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三帝與佛教信仰：──以李後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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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三帝與佛教信仰：──以李後主為主

／徐欣薰

一、前言

討論五代十國時期，地處華中南（今江西、安徽、江蘇之際，後拓展勢力到達福建）一帶的國家─南唐(937-975)滅亡的經過時，論者常常提到幾個北方僧侶居間的影響力，如「小長老」江正因長於論辯，深得後主信任，日後證明他假借佛法為名，造寺千餘間，並慫恿後主窮奢極慾，以此浪擲南唐的國力，鬆懈李後主對北方的戒心，入宋後江正猶官居安陸刺史，可見其目的；另外，某位北方僧人前來，在江邊建一石塔，待南唐與宋發生戰爭，時人才發覺：這座傍江佛塔居然方便了繫緊宋軍水師船艦，便於登陸，該僧侶有窩裡反之嫌。凡此種種，都暗暗指涉信佛與南唐國滅有千絲萬縷的聯繫。

從另一個角度來看：中國佛教史上有所謂「三武一宗」的滅佛運動，「一宗」

的後周世宗柴榮正好與南唐同時，南北對峙。當北方正大規模滅佛之時，地處華南的南唐佛教發展狀況據知又頗為繁榮，無疑令後人對南北佛教消長產生好奇。

二、關於南唐佛教的史料與研究

南唐短短卅九年的正史，言及宗教方面的記載可以說是極少。這個缺陷，要靠關於南唐的私家修史來為之補白，如馬令《南唐書》內把四位名僧集為一卷作

〈浮屠傳〉；陸游《南唐書》的〈浮屠傳〉則是夾敘夾議的體例；(清)吳任臣的

《十國春秋》「南唐」部份將十四位僧人輯為一傳。此外，時人陳彭年的《江南別錄》、史虛白的《釣磯立談》等等，都提到了南唐三主與僧人的接觸，其實有相當複雜的關係。

儘管史料不虞匱乏，但是學者專家對南唐的研究，大體如台大藝研所陳葆真教授曾有一系列對南唐三主的介紹，分別是〈南唐烈祖的個性與文藝活動〉、〈南唐中主的政績與文化建設〉、〈藝術帝王李後主(1、2、3)〉等文，偏向文藝，很少專論佛教，日後陳教授才在〈南唐三主與佛教信仰〉一文中補記了佛教部分。

日本學者方面，塚本俊孝的專書《南唐王室佛教》專門談南唐的政教關係。

但是若專論佛教通史，鄒勁風在〈1949 年以後的國內南唐史研究狀況及考古發現〉(1998)文中言：「後主末期，禮佛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南唐在宗教史上的地位，仍是研究領域的空白。」舉個例子，在中村元等著《中國佛教發展史》的書中只提到吳越，對南唐佛教盛行的狀況卻略而不提。在此情形之下，

筆者希望能對今存南唐史籍作一最基本的比對與整理，尤其嘗試白描出南唐三主中主要以最後一任君主：李後主奉佛的原因、與其和名僧的交遊之大致情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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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祖輩對待佛教的態度

1.祖父烈祖

若要簡單形容南唐三主與佛教的關係，筆者用「烈祖用佛」、「元宗信佛」、「後主佞佛」等簡評來歸納之。

李後主的祖父烈祖，原是楊行密裨將徐榮的養子，生於貧賤喪亂之中，烈祖個性寬厚體貼、喜好藝文，又節儉自持性。時人稱之「為人溫厚有謀」、「以寬仁為政」，很能點出其性格特色。對烈祖待佛教和僧侶的情況，《江南餘載》中記載：

僧遷明嗜酒，好為詩，獨居一室，每日鐺中煮肉數斤、醇酒一壺，不俟爛熟旋割旋飲，以此為常。...乘興遂子夜鳴鐘，烈祖聞之不罪也。

可見烈祖並不規治國內僧侶的戒律遵守，只要僧人有文藝才氣，即使不守律戒，烈祖都不予處分。這顯示出他對宗教採「政教分立」的原則，喜好、接近佛教，但並不把它看成是嚴肅的信仰。在南方前朝貴族多喜歡佛道，南唐前身的吳國內早已盛行佛教，據《五國故事》中載：遜位的吳國讓皇楊溥，遜位後聊度餘生的方法之一就是燃香誦讀佛書，甚至以香爐來擲打前來的刺客。戰亂與不安是宗教發展的絕佳條件，在混亂的五代十國中，各地多崇信佛教，就算不為今生，

