焦點多在楊光先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身上，

但作者認為選擇榮親王葬期一事，也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此 作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康熙朝的曆獄，也整理了中國古代社會的術數 之學。

有關禮儀之爭的問題，黃一農〈被忽略的聲音--介紹中國天主教徒 對「禮儀問題」態度的文獻〉⁴²一文，作者認為先前的研究焦點多集中 於不同傳教會之間的衝突，而較少著墨在中國教徒的反應，因此參考 了藏於羅馬梵蒂岡圖書館和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文獻，如嚴謨的《帝 天考》、夏大常的《禮記祭禮泡製》、鮑英齊等的《上教皇書》、王伯多 祿等的《同人公簡》等，做了一初步的介紹與分析。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⁴³，作者指出中國 的禮儀之爭應採廣義的角度來看，認為禮儀之爭不僅是康熙年間皇帝 與教皇的爭論，論戰其實早就起源於明末天主教耶穌會士始入中國之 際，一直遷延到本世紀的 1939 年。作者也不認同一些學者將中國禮 儀之爭視為「教案」。因為晚清的教案多半帶有政治、軍事、外交、

法律、經濟的衝突，這些衝突不僅是宗教性，更重要的尚有社會性在 其中。然中國禮儀之爭剛開始，雙方都只是為了維護宗教信念上和文 化上的純潔性，主要目的是純粹觀念性的，作者特別強調兩者之間的 區別。

因黃一農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 對學界有關研究天主教傳華史的論著有相當詳盡的介紹與整理⁴⁴，故本 文只針對清代基督教在華活動，尤以晚清為主，作一介紹。

綜觀基督宗教在華傳教史，早期的研究焦點明顯偏重於奉教人物 之上，因此對相關傳記的整理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不過也因為早期

41 黃一農，〈擇日之爭與康熙曆獄〉，《清華學報》，1991年新21卷第2期。

42 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1996年第七卷第一 期。

43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4 此篇論文在頁151-160，即表一至表五，分別就台灣、大陸、歐美及日本自1945-1994年間 的相關論著作表整理。

研究者多半為教中人士，多少會受宗教熱忱的影響，所以可能侷限了 發展及判斷的客觀性⁴⁵。

學界對晚清基督宗教在華傳播，焦點多關注於教案發生的研究。

有關近代教案之上限，多認同以道光二十八年(1848)青浦教案為起點；

至於下限時間，學界則有不同的看法：一認為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 義和團止，另一則認為至 1898 年山東梨園屯教案止⁴⁶。不論起迄時間 如何，學者在分析教案之因時，已能留意到東西方因社會文化差異而 引發的衝突，不再單純的只從政治或外交層面來分析教案的發生。

大體而言，晚清基督宗教在華的活動，引起了許多大小規模不等 的教案，確實對當時外交處境已很困難的清廷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也因此學界存在著一個小爭議，即基督宗教是列強侵略的手段之一。

而贊同的，多半為早期的學者，如王文杰、顧長聲、李時岳等人。另 一派為基督宗教辯駁者，又多為教中人士，時有揚教情緒出現，故兩 方說詞皆稍失客觀。隨著檔案資料的逐步對外開放，學者能各從中外 角度來剖析雙方文化的碰撞，此方面的研究才彌補了早期的缺失。

二、 研究方法

首先在謠言部分，以周漢反教一案為例，此部分呂實強老師已有 深入研究，而本論文希望藉著周漢反教來表達謠言傳播的方法與影響 力之大，所以利用了周漢反教圖片作說明。圖片方面，蘇萍一書中將 二十九幅圖附上，但未做詳細介紹；呂實強老師與莊老師則有針對幾 幅圖做介紹。本論文另選了其中十六張圖，除解釋圖中意思外，並將 周漢反教思想作分類。突顯謠言傳播的方法，圖片與詩歌的影響力比 文字揭帖來的巨大。

第二，在使用資料上，除了大家必參考的教務教案檔與清末教案 外，故宮藏有大量的內務府活計檔與籌辦夷務始末(光緒朝)，不親自到 故宮無法查閱，較少人引用，藉此補強資料上的完整。

