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评传
正篇 第一章生平及其事业
贾谊的短暂一生虽然只有 ３３ 个春秋，但其经历却十分丰富和曲折。
一年少好学，通诸家之书 （一）与法家和儒家的关系
贾谊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其家乡河南洛阳度过的。从小就博览群书，“年 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说明，贾 谊少年时代对儒家经典，如《诗》。《书》、《礼》、《乐》、《易》、《春 秋》等，有过系统研究，并颇有心得。所以，在他 １８ 岁那一年，即公元前 １８３ 年，他的才能被河南守吴公发现，并被吴公“召置门下，甚幸爱”（《汉 书・贾谊传》）。吴公史失其名，因为他当过廷尉，所以《史记》称他为“吴 廷尉”。吴公当时为“河南守”，即汉初河南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与李 斯同邑而常学事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据《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是“楚上蔡人”，即今河南上蔡西南一带人。他曾“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我们知道，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 思想中也吸取了很多法家的成分，他既“隆礼”，又“重法”。所以他的两 个大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成了著名的法家，也就不奇怪了。吴公尝学于李 斯，可说是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从学于吴公，可说是李斯的再传弟子，荀 子的三传弟子。司马迁说：”贾生。晁错明申商”（《史记・自序》），从 贾谊的学术源流来看，这一论断是有根据的。
贾谊受荀子的影响还通过了另一途径，即张苍。唐人陆德明所撰《经典 释文序录》在谈到《左氏传》的源流时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
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苟卿 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近人吴承仕在《经典释文序录疏证》）
中指出，陆德明这段话，是根据《左传疏》所引刘向《别录》。从这段话。
中可知，贾谊又是荀子的再传弟子。按《史记・张丞相列传》，张苍为阳武 而非武威人，阳武为秦所置县，治所在今河南原阳东南。该传称张苍：
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 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
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馀击走常山王 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阳侯击赵，苍得陈馀。赵地已平，汉王以苍 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茶 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茶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迂为 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 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亡，
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十四年，迂为御史大夫。……苍与绔侯等尊立代王 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
清代学者汪中在贾谊《年表》中指出：“《经典序录》云《左氏传》阳武张 苍授洛阳贾谊。据《百官公卿表》，张苍于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人为御史大 夫，明年而文帝即位，贾生受学于苍必在其时矣。”高后八年为公元前 １８０ 年，时贾谊 ２１ 岁。那么，《春秋左氏传》与张苍和贾谊的关系如何呢？关于 这一点，史料上也有一些记载。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左氏传》与张苍的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序》
中指出，秦烧灭经书，使秦以前的古文书不再流行。汉代的古文书主要出自 孔子壁中。“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
《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 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许慎的这段话表明，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
为秦以前的古文著作。《隋书・经籍志》同意许慎的说法，认为“左氏，汉 初出于张苍之家。”当然，关于《春秋左氏传》在汉代的出现，王充有不同 说法，他在《论衡。案书篇》说：“《春秋左氏传》者，盖出于孔于壁中。
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
也。”王充在行文中用了一个“盖”字，表明他自己对此事也并无绝对把握，
而近人黄晖在《论衡校释》中，通过详细考证，认为王充的看法“恐非事实”。
黄氏不仅援引了上述许慎和隋志中的话，而且经过分析，认为许慎所说鲁恭 王坏孔子宅所得之《春秋》，乃《春秋》古文经；张苍所献《左氏传》，乃
《春秋》占文传，从而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许慎序中所说的两种《春秋》。其 次，让我们看看贾谊与《春秋左氏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汉书・儒 林传》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
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 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 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成及翟方 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
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这一段话，不仅详细记载了《春秋左氏传》在西汉一朝的传授系统，更 重要的是它明确地指明了贾谊在西汉一代传授《春秋左氏传》的历史地位：
他上承张苍，下启贯公、贯长卿、张禹、萧望之。尹更始。尹咸。翟方进。
刘欲等人。这段话还指出，贾谊治《春秋左氏传》的特点，就是“训故”。
这一点，是与《左氏传》等刚刚在汉代出现，其古字古言难以为人们理解的 状况相适应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一些今文经倒是很流行，并在西汉时最 先列入学官。这种情况直到刘歆时才开始有所改变。据《汉书・刘向传》载：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散治《左氏》，引传文 以解经，转相发明。
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及歆亲近（指近哀帝——引者），欲建立《左 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于是引起了 今文经博士的反对。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指出：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 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晁）错从伏生受《尚书》……《诗》始 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 生而已。
刘歆这段话，突出他说朗了贾谊在西汉前期传播儒学的历史地位。
（二）与黄老之学的关系
贾谊早年不仅深受法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巨受过道家黄老之学的影 响。这种影响固然在贾谊的著作中有迹可寻，如有的学者认为其《道德说》。
《道术》。《六术》就集中地反映了黄老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可 以举出他受黄老思想影响的史实根据，这就是《史记・日者列传》①。过去研 究贾谊的论著很少涉及此文，但我认为此篇是研究贾谊受黄老思想影响的一 件重要材料。此文记述了贾谊与中大夫宋忠一道访问长安卜者司马季主的全 过程。访问时间，是贾谊任博士时，即公元前 １７９ 年，贾谊年 ２２ 岁。据诸少 孙说：“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
