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編撰者的社會階層與職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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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編撰者的社會階層與職業選擇

根據本文第三章的分析，晚明仙傳小說的編撰者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人都是科舉失利的「不第士人」，因為仕途受阻，他們轉而投入編書、印書的行列，成為晚明通俗出版業的生力軍。事實上，晚明通俗小說的興起正是由一群「不第士人」在背後推動而成的。

「不第士人」激增，形成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是晚明時期的特殊現象。

這些「不第士人」具有某種程度的文字素養，他們有能力閱讀通俗讀物，也可以使用淺易的文字編寫書籍，就出版業而言，「不第士人」群的出現，不僅產生了新的讀者群，而且也造就了新的作者群，於是晚明通俗出版業具備了蓬勃發展的條件。

究竟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不第士人」當時的處境為何？為什麼他們要去編撰仙傳小說？本章將從科舉制度、社會階層、職業選擇等方面來探討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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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晚明的不第士人

「不第士人」是指無法通過科舉考試、尚未獲得官職的讀書人而言。科舉考試的目的，在於透過考試選拔人才，擔任國家的官員。《明史》

¹

卷六十九〈選舉志．一〉指出「科舉考試」是明代讀書人做官的主要途徑：

選舉之法，大略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

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列之，天下人才盡於是矣。明制，

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其徑由學校通籍者，

亦科目之亞也，外此則雜流矣。

明代選任官員的途徑雖然有四，但是以「科目」一途最為興盛，所謂的「科目」

就是科舉考試。因此，科舉考試是明代讀書人的主要出路，無法通過科舉考試的話，就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為了確切瞭解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不第士人」的處境，首先對明代的科舉制度作一說明。

一、明代的科舉制度

就明代的科舉制度而言，〈明史．選舉志〉是一篇重要的文獻，該文對於明代的學校制度、科舉考試的情形、選任官員的方式都有所記載。此外，關於明代科舉制度的詳細說明，下列幾部著作可以參考：楊樹藩《中國文官制度史》

²

、李民實《明代考選制度》

³

、王道成《科舉史話》

⁴

、周德昌《中國教育史研究：

明清分卷》

⁵

、謝青、湯德用《中國考試制度史》

⁶

、黃明光《明代科舉制度研究》

7

、吳宣德《中國教育制度通史．第四卷．明代》

⁸

。

1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北：鼎文書局，民 71）。以下引文皆根據此一版本。

2 楊樹藩：《中國文官制度史》（臺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民 71）。

3 李民實：《明代考選制度》（臺北：考選部，民 73）。

4 王道成：《科舉史話》（臺北：國文天地，民 79）。

5 周德昌主編：《中國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6 謝青、湯德用主編：《中國考試制度史》（安徽：黃山書社，1995）。

7 黃明光：《明代科舉制度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8 吳宣德：《中國教育制度通史．第四卷．明代》（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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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的記載，明代的科舉考試分為三級，包括「鄉試」、「會試」、「殿試」；通常在「子、卯、午、酉」年的秋季八月舉行鄉試，鄉試的次年「丑、辰、未、戍」年春季二月舉行會試，而會試當年的三月舉行殿試。如此一來，明代的科舉考試以三年為週期，周而復始地進行著。

鄉試─────→會試─────→殿試

生員舉人貢士進士 ├──→具有擔任政府官員的資格

圖 6-1 明代科舉考試的流程

科舉考試的目的在於選任政府官員，而明代的政府官員主要是從進士、舉人、貢生等具有較高學位的人之中選任。因此明代的讀書人如果想要出人頭地，

至少必須通過鄉試，獲得舉人的學位，才有機會踏上仕途。所謂的「功名」是指功績和名譽而言，只有擔任官職，實際參與政事，才有機會創造功績和名譽，因此一般說來具有舉人以上的學位才算是獲得功名。然而，取得參加鄉試的資格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首先必須通過一連串的考試，這些考試可以說是科舉考試的預備考試。

〈明史．選舉志．二〉提到：「三年大比，以諸生試之直省，曰鄉試」，參加鄉試的「諸生」，並不是泛指一般的讀書人，主要是指府、州、縣學等地方官學的學生。這些學生稱為「生員」，就是俗稱的「秀才」，只有他們才能夠參加科舉考試。因此，一般讀書人若想參加正式的科舉考試，必須先成為地方官學的學生；

要成為地方官學的學生，必須先通過「童試」。

「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明史》卷六十九〈選舉志．一〉），因為明代對於尚未進入地方官學就讀的讀書人，不論年齡大小，都叫做「童生」，所以取得入學資格的考試就叫做「童試」。有關明代童試的情形，由於它不屬於正式科舉考試的範圍，〈明史．選舉志．一〉沒有記載，導致各家的說法略有出入：

例如李民實《明代考選制度》、黃明光《明代科舉制度研究》並未介紹明代的童試；王道成《科舉史話》只介紹清代的童試，沒有提到明代的童試；周德昌《中國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將明、清兩代的童試合併一起介紹；謝青、湯德用《中國考試制度史》闢有專章介紹明代的童試。照理說，明代的考試制度與清代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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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遠，所以明代應該也有童試才對，只是實施的情形不太清楚而已。至於謝青、

湯德用《中國考試制度史》一書能夠清楚地介紹明代的童試，或許是參考了清代的情形；儘管如此，多少還是可以反映出明代童試的情形。因此，以下根據《中國考試制度史》一書介紹明代童試的內容。

├───童試───┤

縣試──府試──院試───歲考──科考童生生員

（一般讀書人）（秀才）

├－→具有參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圖 6-2 明代科舉考試之前的預備考試

「童試」是由「縣試」、「府試」、「院試」等一連串的考試所組成的：「縣試」

由知縣主持，時間通常在二月，錄取的人可以參加府試；「府試」由知府主持，

時間大多在四月，錄取的人可以再參加院試；「院試」由各省的提學官主持，錄取的人正式成為生員，分別送入府、州、縣學就讀。

生員入學之後，除了接受教育之外，還有義務參加學校的考核，這些考核包括「月考」、「季考」等，無故缺席的人可能被取消生員的資格。此外，不是所有的生員都有資格參加鄉試，必須通過由提學官主持的「歲考」、「科考」，才能取得鄉試的資格。

