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書寫：以尤侗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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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The Writings of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Late Ming to Early Ch'ing：A Study on You Tong

王雅芬 Ya-Fen Wang

指導教授：曹淑娟博士 Advisor: Shu-Chuan Tsao,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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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論文寫作的艱難，不僅在於考驗學術能力，還得長期與自我質疑及挫折的情緒共處。這本論文的誕生，除了自己的堅強外，更要感謝的是讓我得以堅強起來的力量。

謝謝指導教授曹淑娟老師的細心指點，每每對我尊重、體貼又包容，與老師討論總是收穫滿載；謝謝口委衣若蘭老師，大四時便跟著老師學習，使我對明清時代著迷，也讓我更了解史學的觀點與方法；也謝謝口委王學玲老師，認真查閱許多資料，有助於我論述的深化，並看見我對此研究議題的關懷與熱情。

謝謝在臺大的最後一學期能擔任柯慶明老師的教學助理，常聽見老師宏觀又有趣的見解；謝謝同門的學長姐與同學：香率法師、叡宸學長、佩珊學姊、德方學姊、勝輝學長，你們給予我的協助之多，實在難以一一細數。謝謝中文所的宜臻、燕樵，臺文所的富閔、秩維、佳鑫，歷史所的均燊學長、沛力，與我的高中好友們，與他們討論常常予我許多啟發與動力。謝謝秉樞與他的家人，無論教學或書寫論文，總是守候與幫助我，是我寫作與生活的靈感來源。

謝謝爸爸、媽媽、妹妹與其他親友，雖然他們希望我盡快工作，但仍願意讓我嘗試，並體諒我的忙碌，因為有他們，我才能走到現在。最後，謝謝尤侗的書寫，希望讀者能和我一樣，在他的字裡行間感受到樂趣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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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尤侗（1618-1704）為研究中心，關注其跨文體的夫婦關係書寫、

所編纂之悼亡集，及其他清初文人共同參與悼亡的現象，旨在分析其所呈現的夫婦形象、書寫策略，及其對夫婦情義的表述與認知，了解重視情感表現與展演的明末清初文人，如何掌握夫婦之義無貴於過暱的界線。

本研究大致處理了四個層面之議題。首先，就尤侗的作品討論不同文體的內容取材與寫作手法，及因之凸顯出夫婦關係的相異面向。其次，探討倫理意識與悼亡意識對於尤侗夫婦關係的書寫與建構所產生的影響。再者，分析尤侗與清初文人共同編纂之悼亡集《哀絃集》中所涉及的文學社群，並考察他們對於夫婦關係的書寫與見解。最末，關注尤侗作為一位「能文」的丈夫，如何書寫「知書」

的妻子曹令，並揭示「能文夫配知書妻」此一婚姻類型的共同趨向及其特殊性。

綜言之，本文希冀藉跨文體、歷時與共時性的觀察，以及橫越個人與社群的考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明末清初的文學內涵與時代風貌，窺探文人夫婦關係的書寫與建構，並得以開展更深入的相關論題。

關鍵字：尤侗、夫婦關係、文體、悼亡、哀絃集、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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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zes You Tong (1618–1704) with specific focus placed on both his writings regarding the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and compilation of a collection on mourning as well as the phenomenon of joint participation engaged in by literati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The aim is to examine his image of the couple, writing strategy, and expression and cognition of husband-wife friendship. Through this analysis, one is able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literati, known for their attention to emotion expression, maintai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ight husband- wife relationship” and “excessive intimacy” in their writings.

Four major aspects are dealt with specifically. Firs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ontent and writing techniques of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found in the works of You Tong and highlight the various facets of the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ciousness regarding both ethics and mourning on the writ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Tong and his wife is explored at length.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involvement of the literary community and joint compil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Mourning Chords (Ai xian ji) by You Tong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literati and examines their writings and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Finally, attention is paid to how You Tong wrote on and expressed the tendenc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marriage model associated with himself—a husband with the ability to write (You Tong) and a wife who possessed a certain level of education (his wife Cao Ling).

This research anticipates that throug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observations of literary genres, as well as surveys of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literary connotation and manner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eriod, such as probing into the writ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Finally, this research approach may be able to open up related topics for more in-depth analyses.

Keywords : You Tong,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Literary genre, Mourning, Collection of Mourning Chord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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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的反求者四，應是指《禮記‧中庸》的：「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²誠如其言，夫妻關係似乎並未包含於君子的反思與學習範疇內，方苞只知道夫婦之義不可過於親暱，未料過度避嫌，妻子過世後才後悔莫及。而所謂「義」指須透過制度化儀式所形成的關係，³儒家遇到情義場域分野時強調夫妻關係屬於義，是因為所有人際關係中最可能弱化或破壞血緣親情的，就是夫妻關係，⁴夫婦過於親暱被認為將危害家族和諧。

誠如方苞所述，實踐夫婦之義時既害怕過暱，又擔心執義太過，不只在相處上，

文人寫及自身伴侶時亦會面臨相似困境：書寫太過私密，可能被質疑夫妻情感太過親暱而危害家族倫理；書寫過於疏離，或許又被認為損及夫婦情義。明清史傳書寫婦女時，往往因受倫理限制，而使其呈現形象較片面，甚至建構出某種刻板的面貌。

5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正是依循此而來，所欲追問的是：夫婦關係之書寫是否受倫理限制？若是，文人書寫夫婦關係時，如何掌握適當的分際？再者，不同文體中所呈現的夫婦關係，有否其各自著重的面向？是否如史傳書寫的刻板婦女般，亦建構出某種樣板的夫婦關係？這些面向皆是本研究欲釐清的問題。

1 清‧方苞：〈亡妻蔡氏哀辭〉，《方望溪全集》（臺北：河洛圖書，1976），頁 243。

2 宋‧朱熹集註；蔣伯潛廣解：《新刊廣解四書讀本─論語學庸》（臺北：商周，2011），頁 54。

3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硏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400。

4 陳弱水：《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臺北：聯經，2005），頁209。高彥頤著亦言：「夫婦過分親密，

便會對大家庭的人倫秩序造成威脅。」詳見氏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 191。

5 明清史傳中的婦女形象，詳見曼素恩(Susan Mann)：〈傳記史料中的言與不言〉，收於游鑑明、胡纓、季家珍主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五南，2011），頁 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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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關係」指廣義上夫婦間的相處、互動，包含情感關係、權力關係等；「夫婦關係書寫」進一步留意文本所凸顯的夫婦言語、行為、事蹟與形象，作家的書寫意識、取材與策略；並涉及讀者如何理解與認知，以及作品對群眾的影響等。夫婦關係雖已有不少研究，然考察對象多為小說，研究方向多是對材料進行史學分析或文學解讀與鑑賞，較未關注其如何「書寫」之過程，故而有未盡之處。因為若忽略

「書寫」這個層次，可能會使我們難以區分當時的社會情實，與文人所建構的夫婦關係。

上文方苞的哀辭，除了作為明清日常史料與情感抒發的文學材料外，也是他對自我與夫婦關係形象的建構。夫婦關係之「建構」，關涉他人或自己所記錄夫婦之間的「話語」與「行動」；自己或他人描述與詮釋夫婦關係的「文字」，在此意義上，

