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中 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之一种，立足于文献、古文字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最新进展，
深入系统考察了夏商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细括环境、居宅、邑聚、
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史料翔实，视野 开阔，题材丰富，方法审慎，见解新颖，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
夏商社会生活史
绪 论 一、回顾和现状。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 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透过其千姿百态的经穿纬插网络，可给人们以察古 鉴今的启迪，其烛精剖微的方法论和多棱凸现的视角，又每每与历史学、社 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有着貌合神离的 吻接关系，构成一门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的专门史，一门缤纷流华的专门史。
这门富态的学术专史，在中国兴起，只是本世纪 ２０ 年代以来事。但是中 国古人意识中，早已有关重社会生活的传统心态。如传为春秋时孔子辑集的
《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广泛进入社会深层结构，容有大量先秦时期不同 阶级、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素材，凡邑聚分布迁移、族氏家族组织、
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祀神祭祖、风尚礼俗、娱乐教育等等，
均有披露。至如形成于西周的筮占书《周易》经文
①
，还录有原始婚俗遗风及 上古人们生老病死、社会构成、商旅交通、人际交往、穿着时尚、卫生保健、行为观念、宗教信仰、盗劫内江、水旱灾害等社会生活资料。《十三经》中 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祭法、丧葬制、婚规 婚礼、亲属关系、生儿育女、养老教子、起居仪节、服饰等次等等，作了繁 褥纳范，直可形容为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不言而喻，诸如此类出于古 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采的历史演进外在表 象和内在规律，是难能可贵的，将之视为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有机部分，也未 尝不可。唯开宗明义以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史观，对古代社会生活史进行内外 表里的宏、中、微观研究，则在本世纪内才掀起。
较普遍的看法，专门性质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乃紧伴着本世纪初“西学 东渐”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入而出现；甲骨文新资料的出土和新兴 考古学的一系列进展，为推动这一学科建设，特别是再构史前及上古社会生 活面貌，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凡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和世界范围内 学术思想变迁潮流，是影响这门学术史研究冷热升降的内外部环境因素。换 言之，中国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蕴含着曲直深沉的学术变革内容。
回头看去，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本世纪 ２０ 至 ４０ 年代为第一阶段，是学科初建和兴起时期。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学自身成长过程中的要求，对于如何认识中 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过程，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 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史观分野，在于是否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上，
确定以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以及这种形态的发展，作 为自然历史过程，还是仍把社会看做可按个人意志或政治意志随意改变的机 械框架。这已关及到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其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不 过，受时代局限，当时不少人对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并没有作深入考察，论 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常不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
①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 史学工作者，开始具体从事于历史上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方 面的专著，有张采亮《中国风俗史》（１９１５）、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
① 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 年，1～14 页。
① 参见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3～10 页。
（１９２５）、陈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１９２８）、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 史》（１９２９）、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１９３８）等。其中瞿兑之的 一部《中国社会史料丛钞》（１９３７），顾颉刚先生曾为作序，指出“中国社 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 扩大其眼光于全民族之生活矣”，可知当初既有视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 为社会史，又有视社会生活史为社会史，界说未必明确，然两者的研究齐驾 并驱，研究的内核外延大致是清楚的。
这一时期对于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颇为眼花缭乱，论作层出，有陈钟 凡《从文字学上所见初民之习性》（１９２３）、陆渊《〈诗经〉妇女观》（１９２４）、
汪震《〈易经〉书中之古代人民的生活》（１９２５）、汪章才《周代丧制概略》
（１９２５）、迈五《从殷虚遗文窥测上古风俗的一斑》（１９２５）、张世禄《〈诗 经〉篇中所见之周代政治风俗》（１９２６）、江绍原《中国古代的成人礼》（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程憬《商民族的经济生活之推测》（１９２９）、马元材《卜辞时代的 经济生活》（１９３０）、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１９３０）、牛夕《自 商至汉初社会组织之探讨》（１９３１）、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 学的研究》、温丹铭《殷卜辞婚嫁考》（１９３３）、黎征赋《由甲骨文窥见殷 商社会的宗教生活》（１９３３）、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人类葬仪之研究》（１９３３）、
龙非了《穴居杂考》（１９３４）、丁道谦《〈诗经〉中的妇女社会观》（１９３６）、
蒋大沂《从古文字中观察古代家宅演进之情形》（１９４０）、胡厚宣《卜辞零 简》（１９４１）和《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１９４４）、徐中舒《结绳 遗俗考》（１９４３）和《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１９４９），等等。这些大大小 小的论作，大多散见于当时各类报刊杂志，少数为某专书中的一部分，分别 就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浅不一的各种课题研究，宏观、中观、
微观并具，选题颖锐，观念时髦，令人耳目一新。有的遥相呼应于“社会史 论战”，又别开研究生面；有的一改旧时史学传统中考据解经模式的窠臼，
借鉴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移植新概念、新思维、新命题，以作研 讨更新；有的在材料利用上出奇制胜，如依据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