博闻远见。”（《史记・日者列传》）可见，司马季主为黄老学者是无疑的 了。关于这次访问的起因，《日者列传》是这样介绍的：“宋忠为中大夫，
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
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 三公九卿朝土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其时，贾谊任博士 还只有几个月，就说出“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这正好从反面证 明刘欲的话：“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正是因为贾谊觉得同僚之中缺 乏真正懂得“道术”之人，所以他才邀宋忠同赴民间访问。于是，“二人即 同舆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
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 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 大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 顺理。”宋忠和贾谊听了司马季主这一套议论，为之折服，于是“矍然而悟，
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于窃观于世，未尝见 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宋忠。贾谊对司马季主讲的这段话，与李 斯当年在荀卿处学成之后，准备去秦国之前向老师辞行时所说的一段话，有 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 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 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 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两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和贾谊的这些话，都反映了那种主张积极出世和奋发有为的世界观。这 种思想上的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贾谊对李斯思想的继承关系。可是，司 马季主对这种观点却很不以为然，他听了宋忠和贾谊的话便“捧腹大笑”，
且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 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接着，他针对宋忠。贾谊所引“世皆 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
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的说法，系统地进行了反驳。
首先，司马季主认为，宋。贾所谓的“高者”。“贤者”并非真正的高 贤之人。他说：
① 《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自司马贞以《日者》只载司马季主而“无以知诸国之俗”。《龟 策》只载龟而“无以纪其异”为由.被断定为褚少孙所补（也有认为前篇为无名氏的戏谑文字）以来，许多 研究者认定这两篇为伪作。张大可教授不同意这个结论。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 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在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札，求利逆暴：
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用居上为 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 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
司马季主把那些贪官、昏官们比作“操白刃劫人者”。“为盗不操矛弧 者”，对揭露官场黑暗现象，如虚伪欺诈。假公济私。背主枉法等等，是十 分深刻的。
其次，司马季主引用老、庄的言论，力图证明自己行为的高洁：
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 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 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 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今夫卜笠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
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面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 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
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持不尽索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 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 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司马季主的这些言论，受老。庄思想影响痕迹是十分明显的。他对“贤者”
的批判，实际上是老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 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竿”（《老子）五十三章）观点的引伸；他对卜者行 为的赞美，则是老子“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思想 的发挥。至于司马季主的最后结论：“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 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
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则不过 是老子的“圣人被褐怀玉”（《老子》七十章）、“自知不自见”（《老子》
七十二章）主张的实践。但是，司马季主的思想显然也有某些儒家的影响，
这又是与老子的观点相对立的。例如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老子》
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这显然是把“道”与“仁义”
和“礼”对立起来。司马季主则不然，他既讲道，又讲礼和仁义，如“法天 地，象四时，顺于仁义”，“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
又如老庄是主张避世主义的，认为“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
以达到“独善其身”的目的；而儒家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司马季主虽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但并不完全否定人世，不过认为要有条件：
“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故宫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 功不受也”，这些显然与儒家思想是相通的。又如，老子主张“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六十五章）的蒙昧主义，所以他认为“多 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而司马季主则主张“导惑教愚”，
他说：“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这一切都表明，
司马季主改造和发展了老庄思想，推动了汉初的儒道结合的思潮。
宋忠。贾谊与司马季主的讨论，据《日者列传》的记载，以宋，贾的完 全折服而告终：