所以明代的讀書人若想晉升仕途，謀求一官半職，必須通過重重的考試，過程是相當不容易的。首先，必須先通過「縣試」、「府試」、「院試」等一連串的考試，才能進入府、州、縣學就讀；成為生員之後，還要參加「歲考」、「科考」的評量，只有名列前茅的人才有資格參加正式的科舉考試，躋身仕宦之列。

二、不第士人的困境

那些無法通過科舉考試（至少是鄉試）的「不第士人」，如果對於功名始終不死心的話，他們所要面對的就是在「鄉試」之前的一系列考試。這些考試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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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科舉考試，只能算是預備考試而已，卻耗費了讀書人許多精神和時間。即使通過了童試，成為生員，還是必須兢兢業業的讀書應考，因為成績不佳的話，

就會被黜革為民、取消參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因此，不第士人只好年復一年的埋首書堆，應付各種考試。

關於「不第士人」的處境，張仲禮（Chung-li Chang）的研究是值得參考的。

張氏《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的研究》（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⁹一書，從「紳士集團的構成」、「人數分析」、「科舉生涯」、「傳記的數量分析」四方面探討清代紳士（筆者案：「紳士」指生員以上的讀書人）的各種面向，該書第三章〈十九世紀中國紳士的科舉生涯〉指出清代紳士的處境：

無論他們是否圖謀晉升或僅僅是保留原位，紳士都必須將很大部分時間耗費於讀書應考。他們所過的確實是一種考試生涯。張謇，這位登上上層紳士行列的成功者花了三十五年讀書應考，單是在考場裏就待了一百六十天。他自己曾說：「綜吾少壯之日月，宛轉消磨於有司之試而應其求，蓋三十有五年。」

還有一紳士，鄉試一直未中，未能列名上層紳士，但他為保持作為廩生為童生擔保的權利，只得不間斷地參加歲科考試，直到科舉制度壽終正寢之日。

科舉生涯幾乎三十年。

張氏以張謇、楊恩霈（筆者案：根據該書的註腳得知）兩人為例，說明清代紳士的主要活動就是讀書應考，他們過的是一種「考試生涯」。反觀同樣生活在科舉制度下的明代讀書人，其命運也差不多如此。因此，「不第士人」在通過科舉考試之前，不論是想要繼續晉升仕途，或者是想要保住生員的資格，都必須耗費大部分的時間去讀書應考，他們過的就是一種「考試生涯」。

然而，不是每個「不第士人」都可以長期過著考試生涯。除非家裏的經濟條件雄厚，可以供應他們畢生讀書應考，否則經過幾次失敗之後，不第士人就必須另謀出路，肩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事實上，絕大部分的不第士人只能選擇後者，

晚明仙傳小說的編撰者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人就是最好的例子。

鄧志謨曾經參加過考試，卻因為父喪，影響了考試結果。接著家中又發生一連串的變故：妻子、母親、幼子相繼過世；為了支付接二連三的喪葬費用，家中的經濟早已見絀，無法供應他繼續讀書應考，因此鄧志謨只得離鄉背井前往福

9 張仲禮著，李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8，一版三刷）。以下引文請見該書 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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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方面擔任塾師，一方面編撰通俗讀物，努力賺錢來養活家人。如此一來，

鄧志謨已經沒有餘力再讀書應考了，而他對於科舉的想望，只能埋在心裏，空自遺憾。

與鄧志謨相較之下，出身刻書世家的余象斗，家境似乎比較寬裕。不過，在萬曆十九年辛卯之秋，余象斗還是決定放棄科舉之路，回家繼承刻書事業。關於余象斗放棄科舉的原因，大概有下列兩點：一方面余象斗是長子，肩負著繼承家業的責任；另一方面經過了幾次考試失敗，余象斗對於長期的「考試生涯」也逐漸地灰心。因此他放棄仕宦之途，選擇其它的出路，轉而投入家傳的刻書事業。

至於楊爾曾的情形，文獻的記載缺如，推測大概和余象斗的情形有些類似：

不斷地讀書應考，一直等到頭髮開始變白，還是與仕途無緣，於是只好編寫書籍、

經營書肆以求得溫飽。

由此可以想見，晚明時期的「不第士人」大部分都像鄧志謨、余象斗、楊爾曾等人一樣，因為家庭或經濟的因素，無法長期（甚至一輩子）都過著「讀書應考」的生活，所以只能中途放棄科舉考試，另外尋求謀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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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編撰者的社會階級

《北遊記》、《飛劍記》、《韓湘子》等仙傳小說反映出哪一個社會階層的想法？

此與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人的社會地位有關。究竟他們在晚明讀書人群體之中處於什麼地位？在當時的社會之中處於什麼階層？本節將試圖說明這些相關問題。

一、晚明讀書人層級的劃分

「不第士人」屬於「讀書人」的範疇。若從「學位高低」和「官職有無」來劃分，則晚明讀書人可以分為三個層級：「上層紳士」、「下層紳士」和「一般讀書人」，其中「上層紳士」、「下層紳士」乃是借用張仲禮《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一書的概念。

事實上，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一書也指出，晚明的文獻已經出現了

「鄉紳」、「縉紳」、「鄉官」、「士子」、「士人」、「衿士」等用語，前三者是指已經考中科舉、擔任官職的讀書人，後三者是指還在準備科舉考試的生員

¹⁰

。由此可知，晚明以後確實存在著「紳」、「士」兩個階層，只不過張氏將兩者合併，統稱為「紳士」（gentry），再細分為「上層紳士」（相當於「紳」）和「下層紳士」（相當於「士」）。由於張氏對「紳士」的說明比較清楚，在此本文引用其說：