本研究欲關注的並非明清夫婦生活實況，而是文人選擇記錄與突顯什麼樣的夫婦關係，焦點在於文人的自我「書寫」，⁶而書寫本身即是透過文字來「建構」。⁷

本研究期待藉由觀察文人的自我書寫，探討明末清初夫婦關係的書寫與建構，

包含文人的書寫動機、立意取材、文體選擇與寫作策略，文本中記錄了哪些夫婦相處片段、對話與行動，從中反映出書寫者如何對待與看待妻子，對婚姻有何想法與反思等。冀望透過這些記述了解其欲建構的夫妻形象與夫婦關係，並探究其書寫時是否受倫理意識所限制，又如何取得「過暱」與「執義太過」間的平衡。

本論文從文人的自我書寫為出發點，藉以探討夫婦關係，並選定江蘇蘇州尤侗

（1618-1704）作為觀察中心。以尤侗的書寫為切入點原因有三：

第一，曹令身分具代表性：尤侗的妻子曹令（1621-1678）在其筆下「深明書義」，雖然並非為才女，卻會向其乞授唐詩詞曲。而在明末清初有不少和曹令類似，

能懂詩書卻未曾創作的女性，其身份於明清具有代表性，然卻較少受到關注。

第二，尤侗以跨文體書寫夫婦關係：尤侗自言終身無妾媵，與曹令伉儷相重。

曹令死後，尤侗為她書寫百多首悼亡詩詞，時間跨度二十二年，可能是數量最多、

歷時最長的悼亡詩作；此外尚有行述、祭文、追薦疏等，在其日常文章與詩作中，

亦見曹令的身影。而這些書寫皆可能是尤侗有意識為之，因他對不同文體本就有見

6 因筆者選定的對象為尤侗，參照組為其他男性文人，關於女性文人的自我書寫難以納入討論範疇，

此議題可參考張麗傑在《明代女性散文研究》中的第二章第二節「丈夫主題的解讀兼及明代婦女對夫婦關係的闡釋」，詳見氏著：《明代女性散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9），頁 59-66。

7 本文以談論文人的書寫與呈現為主，然若涉及如文體的選擇、夫婦之情的展現等足以影響今人對明清夫婦關係的認知時，則於行文中使用「建構」一詞，強調透過文字所形塑的夫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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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與創作主張，也曾為朋友的悼亡詩作序與題詩，適合作為跨文體夫婦關係書寫的觀察對象。

第三，文壇名家共同悼亡曹令：尤侗刊刻的悼妻之作──《哀絃集》，集結眾多朋友的挽詩、挽詞、挽騷與祭誄文等，甚至收錄以韓愈之靈為名所寫的乩筆序，此一集體哀悼並出版悼亡集的文化現象值得注意。再者，這些《哀絃集》參與者中有不少知名文人，如王士禛、汪琬、彭孫遹、陳維崧、朱彝尊等，具有清初文壇的代表性。

基於上述原因，研究者認為尤侗之夫婦關係書寫具探討價值，而本研究欲處理的是，尤侗如何面對夫婦關係言說的困難？書寫時對於婚姻與家庭間的倫理分際如何拿捏？他以何種文體、如何取材與書寫夫婦關係？對夫婦關係有否思考與反省？他人參與尤侗對曹令的悼亡時又如何書寫其夫婦關係？本論文希望藉由觀察尤侗及其友人社群的「書寫」，一窺清初文人筆下夫婦關係的圖像。

第二節前行研究回顧

本研究論題為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書寫，雖未見直接聚焦夫婦關係書寫與建構的研究，然有不少學者探討女眷書寫，亦給予本研究許多啟發，故此節前兩部分將討論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與「女眷書寫」，掌握現今學界已論及之議題，及待探索與延展的方向。後兩部分則著重與尤侗較為相關的研究回顧，首先梳理明末清初的「悼亡詩史」，以對悼亡有較脈絡化的認識，並作為區別尤侗悼亡作品中之個人特色與文體典範的參照基準，其次鎖定「尤侗相關研究」，方便掌握目前為止學界的對他的關注與論述面向，亦為本論文奠定尤侗其人其事的相關背景基礎。

一、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

討論明末清初夫婦關係，必然論及的學者有高彥頤、趙園，及呂妙芬。三人分別從性別與歷史視角、士大夫經驗中的家族與倫理、儒者成聖的論述與實踐三面向切入，具豐碩的成果，以下梳理三位學者之貢獻，並說明與本研究關懷的相異之處。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指出，五四以來「中國」被認為是封建、父權、壓迫女性的，「女性」和「中國」一樣是落後、依從的，受害女性就是中國本身的象徵。然而，她反對這種五四論述，認為這是五四運動、共產主義與西方女性主義三種意識型態合流的結果，是一項「非歷史」的發明。於是她考察明清文人、才女詩文，並以社會性別與女性視角等方法，重探明末清初的歷史。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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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明清時期因才女大量增加而形成一種新婦女形象──同時具有才、德、美的理想妻子、丈夫的靈魂伴侶，她將這種理想才女與文人才子的結合稱為「伙伴式婚姻」，並定義為「有知識的、琴瑟和諧的夫妻組合，他們相互間充滿尊重與喜愛。」

然而她宣稱伙伴式婚姻並未帶來制度與權力分配上的改變，反而使家內勞動更加男女有別。⁸

高彥頤的論述擲地有聲，使今對明清夫婦關係認識，必然包含伙伴式婚姻。然鄭培凱指出其缺失，認為她只強調性別，不強調階級的理論架構過於簡略。⁹Allan H. Barr 也質疑高氏只將目光放在社會階級較高的江南家族，Allan 指出若將目光 移至十七世紀社會地位中階之文人向妻子致意的詩文，會浮現出非常不同的婚姻圖像。其研究揭示夫妻知識或智力相伴其實十分有限，他考察的夫婦大多分隔兩地，

溝通機會不多，再者妻子總是忙於家務，沒有閒暇寫作詩文或與丈夫交流文學，然而這並不減損妻子作為知己與諮商者的身分。他因而聲明，伙伴式夫婦真正的連結，

比起高彥頤所說的親密文學情誼，或許更是兩人共同協商與決策的過程。¹⁰ 儘管高氏僅探討社會階級較高的夫婦，伙伴式婚姻面貌不夠完整，然她指出明清的倫理規範與生活實踐間的巨大裂隙，值得我們重視：明清女性生活並非只有壓迫，事實上比人們想像的活潑許多。考察材料時她注意到兩種意識形態文本：官方意識形態，如科舉、課本、訓誡；與個人意識形態，如書信、日記、序跋。她指出後者其實仍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具某些僵化教條。¹¹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一書中雖以「古風妻似友」取代「伙伴式婚姻」的概念，然承繼高氏所言倫理與實踐的裂隙。她大量閱讀明清文人各文體作品，並將之劃分為「論夫婦」與「處夫婦」，即文人談論理想夫婦關係的論述，與實際書寫夫妻生活的紀錄。趙氏發現兩者落差頗大，前者見識迂腐，後者不乏人情之體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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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園的研究關懷在於明清之際士大夫經驗中的家族、家庭、其所面對的倫理

