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鞭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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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鞭集》自序

我今将我十年以来所作所译诗歌删存若干首，按时期先后编为一集，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两字定名为《扬鞭》。

我不是个诗人。诗人两字，原不过是做诗的人的意思。但既然成了一个名词，就不免带着些“职业的”臭味。有了这臭味，当然就要有“为做诗而做诗”的机会，即是“榨油”、“绞汁”的机会，而我却并不如此。

我可以一年半年不做诗，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所以不做，因为是没有感想；所以要做，因为是有了感想肚子里关煞不住。

有时我肚子里有了个关煞不住的感想，便把什么要事都搁开，觉也睡不着，饭也不想吃——老婆说我发了痴，孩子说我着了鬼——直到通体推敲妥帖，写成全诗，才得如梦初醒，好好的透了一口气。我的经验，

必须这样做成的诗，然后在当时看看可以过得去，回头看看也还可以对付。至于别人看了如何，却又另是一件事。

请别人评诗，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诗，给两位先生看了，

得到了两个绝对相反的评语，而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技术，却不妨一样的高明，一样的可敬。例如集中《铁匠》一诗，尹默、启明都说很好，适之便说很坏；《牧羊儿的悲哀》启明也说很好，孟真便说“完全不知说些什么”！

原来做诗只是发抒我们个人的心情。发抒之后，旁人当然有评论的权利。但彻底的说，他的评论与我的心情，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将集中作品按照时间先后编排，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十年以来环境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在诗的体裁上与诗的音节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

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民九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在这上面具体的说些什么，但譬如是一个瞎子，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

刘复，一九二六，三，三，北京。

（原载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５日《语丝》第７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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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釜集》代自序

启明兄：

今回寄上近作《瓦釜集》稿本一册，乞兄指正。集中所录，是我用江阴方言，依江阴最普通的一种民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

所做成的诗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

实在太多了。单看一部《元曲选》，便有那么许多的“万言长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现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

我这样做诗的动机，是起于一年前读戴季陶先生的《阿们》诗和某君的《女工之歌》。这两首诗都做得不错，若叫我做，不定做得出。但因我对于新诗的希望太奢，总觉得这已好之上，还有更好的余地。我起初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经过多时的研究与静想，才断定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不然，终于是我们的话。

关于语言，我前次写信给你，其中有一段，可以重新写出：“……

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

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的收缩在一个最小的地域以内），我们叫做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的区域的大小，和他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关于声调，你说过：“……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新青年》八卷四号“诗”）

这是我们两人相隔数万里一个不谋而合的见解。

以上是我所以要用江阴方言和江阴民歌的声调做诗的答案。我应当承认：我的诗歌所能表显，所能感动的社会，地域是很小的。但如表显力与感动力的增强率，不小于地域的减缩率，我就并没有失败。

其实这是件很旧的事。凡读过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ｒｎ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ｒｎｅｓ、

Ｐａｒｄｒｉｃ　Ｇｒｅｇａｒｙ等人的诗的，都要说我这样的解释，未免太不惮烦。不过中国文学上，改文言为白话，已是盘古以来一个大奇谈，何况方言，

何况俚调！因此我预料《瓦釜集》出版，我应当正对着一阵笑声、骂声、

唾声的雨！但是一件事刚起头，也总得给人家一个笑与骂与唾的机会。

这类的诗，我一年来共做了六十多首，现在只删剩三分之一。其实这三分之一之中，还尽有许多可以删，或者竟可以全删，所余的只是一个方法。但我们的奇怪心理，往往对于自己所做的东西，不忍过于割削，

所以目下暂且留剩这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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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悬着这种试验，我自己并不敢希望就在这一派上做成一个诗人，

因为这是件很难的事，恐怕我的天才和所下的工夫都不够。我也不希望许多有天才和肯用工夫的人，都走这条路，因为文学上，可以发展的道路很多，我断定有人能从茅塞粪土中，开发出更好的道路来。

我初意想做一篇较长的文章，将我的理论详细申说。现在因为没有时间，只得暂且搁下。一面却将要点写在这信里，当做一篇非正式的“呈正词”。

我现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违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做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

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但这样又像我来恭维你了！其实不是，我不过说：至少也总没有胡“蚕眠”（！）先生那种怪谈。

现在的诗界真寂寞，评诗界更寂寞。把“那轮明月”改作“那轮月明”凑韵，是押“称锤韵”的人还不肯做的，有人做了。把新芬党人的狱中绝食，比作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是搭截大家还不敢做的，也有人做了。做了不算，还有许多的朋友恭维着。

这种朋友对于他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心理，我真推想不出。若说这样便是友谊，那么，我若有这样朋友，我就得借着Ｗ．Ｂｌａｋｅ的话对他说：

Ｔｈ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ｍｙｈｅａｒｔ　ｔｏ　ａｃｈｅ——

Ｄｏ　ｂｅｍｙ　ｅｎｅｍｙ，ｆｏｒ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ｓｓａｋｅ．

我希望你为友谊的缘故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做序的一个条件。

刘复，一九二一，五，二○，伦敦。

（原载１９２６年４月１９日《语丝》第７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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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杂文》自序

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喜欢弄笔墨，算到现在，可以说以文字与世人相见，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这二十五年之中，通共写过了多少东西，

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坏的，我自己说不出，当然更没有第二个人能于说得出。原因是我每有所写述，或由于一时意兴之所至，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由于急着要卖几个钱，此外更没有什么目的。所以，到文章写成，寄给了出版人，就算事已办完。

到出版之后，我自己从没有做过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们借去看了不归还，也就算了；小孩们拿去裁成一块块的折猢狲，折小狗，也就算了；

堆夹在废报纸中，积久霉烂，整捆儿拿去换了取灯，也就算了。“敝帚千金”，原是文人应有之美德，无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在这上面总是没有劲儿，总是太随便，太马虎。这大概是一种病罢？可是没有方法可以医治的。

我的第二种病是健忘。非但是读了别人的书“过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过了三年五年之后，有人偶然引用，我往往不免怀疑：这是我说过的话么？或者是有什么书里选用了我的什么一篇，我若只看见目录，往往就记不起这一篇是什么时候写的，更记不起在这一篇里说的是什么。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时代做的东西，有几篇玄同替我记得烂熟，至今还能在茶余酒后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诵，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

至多亦不过“似曾相识”而已！

因为有这“随做随弃”、“随做随忘”两种毛病，所以印文集这一件事，我从前并没有考量过。近五年中，常有爱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问：“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可以印一部集子了，为什么还不动手？”

虽然问的人很多，我可还是懒着去做，这种的懒只是纯粹的懒，是没有目的和理由的。但因为他们的问，却引动了我的反问。我说：“你们要我印集子，难道我的文章好么？配么？好处在哪里呢？”这一个问题所得到的答语种种不同。有人说：“文章做得流利极了。”有人说：“岂特流利而已。”（但流利之外还有什么，他却没有说出）有人说：“你是个滑稽文学家。”有人说：“你能驾驭得住语言文字，你要怎么说，

笔头儿就跟着你怎么走。”有人说：“你有举重若轻的本领，无论什么东西，经你一说，就头头是道，引人入胜，叫人看动了头不肯放手。”

