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學門知識：學術書寫與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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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學門知識：學術書寫與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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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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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18 年 9 月 5 日；通過日期：2019 年 5 月 13 日。

* 本文為作者科技部計畫「書寫知識書寫自我︰學術書寫的想像」（NSC95-2412-

H-032-002）之部分研究結果。作者感謝匿名評審與編委會提供的修正意見。

** 紀慧君為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本文引用格式：

紀慧君（2019）。〈建構學門知識：學術書寫與自我定位〉，《新聞學研究》，140:

127-167。

DOI: 10.30386/MCR.201907_(14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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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學術書寫旨在呈現事實，要求的是一種抽離、非個人化的書寫方式。然而，當代研究指出，書寫是一身分建構行為。本研究以傳播學門之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書作為研究案例，探究研究者如何定位自我，塑造自己在學門共同體之身分，又如何定位自我與學門成員的關係。研究發現，學術書寫不僅體現書寫者對世界的認識方式，也是與其他研究者和讀者進行人際互動的方式，更是書寫者採用符合學門規範的語言策略，這些書寫方式反映書寫者所屬學門典範的認識論和對真實的假設。

關鍵詞：自我定位、學術書寫、作者身分、學門、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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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過去，社會真實被視為獨立於研究者存在，學術書寫（academic writing）旨在提供事實，是對真實世界的反映與描述，要求的是抽離與去個人化的書寫（Jiang & Hyland, 2015; McKinley, 2015）。Clifford Geertz（1988）將此稱之為書寫者撤離（author-evacuated）的寫作方式。論文寫作教科書亦建議，論文中「不應包括個人經驗或意見的陳述，應該使用學術而不帶個人稱謂的語調，才能達成此一目的」

（Anderson, Durston, & Poole, 1970／王錦堂譯編，1985，頁 7）。然而，此種觀點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建構主義取代，學術書寫被視為帶有說服意圖的行為，其中蘊含書寫者的觀點與企圖。

換言之，以往將學術書寫視為對世界的客觀描述，在書寫中很少凸顯書寫者的身分位置（authorial identity）；然而，近年來研究指出，學術書寫者會採用特定的方式定位自己，也會對其他研究者之研究方式表明態度或者作出評價，為自己創建研究空間（Casanave, 2003）。Ken Hyland（2012, p. 4）以「認同行動」（an act of identity）描述學術書寫，他認為書寫者在進行書寫時，不只是再現自己的意念，更重要的是，也在採取某個位置與立場，創造自己的身分位置，表明書寫者對自己以及其他參與者的看法、評價或判斷。書寫者選擇適切的語言資源，

表達自己的立場，同時關注讀者的需求與期望。因此，學術書寫是一種身分行動，書寫者通過與他人的關係，建構自己的身分位置（李京潔、

侯繪麗、張曦，2017；Masumeh & Davud, 2014）。

Bonny Norton（1997）進一步指出，身分建構是通過對身分的描述以獲得歸屬與認同感的一種過程，身分不是個人意志以及思想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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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他們隸屬的社群團體經由語言的建構所產生。根據「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身分是一種社會建構，一個人自覺是某群體的成員，會與其間成員產生共同的信仰與經驗（Giles & Coupland, 1991; Tajfel, 1982）。因此，學術書寫不僅是個語言過程，更是一種社會政治過程（socio-political process; Işık-Taş, 2010）。書寫者要採取合乎學門規範的寫作方式，才能有效表達自己的觀點與立場，從而在學門社群中建構自己的權威身分。如同 David Bartholomae（1986, p. 1）指出，任何一個進入學術圈的人，都必須「學會說共同的語言，或嘗試以特定的方式來理解、選擇、評估、報告和論證，以實踐該社群的言說」。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研究者如何在學術書寫中定位自我。我們認為，學術研究者的身分是根據參與的學門所建構而成，是一種可塑的過程；身分是一種表現，是與制度實踐相關的言說產物，學術書寫者所寫的蘊含著人們意圖與互動者建立何種關係。學術書寫是一個建構書寫者、參與者以及讀者的過程，為了探究這個問題，本研究以傳播學門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書」為研究對象，分析學術研究者如何在其所屬學門社群中，呈現研究主題、展現自己與所屬學門的關聯以建構自我認同。我們要探究申請者如何藉由特定的書寫方式去支持、強化他們的主張，如何定位自我，又如何定位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以分析學術書寫經由何種學門社群式的過程，產製學門知識。

貳、文獻檢閱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學術研究者如何在學門、典範中自我定位。在文獻檢閱部分，我們要說明「自我定位」、「學門」與「典範」的理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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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以指出書寫者的自我定位反映學門的認識論和所屬典範。

一、學術書寫之自我定位

（一）從隱匿的主體到為自己定位的主體

以往的學術書寫，要求書寫者在研究過程裡要客觀、中立與抽離，

因此，他們意圖控制他們的研究對象，使用中立的方法諸如實驗、觀察和數量化等過程，以減少變數發現真理。此種對客觀知識的追求，反映在社會科學「去個人化」的書寫方式上，在此，研究者的「個人自我」

似乎可與「研究自我」分離，這個世界存在著一種沒有書寫者痕跡的文本。此種隱匿主體的寫作方式，近年招致許多的批評。例如，Jerome Bruner（1995）對某些人類學家把個人經驗和研究發現分開敘寫，各投不同性質期刊的作法提出批評。他認為，為了形塑一種中立與客觀的知識，而把書寫者從研究報告中隱沒的書寫方式，非但是一種陳腔濫調，

而且是不可能的事。他指出，無論書寫者如何刻意隱去自己的影子，細心的讀者還是可以在文本中看到書寫者。他認為，把民族誌和回憶錄分開書寫的作法，創造了一個虛假與真實二分的世界；但是，如果我們相信「資料」和「資料如何取得」是不相干的兩回事，虛假與真實的劃分才有可能成立。

Geertz（1983／楊德睿譯，2007，頁 13）亦強調：「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是被『從什麼位置看』以及『用什麼東西看』這兩個因素決定的」，也因此「知識無法與這種知識所運用的工具和其存在的界域相互析離」。Geertz（1988, p. 9）以民族誌的書寫指出「文化作為寫出的文本」（culture as a text）凸顯書寫是充滿作者身影的（author-saturated）。

他認為，我們應該藉由提問民族誌文本是怎樣「作者有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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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ed）來尋求瞭解他們，研究者不僅僅在進行觀察、記錄與分析，而且是在書寫。相較於科學實驗的事實，民族誌更帶有書寫者的意識與寫作風格，書寫者就是要盡力讓讀者相信他的確到過那裡（being- there），相信他們閱讀的東西是親歷某時、某地與某個人群生活方式，

寫作才真正發生（Geertz, 1988, pp. 4-5）。

在當今的學術世界，研究者如何在研究論文中建構適當的身分位置，為自己定位，已成為重要的研究問題。Carol Berkenkotter & Thomas N. Huckin（1995）對研究論文進行長達 46 年（1944-1989 年）的歷時研究，他們發現當今的書寫者更注重如何在論文中「定位」自我。書寫者會彰顯他們的身分，強調自己如何認知以及表意，將自己建構為該學門稱職的成員，以引導讀者接受所述之觀點。他們認為，現今研究者更頻繁地利用定位策略來彰顯其研究價值，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現今的研究數量較以往多，在這樣競逐的場域，要使負有盛名的期刊接受自己的著作，似乎更加困難。

