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
陳國燦
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佛教傳入中國，通常都認為是在東漢明帝時，《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載：
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
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 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
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台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 於洛城雍門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
東漢傳入中國的佛經，除《四十二章經》以外，在小乘佛教方面有安世高、安玄等人的 譯經，在大乘空宗方面有支婁迦讖、支謙等人的譯經，其譯梵為漢的地點，都在東漢的都城 洛陽。[註 1] 任繼愈先生依據《開元釋教錄》的統計指出：「東漢從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七 年）到漢獻帝延康元年（西元二二○年），這一五四年間，譯經者有十二人，譯出佛經（包 括佛教教律等一切著作）共二九二部，合三九五卷。」[註 2]這些經卷大多只在上層統治者之 間傳播，正由於流傳不廣，故到唐開元間，只保存下來九十七部一百三十一卷，[註 3]影響也 不是很大。
魏晉時期是佛典在中國大翻譯、大傳播的時期，它一直延續到南北朝。這些早期譯出的 佛經寫本，在內地是早已散失殆盡。然而，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古本寫經中，尚有一些遺 存，由此，人們往往以為佛教及其經典傳入中國，首先是由中亞傳到吐魯番、敦煌，接著到 河西，然後再傳到中原，這是一種誤解。實際情況是：佛經的東傳，首先是到達當時的政治 中心洛陽、長安，而後再逐漸流布到河西、敦煌以至吐魯番，呈現出佛教經典東傳後再西漸 的過程，下面擬對這種過程作一點概略的考察。
一、現存最早的佛經寫本與魏晉譯經
現存最早的佛經寫本，是吐魯番出土的西晉竺法護等人的譯寫經。一九一四年前後，日 本大谷探險隊在新疆鄯善縣的吐峪溝古寺窟遺址獲得西晉元康六年（二九六）寫本《諸佛要 集經》，經尾有題記載：
1 （元）康二年正月廿二日，月氏菩薩法護手執胡 2 （本，口）授聶承遠，和上弟子沙門竺法首筆
3 （授，□）令此經，布流十方，載佩弘化，速成正（果）。
4 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寫已
5 凡三萬十三章，合一萬九千五百九十六字[註 4]
此經從「口授聶承遠」看，應是首譯於洛陽，從「竺法護部分譯經年表」[註 5]得知，聶 承遠長期在長安或洛陽協助法護譯經，他元康元年（二九一）八月還在洛陽。此經可能是元 康二年（二九二）正月在洛陽已由聶承遠協助口授譯成稿本，到元康六年（二九六）又在酒 泉由竺法首整理，並寫以「布流十方」。吐魯番出土的此件，書法正規、頗帶隸書體，疑是 法首寫出後往西流至高昌郡的原本。
與上件同時期的遺物，還有一件《聖法印經》，這是在日本知恩寺傳世經本中找到的。
經後尾題為：
1 佛說聖法印經一卷
2 元康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月氏菩薩沙門 3 曇法護於酒泉演出此經，弟子竺法首筆受。
4 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乘常光。[註 6]
這是西元二九四年竺法護在酒泉譯出佛經的記錄。竺法護，本名曇摩羅剎，是西晉的譯 經大師，也是佛經傳入中國、進行大批量譯梵為漢的第一人，一直為中國古代佛學界所傳頌，
據《高僧傳》載：
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敦）煌。年八歲出家，事外 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 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
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齎 梵經，還歸中夏，自燉（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 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
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註 7]