有人说：“你是个聪明人，看你的文章，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总叫人神清气爽，决不是粘粘腻腻的东西，叫人吃不得，

呕不得。”有人说……别说了！再往下说，那就是信口开河，不如到庙会上卖狗皮膏药去！

虽承爱我的朋友们这样鼓励我，其结果却促动了我的严刻的反省。

说我的文章流利，难道就不是浮滑么？说我滑稽，难道就不是同徐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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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胡闹么？说我聪明，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功力么？说我驾驭得住语言文字，说我举重若轻，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学问，没有见解，而只能以笔墨取胜么？这样一想，我立时感觉到我自己的空虚。这是老老实实的话，并不是客气话。一个人是值不得自己的严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后，虽然未必就等于零，总也是离零不远。正如近数年来，我稍稍买了一点书，自己以为中间总有几部好书，朋友们也总以为我有几部好书。

不料，最近北平图书馆开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要我拿些东西去凑凑热闹，我仔细一检查，简直拿不出什么好书，于是乎我才恍然于我之“家无长物”。做人，做学问，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样。若然蒙着头向着夸大之路走，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尝不可以。若然丝毫不肯放松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坏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实并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结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过一粒米大。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叫人丧气，从而连这一粒米大的东西也不肯去做。我的意思却是相反：我以为要是一个人能于做成一粒米大的东西，也就值得努力，值得有勇气。

话虽如此说，我对于印集子这件事，终还是懒，一懒又是两三年。

直到二十一年秋季，星云堂主人刘敏斋君又来同我商量。而我那时正苦于无法开销中秋书账，就向他说：“要是你能先垫付些版税，叫我能于对付琉璃厂的老兄们，我就遵命办理。”刘君很慷慨的马上答应了，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编了。但是，说编容易，动手编起来却非常之难，这一二十年来大半已经散失的东西，自己又记不得，如何能找得完全呢？于是东翻西检，东借西查，抄的抄，剪的剪，整整忙了半年多，才稍稍有了些眉目。可是好，飞机大炮紧压到北平来了！政府诸公正忙着“长期抵抗”，我们做老百姓的也要忙着“坐以待毙”，哪有闲心情弄这劳什子？惟有取根草绳，把所有的破纸烂片束之高阁。到去年秋季重新开始做删校工作，接着是商量怎样印刷，接着是发稿子，校样子，到现在第一册书出版，离当初决意编印的时候，已有一年半了。

我把这部集子叫做“杂文”而不叫做“全集”，或“选集”，或“文存”，是有意义的，并不是随便抓用两个字，也并不是故意要和时下诸贤显示不同。我这部集子实在并不全，有许多东西已经找不着，有许多为版权所限不能用，有许多实在要不得；另有一部分讨论语音乐律的文章，总共有二十多万字，性质似乎太专门一点，一般的读者决然不要看，

不如提出另印为是。这样说，“全”字是当然不能用的了。至于“选”

字，似乎没有什么毛病，我在付印之前，当然已经挑选过一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选，而且在各篇之内，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删削。但文人通习，对于自己所做的文章，总不免要取比较宽容一点的态度，或者是自己的毛病，总不容易被自己看出。所以，即使尽力选择，也未必能选到理想的程度。这是一点。另一点是别人的眼光，和我自己的眼光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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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会一样的。有几篇东西，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坏，然而各处都在选用着；有几篇我比较惬意些，却从没有人选用。甚而至于我向主选的人说

“你要选还不如选这几篇，那几篇实在做得不好”，他还不肯听我的话，

或者是说出相当的理由来同我抗辩。因此我想：在这一个“选”字上，

还是应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标准呢，还是应以别人的眼光做标准呢？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如暂时不用这个字。说到“存”字，区区大有战战兢兢连呼“小的不敢”之意！因为存也者，谓其可存于世也。古往今来文人不知几万千，所作文字岂止汗牛而充栋，求其能存一篇二篇，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借曰存者，在我以为可存，然无张天师之妙法，岂敢作“我欲存，斯存之矣”之妄想乎？

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

语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决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得数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传，那已是千侥万幸，心满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却不妨在此地说一说。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

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那就是好处；你说是坏处罢，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我从来不会说叫人不懂的话，所以我的文章也没有一句不可懂。但我并不反对不可懂的文章，只要是做得好。譬如前几天我和适之在孙洪芬先生家里，洪芬夫人拿出许多陶行知先生的诗稿给我们看。我们翻了一翻，觉得就全体看来，似乎很有些像冯玉祥一派的诗；

但是中间有一句“风高谁放李逵火”，我指着向适之说：“这是句好句子。”适之说：“怎么讲法？”我说：“不可讲，但好处就在于不可讲。”

适之不以我说为然，我也没有和他抬杠下去，但直到现在还认这一句是好句子。而且，我敢大胆的说：天地间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

假使并不是好文章，而硬做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颗明珠，紧紧握在手中，不给人看，你这个关子是卖得有意思的；若所握只是颗砂粒，甚而至于是个干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紧握着，闹得满头大汗，岂非笑话！我不能做不可懂的好文章，又不愿做不可懂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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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文章，也就只能做做可懂的文章，无论是好也罢，不好也罢；要是有人因此说我是低能儿，我也只得自认为活该！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

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煞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否则，要是有人指鹿为马，我也从而称之为马；或者是，像从前八股时代一样，张先生写一句“圣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着写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这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完全杀死了，时代之有无，也就成了疑问了。好像从前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怕这些东西或有遗失，就整天地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雨伞，枷。”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了；

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颈上，随即就逃走了。到明天早晨，他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所谓“抓住时代精神”，所谓“站在时代面前”，这种的美谈我也何尝不羡慕，何尝不想望呢？无如我不愿意抓住了和尚丢掉了我自己，所以，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把这么许多年来所写的文字从头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烟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从头再走一次，这在我个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几篇文章之收入，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文章做得好，而是因为可以纪念着某一时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种经验；或者是，因为可以纪念我对于文字上的某一种试验或努力——这种试验或努力，或者是失败了，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成功而别人却成功了；严格说来，这种的试验品已大可扔弃，

然对于我个人终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书按年岁之先后编辑，原拟直编至现时为止，合出一厚本，将来每次再版，随时加入新文。后因此种方法，于出版人及读者两方，都有相当的不便，故改为分册出版，每三百余面为一册。

承商鸿逵兄助我校勘印样，周殿福、郝墀、吴永淇三兄助我抄录旧稿，书此致谢。

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刘复识于平寓。

（原载１９３４年６月上海《人间世》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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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法通论》序

本来一部书出版，不必一定要有一篇偶像式的序。若是要请名人做篇序，当作荣誉的招牌，则做的人固然极苦，受的人也未免无聊，所以我这一本一百多页的小书的头上，只在目录之后，把几句应得说明的话，

大略说一说。

这部稿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度第一学期北京大学预科二年级各班所用的讲义。依大学新章，文法的讲授时间，每星期只有一点钟，

所以我的初意，打算把全书于十点钟内讲完。但是试验的结果，只讲去二分之一。这固然是因为材料太多，而学生预备不充足，使我费去许多额外讲解的时间，也是另一原因。但是，这不成什么问题。