（二）「定位」為論述中的位置

過往，學者在研究身分認同等相關問題時，多將其視為固定人格特質之展現，關注的是人們內在的本質，也就是從「同一」（the same）

的觀點來解釋自我：「我是什麼」和「我與什麼同一」，是比較單一的、穩定的自我認知，一種傳統的「本質論」（essentialist）觀點。近年，愈來愈多的學者以反本質主義的說法，指出自我並非先於人的表達而存在，自我是透過表達與實踐，是在過程之中，逐漸建構而成的，主體的問題應是去探究語言的使用以及論述實踐的過程（胡紹嘉，2006；

Bruner, 1995）。因此，Emile Benveniste（1971, p. 224）將「自我」定義為「言說自我的那個人」，自我是語言的一種產物。書寫者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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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敘述的主體」（narrating subject），其意義是：自我是靠著語言實踐的過程，去宣示自己的範圍，是透過語言的定位去生產、創造和界定的。自我是語言的主體，是某種功用而不是某個人。這也就是說，

「在敘述的主體」一詞強調的是自我在論述中的位置，是透過論述建構與製造出來的，不是那個正在書寫的人。

本研究從「定位」理論（positioning theory）探究學術書寫者如何在書寫過程中建構自我以及與他者的關係。定位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人透過言說，進入某種論述的主體位置中，由此個人的行動可以被理解，而行動的意義是社會互動下決定的行動，參與此對話的行動者，也都被安排在某些論述位置中。相對於傳統角色概念中靜態、刻板和儀式性的分析面向，定位強調的是動態過程，聚焦在語言使用和論述實踐上。因此，自我定位可以理解成書寫者在建構意義過程中選擇的說話位置，定位一詞類似動態的「角色創造」（role-making）（Langenhove & Harré, 1999）。定位用於指涉書寫者表達觀點、權威和存在的方式，定位是書寫者對一個命題的「個人感受、態度、價值判斷或評定」（Biber et al., 1999, p. 966）。

人們在書寫中佔據的位置，決定隨之而來的敘事情節（storyline）。

對此，Margery Wolf（1992）在《三次述說的故事》（A Thrice Told Tale）一書中，做了有趣的嘗試。她使用虛構故事、田野記錄以及社會 科學論文這三種不同的書寫方式，描寫同一個故事：一個 30 年前發生在臺灣北部小村落的故事。首先，Wolf 以小說方式書寫，在其中，她大量使用「我」的聲音，將自己個人的情感和行動，以直接的方式表達並容許相互衝突的想法在文章中呈現。其次，她以田野記錄的方式，羅列出一些沒有分析過的田野筆記，包括研究團隊蒐集的訪談以及觀察筆記。最後，Wolf 使用學術圈接受的方式，即運用大量的數字及觀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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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將自己定位成學術研究者，而這種書寫方式最後被選錄至《美國民族學家》（American Ethnologist）的期刊。

Steven Lukes（1985）則從三個不同家庭的角度，解說波士頓地區中小學種族隔離的情形。一個是長期居住在社區的白人勞工家庭；一個是最初居住於城市，但最終遷居郊區的白人中產階級家庭；另外一個是曾經參與民權運動的黑人勞工家庭。由於他們各有不同的立場與利益，

所以對同一事件所訴說的故事有很大差異。這顯示雖然是描寫同一個故事，但書寫者採用的位置不同，便會產生相異的故事意義與結果。書寫位置的改變，可以控制故事的生產和接收方式，因而，不同的位置，是用不同的觀點解釋世界、建構意義。

（三）「定位」是一種關係的界定

我們透過「定位」分析學術書寫，目的在說明語言具有展現與建構人際關係的功能，能界定自我與他者關係。透過定位分析，可以探究書寫者如何經由建構與他人的關係形塑自己身分。根據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1994）的系統功能語言學，語言具有三方面的功能：首先，語言有再現意義的「認知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其次，語言具有建構、反映人們身分位置和社會關係的「人際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第三，語言具有形塑外在社會結構的「文本功能」（textual function）。

Hyland（2012, pp. 40-44）以 Halliday（1994）主張語言的「人際功能」為基礎，提出學術語篇中的「立場」（stance）概念。「立場」是指書寫者發言時佔據的位置，取決於書寫者希望如何與讀者互動，主要包括模糊用語（hedges ）、堅定用語（ boosters ）、態度標記用語

（engagement markers）以及自我提及（self-mention）。使用模糊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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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能、不確定、或許、可能、建議、假設或似乎等）目的在以謹慎的態度面對書寫者提出的觀點，為讀者預留質疑的空間；至於堅定用語

（如清楚、建立、開啟、顯然、當然、展示、發現、確定、總是、事實上、顯示、證實以及大家都知道等），目的在表達書寫者對自己所言之確定性，以增進自己的可信度；態度標記用語（如同意、不幸的、企圖等）是在表達書寫者對所述內容之態度；自我指稱則是指書寫者運用對自己的稱謂，呈現自我、建構自己的身分位置。

因此，書寫者會採用模糊或堅定用語表達自己的立場，引導和影響讀者，營造對話空間，從而實現書寫者與讀者的互動。換言之，在書寫行動中，書寫者會企圖以某種方式影響讀者，所有書寫行為都是書寫者在「對」讀者表現書寫者的主體性，同時也在「為」讀者指定某種主體位置。依此，任何一種書寫活動都包含：書寫者（誰在書寫），閱讀者

（誰在看、要寫給誰看），以及被書寫者（誰被書寫、被討論）；書寫者、閱讀者、被書寫者是一種三位一體的組合關係（Benveniste, 1971）。

二、學門、典範與自我定位

同一社群成員具有共同價值、判斷以及使用的語言，學術研究者在自我定位時，承載的是學門典範對知識的假設及規約。因此，典範為成員創造一套共享的價值與目標，對個體產生限制與影響，也限定學術研究者實踐其社會角色及目標之方式。

（一）學門

「學門」是研究社群成員為了互相交流和對研究工作設立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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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威標準而組成。在特定的專業領域中，學術書寫藉由許多拘束、結構限制與動態的變動，界定出該學門的範圍。事實上，古拉丁文

「disciplina」本身兼有知識（知識體系）及權力（孩童紀律、軍紀）之意。因此，學門一詞具有雙重意義：首先，它是一種知識形式、一種學門知識；其次，它是一種權力技術、一種規訓紀律，是「生產論述的操控體系」和「主宰現代存活的種種操控策略與技術的更大組合」。故學門一詞具有多重相關含義：包括學術領域、課程、紀律、嚴格的訓練、