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 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 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 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 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 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原注：徐广曰：“曾，一作庄”。）之义未有以异也”
《日者列传》对宋忠。贾谊当时表情的描述，也许过于夸大，但贾谊受 了黄老道家思想影响这一事实，却是无可否认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往后 的文章中还要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贾谊在其青少年时代就已遍究诸家之 书，对当时流行的一些主要思想流派，均有较系统的了解，这就为他往后从 政和发表政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初出茅庐，议论风发
贾谊是西汉前期政治舞台上一颗明亮的彗星。我把他比作慧星。是因为 他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 １１ 年，却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 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一）任朝富的背景
贾谊在河南守吴公门下呆了四年之久，这个时期是吕后执掌西汉政权。
吕后为人“刚毅”，也很残忍，在西汉政权内部斗争中，不仅“所诛大臣多 吕后力”（《史记・吕太后本纪》），而且在皇族内部也毒杀或排斥了很多 异己；但是从其施政方针看，是实行的无为政治。故司马迁说：“孝惠皇帝、
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 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 殖。”（同上）高后八年（前 １８０）吕后死，其侄吕产、吕禄居南北军，欲 为乱，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杀诸吕，迎刘邦中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 文帝。史称汉文帝是一个以“仁义”称著的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 圃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 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乌乎仁哉！”（《汉书・文纪》）可 见，其施政方针大体上也是沿袭了汉初的无为政治。
文帝初立，便积极网罗天下人才。文帝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 一”，又因为他曾向李斯学过法律，于是便征他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 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这是文帝元年（前 １７９〕的事，其时贾谊 ２２ 岁。按《汉书・百官公卿表）；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在这几十个博士 中，贾谊是最年轻的。贾谊之所以能 ２２ 岁就当博士，固然与吴公的推荐分不 开，但要看到，张苍也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因为就在吕后去世这一年，
张苍从淮南王相迁为御史大夫，并为贾谊授《春秋左氏传》，熟知贾谊的人 品学识。在迎立代王刘恒继承汉统的过程中，张苍与陈平、周勃一道，参与 其事，对汉文帝有拥戴之功。这一点，《史记・孝文本纪》有着明确的记载。
因此，当吴公与张苍联合起来推荐贾谊任博士时，文帝当然不能不同意。
贾谊也的确没有辜负他的老师们的厚望，初出茅庐，就议论风发。“每 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 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
（二）在朝廷的主要建树
贾谊在朝廷期间所发表的议论主要是一些什么内容呢？根据有关史 料，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过秦》。”西汉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吸取秦王朝迅速覆亡 的经验教训，企图从中探讨一套维护自己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
最早进行这一工作的是陆贾。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
（高帝在位时）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公居马上而得 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 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
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
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 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
贾谊在朝时，陆贾不仅仍健在，而且与之同居太中大夫。因此，陆贾既是贾 谊的前辈，又是他的同僚。贾谊在写作《过秦》的过程中，既有陆贾的《新 语》可读，又可以与陆贾当面进行讨论，所以其《过秦）的理论水平就必然 要高出陆贾《新语》的有关论述。如果说陆贾在和高帝的对话中，还只是用
“马上”。“马下”等形象语言，说明“取与守不同术”的话，那么贾谊则 是从政治哲学的高度，从探讨“攻守之势异”出发，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贾谊指出，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形势本来是十分有利的，可是秦朝统治者却 不善于利用这种形势：
近古之无玉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
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 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成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 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 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①。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才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所以贾谊由此得出结 论：“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 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同上）
在《过秦）的结论中，贾谊明确向汉代统治者指出：要使自己的政权能长治 久安，就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善于观察和分析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并且 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统治方法：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 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社稷安矣。（《过 秦下》）
① 《贾谊集・过秦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本书引贾谊集中文字主要据此本，个别文字、标点参 阅他本有些改动，不再一一说明。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贾谊向文帝多次上疏，提出一系列改革政策的理论依 据。