这部书的主意，大家可以看得出，不是讲的文法的本身，是要在讲文法之前，把许多当然的先决问题，剖剔得明白。综计我们中国人研究本国文法的历史，说话十分简单：就是马建忠按照拉丁文做了一部《文通》，继起的人，十分之九是因袭马氏的成说，十分之一是参酌了英文，

或日本人所做的《支那文典》一流书，略略有些改革。我的意思，以为我们对于文法的研究，虽然从比较和模仿的路上走去近，而对于用以比较，用作模型的东西，还得从根本上研究一番。要不然，因为他们“有”，

我们也就说“有”；他们“无”，也就说“无”。这样的“削足适履”，

在无论哪一种学问上，都有阻碍。所以我的方法，在取别种文法做本国文法的参证时，不是说——

他们是如此，所以我们也要如此；也不是简单的问题——

他们是如此，我们能不能如此？是问——

他们为什么要如此？

我们为什么能如此？或，为什么不能如此？这就是我所要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还有几件小事，可以附带说明——

１．这部书，本是已通一种外国文以上的学生所用的课本，而就大学预科里说，通英文的是大多数；就全国各学校说，也是如此。所以书中所用的原名，或所引的外国语例句，都是英文；偶然因为必不得已，引用别种外国语，也以极简单、极容易解释的为限。

２．书中遇讲到声音的地方，凡称“古音”，都是用小学家所探到的最古的音；凡称“今音”（有时并不标明，凡不称“古音”者均是），

都是用教育部所颁布的“国音”。标音的符号，我本意是要用注音字母的，但因印刷处没有这种铅模，而现在识得注音字母的人，还是比较的少数，所以终于是依着西洋人拼切中国字音的普通方法，用了罗马字；

这虽然也有许多缺点，但为事实所限，只得暂时将就。

３．从来讲中国文法的，有一个无形的规律，就是无论哪一种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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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有个出处。这是受了考据家的影响，事事脚着实地，不肯放松一点，

诚然极好。不过在极简单、极普通的地方，尽可不必。所以我现在就依了外国文法家的通例，除于必须之处外，凡是例句，都是自己做一两句；

或者是把极习见的文句写上，不追求它的出处。这并不是我偷懒，我去年所编的文法讲义，因为句句要求出处，就在教授上生出一种流弊，就是往往有极普通的文句，却无极普通的书句可引，不得已，把古一点或冷僻一点的书引上，上了讲堂，就要有许多的额外讲解，费去许多时间；

一方面还鼓动少数的学生的好奇心，抛了正文，专在冷僻的书句上用工夫。这样费了光阴，而又要发生一种我们所不希望的副作用，实在很无谓，很不经济；所以我情愿人家说我“浅陋”，说我“不博”，却毅然决然把它改良了。还有一层，我以为语言是文字的根本，若讲文法而不与语言合参，便是舍本逐末。所以我所举的例，不以文言为限，用口语的地方也有。这一层，恐怕不赞成的人更多。但是，姑且让我试一下。

结尾一句话，是我愿意有人反对我的主张，或纠正我的谬误。我不希望我这书传诸永久；我希望我的书今天出版，明天就有更好的书，催促它变为废纸。因为有了别人的“更好”，连我也可以沾着些光。

刘复，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书于北京。

（原载１９２０年８月群益书社初版《中国文法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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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实验录》序赘

承吴先生替我这本小书做了一篇长序，不但使我的书增加了许多光荣，而且使我自己也增加了许多学问，改正了许多观念，我真感激万分。

但是读完了他序文以后，觉得除“喜玛拉雅山”、“最高度成绩”……

等话，当然不能承认外，不免还有许多话要说。因此破空造起一个“序赘”的名词，来赘上几行。

我觉得我这部书，是研究现象的书，不是创造或推行某种主张的书。

因此它永远是两面兼顾的：它永远不偏向于任一方。甲方面可以认它为四声的行状，乙方面也不妨认它为四声的救星：它自己是无可无不可，

只看你们如何的利用它。正如同是一个世界语，社会党可以利用它，军阀财阀又何尝不可以利用它呢？

但我的书是如此，我这个人却不能如此。吴先生说我一向是废四声的信徒，我可以说：正是。不过这里面，还有几件事应当分别而论。

一、注音字母与四声。注音字母是标示音质的：它根本上就没有兼标四声的任务。所以假使有人，因为它不能兼标四声就要根本推翻它，

我们虽然不敢竟说这等人是糊涂，胡闹，而他们闹得甚嚣尘上时，我们总不妨且闭着眼。

二、国语与四声。我在《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篇短文里，已有过“国音乡调”的主张。此所谓调，不是语调，是字调，就是四声。

既如此，可见我当时虽然没有明说废四声，而四声之可废，却已不言而喻。但我也并不说我的国音乡调说实行了以后，大家用国语谈话，竟可以绝对不因没有“国声”之故，而不起纠纷。不过即使有纠纷，也总是很少的，偶然的。若然我们拈住了一些，就要扯动全体；拈住了偶然，

就要概括一切，那就不免什么事都搬不动，办不了。且从旁面举几个趣例：上海朋友说：“我要吃碗水。”我们江阴人听了不免笑个前仰后合。

江阴人说：“我要洗脸。”宜兴朋友听了又不免笑个后合前仰。苏州老爷用了个江北老妈子，端上面汤来，说声“老爷洗罢”，老爷可是勃然大怒了。再如几位上海朋友初见面，请教尊姓：胡、吴、何，或者是成、

陈、程、承，若然不将古月、口天、人可、超脚、耳东、禾旁、束腰等中国式的拼法连同说出，岂不要闹得大家通谱。诸如此类，都是音质上的纠纷，并不是四声上的纠纷。但音质之于语言，比四声重要得许多。

所以音质上起了纠纷，比四声上所起纠纷，更应注意。但这种音质上的纠纷，若是我们耐着心，把它一个个的检拾起来，也竟可以很多，而按诸实际，它并不能在语言上发生何种的障碍，或使语言的全体，感受何种的不安，又是什么缘故呢？我说：这由于它虽然有发生纠纷的可能，

而使它能于发生纠纷的时会，可是很少；它虽然不见得百年难遇，而若就每人每天平均说一千句话计算，恐怕有这样的纠纷的，至多不过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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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以一二与一千相比，便大胆说一声不成问题，也未尝不可。因此我想，假使我的国音乡调说竟能受社会的容纳，其结果即使因为有国音无“国声”之故而起纠纷，其纠纷必比原来自然语言中所有的音质上的纠纷，更形微弱。现在我们对于此一纠纷，尚视为不足注意，则将来难免不发生的彼一纠纷，当然是更加不足注意。就我自己说，我在北京住了三年，说我的蓝青官话，因音质上、名物上、成语上、语法上所起的纠纷，也就不在少数；而因四声上所起的纠纷，我所记得的，却只有二次：一次是说一个“瓶”字，一次是说一个“卷”字，都叫人不懂，其余是我的至今改不了的江阴四声，竟完全能适用于蓝青官话。我们若是把这三年二次的纠纷率，增高到五百倍，即是三年一千次，一年三百三十三次，一天还不到一次。以这样小的成数还要“概不抹零”，恐怕未免没趣罢！

