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著 评 点
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孟子则被后世儒者推为“ 亚圣” ，所以《孟子》一 书就成为儒家仅次于《论语》的著作。关于《孟子》的崇高地位，赵歧在《孟 子题辞》中说：“ 《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
之书则而象之。” 在赵歧看来，《论语》是解释儒家经典学术的枢纽，而《孟 子》 与《论语》类似。对于《孟子》的重要性，赵歧还说：“ 包罗天地，
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 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 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 … 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 才也。”尽管赵歧认为《孟子》非常重要，但仍然将它视为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
也就是说，《孟子》一书是“ 传” ，不是“ 经” 。但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 展，《孟子》一书的地位日益提高，最终正式上升为“ 经” 。五代时，后蜀 主孟昶命毋昭裔将《孟子》和《周易》、《尚书》、《诗经》、《仪礼》、
《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一起楷书刻石。到宋 太宗时，又加以翻刻。程颐、朱熹等大理学家对《孟子》非常重视，朱熹将
《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摘出，与《论语》、《孟子》合在一 起，称之为“ 四书” ，并为之做了集注。明朝初年，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
使之与《五经大全》相并立，《孟子》从此确立了其儒家经典的地位。
历代整理注疏《孟子》的著作也有很多，如后汉赵岐的《孟子章句》、
北宋孙奭的《孟子音义》、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 义》等等。
孟子的民本、“ 仁政” 思想是对我国上古社会的民本传统和孔子的仁爱 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尚书・五子之歌》中说：“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泰誓》讲：“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 年中说：“ 民者，君之本也” 。由此可见，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 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的传统。“ 仁” 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广泛存在，它是 我国上古社会的朴素人文主义传统，孔子将它整理为一种学说。而孟子则进 一步将其推广到人性论和政治学的领域中，创造了人性本善和“ 仁政” 的理 论。
孟子的民本、“ 仁政” 思想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而且对后世产生了 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例如：荀子继承孔孟的思想精神，提出了“ 爱民” 、“ 利 民” 的主张。他还说：“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 子・王制》）。西汉初年，贾谊总结了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训，提出了“ 闻 之于政也” ，“ 民无不为本” 、“ 民无不为命” 、“ 民无不为功” 、“ 民无 不为力” 的观点（《贾谊集・大政上》）。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 羲、唐甄等人，又进一步将民本思想发展成批判封建专制的武器。黄宗羲认 为，国家应该“ 为万民非为一姓” （《明夷待访录・原臣》）。在封建君臣 观念极为浓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敢于大骂帝王，可谓惊世骇俗了。
他认为帝王“ 敲剥天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 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 各得自私也” （同上《原君》）。黄宗羲还批判封建制度无公法，“ 所谓法 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同上《原法》）。与孟子一样，黄宗羲 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减少赋税，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无独有偶，
唐甄也大骂帝王，他说：“ 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潜书・室语》）。
唐甄不但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他还提出了“ 富民” 的主张：“ 为治者不 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 （同上《考功》）。
也就是说，若不使百姓富足，要想天下太平，如同想到北方的燕地而骑马向 南。唐甄喜欢谈兵，他极为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观点与孟子“ 仁 者无敌” 的理论是一致的。司马迁认为，孟子之所以不能为诸候所用，是因 为他的学说“ 迂远而阔于事情” ，也就是说太迂腐了，而战国时代又是一个 非常急功近利的时代。但在孟子之后，“ 仁政” 学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 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影响重大的政治理论。许多有作为的帝王都顺应或利用 这一理论治理天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唐太宗说：“ 国以人为本，人以 衣食为本” （《贞观政要・务本》）。他还认为“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 民以奉民，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同上《论政体》）。
正是由于对“ 仁政” 学说的重视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唐太宗才开创了 历史上著名的“ 贞观之治” 。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对《孟子》也极为推崇，
在他要求变法的《上皇帝万言书》中，要求宋神宗“ 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 。 孟子的民本、“ 仁政” 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唐 甄）尚有很大差异。也说是说，孟子的思想本身并没有针对整个封建等级制 度，只不过是含有向批判封建等级制度转化的因素。孟子虽然认为武王伐纣 是“ 诛一夫” ，但这只是针对个别暴君，而不是君王的全体。他仍然希望出 现像“ 先王” 那样圣明的君主来治理国家，实行“ 仁政” 。但尽管如此，随 着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孟子》中的某些言论还是让帝王们感到刺耳。
据《明史・钱唐传》载，明太祖朱元璋曾翻阅《孟子》，当他读到“ 君之视 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时，大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并下诏，若有人敢于对此事进谏，以大不敬罪论处。
《孟子》一书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极为巨大。
唐代佛教盛行，而韩愈反对佛教，为了与佛教 的“ 祖统” 相对抗，韩愈提 出了儒家的“ 道统” 。他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 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 之死，不得其传焉。” （朱熹《孟子序说》引）在这一“ 道统” 中，孟子是 最后一位，可见孟子的重要地位。韩愈认为学习《孟子》是追求儒家圣人之 道的门径，他说“ 孟氏醇乎醇者也” ，“ 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 观而尽识也，… … 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 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同上）。“ 宋初三先生”
（胡瑗、孙复、石介）效法孟子力斥杨墨，以排挤佛老、捍卫儒家道统为己 任。《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记载，有人赞扬“ 徂徕先生（即石介）