規範準則、戒律、約束以至薰陶（Shumway & Messer-Davidow, 1991／

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譯，1996，頁 1-22）。

學門的特質是有一致的研究問題、理論和方法，研究者必須藉由固定的書寫方式來捍衛他們的合法性。在學門裡的研究者會逐漸習得所屬學門的言說能力，以符合學門規範的方式相互溝通，不同學門的研究者會選擇不同的定位方式界定自身。Hyland（2000）透過語料庫分析，研究八百多篇論文摘要，比較軟、硬知識學門之學者，如何將自己建構成所屬學門的一員。他發現，在硬知識學門中，研究者大多預設讀者具有相關背景知識，因此，大多直接說明研究目的，並將重點放在研究方法上。這樣的書寫方式，假定了讀者是同一學術社群之人。另一方面，軟知識學門研究者因為在較為缺乏明確界線和學門劃分之情境下進行研究，故必須花費較多力氣說明研究的背景和相關知識脈絡，藉此吸引讀者閱讀。Hyland 進而指出，不同學門的研究者會使用不同的詞彙類目定位自己，例如，自然科學的研究者會「陳述」研究發現，但哲學家卻會為自己的觀點「辯論」。換言之，在書寫過程中，不同學門的研究者會因學門規約，而有相異的自我定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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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範

同一學門成員具有共享之「典範」。典範概念出自Thomas S. Kuhn

（1962／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譯，1994），指學術社群成員共享的世界觀，也是特定學術圈的理論、方法與研究主體心理特質的整合體。

典範是「範例」（exemplar ），也是「學門基質」（ disciplinary matrix）。研究者透過範例及學門基質的潛移默化，習得典範的符號意義、後設價值及方法規則等。典範是一組模式、一種觀點，具有指引研究方向之功能，同時涵蓋關於價值觀點的假設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Viotti & Kauppi, 1998）。

同屬一典範的研究社群成員，受過相似的學習訓練，故對社會真實從本體論到認識論等，都有相當一致的信仰，這也反映在學術書寫上。

林靜伶（2001）指出，學術書寫規定書寫形式，也限制書寫主題。在書寫形式上面，她以《萬曆十五年》為例指出，該書作者黃仁宇的書寫一直不能被學界接受，主要因為其書寫形式不符合學術書寫所期待的分析性文字，故被視為是小說的、虛構的及想像的。事實上，對於黃仁宇到底是在寫小說，還是寫歷史的討論不斷（江政寬，2001 年 1 月）。而在書寫的主題上，林靜伶以 1911 年在英國出版、備受爭議的《奇遇》

（An Adventure）為例指出，雖然此著作使用符合學術體例的註釋、附錄和圖表，完全符合學術書寫形式，但是仍不被學術界接受，因為這本書描寫的是作者遇見鬼的經驗。

而典範的另一功能在於決定什麼樣的問題有待解決。只有被社群成員承認的問題才值得研究，其他研究主題則會被排斥，或被視為其他學門的問題。Kuhn（1962／程樹德等人譯，1994，頁 83）把常態科學當成一種「解謎」（puzzle-solving）活動，用來指稱社群的共有問題，這些問題存有一些規則或限制，以及求得答案的步驟。因此，從學門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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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觀點看來，學術書寫並非對外在真實的描繪，而是由學術社群成員的行動所共同建立而成的常規模式。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書」作為研究對象。檢視當代學術界的發展，可以發現不斷分殊化及知識大量生產的現象，跟隨此現象而來的是激烈的學術競爭。研究計畫申請書是一種隨著社會和知識變遷而產生的文類，它是研究者在發表論文前的計畫，具有關鍵的影響力，評審依此評斷是否資助此一研究。研究計畫申請書具有如下作用：首先，

做為一種溝通方法，申請書是將申請人的研究計畫傳達給能夠授與許可或提供資金者。其次，做為一個行動計畫，申請書需表明對特定現象進行預先、周密的觀察與規劃。第三，一份獲得資助的計畫書，就標誌著研究者和資助方簽訂了一份合約，故獲准的研究計畫就標明此研究是合乎標準的（Locke, Spirduso, & Silvermany, 1987）。

Greg Myers（1990）曾以研究計畫申請書為研究對象，發現申請書是語藝成分甚為明顯的文本，其中的每段文字都是為打動評審而書寫的。申請書的寫作過程是研究者在一份文本中定位自己、其他研究者以及評審之間關係。研究者在書寫計畫申請書時，會努力地定位自己，凸顯研究主題的中心論旨，以展現自己是稱職、合格的學門社群成員。因此，本研究透過分析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書」，以探知研究者如何反覆界定自身、建構自己的身分位置，研究問題如下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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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者如何定位自我？

我們要分析研究者如何自我定位。我們要探究申請人如何說明與看待自我，為自己創造何種角色位置？在書寫過程中，這個自我如何因應不同的知識建構而轉換？在研究計畫申請書此類文章中，它又遵循一些什麼原則？

（二）研究者如何透過定位他者以定位自我？

學術研究是一種社會生產，受到研究同儕及學門的影響。申請人的自我定位，是一種關係上的建構，預設自己和其他對象的關係。我們要探究申請人如何定位他者、如何指定自己與他者的關係，以定位自己作為學門社群之一員。

二、研究步驟

過往探究學術書寫者身分建構之研究，大多使用語料庫作為分析工具，以了解不同學門的書寫者如何使用語言建構自我。這些研究透過大量語料庫資料，觀察趨勢與變化，比較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學門書寫方式差異（如 Hyland, 2010, 2015; Millán, 2010; Ploisawaschai, 2015;

Rahimivand & Kuhi, 2014）。語料庫的研究重點不在瞭解人們的內在觀點，故無法凸顯學門對書寫者個體的影響。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學術書寫者有何種關於「自己是誰」的想像，如何定位自己，將自我投射到文本中，以傳達其整體性、可信性、參與性以及與他者的關係。基於此，本研究透過以下兩種方式，探究這個問題。

首先，分析申請人如何在研究計畫申請書中為自己定位？與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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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又為何？其次，對計畫書申請人進行深度訪談。這是因應學術書寫是一種常規，具有隱沒的特質，只有在書寫者必須解釋、確立與說明自己的書寫過程時，才能使原本隱匿的力量顯露出來。透過訪談，我們的目的在瞭解申請人對自己的想像，我們要探詢他們如此書寫的原因，以及在書寫過程中，什麼是影響他們書寫的關鍵。

本研究以傳播學門科技部研究計畫書以及計畫申請人做為研究對象。我們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儘可能選擇不同研究領域及職級，以提升研究對象之多元性，我們以表一說明之。