我现在的见解，以为有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和一部《国音字典》，

我们所希望的国语，已算是呱呱坠地的了。此后我们要如何的抚养它，

如何的培植它，总该从大处着力，不应常把小事来牵制。音的统一是有了张本了，词的统一怎么办，我们计算到了没有？国语文是有人能做的了，而语法上的差异，还非常之多，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使这种差异渐渐减少，而终归于统一？更进一步，应当用什么方法使国语的语法，愈加规则，愈加简单，而一方面仍无背于语言之自然？更进一步，我们都知道这初出世的国语，机能是很薄弱的，我们应当如何使它增进？如何使它能兼有文言及自然语之长，而且更加进步，使它在运用时，灵活到最高度，表示力充满到最高度？最后是如何将埋藏在我们中国语言中的美，使它充分发展出来，使国语于日用境界之外，别多一文学境界？这些事，一方面自然要靠着研究国语的学者，拼着头白老死的工夫去研究；

一方面还要靠用国语作文的文人，拼着头白老死的工夫用心去作国语文。可惜我们中国人讲言语，向来是讲声音的兴致最好。所以说到辩论声音，小则打架，大则开仗，武库里刀枪剑戟，什么都有！声音以外，

就不妨姑且缓谈。我现在敬告同志：国语问题中的音，已小有结束，即略有枝叶问题，也不必老是杀鸡用牛刀；音以外的事却还很多，而且全未动手，请大家改换个方面罢！

三、语言教育中的四声。所谓语言教育，看去似乎和前段所说的国语同是一物，因为现在正在推行国语教育，一般人以为国语教育之外，

更无所谓语言教育了。但我的意思不是如此。我以为国语与方言是并立的，方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方言既不能消灭，在方言中就有了语言的教育。而这语言的教育，却并不关于书本：小孩子初会说话，有人教他说“妈”，他说“妈”，就是语言教育的第一课。我们中国人向来不注意语言的教育，所以语言的能力，比较薄弱。就我朋友中说，语言最干净，明白，有层次，有条理，而声调的高低起落，又恰恰合度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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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胡适之，马夷初，康心孚，心孚可是已经死了。此外，似乎无论何人都有点缺点。最普通的是话说不出时，“这个这个……”的不了，

而某先生的“仿佛”，某先生的“似乎”，某先生演说二十五分钟有了一百五十九个“然而”，也都别有风趣！

诸如此类，并不是我喜欢吹毛求疵，只是借些现成的事实，说明语言中自有教育；而这种教育，却并不是国语所专有，是方言中也有的（若然是方言还没有消灭的话）。

在国语的教育中，如我所说，四声已经不成问题的了，在方言的教育中怎样呢？我说也不成问题，前两月中我已有一封信，与玄同讨论此事。信未留稿，大意是说中国一般人对于四声的观念，即附属于音质观念之上，并不特别提开；把它提开的，只是一班讲声音的人。因此，譬如把刘柳两位，同时介绍给一个外国人，他未免要闹得头痛；若介绍给一个中国人，就丝毫困难没有。这因为是外国人心目中，把刘与柳打了个同音的底子，再去辨声的异同，所以困难；中国人心目中，却以为刘与柳是两个不同的音，刘与柳之在心理上，其距离竟可以相等于刘之与吴，所以全无困难。因此，在语言的教育上，只须把字眼咬得清楚；字眼咬清楚了，正不必道在迩而求诸远，说什么四声五声八声，而四声五声八声却可以自然就范，自然说得正确。我们到乡下去，找个目不识丁的农人谈天，他出语不免有雅俗之分，而四声的辨别，却同我们一样的精确，但他何尝有过工夫，放去了锄头来嗡什么平上去入呢？我们在这上面深思其故，就可以胆大的说：四声在语言的教育上，不成问题。

四、四声的根本打破说。这也是我同玄同谈过的。我以为四声的根本上存在不存在，只有语言自己有取决之权，我们无从过问。我们尽可以有十二分以上的理由，说它可以不要，或者是要不得，而它自己不肯消灭时，我们竟是奈何它不得。正如男子的乳头，有什么用处呢？但是我有它，玄同有它，吴先生有它，我们三人竟不能割去它。所以吴先生说：“尽管我们永远用不着去理它，它还是永远含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语言文字里面，无论在单音里面，在复音里面，它都存在。”

承吴先生收我为信徒，所以我秉承着他教主爷的旨，宣传这么一会子的教义。但到了此处，我就要说声“亚门”了。教士到说了“亚门”，

走出教堂以后，本来就什么都可以随便，所以我以下所说的，许不免是左道旁门的话头了。

五、诗的声调问题中的四声。我常常怀疑：中国韵文里面的声调，

究竟是什么东西构造成功的？说是律诗里的仄仄平平仄罢，可是在古诗里并不这样，而诵读起来，却也有很好的声调。况且便就律诗说，仄仄平平仄是固定的，而甲地的仄仄平平仄，实际上又完全不同于乙地。那么，声调声调，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呢？我曾把这个问题问人，人家说：这是自然的声调！唉，天下着雨，请教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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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是什么缘故？而天文家可是说：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我为着这问题，已经费过许多的工夫，希望能将所得的结果，做起一部《汉诗声调实验录》。但是经过了屡次三番的小成功，却都被屡次三番的小失败推翻了。所以直到现在，简直还没有半句具体的话可以报告。不过我总痴心妄想，以为能有一天，可构成一个新说，使它能于配合一切体裁的韵文，一切地方人的声口。到那时，如果我所发见的完全无关于四声，便有千万个的唐诗选诗家同我反抗，我也要把四声一脚踢开。反之，如果我所发现的仍不免有关于四声，那么，“君子不贵苟同”，

虽以吴先生及玄同的学问上的威权，我也不容易屈倒。

为什么我对于这问题，似乎癖好甚深呢？这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胡诌几句诗，更喜欢的是胡诌几句白话诗。目下白话诗已有四五年的寿命了，作品也已有了不少了。但是一班老辈先生，总是皱着眉头说：白话诗是没有声调的。便是赞成白话诗的，同是评论一首诗，也往往这一个说是声调好，那一个说是声调坏。我们对于老辈先生的愁眉苦脸，能自己造起一个壁垒来么？对于白话诗的评论者，能造起一个批评的标准来么？同时对于白话诗的作者，能有一个正确忠实的声调向导，引着他们走么？亦许不能；但如其是能的，那就惟有求之于原有的诗的声调。惟有求之于自然语言中的声调，最要紧的是求之于科学的实验，而不求之于一二人的臆测。我相信这东西在将来的白话诗国中，多少总有点用处，

