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
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926 年英國傳教士 R. Gilbert 將其在中國的觀察出版成書，書名是「What’s Wrong with China？」在他看來，20 世初的中國必定是出了問題，否則為什 麼會如此混亂軟弱？中國政府如此缺乏效能而人民如此貧窮1？這一連串的 疑問不僅是 R. Gilbert 對中國的觀感，也是多數西方人對中國的疑惑2。隨著 時間拉長，這個問題也成為日後中國現代史研究者極欲追問的問題。
早在 1950、1960 年代，美國史學界廣泛的運用了「西方的衝擊」（Western impact）與「中國的反應」（Chinese response）的解釋模式，說明近代中國的 危機來自於「對西方挑戰的遲鈍反應」3。且由於受到「西方衝擊」的主要 地區為中國的沿海港口，特別是一些「通商口岸」（Treaty Port），學者們也 無可避免地將注意力集中於國家上層結構以及城市的變遷。然而，和中國廣 袤的鄉村比較，通商口岸與沿海城市，其質和量的微小比重，使其並不足以
1 Gilbert 表示：「這本書是說明中國和中國人究竟是哪裡錯了的一個嘗試；而非哪裡對了。」
（This book is an attempt to tell what is wrong with China and Chinese; not what is right with them.）。Gilbert, Rodney，What’s Wrong with China?（London: J. Murray ,1926），p6。
2 林語堂曾說：「但是有一個赫德（Sir Robert Hart）卻有一萬個吉爾勃（Rodney Gilbert）」，
說明了像 R. Gilbert 這些當代「中國通」的偏見，是西方普遍接受的中國形象；而像赫德 這樣對中國持欣賞態度的人則為相對少數。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吉林，時代文藝出 版社，2004），頁 10。
3 Cohen, Paul A.，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9-11。
代表整個中國4。
與「衝擊－反應」模式相類似，「現代化」模式也是 50、60 年代盛行的 解釋模型。其以西方現代化經驗為標準，衡量中國近代以後歷史發展的諸種 現象5。他們將「傳統」與「現代」對立，進一步追問中國在「傳統」轉向
「現代」的過程中究竟遭遇到什麼問題？雖然「現代化」範式開始嘗試關注 較為廣泛的中國內部問題，但學者們仍將中國傳統的價值和制度視作必須加 以克服和衝破的障礙，而非中國現代化力量的潛在來源6。
這些研究觀點特別遭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嚴重批評（特別是來自於中國 的毛派史學者）。他們站在相反的立場，主張在西力入侵前的中國社會有獨 立發展成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阻礙了中國的發展；上述的 古典現代化理論不但不能詮釋中國，反而是將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合理 化7。對於這種說法，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者卻也立刻提出反駁：若要將帝 國主義視為導致近代中國變遷現象的關鍵因素，勢必難以解釋那些不受帝國 主義影響或受帝國主義影嚮較少的層面。因此中國問題的癥結實際上仍無法
4 Cohen, Paul A.，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pp12-16。
5 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收錄於黃宗智主編，《中 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110。
6 此時期的經濟研究最能說明這一點，珀金斯（Dwight Perkings）在其著名的農村經濟研究 中提出了中國經濟的「停滯論」；伊懋可（Mark Elvin）則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掉入了
「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而西方的到來正好是唯一可以幫助中國擺脫困境的力量。見 Cohen, Paul A.，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pp79-91；Perkins, Dwight，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Chicago：
Aldine，1969）；Elvin, Mark，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7 在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論」的闡述中，他們極力尋求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前的細微變化，