8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頁 1-3、191-193。

9 鄭培凱：〈明清婦女的生活想像空間－評高彥頤《閨塾師：十七世紀中國的婦女與文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4 期（1996 年），頁 335。

10 Barr, Allan H. “Marriage and Mourning in Early-Qing Tributes to Wives.” NAN Nü 15.1 (2013): 138、

176-177. Print.其考察對象為安致遠、蒲松齡、陳恭尹、徐方、陳維崧與陳確。

11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頁 19。原文為「官方意識形態」、

「應用意識形態」、「意識型態的個人實踐」，筆者將前二者歸為一類。

12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頁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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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以及他們對相關經驗、體驗的表述，是她此前「士大夫研究」的延伸。其認為士大夫之所以為士大夫，正因其有能力表述，且擅長「選擇」表述，其中的言述策略至關重要，考察對象自我陳述中充滿了自我想像、對理想狀態的期望，以及子孫紀錄的美化。她指出這種自我想像及期待具有研究價值，可以見到士大夫所認為合理的人與人關係與生存狀態。其材料選擇主要以士人文集為主，因為這更感性，

更個人，且有具體情境，雖然她表示士人所寫傳記少有私密性內容，尤其涉及尊長更不寫，然這類材料更接近知識人的生活場域。¹³

趙園主要關注夫婦一倫現象與型態的多樣性，因而呈現出紛雜、個別、特殊與歧異，她認為自己即使不能引發結構的調整，至少有助於修正局部、枝節的定論。

加之其研究方法是選擇個例，即發生於士大夫個人歷史中的倫理事件，路線仍是文學的，依賴士人的自我表述與相互紀錄，這些材料正史雖不採，但能具體了解人物與士大夫的生活狀態。¹⁴多樣分歧的觀點與各種事件，使得其書讀來亦較為零碎，

較難歸納其論點，因此下一段將照其書中的章節規劃，簡略梳理趙園與本研究較為相關之發現。

趙園第一節談士大夫規範夫婦一倫的努力，認為其倫理實踐更自覺、理性，記述中包含價值判斷，並提供觀念形態等材料。夫婦一倫比君臣、父子更私人、私密，

她發現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尤其儒家之徒，關於夫婦一倫的論述除了重述經典外少有新見，她甚至認為儒者只要一涉及女子，見識便淺陋。儒者往往以夫婦所在居室為陰陽之陰，破此陰暗就被作為道德修煉的進路，然而她指出儒家意識形態從來有縫隙，「典章制度」與「生活實踐」不免錯位，因此有必要區分人的所言與所行，

規範與實踐。¹⁵

第二節趙園聚焦父母/妻子，她指出夫婦一倫並非二人關係，須置於家族關係考量，面對父母、家族不可私妻子成為道德要求。和君國相比，家庭為私，和家庭相比，夫婦為私，然其指出倫理實踐中士人有不同取向，原本應「內夫家外婦家」，

然也有見識明達認為不情者，如唐順之、歸有光，可據以想像社會的寬容度，趙園認為動盪之世較平世有更大的道德壓力，諸如對貞節的嚴苛，然同時也較有縫隙與空間。¹⁶此亦為本研究選擇明末清初的原因。

13 趙園：〈自序〉，《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1-2。正文，頁 76。

14 趙園：〈自序〉，《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2-3。

15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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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談日常處夫婦，同前所述見識迂腐的儒家之徒，處夫婦時可能具人情體貼，對妻子具責任感，對其婦辛勞憐惜、愧怍。此處趙園用到詩詞材料，她說明悼亡由潘岳、元稹到王士禛的詩，和蘇軾、納蘭容若的詞，為深情一脈，然悼亡詩數量最多的尤侗卻未趙園被提及。她還指出悼亡以外，更多「贈內」「寄內」這類詩作，近於私房話，使人略窺夫婦的私密空間。¹⁷這些寫給妻子的作品也都在本研究的考察範圍之內。

第四節談「古風妻似友」，此概念論文正文第二章第三節將專論之，故此處暫略。

然除了古風妻似友的概念外，她還指出不少悼亡而寫到日常生活者，如杜甫寫家居小景，明清之際錢謙益回首幼年所見從祖父、祖母，使用文人擅長的旁觀角度，將

「琴瑟和諧」體現於具體情境，總之她認為情調、意境，比生活物質方面更受文人所注重。¹⁸

第五節聚焦流離播遷中，她指出士大夫妻妾人生片段往往零碎，常不能連成線，

甚至片段也無，僅簡單記載婚嫁，她認為原因可能是出自「隱私」意識，¹⁹更出自

「輕視」，或作為某種姿態之「輕視」。然本研究發現以尤侗為中心的悼亡社群，其中的意識與姿態值得探析。除了隱私與輕視，趙園注意到流人詩中少有細節，尤其日常細節，同一情境中，詩不被認為宜於面對生活場景，而更適於表達對生活的情感態度，包括願望與期待。²⁰誠如處夫婦一節的論點，情調、意境更受文人所注重，

本研究亦考量體裁問題，故將詩與文分章論之。

夫婦一倫中倫理的相關論述，趙園於其書第一節中討論不少，呂妙芬承繼並深入探討其中儒者論述與道德修煉之論題，其《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的第六章，有系統地討論明清儒學有關夫婦之倫的論述與實踐。她聚焦兩種論述語境，第一種與本研究較相關，指出在維護家內秩序與和諧的前提下，

夫婦恩愛被視為是必須管束的，以免致使丈夫與同性親屬的疏離。雖然世人認為娶進門的外姓婦人是危害家庭和諧的主因，但丈夫才是真正關鍵，因為丈夫負有教導、

管理妻子的責任，文獻中也充滿教導男人的治家原則，而維護倫常便是治家的首要條件。依照儒家倫序，父子、兄弟之倫都在夫婦之倫前，是不可踰越的。因此如何

18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59。

19 趙園認為這種隱私意識，女性較之男性，或許更矜持、更防範窺視，更具有保護隱私之警覺，比如徐燦傳世詩作便極少日常生活之描寫。詳見氏著《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72。

20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 6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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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夫婦適當親密關係，互相扶持，又不破壞家庭和諧，常是儒者治家的考量。

呂妙芬不只說明親密夫婦關係的不合宜，也指出傳統儒家理想的夫婦之倫，講求的是男女有別與相敬相愛，明人對歷史上妻德與夫婦關係的表彰，亦延續傳統禮教的規範。孟光「舉案齊眉，以禮修身」為歷來表彰夫婦相處之道的典範，夫婦相處應避免任何親暱、私信、嘻笑等過度親密的言行。但她也提醒，這不表示中國儒者便輕忽夫婦之情，或缺乏營造親密關係的能力，現實的夫婦關係也未必是如此。

只能表示儒家規範中不只不標榜夫婦關係親密，更刻意壓抑，丈夫絕對不能太聽信妻子之言、太體貼其感受，必要時可欺騙妻子、加以管束，甚至可以休妻。夫婦關係和其他親族間是對立、緊張的，²¹而這種夫婦與家族間的對立關係如何於書寫中調和或化解，正是本研究欲從尤侗文本中所解答的問題。