民族调查所获，尝试复原已遗失的古代社会生活原貌；有的则在文献史料的 梳理、分析、归纳上显其新活力。可以说，这门学术专史兴起之后不久，即 因中国学人传统上固具的治学情操陶冶，与不拒新事物、善开风气的境界，
在辛勤耕耘中而取得了不小的业绩。当然，滥觞阶段研究手段的粗疏单调，
史料的不足和理解上的困惑，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的诸 多混乱，以及一些理应在题内的课题尚未见问律等等，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自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为本学术专史度过的第二阶段，在国内处于相对的冷 落低潮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论著寥寥。诚如有学者 所说，“从 ５０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 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 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
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①
。可喜的是，这一时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却日益重视，
研究势头至今不衰，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的成果领先。日本学界对中国上古社 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涉足，起自 ４０ 年代，当时的论作有松因寿男《殷卜辞与
① 《历史研究》评论员：《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 年 1 期。
古代中国人之生活》（１９４１）等。另外，加藤常贤《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
（１９４０）、诸桥辙次《支那之家族制》（１９４１）、清水盛光《支那家族的构 造》（１９４２）部专著，均用较多篇幅探讨过商周的家族形态、婚姻、丧葬、
宗庙祭祀制度等，并具一定的影响力。５０ 年代至今，又有相当一批成果问世，
如内藤戊申《殷人的生活》（１９５７）、仓林正次《飨宴之研究——仪礼篇》
（１９６５）、泽田大多郎《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商——汉的住居形态》（１９６６）、
池田未利《古代中国的神与人间》（１９６７）、加藤常贤《中国古代的生活与 文字》（１９７０）、谷田孝之《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１９７０）、池田雄 一《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１９７１）、藤野岩友《中国古代的坐法》（１９７２）、
伊藤道治《殷代的宗教与社会》（１９７５）、深津胤房《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 生活》（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字都宫清吉《（诗经）时代的社会》（１９７８）、松 本雅明《中国古代的村落和生活仪礼》（１９７９）、笠川直树《殷代社会的子 和宗教仪礼》（１９８１）等。最近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了一部林已奈夫撰
《中国古代的生活史》（１９９２），该书列服饰、住居和村落、什器和饮食、
农工商业、乘物和道路、娱乐、武器战争、文书与书物、神神、祭祀等十方 面，对两汉以前社会生活作了勾述。日本学者的论著，大都以勤于资料搜汇、
辨析细腻、微中见大和不为成见所育而各呈风彩。
这一时期内，台湾也有一批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董 作宾《殷代的奴隶生活》（１９５０）、高去寻《殷礼的含贝握贝》（１９５４）、
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１９５７）、杨希枚《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１９５７）、
曹德宣《殷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１９６５）、赵林《中国商周的婚 姻、继承及世系结构》（１９７０）、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１９７６）、庄 万寿《上古的食物》（１９７６）、贾士衡《殷周妇女生活的几个面》（１９８０），
等等。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后撰有《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
（１９６０）、《有关都市生活起源》（１９６２）、《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
（１９７３）等。另一位华裔学者周策纵则撰有《生子神话与古代中国医学》
（１９７８）。美国吉德伟（Ｄａｖｉｄ Ｎ．Ｋｅｉｇｈｔｌｅｙ）撰有《中国商代的嫡嗣》（１９７５）
等文。原苏联学者刘克甫（Ｍ． Ｂ． ＫｐｒｏＫｏｓ）撰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 式》（１９６７）。韩国赵振靖撰有《殷代的宗教信仰与祭祀》（１９７１）。新加 坡威特（Ｒ． Ｏ． Ｗｈｙｔｅ）写有《中国风俗之进化》（１９７８）。
毋庸讳言，比较海外学界的学术进展，国内建国后 ３０ 年中对中国古代社 会生活史的研究，因受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由此造成的学术成见所 扰，在历史研究重经济、政治、文化三板块框构的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 氛围中，几处于萎缩停滞状态，有大大落伍之感。
自 ８０ 年代至今，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潮动，终于带来了学术振兴的新气 象。史学界一再提出倡议，应重视和加强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变革 过去三极块鼎足的历史著述格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通过生动具体、纷坛 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面的内在变化规律。社 会生活史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复兴升华时期。
为了整齐起点，国内有关方面有计划翻印了一批三四十年代较具代表性 的古代社会生活史学术专著。不少学者还对过去的业绩进行综述介绍。学科 的理论性探讨也显得十分活跃。
与此同时，研究的启动，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的重视与支持。这些年先 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１９８６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把古代社会生活史列为所重点 科研项目，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计划撰写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
规划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又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并报请为国家“七 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在全国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课程。许多家报 刊杂志还不时开辟专栏。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热潮正方兴 未艾。
不过，尚应看到，在社会生活史的理论探讨中，当前存在着一种强调本 学科建设是对“正统”史学叛逆的矫在过正倾向。我们认为，无论是社会形 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薄厚，两者间 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 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 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复兴社会 生活史研究，应该符合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实际国情，应该正视和正确对待过 去走过的历程，进行继往开来的反思，应该是对被扭曲的史学的拨正，这里，
历史学家尤负有不容推卸的时代责任。当然，历史学家也面临着史识素质的 完善、观念的调整充实和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多样化、社会化，且学养上 也有个新陈代谢和哲智开启问题。