描述帝國主義侵略及封建主義荼毒下的中國危機，以及解釋中國革命的必然性。見 Cohen, Paul A.，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pp97-111；張佩國，〈質疑近代中國鄉村史的概念化書寫〉，收錄於復旦大學歷史學
系暨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編，《近代中國的鄉村社會》（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5），頁 223-225。。
由此獲得解決8。
前述「衝擊－反應」及「古典現代化」的歷史解釋模式無疑都是西方中 心觀點的研究取向，不少學者受其影響，在此架構下看待近代中國的歷史變 遷。然而，自 1970 年代以後，已有愈來愈多的人相信，西方經驗不應成為 檢驗中國歷史發展的唯一標準，因此有中國中心研究取向的提出。柯保安
（Paul A. Cohen）曾指出，中國中心的研究取向有四個特徵：（1）它以中國 而不是西方作為中國歷史研究的起點，並且儘可能用內部（中國）的標準，
而不是外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歷史的重要性；（2）它把中國橫向地劃分 為為不同的區、省、府、縣和城市，使區域性和地方性的歷史研究成為可能；
（3）它把中國社會縱向地劃分為不同的階層，推動了下層社會歷史的研究。
其中包括民眾史的研究，也包括非一般民眾史的研究；（4）它熱心歡迎歷史 學以外的其它學科的新理論、新方法和新技術，並力圖把它們運用到歷史分 析中9。
受到中國中心歷史觀點的影響，邇來的研究者乃逐漸將焦點轉移到中國 的鄉村，他們相信鄉村是現代中國問題的重要源頭。此一趨勢可由黃宗智
（Philip C. C. Huang）及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重要研究中窺其端倪。
黃宗智對華北地區及長江三角洲小農經濟的研究指出，中國小農經濟的 本質在二十世紀並未改變，人口過剩的壓力並未使農民脫離土地而投身現代 化工業，反而是更加投入小面積的勞力密集耕作，其結果是呈現了單位面積
8 像「經濟增長論」就是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一大挑戰，馬若孟（Ramon H. Myers）
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中顯示，20 世紀初期的農村經濟不但沒有在帝國主義侵略下而破 產，反而是在不斷增長當 中。見 Myers, Ramon H.，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antung, 198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292-295。
9 見 Cohen, Paul A.，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pp186-187。
產量雖然不斷提高，但是效益卻日益遞減的「內捲化」（involution）現象10。 這是中國經濟落後的根本原因，至於世界資本主義入侵對中國農村的影響，
在黃宗智的研究中則被證實是有限的11。
稍後的杜贊奇則以「國家政權建設」（state-making）作為觀察的視角，
指出二十世紀中國國家政權的現代化具體地表現在對地方攤款的擴大之 上，然而國家權力並無法真正深入鄉村社會12。其結果是產生了國家稅收增 加但效益遞減的「內捲化」現象。同時國家政權為了達到加強鄉村社會控制 的企圖，逐漸放棄並破壞了鄉村社會原有的「文化權力網路」（culture nexus of power）13。
黃宗智和杜贊奇的研究同時表明，欲尋求中國現代歷史發展動向的解 釋，勢必無法忽略鄉村中國，其研究在某些程度上可說是對「西方衝擊」及
「現代化」範式的挑戰14。
此外，1997 年，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學者相聚於加利福尼亞大學，召開 了一次以〈後現代主義的挑戰〉為主題的學術會議15。這些學者坦率承認，
不管贊同或反對，歷史學研究者都已經不得不和後現代主義進行對話。
後現代主義史學反對長期以來歷史學所強調的科學性與客觀實證性，它
10 「內捲化」（involution）此一概念為文化人類學者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研究爪哇的 水稻農業時所提出，它指的是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 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見 Duara, Prasenjit，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74。
11 Huang , Philip C. C.，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293-310。
12 杜贊奇認為民國時期的國家政權不得不利用地方舊有的非正式力量為中介以收取攤款
（杜贊奇稱之為「國家經紀」（State Brokerage）），卻又無法防止其中飽的弊端。見 Duara, Prasenjit，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pp74-77。
13 Duara, Prasenjit，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pp39-41。