学正识卓，辟邪说，卫正道，上继韩子以达于孟子，真百世师也” 。宋明理 学家更注重从《孟子》中吸取思想养料。因为孔子重视人事，很少正面直接 论述形而上的哲学原理，即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罕言天道性 命，只是通过自己的言行引导学生去认识深刻的东西。相对来说，《孟子》
中对天道性命论述得较多，而理学的思想核心正是所谓的“ 天道” 、“ 性命” 。 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窗前草不除而见天意，与《孟子》“ 亲亲而仁民，仁 民而爱物” 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宋史・程颐传》上说，程颐的学问是“ 以
《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 。南宋大理学 家朱熹还亲自作了《孟子集注》，在书前的《孟子序说》中广引前人对《孟
子》的评论，阐述《孟子》一书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意义。孟子认为人皆有 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人性本善，“ 万物皆备于我” 。 陆九渊也说：“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隐时 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 …（《陆九渊集》卷 ３５）孟子认为人具有
“ 不学而能” 、“ 不虑而知” 的良知良能，人心中先天就有仁、义、礼、智 的萌芽（“ 四端” ）。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则进一步提出了“ 心即理” 、“ 致 良知” 的理论，他说：“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 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王文成公 全书》卷一《传习录》上）《孟子》的养气、寡欲等修养功夫对理学家的心 性修养功夫影响也很大，例如理学创始者之一的张载将人性划分为“ 天地之 性” 和“ 气质之性” 两个部分，提出了“ 穷天理” 、“ 灭人欲” 的命题。张 载所说的“ 天地之性” 相当于孟子的人性本善，而“ 气质之性” 则是禀赋的 本能和后天习惯所养成的各种欲望。所以，人要达到至善的境界，就必须克 服“ 气质之性” 的影响，返回“ 天地之性” 的本来面目。张载说：“ 性于人 无不善，系其善返而已。” （《正蒙・诚明篇》）他还说：“ 形而后有气质 之性，善返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同上）
《孟子・尽心章句下》中认为，人有各种欲望，它们虽属人性的本能，但能 否满足，是由命运安排的，所以“ 君子不谓性也” 。在此张载也认为，“ 气 质之性” 中的很多东西；君子不把它们当做“ 性” ，即“ 君子弗性者焉” 。 二程对孟子的养气说也进行了发挥：“ 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 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 之患去矣” （《遗书》卷二十一下）。
《孟子》的思想、文风对于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如文章诗词，科举考 试等等，也有一定影响，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大学 中庸 孟子
传世名著百部之大学
名著通览
《大学》是四书五经中四书的一种，是中国古代儒家最主要的经典之一，
原为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汉之际的战火，使儒家典籍丧失殆尽。西汉建立后，
儒家经典才被重新搜集、整理。西汉宣帝时，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从秦汉以 前各种礼仪论著中辑录了两个选本，被后人分别称为《大戴礼记》和《小戴 礼记》。戴圣传《小戴礼记》有 ４９ 篇，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礼记》。《大 学》是《礼记》中第 ４２ 篇。
《礼记》自西汉问世后，直到唐代，虽有人对《礼记》作注，但因《礼 记》是一部典章制度书籍，其中《大学》、《中庸》等有着精深的儒家思想 的篇章就不易引起后世学者的足够重视。这种现象到唐代才发生变化。
唐朝韩愈等人首先强调《礼记・大学》的重要性，认为《大学》是和《孟 子》、《易经》同等重要的“ 经书” 。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对《大学》更是尊崇，认为它是“ 初学入德之门” ，
“ 学者必由是而学焉” 。为此，二程特地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
作了改编，分别作《改正大学》，使之独立出来，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的经 典。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二程改编的基础上，对《大学》继续加工，将其分为
“ 经” 一章，“ 传” 十章两部分，作成章句，不仅通过注释阐发己意，而且 以“ 取程子之意” 为名，对已亡佚的“ 传之五章” 进行“ 补传” ，将他的格 物致知论共 １３４ 字，补进《大学》。
二程朱熹表章《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等经书并行。朱熹还 对《中庸》、《论语》、《孟子》分别作了注释，《大学》、《中庸》、《论 语》、《孟子》作为一套书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 １１９０ 年）同时刊行，后 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四书》并行，是继《五经》立于学官之后，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 事件。程朱表章《四书》之后，《四书》风行天下后世。绍熙四年（公元 １１９３ 年），朱熹为宋宁宗进讲《大学》，以图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宝庆三年
（公元 １２２７ 年）宋理宗下诏盛赞《四书集注》“ 有补治道” 。元朝恢复科举，
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士子的必 读“ 经书” 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明初，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四书、
五经并立于世，《四书》从此也就确立了其儒家经典的地位。理学因此而成 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大学》作为理学重要著作《四 书集注》中的第一部，也被统治者抬到极高的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 想、文化、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关于《大学》的作者和成文年代，历代有不同的看法。朱熹认为《大学》
中的“ 经” 是曾参记述孔子的话，“ 传” 是曾参门人记述曾参的话，但无明 确的证据，清代学者认为《大学》“ 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 ，所以《大学》
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不明。当代学者认为《大学》是秦汉之际儒者所作，
也有人认为当是战国时期儒家作品。《大学》的成文年代，一般认为是在秦 汉之际。《大学》在经过程颢、程颐、朱熹的改编后，特别是朱熹对《大学》区 分了“ 经” 、“ 传” ，并重新编排了章节后，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副样子。
《大学》全文共 １７４７ 字，主要内容包括“ 经” 一章，“ 传” 十章，以及 程子和朱熹所作的一些说明。
《大学》开篇首先说明《大学》是孔子遗留下来的书，是“ 初学入德之 门” ；现在人们主要是通过《大学》来考察古人做学问的次序；并指出“ 学 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紧接着便道出《大学》的主旨在于使 人的美德得以显明，进而革除人欲污弊，达到至善的境界。即“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境。” 在阐述了《大学》的主旨之后，便着重 论述了达到“ 明明德” 、“ 亲民” 、“ 止于至善” 这三个纲领的八个步骤，
即“ 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心” 、“ 修身” 、“ 齐家” 、“ 治 国” 、“ 平天下” 。指出苦要明德于天下，必先治国；若要治国，必先齐家；
若要齐家，必先修身；若要修身，必先正心；若要正心，必先诚意；若要诚 意，必先致知；若要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认为上述这些话是“ 孔子之言，曾子述之” ，故将其定为“ 经” 。 下面所述便是“ 传” ，是曾参门人记述曾参的话。
“ 传” 的第一、二、三、四章分别是解释“ 明明德” 、“ 新民” 、“ 止 于至善” 、“ 本末” 的。朱熹认为这四章全面论述了《大学》的宗旨。
“ 传” 之第五、六、七、八、九、十章分别是解释“ 格物致知” 、“ 诚 意” 、“ 正心修身” 、’ 修身齐家” 、“ 齐家治国” 、“ 治国平天下” 的。
朱熹认为这六章详细探讨实践《大学》宗旨的步骤与道理。
最后，朱熹特别强调他所补写的第五章是阐明“ 至善” 的要领，第六章 是“ 修身诚意” 的根本，对初学者来说，弄懂这两章是当务之急，读者不要 以为浅显而忽视它。