一门学术史的创立，其定义、概念、性质、对象、范畴的界定，以及与 其他学科关系的处理，有关理论的探讨自然十分必要。当前相当一批学者把 社会生活史纳为“社会史”的内核部分，按各自的理解，加以种种论证，出 现了众说纷起、意见歧出的生动局面，这是可喜的。然而争论久峙，一时难 以休止，也带来了“空疏”的弊端，扭转落伍现状和繁荣学术研究则何从谈 起，其社会价值取向与学科功能发挥必然受限。学科建设和理论升华，需经 得起具体实践检验，需在务实过程中提炼凝结。当今之要，在于静心契志多 作基础研究工作，目标既定，成果的点滴累积总比满纸空论更能为学科建设 提供依据。况且，社会生活史，语义通俗而不浅显，宽泛而不浮虚，模糊概 念中内约生化易明，适合当今国民文化素质背景下的吸收消受，不妨由此着 手。总之，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创立，前景是乐观的，但学术耕耘的甘苦也是 可以想见的。
二、要旨和体例概论。
我们完成的这部《夏商社会生活史》，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课 题的开卷，同时又是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当初合夏商两代进行著述的原因，
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原因之一，夏商两代，是指约公元前 ２２ 世纪末至前 １１ 世纪初中原及周 边关系较密切地区范围内两个前后承接的古史时代，背景即史书或传说中说 的，夏人在禹领率下，于相当今之豫西晋南初步建立夏王朝，中经 １３ 世 １６ 王的统治，至公元前 １７ 世纪晚叶，汤革夏命，商人在冀、豫、鲁之间建立商 王朝，又先后历 １７ 世 ３ １ 王，直至周人灭商。夏商政治史的总积年约有 ９００ 余年。但在历史学的认识史上，夏商两代均曾长期处于“疑似难定”之列。
如果说商代历史因近现代甲骨文发现和地下考古学体系的建立而证明为信 史，那么现在也有类似的理由表明夏代历史也是信史。王国维先生曾指出：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①
。在这一意义上说，夏商两代的社会 生活史同属于“新学问”。原因之二，历史学上好称“三代”，即以夏商周为一系，归为上古史系 统。然夏商的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取代的关系，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是循序 渐进的，土生土长的本上文化因素一直占据主导位置；周代则属于征服王朝，
国家体制建立在分封殖民基础上，社会构成因政治剧变和外来因素的强力介 入而大大加速了分化再组合进程，民族心性也因封闭地域的打破而大大有异 于夏商两代。国家、种族、个人、文化积淀的社会运作机制，所凸现的社会 生活节奏，夏商两代与周代之间，并非同在一个层面、一个境界。大致说来，
夏商是承史前社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意义上的萌育生成时代，周代则 是量变质化时代。夏商两代在许多方面的共性，和与周代之间的异性，也是 单以前者为卷的考虑出发点。
原因之三，当今夏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已因考古学的重大进展而条件 渐具，虽晚起商代大半个世纪以上，然犹同如当初商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得 力于地下考古新发现，遂大开端倪，可谓同造异趣，偶然中有必然。但两者 在研究上有待开发的空白均较多，特别在社会生活史范畴，每常同处于一个 层面，分析处理中有其共同性。不过，若再细言之，夏代部分草创伊始，资 料仍乏，商代部分无疑显得丰满成熟些，前人在一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表 率。今合夏商两代共述之，易收到化难互补、开拓领域和利于启发、利于比 较的后效。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 系列，决不是单单去罗列和汇编一长串资料，或仅仅静止地累积一些庞杂的 过时知识，而应是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锐智，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 效手段，以系统工程的经纬意识，考察夏商社会生活的内核外延，归纳其嬗 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总结其外在特征和内在规律，再构学术建设的社 会价值与历史的教育功能。
我们赞成有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良识，即历史的教育功能不在于过誉历 史，浓妆重抹历史的“灿烂”之章，以住足于得到廉价的骄傲和肤浅的颂歌，
沉迷于对昔日的留情，有意无意担上精神的积垢和历史的包袱，而要在以现 代意识洞悉历史的底蕴，调整情绪的点染，提高历史的纵深感，以造成新一 代的人格
①
。毫无疑问，回头了解早消失的夏商社会，是在用深沉的历史感知 和当代认识尺度，冷静审察中国社会已翻过的旧章，以助放眼中国的将来，不致误入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这对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中 国，提高国民素质，阐扬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形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因年代久远和资料先天匮乏，令人生畏，即使是 有限的记载，也是多半经过古人的筛选过滤，无不渗透着晚起时代色彩、文 化背景、社会观念、角色阅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然更增加了难度。但信 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毕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佳选择。何况，夏商时空 框架，田野考古发掘或出土古文字资料已给予了坚实支撑，并还正在不断充 实填补，大大拉近了与今日的距离，这是我们优于古人的条件。
就研究现状看，夏代社会生活史启动晚迟，空白自多，商代部分，过去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45 期，1925 年。
① 参见彭卫：《向何处寻觅》，《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 年 2 期。
学人每多论述，见仁见智，可供把握，然尚未形成系统，至于个中或浮光掠 影作笔戏，或仅偏于某方，重复选题，观点雷同，方法陈旧，亦不乏其见，
故题内应有的或缺部分亟待问津，薄弱环节应有弥补，不免仍有在茫无涯汝 中游大之感。为切合本学术专史的特点，我们在设计一套足以实事求是揭示 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可行性体例组架时，指导思想是知难而上，首求新意，试 开先导，张大领域，拓宽视野，留意反馈，重在精构细理，但又应避免为范 畴概念自我作茧。现在来看，这一研究机制的设想还是有效的。
如前所述，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新学问”这一突出特点，除了 有限的可资参考的文献材料外，主要是利用地下考古“新材料”，故在内容 组织结构上，必须切实适应“新学问”的特点，在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 果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得相机调整和发挥历史学研究的固有机制，注意体 例组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当前夏代之前的史前社会考古学研究相当生动，
商代考古学材料也极为丰富，殷墟甲骨文、古器铭学的研究，以及有关文献 材料的整理，均已臻入成熟境界，唯中介的夏代尚是个薄弱环节。由于中国 古代人文历史发展有其嬗变上的整体性和内在贯通性，在研究中可藉解析史 前和商代两端，尽可能向中间挤靠的方法，进行跳跃式类比分析，一则能慎 终迫远，考其源流，再则可缩小夏代的残节缺环，补充资料的不足，这是大 跨度的历史纵向联系法，也是本书结构体例上适当兼溯史前社会生活内容的 动因之一。另外，夏商两代因地域、时代、族别不同，社会生活有共性也有 差异，研究中须注意其质与量的变化所在，留心其两者不同生活要素，则点、
线、面的分合辨析不可或缺，这是小跨度的历史纵向比较法，也是本书写作 体例上或分而述之、或合而比之两者并举的安排用意。
除大小跨度的历史纵向研究外，历史的横向比较也十分必要。夏代和商 代社会均非截然划一的平面相，在同一历史阶段的场景中，同域或异域间不 同层面的社会生活个性或不平衡性都是严然存在的，举凡集约人口差异、邑 聚差异、等级差异、经济类型差异、消费心理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生活规 约差异、精神取向差异、社会心态差异、宗教信仰差异、习俗尚好差异等等，
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应重视其历史横向比较的力度。当进行同域间的或异域 间的双重异同比较时，实事求是的定量定性分析和动态静态研究要予以足够 考虑，以求得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对夏商社会生活史 有个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共设八章，即：一、环境、居宅、邑聚；二、