14 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頁 105。
15 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頁 3-4。
不相信歷史學者能夠不偏不倚地解釋歷史、解釋社會16。甚至於，以往人們 所模糊相信的一種和諧的現代化目的，不過是古典現代化理論的教條主義和 偽科學17。所以後現代主義主張秉持多元主義觀點，廣泛吸收社會學、人類 學、符號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強調一切歷史都是「被發明」、「被建構」、 與「被想像」的18。在這種觀點下，歷史被視為一種語言的建構物，是經由 文字與符號的「再現」（representation）。就此而言，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學可 說是歷史學的「語言轉向」與「文化轉向」19。
儘管對後現代主義史學的批評從未間斷，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近代中 國歷史的研究中，後現代主義已經和「中國中心」的研究取向滙流，不但使 用話語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範疇也從相較於過去歷史學者所 關心的政治史、軍事史及外交史等上層文化（high culture），逐漸轉移到下層 的民間文化，更致力於各種零碎的生活史、經驗史與物質史20。
也正是上述這股研究潮流，使得筆者注意到民國土匪此一中國鄉村社會 的普遍現象。20 世紀中國的土匪活動，由於人數龐大而不可能被忽視21，其 猖獗的情況，使外國觀察家將中國稱為「土匪世界」22，甚至直呼中國為「中
16 李宏圖，〈表象的歷史－當代西方新社會文化史概述〉，收錄於李宏圖、王加豐選編，《表 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頁 1。
17 亞歷山大．伍思德（Alexander Woodside），〈在西方發展乏力時代中國和西方理論世界的 調和〉，收錄於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頁 28。
18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為什麼歷史是反理論的？〉，收錄於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
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頁 19。就像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強調的 那樣，歷史本身畢竟也是一種敘事（narrative），歷史敘事中如果沒有哲學和虛構性，人 們便無法撰寫歷史。見羅伊．克拉瑪（Lloyd S. Kramer），〈文學、批評與歷史想像：懷 特與拉卡頗的文學挑戰〉，收錄於林．杭特（Lynn Hunt）編，江政寬譯，《新文化史》（台 北：麥田出版，2002），頁 152。
19 李宏圖，〈表象的歷史－當代西方新社會文化史概述〉，頁 1。
20 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頁 122-123。
21 Billingsley, Phil，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xiii。
22 長野朗，《土匪、軍隊、紅槍會》（東京：支那問題研究所，1931），頁 250-256。
華匪國」23。由此可知，民國初年的土匪已不僅是單純的社會治安問題，其 已牽動民初歷史更廣泛的層面，成為民初各方關注的問題，誠為治中國現代 史者所不宜忽略者。
23 黃鶴山人，〈支那土匪論〉，《台灣時報》，1924 年 9 月；轉引自 Billingsley, Phil，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p15。
第二節 第二節第二節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前人研究成果前人研究成果前人研究成果
由於土匪此一被視為社會底層的民眾，長久以來被歷史研究者視作社會 秩序的擾亂者、犯罪者，或是政治腐敗時的臨時產物，因此始終不被學者所 重視。然而自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盜匪（Bandits）》一書出版，使 得「盜匪」議題熱絡起來24，如今儼然成為世界各地盜匪活動的研究指南25。 該書的核心概念即是所謂「社會型盜匪」（social bandits）。根據霍布斯邦的 解釋，「社會型盜匪」係指：
出自鄉間的不法之徒，雖然是地主及官府眼中的罪犯，卻始終留在鄉間 社會，更是同鄉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是為眾人爭權益、尋正義的鬥 士及復仇者，有時甚至是帶來解放、自由的領導人物26。
霍布斯邦進一步指出，這種「社會型盜匪」是農民「在特定情況下逃離 小農社會的自力救濟形式」27，這不但是一普世現象，更是一種原始的社會 抗議形式28。
24 Bandits 一書書名有多種譯文，中國有譯為「匪徒」者，有譯為「土匪」者；台灣則譯為
「盜匪」，皆指涉同一事物。見徐有威，〈一書兩譯話土匪－評埃瑞克．霍布斯鮑姆著，
