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結論：漢詩現場與消失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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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論：漢詩現場與消失的美學

第一節離散詩學與文學現場

本論文選取的四組詩人個案，主要著眼他們境外流動的事蹟，以及對區域文學造成的影響。流動，意味離散話語的開始。而流動帶來的文化播遷與文學地理，改變了過去局部的中原文學視域，展現境外空間有著與中原地域同時並存和熱烈發展的文學生產。尤其清末民初帝國崩裂，國體肇新，士人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更為繁複。

這是一個區域漢文學交流與互動的歷史時刻，一個以漢詩為主導文類的文學現場。我們從離散敘事的論述框架，重新觀察了漢詩作為跟隨傳統文化一同陷落的舊文體，如何在地理遷徙的現代時空內，重新架構了詩人經歷的主體飄零、肉身苦難、絕域風土和文教播遷的種種經驗。這些寫在境外的漢詩，橫跨新舊文學的分野，在同一傳統／現代交替的歷史結構裡出沒，預告了漢詩作為強力表徵時代與主體經驗的「舊」文類，

依然展現有效的「新」生命力。其中內蘊的文類意識，提醒了我們進一步理解漢詩播遷所塑造的區域文學型態，同時藉由這些遺落在海外的詩人足跡，形成地域觀照的文學「現場」脈絡。

現場，從一個實證的角度觀察是一個追尋歷史蹤跡的場所。然而，

當我們經由詩人身後留下的漢詩去追蹤他們離散的軌跡，重建他們在漢詩世界裡投射的家國想像與文化信念，這些透過詩人互動交流與足跡往返而形成的文學現場，指向的已不是實證的經驗現場。漢詩寫作、境外遷徙、遺民認同，三者構成的意義，連結到一個廿世紀漢文學播遷的區域客觀現實。寫作漢詩與漢詩表現的情調與症狀，詩人遷徙的緣由處境與生存際遇，都一一藉由漢詩呈現了他們在大離散氛圍內，克服「現代」

時間與表現文化語言的內在主體經驗。這種不在文學革命進程，新文學或現代文學視域內的現象，確實有著一個我們無法略過的文學譜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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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若現場不指向蹤跡，而是從生產與發生意義的層面著眼，文學史「現場」就意味文學產生影響與論述開展的一個蹤跡展示的所在。廿世紀遺民詩人的遷徙與漢詩的離散敘事，補強了文學史看不見的「現場」。

在甲午戰爭後，乙未割台造成故鄉／故國的一種地域性割裂的認同遊移，帶出了三種不同類型的文人遷徙姿態。台灣文人丘逢甲、許南英和王松選擇在日本殖民初期內渡，三人日後際遇和遷徙安頓的路徑，顯然差異甚大，卻又展現了晚清境外流動的集體時代經驗。本文勾勒三位台籍文人，面對歷史轉折陷入的「遺民」處境，替乙未後的漢詩生產、

文化遺民的形象與遷徙，建立頗具辯證性的線索。從丘逢甲內渡廣東，

集合民間資源另闢文教舞台，這種集鄉土精神和士紳風格一體的表現，

實屬少見。最後從乙未「遺民」搖身變為遠赴南洋傳播孔教的「先行者」，

漢詩是他有效傳播形象的文化資本，熱烈開拓他在中國南方與南洋的文化事業，士人遷徙構成的南方人文地理，創造了與時代對話的離散經驗。

相對於此，竹塹詩人王松選擇歸返台灣定居，面對日本殖民統治環境曖昧的漢文化交流與籠絡，一生都周旋在遺民與順民的矛盾之間。他處身日漸熟悉的殖民環境，觀察建設進步中的日據台灣，同時漢詩生產並不滅絕，甚至還有具備詩學教養的日本官僚可以唱和交心。於是台島積存豐厚的詩學資本，並不亞於中原境內的詩學生產。遺民自我堅守的

「境內流亡」心態，構成嚴峻的考驗。放在境外離散視野觀察，儘管王松未再出走，但藉由遺民與殖民對望的眼光交集，我們看到遺民對中原正統與在地身份的複雜辯證關係。在漢詩的創作與交流當中，遺民一方面意識到身份的在地轉化，另一方面又面對漢詩中原意識的複製和再生產。詩人表現的漢詩意識在殖民地理與想像中原之間遠離又復歸，這已是一幅弔詭和曖昧的離散書寫。