《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主要讲的是为政 在人之道，是一篇如何平治天下的政治论文。书中所论述的治学之道，并不 仅指获取知识的途径，更主要的是在阐发做人的方法、原则和目的，强调的 是个人道德修养。《大学》开篇便开宗明义指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善。” 这三条纲领，实际上是指人的道德修养的三个层次。
“ 明明德” 就是要弘扬、彰显人的本性中的良知良能，达到自我完善；“ 亲 民” 就是说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济天下人，使他人都能彰显其本性中 的良知良能；“ 止于至善” 是人的修养的终极目标，是前两条的总和，不仅 要使天下人的良知良能得到彰扬，而且还要让天下人感受到你的德行的恩 泽，这样才算“ 止于至善” ，天下也就太平了。
要实现这三个修养目标，就必须按照书中提出的八个条目来循序渐进地 实行。八个条目是指：“ 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心” 、“ 修身” 、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格物致知” 指的是人们认识事物，获 取知识的根本方法；“ 诚意正心” 是讲人修养的原则，要讲“ 慎独” ，就是 在无人监督的条件下也要诚心诚意地恪守道德规范；“ 修身” 则是指做人、
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与途径，是儒家“ 内至” 的功夫；“ 齐家治国平天下”
则是修身的结果与目的，儒家的“ 外王” 的功夫。
三个纲领，八个条目共 ２６ 个字，道出了《大学》的精髓，书中的其他内 容都是围绕这一核心主旨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详尽的论述。在“ 经” 第一章的 最后，作者强调指出：“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意在 于阐明国家的治乱兴衰，完全取决于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
《大学》成文到现在已 ２０００ 多年了，《四书集注》刊行到现在也有 ９００ 多年了。虽然书中有夸大道德作用的成份，但是在做人的原则、目的方面，
古今是有相通之处的。读这本《大学》，不仅要弄懂古人做人的道理，更重 要的是要明白我们现在如何做人。
全文及大意 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 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 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 必慎基独也。曾子曰：“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富润屋，德润身，
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僴兮，赫兮暄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 “ 如切如磋” 者，道学也。
“ 如琢如磨” 者，自修也。“ 瑟兮僴兮” 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 者，威 仪也。“ 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
云：“ 于戏前王不忘！”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 没世不忘也。《康诰》曰：“ 克明德。” 《大甲》曰：“ 顾湜天之明命。”
《帝典》曰：“ 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 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 《康诰》曰：“ 作新民。” 《诗》曰：“ 周虽旧邦，其命惟 新。”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诗》
云：“ 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 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 乎？” 《诗》云：“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
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 听 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 ，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 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 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
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康诰》曰：“ 如保赤子。” 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 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 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 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
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 国在齐其家。《诗》云：“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 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后可 以教国人。《诗》云：“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 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 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 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
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 乐只君子，民之父 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 节彼 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无下 僇矣。《诗》云：“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 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 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 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
“ 惟命不于常。”
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 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 宝。” 舅犯曰：“ 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 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
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 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
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 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 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 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 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 畜马乘，不察于鸡豚；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 臣。”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 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大意】
《大学》是关于古代（三代）学习根本法、原则、目的的论述。是由曾 子传授，其门人弟子记录而成的。本篇第一段最为重要，指出学习的根本目 的在于认识人的本性，进而革除人欲污敝，达到至善的境地，即“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亲” ，这里做“ 新” 字解，即革除。）
而若要明德于天下，必要先治国；若要治国，必先齐家；若要齐家，必先修 身；若要修身，必先正心；若要正心，必先诚意；若要诚意，必先致知；若 要致知，必先格物。程朱认为，这一秩序就是古代大学的学习进程秩序。以 下各段则依次分别论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诚意、正心修身、