李立瑋、谷曉靜譯：《匪徒：秩序化生活的異類》及艾瑞克．霍布斯邦著，鄭明萱譯：《盜 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二十一世紀》，第 67 期，2001 年 10 月。
25 Hobsbawm, Eric J.，Bandits（New York：The New Press，2000）。該書是由霍氏的早先著 作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的一章擴張而成。Hobsbawm, Eric J.，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New York：W. W. Norton，1965）。
26 Hobsbawm, Eric J.，Bandits，p20。
27 Hobsbawm, Eric J.，Bandits，p29。
28 霍布斯邦的左派立場使他有著如此假設，而此一觀點來自於以下幾個基礎：第一、盜匪 和社會階級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盜匪是小農的表現形式，它必然屬於農民階級，並享 有鄉村社會的支持與保護。第二、「社會型盜匪」來自於社會的分化，也因此他們被描述 為羅賓漢式的人物，從事劫富濟貧的法外行為；雖然霍布斯邦也承認，實際上的盜匪和 理想的典型有段距離。第三、盜匪的小農背景，反映在盜匪的無組織化之上；也因為此
霍布斯邦對土匪議題的關注，似乎也提醒了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者。其 中，學者對於霍布斯邦所提示的盜匪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尤感興趣。藉由那些 重大的個別事件，他們試圖發掘民初盜匪和革命活動之間的聯繫。白朗在民 初的大規模軍事活動成為學者研究的焦點：James E. Sheridan 指出，白朗甚 少具有政治本質；相反的，Edward Friedman 則強調白朗擁有政治目標；
Elizabeth J. Perry 則在進一步檢視後認為，革命號召畢竟對白朗匪幫吸引力不 大29。
圍繞著民國土匪是否具有「社會型盜匪」意義的爭論，1988 年英國學 者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的著作《民國時期的土匪（Bandits in Republic of
China）》問世後有較為完整的審視。他一方面承襲霍布斯邦，以「社會型盜
匪」為研究的出發點，承認土匪是「社會性」的，土匪行為可能是一種抗議 的表現，是對遭受貧困和戰爭蹂躪的世界中，社會習俗的瓦解和人類關係的 破壞所作出的一種反應；但同時他又承認民國土匪並不是「社會型盜匪」之 典型。面對兵荒馬亂的年代，現實中的民國土匪活動轉而求助那些壓迫者、
而不是求助於農民來維持自己的生存30。在貝思飛的研究中，土匪的實際面 貌顯然是多變的：他們不但遵從現實的生存法則與權力邏輯，同時也具有人 的情緒，土匪活動往往是人們面臨險惡環境所作出的一種合理反應。因此，
把土匪單純當作邪惡的「壞份子」，或是把土匪浪漫化成為英雄，同樣都是
一結構上的缺陷，使盜匪並沒有發展為社會革命的可能。見 Elizabeth J. Perry，”Social Banditry Revisited: The Case of Bai Lang, a Chinese Brigand”，Modern China，Vol. 9, No. 3,
（July,1983），pp355-356。
29 Sheridan, James E.，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51、p314；Elizabeth J. Perry, “Social Banditry Revisited: The Case of Bai Lang, a Chinese Brigand” ， pp355-356 ； Friedman, Edward，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p154。
30 Billingsley, Phil，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pp272-273、p282。
不符合事實的31。
貝思飛的研究於今被認為是民國土匪的第一部綜合研究專著32。它雖然 以河南省的土匪活動為主要觀察對象，實際上的討論却不以河南省為限。他 考察民國土匪發生的環境、經濟及政治因素，土匪活動日趨頻繁的原因，土 匪和政治權力、革命運動之間的關係，甚至是匪幫內部的組織及生活方式。
其研究架構為日後研究者所模倣遵循。
以近年來中國的研究者為例。在 1992 年貝思飛《民國時期的土匪》尚 未出版中譯本以前，中國學界和西方學者一樣，只關注像「白朗」這樣的大 型個別事件。由於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民初「白朗起義」遂在 1950 年 代以後成為熱門的研究課題，中國學界所重視的主題是：「白朗起義」屬於 什麼性質？他們很容易地達成了共識：「白朗起義」是一次大規模的、反封 建勢力、反軍閥與反帝國主義的農民起義，但受到二次革命革命黨人的聯 絡，因此在行動上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然而資產階級革命並未能從思想和組 織上改造土匪，故無法成功轉化為革命運動33。
1980 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對土匪的研究有開始向白朗以外土匪活動