表一：研究對象申請書編號申請書主題執行科技部計畫期數／

申請人身分

訪談時間／

時長申請書一敘事認同執行過七期科技部計畫／

受訪時身分為教授

2017 年 7 月 4 日／

120 分鐘申請書二媒體亂象執行過八期科技部計畫／

受訪時身分為副教授

2017 年 8 月 2 日／

140 分鐘申請書三閱聽人之訊息

處理

執行過三期科技部計畫／

受訪時身分為副教授

2017 年 7 月 3 日／

160 分鐘

本研究分析三位申請人之研究計畫申請書，也對他們進行深度訪談，¹ 步驟如下：

1 本研究選擇三位不同經歷的申請人作為研究對象。我們認為，透過研究個案的選

擇與分析，其代表的不只是研究對象本身，此三位研究對象亦代表其行動所在的一種脈絡，這些脈絡訊息通常是透過個人行動而呈現給他人，因此，研究者可以藉由單一個案發掘出「具個體化意義的普遍性」（individualized universal）。在進行分析時，研究對象者不僅是個體，亦是團體的一員（胡紹嘉，2012，頁 59- 60；Chase, 2005, pp. 80-81; Flick, 2006, pp. 132-133）。因此，我們不僅分析三位申請人如何定位自己、書寫知識及建構意義，也可瞭解申請人所處之書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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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研究者初步分析三份研究計畫申請書，找出定位過程，並據以擬定訪談大綱，同時蒐集三位申請人之研究背景與資料，如論文著作、授課項目與研究專長領域。

第二，訪談申請人。每位約兩小時，並全程錄音。訪談首先聚焦於研究計畫之寫作流程，請申請人說明研究背景與重要性、研究方法、進行步驟、預計遭遇之困難，及預期完成之工作目標等科技部規定之書寫項目。其次，請申請人說明如此書寫以及研究設計之原因，以探詢申請人為何如此書寫？為何如此定位自己，定位其他學者？自己的研究計畫和既有研究之間的關係為何？

第三，本研究將申請書初步分析結果，與訪談資料相互比對，挖掘申請書與訪談中重要細節與意涵。呈現訪談資料時，我們在不傷害文意下，修飾逐字稿內容，並刪除贅字以利閱讀。本研究呈現分析資料的方式如下：將三份申請書分別編號，並註明頁碼（如「申請書一，頁 3」）。至於深度訪談，則依照申請書編號標示受訪者身分，例如「申請人一訪談」表示受訪者為申請書一的作者，同時標示逐字稿頁碼（如

「申請人一訪談，頁11-12」）。

肆、研究分析

一、定位自己

（一）即身敘事者

依據科技部研究計畫提案之項目要件，申請人需說明近年研究計畫內容與主要研究成果，在此，申請人必須說明自我是否可以駕馭該研究主題、勝任這個研究計畫。申請人一明白指出「申請書是一種展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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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去說服評審」；申請人二強調，必須要「透過舉證，我在這個領域上的研究成績，說明我可以做這個計畫」；申請人三表示「研究計畫的提案者是重要的因素，特別是提案者的經驗背景」。

申請書是一種展示場，我的目的是去說服評審，我可以做甚麼，我即將要做甚麼。必須去揣想，審查人用何種角度看你，這也是一種說服評審的過程，因為需要研究資金的挹注，說服評審投資你（申請人一訪談，頁9）。

以前，我會認為，研究計畫的寫作，就是把研究問題與計畫說明清楚，理論以及文獻設計仔細。但是，現在我認為，除此之外，還要透過舉證，以前我在這個領域上的研究成績，和對問題的掌握，說明我可以做這個計畫（申請人二訪談，頁18）。

研究計畫的提案者是重要的因素，特別是提案者的經驗背景，研究者有沒有從事相關領域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申請人三訪談，頁10）。

採取稱職身分，是申請人說明自己是否具有執行計畫能力的定位方式。我們以「自我提及」以及「自我引用」（self-citation）兩個部分，

來說明書寫者如何建構自己的稱職身分。根據 Luk Van Langenhove &

Rom Harré（1999），研究者提及自我時，可以描述自己的生命故事，

例如，我做過什麼、看過什麼、發生過什麼，或是指出自己在某方面的獨特經驗，以正當和合法化自己的某些宣稱。在申請書中，申請人會提及自己過往的專業經驗，界定自己在某個領域的專家知識以說明自己為何可以勝任此研究計畫。例如，申請人一強調自己先後獲得相關主題之計畫補助；申請人二指出過去的研究皆集中於提案相關領域；申請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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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表示，自己運用此研究方法，「進行了相當多的探索」，以界定在此領域豐富的研究經驗。

本人近年（2012 年迄今）的研究興趣亦以家庭故事為主題，先後獲補助並執行兩個相關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前者已執行完畢，後者則正進入第二年之計畫執行期（申請書一，頁2）。²

申請人過去五年的研究集中在三個方向，第一是於晚近全球化趨勢下，全球傳播生態變遷以及民族傳播與文化工業處境；第二是在當前全球化、數位化與市場化的脈絡下，影視與文化政策的制訂、調整以及跨國比較。第三是多元文化與族群傳播課題相關研究（申請書二，頁1）。

申請人在新聞傳播領域方面，以……研究法進行了相當多的探索，例如：語言傳播、廣告行銷、偏好行為、人因工程等應用議題上（申請書三，頁1）。

除了指出過往相關研究經驗，申請人也會在申請書中，用不同方式強調自己對研究主題的熟稔程度，說明自己提出這個研究計畫，是因為

「自己在此領域任教、執行過類似計畫」（申請書一，頁 3），或「參與媒改運動多年」（申請書二，頁3）等。

也正是在計畫案執行與課程教授的過程中，我反思到過往所研究之對象皆為已出版的家族故事文本（申請書一，頁3）。

2 為了避免可以辨認出申請者身份的文字，我們在論文使用「……」符號，替代原

本的申請書或是訪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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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本人一方面研究與思考媒體與民主的相關課題，另一方面亦參與媒改運動多年，對於媒改運動的困境有深刻的經驗，對媒改運動的反省也有迫切的體認（申請書二，頁3）

由上可見，申請人將自己定位為多聞、可靠的學門成員，說明自己具有稱職身分。在當今學術界中，學術論文被視為學術生涯的文化資本，而學者則被視為「人格化」（personified）的文化資本形式。在資本有價的社會（capital-valued society），「該人與其作品」具重要價值

（Grenfell, 2011）。Tony Becher & Paul R. Trowler（2001）則以貨幣

（currency）概念闡述學術論文蘊含的資本價值。他們認為，學術論文是一種貨幣，所以誰先發表重要觀點，獲得這些內容的所有權，便至關重要。因此，這些已發表的論文是具價值的資本，可被轉換成書寫者的權威，而書寫者需要表達自己擁有的文化資本，才能被視為成功的學術人。舉例來說，申請人一引述自己發表的著作，凸顯自己在該研究領域中的能力。再如申請人三在申請書中引用自己刊登於SSCI 與 TSSCI 期刊的論文，強調自己的專家位置。

舉例來說，我曾以……兩本書為研究對象，探討戰後台灣漢人家庭第三代成員如何透過影像或旅行探索家族故事（申請書一，頁2）。

近五年內，申請人在新聞傳播領域方面，以眼球運動追蹤研究法進行了相當多的探索……並將結果發表在廣告學研究、中華心理學刊（TSSCI ）、 Consciousness &

Cognition 期刊（SSCI）。也嘗試將這些研究心得具體整理成回顧性論文，發表在中華傳播學刊（TSSCI），希望

(19)