第三，本論文研究時間涵蓋範圍甚廣，包含整個清代，但主要仍

45 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第七卷第一期，1996 年3月，頁161。

46 蘇萍，《謠言與近代教案》（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頁6。

以討論天主教與嘉慶十二年(1807)年後至中國的新教為主。而基督宗教 在華的活動，禁教此一期間在黃巧蘭的碩士論文《清廷查禁天主教期 間(1717～1840)傳教活動之探究》已有深入探討，本論文便不另加討 論。而義和團事件，也因學界研究者眾，探討幾近詳盡，故本論文以 探討至義和團事件前為限。

研究基督宗教在華傳播的歷史，不只是單純宗教課題。如本文所 介紹，各學者已多方考量，無論從中外政治、外交關係，或是東西兩 方社會文化、思想衝突來分析，皆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然宗教是一 種信仰，除上述幾點外，也涉及了心理層次，是一個不易處理的課題，

也因此學界少有從此方向來探討。此外，原始文獻對研究基督宗教在 華史，是一很重要的資料。除了中國官方檔案與時人著作外，傳教士 及羅馬教廷的文書，更是有助於吾人客觀研究之關鍵。這些文獻分散 各地，如臺灣輔大神學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所收藏的徐家匯藏書樓 之文獻以及北堂圖書館之書籍等⁴⁷，可惜很多皆尚未對外開放。日後檔 案若能再次大量開放，且吾人能對其他學科更深入了解（如宗教學、

心理學等），並多培養外語能力，不只是法文，尚有荷蘭文、拉丁文等，

那麼基督宗教在華的研究，將會有更新的方向可開拓！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史料運用

本論文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主要仍是以檔案為主，如《教務教案 檔》、《清末教案》、《軍機處檔》、《籌辦夷務始末》、《耶穌會士書簡集》

等中外官方資料。而在檔案的選擇與解釋上，仍有幾點需事先釐清。

檔案的特色，在於它是記錄當時當地的歷史，屬於第一手資料，

更顯其比一般經過整理的資料來得有價值。但無論何種歷史記錄，畢 竟都是由人操筆，因此他反映了持筆人所代表的機關或個人立場，雖 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與客觀性，仍須多方與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相 互比對，才顯完整。

47 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第七卷第一期，1996 年3月，頁165。

《教務教案檔》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纂，此套檔案將清 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中的有關教案與教務部分，編纂成冊。自咸 豐十年（1860）至宣統三年（1911），分成七大冊，每冊三本，共二十 一大本。內容分成一般教務，以及京師、直隸、山東、山西、河南、

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福建、廣東、廣西、

雲南、貴州、陜西、台灣等地有關的各國教務與教案。

文件性質包含奏摺、上諭、照會、咨文、信函、申陳、稟帖、供 詞、匿名揭帖及文告等不同形式。是極為珍貴之史料，更是研究晚清 教案者必備的參考資料。

而近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也出版了一套《清末教案》，書中收入 教案相關的文書檔案以及翻譯的英、美、法有關外文檔案。全書共分 為六冊，第一冊是中文檔案，收錄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同治十年 (1871)有關教案的中文檔案史料。第二冊同是中文檔案，收錄同治十一 年（1872）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第三冊中文檔案則收錄光緒二十七 年（1901）至宣統三年(1911）。第四冊選譯法國外交檔與《傳信年鑒》。

第五冊選譯美國對外關係檔、英國議會檔。第六冊從英國議會文件中 選擇與清末教案有關的部分，自同治七年揚州教案始至光緒十八年的 排外暴動止。可用以補充《教務教案檔》所缺文件之處。

此外並佐以《軍機處檔》、《籌辦夷務始末》為補充資料。而故宮 所藏的大量《內務府活計檔》，記錄了皇帝交辦內務府造辦處人員的旨 意，以及各處奉旨製辦活計等。大陸一史館亦出了一套《清中前期西 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共四冊，前三冊收錄清中前期西洋天主 教在華各地傳教情況，包含皇帝諭旨與中西往來文書；第四冊同為收 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內容主為雍正、乾隆兩朝傳教士在廷供 職的情況，皆為研究盛清諸帝與傳教士關係的絕佳史料。