也未來生做打算，長於謀略的烈祖一定不會開罪為大多數人之所好。只是最後烈祖是因服用太多「金石」而崩殂，足見他同時也用道教養生的方法來意圖延命，

可惜卻適得其反。

2.父親元宗

父親元宗的成長與烈祖全然不同。元宗一生是相當安定的，不若烈祖顛沛流離。史載元宗個性溫文謙讓，「粹若琢玉」（《釣磯立談》），是當代有名的美男子，

但因誤用奸臣、朝廷政爭不斷，外在敵國又整軍經武，國事難安。在時臣徐鉉的筆下，文宗「工筆札、善騎射，賓禮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不獲其所者，輒咨嗟憫形於顏色，隨加救療。」晚年希望隱居讀書終老，史書上記載他多次遜讓太子之位，大概認為國事如麻，難堪重任。即位後元宗沒有乃父的歷練與識見，

也擺不平朝內政爭，幾次錯誤的戰爭決策，就把南唐的國力大大地消耗了。

先不論元宗的政績。南唐佛教發展到元宗時已經愈加昌盛，在馬令《南唐書》

中有「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語，元宗便是帶頭者。史書中元宗對佛教的態度比起乃父是更加虔信的，與名僧的往來也相當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位便是法眼文益禪師。史料說：

僧文益……七歲依睦州僧全偉落髮，已而旁通儒典，又請明州希覺聽講釋書……元宗重其人，延住報恩院，賜號淨慧禪師。……保大末，政亂國危，

上下不以為意，文益因觀牡丹獻偈以諷曰：「髮從今日白，花是去年紅。

何須待零落，然後始知空？」元宗頗悟其意。

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己為序，曰：「首楞嚴經者，自為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豈有迷哉？亦何取是，固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頤，索隱雲散日朗，塵開鏡明，以為大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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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未為盛德，普濟一世始曰至仁，或啟佛勝必歸法要，敕應之書。」

從所引元宗與高僧的對答或往來，可以看出元宗的藝文與佛學修養遠高於烈祖。這幾段文字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依照元宗溫和的性情，佛學對他有著特殊的吸引力，而且不只是信仰，他必定曾經探究佛理、鑽研佛典，甚至對佛教儀規有了解。這種虔信當影響到後主的佞佛。

四、李後主信佛梗概

李後主是國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對其研究與論述大有人在，尤其在詞學上的成就更為後世津津樂道。他留下大量充滿感情的詩詞文章，讓後人更易從中了解他的思想與性情，且不論探討後主的學術、理念甚至情愛、家庭生活等，都可以從中獲得相當線索，其中也包括佛學。

後主初名從嘉，後更名煜。生有異相：「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因字重光。中國俗諺云「富不過三代」，是因為第一代艱苦創業；第二代見前人創業維艱，故能守成；到了第三代，生於安樂，享於富貴，完全失去「開創期」所需的堅忍魄力與「守成期」必備的兢兢業業，所以通常無法守住基業，將祖宗的遺產拱手讓人，乃是常人之情。後主正是如此。他是典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君王，家庭氣氛、父子關係比一般帝王家和樂，書法為父親所授，個性更是模仿父親，因此他與元宗愛好藝文、惠政恤民、情感真摯等個性相同，唯一沒有模仿到的就是元宗的勤儉。

諸多論者抨擊李後主豪奢浪費，但就筆者檢閱史籍，卻發現後主在沈溺於佛教前並無什麼過人之舉，頂多只是「嘗在宮中以銷金紅羅幕其壁，以白銀玳瑁而押之，又以綠鈿刷隔眼糊，以紅梅種梅花於其外。」娶小周后之後雖然變的較為奢華，但也不過是「於花間設綵畫小木亭子，與愛姬周氏對酌於其中，如是數處。」

真正的浪費，應該如「小長老」江正建議的「蘭若千間」與「折倒」等方面。後主即位時，南唐的財政已有捉襟見肘之象，大肆地奉佛更加掏空國庫、加重人民稅賦，引起後世史家的貶抑。

後主奉佛的思想淵源，在陳葆真上引文（二）中很簡單的歸因於「耳濡目染」、

「天性仁厚」、「遭遇困阨」，至於極端奉佛的荒唐行為在各史書中多有提到，此處僅摘錄陸氏《南唐書》卷 18〈浮屠傳〉所記為大概：

後主之世，好之（佛）遂篤，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群臣附和，唯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金錢募民及道士為僧，都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周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為瘤贅。

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若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禮佛百拜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論如律，