以上學者皆予明清研究許多啟發，然而筆者認為，第一，不可忽略他們所指出的「倫理規範」與「日常實踐」間的裂隙外，尚須留意書寫與建構之問題。趙園所言士大夫之「選擇表述」與「言述策略」，不僅關乎自我想像與期待，因詩文、書信、日記等呈現的亦皆為經篩選、取捨的日常片段，可能受限於文體規範，甚至受儒家倫理觀念所影響，有其刻意凸顯的形象與夫婦關係。文人如何看待、取材、書寫並建構出今日所見之夫婦關係，即為本研究欲著力之處。第二，以上諸位明清研究者，皆未論及尤侗，本研究盼加入尤侗後，能使明清之際夫婦關係的個案研究更為完整。第三，除了高彥頤指出之伙伴式婚姻、彩鳳配烏鴉式婚姻，與Allan 談的妻子作為知己與諮商者三種婚姻類型外，本研究盼藉尤侗之書寫，探看明清婚姻類型更豐富的面貌。

二、明末清初的女眷書寫

明清文人對女性的書寫，為頗受學界關注的議題。日本學者野村鮎子〈士大夫如何書寫家中女性──試從性別觀點研究古典文學〉一文中發覺，儒教雖言「內言不出梱」，文學卻未必受此規範，中唐以後士大夫便開始書寫女性家眷，她以通史觀點考察其中之性別關係，留意主題與文體，依此建構一套女性的文學史系譜，並指出此一文學史的變化現象，源自社會變遷造成士大夫家庭意識的變革。野村強調明代流行士大夫生活雜記文、小品文，以家中事務為書寫材料，不僅不避諱，反而積極以女眷為文學素材。²²本研究亦期盼考察尤侗及其友人夫婦書寫的主題與文體，

21 呂妙芬：《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台北：聯經，2017）頁 249-299。

22 野村鮎子：〈士大夫如何書寫家中女性──試從性別觀點研究古典文學〉，《當代》（2005），9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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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窺夫婦關係書寫的文學史系譜。

美國漢學家曼素恩〈傳記史料中的言與不言〉一文指出中國傳記史料在許多方面是「沉默」的，西方常關注婦女的衣著、外貌、家居裝潢；中國則著重行為、才華、話語，「列女傳」書寫尤其程式化，不像文人詩話得見私人生活景況。²³然本研究認為文人書寫仍有「喧嘩與沉默」之聲，如熊秉真〈書寫異性譜系：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連繫〉文中考察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關係，提及明中葉以來士人間似有戀家惜女的次文化勢力，而她發現其中男子最著力描寫的母女關係是自己的「母親與外祖母」，及「母親與姊妹」，她將此視做作者或作者的代言者，在傳統倫常中展現的孝思與追記母氏行誼的表現。熊氏提醒我們，文人書寫所呈現的可能是「共同形塑此社會情實的人文條件」，²⁴本研究亦欲藉由文人詩文中的夫婦關係書寫之取材、

角度與策略，窺探背後形塑此社會情實的條件。

野村鮎子強調研究女性形象與女性觀時必須考量兩項重要因素，一是階層、身分的差異，比如妓女生前便屬於文學書寫範疇，女性家眷卻往往死後才會進入中唐士人筆下。二是須論證書寫所呈現的形象與觀念，究竟是作者特有還是社會共有。

25這些都是本研究銘記於心之提醒，故本研究不僅以曹令生前與死後的時間點做為尤侗詩文的分類標準，亦針對尤侗書寫所呈現的曹令形象做周邊考察，探看是其個人特色，又或為友人社群所共有的面向。

除了留意身分與階層的變數外，熊秉真考察士人筆下母女關係時指出，我們所見的明清女性，實受三面向影響：一是引起男子動筆書寫的社會或文化情境（為何而寫）。二是此社會情境或個人動機如何影響士人書寫方式（如何寫），如體裁、虛實、取材、欲言又止等。三是外在與內在力量作用下，士人究竟留下什麼有關家中女眷的紀錄（寫了什麼）。²⁶因此本研究考察尤侗夫婦形象與關係，亦注意此三層次，並留意倫理規範如何作用於其間。

三、明末清初的悼亡詩史

214 期，頁 70-87。

23 曼素恩：〈傳記史料中的言與不言〉，收於游鑑明、胡纓、季家珍主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

（臺北市：五南，2011 年。），頁 33-34。

24 熊秉真：〈書寫異性譜系：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連繫〉，收於熊秉真、張壽安合編：《情欲明清：

達情篇》，（臺北市：麥田，2004 年），頁 193-220。引文則出自頁 194。

25 野村鮎子：〈士大夫如何書寫家中女性──試從性別觀點研究古典文學〉，頁 73-74。

26 熊秉真：〈書寫異性譜系：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連繫〉，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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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侗悼亡詩數量驚人，因此本文亦著重討論其悼亡詩、悼亡意識與悼亡社群，

有必要交代明末清初悼亡詩史，然重點不在處理尤侗詩詞評價、文學史地位等層面，

而將聚焦夫婦關係，梳理悼亡史是為了理解悼亡詩體對夫婦關係書寫之影響。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胡旭《悼亡詩史》無疑是了解悼亡詩的重要著作；遼寧師大中文系教授王立《永恆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亦有悼妻專論。

胡旭於緒論說明悼亡概念廣義為悼念死去之人，狹義指悼念已故妻妾。狹義悼亡概念出自西晉潘岳〈悼亡詩〉，約定成俗後，以悼亡為題之詩多半是悼念妻妾。

27王立則指出潘岳「悼亡詩」之名，實為蕭統編寫《文選》時所加，然潘岳的情感表達藝術確實前無古人，那是文人首次於詩中大膽、具體，且淋漓盡致地吐露對亡妻的深情，打破禮教之大防，具有悼亡詩開創之功。²⁸

胡旭除了解釋悼亡概念，還梳理了悼亡的文學系譜，他指出明代悼亡創作空前旺盛，此時作品數量為歷代之總和，但並未出現後代所公認的悼亡大家。至於清代，

無論詩人還是作品，數量都比明代超過許多，尤其創作成就更高出甚多。²⁹尤侗於清代前期寫作悼亡，胡旭書中第八章即專論清代前期，他描述此時悼亡詩相當繁榮，

筆者依胡旭分析出的因素，歸納整理為三項：

第一，和明代悼亡詩的發展有關。明代文學和政治步調並不一致，明亡時文學仍在發展高潮，縱然異代可能對文學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然慣性亦大至強烈左右了清初的文學走向。胡旭表示清初影響文壇甚大的文人皆為明遺民，且都寫了一定數量的悼亡詩，將明後期的文學傳統延續下去，胡旭相信清初遺民文人普遍撰寫悼亡詩，乃因悼亡行為和明遺民心態相互適應，不少文人悼亡不僅停留於個人生死，

也將家國之恨注入其中，如顧炎武、王夫之、吳偉業便是如此。

第二，與政治因素有關。王立曾表示儒家禮教的喪制規定往往限制傷悼文學發展，並聲明帝王特權在悼祭文學中能對傳統禮教造成衝擊與突破。³⁰而胡旭則指出統治者重視夫婦之情對文壇的影響，如康熙與孝誠、孝昭、孝懿皇后，他認為清初王士禛、施閏章、查慎行、納蘭性德、趙翼、王先謙等受誘導並非偶然，全社會形