所以虽然很难，也要努力去做一做；不幸到真没有办法时，自然也只得放手。

六、语系问题中的四声。我常以为我们东方的语言，究竟还要靠着我们东方人自己研究；西方人的扣盘扪烛，虽然也有不可尽废之处，大体总有些不可靠。因此，对于一个至今未决的中国语系问题，也打算大胆去研究一下。记得有人说过汉语、藏语、越语都是多声制，它们系统上的关系虽不甚明了，而这同是多声一点，却不可轻易放过。我在三年以前，不相信这一说：以为多声是单音语中免不了的现象，与其问它为什么多声，不如问它为什么单音，所以多声与语系无关。现在一想，这话错了。我还没有切实研究它，怎就能断定它无关呢？我们研究这样的大问题，无论是怎样小，怎样可笑，怎样在表面上全无用处的材料，都不宜放松一点：愈多愈好，必须研究完了，才可以取的取，去的去。所以在这四声上，我打算先就国内各方言区域研究清楚，把各声随着地域变化的形迹画起图来，然后照样的研究国外的声，也画起图来；于是看：

这声的变化，由国内而及于国外，接榫不接榫？趋势是怎样的？这样研究的结果，亦许不能，但亦许能在语系问题上，发见一些什么。如其能，

最好；不能，也不过多费去一些工夫，没甚关系。要是不加研究就把它放弃，总有些不忍，总有些不该。

因有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还未能完全证实与四声无关，所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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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虽然送进博物院，我还不免跟进博物院去研究。这却应当敬请教主爷特别慈悲，网开一面，暂且不要把它一闷棍打倒。可是我并不以为青年有用的功夫太多，别种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少，大家应当尽在这四声上闹得永远不了，我以为像我一样的宝贝，有了一二个也就很够了。

但是，你即使能把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研究清楚了，究竟能有什么用处呢？这我就不得不直招：无用！吃饱饭！没事做！说清话！等于马二先生的“文章以理法为主”！可是人类中偏有这样不可解的怪事；

即如最时髦的相对论、心理分析等等，说来说去，能说得出一半片黑面包来么？因此，我对于这最后一问，只能回答一声“不能答”。

但是我们虽然有吃饱饭没事做的时候，也曾有过饿肚子的时候。所以我读了吴先生序文中论假名式的利器一段，觉得他说的周到到万分，

痛切到万分，使我佩服到万分，感动到万分。从此以后，苟有机会可以做些马二先生以外的事，一定竭力做去。

最后还有一些小事应当声明，就是吴先生序文中所引用的我的话，

都是我写给吴先生的信里的话，并不是在什么地方正式发表的话。我写信是向来很潦草很随便的，尤其是有一封给吴先生的信，在晚上两点钟以后，不到一点钟工夫，写了六十多行，真不成东西！这里面有“闭眼胡说”四个字，直到吴先生引用了才觉得，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闭眼胡写的？我有什么证据可以断定人家是闭眼胡说？我有什么权力可以说人家是闭眼胡说？我今郑重声明，表示我无限的歉意。又，吴先生所引“四声之构成”一段话，只还是我的一个假定，其中颇有研究改正的余地，

一时还说不到发表；不过关于阴阳清浊一层，我本已做成了一篇《南方语中的清浊音》，近因打算把南方的清浊，与北方的阴阳合论，重加增改，暂时搁下；发表之期，却总不远。可是说来说去，我终还做了我自己所骂的人：讲声音的兴致太好呵！

十一年夏，巴黎。

（原载１９３４年６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半农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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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实验录》引言

（一）本书的主旨，在于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解决中国语言中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四声是什么”的问题。这“四声”的“四”字应当活看：有些地方是四声，有些地方是五声，有些地方是八声，为简便起见，依旧习惯混称曰四声，并不是我以为中国只有（或只应当有）四声。

在今日以前，也有许多人对于“四声是什么”一个问题上，下过许多研究或揣想，如本书“余论”一篇之所载。但我希望这本小书出世之后，能帮助他们一点，使他们的迷惑可以减少。

（二）实验语音学是附属于言语学范围之内的。它研究时所取的材料是语言，它所以要研究的目的是为着语言。但它研究的方法，却已脱离了言语学而与声学、乐音学、算学相关。所以有许多地方，物理、乐理、数量互相结合，简直要把专家也闹得头昏。不过本书中所讲的，只是很浅近的一部。

原来无论哪一种学问，决不是“路人”都能懂得的；所以本书所讲虽然浅近，亦必须要稍稍懂得一点的人才能懂。但是反过来说，学问虽然不是路人都能懂得，却也总有可以使路人懂得一点的可能；若然本来是路人可以懂得的，而故意说得神奇玄秘，要使能懂的也不懂，像若干近来的出版物一样，也未免无聊。所以本书是不但程度很浅，而且讲法极笨。西米亚古谚说：“一个笨伯所能的，另一个笨伯也能够。”我自己是个笨伯，所以我想到我以外的笨伯。我希望中学校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们，知道一加一是二，ｄｏ以上是ｒｅ的，就能看我的书。若然有一百个智囊笑我嗤我，而同时有一个笨伯赞成我，就不以为意了。

（三）但是本书仍有一二缺憾，应当向读者声明，道歉：

（１）本书只是讲了实验语音学中与研究四声有关系的一部，并不是实验语音学的全体；所以凡是有关于四声的事，都充分或者是过充分的讲了，无关的，或者偶然牵涉到，而要解释起来，就要大出本书的范围的，就全没有讲。因此不免有人，觉得看完了全书，有许多心中所急欲知道，而本书并没有解答的事。要弥补这缺憾，要等我已经着手起草的一部《语音学纲要》出版（书分两编：上编应用语音学，下编实验语音学）。

（２）本书所实验的，只是十二种方言的四声，并没有能把中国各方言区域的四声，完全实验。这是因为身在国外，友朋有限，不容易找全各省的人。将来回国，必将不足处重行补足，印为补编。

（原载１９５１年７月上海中华书局再版《四声实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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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法讲话》自序

十二年前，余在北京大学讲述中国文法，写成讲义百数十页，意不甚惬，又值欧洲之行，未即问世。仅《中国文法通论》一卷，自谓尚薄有新义，便付之梓人。过后细思，其中疏漏牵强，随在皆是也。近年改治音律方言之学，文法一科，废习已久。然于友朋哄谈之际，或舟车尘扰之中，往往偶触灵机，不期而得一二新解，足补前贤之所不逮。人事琐琐，未遑笔写。适北新书局主人李小峰君，前在北大从余习文法者，

再三函请编为一书，以飨高中学子。既坚辞不获，窃思此亦整理片段思想之机会欤——遂于去年暑假起，每有余暇，便写数页，积之既久，居然成书。其中文白兼讲，求其彼此合参而易于贯通也；讲法大半仍通行文法书之旧，旧说之可信者悉采之，不欲立异以鸣高也；用讲话体而不袭教科书之呆套，取其当详者可特详，当略者可特略，无所牵碍也。举例以易解者为主，立规以通用者为主，不取诸僻，不取诸琐，求其合于高中学生之程度也。凡此数端，自信不为无见。然而偷闲握管，岂足以言著述。直不必过后细思，已知其中之疏漏牵强，随在皆是矣。此道专家，幸即督正。

民国二十年一月六日半农刘复识于北平大阮府胡同寓庐。

（原载１９３２年９月北新书局初版《中国文法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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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运动略史》提要

这一部小论文的主旨，在于记述事实，并不在于评论。若然中间有些地方带着些评论的意味，那不过是为着要把所说到的事实，说得分外明了些。

此外还有一件事要声明：我虽然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我在论文中，却并不作此会的宣传者，这就是说，我的态度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即如注音字母，在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上，我承认它有相当的价值，但我并不就因此承认它在科学的研究上有何等的价值。