紳士的地位是通過取得功名、學品、學銜和官職而獲得的，凡屬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為紳士集團成員。功名、學品和學銜都用以表明持該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官職一般只授給那些其教育背景業經考試證明的人。

學品和學銜都是通過政府的科舉考試後取得的。這種考試是證明受教育者資格的正式方法，因此人們常將經科舉考試而成為紳士的那些人稱為「正途」。然而，功名可以由捐納而獲得。雖然捐功名的人一般也是有文化或受過若干教育的，但他們並不需要提供任何足證其受教育資格的證明，這些紳士人們常稱之為「異途」。¹¹

10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行會，1960 初版，1977 初版二刷）第二章第一節「鄉紳．士人の用語」。

11 張仲禮：《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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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士」是指具有學品、學銜的讀書人。大體而言，取得學品、學銜的方法有兩種：一是通過政府的正式考試（包括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是為「正途」；

一是經由捐納而獲得，是為「異途」。一般說來，「異途」所佔的名額有限，因此紳士的成員主要是通過政府的正式考試，獲得學品、學銜的生員、舉人、進士等。

此外，張氏再根據「任官資格之有無」，將紳士階層分為兩個集團──「上層紳士」與「下層紳士」：

上層紳士有資格擔任官職，而下層紳士要當官則必須捐納，或者是通過更高等級的考試。在官方出版的書籍如《大清會典事例》和地方志中，下層紳士是在「學校」的篇章中論述的，上層紳士則是在「科舉」、「貢舉」或「選舉」

（意即官吏的銓選）的篇章中論述的。（見表一）¹² 表一紳士集團劃分簡表

正途異途上層紳士官吏

進士舉人

貢生（包括各類貢生）

官吏

下層紳士生員（包括各類生員）監生例貢生

其中「貢生」是由地方官學挑選品行端莊、成績優良、年資較深的生員，保送到中央官學國子監就讀，他們也有機會擔任政府官員。因此，根據任官資格之有無，

張氏將「沒有任官資格」的生員、監生、例貢生劃分為「下層紳士」，「具有任官資格」的貢生、舉人、進士、官吏劃分為「上層紳士」。

附帶一提的是，吳金成《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紳士層の形成とその社會經濟的役割》

¹³

一書對於明代的紳士層有深入的研究，值得參考。不過，吳氏所謂的「紳士層」是指生員、監生、未入仕的舉人而言，相當於張仲禮所謂的「下層紳士」。

院，1998 年一版三刷），第 1 頁。

12 同前註，第 5 頁。

13 吳金成著，渡昌弘譯：《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紳士層の形成とその社會經濟的役割》（東京：汲古書院，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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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是「上層紳士」或「下層紳士」，只要是進入「紳士」階層的讀書人，

就享有與平民百姓不同的特別待遇。吳辰伯〈再論紳權〉

¹⁴

提到了明代紳士所享有的特權：

明代士庶兩階級的分別，從《大明律．名例條》關於「文武官犯私罪」一款最清楚。這條例規定：「文武官職、舉人、監生、生員、冠帶官、義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但有職役者，犯贓犯姦，並一應行止有虧，俱發為民。」發為民就是褫奪紳士所享的特權。

紳士最重要的特權是免役。關於見任官的免役，洪武十一年（公元一三七七）

二月特降詔令說：「食祿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若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復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見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令。」

（《明太祖實錄》卷一一一）．．．不但見任或退休官員，連學校生員除本身外，也免戶內差徭二丁（《大明會典》卷七十八〈學校〉）。．．．

其次是豁免田賦。正德十六年（公元一五二一）的優免事例，規定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生員無力完糧，可以奏銷豁免。甚至可以於每月朗望到知縣衙門懇准詞十張，名為乞恩，包攬富戶錢糧立於自名下隱吞，一年約摸有二百兩銀子，也夠花銷了。（顧公燮《消夏閑記摘鈔》中）

其次是居鄉的禮貌。洪武十二年的詔令規定：「致仕官居鄉里，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禮，若筵宴則設別席，不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者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異姓無官者相見，不必答禮。庶民則以官禮謁見，敢有凌侮者論如律，著為令。」（《明太祖實錄》卷一二六）婚喪之家，招待紳士另闢一室名「大賓堂」，不和平民共起坐。出門坐大轎，扇蓋引導，有的地方官還送門皂吏書承應。生員出門，也有門斗張油傘前導。（《消夏閒記摘鈔》、徐學謨《世廟識餘錄》二十）

畜養奴婢也是特權之一。明制庶民是不許存養奴婢的，《明律．戶律》：「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良。」

從《大明律》的條例看來，明代的讀書人，除了現任的官員（上層紳士）之外，

沒有官職的生員、監生（下層紳士）也都享有特權。按照吳氏的說法，這些特權包括免除徭役、豁免田賦、筵席不與平民共起坐、畜養奴婢等等。不僅如此，甚

14 收入《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民 37），56-65 頁。以下引文請見 63-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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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連家人也可以免除徭役。

此外，即使沒有擔任官職，生員也可以領取廩米。根據〈明史．選舉志．一〉

的記載，明代的生員按照歲考、科考的成績表現，分為三個層級：

洪武二年，．．．生員之數，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食米，

人六斗，有司給以魚肉。．．．生員雖定數於國初，未幾即命增廣。．．．

增廣既多，於是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於額外增取，附於諸生之末，謂之「附學生員」。凡初入學者，止謂之「附學」，而「廩膳」、「增廣」以歲、科兩試等第高者補充之。

明代初期，需才孔急，因此所有的生員都可以領取廩米。國家安定之後，為了廣納人才，增加了生員的錄取名額，這些增額錄取的生員稱為「增廣生員」，他們並不領取廩米，而原來領有廩米的生員就稱為「廩膳生員」。其後隨著人口的增加，政府又擴充了生員的錄取名額，附於廩膳生員、增廣生員之後，稱之為「附學生員」。因此，明代的生員分為「附學生員」、「增廣生員」、「廩膳生員」三個等級，只有「廩膳生員」可以每個月領取廩米。