竺法護對佛經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有著重要的貢獻，其譯經事業，在他西行之前，就 已經開始。他往西域求法的時間，約在西晉泰始九年（二七三）至太康四年（二八三）間。
在此前的泰始二年（二六六）十一月八日，他在「長安青門內白馬寺中」，口授翻譯了《須 真天子經》[註 8]；泰始五年（二六九）七月廿三日，譯出《方等泥洹經》；六年（二七○）九 月三十日，譯出《德光太子經》；十月，又出《寶藏經》[註 9]。至於他從西域帶回梵經「自 燉（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也應具體分析，在一百多部經中，據現所知，
能明確在敦煌譯寫出的有兩部，即太康五年（二八四）二月譯出的《修行道地經》七卷和十 月譯出的《阿難越致遮經》三卷，這兩部的助譯者都是法護在敦煌的弟子法乘。而《賢劫》、
《正法華》、《光讚》等大部分經典，則是在長安或洛陽譯出的。由此看，西晉時的佛經翻 譯及傳播中心在長安和洛陽。
其實，長安、洛陽作為佛經的譯寫中心地點，早在漢魏時就是如此。東漢明帝時，由沙 門竺摩騰譯出的《四十二章經》，原由秦景等人帶至洛陽，竺摩騰將其譯成漢文後，即藏於 洛陽的蘭台石室。漢桓帝時，安世高譯出的三十四部四十卷經，也是在洛陽。其後，譯經大 師支讖等，逢桓、靈亂世，多避難江南。支謙至建康，於孫吳黃武（西元二二二－二二九年），
建興（二五二－二五三年）年間，譯出佛經三十六部[註 10]，康僧會也譯出了《六度集經》。
三國末年的朱士行在於于闐所得的二十卷《放光經》，也是到晉武元康初、在陳留倉垣水南 寺譯出的。這些都說明，在佛經初傳中國的東漢、魏晉時期，佛經的翻譯基地在中原的洛陽、
長安和建康等地，而佛教的傳播中心地區也在中原。
還須指出的是，現存三世紀寫經中，有些屬於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近人的仿古偽作，
如傳為李盛鐸舊藏的所謂《佛說五王經》，其經後記有：「景初二年歲戊午九月十六日，敦
煌太守倉慈，為眾生供養，熏沐寫已。」景初為曹魏年號（西元二三七－二三九年），此時 是否有紙寫經，殊屬可疑，對此，池田溫教授業已指出[註 11]。又如日本京都博物館藏的「元 康五年九月三日比丘善惠供養」的《戒緣》卷下也是可疑的。在日本奈良，有赤井南明堂藏 的「泰始九年歲在癸已五月十五日佛弟子張華寫記」的《大般涅槃經第十卷》[註 12]，均屬這 一類，這種作為，多是商人漁利，假託名人碩士於敦煌所出，這是我們在考察早期寫經時要 特別留意的。
二、十六國時期的譯經
現存的十六國時期的譯經，有些源出河西。吐魯番出土西元四世紀的佛經寫本真品較多，
如吐峪溝出的前秦「甘露二年（三六○）正月廿七日沙門靜志寫記」的《維摩經義記》卷二[註 13]， 這是在《維摩詰經》基礎上產生的《義記》，自魏晉以來，《維摩詰經》在中原地區已有多 種譯本，如孫吳支謙的二卷譯本、西晉竺法護的二卷譯本、還有竺叔蘭的二卷譯本、鳩摩羅 什的三卷譯本。一經四人異出，故後多有《維摩經義記》，乃在於貫通諸譯本義理。
在吐魯番吐峪溝還出有一件「甘露元年（三五九）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傳寫的《譬 喻經》[註 14]，此經也是來源於內地的譯本，自漢魏以降，有安世高、竺法護、釋法炬、求那 毗地和康法遂等五種譯本，而以法護所譯最豐，名為《譬喻三百首經》，二十五卷，這是早 譯於內地，又逐漸傳至酒泉，再西傳至吐魯番者。此酒泉，有的學者認為是指的高昌郡下的 酒泉城[註 15]。
十六國時期，內地戰亂頻仍，而河西地區自前涼至北涼，相對安定。特殊的歷史背景，
使以武威為中心的河西，成為新的譯經基地。此時的河西，佛事大興，幾乎每個政權的統治 者都是虔誠的佛教信徒，他們期望著佛業興旺能帶來政權的穩定，國祚長久，國泰民安，於 是開窟建寺，大力提倡譯經傳寫，包括傳寫一些在內地和江南已經譯出的一些佛教經典。在 敦煌、吐魯番出土的這一時期的佛經寫本，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從河西流入的。
在吐魯番的吐峪溝，日本大谷探險隊曾獲得一件北涼寫經《優婆塞戒卷七》，現將此卷尾題 轉錄於下：
《優婆塞戒》卷七
歲在丁卯夏四月廿三日，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錄尚書事、大沮渠興國與諸優婆塞等五 百餘人，共於都城之內，請天竺法師曇摩讖，譯此在家菩薩戒，至秋七月廿三日都訖，
秦沙門道養筆受。願此功德，令國祚無窮，將來之世，值遇彌勒，初 [註 16]
這是北涼統治者的世子沮渠興國在其都城涼州武威請曇摩讖譯出的《優婆塞戒》，丁卯，
即北涼玄始十六年（西元四二七年），西傳至吐魯番的時間，或就在此年之後不久。
廣為後世傳播的《金光明經》，便是初譯於北涼的一部大經，據《出三藏記集》載：此 經乃「晉安帝時天竺沙門曇摩讖至西涼州，為偽……河西王大沮渠蒙遜譯出」。[註 17]約在三 十年前，在吐魯番市郊安樂城遺址，出土了一批早期窖藏的寫經，其中就有這部《金光明經》
初傳至高昌的寫本，其尾題為：
《金光明經》卷第二 凡五千四百卅三言