不然率貸死，富人賂內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

開寶初，有北僧號小長老，自言慕化而至，多持珍寶怪物賂貴要為奧助，

朝夕入論天堂地獄果報之說，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鏤金絳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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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不讀華巖經，安知佛富貴？」因說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幣。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不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不祥語，以搖人心。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

又有北僧立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不取。

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為間也。

金陵受圍，後主召小長老求助，對曰：「北兵雖強，豈能當我佛力？」

登城一麾，圍城之師為小卻，後主真以為佛力，合掌嘆異厚賜之。下令軍民皆誦救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環城、矢石亂下如雨，倉皇復召小長老，稱疾不至，始悟其姦，殺之（後證明江正並未死）。群僧懼併坐誅，乃共乞授甲出鬥死國難，後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

及國亡，後主入朝，過臨江淮，往禮普光王塔，施金帛猶以千計。

後主心目中，佛法才是一切法的原則，所以在南北關係緊張之際，對待打著高僧名號前來的北僧間諜，完全沒有提防之心，猶奉若國師，任其予取予求。此舉不僅為南唐滅亡帶來直接的影響，更為後世史家所不諒解。亡國之後，後主還是禮讚佛寺、布施千金，對佛教可以說是無怨無悔地信仰著。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去推想，後主其實與元宗一樣，皆沒有登基御極的雄心，在上給宋太祖趙匡胤的

〈表〉中，後主即自稱：「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棘利祿，被父兄之蔭育，樂日月以優游，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徒以伯仲繼沒、次第推遷...正儲副之位。」自比著古代隱士和前朝退位的子孫，

只是在長幼倫序之下，不得不繼位的。

在與臣子陳大雅的對話中，後主更表示「我平生喜耽佛學，其於世味，澹如也。先帝棄代，冢嫡不天，越生非次，誠非本心。」元宗留給後主的，其實是一個步向衰亡的帝國，但後主本身並非明君，北方當家的又是一個虎視眈眈，欲一統天下的趙匡胤，於是他連守成都做不到，只能眼睜睜看國家步向淪亡；在這種極度無力感之下，佛學與文學都成為後主心靈的寄託，他把保衛國家的希望寄託在「無窮佛力」上，把抑鬱抒發在文詞之中，翻閱後主作品，不少作品含有「寄託於佛教」的思想，下面略舉一首「病中書事」詩為例：

病身堅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

月照靜居唯擣藥，門扃幽院只來禽。

庸醫懶聽詞何取，小婢將行力未禁。

賴問空門知氣味，不然煩惱萬塗侵。

對元宗而言，佛學接近是門學問，但對後主而言，佛學不但是信仰，還是他在國危身病中最後的希望，對於國家將亡，他是心知肚明的，他努力派遣徐鉉挑以言詞，讓宋軍師出無名；另一方面卑詞厚禮上貢北宋皇室與大臣，討宋室歡心，

但是現世的努力顯然是無效的，在軍事力量、財力與人力皆不如宋的狀況下，他一頭栽進了佛教中強調神通護法的層次，佛教的救贖觀念成為他唯一的依賴，在撲朔迷離的跡象中獲得心靈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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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主佞佛的背後，含有對國家危機的急迫救贖的實踐感，這種引鴆止渴的作法雖然大受非議，但站在當時國家領導人的立場，佞佛卻是一種在百無所託之下，不得不爾的行為歸宿，倒也值得我們同情了。

五、結語

通觀整個南唐，官方大致推動營建佛寺、獎勵出家，都城之內有僧至萬。其時，北方後周世宗為了厚實國力、增加稅收與生產，而推動滅佛運動，南方卻渾然不覺，即使烈祖的溫後多謀，也沒有注意這個危機；富有儒生氣息的元宗亦興致勃勃的鑽研佛理，樂與名僧往來。到後主時，因為君主的虔信，使得南唐佛教發展更形昌盛，全國上下都沈浸在佛教之中，與僧人交遊視為慣常，不僅帝王，

連宋齊丘、韓熙載等高官都留下參拜佛寺或與僧往來的紀錄，世情民俗以佛教作為逃避世務的手段。對世俗國家的發展而言，這並不是好現象。馬令在〈浮屠傳〉

卷末贊語曾感嘆道：「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歛率於民。雖然，田業頗豐，而貲不加多；斂率當勞，而用不加乏。豈各因其俗歟！」

傳中與上層交往的名僧並不乏在《景德傳燈錄》與《宋高僧傳》中有傳。或許在亂世惶惶不安的氣氛下，佛教的「萬法皆空」才能令世人嘗到如實法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