人口；三、婚姻；四、交通；五、饮食；六、服饰；七、医疗保健；八、宗 教信仰。章次的要略，首章在于明夏商社会生活的自然人文背景和场所；次 章考人口，盖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必得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才能构成，人口 是社会的主体，无此根本要素，社会生活无从谈起；三章论婚姻，是社会构 成运作系统的最基本载体，婚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既相应于一定时代 经济特征，也是社会组成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四章述交通，是铺叙社会构 成大网络，勾勒当时社会生活的地域空间联系，以及人们张大这种社会关系 和自然联系的手段、方式与作为；五、六两章，分观饮食与服饰，两者乃人 类生存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也是人们尚好追求的重要内容，直观上也展 示当时人们生产与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是社会生活的物化主体部分；
七章谈医疗保健，记生老病死与夏商人们的精神面貌、人生态度、逆反心理，
以及对改造自身生活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成俗；八章讲宗教信仰，述夏商社会
鬼神观念、情绪状态、宗教礼仪和社会陋习。概言之，本书总体组架的脉胳 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 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八章 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面面观，内概积极和消极两分的社会调节功能。
不过，这四系八章虽形成相互照应、有序有机、步步引入的联系整体，
各章却又相对独立，每章起首均以总说题解示其专题意。且各专题下又分若 干层次或若干类目。如首章，下分生活环境的选择改造、居宅形态、邑聚变 迁、建筑仪式、住俗等。人口一章，包括有早期人口清查统计、人口流动定 性分析、集约人口规模、人口总数估测，在人口自然构成方面又细分人计性 别年龄构成、人口素质、抚养比、死亡率与平均寿命、人口增长特点等项。
婚姻一章，内列婚姻形态演进、社会组织、亲属关系、夏商家族本位下的婚 制婚俗、婚娶礼仪、婚姻动机、婚姻功能、求生、冥婚、名子之俗、命氏之 制等内容。再如物质生活方面的饮食一章，有食物类别、进食方式、饮食等 级、崇饮风习、烹任礼俗、饮食心态、食政意识、筵席宴飨、族众聚食、以 乐侑食等类。又如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一章，有宗教分野、神性神格的社会 性、灾祸观念、祭祀仪礼、崇祖意识、丧葬习俗、占卜等专项。诸如此类，
不备举。
大致说来，本书四大系八章内的各分节，以其事象和视角，自可单立成 篇，各节要核，也就各各叙之于篇中，于大章后不再作归纳。社会生活史属 于一门富态万千的专门史，内容范畴包罗芸芸，错综复杂，丰满流华，随篇 作结，意在保持其生动化、形象化的固有特色，体现其宽泛内约的面面观，
避免将一部立体型的影视勒成平面式线条，故兴之所至，兴尽而止，笔趣如 是。
这里，为了能对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有个总体了解，
我们特列出下面八点提示，以便读者可在本书找到其投影和轨迹：
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
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
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
四、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
五、等级礼制对人际关系的整合；
六、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
七、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规范；
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
第一章 环境、居宅、邑聚 第一节 夏商居民对环境的选择和治理
１１０００ 年前，全新世之始，地球史上最末一次冰期——武木冰期已告结 束，世界气候转暖，海水回升，间有较小幅度的海面起落或停顿。我国地处 欧亚大陆的东南部，以西高东低的地势，山脉水系交叉相隔的网格状组合地 貌类型特征，一方面与世界性古气候变化密切相通，另一方面也受地区性季 风环流和寒温海流变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生态环境
①
。从这 一时期起，先民的社会生活全面臻入定居聚落阶段，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利用和治理，每每有其继往开来的固有特色，尤其至公元前 ２２～前 １１ 世纪 的夏商时代，人地关系中的积极求取精神，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开创出 不同的历史生活内涵。
一 夏代挥居的人地因素
我国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因距海远近的关系，自然环境自西而东呈现 出一些差异性。华北西部、陕甘高原一带，更新世晚期堆积形成的黄土层，
后受夏季内陆暴雨的冲刷，以及人们从事各种土地活动的影响，土壤侵蚀，
坡积发育加速，基本表现为以灌木和草木为特色的森林草原景观。华北平原 中部，邻近山区的构造运动，造成河谷下切，河谷里的冲积层形成了堆积阶 地。沿海地区的海侵，又使河流下游坡度减少，洪水泛滥，发育了许多湖泊 沼泽。温暖的气候，卑湿的沼泽或森林草原景观，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种类，
河谷阶地或涌泉地，大致仍是夏商居民择居面向的自然生态环境。
但在夏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人们对于环境的依赖和适应能力还很有限，
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仰韶一龙山文化时期先民，选择居址主要取河道比 较稳定的大河支流两岸阶地或阳坡，敢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
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地势相对较高，既不致低潮伤身，又可防范敌侵及避 免水患
①
。据有关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的宏观考察，渭河流域平均每千平方公里 约 ６．５ 处，河南伊洛—郑州地区及山西南部每千平方公里约仅 ２．８ 处，其余 地区密度不过 １ 处②
，显然各聚居点有相应的生物圈，其间回旋余地颇大。人 们对生存环境的取舍，基本不受人口分布压力的限制，人地关系中顺乎自然 的惰性，远胜于主观改造自然的紧迫性。到了夏初，情况有所变化。据《孟子・膝文公下》说：当尧之时，水逆 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
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 平土而居之。这则史影当源出居于河谷地带或沼泽边缘的先民对于洪水灾难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 册），科学出版社，1984 年。
① 参见尹申平：《陕西新石器时代居民对环境的选择》，《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奏出版社，1987 年。
② 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年，224、225 页。
的可怕追忆，有关人物应放在治水的特定场景下观察
③
。尧时的消极避水，禹 时的浚水导流，实反映了两个时代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所能采取的态度和有所 作为的能量。前者大体揭示了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一旦面临严重自然灾难，往 往显得无能为力，“民无所定”，常常不得不放弃原先经营的生物圈，另谋 生路。后者禹时已介于夏王朝建立前后，生物圈的周旋余地己大大缩小，相 反人们抵御灾变的能力却大有提高，势必促使人们在顺乎自然的同时，变消 极为积极，“平土而居之”，正反映了新时代人们努力治理和保护生存环境 的积极姿态。夏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 ２２ 世纪末，至前 １７ 世纪晚叶。《逸周书・度邑》
云：“自摊油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夏王朝的中心辖区当在 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流域的豫西地区。《左传・定公四年》记西 周初成王封唐叔于晋，有“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之语，推测晋南一带是夏 的重要统治区域。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在豫西有二里头类型文化，在晋南有 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
①
。前者的考古遗址已发现 ８０ 余处，主要分布在黄 河中游南面的伊、洛二水问洛阳平原，以及妆、颍上游的河谷地带。后者的 考古遗址约近 ５０ 处，分布在汾河下游涑、浍二水一带的河谷盆地②
。居址的 环境选择大都位于靠近水源的河边台地或缓坡上，自然地理条件甚优，这与 此前的原始聚落择取环境并无根本性区别。但居址的地理分布空间却大为稠 密，有的密集布列于同一河流的两岸，彼此间距离很近，互为比邻。（图 ｌ）其文化堆积层一般很厚，延续年代较长。显然，随着夏代人口的蕃衍增殖，