庚午歲四月十三日於高昌城東胡天南太后祠下，為索將軍佛子妻息合家，寫此金光明 經一部，斷手記竟，筆墨大好，書者手拙，具字而已，後有□□□□之吉，疾成佛道。
[註 18]
此庚午歲，學術界大都將其確定在西元四三○年，即北涼承玄三年，距前述曇摩讖譯出
《優婆塞戒》的丁卯歲（四二七），只晚三年，這應是《金光明經》譯出後，立即西傳至高 昌郡的最早的傳寫本。此經先譯於河西，及時流入高昌，在「太后祠」下，為索將軍全家寫 經祈福，也與沮渠氏王室勢力統治著高昌郡密切相關。
三、南北朝至隋唐內地寫經的西傳
北魏攻北涼，沮渠氏退守，西逃高昌時，也從河西帶去了一批寫經。在北魏統一北方後，
高昌獨立建國，而敦煌則納入北魏統治之下。在敦煌所出經卷中，也有不少譯於內地而後流 入敦煌者，S.996 號為北魏馮晉國施寫的《雜阿毗曇心經》，現將其題記摘記如下：
《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 用紙十五張 一校
雜阿毗曇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說，以法相理玄，籍浩博懽……名曰毗曇。是以使持節、
侍中、駙馬都尉、羽真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車騎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啟府洛州 刺史、昌梨王馮晉國，仰感恩遇，撰寫十一切經，一一經一千四百六十紙，用答皇施，
願皇帝陛下，太皇太后……
大代太和三年歲次已未十月己巳廿八日丙申於洛州所書寫成訖[註 19]
大代太和三年，即西元四七九年，北魏鮮卑政權，初建國時稱「代」，故常自稱「大代」。
這是北魏貴族在洛州大批量寫經傳到敦煌的一個代表，除此卷外，馮晉國的寫經以及共他北 魏貴族的寫經傳入敦煌者，還可以找到很多。
除北魏寫經外，還有南朝的寫經，如出土於吐魯番，現藏於德國國家圖書館、有蕭道成 題記的《妙法蓮華經》，其一片尾記殘存有：
1 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 2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3 郡開國公蕭道成，普 [註 20]
另有一件，題記完整，錄如下：
1 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2 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郡）開國公蕭道成，普為 3 一切敬造供養[註 21]
此二片均無紀年，但從蕭道成官職可以判明年代。池田溫氏將其標定為劉宋昇明元年（四 七七）[註 22]，即蕭道成篡宋建南齊政權、稱齊高帝（四七九）前二年所寫，此經有可能為賜 予，而後轉入高昌者。
到了隋唐，國家統一，但由內地轉入敦煌、吐魯番以至庫車的佛經仍然不少，唐朝宮廷 寫經正本也傳到了敦煌。除佛教經典以外，一些內地高僧對佛教義理發揮的著述，也傳到了 敦煌、吐魯番等地。
四、中國佛經的中國特色
前列的這些情況表明：佛教傳入中國，佛經經義的翻譯傳播，最早不是發生在敦煌、吐 魯番，而是發生在中原政治生活中心地區，如長安、洛陽以及建康、武威等地。佛經經過翻 譯加工後，才逐漸西傳到河西、敦煌、吐魯番。
佛經的這種東傳而後西漸的過程，賦予了敦煌、吐魯番出土寫經主體上的中國傳統文化 的特徵，它表現為：
(一)魏晉時的譯經，大多摻進了當時中國固有的一些社會意識形態，如當時士大夫中流行 的玄學思想，就影響著對佛經經義的理解和翻譯。使佛經中的一些義理，得到玄學社會觀的 詮釋，如作為大乘佛教的「般若」學說，本來是一種用否定的思辨方法去論證現實世界是虛 幻不實的理論，而魏晉時的譯經，則將此種理論，用玄學的「貴無」論來加以闡釋，協助竺 法護譯經的聶承遠等人即具這種思想頃向，後來釋道安更是用「本無」的原理去闡明般若思 想。[註 23]
(二)當佛教義理不易被國人所接受時，譯經師們往往借助中國現實生活中通行的義理來加 以解釋。概括地說，就是古代中國深深植根於文化生活各個層面的儒家的天命觀、天人合一 學說；老莊的虛無觀，甚至被廣大群眾作為生活常規的綱常倫教，再加上東方專制主義的皇 權思想等等。
如此一來，印度佛教經典的許多義理，傳到中國後，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受到了 改造，成為中國化的佛教。正因為如此，佛教才受到中國封建統治者的認同、信仰，才得以 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傳布。
洎至隋唐，佛教在中國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中國的高僧們圍繞著對佛經教義的不同理 解和認識，作了許多新的發揮，產生了不同的宗派，這種新發展趨勢，又進一步使佛教更趨 中國本土化，豐富了中國佛教的內涵。
佛經傳入中國呈現出的中國化的特點，也必然影響到接踵而出現的中國佛教藝術，無論 是佛寺的構建、佛窟的開鑿，還是佛像的塑造，也都呈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在敦煌莫 高窟、張掖馬蹄寺、永靖炳靈寺的佛像浮雕、璧畫繪像、滿鋪的彩繪極樂世界，天王菩薩們 的造型、服飾等，也無不受到當世中國社會生活的感染。