另外，許南英作為共同出走的乙未遺民，一生的際遇顯得更為顛頗流離。他在廣東的官宦生涯轉徙各地，回台兩次省墓卻沒留下定居。他曾兩回遠走南洋尋找謀生機會，但並沒有帶來穩定生活，最後還客死印尼棉蘭，葬身異地。許南英的離散路徑，典型呈現了飄零流離的身影。

漢詩寫作成了他銘刻紀錄一生際遇的唯一載體，詩篇盡是時代遺民的流離感傷。許南英此刻標示的「遺民」身份，其實不再凸顯遺民忠君或忠於舊朝的正統。他所代表的象徵意義，見證了由帝國轉入民國，知識結構改變，時局變遷下流離失所的一群。他們的知識教養，安身價值，都在鉅變的時代流亡氛圍中，經歷喪亂而潰散。許南英為謀生奔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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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接下的工作只是為印尼僑領編寫傳記，卻因此病死絕域。這何嘗不是替傳統士人的流亡際遇，在現代性的歷史進程中下了辛酸的註腳。

以上三種離散書寫的類型人物，代表晚清以降士人群體中三種不同的流寓者、遷徙者或移居者。他們的遭遇和遷徙路徑顯得突出，將乙未遺民的脈絡展示得更為複雜，並且在中原境外勾勒一個詩學的離散譜系。於此同時，我們再藉由幾位不同脈絡的詩人個案，進行一些比較和對照。

乙未割台造成的殖民情境固然是現代經驗，台日官僚與詩人之間的詩學交流進一步構成遺民經驗與抒情形式的變異。然而在王松等遺民詩人產生認同遊移的現象之外，我們還看到另一種堅持遺民正統，固守遺民姿態的詩學論述，這個特殊的個案就是鹿港詩人洪棄生。洪棄生在乙未割台之後沒有內渡，而是選擇滯留台灣。作為堅持清帝國正朔的遺民，洪棄生並非從此棄世避居，隱名埋姓，不事生產。相反的，他寫作大量詩文紀錄殖民地台灣在歷史轉折過程中遭遇的災難，控訴殖民統治的暴力。他凸顯的遺民姿態，竟然是深入殖民景觀，從變遷的都市環境與殖民建制之中，構築一種廢墟意識，解構現代性殖民經驗下的生存感受。這種特殊的反殖民書寫，表現在遺民詩人的漢詩格式，既顯得突兀，

卻為漢詩文類帶入一種現代性體驗。換言之，洪棄生以最傳統保守的敘事媒介，介入殖民地景，表徵個體錯置殖民現代體驗中的荒謬感，並以帶有顛覆性質的漢詩實踐，戳破了台日漢詩交流營建的抒情風雅假象。

這番遺民論述，無論在中原境內境外顯然都是少見。這說明了境外文學型態，有其複雜多變的向度。尤其殖民情境是近代遺民首要遭遇的現代體驗，其對漢詩意識與遺民想像的改造，從洪棄生與王松等個案身上，展現了不同的風格與離散敘事。在殖民的大部分時間裡，洪棄生未曾離開台灣，只在生命晚年有一次大陸旅行。洪棄生的遺民詩學，實際走在殖民地域的邊緣。因此，所謂離散，對洪棄生而言是一種「海外遺逸」的自詡，從外在殖民環境遁入自我的隱匿，以一種否定的姿態遊走於殖民地。在種種殖民建制的現代經驗裡，他凸顯一種反居所的廢墟意識，為他固守張揚的遺民正統，表現離散的向度。在遠離中原的邊陲殖民小島，洪棄生以一種反奴役和抵抗的遺民精神，構成境外漢詩生產結構內，難得的現代遺民正統。

在乙未歷史情結之外，南來詩人康有為和丘菽園呈現了另一種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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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域下的政治／文化遺民面貌。康有為曾經是清帝國的政治改良設計師，卻在戊戌政變後成了朝廷追殺的逋臣。流亡十六年，他的足跡遍及全球四大洲三十餘國，漢詩成了紀錄他千里蹤跡的一部份。這期間清室覆滅，康有為轉眼由保皇的臣民變為帝國的遺民。他生命晚年回到已是民國時代的中原大陸，並在新舊權力鬥爭中捲入復辟運動，成為名符其實的忠清遺民。