生存空间趋小，尽管社会生产力有提高，统治者有可能动员社会集体力量，
在治理自然方面作出较积极的努力，但毕竟尚欠备向大片远离水源或不宜农 作的地区辟立新地的生存手段，当自然条件暂时变糟时，人们不可能很容易 地在附近另觅熟地，轻率作出弃离原居地的举动，治理和保护原生存环境也 就变得十分重要。居址分布疏密的两分现象，是当时人地关系矛盾的基本方 面。
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城址，据说是“禹都阳城”所在。这里为两水交 汇的河谷丘陵地带，东傍五渡河，南与箕山隔颖河相望，背倚嵩岳，城建在 一个地势略高于周围的土岗上。文化堆积显示，自龙山至夏商一直延续下来，
没有中断。城建于龙山晚期，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
①
，城垣大部 一度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大水冲毁，出于安全防卫原因，人们在紧傍原城西 部又再筑其城，后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现一条东西向大冲沟，城垣东北隅被 冲垮。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乎沟洫”②
，没有轻弃故地，在治理 自然环境方面作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城废后，灰坑仍超过前期半数以 上，可见还是相当兴盛③
。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夏代的一处居址，一直延至商代前期，相对年
③ 参见王宇信：《由〈史记〉鲧禹的失统谈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9 年 6 期。
① 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133～137 页。
②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199、200、 246～247 页。 ·15·
① 《史记・夏本纪》。
② 《论语・泰伯》。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 年 3 期。又董 琦：《王城岗城堡毁因初探》，《考古与文物》1988 年 1 期。
代为公元前 １９～前 １６ 世纪约 ３００ 余年。这里属中条山和鸣条岗间陷落盆地，
居址择立在青龙河台地上。也曾遭山洪相袭，现犹见一条大冲沟将居址北部 毁去。夏代居民曾环居址挖出两道宽 ５～６ 米、深 ３ 米的“回”字形封闭式濠 沟，还凿井饮水。至商初人们又在原址上筑起城垣
④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据说是夏末都邑所在。这里介于伊、洛河之间，
地势高亢，西面与西来的高地相连，其余三面低下 ３～４ 米，形似半岛。遗址 面积约 ３００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普遍厚达 ３～４ 米，相对年代为公元前 １９００～前 １５００ 年，前后历时约 ４００ 年
①
。不言而喻，克服和治理生存环境种种暂时性不利因素，立足故居地的经 营，是夏人规度居址时的首要立场。不过，文献记夏代都邑时有迁徙发生，
与考古发现现象似相脱节，其中应有原委。夏都迁徙，学者间多有董理，如 下
②
：禹都阳城（河南登封）。又都平阳（山西临汾；一云晋阳）。又都安邑（山西夏县）。
禹子启居夏邑（河南禹县）。
启子太康居斟寻（河南偃师二里头；一云河南巩县西南 ５０ 余里处，地近 偃师）。
太康侄相居帝丘（河南濮阳）。又居斟灌（山东观城）。
相子少康邑于纶（山东济宁）。又迁原（河南济源县原村）。后归夏邑
（偃师太康故都）。
少康子杼迁老丘（河南开封；一云陈留县北 ４０ 里之老丘故城）。
杼五世孙胤甲居西河（豫西陕东间；一云河南内黄；一云山西夏县东下 冯）。
胤甲堂兄弟孔甲田于东阳■山（河南偃师首阳山一带）。
孔甲三世孙桀居斟寻（河南偃师二里头）。
以上可见，夏都的迁徙，早期十分频繁，几乎每代一徙，后期相对稳定，
数代未必一徙。所徙范围，大抵在华山以东，至豫东平原的横长地带内。唯 相和少康，比较特殊，曾一度远徙山东境内。据《帝王世纪》云：“帝相一 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都商丘。”《通鉴外纪》
亦云：“相为羿所逐，失国，居商丘。”夏之商丘即帝丘，址在河南濮阳
①
。《古本竹书纪年》又云：“相居斟灌，”址在濮阳东北方的山东观城。《左 传・哀公元年》又有记相在斟灌为有过氏浇所杀，还殃及遗腹子少康，导致 少康后来不得不依附有虞氏，立邑于纶。显然，这前后的远徙山东，起自太 康失国，夏王相被有穷氏羿部族追逐，一徙再徙，不得不远迁山东开辟新地，
以另谋生物圈。但在部族间每为生存地进行殊死争夺的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 际，后果可见，少康最后还是设法回到豫西故地。
因此，从总体看，夏代各王的迁都，基本是在一个以偃师为中心的周围 地区内摆移，文献称这里是“有夏之居”，为夏人发祥地。偃师二里头遗址 年代在夏纪年范围，前后延续约 ４００ 年，中有盛衰兴落现象，或许与都邑的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① 赵芝荃：《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
② 参见前引邹衡、郑杰祥二书。又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61 卷 5 期，1980 年。
① 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 年，257～259 页。
摆移有关。从遗址文化发展的持续相承言，似夏代迁都，与后来商代盘庚“震 动万民”
②
的举都皆动的迁都，有所不同。史传“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
③
，造成东夷有穷氏羿“因夏民以代夏政”④
，而原夏统治集团所 都被迫一徒再徙。可知夏都的迁徙，主要属于上层贵族统治集团据点的游移，平民阶层未必得紧踵其后弃离故居，下层社会固有生活组织结构，不一定会 因国都的摆移而遭受强烈波动与影响。夏代重要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持久相 续现象，正有这方面的因素。
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择立都邑，除少数出于内外交困或势力消长的原因 外，多数恐怕本之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和收众固邦的政治考虑。《左传・宣 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 为之备。”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偏中处，新近探出面积达 １ 万平方米的铸铜遗 迹
⑤
。凡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获得，是择立都邑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张光直先生即指出，夏都分布区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几乎完全吻合，夏代在 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 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①
。另外，都邑的选择，又是夏代贵族统治集团收众固 邦的一项政治措施。《墨子・明鬼下》称有夏未有祸之时，“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夏训》有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姓仇予，予将 畴依。”
②
夏政权的得失和夏土的稳固，有赖夏众的人心向背。《夏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③
如夏王少康，从东方纶邑还归“有夏 之居”，“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即是通过“能布其德，而兆 其谋，以收夏众”④
，终于再度中兴。能否取得夏土之众的拥持，直接关及夏政权的盛衰，若从生态环境的择 取言，夏代正处于人地关系矛盾上升之际，受当时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的限 制，人们尚不能随意轻弃故居地，另辟“生物圈”，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都 邑迁徙，重视“收夏众”，“固邦土”，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地理原因的。
二 商代的国土经略
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 １７ 世纪末至前 １１ 世纪初，但在夏代很长时期内，
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选择近水源宜于农耕的河流两岸或沼泽边缘 建立聚居点。随着人们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以及已开发地带的 有限地域空间所能承受人口持续增殖的压力，居地仍维持在局促地理范围 内，就逐渐变得不太现实，商人活动视野开阔，这方面不能不说是重要促发 动因之文献称商人“不常厥邑”，《尚书・书序》说商建国前，“自契至于