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名著评点
四书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经程朱等理学家的改编、注释、阐发、表章，
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实践的圭臬，数百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 读书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和理想。
《大学》位列四书之首，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二程、朱熹尊崇《大学》，使之与《论语》并列，并认为《大学》中“ 经”
的部分是“ 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 传” 是“ 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 其意在于说明他是由孔子经孔子门徒曾参这一中断已久的儒学道统的继承、
发扬者。朱熹注释、改编《大学》，主要是凭借自己是儒学道统继承者这层 关系，来宣扬他自己的理学思想，因此在《大学章句》中加入了不少理学特 有的概念和思想，对《大学》原意作出了自己的理解，最典型的是他按照自 己的意思杜撰了他认为原文缺佚的《格物传》一章，硬塞到《大学》中去。
因此，在阅读时必须加以注意。
同时，二程朱熹通过对先秦儒学的深入研究，阐发自己的观念，从学理 上说，也有其合理的一面；由于朱熹的注释、改编《大学》，没有斤斤于字 义、名物、制度的考证，而是着力于从整体上探索与把握其思想体系，因此 他对古代儒家思想的理解较之后世考据学家要更深入、全面。
朱熹用其后半生的时间，花费大量心血，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
他自己说：“ 某于《大学》，用工甚多。” （《朱子语类》卷一四）就在他 临死前一天，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的注。朱熹这种“ 毕力钻研，死而 后已” 的治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六艺受到表彰，《五经》立于学 官，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 经书” 。但是《诗》、《书》、《礼》、《易》、
《春秋》各有侧重，于统治思想来看，则是缺少一种纲领性的东西。因此，
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以改造，使尘封数百年的思想焕发出 新的生命活力。朱熹尊崇《大学》，为统治思想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他说：“ 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
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 家，治国平天下事。” （《朱子语类》卷一四）这一纲领的确立，使《大学》
位居四书之首，四书与五经并列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四书与五经并列，不仅在学术思想史上是件大事，对加强封建思想统治 来说，也是一个重大事件。朱熹以《大学》统领他经的创造性思维，使我们 看到了思想的魅力和力量。从这个角度说五经可以不读，而四书则非读不可，
而《大学》则更值得潜心研读。
《大学》中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注意：
“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意在说明每个社会成员，
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兴衰。这种强调道德修养 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作用，无论何时来看，都有其积极意义。其“ 明明德” 、
“ 亲民” 、“ 止于至善” 三个纲领和“ 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 心”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八个步骤，对今天我们 为学做人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强调修身的同时，还提倡“ 诚其意，毋 自欺” ，“ 君子必慎其独” ，讲究有道德修养的人在别人不注意时，也要恪 守道德规范，行为一丝不苟。
关于“ 格物致知论” ，虽是朱熹补传加入《大学》中的，但从认识论的 角度来讲，朱熹论述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与途径，则是合理的和有参考价 值的。朱熹对“ 格物致知” 作过解释：“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穷至事 物之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 极处无不到也。” 朱熹的认识论分两个层次，首先是“ 格物穷理” ，然后才 是“ 致知” ，推知心中固有的知识，从而达到无所不知。
“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 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 好义其事不终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这则是儒家关于理财的经典论 述，也是中国古代财政经济思想的宝贵遗产。同时《大学》反对统治者贪得 无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货，提出“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 财聚则民敬，
财敬则民聚” ，“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义利的关 系，具有进步意义。
《大学》中具有许多这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但是由于二程朱熹尊崇《大 学》是为了宣扬其理学思想，因此在其改编、注释《大学》时，使理学的观 念渗透其中，如强调理，使格物致知成为学习天理的方法；过于相信道德的 力量，而忽视了社会存在对思想意识的决定作用；对个人道德修养，只重视 内心自省，缺乏其存在与实践的基础，这些都是读者在阅读时需要加以注意 的。
《大学》的思想由于统治者的尊崇而成为统治思想，其影响是深远而巨 大的。虽然《大学》经历了由不被重视，到捧为至尊，再到受到批判，这样 一个起伏的过程。历代对它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
《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它所反映的个人道德修养的理想目标，和实践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则更应 是我们现代人认真反思、借鉴的。
传世名著百部之中庸
名著通览
《中庸》是四书五经中四书的一种，是中国古代儒家最主要的经典之一，
原为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汉之际的战火，使儒家典籍丧失殆尽。西汉建立后，
儒家经典才被重新搜集、整理。西汉宣帝时，戴圣从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 中辑录了《礼记》，为与戴德传《礼记》有所区别，后人称戴圣传《礼记》
４９ 篇为《小戴礼记》，我们现在所说的《礼记》，就是《小戴礼记》的简称。
《中庸》是《礼记》中第 ３１ 篇。
《礼记》自西汉问世后，直到唐代，虽有人对《礼记》作注，但因《礼 记》是一部典章制度书籍，其中《大学》、《中庸》等有着博大精深的儒家 思想的篇章就不那么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足够重视，这种现象到唐代开始发 生变化。
唐朝韩愈、李翱认为儒家学说自孔子之后已失传，因此他们要继承传统，
故首先强调《大学》、《中庸》的重要性，认为《大学》、《中庸》传自孔 子，是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 经书” 。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继韩愈、李翱之后，竭力尊崇《中庸》，将其奉 为“ 孔门传授心法” 。《宋史・道学传・序论》说，程颢、程颐“ 表章《大 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 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宋史・程颐》传说，程颐“ 以《大 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其后半生中，耗尽心血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他将 二程视为孔孟“ 道统” 的继承人，“ 以续夫千载不传之诸” 。朱熹将《中庸》
从《礼记》中抽出来，重新校定章句，并作了注释。《中庸章句》成书很早，
但朱熹仍不断地加以修改。淳熙十六年（公元 １１８９ 年）三月，朱熹认为《中 庸章句》的修改工作已基本完成，才作《中庸章句序》。宋光宗绍熙元年（公 元 １１９０ 年），６１ 岁的朱熹，将耗尽其半生心血的《论语集注》、《孟子集 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
后人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这也就是所谓之四书。