促進國內傳播心理學理論與實務的蓬勃發展（申請書三，

頁1）。

對此，申請人三明白指出引用自己發表期刊論文的原因：

我的申請書就會把我 SSCI、TSSCI 的論文放在重要參考文獻中，表示我長久涉入此一領域。若只是第一次踏入這個領域，結果可能就不甚理想，應該要表示自己長久的浸淫在這個主題裡（申請人三訪談，頁11）。

申請人在申請書中自我引用，具有提升自身學術聲望、為個人研究增添專業信譽的強烈意圖。除此之外，自我引用也可能是申請人確立其研究主張，讓同一學術社群的其他成員視自己為重要角色，並被嚴肅對待的最有力展現（Hyland, 2003）。

（二）抽離觀察者

申請人也會引用理論或是先前研究資料，用以說明申請的研究主題是已被學術社群共同認定的重要議題，這樣的策略將自己從上述強調個人能力的層面，轉向抽離觀察者的位置。因此，申請人強調過去許多研究者的共同成果，目的在強調，自己所提研究問題之重要性，並非僅是個人觀點，而是學門社群共同的看法。申請人將自己的論點置於學門的界限之內，也同時界定自己與其他研究者的關係。例如，申請書一指出，自己研究的家庭溝通主題，是探討人類傳播行為必然觸及的議題和領域，有愈來愈多的人投入研究、開設相關課程。申請書二提及，許多研究者指出同樣的迫切性，用以強調「媒介亂象」是學術社群公認的重要議題。申請書三也強調所提之研究問題已獲相當多的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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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傳播學者而言，其又是探討人類傳播行為必然觸及的議題和領域，也因此吸引愈來愈多的人投入研究、並在學院開設相關課程，而家庭溝通的主題也從早期研究侷限於婚姻溝通，擴及多元家庭形式下的互動，並主張「溝通過程創造且反映家庭系統與家庭認同」（Galvin, Braithwaite, & Bylund, 2015）（申請書一，頁 2）。

對於媒體亂象的成因解釋，許多文獻不約而同指出了媒體產業的特殊生態，特別是長久以來威權政治控制的遺毒，以及自由化之後媒體市場陷入惡性競爭，乃是最重要且最根本的原因（盧世祥，2008；徐維中，2005；監察院，2005；李金銓，2009；林照真，2009；吳浩榮、林采昀，2013）（申請書二，頁 19）。

相當多研究結果證實，長期觀看電視容易造成心理、

生理等負面影響，也容易導致社會犯罪率上升，而觀看電視又以新聞頻道居多，可以想見新聞複雜內容所帶來的影響力相當大（申請書三，頁1）。

使用訴諸共同體成員資格的定位方式，似乎削弱書寫者個人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此種書寫方式，通常讓作者只在文章前露一次面，用以指明「我到過那裡」、「我是一名研究者」，然後作者就隱退到幕後。

抽離觀察者的定位方式通常使用第三人稱、去個人化觀點的書寫方式，

藉此建構一個獨立於作者之外的事實。此種自我建構的策略，讓書寫者將自我定位在隱匿的位置，並使用謙讓委婉的用語潤飾自我形象，以保持低調。如此淡化了研究者的角色，抹去書寫者的語言跡象，營造出事件似乎是自己開展的，使得研究者在寫作過程中隱身與抽離。這裡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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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有效性是經由方法決定，方法的客觀便能保證結果的一致性、可重複性與可驗證性，研究者藉由學門的力量增進自己研究的可信度。因此，使用匿名、非人稱與保持距離的寫作格式，是為營造知識「就在那裡」，超乎研究者個人之上的樣貌，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書寫者的能見度（writer’s visibility; Webb, 1992, p. 749）。

此種方式異於前述的自我提及，自我提及強調的是書寫者自我啟蒙與探索的定位方式。這說明文本中作者不是一種「同質實體」

（homogeneous entity），作者可以因應不同的目的、不同涉入程度之需求，建構出不同的身分位置（Tang & John, 1999）。因此，作者在文本中描繪自我的方式不只有一種，如申請人三與申請人二皆指出，因應不同的知識特性，會用不同的方式定位自己。

在研究方法執行時，我會寫明使用的是最嚴謹的操作，運用條列式的說明方式，降低誤差，我會在過程中嚴謹的操作每一個研究環節，提高資料的合法性。但我有時也會談論自己的角色，比如，我曾經用過這樣的方法做過研究，我會把自己的角色寫進去，也會說明過往學者用過某些方式，但不適切，我這個研究方法更適合（申請人三訪談，頁14）。

我覺得我從進入學術這個領域，就在揣摩客觀性以及主觀性的拿捏。我覺得研究的客觀性和可信度還是非常重要，所以，我通常會用客觀資料作為基礎，再加上自己的看法。客觀性是重要的，但個人的見解也必須加在裡面。

這如何取得平衡，是要反覆拿捏之處（申請人二訪談，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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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Paul Atkinson（1990）指出，早期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社會學著作，也含有兩層的敘事成分。一是客觀描寫，二是即身敘事（personal narrative），而重複使用此兩種方式才是其中關鍵。唯有如此，書寫者觀察到的東西才可能逐漸成為書寫者的立論證據。書寫者唯有透過不斷重複說明自己對此研究領域的熟稔，並且使讀者相信書寫者提出的客觀證據，如此，才能使讀者肯定書寫者的知識權威，接受書寫者提出的論點。

二、定位研究主題

（一）凸顯主題之承繼與創新

研究計畫大多強調新方向的擴展，研究者必須強調研究主題之獨特，以確保申請書獲得接受，但又必須將其形塑成既有研究成果的必然延伸，以定位自己為學門社群的一員。申請人為了強化研究論文與專業領域之契合程度，必須在表明自己計劃具有原創性的同時，又證明與既有學門是一致的（Myers, 1990）。因此，申請人既要定位自己是學門的

「承繼者」，又要將自己定位成學門的「創新者」。

選擇學門特定的研究領域、方法與取徑，不只是一種符合學門興趣的穩當方式，也是展現自己身為該典範成員之主要依據（Bruner, 1995）。換言之，研究主題之界定是學門劃分專業疆域，使屬於同一典範的研究者對知識產生共同判準及評估世界的方法。同一典範的研究者有共享的目標、研究主題及取徑，也有偏好的論證形式，他們選擇相似的語彙和論述結構，而此種書寫及思考架構不但建構學門樣貌，也建立研究者對真實的定義、對權威的信念以及社群成員的關係。例如，申請人二經由界定研究主題，定位自己在學門的位置，以及與其他研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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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他以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論做為研究之源起，指出後續研究發展的兩個軸線，強調自己是接續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繼續此研究主題。

本研究計畫企圖著手處理這個議題，此處先以幾個代表性文獻的說法做為初步探討基礎……與大眾文化批判興起於相同時期的法蘭克福學派文化工業論為其代表

（Adorno & Horkeimer, 1989）……文化工業論後續在兩個軸線上發展出對媒體的批判論點，一是法蘭克福學派第二代的哈伯瑪斯所提出的公共領域與溝通行動理論，二是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申請書二，頁3-4）。

申請人一以《家庭溝通：凝聚與變遷》（Family Communication:

Cohesion and Change）一書為依據，指出「家庭溝通」此一研究主題之 源流，標示自己是在這個研究基礎下進行研究。

如果將1982 年由美國傳播學者 Galvin 與 Brommel 所撰寫、歷久不衰且迄今已增訂至第九版的教科書《家庭溝通：凝聚與變遷》（Galvin, Braithwaite and Bylund, 2015）一書，當作是傳播學門系統性地討論家庭之種種互動過程與意義理解的起始，其迄今不過三十餘年（申請書一，頁1）。

在此，申請人透過界定研究主題，確認自己的學術源流，以確立自己在學門社群的位置。Becher（1989）曾以「部落」一詞形容典範，認為每個典範都可以被視為一個學術部落，擁有特定的基準、學術用語、

知識概念及一系列常規和模式，也因此構成特殊文化。這樣的團體文化不只影響團體成員界定知識的方式，也影響其追求的目標、社會行為、

(24)

權力關係及思考方式等。

更進一步，如何宣稱自己的學門精神與專業，是定位自己作為學門的「創新者」。根據Hyland（2015），找出現有研究之闕漏，是將自己定位成創新者的關鍵步驟。研究者將自己定位成學門承繼者，說明自己的研究源流後，接著就要提出此研究領域的侷限、忽略與欠缺，藉此界定自己與其他學者之不同（蕭小穗，2017）。因此，申請人指出前人文獻的缺失和學門具爭議議題，如申請書一指出，過往學者在該研究主題及方法蒐集的設計上，雖可供借鏡，卻仍有不足；申請書三提及過往電視觀看之注意力研究，忽略了對畫面特定部位的處理歷程及聽覺管道的影響；申請書二強調既往研究媒介亂象之方式遭受不少批評，故需要新的研究概念。簡言之，三份申請書皆說明自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與缺憾而來。

上述研究在研究問題及故事蒐集方法的設計上，有其可供借鏡之處，但亦有其不足的地方。例如，其家庭故事或敘事過程皆是透過第三代的家庭成員自述或轉述，未能直接觀察不同世代的敘事互動，也無法針對轉述而來的跨世代敘事內容（申請書一，頁3）。

惟此類電視注意力研究的文獻極少，即便有關於電視觀看之注意力研究，也多止於測量是否看電視，而不是測量電視畫面特定部位的處理歷程，且多忽略聽覺管道的影響（申請書三，頁1）。

從國內相關政治經濟學取向的文獻中大致可以看出共同點，亦即雖然都注意到了台灣獨特的「政治」歷史（亦即威權統治的存在與轉型），但是卻較少關注於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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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歷史（申請書二，頁5）。

（二）表達研究者立場

當研究者強調自己的研究觀點有新的突破，這也表示某些既有研究觀點將被取代，甚至推翻。奠基於 Erving Goffman（1967）的「面子」

觀點及 Penelope Brown & Stephen Levinson（1987）的「禮貌互動模式」（politeness model of interaction），Jiang & Hyland（2015）指出，

提出新的學術主張以及指出闕漏，這對其他的研究者來說，是一種威脅面子的行為（face threatening acts）。當研究者透過書寫建構面子，為自己贏得學術身分及認可的同時，將無可避免地威脅到別人的面子。此時，研究者便會透過「可能」、「或許」等語詞，顯示自己對其他研究者的尊重。

而細緻化的起點之一，就是要指出，這樣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可能有一個盲點，而這個盲點恐怕也是政治經濟學所提示和強調的，亦即政治經濟學分析必須注意的獨特歷史與在地脈絡（申請書二，頁6）。

又「世代」雖係探討家庭成員間之關係所發展出的概念，但對一般研究者而言，其理論意義亦僅只停留於此，

似乎假定「世代」係一客觀的、且不證自明的存在，而忽略了其對個人及社群而言，深具歷史與認同意涵（申請書一，頁7）。

這些研究似乎指出，年紀越成熟的閱聽人，其視覺與聽覺的訊息處理愈獨立。但是，對於一個具有標題、跑馬燈、文字旁白的新聞節目而言，聽覺訊息究竟發生會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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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視覺注意力的分布，並對視覺內容的記憶產生多大影響？目前的文獻仍付之闕如（申請書三，頁5）。

模糊用語是讓陳述變得模糊的詞彙或短語，書寫者可藉此表達對所述內容的確切程度，也能展現自己的禮貌與謙遜。因此，在學術書寫中，研究者不僅要對其陳述內容的真實作出判斷，還要對其他研究者及讀者表示尊重。如申請人二便提及自己會利用「模糊保守的語詞」建立自己的謙遜形象，希望評審接受其觀點。

申請書的寫作與一般論文最大的不同，是申請書說服的是少數的評審，不是對公眾的對話。我在撰寫申請書時，因為還沒有研究結果，所以，我較常使用模糊保守的語詞，希望給評審一種較為保守謙虛的形象，讓評審接受我的觀點（申請人二訪談，頁7）。

另一方面，模糊用語也使得陳述成為一個「觀點」，而非被確認的事實，使得作者得以降低自己宣稱論點的責任。模糊用語除了可以讓書寫者有技巧地評論他人的研究結果，亦可邀請讀者對使用模糊用語之原因進行合理推斷，等於將文本解釋和判斷的任務轉移到讀者身上。讀者可從模糊用語看出作者並未完全肯定所述內容，也暗示可能存在一些討論空間（Skelton, 1988）。在學術書寫此一說服性文本類型中，模糊用語可以較温和地表明研究者立場，減少責任，是一種理智的人際策略。

因此，申請人指出使用模糊用語目的，是在表明所言僅僅是一種詮釋觀點，這樣的寫法會增加讀者的信賴感（申請人一訪談）、也能顯示研究者對學術的尊重（申請人二訪談）。

我覺得研究者在研究中用使用「可能」、「或許」等語氣，或是寫出研究反思或是研究限制，也就是承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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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會有不周延或是未竟之處。這樣的寫法反而會增加讀者的信賴感（申請人一訪談，頁15）。

使用不確定語氣，模稜兩可的書寫方式，例如，似乎、或許、看似或是可能等等，可以展現出書寫者自覺學術論據沒有止境，也展現出對學術的尊重（申請人二訪談，頁7）。

至於堅定用語，則常被用來表達對所述內容的可靠和嚴肅性。為了建構合適的專業身分，增加自己的論證強度與權威性，申請人會強調資料（數據或實驗結果）和宣稱（自己對資料和結果的解釋）之間的關係，使用像是「建立」及「開啟」等字彙。

本計劃之目的即……希望從了解閱聽人視覺注意力分布狀態，建立閱聽人對新聞節目之訊息處理模型，也對電視新聞影響的動態過程提供進一步檢驗的假設（申請書三，頁22）。

本計畫之學術關懷乃鑲嵌於尋索共同生活或家庭主題的傳記研究傳統，期能藉由強調不同世代之生命經驗在家庭生活、歷史意識與集體認同上的差異，開啟認同研究的新觀點（申請書一，頁3）。