关于国语一个问题上的事实，可以按着时间，略叙如下：

最初是为着要普及教育，便利妇孺，而苦于文言太难，因此就有人提倡做白话书报。这一期的白话文，依着作者的意旨，是专为便利妇孺的，并不是给读书识字的人看的。

但是，这种文体的改变，并没有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因为把文言改成了白话，只是能“易懂”，并不能“易识”，而易识的重要，乃更在易懂之前。因此，接着就有了一个字母时期。这一期中的作者，想要造成一种字母制的字，替代原来的汉字，使识字一件事，可以容易些。

在这一期的作者中，我们不应当忘记了王照、劳乃宣两先生。

但是，假使我们要利用字母，我们马上就可以发见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读音问题。假如没有方法统一读音，字母就全无用处。

在起初一步，大家以为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只须把京语当作标准语就完了。

后来大家渐渐看出，采用京语有许多的不相宜，为中国全民族着想，

与其用京语，不如用一种人造语。这人造语中的各分子，连最重要的读音一件事也包括在内，应当先期分别研究，务求所造成的语言，使全中国人民，能于接受。

到此地才是真正的国语运动的开场，也是到了此地，一般提倡国语的人，才把中国全民族混通看作一块，不再用开通知识便利妇孺等话头，

把一国的人民，勉强分成两家。

自此以后直到今天，我们常在这一条轨道中走，虽然中间也经过了不少的变更与周折。

目下的国语的情形是这样：

自从民国七年注音字母公布了，次年《国音字典》出版了，关于统一读音的一个问题，已算有了个解决，虽然这个解决并未能完全应合到我们的理想与希望。

自从民国八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了，我们已有了一个正式的永久机关，去研究关于国语的一切问题，并安排关于国语的一切事务。

自从有了民国五年以后的文学革命，国语一件事就渐渐的建造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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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我们是直到了此一刻，才明了白话文的真价值。

在这种种的情状之下，我们可以说，亦许在十年八年之后，我们可以有得一种很合实用的辅助语。

但是在此地，我们应当补说一件事：

目下从事于国语的人，几乎把全力用在统一读音上，希望理想中的辅助语，可以早早造成。除去少数的罗马字提倡者以外，我们再听不见有什么人主张要用什么字母来代替汉字；注音字母只是一件标音的工具，使读音可以统一，并不是一种文字，看它的名称可以知道。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看去自然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方才说过，统一读音并不是一个目的，乃是一种方术，或者说，是一种预备的功夫，

使字母制的文字，可以实现。按着理说，我们当然不能在半路上就停止了。

但是要使字母制的文字实现，无论是用罗马字或另一种字，我总觉非常困难，虽然这问题是重要到极顶。我以为我们应当有些耐心。我们应当将这问题用最精细的方术去研究；凡是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事项，都该一一分别讨论，不能放松一点。若不先下这种功夫，贸贸然就尝试，

恐怕结果不一定好。因此就目前说，我们应当把野心收小一点，暂认我们今日所做的统一国语的工作，也是一种差可满意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的本身，也有相当价值在。

因此缘故，我在论文中对于汉字罗马化这一个问题，只是在结束处很简略的说了一说，并没有能将诸位提倡人的办法，节要写入。我在这件事上很抱歉，但我希望他们将来提出的办法，能比今日以前的更好，

更进步，更完满。在根本上说，我决然不是他们的反对者。

以上将我论文中的大要说完；以下请允许我指出几个特别点：

第三章说注音字母。用英文写的说注音字母文章，已有了几篇，用法文写的，这亦许还是第一篇。

因求便利于非语音学者的读者起见，我的标音法和论音法，并没有采用Ｒｏｕｓｓｅｌｏｔ制或“国际制”。

第四章中说到文学革命。这当真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件大事。在记述此事之前，有一段文言的构成史。这是我个人的研究，虽然说得很简略，或者还不是全无根据。

最后是在第五章中，第一七八节，我说明官话究竟是什么；一八二至一八七节，我把京语与国语两相比较。这两段，我自信剖析得很清楚。

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巴黎。

（原载１９３４年６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半农杂文》，原稿系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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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

这部论文的趣旨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我用了科学方法来研究我们中国语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将我国前人在这问题上所下过的工夫，连同他们的缺点，用最清楚的语言表写出来，希望能使研究这问题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自己），可以免却许多纠纷。

为了这后一层，我在书中开端处，自三至二八节，写了一篇小小的四声研究史；又自五四至七四节，把“阴”，“阳”，“清”，“浊”，

“上”，“下”等名词的各种歧义，以及“字书声”，“方言声”，“常声”，“变声”等的定义，都说个清楚。

关于今日以前各作者在四声问题上所下的判断或揣测，我引用了不少。古一些的已几乎全备；新近的却只能举了几个例，因为，一层是篇幅有限，二层是有价值的并不多。

我所用的实验方法，可以分作四步说：第一是记声，第二是量线，

第三是计算，第四是作图。

记声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须有得一个好音鼓，一个速率够大而且极匀的好浪线计。但最要紧的是发音正确的受试人和选择得很适当的材料。关于这两层，我在九二至九五节中说明。

量线是只量到十分之一公厘（ｍｍ）为止，所用的器具，只是一个十倍的廓大镜和一支玻璃小尺。若然用显微镜，那就是要量到百分之一公厘以上也极容易。但所得结果，却未必能更好，因为烟熏纸上的线纹，

并不适宜于显微镜的观察，假使放大得过度了，浪线都变成了“肥线”，

其中点极难断定，要是任意断定，结果反要增加许多错误。

计算音高的方法，目下至少有五六种。我所用的一种，就正确上说，

是处于第二位。处第一位的一种方法，是将语言的音和电流音义的音，

同时平行画出，然后依据音义线纹中某一颤动的长短，以推算语音线纹中处于同一时间中的一个或多个颤动的速度。若然浪线计的速率不很均匀，就非用这方法不可。我所用的一个浪线计，却用不着这样。

作图的一番工夫可以省得，若然所试验的只是三五个字或三五个音，因为在这样时，我们只是看了数目字，也就可以比较得出各音的高低起落来。所以在法国的《语音学杂志》中，在德国的《Ｖｏｘ》杂志中，

又在Ｒｏｕｓｓｅｌｏｔ及Ｐｏｉｒｏｔ两先生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类的例。但若做了大批的实验工夫，就万不能把数目字做比较的工具。而且把数目字印入书中，也很不便当。假使我论文中不用图而用数目字，这部书的分量，至少要增加六倍。

作图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用对数的。直接法从前Ｐｏｉｒｏｔ先生用过，现在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先生也还用着。这是个比较简易的方法，有时也颇可以用得，但根本上与音理相背，并不能将各音的高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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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出。所以我所用的是对数法。

应用对数法在工作上很烦苦。自从我将一六页的第一第二两表制成了，就简易了不少。但便是这样，还比直接法烦苦到一倍以上。

就以上所说，可见做这种实验的工夫，所需要的时间很多，而且只能慢慢的做，不能做得快。平均是每一个字或一个音，延长只在半秒钟左右的，就要用两点以至两点半钟的工夫。我全书所用的实验工夫，是整整三十个月，编写成书的时间还不算在内。单只胡适先生一段《清道夫》的文章，共二百五十五字，延长七十二秒钟，就用了十二个半礼拜的工夫。