31 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著，徐有威等譯，《民國時期的土匪》（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中譯本前言〉頁 3。
32 余子道，〈民國史研究中一個有意義的新課題（代序）〉，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民 國時期的土匪》，頁 1。
33 持此論點較為重要的文章有來新夏，〈談民國初年白朗領導的農民起義〉，《史學月刊》， 1957 年第六期，1957 年 6 月；董克昌，〈白朗起義性質與作用的研究〉，《學術論壇》，1958 年第三期，1958 年 10 月；史向宏，〈關於白朗起義〉，《江海學報》，1961 年第九期，1961 年 9 月；王宗虞，〈試論白朗起義的性質〉，《史學月刊》，1964 年第十二期，1964 年 12 月；杜春和，〈關於白朗起義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一期，1981 年 1 月；王善中，〈如何理解白朗起義〉，《中州學刊》，1982 年第二期，1982 年 4 月；黃廣廓，
〈白朗起義的性質〉，《史學月刊》，1982 年第四期，1982 年 7 月；白水，〈白朗起義與革 命黨人關係述論〉，《史學月刊》，1986 年第一期，1986 年 2 月。見吳蕙芳，〈大陸學界有 關民國盜匪之研究〉，收錄於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祕書處編輯，《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 集－第四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8），頁 1858-1867。
轉向的現象，然而囿於史料的限制，成果仍屬有限34，主要是區域性研究的 增加，其中又以河南省的研究最早，東北地區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如在河 南省部份，有陳傳海的〈二十年代初期河南多「匪」淺析〉與王天獎的〈民 國時期河南「土匪」略論〉35；東北地區有房守志的〈東邊地區土匪活動略 述〉36、李永昌的〈卡爾梅柯夫匪幫的覆滅〉37、田志和的〈近代東北鬍匪述 要〉38、高樂才的〈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土匪問題〉和〈「九．一八」事變後 的東北土匪問題〉39，以及曹保明的田野調察專著《土匪》40。除河南省及東 北外，其他地區則有湘鄂地區如李道文的〈湘西匪患探源〉及張孺海的〈民 國時期湘鄂邊區匪禍民變原因初探〉41；太湖地區之劉平的〈清末民初的太 湖匪民〉42；四川省之趙清的〈重視對袍哥、土匪和軍閥史的研究〉及專著
《袍哥與土匪》43、張杰的〈民國川省土匪、袍哥與軍閥的關係〉44；綏遠省
34 白朗之外的重要匪幫研究包括劉桂棠、老洋人及臨城劫車案。見劉述和，〈劉桂棠〉，《中 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第九輯，1980 年 10 月；呂傳俊，〈巨匪劉桂棠禍魯 及其滅亡〉，《山東史志資料》（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陳傳海，〈老洋人起義〉，
《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1985 年 5 月；李國強，〈老洋人〉，《中華民國史資 料叢稿──人物傳記》，第二十一輯，1986 年 2 月；張知寒、王學典，〈臨城劫車案述論〉，
《齊魯學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1983 年 9 月。
35 陳傳海，〈二十年代初期河南多「匪」淺析〉，《河南史志資料》，第七輯，1984 年 11 月；
王天獎，〈民國時期河南「土匪」略論〉，《商丘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 年 11 月。
36 房守志，〈東邊地區土匪活動略述〉，《東北地方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四期，1988。
37 李永昌，〈卡爾梅柯夫匪幫的覆滅〉，《黑河學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1988 年 9 月。
38 田志和，〈近代東北鬍匪述要〉，《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二年第三 期，1992 年 5 月。
39 高樂才，〈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土匪問題〉，《民國檔案》，一九九二年第三期，1992 年 8 月；〈「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土匪抗日述略〉，《社會科學戰線》，一九九二年第四期，1992 年 10 月。
40 曹保明，《土匪》（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41 李道文，〈湘西匪患探源〉，《吉首大學學報》，一九八八年第四期（1988 年 12 月）；張孺 海，〈民國時期湘鄂邊區匪禍民變原因初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一九九○年第三期，1990 年 5 月。