由此看來，只要通過童試，成為生員，身分地位就高於一般人，而且享有各種好處。因此對於明代的讀書人而言，通過考試乃是謀求利益的捷徑。顧炎武

（1613-1682）〈生員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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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出當時讀書人汲汲於考試的心態：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

今則不然。．．．嚚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益厭之，而其待之也日益輕，為之條約也日益苛。然以此益厭、益輕、益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騖竭其力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為此，則免於編氓之役，不受侵於里胥，齒於衣冠，得以禮見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

由於顧氏是明末清初人，因此〈生員論〉多少可以反映出晚明時期讀書人的情況。

顧氏認為國家招收生員的目的，在於廣納優秀的人才，以為國家之用；但是晚明時的讀書人汲汲於讀書應考，並不是真的具有政治理想，僅僅是為了謀求一己私利、保住身家而已。所以顧氏對於當時的生員評價並不高。

15 ［清］顧炎武：《亭林文集》卷一。收入《四部備要．集部．亭林詩文集》（臺北：中華書局，

民 54），據聚珍倣宋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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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過頭來思考「不第士人」。所謂的「不第士人」是指無法通過科舉考試、尚未獲得官職的讀書人，其成員包括具有學位而未入仕的生員、監生，以及尚未通過童試的童生；前者屬於「下層紳士」，後者屬於「一般讀書人」。由此看來，晚明時期的「不第士人」隱然也分為「下層紳士」與「一般讀書人」兩個層級。儘管如此，「下層紳士」卻比「一般讀書人」具有更多特權與經濟能力。

上層紳士（舉人、進士、官員）

│

下層紳士（生員、監生）────┐

│ ├──不第士人一般讀書人（童生）──────┘

圖 6-3 晚明讀書人層級的劃分

反觀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這些「不第士人」，究竟屬於「下層紳士」還是「一般讀書人」？觀察他們的生平事蹟，並沒有他們考取生員、進入府、州、

縣學就讀的事情。此外，如果是生員的話，就享有不同於民的特權，官司訴訟時應該具有優勢才對，可是鄧志謨與族人打官司卻很辛苦，沒錢又沒勢力，完全是平民百姓的處境，與生員的情況不符。

附帶一提的是，本文第三章第一節曾經提到蕭東發推論余象斗生卒年的過程。蕭氏根據《新鋟朱狀元芸窗匯輯百大家評注史記品粹》的序文：「辛卯之秋，

不佞斗始輟儒家業，家世書坊，鋟笈為事」，假定余象斗二十歲開始赴考，參加三次鄉試落第之後，在辛卯年（萬曆十九年，1591）決心放棄科舉考試，正式接掌家業，時年三十；由此推論余象斗的生年大約是西元 1560 年前後。根據前一節的說明，參加鄉試必須具備生員的資格，而且還要通過學校的歲考與科考，因此蕭氏以「鄉試」作為推論的根據，顯然是將余象斗當做生員看待，而且是成績優異的生員。不過，按照前文的分析，余象斗應該是連童試都還沒通過的童生而已，尚未進入生員的層級。

二、編撰者的社會階級

既然晚明時期的「不第士人」包括「下層紳士」和「一般讀書人」兩個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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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人都屬於「一般讀書人」，那麼他們的社會階級如何？這個問題應該從晚明時期社會階級的整體狀況來看。

關於晚明時期的社會階級，南炳文、湯綱《明史》將明代中期以後的社會分為「皇室」、「貴族」、「地主」、「工商業者」、「農民」、「佣工奴婢」等六個階級

¹⁶

。這六個階級基本上能夠表現出晚明時期社會階級區分的情形，不過這種劃分方式混合了「政治地位」、「經濟能力」、「職業分工」等各種不同的因素，因而無法清楚地呈現出社會階級高低的情形；例如「地主階級」包括縉紳地主、寺院地主、

庶民地主，但是三者的社會地位其實並不相同。因此，為了清楚地呈現晚明時期社會階級高低的情形，應該集中在一項因素進行分析。

大體而言，決定社會階級高低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法律」等等，

其中以「法律」這項因素最為明顯。綜觀中國歷代法律典籍的內容，主要是對於社會每個階級的權利、禮儀、生活方式、犯罪刑責的規定；換句話說，中國傳統的社會階級主要是透過「法律」而展現出來。因此不妨從「法律」切入，重新觀察晚明時期的社會階級。

探討「法律」與「中國傳統社會階級」關係的研究，以瞿同祖《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

¹⁷

一書為代表。該書以中國歷代法律典籍的規定為依據，第三章〈階級〉從「生活方式」（飲食、衣飾、房舍、輿馬）、「婚姻」、「喪葬」、「祭祀」四方面，分析各個社會階級的社會生活之差異；第四章〈階級．續〉探討各個社會階級在法律上的地位與權利，其中瞿氏提到了劃分中國傳統的社會階級的原則：

中國歷史上的社會階級，如果貴賤是一種範疇，則良賤是另一種範疇。貴賤指示官吏與平民的不同社會地位（包括法律地位在內），良賤則指示良民和賤民的不同社會地位。¹⁸

瞿氏認為根據法律的規定，中國傳統的社會階級大致可以用「貴賤」和「良賤」

兩個範疇來劃分。「貴賤」是以「特權」為界線，「貴者」包括皇室、貴族、官吏等特權階級，「賤者」是指特權階級以外的庶民，這是初步的劃分。其次，庶民之中還有「良賤」的區別：

四民或稱良民，或稱齊民，字義的本身，即指出其齊一或平等的身份，並有

16 請參閱南炳文、湯綱：《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十三章、十四章「明代中、

後期的階級狀況」。

17 瞿同祖：《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臺北：里仁書局，民 73），第三章、第四章「階級」。

18 同前註，290 頁。

(13)