不過，康有為早期避難南洋期間，多次進出新加坡及檳榔嶼等地。

他由戊戌政變造成的創傷心理，形成一組誘人的流亡意象：十死身。以致這時期的漢詩寫作，鋪陳出絕島與絕域的文化地理，肉身的死亡危機，以及飽滿的帝國情懷與創傷症狀。他以帝國流亡者的姿態，回望破碎中原，深化眼前的放逐或流離詩學，構成南來流寓者初期的寫作型態。這是南洋詩學初期的民族主義想像。

與此同時，他作為孔教復興運動的代言人，成功凝聚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文化實踐。隨著康有為在華僑移民社會轉徙，他領導保皇會的政治動員，間接推動孔教學堂的文化教育建設，招致華僑巨大迴響，儼然成了康有為海外流亡最重要的事業。詩學、政治和流亡，是康有為在南洋的重要生產意義。對照動盪不安的帝國政局，他的南洋詩佈滿肅殺蕭瑟之感，著眼自我主體無盡的飄零，漢詩書寫是創傷症狀的轉化。絕域地理和中原意識構成巧妙的辯證關係，當中的複雜形象相當程度代表了晚清流寓或流亡南洋的士人階層心態。南洋詩學的緣起，可以看做是一道流亡與創傷的風景。康有為是箇中巨大象徵的詩人個案。

相對這些短暫的過客，寓居和移居者是南方視野長期的經營。南洋詩學的離散書寫如何將在地資源轉化，形塑地方感性，反而是移居者的詩學實踐議題。早在康有為境外流亡以前，家族移居新加坡經商的丘菽園，在新加坡繼承了巨大遺產，成為接引流亡士人，推動當地文教事業、

孔教運動的重要推手。作為在地的文教知識份子，他先後接應過丘逢甲、康有為、容閎等人，儼然主導南洋的文化場。

然而丘菽園來自完整詩學教養的士大夫階層，龐大的資產讓他主持風雅，成功整合大陸、台灣與南洋詩人帶有遺民氣息的酬唱流風。漢詩的交際氛圍，成了南洋詩學重要的一個平台視野。與此同時，丘菽園投入當地報業，推動基礎的文學建制，為馬華詩學保留不少珍貴的寫作資源。另外，丘菽園的生命起伏，也深刻反映出他的漢詩經歷。他由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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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破產，風流進入禪佛，移居新加坡的日子愈是讓他感受風雲變色的中原已是遙遠。他鄉已成故鄉，落地深根的地方感，促成無數的星洲雜述成了他的漢詩景觀。他大量的漢詩寫作凸顯了「星洲」意識，成為早期以風土習俗入詩的在地文人。藉由丘菽園的個案，我們看到境外南方詩學的意義，從流寓、流亡的感傷漸進轉入一種在地的生產。漢詩成為中原與南方之間有效的再現與敘事媒介。南方詩學因此構成境外漢詩場域無法略過的譜系。

遷居新加坡五十餘年的丘菽園，在日軍南侵以前逝世。不過，他並非最後一個南來的重要詩人。在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幾年，南來謀生的郁達夫，由新文學小說家變成了流離詩人。他在南洋的日子為編務和抗日活動奔波，寫作大量漢詩作為情感、生命與心靈的最後紀錄。郁達夫的南來和寫作，將南洋漢詩的譜系往下延伸，來到一個新文學面對現代戰爭暴力而陷入精神與寫作危機的時刻。而郁達夫的失蹤／死亡，以及他遺留的漢詩，極具象徵性的隱喻了離散詩學的可能去向。郁達夫的遭遇與漢詩的連結，成了文學史無法收編的尷尬。現代文學史論述的建制，基本是現代語言運動變革下的產物。文學革命業已處理的漢詩，不再被認可為表徵現代經驗的文類。然而，戰爭下的流亡與心靈苦難，何嘗不是現代體驗？五四揚名的新小說家，以漢詩作為文學生命的收束，