其次，在文帝无年（前 １７９）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贾谊在疏中批 评了西汉初期礼义废坏的现象：“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 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 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因此他向文帝建议：“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 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论定制度兴礼 乐疏》）贾谊提出的“定制度”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据《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载，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色尚黄，
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元代学者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对 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有一段注释：“正朔，谓夏建寅为人正，
商建丑为地正，周建子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统也，而汉因之，此当改也。
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汉继周者也，以土继火，色宜尚黄，此当易也。唐。
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则备矣，六卿各率其属，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 之职名，汉因循而不革，此当定也。高祖之时，叔孙通采秦仪以制朝廷之礼，
困秦乐人以作宗庙之乐，此当兴也。”（《资治通鉴》卷十三）胡三省的这 种解释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三统”之说出自董仲舒，在贾谊之后，但贾 谊的“改正朔。易服色”之论，实已为“三统说”之滥觞。
对于贾谊提出的这套“改制度”的主张，文帝采取什么态度呢？史书上 的记载略有出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都说是文帝
“谦让未遑”；而《汉书・礼乐志》却说：“天子说（悦）焉，而大臣绛灌 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
从文帝方面来说，贾谊这套主张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加强他的统治地位 的，但由于他即位不久，政权基础还不很牢固，所以尽管他的内心欣赏，行 动上却不敢大肆改弦更张；加之“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 清静无为”（《风俗通・正失》），而这种清静无为又是为汉初承秦未之乱，
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的形势所决定的。从大臣方面来说，绛灌之属出身武 夫，对烦琐的礼仪不感兴趣固然不用说，但我觉得使贾谊的这些意见未能实 行的关键人物，还是他的老师张苍。苍时为御史大夫，按《汉书・百官公卿 表》，“掌副丞相”，相当以后的大司空，其地位居“三公”之列，其职责，
“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 按章”，可见其权力是很大的。张苍以“善用算律历”著称，他“以为汉乃 水德之时，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汉 书・郊祀志》）。可见，其观点与贾谊是相对立的；他不支持，贾谊“改制 度”的主张当然无法实现。不过在文帝十四年（前 １６６），即贾谊逝世两年 之后，其时张苍早已为丞相，有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 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吏记・文帝本纪》）。可 见，公孙臣继承了贾谊的观点，他同样遭到张苍的反对。次年，“黄龙见成 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夏四月，
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汉书・郊祀志》）贾谊改制度 的主张，经过公孙臣的努力，终于在文帝手中部分实现，这也从反面证明《汉 书・礼乐志》说文帝对贾谊的建议“悦之”，是有道理的。
第三，主张废除某些苛残的法律。贾谊在《过秦》中，曾批评秦二世由 于没有“去收挚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结果造成”蒙罪者众，刑戮相
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的严重局面。所以在文帝元年（前 １７９），便发布了
“除收孥诸相坐律令。”《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这件事的始未：
十二月，上日：“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 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孥），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 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日：
“朕闻法正则民意，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 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日：“陛 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孥）诸相坐律令。”
这种情况表明，文帝是接受了贾谊“去收孥污秽之罪”的意见的。
在《过秦》中，贾谊还指出，秦王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忌讳 之禁”太多，使臣民不敢讲真话：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
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
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 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 下已乱，奸臣不上闻，岂不悲哉！（《过秦》下）
这段话，给文帝的印象一定是很深的，所以在文帝二年（前 １７８）便发布了
“除诽谤妖言之罪”的诏书。文帝指出：“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 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
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 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
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孝文本纪》）
第四，上《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文帝二年贾谊在上文帝《论积贮疏》
中，对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背本趋未现象发出警告，强调必须以农为本。
据《汉书・食货志）载，汉初，由于连年战乱，民失作业，出现大饥馒，人 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 牛车。”国家之贫困状况可知。对此，高帝采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 税一的政策，积极鼓励农业生产的恢复。“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这 就是说农业生产不仅恢复了，而且有所发展。“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 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未”。农业生产发展了，剩余产品多了，就要 进行交易，这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 条件下，工商业的发展，又势必破坏农业生产这个根本。对于这种危险趋势，
贾谊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他说：
今背本而趋未，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 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论积贮疏》）
所谓“大命将泛，莫之振救”，是说工商等“未”业的不断发展，势必 危及封建制度赖以安身立命的农业，并且是无术加以挽救的。针对这种情况，
所以贾谊明确提出：“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