與賤相對的意識。賤民包括官私奴婢、倡優皂隸，以及某一時代某一地域的某種特殊人口，如清初山西陝西的樂戶、江南丐戶、浙江惰民、廣東蜑戶等。

凡名列賤籍，法律上明白規定其社會地位不同於良民者，均屬於此類。他們的生活方式不同於平民，他們不能應考出仕，他們不能與良民通婚，他們與平民之間的傷害罪也不能以凡論而適用一般的條文，法律上實承認良賤為法律地位不平等的二階級。¹⁹

「良民」是指一般的平民，不論從事什麼職業，都具有相同的地位；「賤民」包括奴婢、娼優、皂隸等人，他們的社會地位低於良民，而且某些權利也被剝奪。

雖然《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一書的時間範圍從秦代到清代，橫跨了兩千年之久；儘管每個朝代社會階級的細部有所調整，但是大體的結構還是不變的，如此才能夠維持中國數千年來政治體制的穩定。因此，在觀察晚明社會階級高低的時候，瞿氏的說法是值得參考的。茲將《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一書對於中國傳統社會階級的劃分方式，歸納如下圖：

皇室（皇帝、后妃）

貴貴族（諸王、公主、外戚）

（特權階級）官吏

──────────────────────────

良民良賤 ──────────────────

（庶民）賤民（奴婢、娼優、皂隸）賤圖 6-4 中國傳統社會階級之劃分

若將上圖與南炳文、湯綱《明史》互相對照，可以看出兩者對於「皇室」、「貴族」、「賤民」的劃分是相同的，其差異在於中間階級的劃分方式。瞿氏將之劃分為「官吏」和「良民」，這是根據法律的地位和權利而定，能夠反映出社會階級高低的情形。而南氏、湯氏將之劃分為「地主」、「工商業者」、「農民」，其中「地主」總括擁有土地的人，包含縉紳地主、寺院地主、庶民地主，他們的社會地位並不相等；「工商業者」和「農民」則是依照職業分工而定，但是兩者的社會地

19 同前註。

(14)

位相等。由此看來，關於晚明社會階級的劃分，瞿氏提出了大體的結構，至於每個社會階級的細部內容，則可以參考南氏、湯氏的說法。

以下綜合前述二書的研究，配合《大明律》、《大明會典》等相關規定，對於晚明社會階級劃分的情形略作補充。由於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人都是庶民，

因此本文集中在「庶民階級」的討論，至於「皇室」、「貴族」、「官吏」等特權階級，暫時省略不論。

「庶民」是指皇室、貴族、官吏等特權階級以外的人，包括平民和賤民；不過，明代卻有一些人的地位介於「官」和「民」之間，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下層紳士」：生員、監生。吳辰伯〈再論紳權〉曾經引用《大明律》說明明代士庶階級的分別，茲將相關的條文、條例抄錄於下：

《大明律》卷一「名例．文武官犯私罪」

凡文官犯私罪，笞四十以下，附過還職。五十，解見任別敘。杖六十，降一等；七十，降二等；八十，降三等；九十，降四等；俱解見任，流官於雜職內敘用，雜職於邊遠敘用。杖一百者，罷職不敘。．．．

［條例］

文武官職、舉人、監生、生員、冠帶官、義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

但有職役者，犯贓犯姦，並一應行止有虧，俱發為民。

²⁰

所謂的「條例」，也就是案例、判例，用於司法實際施行之中。從「文武官犯私罪」一條看來，條目雖然是「文武官」，但是在司法實際施行的時候，適用的對象還包括生員、監生等具有學位而沒有官職的人。由此可知，就法律地位而言，

生員、監生與文武官是屬於同一等級的。因此，生員、監生雖然不是「官」，可是具有不同於「民」的特權，所以也屬於「貴」的階級。

此外，關於庶民之中「良」、「賤」的劃分，也體現在科舉考試的規定上。《大明會典》

²¹

卷七十七〈貢舉〉明白指出有些人不能參加鄉試：

鄉試，其學官及罷閒官吏、倡優之家、隸卒之徒，與居父母之喪者，並不許應試。

20 請參見《大明律．集解附例》（臺北：學生書局，民 59）卷一「名例．文武官犯私罪條」。據明朝萬曆年間浙江官刊本印行。

21 ［明］李東陽等奉敕撰：《大明會典》（臺北：東南書報社，民 53），據明朝萬曆十五年司禮監刊本影印。

(15)

沒有參加鄉試資格的人，包括現任學校教師、有過而被罷黜的官吏、居父母之喪者、倡優之家、隸卒之徒；前三者乃是特殊情況，與社會階級無關，後兩者顯然是社會階級的關係。由此看來，在明代的社會裏，倡優、隸卒的社會地位又低於一般平民，因此法律沒有賦予他們參加科舉考試的權利。

至於平民階級的成員，海瑞（1514-1585）〈樂耕亭記〉

²²

提到了明朝嘉靖、

萬曆年間平民的組成情形：

今之為民者五，曰「士」、「農」、「工」、「商」、「軍」。士以明道，軍以衛國，

農以生九穀，工以利器用，商賈通焉而資於天下。身不居一於此，謂之游惰之民。游惰之民，君子之所不齒也。

「士、農、工、商、軍」的分類方式，乃是以「職業分工」為依據，此說基本上沿襲於中國傳統「四民」的概念。有關中國歷史上「四民」概念的形成與內涵，

請參閱王爾敏〈四民名義考〉

²³

一文。王氏認為，將「士、農、工、商」四者並列而為平民流品的概念，形成於戰國後期，定形於漢代，直到清末才正式瓦解。

因此，晚明的社會形態還是維持中國傳統的「四民社會」，平民階級大體上包括

「士、農、工、商」四種不同的職業類別。至於海瑞還提到了「軍」，此為明代特殊的戶籍制度。明代根據課稅的原則，將人民分成「民戶」、「軍戶」、「匠戶」、

「灶戶」四種戶籍，並且規定各類戶籍不得任意變更，以確保勞役的來源。

綜合前文所述，茲將晚明時期社會階級的劃分，配合當時讀書人層級的區分，繪製簡圖如下：

皇室特權階級貴族

官吏、生員、監生上層紳士、下層紳士

────────────────────────────────

庶民平民（士、農、工、商、軍）一般讀書人賤民（隸卒、娼優）

圖 6-5 晚明時期社會階級之劃分

22 收入［明］海瑞：《備忘集》（臺北：學海出版社，民 59）卷七。據明朝萬曆三十年海邁刻本、

清朝康熙五年海廷芳刻本影印。

23 刊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期，民 81 年 3 月，169-182 頁。

(16)