無論是容不下漢詩的現代文學史體制，抑或難成體系的南洋漢詩¹，郁達夫與漢詩終究是一場錯置。郁達夫隨著戰爭結束而消失，於是他存留的漢詩與個體的流亡際遇，同時回應著一個晚清以降境外的遺民詩學氛圍。那拋置在喪亂的大時代，以及線性文學進程之外的漢詩，注定是帶有文化遺民想像的色彩，落難知識份子的文化載體。郁達夫因此成為本論文時限上的最後一個個案，卻留下無限的啟示和想像。

第二節一種消失的美學？

1 除了傳記性質的書寫提及郁達夫的漢詩，一般現代文學史的論述總忽略郁達夫生命晚期的漢詩。而目前唯一一部處理南洋漢詩的研究專著，李慶年的《馬來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也僅是以詩人酬唱的方式整理了一些報刊可見的郁達夫漢詩目錄，卻無法理解郁達夫的漢詩在南洋現場生成的錯位，抑或可能的離散文學意義。換言之，寫作漢詩的郁達夫被文學史給遺忘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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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論文討論的詩人個案，以及他們表現的遺民色彩，同時讓我們見識與思考了漢詩在現代意識與歷史敘事內的存在狀態與生產意義。因此，廿世紀以降文化遺民的漢詩寫作，其實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

或漢語文學古老類型的現代際遇。

漢詩概念的提出，主要是區隔在現代文學框架內的古典／現代、新

／舊觀念，在不特別標誌文類背後的時間意識之下，以語言為判準，強調在晚清以後被形容為古典文學類型的強弩之末的舊體詩，如何在文化遺民的現代性體驗下，構成值得觀察的文學生產與空間脈絡。因此，作為文化遺民的詩人在個體流動過程中的漢詩寫作，已是文學播遷的開始。在白話文運動未形成風潮以前，漢詩的播遷象徵著最早的區域文學生產與文學場的起源。漢詩跨出境外，深入異域，表徵詩人不同的主體經驗和感受。所以選擇以漢詩命名這種文學越界的現象，更清楚看出文化遺民的生存處境，及漢詩生產的本質。漢詩的「現代」與「誘惑」，

到底呈現什麼樣的現代性經驗？乙未詩人面對家國離散，以漢詩召喚遺民情思，為何到了戰爭時期的郁達夫仍以漢詩作為銘刻生命的最終文學手段？這是一脈相承的文學系統，還是舊形式的復活？

這些問題一再提示我們，廿世紀的漢詩寫作，基本已是文化人託命於文字的精神表現。語言革命撕裂的文化鴻溝，以及現代性歷史發展導向與傳統價值的距離和決裂，讓詩教的復興，漢詩寫作的堅持，普遍成為傳統知識份子的生活技能。從大學裡的學者教授、國共兩黨的政治人物與將領、書畫藝術家，出家僧眾以及具有漢學根柢的新文學詩人、小說家、散文家，他們寫作漢詩的因由不一，但卻以龐大的漢詩產量填補了廿世紀文學的版圖。而漢詩寫作在中原境內有著三次的高潮顛峰。一是辛亥革命前後，政治熱情與傳統想像拉劇的關鍵時刻。一是四○年代的抗戰時期，個體陷入生命的憂患，精神與寫作的雙重危機。一是新中國建立，政治鬥爭與文化大革命前後，傳統遭致破壞，人身尊嚴的迫害，

價值翻轉的危難時刻。以上三個時刻，都標誌了漢詩寫作回應著民族想像，追尋傳統精神與形塑文化心靈的內在需求。歸返漢詩傳統，意味現代歷史情境下依然生發的一種對古典文化的緬懷與認同。

因此漢詩體現了從晚清以降一種語言創作形式的飄零與流動狀態。同時漢詩首先表徵一種語言符號與文化系統的回歸，可以作為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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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現代性的文類形式與概念。漢詩表徵的是悠遠的寫作傳統或文化符號，卻也是美學價值。換言之，寫作漢詩在語言腔調與感覺結構上是一種對古典精神與文化的歸返和召喚，某個程度上並不存在與寫作者相應的時代聯繫。但漢詩寫作者的群體來源複雜，寫作凸顯自身不同的歷史對應與傳統想像，愈能呈顯詩人內在的生命主體樣態。

