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朝定案》，收入《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北，學生書局，1966），第三冊，頁1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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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於唐傳入中國後，經過唐武宗滅佛行動的波及，使景教在華逐漸式微。直至明末耶穌會士的入華，才讓基督宗教看到了一線希望。

儘管一開始還是遭受到許多挫折以及士大夫的抗拒，但最終仍靠著「利瑪竇原則」成功地打進了統治階層。

康熙初年，縱使發生了曆獄事件，但自湯若望始，耶穌會傳教士仍紛紛以西洋各技藝入京供職，也頗受盛清諸帝的欣賞與敬重。康熙皇帝對各項西學的熱愛，使得他與傳教士間互動頻繁。康熙二十六年

（1687），康熙皇帝更令地方官員把條約內將天主教視同白蓮教，謀叛字樣刪去¹，可見清朝初年並未刻意打壓天主教。

傳教士不僅僅是在京「供職」而已，也扮演了康熙皇帝的西學老師。從傳教士那裡學到了輿圖繪製、解剖學等新知，傳教士也趁機向皇帝說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情形。可惜這樣和諧的關係，在康熙晚年發生禮儀之爭後，有了轉變。

康熙皇帝開始傾向有限禁教，若不遵從利瑪竇原則，以及取得傳教執照者，不准任其留在中國。此政策一直被雍正皇帝所遵從，至雍正年間才正式禁教。然而就算自康熙晚年開始改變了對傳教士的態度，甚至雍正以後嚴厲禁教取締，清廷仍是不停地召入許多傳教士赴京供職。雍正皇帝甚至解釋「朕不甚惡西洋之教」，之所以禁教不過是

「從眾議耳」²。

1

《熙朝定案》，收入《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北，學生書局，1966），第三冊，頁12 上。

2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1978），第三輯，雍正二年十月二十九

日，兩廣總督孔毓珣奏摺，頁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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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清諸帝對在京供職的傳教士依舊倚重，關心傳教士食衣住行生活的一切，傳教士生病時朝廷也派人慎重醫護。過年時期，尚不忘邀請長年旅外的傳教士，賞賜珍貴物品，讓其也感染團圓歡樂氣氛。儘管盛清諸帝對傳教士的禮遇，是基於傳教士擁有西方技藝，能製奇巧器物，而非是因其宗教。但至少可知，自清初始，就非只有排教聲音而已。

但基督宗教弛禁後，傳教士一改以往禁教時期低調行徑，加上若遇問題，動輒尋求母國幫忙，以致傳教士的態度不自覺高傲許多。干預地方公事、訴訟、僭越等行為，不僅令百姓痛恨，地方官紳也因傳教士侵犯了他們在鄉里的領導地位與利益，對傳教士亦相當不滿。而不肖之徒看準教方會維護教民，便紛紛入教，卻在鄉里為非作歹。種種因素讓民間仇教排外情緒高漲，民教衝突的發生也讓清政府疲於應付。

美國駐上海總領事西華在分析中國為何在晚清時期仇教排外情緒如此高漲的原因中，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一般認為中國對宗教非常寬容，但西華認為這也是傳教士所遭遇的最大困難。因為中國人擁有固有的信仰，及儒家思想，但卻缺少了宗教情感。因此若要改變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必會遭受到極大的挫折³。

其二，外國官民表現出的脾氣讓中國人無法忍受。尤其當商人社團要求領事們要有魄力時，這些領事除了向當地官員用飛揚跋扈的方式表達不滿外，無其他辦法。此外在領事的要求下，炮艦被用來解決爭端。在外國租界裡，欺負性情較溫順的華人也是司空見慣。尤其是新來者或年輕者，常在大街上把中國人粗暴地推來推去。讓其他洋人的仁慈、慷慨等印象，都被這些粗鄙行為給蓋過⁴。

在西華，甚至部分傳教士眼中，晚清排教勢力之所以高漲，外國人的高傲態度勢原因之一。而中國政府的推託、無能亦是教案發生的主因。例如每每當教士向知州反應基督教華人常不被准許參加科考，

3

《清末教案》（北京，中華書局，1998），第五冊，頁54。

4

《清末教案》（北京，中華書局，1998），第五冊，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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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州卻聲稱基督徒是有權參加考試的，但同時卻又告訴教士，他無法強迫考官准許基督徒應試⁵。

不論基於何種考量，清代官民對基督宗教的看法出現了分歧聲音。反教人士認為，教士教民本在鄉里有素行不良之行為，且倫常規範與華夷之辨是中國不變傳統，為防西方各國假借傳教之名而行侵略之實，在交涉時，不贊成向西方過份示弱，或常與西方各國妥協。對於百姓排教心態更應重視，若不能將其反教行為視作保家衛國，會漸失民心。