申請人採用堅定用語凸顯自己是專業、有能力的學術研究者。如前述文獻所示，透過模糊和堅定用語的使用，我們得以一窺書寫者基於何種立場對他人研究進行評價，又如何與讀者互動。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研究計畫申請書多數強調是新方向的擴展，這表示此為一初探研究。對此，申請人一方面要有勇氣宣稱自己研究的可信度，以說服評審，但另一方面也要承認自己研究的試驗性和不完整，因為研究計畫是一種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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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而非已完成的論文。因此，在研究計畫中，模糊用語和堅定用語兩種立場可能交錯出現，申請人在自我定位過程中，必須維持一種不易達成的平衡：他既不能太過武斷，也不宜過於保守。研究者必須小心翼翼地定位自己，如同Hyland（2000）提醒，書寫者有時失去讀者的認可，

並不是由於邏輯推論的缺失，或研究方法的缺陷，而是其宣稱產生負面效應，例如自我定位的問題。因此，在語言的選擇上，申請人交互使用模糊和堅定用語，為自己創建研究空間，展現嚴謹的專業角色，以贏得讀者之認同。

三、定位其他學者

（一）建構立論點

根據 John Swales（1986）有關「引用脈絡分析」（citation context analysis）的研究，論文之引用文獻具有許多功能。引用是把被引用的研究，重新置入該論文脈絡中，進行「再詮釋」。因此，當研究者將他人研究成果置入自己論文的語境中，被引用的論文意義不僅會改變，也可能被徹底反轉。透過引用，研究者重新脈絡化被引用的文獻，使得原本不屬同一時空的學者，成為支持自己的證據，或彼此對話、或進行詰問。在申請書中，申請人引用相關的研究和理論，將其置於自己的研究語境中，為研究建構立基點和合理性。例如，申請書三將自己的立論點建築在前人的實驗結果之上。

Chua et al.（2005）的實驗提供本研究相當好的參考，讓研究者有機會思考電視觀看過程與觀看者的知識經驗的關聯（申請書三，頁8）。

(29)

申請書二則申明，透過其他學者的理論視角，得以更深入分析研究問題。而該申請人也在訪談中表示，引用文獻之目的在顯示自己所提之計畫在學門的位置和意義，也在跟既有的研究對話，指出新的方向。

Bourdieu 國家左手與右手隱喻的提醒，僅僅是第一步，社運者必須分析國家作為一個雙手並用的動態機制……借助 Chatterjee「政治社會」概念的啟發，或許我們得以更深入地分析台灣社會、公民、國家之間的特殊動態關係（申請書二，頁10）。

文獻引用的目的是這個計畫站在什麼位置？在這個學術社群中，有沒有意義？跟別人做的有無不同？這是一種 critical dialogue，我希望經由文獻引用，跟既有的研究對話，對話出新的方向（申請人二訪談，頁15）。

「引用」概念說明，我們談論的事物總是含括他人的言辭，沒有言辭可以獨立存在。所有言辭都在回應過去的言辭，並預期未來的言辭作為答案。因此，學術書寫從未以個人形式進行，而是參考過去的集體與共同來源。引用行為主要是為特定的陳述提供相關文獻或支持，故引述的文獻通常具有詳述、修改或改正先前作品的功用（Garfield, 1979）。

藉由引用，研究者賦予其他學者位置，也讓自己獲得某種發言位置的正當性。研究者在學術論文中引用他人文獻，既可讓自己的論文符合學術規範要求，又可建立自己與學門的聯繫。如申請人一以自己的提案經驗說明，引用文獻在學術書寫中實不可或缺。

像我有一次投稿，就被評審說：未勾勒出現今領域的研究狀況，未展現和既有文獻對話的能力。文獻檢閱就像是展開一個旅程，以前的研究者已經告訴你，他們走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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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的路，過去的文獻好像是導遊一般，可以幫助你了解，你和這些理論有什麼關聯（申請人一訪談，頁6）。

每個典範都擁有某些公認的成就呈現在經典著作中，他們擁有與典範同樣的規範作用（Kuhn, 1962／程樹德等譯，1994）。這顯示某些聲譽卓著的學術研究者被視為該學門領域的權威，在申請書中引用這些學者，較容易讓讀者將申請書視為合法、正當以及具有權威性。這說明在學術書寫的語境中，某些言說會居主導地位，讓研究者經常引用這些學說（Ploisawaschai, 2015）。如申請書一援引社會學家 Karl Mannheim、

申請書二引用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以及申請書三引用 Morley 等人之閱聽人研究。

此處我將援用社會學家 Karl Mannheim 的「實存世代」與「世代位置」的研究概念，進一步探討世代認同的歷史意涵（申請書一，頁8）。

與大眾文化批判興起於相同時期的法蘭克福學派文化工業論（the Culture Industry ）為其代表（ Adorno &

Horkeimer, 1989）（申請書二，頁 23）。

如 Morley（1980）針對英國 BBC 的新聞性雜誌節目 Nationwide 閱聽人研究、Lull（1980）電視的社會使用；

他們皆不約而同的強調：要了解閱聽人解讀媒介的行為，

是無法單獨從效果與影響研究來以一概之的（申請書三，

頁8）。

（二）從「他言」到「我論」

「引用」顯示書寫者一方面認同某個研究傳統，藉此建構自己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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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但同時又要說明自己與他人不同之處，以顯示他不是完全接受既有理論，這也正是書寫者引用文獻的最終目的──他要突破和超越現有文獻。因此，引用的重要原因在於：反對或修正他人的作品或觀點，或質疑先前的作品（Garfield, 1979）。Gerald Graff & Cathy Birkenstein

（2007）以「他言」（they say）和「我論」（I say）說明此觀點。

「他言」是指總結他人的學術思想，其目的是為「我論」作基礎；「我論」便是提出自己的論點，這是提出「他言」之最終目的；因此，「他言」和「我論」是學術論文中兩個關鍵的推動力量（move）。如申請人三指出，引用過去研究的目的在重新組合，形成新觀點，申請人一也認為是藉此「提出不同於以往的看法」。

我把這主題和要用的概念，把以前人們說過的、做過的研究整理出來，或者說，把這些概念重新的加以組合，

形成不一樣的觀點（申請人三訪談，頁10）。

文獻檢閱是對既有文獻或研究之反饋、批評或是迴響，文獻檢閱要指出對文獻蒐集的深度與廣度，展現自己對既有領域的對話能力，並提出不同於以往的看法（申請人一訪談，頁12）。

由此可見，引用之最終目的在提出不完全相同的意見。學術論文要進行有效的攻擊與論辯，主要經由「引用」，以展示對該研究領域的瞭解，如此才能進一步提出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觀點。這裡顯示，學術論文是論戰的場域，論證（argumentation）是學術書寫的核心（Graff &

Birkenstein, 2007）。申請人提出自己的論點時，必須說明自己論點如何異於以往，也就是在駁斥、否定別人的論點。若要在學術研究中建構批評位置的正當性，又降低對立程度，研究者就要引用和自己觀點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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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以降低研究者個人的批評者角色，展示批評的專業及客觀

（Tadros, 1993）。例如，申請書二引用 Mosco、Cardoso & Faletto 等學者的說法，批判過往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夠重視歷史與在地脈絡。申請書三則引用 Carter、Chew 等學者的研究，目的是在引用與自己類似的論點，說明何以需要新的研究典範。