就選擇舊體文類表徵經驗主體的歷史際遇本身，其實違背了我們熟悉的五四文學進步或進化的歷史觀念。換言之，文學革命無法消除的漢詩，展示了一種現代的「誘惑」。漢詩實際上改變了新文學或現代文學內含的歷史敘事或想像。因此漢詩的生產，同時也是現代經驗結構下的一種表述形式。從這點觀察來看，我們可以把十九世紀末以降，延續不絕的漢詩創作譜系，視為檢驗文學現代性的另一種格式。這回應了論者對兩種現代性的衝突和矛盾的表述：社會現代性與美學現代性²。而漢詩的現代性觀察更接近於後者的範疇。

相對中原的漢詩路徑和規模，士人境外遷徙與書寫，可以合併為一組我們觀察境外漢詩的概念。士人由流亡之路開展的境外南方，在不同的歷史時刻，重新賦予了漢詩或漢文學應對時代的新形式。廿世紀初，

留學日本的魯迅完成了以文言文寫作的一篇長文〈摩羅詩力說〉

（1907）。這是一篇充滿現代意識的「詩論」，開篇歷數世界文明古國的文學經典及魅力，借異邦之新聲，倡導個性的張揚，為蕭條沈默的晚清文壇，尋找中國詩人的「精神界戰士」。當中他根據以色列的文學現象描述了一個關鍵的離散概念：

最有力莫如心聲……降及種人失力，而文事亦共零夷，至大之聲，漸不生於彼國民之靈府，流轉異域，如亡人也。……當彼流離異地，雖不遽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釋，然《哀歌》而下，無賡響矣³。

2 關於這兩種現代性的討論以及現代性概念的爬梳，詳馬泰‧卡林內斯庫（Matei Calinescu），〈現代性、現代主義、現代化〉，收入氏著《現代性的五幅面孔

》，北京：商務，2002，頁 336-346。

3 寇致銘提出魯迅觀察的「大流亡」概念，並認為這個概念對二十世紀華夏文明甚為重要。但作者並無進一步詳論。參氏著，〈「大流亡」與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化的過程〉，收入夏祖麗主編，《中華文化與移民文化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墨爾本：文化建設基金管理委員會，1997，頁 48-51。引文見魯迅，〈摩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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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離散文學經驗，流寓日本的魯迅選在家國危機重重的時刻訴諸詩論，直接點出了人的「流離異地」，文化衰落，文學也將隨之滅亡。由此他等於間接描述了一個中國人境外大流亡、大遷徙的事實。民族文學的去向因此令人憂心。於是，必須求新聲於異邦，引入「摩羅」

詩派，激發中國國民精神。這是魯迅的議題和策略。但魯迅意識到大流亡經驗的可能危機，卻提醒了一個值得關注的晚清離散書寫。長期的中原意識與大中華經驗，使得境外的流亡與離散無足輕重，相應的文學生產難以歸檔。因為不容於視野之內，只能算是「域外」或「海外」文學。

然而，近代中國周邊區域的遷徙現象顯然頗具規模且自成系統。從使節派駐、華商移居、士人逃亡、交遊、百姓謀生等，類型各異，目標不同，卻可能同時表現了不同性質的流寓文化與文學實踐。尤其在乙未割台、晚清家國動亂、政治勢力相互傾軋的動盪背景下，流亡的政治或文化遺民，以豐厚的文學生產展現了不一樣的清末民初文學景觀。這些境外流動與移居播遷，從嶺南邊境、台灣到南洋的新加坡、馬來亞、印尼群島等地，在南海區域之內形成一個漢人大流亡的現象。他們無以為繼的生存困境，文化斷裂的恐慌，與及時代急迫的代謝，為大遷徙的時代風暴下了關鍵註腳。文人訴諸詩文的地理表述，流離過程形塑的書寫空間，為他們處身時代裂縫下的時間焦慮，深入絕域的新奇眼光，帶出一個境外南方的視野。因此，流寓與流亡展現的異域之聲，可以視為回應魯迅倡導的「新聲」，一個遠離中土卻仍然張揚活力、個性的漢文學播遷之路。