現在，回過頭來看看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人的社會階級。誠如前面的分析，他們並不是生員、監生等特權階級，可以享有政治、經濟上的特權；他們只是尚未通過童試的一般讀書人，屬於庶民之中的「平民階級」。若依據晚明時期「平民階級」的職業分工來看，他們屬於「士、農、工、商、軍」之中的「士」，

也就是以知識為專業的人。不過，他們卻無法像生員、監生一樣，享有公費，可以終身以讀書為業，他們必須兼營其他的工作，才能夠照顧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17)

第三節編撰者的職業選擇

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人為了參加科舉考試，曾經唸過《四書》、《五經》

等儒家經典，也具備了某種程度的寫作能力。不過，他們卻無法如願地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另一方面，由於家境不甚優裕，他們也不能一直過著讀書應考的生活。因此他們只好放棄晉升仕途的期望，謀求一份工作以維持生計。

為什麼他們選擇了編書、刻書的工作？一方面與他們的教育背景有關，另一方面也受到整體社會環境的影響。本節主要是探討影響編撰者選擇職業擇的各種因素。

一、傳統讀書人的職業選擇

傳統的讀書人除了參加科舉考試、晉升仕途之外，還可以從事哪些職業？宋人袁采（1140-1195）《袁氏世範》

²⁴

卷二〈子弟當習儒業〉道出了傳統讀書人對於選擇職業的看法：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祿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

以受束脩之奉。其不能習進士業者，可以事筆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讀，為童蒙之師。如不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賈、伎術，凡可以養生而不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

一般說來，傳統的讀書人除了做官之外，大多以「儒業」為生。哪些行業稱之為

「儒業」？根據袁采的說法，開館授徒、代人處理文書工作、幼童啟蒙等等，這些工作與讀書的本業有關，因此都屬於儒業的範圍。至於能力不足以從事儒業的讀書人，只好轉入「巫醫」、「僧道」、「農」、「工」、「商」等各行各業，以求維持自己的生計。

由此看來，除了晉升仕途之外，「擔任教師」是讀書人比較常見的出路。當時的教師根據任教程度可以分為兩種：一種是「經師」，通常由生員以上的讀書人擔任，教授《四書》、《五經》、八股文等舉業相關科目，輔導學生準備鄉試；

24 ［宋］袁采：《袁氏世範》，收入［清］鮑廷博：《知不足齋叢書》（北京：中華書局，1999）

第十四集，據民國 22 年上海古書流通處影印本影印。

(18)

另一種是「蒙師」，主要教導幼童初步的啟蒙課程，通常由尚未考中生員的童生擔任。根據韓凝春〈明清塾師初探〉

²⁵

的分析，經師的待遇較高，不但足以養活一家人，有的甚至還可以累積致富；相較之下，蒙師的待遇就微薄得多了，「窮書生」可以說是蒙師生活的寫照。

像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這樣的讀書人，既然考不上科舉，無法晉升仕途，

那麼他們在選擇職業的時候，應該還是以「儒業」為優先考量。「擔任教師」當然是最理想的職業，但是除了鄧志謨曾經擔任建陽余陟瞻的塾師之外，余象斗與楊爾曾兩人卻沒有走上這條路，反而去從事編書、刻書等與商業有關的工作。何以如此？這與晚明時期生員數量大幅增加，占據了塾師之職的現象有關。

劉曉東〈科舉危機與晚明士人社會的分化〉

²⁶

一文指出，由於晚明時期「生員」、「舉人」、「進士」三個階層人數增長的比例不一，造成了科舉通路的壅塞，

許多讀書人不得不沈滯於生員階層：

據顧炎武所云：宣德時全國共有生員 3 萬人，殆至明末則達到了 50 餘萬人，

較宣德時增長了大約 17 倍左右。．．．

明代會試的錄取額數，從宣德時的 100 人到明末較為常見的 350 人左右，大約增長 3.5 倍；鄉試解額從宣德時的 540 人，到隆慶之後「兩直隸益增至一百三十餘名，他省漸增無出百名者」（我們姑以最大值 100 人計算，亦不過 1360 人），大約增長 2 倍有餘。但這與生員人數近乎十六、七倍的增長速度相較，無疑是極不均衡的。

從人數增加的比例來看，晚明時期「生員」的增長率大大地超過了「舉人」、「進士」，鄉試的錄取率因而大幅降低，導致為數眾多的生員向上晉升的管道受阻，

因此只好一直停留在生員階層。

關於明代生員總人數與全國人口的比例，以及明代鄉試錄取率的演變，吳金成《明代社会経済史研究──紳士層の形成とその社会経済的役割》

²⁷

一書有詳細的統計分析，茲錄於下：

25 刊載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 年第 3 期，15-23 頁。

26 刊載於《明清史》，2002 年第 4 期，32-36 頁。引文請見 34 頁。

27 吳金成著，渡昌弘譯：《明代社会経済史研究──紳士層の形成とその社会経済的役割》（東京：汲古書院，1990），第二章「學位所持者層の膨脹と階層的固定化」，61 頁。

(19)

生員の数

年代人口生員数人口比（％）

洪武年間（14 C. 後半）約 3 万 0.046

宣徳．正統間（15 C. 前半）

約 6,500 万

約 6 万 0.092

正徳年間（16 C. 初）約 31 万

明末（17 C. 初）約 15,000 万約 50 万 0.33

生員の郷試競争率

年代舉人定員競争率洪武年間（14 C. 後半） 510 名 510/3 万 = 1/59 正統 5 年（1440） 740 名 740/6 万 = 1/81 正徳年間（16 C. 初） 1165 名 1165/31 万 = 1/266 明末（17 C. 初） 1195 名 1195/50 万 = 1/418