因此，今天研究敦煌的佛教及佛教藝術，除了研究其與印度佛教的共性外，還應研究它 的中國本土化的特性方面。如同對佛經的研究一樣，應著意於佛教藝術的中國化特色，以及 它中國化進程中，特殊的中國意識形態文化背景。
【註釋】
[註 1] 梁‧慧皎，《高僧傳》卷一，〈安世高傳〉、〈支婁迦讖傳〉。
[註 2] 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版），第四頁。
[註 3]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四七七頁下。
[註 4] 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卷下（日本：國華社，一九一五年六月），第一頁。池田溫，《中國古 代寫本識語集錄》圖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書，一九九○年三月），錄文七十四頁。
[註 5] 陳國燦，〈吐魯番出土的《諸佛要集經》與敦煌高僧竺法護譯經考略〉，刊《敦煌學輯刊》創刊號，一 九八三年八月（總第四期）。
[註 6]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書，一九九○年三月），第七 十四頁。此譯經尾記，在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中亦有記載，內容、文字基本一致，惟「法護」
名前少一「曇」字，「大乘常光」作「大乘常住」（見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蘇晉仁、蕭柬子點校本），
第二七七頁。
[註 7] 梁‧慧皎，《高僧傳》卷一，〈竺曇摩羅剎傳〉。
[註 8]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蘇晉仁、蕭柬子點校本），第二六七頁。
[註 9] 同 [註 8] ，卷二，第三十二－三十八頁。
[註 10] 《出三藏記集》卷二，按支謙所譯，在同書卷十三〈支謙傳〉中作「二十七經」。又據《高僧傳》卷一，
〈康僧會傳〉：支謙譯有「《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
[註 11]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七十一頁。
[註 12] 陳國燦，〈對赤井南明堂藏兩件敦煌寫卷的考察〉，《敦煌學輯刊》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註 13] 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第七十九頁。
[註 14]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七十六頁錄文，圖版二。本件現藏於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
[註 15] 吳震，〈敦煌吐魯番寫經題記中「甘露」年號考辯〉，刊《西域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十七－二 十七頁。
[註 16] 日本《西域考古圖譜》下，第十八頁。
[註 17] 同 [註 8] ，卷二，第五十二頁。
[註 18] 《新中國出土文物》圖版一二二，刊載此寫經（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又《中國古代寫本 識語集錄》第八十四頁載有錄文。王素，《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新文豐出版公社，一九九七年），
第一四二頁，將此件列在建初二年，即西元四九○年。
[註 19] 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八冊，第一八三頁（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又池田溫，《中國古 代寫本識語集錄》圖二十、第九十二頁有錄文。
[註 20] 藤枝晃、托馬斯（Thomas Thilo）編，《德藏吐魯番佛經目錄》（德文）Ch. 422, TIIT 2071 號。
[註 21] 同 [註 20] Ch. 2521, Ch.2836 號。該書圖版三十三附有本件圖版。
[註 22]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九十一－九十二頁。
[註 23] 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第十二－十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