27 胡旭：《悼亡詩史》（上海：東方，2010），頁 1。

28 王立：《永恒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硏究》（上海：學林，1999），頁 164。

29 胡旭：《悼亡詩史》，頁 2。

30 王立：《永恒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硏究》，頁162。又儒家禮教的喪制規定限制傷悼文學發展的狀況，指的是如清代何義門批點《文選》，說潘岳悼亡於「終制之後」、「一期已周」，強調「古人未有喪而賦詩者。」詳見：清‧梁章鉅《文選旁證》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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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悼亡風氣，連下層文人如吳嘉紀、蒲松齡都受影響。此外他也強調這和統治者的思想控制有關，清初文字獄達到空前之盛，悲傷悼亡的題材安全，既能打動他者，

又可安慰自己，甚至能獲得統治者的表彰。

第三，和滿族文人的加入及其傑出創作成就有關。因民族習慣與思維方式有差異，胡旭聲明漢族文人因受長期道德倫理的教化，難免充滿機心；滿族詩人受此影響不大，故作品主情、清新、自然，其身邊往往依附大群漢族文人，能互相交流，

比如納蘭性德便與顧貞觀、陳維崧、朱彝尊等有深交。而其悼亡詩詞能行天下，也是漢文人宣傳與發揚的結果。

胡旭也提醒這些原因難以一概而論，實與清文學全面繁榮的發展一致，他相信是文學從低級至高級的必然，並解釋因悼亡屬於人類基本情感，易共鳴，故深受喜愛，成為中國文學醒目的風景。³¹筆者則認為或許「倫理意識」的影響更大，誠如趙園與呂妙芬所指出中國有諸多關於夫婦一倫的禁忌與規範，士大夫與儒者往往因意識到這些倫理規範而影響他們日常的生活實踐。本文則關注倫理規範對書寫的影響，比如推測文人在妻子生前書寫夫妻之情，容易被認為過度親暱，然妻子死後似較可名正言順地談論，因此第三章會將尤侗於妻子生前所寫和死後所寫之悼亡詩詞分開，以方便觀察取材與態度有否差異。

除了梳理悼亡詩史，胡旭還揭示悼亡詩內容的共同特點，最直接深刻的便是詩人寫自己的苦痛，這種苦痛至元稹和李商隱變得更具體，且喪妻中往往夾雜自傷與人生失意的苦楚。第二，是寫居處、遺物與墓地，藉對比寫亡妻生前居處的冷落蕭條，亡妻長眠之地及睹物思人的情感，也是詩人著墨甚多的內容。³²第三，寫子女，

韋應物為開風氣之先。第四，寫德行，仍是韋應物開先，元稹將德行提升至很高的地位。胡旭指出他們真情流露的同時也有做作之處，比如王士禛為前後三位妻子寫悼亡，每位都有諸多美德，具禮教化傾向，他認為這是中國重德傳統的體現，尤其北宋後影響日深。第五，是寫夢境，最先「大規模」寫夢境者為元稹、梅堯臣，而後蘇軾、陸游、王夫之、納蘭性德等悼亡名家也都在悼亡詩中大量書寫夢境。³³此外，王立則提醒古人對於妻子的傷悼文字，既要求有摯情，但又不能表現太露，十分苛刻。本論文亦延續王立與胡旭揭示的特點，作為尤侗悼亡詩考察與比較的基礎。

31 以上三點整理自胡旭：《悼亡詩史》，頁 337-339。

32 胡旭原本將「寫居處和墓地」、「寫遺物」分而論之，然筆者認為這三者敘述上往往合為一體，尤其是居處與遺物，故在此將之合為一項。

33 胡旭：《悼亡詩史》，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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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尤侗的悼亡詩雖似乎為目前發現數量最多者，然研究者卻很少，目前專論的只有中國王燕飛、馬燕的一篇期刊論文〈論尤侗的悼亡詩〉，³⁵此篇論文注意到文壇領袖五十餘人共同寫作憑弔曹令的獨特文學現象，及尤侗悼亡詩為學術研究的空白。其論文結構簡明，首先以〈先室曹孺人行述〉為材料說明尤侗論婚姻狀況，其次談尤侗悼亡詩創作概況，再者論悼亡詩內容，最後說明其特色與不足。

此篇論文缺點有三，一是談論悼亡詩內容多半因循胡旭之架構；二是引用材料狹窄，集中於〈哭亡婦曹孺人二十首〉，婚姻狀況只引用〈先室曹孺人行述〉。三是論證不充分。³⁶其優點在於指出尤侗悼亡詩特點，如：數量多且始終悼亡一人；康熙十七年至十八（1678-1679）年所寫佔總體悼亡詩 86%；寫作時間跨度大至二十二年；特殊日子如妻子生日、忌日以及節日較常悼亡、多以組詩抒發等，並統計尤侗所有悼亡詩及其寫作年份，有助於筆者整理詩作。

需要提醒的是，本文研究範圍不僅限於悼亡詩，其他詩作中的夫妻日常、相處情形、情感關係等都會關注，悼亡史的回顧是希望能釐清悼亡詩的承衍狀況，以便分析時能夠更了解尤侗詩作中所呈現的夫婦關係的特殊之處。

四、尤侗相關的研究成果

尤侗現有研究中和本文最相關者即上述所論之王燕飛、馬燕：〈論尤侗的悼亡詩〉，目前並未有專論其家庭書寫或夫婦關係的專書與學位論文。尤侗研究絕大多數討論的是戲曲方面的表現，比如目前最早的專書便是從沈惠如碩論編輯成書的

《尤侗《西堂樂府》研究》³⁷，關注的主要是《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清平調》五部雜劇、《鈞天樂》傳奇，及《西堂樂府》特色，第一章簡要梳理了尤侗家世、生平、交遊、著作與文學觀，其中家世處提及尤侗稟承父親，只

34 王立：《永恒的眷戀：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硏究》，頁 165。另胡旭還分析悼亡詩特有審美特色，第一是以情動人，第二是具哀傷之美，第三是要眇宜修。然本論文未處理尤侗悼亡詩評價問題，故此部分省略，詳見氏著：《悼亡詩史》，頁5-8。

35 王燕飛、馬燕：〈論尤侗的悼亡詩〉，《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6 期（2017 年 11 月），頁51-58。

36 比如作者宣稱尤侗受南宋‧王十朋影響，然只解釋兩人都喜用七言絕句寫悼亡且皆只娶一妻而未納妾，然並未提供任何文本證據。說尤侗喜歡寫組詩，且此特點影響納蘭性德此後創作組詞，亦未提出任何論證。

37 沈惠如，《尤侗《西堂樂府》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碩士學位論文，1986。）成書為《尤侗《西堂樂府》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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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一妻，並引用詩文與悼亡詩詞名，說明曹令的賢明與兩人感情的融洽；交遊處談及吳偉業、李漁、冒襄、梁清標、陳維崧、徐元文、杜濬、曹爾堪、彭孫遹、王士禛等，內容雖短，但能對尤侗交遊群大致掌握。