42 劉平，〈清末民初的太湖匪民〉，《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1992 年 1 月。
43 趙清，〈重視對袍哥、土匪和軍閥史的研究〉，《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 九九○年第三期，1990 年 5 月；《袍哥與土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 9 月）。
之牛敬忠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綏遠的匪患〉等45。這些文章的論點亦大致 相同：
（一） 說明盜匪現象的普遍及盜匪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 分析不同地區匪患頻仍的原因；
（三） 闡述不同時期盜匪活動狀況，及其勢力衰弱的原因；特別強調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後對盜匪問題的徹底解決46。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見，直到八○年代，中國史學界之「民國土匪研究」
仍舊屬於所謂的「革命史」研究範式，經由史料的特意選擇，推衍出階級鬥 爭的「史實」。至貝思飛《民國時期的土匪》譯本出版，為中國史學界開拓 了新的研究視野。有些史學研究者認為，「社會型盜匪」與「農民起義」的 內涵有若合符節，卻更具說服力。受此影響，民國土匪的相關著作，乃如雨 後春筍般的出現。
蔡少卿是其中較早嘗試對民初土匪作通論性探討的研究者。其著作《民 國時期的土匪》（1993）以省區為單位，對各省土匪活動逐一審視，在資料 的整理上頗具貢獻，尤其使用大量陸軍部檔案，實為其他研究所未見。他的 學生彭先國則選擇以民國湖南土匪作區域性研究。二人論點不出貝思飛所 論，認為土匪不僅僅是邪惡的壞份子，而是生存要求迫使農民為匪，大抵是 服膺霍布斯邦的觀點47。
冉光海所著《中國土匪》（1995）也是通論性的著作。該書介紹了土匪
44 張杰，〈民國川省土匪、袍哥與軍閥的關係〉，《江蘇社會科學》，一九九一年第三期，1991 年。
45 牛敬忠，〈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綏遠的匪患〉，《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 九九三年第四期，1993 年 12 月。
46 以上整理及討論見吳蕙芳，〈大陸學界有關民國盜匪之研究〉，頁 1860-1862。
47 蔡少卿，《民國時期的土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頁 354；彭先國，《民 國湖南土匪史探》（長沙：岳麓書社，2002）。
的原因、種類、分布與危害，尤其注意土匪活動與革命的關聯，並指出土匪 現象是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前奏。雖然明顯受到貝思飛研究方法的影響，在觀 點上則延續過去唯物史觀的正統看法，認為是帝國主義促使農民為匪。在冉 光海的研究中，中國土匪包含更多的民族主義精神，一方面是反帝國主義的 組成，一方面卻又是邪惡的犯罪者，這種歷史意識的混雜，實是為了說明共 產黨革命在解決土匪問題上的成功48。
在通論性作品之中，邵雍所著《中國綠林史》是一部較成功的近代中國 土匪編年史。他以中國近代各種政治運動為主軸，探索土匪活動在其中的關 聯。作者由土匪和革命活動的聯繫中指出，是共產黨革命徹底剿滅土匪，為 民眾帶來了自由安康的生活49。大體仍是革命範式下的產物。
霍布斯邦和貝思飛的著作對近年中國史學界有關民國土匪的研究產生 重大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學者也呼籲投入更多心力於各種更細緻的研究
50。因此，近來中國史學界嘗試更多元的研究視角。例如彭先國的〈從文化 視角看民國土匪亞文化〉一文，就試圖由文化角度探究民初土匪亞文化之社 會意涵；而徐樹海、陳蘭芝所發表的〈民國初期山東土匪的新特點〉，與張 欣的〈論軍閥時期的兵源匪化〉，以及辛業的〈民國初期的兵變與山東社會〉
與〈從社會調控功能的缺失看民初山東土匪的蜂起〉等文，則多指出民初土 匪活動與軍事活動緊密關聯之特點51。
48 冉光海，《中國土匪》（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頁 1、353。
49 邵雍，《中國近代綠林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 587。
50 余子道，〈民國史研究中一個有意義的新課題（代序）〉，頁 9。
51 彭先國，〈從文化視角看民國土匪亞文化〉，《學術論壇》，2000 年 1 期；徐樹海、陳蘭芝，
〈民國初期山東土匪的新特點〉，《綏化師專學報》，2003 年 4 期；辛業，〈民國初期的兵 變與山東社會〉，《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 2 期；〈從社會調控功能的缺 失看民初山東土匪的蜂起〉，《理論學刊》，2006 年 4 期；張欣，〈論軍閥時期的兵源匪化〉，
《浙江社會科學》，2005 年 4 期。