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如此之多，实在是一件不能轻轻放过的事。因为这能给学人以许多痛苦，从而阻碍学术的进步。

数年来身受的痛苦，使我创制了一种新仪器，将量线，计算，作图三种工夫，交给机械去代做（看后方）。

我书中将实验方法说明之后，接着便有一段关于字声上的普通观察。在这段书里，我举了十种方言中的字声来做例，一方面用以证明决没有两种方言中的字声制能于完全符合，另一方面是借此说明字声的比较研究法。我对于“字书声”一个问题上也下了几个揣测，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从事于这种的工作。又自八七至八九节，我说明我自己的“标声法”，这方法简易明确，不但语音学者可以用得，便是普通的言语学者也可以用得。

在一一四节里，我把我将来研究这字声问题的计划说明，因为本书并不完全，如全书开首时并结尾时所说。

关于字声与构成声音的四种分子间所有的关系，也有相当的讨论。

这种讨论的用意，是在于通知从事研究字声的人，不要将问题看得太简，

可也不要去做吃力不讨好的工。这句话解释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字声之构成，在于音高，但音长与音质，也不能不问；另一方面，

关于音强一个问题，目下不妨暂且搁着，不要随随便便将物理学中Ｉ＝Ａ^２ｎ^２一个公式错用了。我也知道研究字声，不能将强弱一件事置之不问，但因物理学中这一个公式既不能适用，我们又还没有能发明一个正确的新公式，又何苦要多做些无谓的工作呢？

一般的实验语音学家在这件事上都很疏忽，便连Ｒｏｕｓｓｅｌｏｔ，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Ｃｈｒｕｍｓｋｉ诸先生也是如此。因此常有人向我说：你研究字声，

你研究的是音高，很对，但你把音强忘记了！为答复这一类的问题起见，

我既在书中详论了研究音强之不可能，更在此地重提一下。

我从开场说到现在，说的几乎完全是方法。说得多了！但是并不太多。因为一切实验科学中最重要的总是方法。方法安排定了，其余只是机械般的做去，所得结果，几乎是无可辩论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实验语音学一种科学的全体，只是一大堆的方法的总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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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书的本身。

这书分为两编。第一编论常声，第二编论变声。

常声是单发的音，而且是咬嚼得很清楚的。严格地说，语言中简直就没有常声这样东西，因为我们说话时，决然用不着这样的声。但是我们假使因为研究某一方言中的某一字声，而请一个说这方言的人来说一个例字给我们听，他所说出来的，一定是个常声。因此我们可以说：常声乃是我们理想中的声，我们将它说出时，我们以为它可以代表某一声的现象的全体，而在实际的语言中，这某一声的现象，却未必和常声一样表露得完全：有时只表露出一部分，有时因为种种关系，竟可以全不表露。这种只表露一部分或竟是全不表露的声，我们就称它为变声。

我研究了三种方言中的常声，就是北京语中的，广州语中的，江阴语中的。北京语与广州语之可以代表北部及南部语，自然没有问题。江阴语是我自己的方言。我本想找个苏州人来发音，做江浙语系的代表，

但竟没有能找到，不得已乃用江阴语。

实验工夫若然只做一次，那是万万不够的。所以我在要断定某一声的价值时，必比较许多次实验所得的结果，而求其最普通之一现象。

凡与字声有关系的事，也大都研究。因此，在广州语中，我非但研究旧说的八声，还研究了新近发现的第九声；在江阴语中，我研究了至今聚讼的一个清浊问题和“浊上”的消失问题；在北京语中，我研究了

“自然声”，“入声转变”，“哑音气子”等问题。

第二编所研究的变声，又分作重音与音节两件事。在重音一件事上，

我得到了十几个见解。这种见解在目下还不能当作结论。把这小小的收获与所用的工夫相比较，似乎很不上算；但在不怕做苦工的人看来，已可以增加一分勇气了。我们知道无论研究何种科学，实验的或非实验的，

假使一个人用了一世工夫而所得结果只是十个八个字，但求十个八个字真有价值，那就决不是一种耻辱。

关于音节，我只是十分粗略地观察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需要特种的材料和受试人，本以分开研究为是。

现在说附录中所记我所创造的两种仪器。

第一种仪器叫做音高推算尺，可以做量线、计算、作图等工作。有大小两式，小式尤比大式合用，因为价格便宜，便于取携，而且不易损坏。用以量线，可以量到十分之一公厘，其准确与用玻璃小尺绝对一样，

而时间可以省到三四倍，又不伤目力，因为廓大镜的倍数很低。说到作图，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计算的，一种是不用计算，就将量线、计算、作图三事，同时兼做的。这后一种方法，比前一种更好，因为非但简便省事，而且所得结果，其正确程度，竟超出于普通方法之上。其理由有二：

第一，普通方法所得的结果，并不是直接来的，是经过了许多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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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来的；每经过一次的间接，就有增加一分的错误的可能。无论你如何精细用心，这总是件逃不了的事。我们仪器上所得的结果，却完全是直接的。完全直接也当然并不就是绝对没有错误，但错误的分量总少得多了。

第二，在物理计算中，除有特别需要外，通常只用数目字三位；在图算法中，用两位就够。我们这仪器上的对数尺，却用了四位。以四位与三位或两位相比，自然是正确得多了。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用无计算法直接画出来的曲线，形式非常整齐，

不比用普通方法所画的，常带着许多不规则的折齿。这种折齿从何而来，

向来没有人能明白解释过，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是错误成分太多的结果。

第二种仪器是一个音鼓，感觉特别灵敏，所以记起声来（尤其是在记女声的时候），比普通的Ｒｏｕｓｓｅｌｏｔ式鼓好得多。若是把鼓膜的宽紧和鼓管中的气量校得恰好，所画出的浪线，几乎可以和Ｌｉｏｒｅｔｇｒａｐｈｅ上画出来的一样；而且于记语声之外，更能记“音哨”和许多种口吹乐器的声。因有此种作用，我们有时可以把它替代电流音义，有时也可以借它研究乐器的音高。我们还能用它记留声机片的音，因此可以利用市上所卖的留声机片，来研究名歌人或名乐师的奏品。为了这样一件事，从前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先生曾特造过一种仪器。这仪器的价格至少要比我们的音鼓高上一百倍，实验时所用时间和材料，要多到一千倍，所画出的浪线，

自然比我们的鼓上所画出的详细得多，但在普通研究中，我们永世也用不着那样的详细。

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巴黎。

（原载１９３４年６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半农杂文》，原稿系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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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篇》序跋序

大家都知道火器、造纸、印书是中国人的三大发明。但这是古时的事，到了近代，西洋人用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科学方法完全放上去，使这三种东西每一种都有飞速的进步，极度的改良，而我们却须回过头去跟他们学习，甚而至于学习不好。这在有心人，恐怕不能再以发明家的子孙自居而认为光荣，却须因惭愧而发生悲哀了罢。