根據吳氏的計算，明初的鄉試錄取率為 1/59，明末降低到 1/418，由此可知晚明時期生員中舉的機會減少了 6/7 左右，導致眾多生員無法依循科舉考試的管道上升，而這些沈滯在生員階層的讀書人大約有 49 萬 8 千人之多。

另一方面，明代的生員人數與全國人口的比例也呈現升高的趨勢，明初的生員人數僅佔全國總人口數的 0.046％，到了明末已經提高到 0.33％。此一現象顯示出晚明時期的生員，不只在數量上大幅地增加，而且所佔全國人口的比例也愈來愈高，因而形成了一個新的讀書人階層──生員階層。這些無法晉升仕途的生員，除非家境相當優裕，可以一直過著讀書應考的生活，否則也和一般的讀書人一樣，必須從事某種職業以維持生活。

根據張仲禮《中國紳士的收入──《中國紳士》續篇》（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 A sequel to The Chinese Gentry ：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²⁸

的分析，具有紳士身份的生員，除了處理

28 張仲禮著，王寅通、費成康譯：《中國紳士的收入──《中國紳士》續篇》（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1）。原書於 1962 年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20)

地方事務、充當官員的幕僚等公共服務的收入之外，最主要的收入來源還是「教學」。比起一般的讀書人，已經通過「童試」的生員具有更大的優勢，他們可以輔導學生準備科舉考試，一般人也大多願意聘請生員擔任塾師，因此他們壟斷了較高層次的教學，這種教學為他們帶來了可觀的收入。相較之下，一般的讀書人通常只能教授蒙童，而蒙館的束脩也低得多。

雖然張氏敘述的是清代的現象，但是晚明時期的情形也相差不遠。由於晚明時期生員的人口數量、比例愈來愈高，大批的生員湧向「教師」的行列，導致一般讀書人若非負有絕世之材，很難求得塾師之職。以晚明仙傳小說的編撰者為例，鄧志謨雖然在考場上失意，但是因為頗具文名，所以被余陟瞻聘為塾師。不過，鄧志謨還是得要編書以維持生計，甚至以寫書作為主要的收入來源，這種情形在鄧志謨寫給友人的書信裏經常可以看到（請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由此看來，鄧志謨擔任塾師的待遇相當微薄，很可能只是「蒙師」的層級而已，因此所得的薪資不高。而余象斗、楊爾曾等人就不如鄧志謨幸運，他們無法獲得塾師之職，所以必須另外尋求謀生之道。

余象斗、楊爾曾、鄧志謨等人不約而同地選擇了具有商業性質的出版業以營生，固然是受到晚明時期出版業興盛的社會環境所影響，不過根本的原因還是源自於觀念的改變：當時的讀書人已經不再視商業為「末業」，因而願意投入商業的經營。所以許多科場失意的讀書人，紛紛投入經商的行列，其中某些人選擇了出版業作為營生的手段，這些人為晚明的出版業帶來了蓬勃發展的契機。

二、晚明時期士商關係的轉變

大體而言，傳統讀書人的職業，除了晉升仕途之外，若不是從事儒業──開館授徒、代人處理文書工作，就是歸隱田園，過著耕讀的生活。這樣旳職業選擇正是傳統「士、農、工、商」觀念的體現：以農為本，以商為末。不過，這種觀念到了晚明卻不得不改變。

明代中葉以後，由於商業的興盛發展，商人的地位逐漸提高，不再居於「四民之末」，而讀書人對於商業的看法也有所改變，不再那樣鄙視商人，因此整個社會的士商關係處於轉變之中。有關晚明時期士商關係轉變的探討，以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倫理與商人精神》

²⁹

一書為代表。該書下篇〈中國商人的精神〉探討

29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倫理與商人精神》（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民 76 年初版，民 84

(21)

從王陽明到乾、嘉漢學這段期間（相當於 16 世紀至 18 世紀）商人的精神憑藉以及思想背景，由此可以觀察當時士商關係轉變的情形。

余氏指出，宋明理學因為受到禪宗的影響，偏重於個人心性的修養，比較忽視「治生」的實際問題，但是明代中葉以降的讀書人，迫於仕途之路受阻，開始轉而關心「治生」的問題，有的甚至認為「治生尤切於讀書」。基於對經濟生活的關切，當時讀書人的生活重心逐漸從「讀書應考」轉到「治生問題」。

其次，從「儒士」、「商人」兩方面對於商人的看法，余氏認為明代中葉以降的士商關係逐漸轉向新的型態。余氏指出，在王陽明（1472-1528）、歸有光

（1507-1571）等人的文集裏，出現「古者四民異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雖終日作買賣，不害其為聖賢」、「古者四民異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

等說法，顯示出明代中葉以降的儒士已經感受到「士」、「商」之間的界線愈來愈模糊，而且對於商人的貢獻也願意給予正面的肯定。另一方面，余氏以新安鹽商汪道昆（1525-1593）為例，指出商人對於自身地位的看法，也有別於「四民之末」的傳統認知，在汪氏的文章裏可以看到「良賈何負閎儒」、「賈何后于士」等自負的語句，表示當時的商人並不看輕自己的地位，甚至還想要與儒士並肩而論。由此看來，明代中葉以降商人的地位逐漸地提高，傳統的「士、農、工、商」

的順序正面臨著改變。

基於上述的各種分析，余氏認為晚明以降的社會結構已經改變，傳統的四民順序已經變成了「士、商、農、工」，此一現象余氏稱之為「新四民論」。由於對商人不再抱持著排斥的態度，明代中葉以降的讀書人的職業觀逐漸轉變，「棄儒從商」的讀書人也就愈來愈多，詳細的情形可以參見鄭利華〈士商關係嬗變：明代中期社會文化形態變更的一個側面〉