晚清時期傳統開始支離，現代化進程漸進破壞日常秩序，文人士子從中原出走邊陲，或由異域歸返中土，流動本身塑造了另類的文化空間和知識類型。這其實是中國文學走向境外的過程，以及論述文學經驗的

「現代」起點，一種帶有流亡意義的文學實踐。若要對境外南方的流亡話語勾勒特質，至少必須注意兩個基本面向。一邊是政治、民族國家的建設進程。另一邊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突⁴。在流亡的脈絡當中，

詩力說〉，收入吳子敏、徐迺翔、馬良春編，《魯迅論文學與藝術》，北京：人民文學，1980，頁 2-3。

4 參劉小楓對流亡意識型態的學理性分析與討論。詳氏著，〈流亡話語與意識型態〉，《二十一世紀》1990 年 10 月，第一期，頁 1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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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份子離開了民族性地域（傳統的「南渡」與「放逐」尚在國境之內），

喪失了存在與精神語境（傳統文化和制度淪陷、斷裂），士人因此在流亡地理中表現出文化遺民症狀，或在地域與語言喪失的情境內，加深遷徙與文化播遷中的疏離感，自我內化的憂患意識。

境外漢詩處境的離散飄零，以及文化慾望的投射，固然締造了廿世紀漢文學的盛景，然而箇中無以為繼的遺民基調，卻也暗示境外漢詩終究是一道無從賡續的流亡風景。詩人從政治與文化遷變過程中形成的遺民邏輯，一般有著政治災難與喪亂避禍的背景。因此他們抱持文化感傷的同時，面對或花果飄零，或靈根自植的心路歷程，生發了落葉歸根或生根的困難窘境。當離散止於終點，境外漢詩的文化美學將成為一種消失的美學？

二戰結束後，南洋的新加坡、馬來西亞、印尼先後脫離殖民獨立，

邁入民族國家的行列。新馬的文學生態區隔了僑民文藝與本地色彩，後者自然成了文學的主流。南來文人選擇歸返的不在少數，移居留下或後續南來者，他們持續寫作的大體已是新文學。除了一些寫作於星馬淪陷時期的漢詩，由詩人在戰後零星發表於報刊。漢詩的角色終於退守到文人雅集圈內的活動，更多流於消閑與遊戲性質。少數在種族政治霸權內鬥爭的華教人士，如沈慕羽、林連玉等人，以及一些舊學根基不錯的文人雅士，如蕭遙天，他們寫作的漢詩還可能展現一種文化力量，但南方的離散詩學，在新馬的環境當中，基本已經消逝。

相對南洋面對南來漢詩人的中斷，以及歷史環境的變遷，台灣的漢詩境遇可謂完整健全。日本殖民時期台日官僚仕紳唱和的風雅，以及遺民詩人堅守的文化傳承，替島內延續了一脈斯文。甚至日本殖民最後幾年的決戰時期，漢詩依然存續在文人的日常生活。而戰後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大批的知識文人階層隨之渡台，另一次的離散經驗由此開始。

漢詩的傳統從此有了繼承，新儒家反覆強調建構的中國文化心靈價值及文化詩學，並在黨國元老，以及大專院校的中文系裡形成漢詩的教學以及知識份子涵養的文化傳統。

本論文檢視廿世紀初期的離散詩學，著眼士人在不同流動經驗下，

面對時間斷裂與空間錯置的荒謬時代感，堅持的傳統文化形式與抒情自我的延續。因此在一個審美共同體的想像界面，境外漢詩寫作形塑的離散詩學，標誌了廿世紀漢文學播遷所投射的文化中國想像。這些離散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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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不盡然都是熱情的民族主義者，但漢詩作為共同的文化本體堅持，在喪亂流亡的時代經驗裡，替他們找到一種託命於傳統的姿態與形式。因此在文化審美的層次，漢詩與文化心靈的暗合，揭示了廿世紀漢詩的內在精神。儘管離散詩學消散於不同的歷史時空，但漢詩飽滿自足的審美精神，卻是在現代文明中對傳統文化碎片的一種復原。如此而言，「舊體」詩的存在及文類經驗上的認知不必然是「舊」，反倒折射及重現「新」

意義的現代性體驗。

第七章 結論：漢詩現場與消失的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