沈惠如碩論之後，北京出版了薛若鄰《尤侗論稿》，³⁸其研究動機出自對現有尤侗評價的不滿，他指出乾隆年間朝廷委黃文暘所編之《曲海總目提要》棄《鈞天樂》，紀昀等編之《四庫全書》也不收當時禁書《西堂雜組》，而李慈銘《越蔓堂讀書記》

又批評尤侗人品，說其假飾忠孝、缺乏氣節，種種因素使得後人對此作家不察，且評價有失公允。因此薛若鄰欲探討的是如何評價其於清初通過應試而身列「仕籍」

這件事，以及如何衡量其人品，他認為尤侗有別於錢謙益、龔鼎孳這些投降者，亦不同於吳偉業、侯方域這些動搖者，而較接近於陳維崧、黃與堅等在明朝並未作官且未有皇封，僅田地可維生只好與清朝合作者。薛若鄰亦提及曹令的通情達理，對尤侗仕宦與掛官皆支持等，然而都只是在氣節與生平中略為點到而已，本研究則將以夫婦關係為焦點，盼能見及尤侗更多元的風貌。

繼《尤侗論稿》後，上海出版徐坤《尤侗研究》³⁹，將尤侗作為研究主體，發掘其以詩載史、才子遊戲的文風，了解其為何能以「名士」身分佔有清初文壇一席之地；同時以清代戲曲為關照對象，藉尤侗探看清初戲曲創作概況。徐坤對本研究的幫助第一在於其整理了歷時的尤侗研究概況，方便把握現今成果與尤侗於當世之地位，如引嚴迪昌《清詞史》說其為「清初詞壇上的一部活字典」，為許多名家寫過詞序，清詞入選率亦高，可見其受眾人認可。第二在於其對於尤侗的文學思想整理最具系統且詳盡，將詩、文、詞分論，並指出尤侗詩歌特色在於以詩存史，常有嗟身嘆世、思鄉懷人之作，詩史即其心史。此外也談及祭文、序文、悼亡詩、樂府補題等創作，此部份雖較簡略，然能參照其文本解析。第三交遊狀況比沈惠如又多考察尤侗與汪琬、施閏章、宋實頴、徐釚、朱彝尊、彭定求間的關係，且較為詳細。以上三點皆為本研究奠定基礎。

期刊論文關注面向較為多元，大陸學者蔣寅〈清初江南詩學散論——以吳梅村、

尤侗、汪琬為中心〉一文中關注尤侗的詩學論述，並相當贊同吳宏一先生的觀點，

認為尤侗和顧炎武一樣，能站在較超然，不為門戶所限的立場，來提倡性情之學。

38 薛若鄰著：《尤侗論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39 徐坤：《尤侗研究》（上海市：上海文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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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除了尤侗文學理論、創作，⁴¹與戲曲方面的關注外，⁴²還有不少對「尤侗研究」的整理，如韓莉〈尤侗研究綜述〉、徐坤〈三百年來尤侗研究綜述〉、殷韻：〈尤侗研究三百年〉⁴³，為掌握尤侗學術現況的方便門徑。台灣方面則注意到尤侗的辭賦寫作與其〈明藝文志考〉⁴⁴，內容雖皆不與本研究論題直接相關，但對於掌握研究對象其人其事有許多助益。

至於碩士論文方面，以民國六十七年丁昌援的《尤侗之生平暨作品》為最早，

45其考察頗為全面，第一章為尤侗家世、妻室、子弟、生平、年譜、交遊；第二章分為社盟之友、仕宦之友、詩詞之友、第三章為尤侗作品，含文章、詩詞、戲曲、

文學意見，第四章為其作品風格和文壇地位定位，並說明其身後名衰原因。其後臺灣碩論大致都探討尤侗戲曲，如阮淑芳：《尤侗鈞天樂傳奇硏究》、陳佳音：《尤侗及其五種雜劇研究》⁴⁶前者對明末清初的社會、士風與科場弊案等交代詳明；後者製作尤侗世系、子孫表及生平表，一目了然。中國大陸碩論除了戲曲研究如馬玉濤：《李漁與尤侗的戲劇觀及其實踐比較研究》，也對尤侗的詞有所探究，即高趙宏：

《尤侗《百末詞》研究》⁴⁷，可惜的是後者雖注意到尤侗以詞悼亡妻子曹令，然僅舉〈昭君怨‧春盡〉、〈小重山‧午日對雨〉兩闋詞，並解析詞意而已，未多探討尤侗悼亡詞整體的內容與特色。

40 蔣寅：〈清初江南詩學散論——以吳梅村、尤侗、汪琬為中心〉，《江淮論壇》， 2011 年 03 期（2011）。

41 如韓莉；曹艷華：〈尤侗曲學觀探微〉，《甘肅高師學報》，第 04 期，2010 年，頁 14-16。朱秋娟：

〈尤侗詞學理論探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3 年 10 期，頁 236-240。孫書磊；〈論戲曲家尤侗的文學主張〉，《求是學刊》，第36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120-125。路海洋：〈清代駢文史上的

「異類」──論清初名才子尤侗的駢文創作〉，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 03 期

（2015），頁 46-53。等

42 如杜桂萍：〈明末才子湯傳楹與尤侗《鈞天樂》傳奇〉，《第二屆江南文化論壇——江南都市與中國文學》（2013）頁 366-379。徐坤：〈論清代劇壇的雅俗之辨——以尤侗、李漁戲曲的不同毀譽為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 卷第 03 期（2005）。

43 韓莉：〈尤侗研究綜述〉，《甘肅高師學報》2008 年第 1 期（2008），頁 42-46。徐坤：〈三百年來尤侗研究綜述〉，《中華戲曲》第38 期，文化藝術（2008 年），頁 231-246，和其著作《尤侗研究》

「研究概述」內容相似。殷韻：〈尤侗研究三百年〉，《湖北科技學院學報》，第37 卷 06 期（2017），頁62-67。

44 游適宏：〈賦改編爲超文本文學之嘗試－以尤侗〈七釋〉爲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 卷 1 期

（2008），頁109-127。王宣標：〈尤侗《明藝文志》考〉，《書目季刊》46 卷 4 期（2013），頁43-75。

45 丁昌援：《尤侗之生平暨作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1978。）

46 阮淑芳：《尤侗鈞天樂傳奇硏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陳佳音：《尤侗及其五種雜劇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

47 馬玉濤：《李漁與尤侗的戲劇觀及其實踐比較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2011）。高趙宏：《尤侗《百末詞》研究》（安徽：安慶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22)

嚴迪昌《淸詞史》中則注意到「悼亡」對尤侗詞作的影響。他揭示尤侗的詞是清初典型的才子之詞，《百末詞》特點在於自然生新，情文頗能互稱，雖偶易流於清艷滑油，但多能巧而不見生澀斧鑿，悼亡之後的尤侗情思真摯，洗盡早年綺羅香澤之態。嚴氏強調清初詞選脫漏尤侗其人其詞，既不是持平之舉，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肯定尤侗於清初詞壇的一席之地。⁴⁸《清詩史》則未有尤侗專論。⁴⁹

綜上可知，雖不少前人注意到尤侗的妻室及其悼亡作品，然多半零星論述，尚未有人將尤侗的夫婦關係相關作品作為焦點考察，本研究盼能藉由此一視角，看見尤侗研究更多面向的風景。