② 《尚书・盘庚下》。
③ 《故文尚书・五子之歌》。
④ 《左传・襄公四年》、《帝王世纪》。
⑤ 郑光：《二里头遗址勘探发掘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0 月 18 日。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年，11 页。
②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③ 《国语・周语上》引。
④ 《左传・哀公元年》。
成汤八迁”，建国后自汤至于“盘庚五迁。”通谓前八迁是
①
： 一、契居蕃（山东滕县）。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
三、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
四、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
五、相土复居商丘。
六、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
七、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复归商丘。
八、汤居毫（山东曹县）。
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鲁中部和南部低 山丘陵的河谷地带，位于“有夏之居”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 淮夷所在。商人迁徙距离有时相当远，如相土时的两次迁居，直线距离足有 ５００ 里以上，《商颂・长发》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豫东进迫东部 滨海地区，开辟新的生物圈的动意是显而易见的。原居地环境的局促，限制 了商族的发展，导致这类屡屡的远徙迁居，积极向外开拓新地。
不过，东部地区早在龙山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已远居中原之上，由考古 发现的遗址规模面积比较中可见一斑。河南安阳后岗城址，总面积达 １０ 万平 方米左右
②
。新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城址，面积达 １０ 万平方米以上③
。山东章 丘城子崖下层城址，面积约 ２０ 万平方米，其中层的岳石文化即相当夏代的城 址，面积约 １７ 万平方米①
。“建城称地，以城称人”②
，人口之众可以想见。相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古城，规模面积远逊一筹，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才 ３．４ 万平方米
③
，郾城郝家台城址只有 １．９ 万平方米④
，登封王城岗城址仅 仅为 １ 万多平方米⑤
，人口显然要少。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的矛盾远比中原地区 来得严峻，故商人拓地中，与上著部族争夺生物圈的斗争十分激烈。《竹书 纪年》记王亥北徙河北易水流域，“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为当地部 族所不容，被杀被逐，其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竹书纪年》还记夏代不降时，“殷灭皮氏”而占据其地。说明人地关系的矛盾，甚至激 发了部族间生死存亡的领地之争。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商汤灭夏，建立国业 后仍不息。
商代有前后五迁，立过六都，如下：
一、汤居西毫（河南偃师商城；一说郑州商城）。
二、中丁迁隞（河南郑州商城；一说郑州西北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
一说郑州荥泽敖山；一说陈留浚仪；一说山东洙、泗上游）。
三、河亶甲居相（河南内黄）。
① 参见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 年。又丁山：《商周史 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 年，又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大陆杂志》27 卷 6 期，1963 年。
② 参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 年，72 页。
③ 《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 月 12 日。
① 《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 年 7 月 26 日。
② 《尉缭子・兵谈》。
③ 《河南淮阳平粮台尤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 3 期。
④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 年，178 页。
⑤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 年 3 期。・21·
四、祖乙迁邢（河北邢台）。
五、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一说河南安阳东南）。
六、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墟）。
成汤立都西毫，是由东诅西推进中原，以克夏征服新地为行动原则，唯 策略上恐已吸取了前代单纯争夺别族生物圈而常伤及自身的教训，努力争取 四方异姓国族的拥持，以壮大商族的力量。《夏本纪》称“汤修德，诸侯皆 归商”。《墨子・非攻下》说：“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
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吕氏春秋・用民》直称“汤 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汤能奉夏众，又能用异姓国族的“非 己之民”，恐怕是其建立商国的成功关键所在。但至中丁到南庚四迁，“比 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①
，内部的权力之争，国力削弱，异姓国族不附，不 得不退缩回东方故地。盘庚迁殷，再度西进，又恢复“先王之大业”，“底 绥四方”②
。总之，商代都邑的迁徒和辟立，通常是商族整体的集体行动，虽 在不算太大的地域范围内搬移，然经营视野十分浩大，商代贵族统治集团以 商族为主体，联合四方诸侯，向四外拓展，其立都建国之策，是大不同于夏 代贵族统治集团收夏众、固邦土的内向型择都的。商都经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在重四方自然资源，尤其是铜、锡矿产资 源的聚敛，亦胜于夏代。日本天野元之助先生论殷代产业，曾从方志和近代 地质调查资料中辑出中原地区古代铜矿产地，河南有六处（安阳、涉县、济 源、登封、禹州、鲁山），山东二处（历城、莱芜），山西十一处（黎城、
潞安、阳城、翼城、曲沃、绛县、垣曲、夏县、闻喜、平陆、解县），河北 四处（沙河、邢台、内丘、完县）；产锡地，河南六处（淇县、武安、汝州、
嵩县、永宁、裕州），山东二处（莱芜、峄县），山西六处（阳城、沁源、
沁水、交城、平陆、安邑），河北一处（磁州），参以甲骨文中殷王田猎地 和行幸地分布所在，指出殷人除自己从事探矿、采矿、冶炼等，以满足矿业 需求外，另有相当量来之支配圈外 ３００ 公里范围内的各方贡献或交易
③
。后石 漳如先生对此四省古代产铜地又有补充，认为殷代铜矿来源，可以不必在长 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①
不过，《商颂》有称“商邑翼翼，口方之 极”，“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其矿产资源的 获得，未必仅限于华北四省。据商代前后期考古学文化分析，前期政治地理 结构中，王畿区以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为中心，直接控制着周围二、三百里 方圆范围，其政治疆域，则北土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满城、保定一 带，东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线，西土达陕西咸阳附近，南土包括江汉平原，并进入长江以南江西、两湖地区。在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
②
。后期政 治疆域，王畿区变化不大，但王都北移至安阳殷墟，北上伸入冀北、晋中、陕东地区；在东土商势力有长足发展，进抵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境内及皖、
苏、浙地区；西上有所退缩；南土对江汉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然在江南江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参见杨升南：《“殷人屡迁”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③ 天野元之助：《殷代产业に■よる若干の问题》，《东方学报》（京都）第 23 册。1953 年。
①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6 本，1955 年。
② 参见叶文宪：《商代疆域新论》，《历史地理》第八辑，1990 年。又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200～221 页。