³⁰

、蔣文玲〈明清士商滲透現象探析〉

³¹

、喬凌霄、梁衍東〈明清社會的士商滲透及其影響〉

³²

、胡中生〈理想與現實的調和：傳統職業觀的前近代嬗變──以明、清徽州為例〉

³³

等文。總而言之，明代中葉以後「士」和「商」的交流漸趨頻繁，兩者的身分界線已經不如以往那樣涇渭分明，不少的讀書人甚至親身從事商業，出現了「士商一體」的情形

³⁴

。「士」、

年四刷）。

30 刊載於《學術月刊》1994 年第 6 期，64-70 頁。

31 刊載於《江海學刊》1995 年第 1 期，119-125 頁。

32 刊載於《歷史檔案》1999 年第 1 期，78-85 頁。

33 刊載於《天津社會科學》2004 年第 4 期，135-138 頁。

34 請參見王璦玲：〈清初江、浙地區文人「風流劇作」之審美造境與其文化意涵〉一文，收入李

(22)

「商」關係的轉變提供了晚明時期的讀書人一條有別於傳統的出路──商業。

如前所述，晚明時期許多讀書人滯留在生員階層，這些生員佔據了大部分的教職，使得沒有功名的一般讀書人很難再以儒業為生。另一方面，若想要過著耕讀的生活，自給自足，必須要擁有土地才行；但是晚明時期的人口劇增，而土地的面積有限，能夠擁有土地的人不多，所以耕讀生活也不是一件容易達成的事。

既然「儒業」和「農業」的出路都受到阻礙，傳統讀書人所看重的兩類職業已經行不通了，於是一般讀書人只能另謀生路。適逢晚明時期社會對於商人看法的轉變，使得讀書人從事商業變得可能；另一方面，粗重的「工業」必須耗費體力，

不是文弱的讀書人所能勝任，相較之下，需要勞心的「商業」比較適合讀書人經營，因此「商業」似乎變成了一般讀書人最可能的職業選擇。

儘管晚明的不第士人大多無法遵循傳統讀書人「從事儒業」的理想，不過在這些低層讀書人的心目中，依然懷有教化社會的使命感，很多人因而選擇了商業氣息濃厚，卻具有教化作用的通俗出版業，用通俗的方式呈現知識，以教化社會大眾。因此，余象斗、楊爾曾在仕途無望之後，因應了當時整個社會的趨勢，投入商業性質濃厚的通俗出版業，成為書坊主，以銷售書籍為生；而鄧志謨除了擔任塾師之外，也不時地為書坊編寫通俗讀物，以寫書來補貼家計。「士」、「商」

結合為一體，成為晚明時期讀書人新的時代特性。

三、編撰者的宗教傾向

由於晚明時期道教神仙信仰的普及，余象斗、鄧志謨、楊爾曾等人為了順應社會趨勢，編寫仙傳小說，滿足讀者對於道教神仙知識的需求。此舉雖然有其商業上的目的，但是編撰者自身的宗教傾向，也是促成仙傳小說產生的重要因素。

若是只為了教化的目的，他們大可去編寫宣揚儒家道德的書籍，而不需要特別藉由道教仙傳小說來達成，可見得他們對於道教應該具有某種程度的信仰，此一宗教傾向促使他們編寫仙傳小說。

編寫多部仙傳小說的鄧志謨，雖然友人寫的序文都未提到他與道教的淵源，

但是鄧志謨在自己編寫的仙傳小說裏一再提及「予性頗嗜真君之道」（《鐵樹記》

書末）、「慕薩君之油然仁風」（《咒棗記》序）、「予素慕真仙之雅」（《飛劍記》書末），可見得鄧氏本身對於道教神仙不只是仰慕，而且「頗嗜真君之道」，可能也

豐楙、劉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年）下冊。

(23)

曾實際地投入道教修行活動。若從《鐵樹記》、《飛劍記》、《咒棗記》的內容來看，

三部仙傳小說所敘述的咒語、道經、科儀程序，與現今臺灣正一派的科儀非常接近，若非深諳道教科儀之人，無法準確地寫出科儀操演的內容。由此可知鄧志謨應該具有相當豐富的道教經驗，所以能夠將道教科儀融入於小說敘述之中，豐富小說的內容。

楊爾曾可能具有內丹修煉的經驗。馮夢禎〈敘仙媛紀事〉提到楊爾曾「棲神五英之闕，游志八樹之林，孤標物表，飄然欲僊」，所以楊爾曾是有志於神仙修煉之事。綜觀《韓湘子》書中道情曲子，很多述及內丹修煉的過程、層次，而且內容並不空泛，由此推測楊爾曾本人對於丹道修煉頗為精通，因此《韓湘子》書中有不少內丹修煉的敘述。

而《北遊記》、《東遊記》二書的內容、敘述方式，與當時的通俗小說較為相近，由此看來余象斗、吳元泰對於道教的理解，大概只有一般性的認識而已，不像鄧志謨、楊爾曾兩人涉入得深。不過，他們都在書末附錄了玄天上帝、八仙信仰的相關資料，將仙傳小說作為推廣宣傳道教神仙信仰的工具，所以他們對於道教是抱持著肯定的、正面的態度。

事實上，晚明時期的讀書人，已經跨越了儒家「不語怪力亂神」的傳統，對於宗教大多能夠抱持著接受、肯定的態度。酒井忠夫〈功過格的研究〉

³⁵

指出，

晚明的善書、功過格等宣揚宗教倫理的通俗讀物，最初是以江蘇、浙江、福建的士人階層為中心，逐漸向其它地區、其它階層推廣流通，既流行於官僚，也流行於農、工、商。所以鄧志謨、楊爾曾、余象斗、吳元泰等人編寫仙傳小說，雖然與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有關，但是當時讀書人對於宗教的肯定態度，也是促使仙傳小說產生的重要因素。

35 酒井忠夫著，許洋主譯：〈功過格的研究〉，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七卷．

思想宗教（北京：中華書局，1993）。原文見於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行會，1977 初版二刷）第五章「功過格の研究」。

第七章 編撰者的社會階層與職業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