四书并行，是继五经立于学官之后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二程朱 熹表章四书之后，《四书集注》风行于世，并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宝 庆三年（公元 １２２７ 年）宋理宗下诏盛赞《四书集注》“ 有补治道” 。元朝恢 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自此后，《四书集注》成为科 举士人的必读书，从而取代了五经在科举教育中的垄断地位，成为科举考试 的标准答案。明初，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四书与五经并立于世，《四 书集注》也就从此确立了儒家经典的地位。程朱理学因此成为官方哲学，占 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庸》作为理学重要著作《四书集注》中的一 部，也被封建统治者抬到极高的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社 会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庸》的作者。司马迁，郑玄都称《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
但清人崔则断言“ 《中庸》必非子思所作” 。冯友兰则从《中庸》的内容和 文体两点出发，认为《中庸》的中间部分多言人事，文为记言体，似为子思 所作《中庸》的原貌；而首末两部分则论及天人关系，文为论著体，乃后人 所加。
《中庸》的成文时代。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孔子之孙子思所著，因有些 内容为后人所加，所以其成文至迟也应在《礼记》成书之前；但就主要内容 而言，似应将其成文年代定在战国时期。应该说《中庸》从子思之文到收入
《礼记》，再到宋人的解说，最终由朱熹从《礼记》中抽出，重新校定章句，
并加以注解，成为四书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庸》全书共 ３３ 章，３５４５ 字，此外还有朱熹所加的注释和解说，以 阐发其思想。
朱熹在《书＜中庸＞后》一文中，将全书内容分成几部分，并给予概括性 的总结和说明，阐明他是如何为《中庸》定章句的：
右《中庸》一篇，３３ 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 篇之体要。而其下 １０ 章则引先圣之所尝言者以明之也。至 １２ 章又子思之言，
而其下 ８ 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也。２１ 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 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熹尝伏读其书，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 此。朱熹如此定《中庸》章句，是要学者“ 得于辞而能通其意” ，把“ 孔门 传授心法” ，“ 诵习而玩心焉” 。
《中庸》第一章开宗明义写道：“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意在说明道的本原出于天，
是不变的，人禀赋此道就叫做性。因而道存在于人的本身之中，片刻也不能 离开，能离开的东西就不叫道。接来便是阐述“ 存养省察” 功夫的大要，认 为人若要得道，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品德，一刻也不能疏忽，即使没人注意，
也要保持自己的品德，这叫做“ 慎独” 。最后说明“ 圣神功化” 的最高境界，
指出人若能达到道（也就是文中所谓“ 中和” ）的境界，则天地各得其所，
万物化育。
朱熹认为第一章是《中庸》一书的纲领，指出要做到上述内容，就必须 返身自省，去私欲，实本性。以下 １０ 章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话，来说明这一章 的主旨。第 １２ 章是子思对“ 道不可离” 的论述，下面八章，则是援引孔子的话对 这一问题加以阐述。
第 ２１ 章是子思就孔子所说天道人道的旨意而加以论说。从这以后 １２ 章，
都是子思的话，以反复推论阐明这一章的意思。
第 ３３ 章则是对《中庸》一书的主旨加以总结说明。
中庸一词，语出孔子“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乎矣！民鲜久矣！” （《论 语・雍也》）“ 中” ：不偏不倚；“ 庸” ，平常不易。二程说：“ 不偏之谓 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朱熹说：“ 庸 是常然之理，万古万世不可变易底，中只是个恰好道理。”
《中庸》是一篇儒家哲学论文。在书中首先提出“ 天命之谓性” ，旨在 说明“ 性” 就是天命，“ 道” 则是遵循“ 天命” ” 。但人除了“ 性” 之外，
还有情、欲，一般人行事只是依其情、欲，而不是依据所谓“ 性” （“ 天命” ），
所以造成了“ 道之不行” 的局面。因此必须进行修行，使道成为天下人遵从
的普遍原则，让人的行为处世依其本性。这就要求人们达到中和的境界，使 人的喜怒哀乐的表达合乎法度。而对人的欲望则应以反身自省来除去，强调
“ 慎独” ，时刻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
但在买行道德时，往往智者贤者越过了中和（即所谓道），而愚者不肖 者“ 不及” ，亦使正道不行。因此，便要用中庸来纠正人们在修道上的偏差。
中庸的基本原则就是“ 允执其中” ，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
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道德标准。《中庸》一书重点发挥孔子“ 过犹不及”
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 和而不流” ，“ 中立不倚” 。
《中庸》的核心观念是“ 诚” ，认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 道也” ，诚是天地万物皆赖以存在的根本。人要通过道德修养工夫，“ 择善 而固执之” ，以求达到“ 不勉而中，不思而德，从容中道” 的圣人境界。
朱熹作《中庸章句》，主要是用他自己的话解释《中庸》，虽然朱熹作
《中庸章句》时参看了许多关于《中庸》的文章，但他很少引用别人的话。
在解释《中庸》时，一些理学的论点往往掺杂其中，其引申、发挥往往超出 原文的主旨，而成为朱熹自己理学思想的阐述。朱熹认为“ 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是《中庸》所阐述的“ 传授心法” 。这 １６ 字中，
包含了理学的重要哲学范畴，以往的经书没有能如此提纲挈领，阐释《中庸》
的“ 纲维” “ 蕴奥” 的，这 １６ 字便成为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心传。
其实这 １６ 字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 允执厥中” 这 ４ 字。一部《中 庸》，３０００ 余言，说来说去，“ 允执厥中” ，为其真谛。所谓“ 天命之谓性”
不过是其理论基础；所谓“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不过是达到“ 允 执厥中” 的途径；所谓“ 和而不流” 、“ 中立不倚” ，不过是“ 允执厥中”
的具体化。
全文及大意 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仲尼曰：“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 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子曰：“ 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子曰：“ 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 人皆曰‘ 予知’ ，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 之知辟也。人皆曰‘ 予知’ ，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问强。子曰：“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
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 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 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曰：“ 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 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君子之 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 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 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 鸢 飞戾天，鱼跃于渊。’ 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
子曰：“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 伐柯 伐柯，其则不远。’ 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