西地区的影响范围却大大扩大，可能还绕入湖南长沙地区。（图 ２）值得注 意者，陕西蓝田怀珍坊曾发现了商代前期专门冶炼铜料而非铸造铜器的作坊 遗址
③
。长江以南江西瑞昌铜岭又发现早到二里岗上层期的矿冶遗址，既有露 天开采遗迹，又有地下开采系统，还有冶炼区④
。附近范围内的湖北大冶铜绿 山发现的古矿井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有四组早到公元前 １２００ 年前后⑤
，相当商代晚期。接壤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年代上限可及于商周之 际⑥
。另外，湖北黄肢枹桐出土有晚商铜爵、觚⑦
。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据说 是商代后期方国“耑国”所在，其 东约 ２０ 公里新干大洋洲发现同一时期上层 贵族墓葬，出土的大批器物，造型和纹饰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风格，表明了 与中原地区有着畅通的交往关系①
。迹象种种，提供了商王朝前后期，都邑矿 产来源均远出华北四省的信息。商都生态环境的选择，己兼顾到土质地力、地貌、气候、水文等多重利 用因素，重视总体安排，基本上贯彻了便于生活、便于生产、便于交通、保 障安全防范的原则。
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同处北纬 ３４°７′，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宜人 们生息休养。前者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地势平坦，植被在当时尚未受人类 活动多大破坏，土壤肥沃，即使在今日仍是有名的粮食高产区。虎牢在其东，
函谷在其西，辕辕在其南，北面为黄河要津，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重要交通孔 道。后者北临黄河，西南傍依嵩山余脉，东边毗连豫东平源，土质肥浇，为 四方交通辐转之枢。偃师商城建于二里头夏代都邑遗址的东北附近，一改前 代无城垣之类积极防御设施的“居易无固”状态，筑有长方形城垣，城区面 积达 １９０ 万平方米，宫城居城中偏南，地下建有工程浩繁的排水网络系统，
城内北部有一般居址、墓葬区、较密集的制陶窑址，以及许多水井
②
。城区的 总体现度，不仅提高了安全保障系数，而且方便了生活。至郑州商城，城区 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达 ３１７ 万平方米，宫室区置于中部及东北部，城内一 般居住区有水井设施。墓地和产业作坊区移到城外周围，当时似已注意到城 内环境的净化。近又发现南垣和西垣外有未完全建成的外郭城或防护堤③
。商 代都邑规模的扩大化，环境的有效治理和保护，总体布局的合理安排，安全 防范设施的加强，使数万乃至 １０ 多万人长期聚居一地成为现实，一方面维持 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秩序，同时也为解决日趋上升的人地依存关系矛盾开辟一 新途。
③ 《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 年 3 期。
④ 《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 月 19 日。
⑤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 年，92～96 页。
⑥ 《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 1 期。
⑦ 《黄陂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 年 4 期。
①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 10 期，又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
《文物天地》1991 年 1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 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 4 期。又刘忠伏：《偃师县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 年，244～
246 页。
③ 参见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又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 化内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 年 1 期。
商代中丁以后，统治集团内部为权力纷争不已，有所谓九世之乱，平均 每 ２０ 年都邑一徙，政迹不修，规度失控，环境得不到治理，自然灾害频起，
生态恶化，“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 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
①
至盘庚时，旧都的生态环境破坏又导致“万民乃 不生生”，人地关系矛盾对早先的人文自然体系作出不断的否定，“民用荡 析离居，罔有定极”，生物圈的再建已是刻不容缓。盘庚“视民利用迁”，果断作出“生生，今予将试以妆迁，永建乃家”
②
的明智决策，于安阳殷墟择 建新都。殷墟王都处于北纬 ３６°，平均海拔 ７８ 米左右，在豫北洹水之滨，是晋、
冀、鲁、豫四省交汇的要冲，“左孟门而有漳滏，前带河，后被山。”
③
据卫 星遥感摄影，殷墟位居大行东侧华北平原南部一冲击扇平原上，卫、漳、洹、滏四水穿流而过，土壤湿润，富含腐植质，土地肥沃，冲击扇西侧有丰富的 煤炭、铜矿资源和良好的森林植被，地理环境得天独厚
④
。显然，盘庚迁殷是 经过充分的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权衡考虑后选定的。据多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表 明，殷都系沿洹水而建，经盘庚以来几代商王的经营，范围达 ３０ 平方公里左 右，而其整体布局，早在初期即具规模。都邑中心区在洹水弯道南侧小屯村 附近，在西、南两面挖有防御性深壕，与洹水相沟通，形成一面积约 ７０ 万平 方米的长方形封闭式宫室宗庙区。外围密布几十处于民居地。大面积普通墓 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大体分布在最外围；王陵区座落在洹北开阔高地，与宫 室宗庙区隔河相望①
；这方面当是承郑州商城减小城区环境污染布局特色的变 宜。殷都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主要取之疽水，但贵族还饮用水质清冽的 井水，小屯宫室区内曾发现殷代水井。另外，为防治洪涝，相继规建有明渠 和石坝②
。部分生活区内地下排水管道的敷设③
，利于污水排泄，净化居地清 洁卫生。总之，盘庚迁殷是曾得力于对新地生态环境的权衡优选，在新都建设中 贯彻“奠厥居，正厥位”的总体规度原则，着眼于“用永地于新邑”
④
，后王 继之，有一系列治理、保护、开发殷都环境的措施，由此使商代后期都邑人 地关系矛盾一直维持在最低点。“百姓由宁，殷道复兴”，内部稳定，其力 朝外，凭藉殷都交通地理的优势，“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⑤
，邦能千里的 国土经略得以施展。这里还有必要重申，从人地依存关系及古代统治者“体国经野”政治意 识言，商王都自然不是“孤岛”。《孟子・公孙丑上》云：“王不待大，汤 以七十里”．《淮南子・泰族训》云：“汤处毫七十里。”可知王都周围当控
① 《尚书正义・盘庚》孔颖达疏引汉王肃说。
② 《尚书・盘庚》。
③ 《战国策・魏策》。
④ 申斌：《宏观物理测量技术在殷商考古工作中应用初探》，《殷都学刊》1985 年 2 期。
①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 年 10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102、95、114 页。
③ 《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 年 1 期。
④ 《尚书・盘庚》。
⑤ 《尚书・立政》。
制着一定的直属地域。另外商代的“四方”或“四土”，已是基于国土的平 面展示，有行政区域地理上的泛属性。甲骨文言“蒿田”，蒿读如《牧誓》
“商郊”之郊，为都邑外地
⑥
。甲骨文言“商鄙”、“我东鄙”、“我西鄙”⑦
，大体皆指邑外近郊野地。又有言“我奠”、“南奠”、“西奠”、“北奠”①
，奠或读如甸，《周礼・天官・甸师》：“效外曰甸”，《说文》：“甸，天子五百里地”，则奠应是邑外远近郊领域的统称，类似后世所说的玉畿区。
而“四土”或“四方”，当指王畿区外的范围广大的政治疆域地理。诚然，
当时尚不可能如后世有明确的国界线，也未必有所谓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严 格政体统属关系，但在王权可控范围，其“设官分职”是有一定规度的。《尚 书・酒诰》即称商国行政制度分为内服与外服，其云：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
宗工。内服当指王畿区的“设官分职”，外服则指畿外四土的王权驾驭力度。
显然外服是建立在维持域外大小国族固有地缘性组织基础上的，是王权对诸 侯或臣属邦国的册封、认肯，而不是调遣、改变或打破。商王在内、外服的 统治支配权上贯彻了明显的强弱消张区别和因势机变策略。
这种策略亦推行于四土边地的弹性伸缩或影响地区。甲骨文有言“东 戈”、“南戈”、“西戈”、“北戈”
②
，四戈为四上周边之地③
。别辞有“戈 田牧”④