惟有明朝末年朱载■先生所发明的十二等律，却是个一做就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大发明。他把一协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半度，是个唯一无二的方法，直到现在谁也不能推翻它，摇动它；他所用的算法，直到现在还是照样的做；他算出来的数目字，直到现在还是直抄了用，不必我们自己费心。

你说这是个小发明么？不差，和造纸、印书、造炮相比，诚然是渺乎小矣。但全世界文明各国的乐器，有十分之八九都要依着他的方法造；

即就北平而论，至少总有一二千架钢琴却没有一架不用他的方法定律。

这种发明，恐怕至少也可以比得上贝尔的电话和爱迪生的留声机罢。

今年已是他诞生以后的三百九十六年了。他的发明，在他生前没有人注意，他死以后，本国人是糊糊涂涂，不大理会；外国人虽然采用他的方法，却好像这方法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没有人考据一下发明者是谁。所以朱载■的名字，正跟着他的发明的日见推广日见采用而日见遗忘日见湮没了！

崇仰古人在学术上的贡献而加以表彰，可以鼓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辈的治学的勇气。要是这一句话没有人否认，就让我来做这一篇关于朱载■的论文，用以纪念导引我们研究学问的蔡孑民先生的六十五岁寿辰。

全文分为三篇：上篇，朱载■及其十二等律之发明；中篇，朱载■

之他种研究；下篇，朱载■之家世及生平。

二十年十二月，北平。

跋

此文写竟，未及交天华一阅，即付编排。至今日排校毕事，而天华死且两月矣。吴梅村读《端清世子传》诗云：“遂使溱洧间，一洗万古习”，此固天华之志也，而年寿不足以副之耶？掷笔惘然，犹疑梦寐。

二十一年八月七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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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

《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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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海上花列传》

花也怜侬所作《海上花列传》，现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当其清样打成时，恰巧我经过上海，馆中就把校阅清样这一件事嘱咐了我。

我既有机会将此书细阅一过，自然阅完之后，乐得把所得到的一些见解写下来。

适之向我说：这是吴语文学中第一部好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也将这书看作一部重要的作品，结尾总评一句，说全书用平淡无奇的文笔写成：这在鲁迅先生的严峻的批评中，已可算得推崇备至的了。

胡鲁两先生的说话是如此，自然我所能说的，也不过替他们加上些注解便了。但是仔细一想，话却可以分作几段说。

第一段：说此书的著作者和他著作此书的起因。

花也怜侬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身世怎样？这问题一时还无从回答。

据适之说：《海上繁华梦》的作者海上漱石生，是花也怜侬的朋友。适之想去看他一次，仔细打听打听。若然他这一次的访问能有美满的结果，

那我就为他恭喜，他又可以大过其考据瘾了！

我们虽然还没有能知道花也怜侬是什么样人，却从清华书房翻印的

《海上花・许序》中所说，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可以知道他著这部书，除开场所说“具菩提心，运广长舌……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之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和赵朴斋为难。这件事，或者不是全无根据，因为在《海上奇书》第一期中所载《海上花列传・例言》说：

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

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这几句话说得何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不要被他瞒过：小说家往往把假造的事，挂上个实事的招牌；把真有的事，反说得子虚乌有。这种办法，几乎已是个不成文的公式。所以本书作者的严重声明，反可以算得个不打自招的供状。

再看书中所记赵朴斋、洪氏、赵二宝三人，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恶德没有？朴斋的谋事不成，堕入下流，是很普通的。洪氏的年老糊涂，

全无脊骨，是很普通的。二宝的热慕虚荣，失身为妓，也是很普通的。

以朴斋与吴松桥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洪氏与郭孝婆周兰之类相比，

究竟是谁更坏？便与她兄弟洪善卿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二宝与沈小红黄翠凤之类相比，又究竟是谁更坏？然而松桥周兰等辈的下场，都还不过如此，赵氏一家，却弄到凄凉万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且到了全书结束时，作者居心要糟蹋赵氏的痕迹，就愈加鲜明了。赵二宝要想嫁与史三公子做大老母，原也是做妓女的人的极平常的妄想。你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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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固然可以；说她做不到，也就尽够给她消受了。然而作者偏要故弄狡狯，说她预先置办嫁妆，平白的拖上数千金的债，到后来是一场无结果。这也就够之又够的了，然而作者还不称心，还要拉出个赖三公子来大打房间；打了还不算，还要叫她做上一场哭不得笑不得的恶梦，

使她“冷汗通身，心跳不止”，才肯放她完结。从这上面看，若说作者与赵氏并无过不去之处，请问他为什么把别人都轻轻的放过了，却偏在这一家上大用气力，不肯宽让一分呢？

这种事，我们诚然不得不认为著作界中的一种耻辱。但作者是一件事，作品是一件事，处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作的动机”又是一件事。

我们应当将这三件事分别而论，不可混为一谈。譬如我们看见欧洲的古监狱或古刑场，若要推溯它当年建筑时的用意或建筑以后所演过的一切惨剧，那就简直可以说：这类的东西都是要不得。非但监狱与刑场，便是皇宫教堂之类，也大都是独夫民贼劳民以逞的真凭实据。但是品评建筑的人，决不能把眼光对着这一方面看去：他们只应当就建筑物的本身上，去估量它在美术上所占的地位与所具的特长，决不能于美不美之外，

再管到别的什么。在文学上也是如此。作品若好，作者便是极无行，也不能以彼累此。反之，作品若坏，即使有孔老夫子的亲笔署名，也逃不了批评家的喟然而叹！这本是极明显的道理，中国人却不免糊糊涂涂，

彼此纠缠。所以陶渊明的人格，是无可指摘的，一般想吃冷猪肉的老先生，却偏要摇头叹气，说什么“白璧微瑕，只在《闲情》一赋”。这就是因作品以牵累作者了。《金瓶梅》一书，在冷猪肉先生眼中，当然是万恶之首，因为他们看这书时，所看的只是些“如此如此”，没有看见别的什么。但因相传此书作者，是预备写成之后，书角上浸了毒药去报仇的，于是冷猪肉先生，又不得不谅其用心之苦而加以原宥。这就是就作者以论作品了。这种批评的态度，真是错到了十二分以上。我们若不先将这层剖剔清楚，恐免不了出笔便差，全盘都错。我们应当认明著了书想敲赵朴斋的竹杠，或者是敲不到赵朴斋的竹杠因而著书泄愤，乃是花也怜侬名下的一笔账；文笔的好坏，方是《海上花》下的一笔账：这就泾渭分明，两无牵累的了。

第二段：说此书的好处。

一书的好坏，本不是容易评定的。往往同是一书，或同是一书中的某一节，一个人看了以为极好，换一个人看了就以为极坏，而这两种评论的价值，却不妨完全相等。所以我现在所说的此书的好处，也不过把我个人的意思，大致写出来便了。

我们看这部书，看不到几页就可以看出它笔法的新奇。在一般小说中，遇到了事情繁复时，往往把一事叙了一段，暂且搁下，另说一事；

到这另一事说得有了些眉目，然后重行搁下，归还到原先的一事。在本书中却不是如此。他所用的方法，可以归作这样的一个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