相對於中國史學界對民國土匪的研究盛況，台灣在這個領域的研究顯得 相對缺乏。最早注意到土匪問題的是戴玄之。由於他對民間自衛組織紅槍會 的研究，使他注意到土匪對民國社會的破壞性52。他的學生吳蕙芳延續此一 課題，將土匪視為鄉村的犯罪者，把注意力放在土匪所造成的「禍害」，並 未對霍布斯邦的「社會型盜匪」此一概念表示若何的回應53。在資料上，吳 氏以為貝思飛的研究，不足之處在於沒有使用方志54。於是在其著作《民初 直魯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中，她利用地方志將土匪「禍害」進行量 化分析。其後彭明華對民初四川省土匪防治工作的研究，基本上也同樣注重 土匪對社會的破壞層面55。
趙中孚和林建發對東北地區鬍匪的研究稍有不同。趙中孚以為東北鬍匪 的問題有其特殊性，不宜以一般性社會動亂現象視之，而應將其置於近代東 三省移民開墾此一社會變遷過程中來檢視。他認為，東三省在清代歷經長期 封禁，近代復受列強勢力宰制，政治控制力的薄弱與移民社會的社會經濟矛 盾，促使鬍匪之患的難治56。林建發承續趙中孚觀點，認為政治不良與天災 皆未為東北地區造匪，鬍匪的濫觴實起因於東北邊疆的政治真空以及勇於冒 險、利之所趨的移民社會特性57。
52 戴玄之，《紅槍會》（台北：食貨出版社，1973）。
53 吳蕙芳在最近的文章中仍表示「社會型盜匪」此一概念是有待商榷的。見吳蕙芳，〈“社 會盜匪活動”的再商榷－以臨城劫車案為中心之探討〉，《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1994 年 7 月。
54 吳蕙芳，，《民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0），頁 4-5。
55 彭明華，《民初四川省防治土匪之研究（1912～1928）》（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研究所，1996）。
56 趙中孚，〈近代東三省鬍匪問題之探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1978 年 6 月，
頁 525。
57 林建發，《近代中國東北社會中的鬍匪（一八六○～一九三○）》（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研究所，1987），頁 274-277。
第三節 第三節第三節
第三節 研研研研究方法究方法究方法、究方法、、撰寫大綱及資料說明、撰寫大綱及資料說明撰寫大綱及資料說明 撰寫大綱及資料說明
如前所述，目前民初土匪之相關研究，其特色在於將民國的土匪活動當 作歷史事件（events）來研究，而且大部份都著重於區域研究。
作為歷史事件的土匪活動，霍布斯邦在其《盜匪》一書中曾經提及研究 上的困難：
本書所引資料，其歷史性可謂尷尬，因多為詩歌、民謠類者。就盜匪的 歷史事實而言，諸如此類的群眾記憶與傳說迷思（myth）即使都有所本，
除偶爾提供當時社會時代背景可供參考之外，餘者顯然俱不足採信。難 處則在「迷思」也者，究竟對盜匪行為模式的真相有幾分反映作用58？ 確實，霍布斯邦所提示的問題，正是以往重建民初土匪活動的研究者最 大的困難。由於絕大多數的土匪都是文盲，他們罕能為自己留下記錄。關於 他們的大部份記錄，諸如群眾記憶與傳說迷思也者，其「真實性」卻往往被 研究者所質疑。見諸官方文獻者，則多以犯罪者、擾亂份子與秩序的破壞者 的身份存在。
然而，或許與土匪相關的文本不足以反映土匪活動的「真實」，這些文 本基本上仍是特殊歷史時空下的產物，其必然也反映了另一種歷史「真實」。 那些記錄、書寫民初土匪的文本中，毋寧是當代人意識與思維的反映。
換句話說，以往那些曾令歷史學者感到「尷尬」的文獻資料──如詩歌、
民謠、群眾記憶與傳說，均可視為具有當代社會文化意涵的「文本」（text），
值 得 治 史 者 進 一 步 的 加 以 審 視 。 每 一 份 文 本 都 是 一 次 的 「 再 現 」
58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鄭明萱譯，《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
（台北：麥田出版，1988），〈原序〉p viii。
（representation），都是一次製造與生產意義的過程；說話者是藉由語言以建 構起自己的價值與秩序。不同的說話者以及不同的「視角」均代表特殊的社 會文化意涵。
基於此，本文擬考察民國初年的土匪「形象」（image）。不同於以往將 土匪作為歷史事件的研究方式，本文試圖將土匪視為一種象徵的符號，觀察 民初中國社會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如何述說土匪與土匪事件？經由其「再現」
的土匪，又呈現何種形象？其背後的意義為何？本文所欲探討的不同社會群 體，大體上包括了民初土匪事件的經歷者，以及書寫民初土匪活動的知識份 子，其中包括了文學創作者。
本論文擬分六章，時間斷限為民國建立的 1912 年至中日戰爭爆發的 1937 年。由於中日戰爭爆發以後，中國實際上已經陷入混亂之中，土匪問 題亦愈趨複雜化。因此本文擬將中日戰爭前作為討論此一問題的時間斷限。
第一章主要在說明筆者何以選擇「民初中國社會中的土匪形象」作為研 究的題目？過去學者研究民初土匪的情況如何？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撰寫大 綱和使用資料的說明。
第二章主要在說明民初土匪的活動概況，以作為後面各章討論的基礎。
本章敘述主要在二方面：第一，民初土匪猖獗的背景；第二，民國時期土匪 活動的情況。