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 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
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 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 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子曰：“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 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 子曰：“ 父母其顺矣乎！”
子曰：“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
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
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子曰：“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 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 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 嘉乐君子，
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 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 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
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
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
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 贵贱，一也。”
子曰：“ 武王、周公，其达孝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 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
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 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哀公问政。子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 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 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 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
“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 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 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 好 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 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 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 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 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 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 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 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 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 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 前身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 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
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 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
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 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
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 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
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 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 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 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
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
明也，悠也，久也。
“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 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 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
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曰：‘ 惟 天之命，于穆不已！’ 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 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 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
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其此之谓与！”
子曰：“ 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
烖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 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
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 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 用之，吾从周。
“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 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 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 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 之则不厌。《诗》曰：‘ 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 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誉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 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 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 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 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 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 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这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
《诗》曰：“ 衣锦尚絧，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 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
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 潜虽伏矣，亦孔之昭！”
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
云：“ 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
“ 奏假无言，时靡有争。” 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诗》
曰：“ 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 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 予 怀明德，不大声以色。” 子曰：“ 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诗》曰：“ 德 輶如毛，毛犹有伦；“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至矣！
【大意】
“ 中” ，指不偏不倚；“ 庸” ，平常不易，即永恒的意思。朱熹认为，
本篇为孔门传授的心法，即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之孙子思担心其失传，故 作此篇。本篇的中心思想在第一段，阐述道出于天，确然不易，人禀赋此道，
这就叫做“ 性” 。因而道存在于人的本身之中，片刻也不能离开，能离开的 东西就不是道，人若要得道，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品德，一刻也不能疏忽，即 便是在暗无人处也要保持自己的德性，这就叫慎独。人若能达到道（中和、
性）的境界，则天地得位，万物化育。以下各段都是引用孔子的言论，间或 有子思自己的话，论述上面的道理。其中关于“ 诚” 的论述最为重要，“ 诚”
的意思与“ 慎独” 相近，是一种精诚的精神状态。篇中认为，人若能达到诚 的境界，就可以认识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能 与天地并立，协助宇宙的生化。（即所谓“ 参天地、赞化育” ），这一观点 对宋明理学家的修养理论影响很大。
名著评点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是程朱理学 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其 ４０ 年的讲学著书活动中，编著了大量的书籍，其数量 之大，在封建社会的学者中实属罕见。他的主要著作有《参同契考异》、《诗 集传》、《伊洛渊源录》、《通鉴纲目》、《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
等，几乎涉及了传统文化中的各个方面。但若论影响，没有一部比得上《四 书集注》。《四书集注》印行之多，读者之广，思想影响之普遍与深刻，是 他的其他著作所不能及的。作为《四书集注》中重要的一部《中庸》，其影 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朱熹对四书有一个总的看法，提出了一套读《四书》的次序的和要求：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
《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
有等级次篇，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即实，但言语散见，初看 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朱子语类》卷一四）
朱熹的这个读《四书》的顺序是从四书间有机联系考虑的，同时也考虑 了理解上难易程度的差别。
朱熹所论“ 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就是要探
究古人在为学做人上难以言传的东西，所以要“ 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 这样才能体悟到古人为学做人的三味真谛。
孔子最先提出了“ 中庸” 这个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 中庸之为德也，
甚至乎矣！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就是将中庸奉为最高的道德。
儒家讲究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中庸，达到这一境 界，便是天地各得其得，万物化育。可见中庸的重要。
《中庸》开卷便是程子的一段话，道出了《中庸》的重要作用：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 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 矣。如果说《大学》为人们勾划了自我完善发展之路的话，那么《中庸》就 是一个行路指南。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士农夫，无论你要“ 治国平天 下” ，还是要“ 格物致知” 独善其身，都面临着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生存、发 展的问题。常有人说：做人难。《中庸》所阐发的中庸之道，就是用来解决 这个难题的。如能很好领会了《中庸》中的主旨，那会让人受益无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的作用不下于《大学》，它的影响是直入人心 的，因而它的影响也是最广泛、最深入的。朱熹《四书集注》刊行后，深得 统治者的垂青，将其与五经并列，成为士人的必读书，其影响达到了空前的 程度，数百年来，被奉为为人处事的圭臬。朱熹的思想也随《四书集注》的 传播而风行天下，成为官方哲学，取得了至尊地位。
但是，物极必反。随着程朱理学在政治思想上至尊地位的确立，朱熹所 强调的中庸便失去了其意义。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政治上要讲究统一思想，
而这一思想给人们提出的要求却是“ 中庸” ，为解开这一怪圈，于是便只强
调庸，意即万古不变，这正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于是“ 中庸” 由行路指南，
变成了一种管理人们思想的工具。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中庸》里还有一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 博学之，审问 之，慎思想，明辨之，笃行之” 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 方法；“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则是 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 中庸的原则；“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 有妖孽。” 则对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 学说有直接影响；而其中的鬼神之说，
则对宋明理学产生重要影响；“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 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 也。” 则提出了一种道德修养方式——慎独，意思是在无人监督闲居独处时，
自己的言行更应该谨慎，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朱熹则从理学的观点对此进行 发挥，认为在对待只有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小事上，要谨慎不苟，这样 才能“ 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 遇人欲干将萌而不使其滋 长于隐微之中” 。在朱熹的眼中，“ 慎独” 变成了“ 存天理，遏人欲” 的方 法。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耗尽了其一生的心血，“ 熹于《语》《孟》《大 学》《中庸》，一生用功” 。（《晦庵文集》卷五三）有人曾见过朱熹《四 书集注》的原稿，前后改写了七次，
对于《中庸》，虽定稿较早，但对不满意的地方，朱熹是“ 旋见得，旋 改，一年之内，改了数遍” 。（《朱子语类》卷六二）。在撰写注释时，朱 熹虽很少引他人的话，但对《中庸》的各家注解，他依然是苦心斟酌，决定 取舍。朱熹曾说：“ 某于《大学》，用工甚多… 《论》《孟》《中庸》，却 不费力。” （《朱子语类》卷一四），但从他用 ４０ 多年时间反复修改《论语 集注》和《孟子集注》来看，朱熹所说的“ 不费力” 不过是从义理阐发而言，
实际上他对《四书集注》可以说是倾其毕生精力。朱熹这种“ 毕力钻研，死 而后已” 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庸》一书不长，但阐发儒家思想的地方却很多，不仅道理精彩，而 且文笔简练，文辞优美。
《中庸》所阐发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深远。虽然其中有讲鬼神和 唯心之处，但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庸》的思想具辩证的理念，其在中国哲 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中庸》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是应给予 高度评价的。《中庸》所提倡的道德准则和处世规范，对今天来说，也不失 其借鉴意义。
传世名著百部之孟子
名著通览