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同上）
贾谊的这番话，自然是颇中文帝之意的，所以《汉书・食货志》说：“于是 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文帝还明确肯定：“农，天下之大 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未，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 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
最后，上疏建议列侯之国。据《史记）和《汉书》贾谊传载，贾谊在朝 期间还曾上疏建议“列侯就国”，这篇疏今虽不存，但其建议却为文帝所采 纳。文帝二年十月在列侯就国的诏书中说：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
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
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史记・文帝本纪》）
（三）文帝疏远贾谊的原因及教训
以上情况表明，贾谊在朝居官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两年），但其创议 却不少。所以《史记》说：“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 发之”（《屈原贾生列传》）。贾谊这种特出的才能，自然引起了文帝对他 的极大的兴趣和重视。因为文帝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①，惺惺惜惺惺，于是“议 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同上）。可是，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 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均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
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同上）这些人多系高帝旧臣，武夫出身，对贾谊 这样以文才学识而见赏于君王的人，不感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周 勃就“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 如此。”（《史记・周勃世家》）加之，他们对文帝有拥戴之功，文帝不能 不尊重他们的意见。至于这些大臣指责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则如 王夫之所说，“于谊为诬”（《读通鉴论》卷二）。从前面我们对贾谊在两 年中献策的分析可以看到，除改制度一项暂时未为文帝接受以外，其他各项 均被采纳和施行，因此所谓“纷乱诸事”的指责就缺乏事实基础了。当然，
由于贾谊年轻气盛，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史记》本传 说，“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对此，那些“老先 生”一方面固然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心中也难免不满，感到煞了自己的风 景，因此产生贾谊“专欲擅权”的看法，也就是必然的了。结果，贾谊不仅 未升至公卿，而且被文帝疏远，“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 记・屈原贾生列传》）。
必须指出，贾谊见疏于文帝，大臣们出于传统观念的嫉妒固然是其原因 之一，但贾谊得罪了文帝的幸臣邓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一 个关键的原因。据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记载：
中垒校尉刘向对孝成帝日：“太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汁见爱，凝于至亲，赐以 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佯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厕，
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果雉刺截。是时待诏 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吏出游猎。重令此人负名不称其与。及太中大夫贾谊亦 数陈止游猎。是时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 沙太博。”
刘向这段话，参之以贾谊《吊屈原赋》中所说的“阘茸尊显兮，谗谀得 志”，是可信的。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在《贾谊论》中，曾分析贾谊在朝居官期间的经验 教训时，说过一段这样的话：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所取 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
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
① 《汉书・文帝纪》注引臣瓒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也。“《太平御览》卷八 十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
文也。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 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 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 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
安有立谈之间而速为人痛哭哉！……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古之 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
苏轼的这段分析，除忽略了邓通这个佞臣的打击之外，指出贾谊当时策略上 的失误是中肯的。因为任何弃旧图新的改革活动，虽然从长远来说是有利于 巩固当时统治者之地位的，但在某些方面又必然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 时虽然不涉及到利益，但与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相抵牾，因而必 然会遇到种种阻力。这里，既要注意照顾有关方面的合理利益，又要善于疏 通一些关键人物的感情（即苏轼所说的“优游浸渍而深交之”）。只有这样，
才能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即苏轼所说“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来支持改 革。而贾谊却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企图使他的建议，“立谈”之间得到实 现，这就不能不使“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所以苏轼说他“志 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这里的“志”，是指理想、抱负；“量”是 指胸襟、气量；“才”指能力、学问；“识”指见识、阅历。它表明，一个 人光有高尚的理想。超群的能力还不够，还要有广阔的胸怀和气量，善于处 理人际关系，会团结人；要有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本领，既要善处顺境，也 要善处逆境。即使处于逆境，也不要悲观自残，而要“默默以待其变”，因 为“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同上苏轼语）可是，从下面 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贾谊是既不善于处顺境，也不善于处逆境的。
所以，我觉得苏拭讲的这些话，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三 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一）出傅长沙之心态
文帝三年（前 １７７），贾谊出为长沙王太傅。这时的长沙王吴差，是当 时仅存的唯一异姓诸侯王。差是吴芮的四世孙。据《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