第三章到第五章旨在分析討論不同的社會群體如何來闡述其所見所聞 所思的土匪。在第三章，本文將以民國土匪的親身經歷者為探討之對象，包 括了：一，與土匪接觸最為頻繁的鄉村居民；二，地方精英；三，遭遇中國 土匪的大批外國人。本文將分析以上三者眼中的「中國土匪形象」。
在第四章，本文將觀察知識份子眼中的土匪形象。本章擬透過知識份子
的公開言論，審視土匪如何被置放與討論。也就是說，土匪是以何形貌被知 識份子所了解、形成何種知識被傳佈、在民國社會當中佔據什麼位置、應當 如何被處置等這些問題。基於此，本章將在第一節中首先討論知識份子將土 匪設定為哪一類的公眾議題；站在國家的立場，知識份子又提供了一個什麼 樣的注視角度？第二節將討論那些將土匪視為研究議題的知識份子，如何建 立土匪知識？最後一節則是透過知識份子對土匪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法，進 一步了解知識分子眼中的「土匪形象」。
第五章則從知識份子所生產的另一種文本，也就是文學作品中來觀察知 識份子賦予民初土匪的另一種意涵。由於民國時期文學標榜寫實主義與現實 主義，它們認為文學應如鏡的反映現實世界，而文學家的責任則是對外部世 界冷靜觀察，客觀而有力的揭穿社會陳腐的表象。民初的知識份子更認為，
文學作品應該激勵讀者投入到事關民族存亡的重大社會政治問題中去、從而 發揮社會改良的實踐功能59。也因此民初的文學作品大多表達了知識份子感 時憂國的關懷60，在其中土匪往往成為文學作品中的角色。本章擬從三個方 面討論民初知識份子如何在文學作品中「再現」土匪。在第一節中，本文將 從各種文類作品之中的土匪形象，尋找其背後所隱藏的意涵。筆者將會證 明，儘管在社會底層最邊際的土匪身上，仍可看見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中 國是一股難以忽視的浪潮。第二節則是以都市／鄉村二元對立的角度，來考 察城市的知識份子如何在其文學作品中想像鄉村土匪。而在最後一節，筆者 將會說明，是左翼文學從土匪這個角色中獲取了最多的養分。
第六章是結論。在最後一章中，筆者擬綜合前面討論的結果，並進一步
59 Anderson, Marston，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 Period）
（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1-26。
60 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收錄於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357。
闡述其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
在資料的運用上，本文所使用的資料類別頗為廣泛。第二章民初土匪活 動概況說明，主要綜合並歸納分析各種重要的相關史料及研究成果。第三章 經歷者的相關文本，本文主要使用的資料有三種。一是中國人本身的回憶性 文章。本文採用了中國文史工作者近年來所編輯而成的眾多的田野調查與口 訪記錄，前者以曹保明的《土匪》一書為代表61，後者則以河北文史資料部 所編輯的《近代中國土匪實錄》最為重要62。二是將地方志視為考察的對象，
而將注意力集中於土匪活動相對活躍的直魯豫地區。三是民國時期所留下來 的外國人回憶錄，其中包含了外國被綁架者的親身經歷與在中國遊歷的旅行 見聞。在這方面，主要參考英國學者貝思飛所整理、中國學者徐有威繼續推 動，所集結出版的《洋票與綁匪－外國人眼中的民國社會》一書63。
第三章關於民國知識份子在公共論壇中對土匪問題的表述，這方面的資 料十分零散，由於卷帙浩繁，本文所採用的資料以能見度較高的重要平面刊 物為主；例如發行量較大的天津《大公報》及《東方雜誌》，或是全國知名 學者的論壇《獨立評論》等。此外，民國初年出版的土匪專書自然也是本文 重要的資料。目前被引用最多的資料，多為日本人的觀察記錄，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著作為長野朗的《土匪、軍隊、紅槍會》64，它與何西亞的《中國盜 匪問題之研究》，可說同為當時最完整的土匪綜述65。其次朱新繁的農村經濟
61 曹保明，《土匪》（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62 《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土匪實錄》（北京：群眾出版社，1992），上中 下三冊。
63 徐有威，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主編《洋票與綁匪－外國人眼中的民國社會》（上海 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4 長野朗，《土匪、軍隊、紅槍會》（東京：支那問題研究所，1931）。
65 何西亞，《中國盜匪問題之研究》（上海：泰東書局，1925）。
研究專著及嚴景耀的犯罪學著作也都有專章介紹土匪活動66。
至於第五章文學作品分析部分，本論文也擬將民國時期以土匪為主題
（或非主題）的各種文類，包含小說、詩歌、民謠、文學散文等，視為分析 的文本。
筆者希冀，藉由分析民國初年不同社會群體對於土匪的論述，得以進一 步掌握民國時期更深刻的歷史內涵。
66 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上海：新生命書局，1930）；嚴景耀，《中國的 犯罪問題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