第三節尤侗及其著作一、尤侗生平分期

生平分期主要參考尤侗自編的《悔庵年譜》上下卷，輔以尤侗詩文、墓誌銘、

時人與後人材料等，⁵⁰並聚焦於「仕宦生涯」、「家庭狀況」與「著作」，以下分階段介紹。

（一）出生至結婚，萬曆四十六年至崇禎十一年（1618-1638，1 歲至 21 歲）

萬曆四十六年（1618）閏四月二十四日尤侗出生於蘇州斜塘，祖先中最有名者為尤袤，為南宋四大詩人之一。父親尤瀹為廩例太學生，敕封文林郎和直隸永平府推官。母親鄭氏，敕封儒人，家中共有七子：倜、价、侗、佺、俊、何、倬，尤侗為第三子。

尤侗十二歲（1629）在家塾，厭時文，慕古文，經史外還讀《老》、《莊》、《離騷》、《左》等諸書，業師吳世英向人稱尤侗為「神童」。十五歲（1632）童子試雖受欣賞，然而院試不售，直到十八歲（1635）才補長邑弟子員，二十歲冬赴試崑山，

48 嚴迪昌：《淸詞史》（南京：江蘇古籍，1990），頁 37-38。

49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2002 年。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僅在論述舒位與錢謙益時提及尤侗的《外國竹枝詞》與〈彭孝緒詩文序〉，未論其詩，詳見頁56、303。

50 來自《悔庵年譜》之內容有年份可對照，故略其頁數；《年譜》外的內容，出處附於註腳。另尤侗傳記資料尚可見於《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第 44 冊，卷 484；頁 13340-13343。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18 冊，卷 71，頁 5782-5783。另《康熙永平府志》、《乾隆蘇州府志》、《乾隆長洲縣志》卷五、《光緒蘇州府志》卷五七、《光緒水平府志》

卷五三；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十，潘耒〈尤仕講艮齋傳〉，《遂初堂文集》文集卷十八、沈德潛《清詩別裁集》（臺北：廣文書局，1970 年）卷十一，頁 263、鄭方坤〈尤侍講侗小傳〉，《本朝名家詩鈔小傳》、李元度〈文苑尤西堂先生事略〉，《國朝先正事略》等亦皆有傳。

(23)

為祖母奔喪返鄉，隔年（1638）四月娶曹令。

（二）婚後至授永平推官，崇禎十一年至順治九年（1638-1652，21 歲至 35 歲）

婚後尤侗仍不斷應試，仕途卻依舊不順。二十二歲（1639）應南京鄉試不第，

三年後科試不錄，遺試又不錄，又三年江南省試仍不第，二十九歲（1646）鄉試才中副榜，僅能入國子監讀書。三十一歲（1648）科試第一但省試又不第，幸好以首名拔貢，隔年四月廷試得第七名。原本應授推官，但受座主勉其再考，於是六月歸家，豈料三十四歲（1651）省試又不第，隔年至京師，二月會試，作《論語詩》代應制，⁵¹五月選授永平推官，終於赴任。

著作方面尤侗於二十三歲時（1640）和朋友湯卿謀一起寫了《賓病秋箋倡和集》，隔年署己室為「西堂」，一年後科試、遺試不錄，臥病寫《西堂秋夢錄》，順治元年

（1644）湯卿謀逝世，尤侗撫其孤子並刻其遺集《湘中草》。三十一歲省試不第而詔以首名拔貢時，刻歷試卷為《西堂小草》。

家庭方面，崇禎十三年（1640）長女尤莊出生，而後中女尤穎（1643），少女尤粲（1645），長子尤珍（1647）紛紛出生，尤侗於順治九年五月（1652）三十五歲選授永平推官，九月曹令便帶兒女至永平，父母則留在家鄉。

（三）任永平推官至辭官，順治九年至十三年（1652-1656，35 歲至 39 歲）

在永平第二年（1653），尤侗三十六歲時，次子尤瑞誕生。隔年永平淹水，人民飢餓，後年情況更糟，民多餓死，尤侗設粥場餵民，並作〈煮粥行〉、〈出關行〉

〈憂盜行〉。三十九歲時（1656）被人誣告擅責投充，原本應革職，然啟心郎為他力爭，強調尤侗是好官，後改降二級調用。然尤侗辭謝，不赴補官，即買舟歸鄉，

途中疑中女尤穎過世，⁵²七月時抵家。

二十四歲時尤侗自署其室為「西堂」，而今返家自號「悔庵」，自言：「以志三十九年非也」。著作方面，在永平第四年（1655）尤侗為《西堂雜組》校稿刻印，

七月返家後，則刻《右北平集》。

（四）辭官後至曹令逝世前（1656-1677，39 歲至 60 歲）

51 王崇簡題《論語詩》序曰：「乙榜試於廷，三日成三十首。」，頁 531。

52 「途中殤少子，滿哭之。」見《悔庵年譜》卷上，頁 1702。後續年譜未再提及尤穎，故推之。

(24)

四十歲時（1657）南北科場案爆發，尤侗以自身科場經歷完成《鈞天樂》，⁵³受到追捧，臬司派人追捕。幸好此前正逢順治帝恩詔，「有因公詿誤者，許自陳開復京師」，在長輩與父親的勸說下，尤侗已上京欲洗刷永平降職一事的冤情，因此免於被捕。

四十一歲時，王熙學士講筵時提及尤侗的制義文〈臨去秋波那一轉〉，順治看完後親自批點為「才子」，問其出身、履歷等，命取《西堂雜組》置案頭批閱，還問有無副本，人在京師的尤侗進呈一本，但未與順治謀面。四十二歲時他先至濟南找施閏章飲酒談話，流連月餘，案已報罷，尤侗作〈別長安詩〉十首便歸家。此年秋天會試，尤侗門生徐元文狀元及第，隔年順治帝向徐元文詢問尤侗之事，有意拔擢，尤侗作〈世祖皇帝御書記〉感念他的欣賞。未料後年（1661）順治帝駕崩，尤侗哭輓，感嘆知己逝世。

家居方面，尤侗四十九歲（1666）母親鄭太孺人病逝，五十二歲尤侗修葺家中

「亦園」，築水哉軒。五十五歲（1672）父親尤瀹過世，和母親鄭氏合葬。五十八歲時，尤侗長兄尤倜逝世。兒孫狀況變化亦多，尤侗四十四歲時（1661）嫁長女尤莊於湯萬焞，十四年後湯氏歿。四十九歲（1666）為大兒子尤珍娶媳婦丘氏，隔年與後年孫女尤催、長孫尤世求相繼出生。⁵⁴五十一歲（1668）嫁三女尤粲於金秉寬。

五十六歲（1673）為二兒子尤瑞娶媳婦鄭氏，未料隔年鄭氏便過世，後年續娶金氏，

孫女尤添婚後一年出生。

此時期尤侗著作方面，除了於五十五歲時坊人刻《西堂雜組二集》，周亮工為之序外，隔年尤侗還撰修《蘇州志》的〈山水志〉與〈人物志〉。劇作更是豐富，

除了《鈞天樂》外，還完成了《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清平調》，主題皆抒發士人牢騷情懷，常是自我寫照。值得一提的是，辭官後尤侗交遊較廣，足跡遍布閔越、長安、順昌、湖州、江陰等地，四十七歲（1664）認識彭孫遹，隔年入揚州，結識王士禛、冒襄、陳維崧。尤侗五十四歲（1671）時李漁至蘇州，邀尤侗一同觀曲相樂，尤侗還和余懷一起寫詩贈他。