上述資料是屬中國官方立場，而有關西方態度，大陸近年也翻譯 出版了許多檔案，如《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此書共六冊，收錄了耶 穌會士自中國發出的書簡，可用與中國檔案相互對照，使事件呈現更 客觀的原貌。

除官方檔案外，清代人士的日記與文集，如故宮所編纂《先正曾 國藩文獻彙編》、郭嵩燾的《使西紀程》等，來看清代官員對晚清弛教

後的基督宗教觀感。傳教士所辦的《教會新報》、《萬國公報》等報紙，

以及西人的相關著作，皆是本論文參考的重要資料。

希望透過對各方資料的蒐集，採用歷史文獻分析，來探討教案發 生時，人民對教案的理解與態度，以及教會人士又是如何反駁辯解，

而清政府與辦理教案官員的考量為何。藉此了解，當時的中國不是只 有單方面反教言論而已，仍有許多對基督宗教有客觀認識的言論出現。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向

本文架構，共分六章，除有緒論與結論外，第二章〈盛清諸帝與傳 教士的關係〉分四節，分別描述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與傳教 士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出盛清三位皇帝對傳教士相當敬重，因為他們擁 有西方科學與技藝，對天主教也無排拒。儘管康熙時期發生了禮儀之 爭，羅馬教廷的強硬態度，讓康熙皇帝於晚年時轉變了對天主教的態 度，但傳教士依然可以在朝廷供職。皇帝對傳教士依然倚重，不時給予 長年旅外的傳教士適時溫暖，猶如父子家人一般。最後一節則探討清廷 禁教到弛禁的過程。

第三章〈謠言、教案與中外政府的反應〉共兩節，主要探討謠言如 何在民間傳播？透過何種方式？謠言如何促使民眾發動打教行為？而 初期地方官員任由謠言流傳，使得政府在對外交涉上倍感艱辛。西方各 國在面對謠言滿佈情形下，除了要求清政府加強查禁外，是否還有其他 措施應對。

第四章〈清代反教人士對基督宗教的看法〉分三節，本章討論晚 清在弛教之後，民間與清代官員對基督宗教的觀感。在中國民間，由於 教方與教士和弛禁前低調態度大不相同，以致民教衝突時起，也使得民 間百姓對基督宗教相當仇恨，釀起一股反教排外風潮。而反教官員也基 於維護儒家道統與國家安危，堅決反教。

第五章〈清代非攻教官民對教案的態度〉共三節，分別從中央政府，

即皇帝與總理衙門、辦理教案的地方大臣、以及接觸洋務的清朝官員三 方面來論述面對教案時的不同態度。在地方上，還是有人替基督宗教平 反，可惜這樣的聲音實在過少，也僅能在教民與教士的身上才找的到。

但此微弱的聲音已經彌足珍貴，也較能完整呈現社會上不同的看法。

因清代對天主教、基督教、耶穌教各有不同稱呼，早期進行中文 翻譯時，也因對「基督教」各派不甚了解，故大致上將舊教翻成「天 主教」﹔馬丁路德於1517 年進行宗教改革後的各教派，則翻成基督新 教﹔並以「基督教」一詞作為通稱。但近年學術界已達共識，改用「基 督宗教」一詞來泛指廣義的基督教⁴⁸，包含東正教、天主教，以及基督 新教各教派。

本論文為行文方便，在講述史料時，按照史料當時的稱呼為主；

其餘則以「基督宗教」作為通稱。另為保持寫作的客觀性，除了中國 方面的資料須參考外，實應參考傳教士當時所留下的一手資料，而這 些資料若屬法文方面，礙於作者語文能力的不足，無法直接參考，只 能靠近年大陸翻譯的多項法文資料，但仍嫌不足。而研究所需用到的 相關學科知識，例如社會學、宗教學、外交等理論，亦不夠寬廣。故 本論文不足之處與不成熟之見解，尚祈各位先進不吝指正。

48 林美玫，《禱恩述源：臺灣學者基督宗教研究專書論文引得》(臺北，宗博出版社，2006)，

頁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