這樣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可能有一個盲點，而這個盲點恐怕也是政治經濟學所提示和強調的，亦即政治經濟學分析必須注意的獨特歷史與在地脈絡（Mosco,1998;

Cardoso & Faletto, 1979）（申請書二，頁 3）。

Carter 等人（1973）、Chew（1989）指出，這類研究方法只能看到電視節目最後所產生的效果，根本無法彰顯閱聽人在觀看節目過程中的認知變化。為了探索這些建構歷程，Carter 等人（ 1973 ）創造出一種稱為中斷法

（stopping method），來探討閱聽人對節目訊息處理過程的關鍵轉折點，這開啟了電視觀看行為的認知研究典範

（申請書三，頁3）。

換言之，申請人引用文獻指出其他學者研究的缺失，可避免用自己的觀點進行攻擊，這可使得學術研究的論戰攻防，無須顯示出強大的對立或衝突。如申請書一強調，申請人自己僅是與其他先進「關注角度」

不同。申請人二受訪時則指明，引用文獻之目的是對話，「並不是爭個你死我活」。

我與上述之研究者對家庭故事與華人傳播間的關係，

有相近的生命體驗與探索熱忱，但提出之研究進路卻大有不同，差別在於，蔡琰、臧國仁等先進是從「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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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面，看待華人家庭的日常行事與倫理價值之實踐，我則嘗試由「歷史際遇」的角度，理解華人家庭中不同世代成員的自我理解與身分認同的疑難（申請書一，頁2）。

在文獻檢閱時，我也會用模稜兩可的方式，這可能有兩個原因，一是我的目的是跟其他研究者對話，並不是爭個你死我活。二是，我會引用這些研究者做為文獻基礎，

是因為他們是這個領域的研究者，我的研究計畫有很大的可能性會被他們審到。所以，我會謹慎的留下一些空間

（申請人二訪談，頁6）。

伍、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發現

近年，學者關注學術書寫展現的社會與人際特徵，強調學術書寫不僅僅體現書寫者對世界的認識，是與其他研究者和讀者進行人際互動的方式，也是書寫者採用符合學門規範的語言策略。書寫者採取適當的定位方式表達自己的立場與態度，引導讀者接受其觀點。因此，學術書寫不僅是對世界的反映與描述，更是一種想像與定位他者的行為。

本研究以傳播學門之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書」作為研究案例，探討研究者如何反覆界定自身以獲得贊助。我們認為，分析研究計畫申請書此種關鍵文類，可以洞察隱含在其中之學門價值與信念，可以探究學門成員的關係以及其間的協商過程。本研究發現，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人以自我提及與自我引用說明自己過往的表現，彰顯自己的研究能力，

說明自己做了哪些工作，以說服評審相信其知識權威。在此，申請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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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界定自己發言的資格，強調個人的啟蒙與探索過程。另一方面，申請人訴諸學術共同體的共識，建構知識的客觀性，將自己定位成為抽離、

客觀的中介者。這說明申請人會因應不同程度的涉入需求，透過「即身敘事」與「抽離觀察」兩種自我定位方式，建構不同的身分位置。

在定位他者部分，研究者經由定位研究主題及其他學者，進一步定位自己與學門的關聯。申請人通過研究主題之選取，將自己銜接於學門反覆出現的研究主題，顯示自己將延續此一學術傳統進行研究。申請人提出前人的著作和學說，指出自己的研究是關於哪一類研究主題、採用何種理論取徑或研究方法，將自己定位為典範的承繼者。另一方面，申請人也要說明自己與既有研究之不同，以突破與超越現有研究，定位自己是學門中的創新者。

在定位其他研究者方面，申請人通過引用，建構自己論點的正當與合理性。而引用文獻的最終目的在提出不同於他者的觀點，以突破和超越現有文獻，如此可展示批評的專業及客觀。由此可見，具有說服力的學術論述，並不只是根據事實的論證或是經驗上的證據；具備說服力的學術論述，是一種被學術社群成員接受的一套語言實踐。書寫者如何定位自己、研究主題和其他學者，如何引用先前知識維持學門權威，如何建立可被接受的真實，又如何提出令人信服的論證，這些實踐不是單純個人風格的展現，而是一種被社群所接受並採用的方式，這些常規反映書寫者所屬學門的認識論以及對真實的假設。這些都說明學術知識是從特定學門社群中協商而來，為使申請書具有說服力，書寫者必須運用學門認可的知識定位自己與他者。

(35)

二、研究意義與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意義，首先在揭露社會科學的語藝性質，回應當今批判科學主義的聲音。事實上，許多學門已經藉助 20 世紀開始復興的語藝學，討論語藝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Nelson, Megill, &

McCloskey, 1987／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譯，1997, pp. 1-20）。於此，學術書寫被視為一種觀點、一種立場，否定了客觀中立的科學宣稱。本研究彰顯學術書寫在建構知識及人際關係中，主動且關鍵的角色。我們認為，學術書寫並非傳遞學術知識的載具，而是建構學術知識與其人際關係的關鍵。

其次，本研究透過分析提案申請書及申請人訪談，對學術書寫進行反思。我們強調，任何書寫行為，無論是採條列式說明、使用第一或第三人稱，都無法規避作者從其觀點與視野進行書寫的「書寫者」角色。

書寫者在建構意義與自我時，對於敘述人稱的選擇、現身與否、現身的程度、人物與事件的選擇、背景的呈現等議題，都離不開書寫者觀點及其視野（蔡敏玲，2001，頁 233-260）。因此，學術書寫建構知識，也建立研究者對自我與他者的認識與想像，學術書寫是研究者站在某個位置與觀點，所看見與所建構的學術知識。

第三，本研究強調從學門與典範的角度看待學術書寫。學術書寫是展現學門典範的重要實踐，自我是研究者通過其所屬典範的建構而成，

並且在對身分的描述中，獲得認同感的過程，而非個人意志的產物。如同Lester Faigley（1986, p. 535）指出：「書寫不可從個別的書寫者去理解，而要從社會的角度去觀看。」因此，本研究將自我定位問題視為學門典範建構的問題，目的在將學術書寫從研究者的私領域，轉移至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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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領域；將學術書寫從個人行為，轉移至集體的書寫過程；也將學術書寫從隱藏的認知過程，轉移至社會和動態的建構過程。

最後，我們進一步說明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書」，因此，探究的是科技部研究計畫要求之書寫項目，未能分析學術論文中如研究發現以及結論等項目之書寫方式，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比較學術論文與研究計畫書自我定位方式之異同。另外，未來研究或可從投稿過程中，耙梳有關學術書寫的完整脈絡，通過投稿過程的衝突與矛盾是如何展現，又如何被解決，以描繪學術論文反覆修改與協商的過程。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分析投稿至學術期刊的原始稿件、評審委員提出的修改意見、投稿人針對評審意見提出的答辯書，以及因應評審意見修改過後的論文，藉由比對投稿人

「原始稿件」以及「修訂稿件」之間的差異，以追溯學術書寫的脈絡以及權力斧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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