（五）曹令逝世至尤侗離世（1678-1704，61 歲至 87 歲）

53 尤侗《鈞天樂》揭發科舉之弊與各種怪現象，他自己這段時期雖不考科舉，卻常送兒子應試，如五十歲(1667)「送珍應試太倉及江陰，補長邑弟子員。」；五十六歲(1673)冬「送瑞應試崑山，補長邑弟子員。」；五十八歲(1675)「送兩兒鄉試，榜發，珍兒雋。」隔年(1676)「會試榜發，珍兒下第」

後年(1677)「七月，送瑞試，再至崑山。」

54 筆者謹記載長孫、長孫女，其他孫子、孫女省略。

(25)

康熙十七年（1678）尤侗受兵部尚書王熙和工部尚書陳鼓永推薦，至京師應詔博學鴻儒，六月與大兒子尤珍赴行，七月入都，於京待詔。未料曹令九月十九日過世，十月訃聞至京師，尤侗形容自己「驚痛欲絕」、「幾不欲生」，吏部卻不許請假，

55僅由尤珍夜奔返鄉，尤侗則寫作行述、悼亡詩，前來應詔的其他人也寫挽作弔唁，

而後皆刻入《哀絃集》。尤侗因過於哀傷移至彭定求寓所，友人彭孫遹則常伴其左右以慰勉。

康熙十八年（1679）尤侗錄取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職責為纂修《明史》，移寓至斜街，計畫久留。隔年七月收到二兒子尤瑞訃音，而尤侗五弟尤俊與二兄尤价相繼於六月、十月逝世，四弟尤佺、六弟尤何也分別於康熙二十一與三十年逝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媳婦金氏（尤瑞續絃）逝世，尤侗感念亡兒，決定歸隱，四月告假，得允後七月啟程，賦〈歸興〉六首，和者甚多，十一月至家。未料隔年尤瑞唯一子息尤添過世，使尤侗更為心痛。康熙二十七年（1688）曹令十周年忌日，

尤侗延請僧人並薦尤瑞、瑞妻和孫女，三十五年七月孫女淑嘉過世，十一月安葬曹令，十一日後併葬尤瑞及媳婦鄭氏、金氏，淑嘉則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下葬。

然此時期亦有些好消息，康熙十八年（1679）坊人刻《西堂雜組三集》，二十年（1681），頒詔大赦天下，尤侗的父母、妻子皆獲得封贈，尤珍於此年十月至京，

隔年應舉得進士第。尤侗則於此年編纂明史《列朝諸臣傳》、《外國傳》共三十餘篇，

《藝文志》五卷，他自己又摘要其中可鑑戒者，作《擬明史樂府》、《外國竹枝詞》

百首，將京師時期的詩輯為《百末詞》。康熙二十五年（1686）尤侗自刻《西堂詩文全集》，坊人邀他出版，於是尤侗便將亡友湯卿謀的《湘中草》附於其中。康熙三十年（1691）續刻《西堂餘集》。

康熙三十六年（1697）尤侗八十二歲，自名為西堂老人，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南巡，尤侗至錫山接駕，並賦排律四十韻，錄〈平朔頌〉進呈，皇帝閱覽且稱頌，並揮筆翰書「鶴棲堂」三大字以贈，尤侗將之懸於高堂，傳示子孫。此年秋天他入山重修祖墳與葬孫女淑嘉，因有感而作〈西堂老子生壙誌〉⁵⁶，康熙四十二年

（1704），以八十七歲高齡辭世。⁵⁷

朱彝尊與潘耒為尤侗所寫之墓誌銘，說其性情寬和，與物無忤，又喜汲引後進。

55 此段生平亦參考：尤侗〈先室曹孺人行述〉，《西堂雜組三集》卷七，收於《尤侗集》頁 406。

56 見尤侗：〈西堂老子生壙誌〉，收於《尤侗集》，頁 1861。

57 潘耒：〈尤艮齋公墓誌銘〉曰：「年八十七乃終。」收於《尤侗集》，頁 1864。

(26)

潘耒說尤侗「每一篇出，傳誦遍人口。賈人輒以授梓，風行海內，人人知慕說先生矣。」、「求文者無須日，先生亦應之不窮。」雖有誇大之嫌，然朱彝尊亦言海內爭購尤侗《西堂雜組》，並奉為鴻寶。康熙四年（1665），曹爾堪《百末詞‧序》言「悔庵古文詞，下筆妙天下，《西堂雜組》已登虎觀，走雞林。其所為詞，供奉於內庭，

流傳於酒樓郵壁。」⁵⁸著作之熱門可見一斑。

二、尤侗著作說明

從《悔庵年譜》得知，尤侗生前陸續刊刻《賓病秋箋倡和集》、《西堂秋夢錄》，湯卿謀的《湘中草》、《西堂小草》、《西堂雜組一集》、《右北平集》、《西堂雜組二集》、

《西堂雜組三集》。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十九歲的尤侗自己彙編與刻印《西堂詩文全集》，透過坊人出版，並將湯卿謀《湘中草》附於其中。康熙三十年（1691）

又續刻《西堂餘集》。

後人整理尤侗著述，發現其不僅名目繁多，各家記載還常有差異，如朱彝尊

（1629-1709）〈皇清敕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特加翰林院仕講尤公墓誌銘〉曰：

先生著述甚富，所撰《西堂雜組》，……晚緝《艮齋雜記》，學者服其雅馴。

《全集》五十四卷，《餘集》七十卷，《鶴棲堂稿》十卷，俱鏤版行於世。

潘耒（1646-1708）〈尤艮齋公墓誌銘〉：

所著《西堂雜組》、《全集》、《餘集》及《鶴棲堂稿》十卷，共百餘卷，盛行於世。常自嫌過多，欲刪定為一編，未暇也。

朱彝尊著錄《全集》為五十四卷，潘耒略其卷數，乾隆時期《皇朝文獻通考》錄為五十六卷，並說明：

臣等僅按侗詩文類多綺糜，恒傷率易。《江南通志》載其全集為五十九卷，

朱彝尊撰墓誌銘則云五十四卷，彼此互異。⁵⁹

此外，民國《清史稿‧藝文志》著錄為五十六卷、《清代詩文集彙編》用康熙二十

58 以上見潘耒：〈尤艮齋公墓誌銘〉，收於《尤侗集》，頁 1864。朱彝尊：〈皇清敕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特加翰林院仕講尤公墓誌銘〉，收於《尤侗集》，頁1862。曹爾堪：《百末詞》序，收於《尤侗集》，頁892。

59 張廷玉等：《皇朝文獻通考》卷 232，經籍考，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1986 年）第637 冊，頁 509

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書寫：以尤侗為考察中心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謝辭

摘要

目錄

第一章緒論

明末清初的夫婦關係書寫：以尤侗為考察中心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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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摘要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