《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总结了三种说法：一是 孟子自己所著的，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都 持这种看法；二是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由其门人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 记述的，唐代韩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孟 子》一书是由孟子和弟子们合定的，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 退 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朱熹的 观点与司马迁相近，他一方面认为孟子必定亲自下手，所以才“ 首尾文字一 体” ，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认为有些内容是“ 其徒所记” ，由孟子加以删 定。杨伯峻和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的观点是最为可信的。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的先世已不可考，赵歧 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所以他将母亲归葬于 鲁。杨向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
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他母亲姓仉，这些说法都不可确信。
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详，古今都有各种推断。如元代程复心的《孟子年 谱》说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 ３７２ 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２８９ 年），享年 ８４ 岁；今人杨伯峻则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 ３８５ 年，卒于公元 前 ３０４ 年。尽管如此，孟子生活的相对年代还是清楚的。
孟子小的时候，他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
记载了孟母“ 断织” 的故事，刘向的《烈女传・母仪》也记载了孟母“ 三迁”
的故事。“ 三迁” 的故事是这样的：孟子的家原来住在坟墓附近，孟子就和 孩子们一起玩埋死人嚎哭的游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不利于孟子的品德成 长，就搬到了一处热闹集镇。孟子每天看到往来的商贾和江湖人物，就和孩 子们一起模仿他们的骗人把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仍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 又将家搬到一所学宫附近。孟子跟着读书人一起学习诗书礼义，孟母这才感 到满意。《孟子》书中非常强调环境对教育的意义，这可能与他小时候的这 个经历有关。“ 断织” 的故事说的是孟子小时候时常逃学，有一次孟母当着 他的面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了，以此教育孟子，布是一丝一线织成的，学 问品德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学业不能中断。后世童蒙读物《三字经》
中说：“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讲的就是这两则故事。
关于孟子的师承，也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
《汉书・艺文志》、赵歧在《孟子题辞》中都主此说。但这种说法很不可靠，
因为子思的年龄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赶不上向子思学习的机会。第二 种说法以《孟子外书》为代表，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但《孟 子外书》可能是伪书，而且子上的年寿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第三 种是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这种说 法比较可靠。
孟子的生平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学说。
最风光的时候有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所到之处，国君都赠送黄金，供 给衣食，听取他的议论。从《孟子》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到过的国家有齐、
宋、邹、鲁、滕、魏等。但总的说来，他的游说是不成功的，各国国君都不 能接受和实行他的“ 仁政” 学说，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所以当孟子年老的时 候，他也和孔子一样不再出游，而是和弟子们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
《史记・孟荀列传》中说《孟子》共有 ７ 篇，赵歧将这 ７ 篇都分为上下 两卷。但应劭的《风俗通・穷通篇》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说《孟子》
有 １１ 篇。赵歧认为，其中多出来的《外书》４ 篇：《性善辨》、《文说》、
《孝经》、《为政》，都是伪书，后来也渐渐亡佚了。
《孟子》一书对于儒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宋代理学家程颐说：“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 仁’ 字，
孟子开口便说‘ 仁义’ ；仲尼只说一个‘ 志’ ，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 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说：“ 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 孟子 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朱熹《孟子序说》引）。
笔者认为，《孟子》的思想主体是伦理政治学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 人类的文化规范——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人有此四心犹如身体有 四肢；没有此四心，就不属于人类（《公孙丑章句上》）。人性向善，犹如 水往下流，是一种自然之理，（《告子章句上》）。人性本善是一种先天的 良知良能，并非后天学习而得，所以孟子称之为“ 不学而能” 、“ 不虑而知”
（《尽心章句上》）。这样，孟子就为儒家的伦理学说找到了一个稳固的理 论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性是本善的，但从实际上看，人们处事并不能完全 符合仁义标准。所以孟子强调品德修养，以此恢复丧失了的本性之善。品德 修养是儒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对之做了很多论述，其中较为突出 的是寡欲说和养气说。养气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养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 之气是由于积累儒家的道义（“ 集义” ）而产生的；另一种是“ 存夜气” ， 孟子认为平旦之气清明，人的良心易于发现。所以，“ 存夜气” 也能够增强 品德修养。孟子还阐述了修养的阶段：“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 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尽心章句下》）。这一观点论述了人的品德有无限提高的可能性，也指 出了通向儒家理想人格的道路。
由于强调自我品德的修养，孟子表现出强烈的自尊自强精神和一定程度 上的人格独立。他指出，君子不能因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自我的道义准则：“ 居 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 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章 句下》）。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还借舜“ 饭糗茹草” 时跟做了天子后 没有什么两样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臣子也应有 自我独立的人格，不应对国君一味地屈从。他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 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 君如寇仇。” （《离娄章句下》）孟子还极力提倡勇于进取、战胜困难、自 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他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 ” （《告子 章句下》）。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一定会遇到常人不能忍受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