但清政府必須以國家整體作為考量，自鴉片一戰後，清廷往後的對外戰爭皆屢居下風，所以對外交涉方面處理，便以「不輕啟戰端」

為原則。道光年間，由於是被迫弛教，故謹守條約規範的傳教範圍，

嚴禁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倒也還無重大衝突發生。

咸豐朝允許洋人入內地後，民教衝突開始頻繁出現，清政府要求地方官員務必持平辦理，毋讓爭執擴大。至同治年間，教案愈演愈烈，

清政府應付不暇，務求以大局為重，亦希望官員能仰體朝廷苦衷，儘速了結教案，不要引發爭端。光緒年間，因清政府歷經幾次大規模教案後，派許多人出使外國，對西方認識漸深，處理教案時對鬧事者嚴懲絕不寬貸，並且迅速議結。總體而言，縱使清政府在交涉時常感受到西方藉此要脅，但也只能加強防備而已，「持平」為最高指導原則，

不能偏袒百姓，以免落人口實。

至於持平辦理教案的官員，其主要考量亦在於國家正逢多事之秋，對於無端滋事者宜嚴懲示儆，並且應加強保護習教之人，以防西方藉機要脅侵略。

在這些官員之中，與洋務有接觸，或曾出使西方者，對基督宗教的看法持較中肯態度。認為基督教並非邪教，也無民間所流傳如此兇殘惡極。民教間的衝突，在於雙方文化的差異，與彼此的不了解，才使得誤會難解。

其餘官員雖不見得心裡認同基督宗教，但其關注的是流傳於各地

5

《清末教案》（北京，中華書局，1998），第五冊，頁509。

(4)

對傳教士惡意中傷的謠言。晚清教案之發生，多由民教間的誤解而引起。而這些謠言具有影響力，群眾不僅願意相信，更激發凝聚群眾的心，而有集體打教的行動。對群眾心理而言，總希望在群體中能夠獲得認同，而身處在群眾裡面，會有一種特殊的氣氛會相互感染，無形中大家似乎以一種共同的目標形成，人們受到群眾的鼓舞，行為也就會特別的狂熱，有時甚至難以理解。

處理教案的官員，對民間流傳之不實言論，斥為無稽之談。這些謠言不僅粗鄙，亦毫無根據，應加以澄清，防其散佈，並且嚴辦造謠者。國家安危與社會秩序安定，還是非攻教官員處理教案時的首要考量。傳教士隨著西方武力深入中國各地，讓憂心國事的官員處處謹慎，

盡其所能防止國家有再度被列強侵略的可能性，因此只要有影響社會與國家秩序之任何情況，皆會引起其警戒之心。面對民教衝突時，多不希望逞一時之氣而陷國家於危難中。

從一些打教民眾的供詞中可以知道，他們有時甚至不了解現場發生什麼狀況，只是看見有西人被毆，也會跟著加入追打。分析此情形，

不難發現其實晚清民眾的排教，是基於反外的情緒。揚州教案的發生，

讓在華傳教士深刻瞭解到，中國的反教其實只是反外國人而已，傳教士指責阿禮國：

在中國，人所皆知，而且都非常理解，中國人之對傳教士懷有仇恨，只是因為傳教士是外國人，否則就不致把仇恨引向整個傳教士這一階層上去。仇恨的起因是嫌惡外國民族，這在中國由來已久，英國政府兩次三番打敗了清廷政府，再加以與鴉片貿易有關的種種醜態行徑，這都是促成邪惡的原因⁶。

這和中國傳統夷夏之辨息息相關，即使流傳於民間的謠言為假，百姓排外的情緒是難以改變的。

在這種氛圍底下，能有非攻教聲音的出現，實屬可貴。無論是基於何種考量，也不管是否為教士或教民的辯駁。這些言論或許已有預設立場，但足夠呈現晚清時期對基督教看法是存在有不同的聲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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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教案》（北京，中華書局，1998），第六冊，頁151。

(5)

不容抹煞的。也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夠在探討已趨完備的反教言論中，

提出同時存在於反教聲浪中的另一種聲音。

孔子據魯史做春秋，賦予歷史褒貶之意，才讓歷史有了意義。春秋有其「懲惡而勸善」的深意，所以「春秋之義行，則天下亂臣賊子懼」。歷史有其教化的功能，而歷史最可貴的地方，除了保存與記錄史料外，更重要的是「進步」。雖然近代基督宗教在華傳教掀起了不少民教衝突，但傳教士所帶進來的西方科學新知、醫學、教育、慈善事業等，為中國邁向近代化，奠定了很重要的基礎，這是不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