，殆指与商有结盟关系的边地侯甸族群。他辞又有“南牧”、“北牧”、“右牧”
⑤
，大体均指边地，此由甲骨文记“在易牧获羌”、“戍伐右牧，禽 启人方”⑥
，牧与边地羌人、人方屡屡发生交割关系可以知之。别辞又有记商 王“商（赏）牧”、“牧称册”⑦
，则中原大国与其的政治关系应是外服制的 变宜扩大。《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以视商代，未必尽然。《逸周书・度邑解》云：
维王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徵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
不难看出，“国君诸侯”乃来之原商国的内外服倒戈者，“九牧之师”
应指原与商国有盟好关系的边地大小族落组织之师。
下面试对商代国土经纬作一图示勾勒：
⑥ 参见李学勤：《释“郊”》，《文史》第三十六辑，1992 年。
⑦ 分见《合集》29375、《英国》2525、《合集》6057。
① 分见《合集》9767、7884、24、32277。
② 《合集》33208。
③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年，321 页。
④ 《屯南》4033。
⑤ 分见《合集》28351、《屯南》2320。
⑥ 分见《遗》758、《屯南》2320。
⑦ 分见《合集》5597、7343。
内 服
商 畿 外
服
四 土
四 戈 郊
鄙 莫 王邑
牧
邦方 边侯
第二节 居宅和邑聚
人类在适应、控制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进程中，最富有创造性意义的一项 成果，是居宅的发明。人们通过建造居宅，把自身很大一部分社会生活与大 自然隔离开来，有效地提高了对付自然界风雨炎寒气候变化和野兽蛇虫侵害 的能力。居宅的蔽荫功能，既保障了人身的生存安全，也为消费生活的改善 奠定了基础。《说丈》云：“宅，人所托凥（居）也”；《玉篇》云：“人 之居舍曰宅”。人们的饮食宿息、婚姻家庭、生儿育女、交往言谈、崇尚追 求，以至有些生产活动等等，很多是在居宅这一生活场所中展开的，居宅成 为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
一 史前的居宅
人类初始，不懂得建造居宅住屋，或利用岩荫和天然洞穴作为栖身之所，
如史前人住过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江 西万年仙人洞穴、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等等，地理分布南北皆见，是比较普 遍的事象。也有过在树木之上栖息的，文献每有描述，如《庄子・盗跖》云：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 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有类似之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 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曰有巢氏”。
大概最初只是直接缘树叉栖迟，后来才发展为“构木为巢”，利用树枝搭出 了简单的树屋。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经验积累和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 创造居住条件的工具之不断改进，地穴式、半地穴式、窑洞式、地面式、土 台式、干兰式等建筑形式不一的居宅相继出现了，其造型变化也导入了一个 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迂回曲折的渐进过程。
居住条件的变革这一事象，古人早已指出。《礼记・礼运》说：“昔者 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墨子・节用中》说：“古 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淮南子・主术训》说：
“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汜论训》说，“古者民泽处复穴，……
圣人乃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
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淮南子・修务训》说：“舜 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吕氏春秋・召 类》说：“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岭外代答》说：“结栅以居，上 设茅屋，下豢牛豕。”这里不仅对史前居宅从地下上升到地上、从巢居到发 明架空于地面的干兰式建筑诸发展进程作有总体勾勒，而且也揭示了史前居 宅多洋性的事实，但同时又证明，筑土构木、上 栋下宇等特色始终是我国建 筑造型的主流。
史前居宅形式多样性的形态，是与自然环境的差异紧密相关的。黄河中 上游的黄土地貌，具有土层单一、胶结紧密、粒度较细和垂直节理极为发育 的结构，经流水侵蚀及其它地貌营力作用，造成了以塬、梁、峁为代表的沟 深坡陡、沟壑纵横的景观
①
。这里的原始居民通常在沟壁横向打洞，筑成窑洞
① 曹家欣：《第四纪地质》，商务印书馆，1983 年，119～123 页。
式穴居住宅。如甘肃宁具阳坬遗址
②
和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③
，均发现了 ４０００ 年前的这类居宅。甘肃镇原常山遗址还发现一种由门道、门洞、住室、顶盖 四部分构成的地穴式住宅，门道和门洞是在黄土中挖成，住室呈袋状，打破 地表，口小底大，再立柱敷设草泥顶，外观似一扁圆形土丘④
。乃属于窑洞式 穴居住宅的变异。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雨量充沛，地下水位较高，比较流行干兰式 居宅
⑤
。人们通常先在湿地上栽桩安柱，再在其上架大小地梁，铺上木板，筑 成高出地面的木构房屋⑥
。浙江河姆渡遗址曾发现了距今约 ７０００ 年左右的干 兰式术构长屋三座。在华北沿海区和中原地区，居宅的演进基本表现为穴居住宅、地面筑室、
土台建屋三个发展阶段，穴居住宅以挖入地下的竖穴土坑作为居住空间，以 坑壁作为墙体的一部或全部，顶盖有木架结构，据穴坑的深浅又可分为地穴 式和半地穴式两种。从考古发现资料看，半地穴式住宅远比地穴式住宅多得 多，更具有普遍性，出现的时代可早到 ８０００ 年以前。大体说来，半地穴式住 宅由圆形向方形转化，似乎更能反映出当时建筑技术经验的提高和深化。圆 形半地穴式住宅面积一般都在十几千方米以内，方形半地穴式住宅面积往往 有几十平方米，像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西安半坡遗址等甚至发现有达百 平方米上下的方形半地穴式住宅，可称之为 ５０００ 年前这类住宅的杰作。居住 空间容积的增大，木架空间结构的营造工艺水平的提高，墙体有了更大的荷 重力，因此人们创造出了穹形顶、攒尖顶、一面坡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锥 体顶等等，屋顶外观颇为多形多姿。
不过，原始居民选择何种形式的半地穴式住宅，固然与当时建筑工艺技 术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恐怕与某一地域的生活习俗和崇尚心理也是分不开 的。陕西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发现 ５０ 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地穴式住宅，绝 大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只有 １ 座为圆形
①
，仅占 ２％。时代晚得多的河南汤 阴白营聚落遗址，在发现的 ６３ 座龙山文化时期房址中，地穴式、半地穴式和 地面式均有，但只有 １ 座呈长方形，而圆形或椭圆形者占到 ９８．４１％②
。时代 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习尚不同，住宅的形式也会因之而异。现实对住宅形 式的择取，与住宅的宏观演进，并非同处一个层面，因此一种形式的出现，不一定即是否定或断然扬弃前此的形式。
地面筑室的出现，比半地穴式住宅晚不了多久，两者在建筑工艺上虽有 前后发展的承继关系，但始终是古代社会两种主要的住宅形式，并一直互相 影响，互相补苴。顾名思义，地面筑室，居住面已上升到地表，内部使用空 间不再有赖挖入地下的竖穴，而是运用屋架的造型，扩大居住的空间实体。
有关承重的木骨泥墙，倾斜的屋盖，从此奠定了中国后世建筑木框架结构体
② 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省宁阳阳地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 年 10 期。
③ 庄电一，《海原县发现新石器时代窟洞式房屋》，《光明日报》1988 年 6 月 24 日。
④ 张孝光：《陇东镇原常山遗址 14 号房子的复原》，《考古》1983 年 5 期。
⑤ 安志敏：《“干兰”式建筑的考古研究》，《考古学报》1963 年 2 期。
⑥ 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早期木构工艺考察》，《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 社，1987 年。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 年。
②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3 集，198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