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郦，降之。
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卸。其将梅鋗功多，封 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今长 沙一一引者）。一年，薨，谥日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于共王右嗣，
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
吴芮从衡山王徙为长沙王，事在高帝五年与项羽决胜于垓下之后。与之同时 封王的，还有韩信。彭越、韩王信、黥布。臧茶。张敖。这些都是所谓“异 姓王”，除了吴芮以外，他们在高帝手中都以谋反的罪名被消灭。高帝曾与 大臣“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
可是为什么长沙王这个异姓王却保存至文帝时期，只因元嗣才除国呢？按照 贾谊的说法，这是因为“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 最完，势疏而最忠。全骨肉对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
（《藩强》）但据《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 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辖县一十三个。尽管如此，它与当时大多数郡、国的 户口相比，还是比较少的。
贾谊从天子的近臣，一下子发落到离长安数千里之遥的异姓诸侯小国当 太傅，加之南方雨多潮湿，对于他这个一直生长在北方的人来说很不习惯，
因此当时贾谊心情之不快，是可想而知的：“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
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在赴长沙国任太傅的途中，经过泪罗。泪罗，这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 被谗放逐自沉之处。屈原一生，忠而被谤，所以自己深感“国无人莫我知兮”
（《离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史记・屈原 贾生列传》）。屈原的这种感情，自然引起了正遭贬滴的贾谊的强烈共鸣，
于是写下了一篇千古名作《吊屈原赋》。赋中写道：
共（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泪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乌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
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
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
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引文据《史记》本传）
贾谊赋中所讲到的一些事实，如“鸾凤伏窜”。“鸱枭翱翔”。“阘茸尊显”。
“谗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确为屈原生平所遭遇。司马 迁说过，屈原的遭遇，是与楚怀王忠好不辨分不开的：“人君无愚智贤不肖，
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 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 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
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尽管如此，贾谊对自己怀才不遇，在赋中也是连类相及的，所以《汉书》本 传说他是“因以自谕”，是有道理的。关于这一点，应劭《风俗通义・正失 篇》讲得更加具体，它说贾谊迁长沙太傅后，“既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 水，投吊书曰‘阘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困自伤为 邓通等所愬也。”
（二）长沙王太傅任内的建言
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是文帝三年（前 １７７），时年 ２４ 岁。在长沙生活时 间有四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竭心尽职其太傅工作，另一方面仍十分关心 国事，继续向文帝上疏，陈述自己的政见。其著者，有两件：
其一，是于文帝四年（前 １７６），因周勃系狱事，上疏建议以礼对待大 臣。周勃是高帝旧臣，秦未从高帝起兵，以战功封绛侯。高帝临终时尝对吕 后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史记・高 祖本纪》）吕后死后，他与陈平等诛诸吕而拥立文帝。文帝初年，勃曾任右 丞相。丞相。文帝三年，诏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
其率先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于是周勃免去丞相，至绛地就国。
早在任丞相期间，周勃就常怀恐惧之心，因为有人对他说：“君既诛诸吕，
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同 上）后来，文帝又免其相令其之国，所以更加忧心忡忡。因此，“每河东守 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 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 侵辱之。”（同上）可见，周勃当时可能还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后来只是由 于薄太后的干预，才得以昭雪，周勃出狱之后，十分感慨他说：“吾尝将百 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此事发生于文帝四年（前 １７６），贾谊得知其 情后便给皇帝上了一疏（即今《贾子新书》中之《阶级》）。疏中指出：
鄙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乎 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系。缚。榜。笞。
凳。刷。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 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
小吏骂詈而榜答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 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
对于贾谊的这个建议，文帝还是颇为重视的。所以，《汉书・贾谊传》说：
“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其二，是上《谏铸钱疏），所谓铸钱，是指以铜铸钱。在西汉初期，铸 钱的特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民间盗铸的现象也对有发生。文帝五年（前 １７５）
“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资治通鉴》卷十四）。对此，贾谊上疏表 示坚决反对。其理由有三条：一是私人铸钱必然掺假，而掺假又是犯法的事，
但那些追求厚利的人，是不惜犯法也要掺假的，所以“虽黥罪日报，其势不 止”。二是民间铸钱轻重不一，不利于流通。对此，国家如果要“立法钱”，
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放任自流吗，“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三 是影响农业生产：“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来耨，冶熔炊炭，好钱 日多，五谷不为多。”所以贾谊最后的结论是：“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 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谏铸钱疏》）但汉文帝这次 却没有接受贾谊的意见。王夫之曾指出，文帝坚持除盗铸钱令，其动机是好 的，但其效果却出乎其所料：
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
铸，明矣。好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多其钱以敛布帛、寂粟、纻漆。鱼盐。果蓏，
居赢以持贫民之缓急，而贫者何弗日以贫耶！耕而食，桑苧而衣，洿池而鱼鳖，圈牢而 牛豕，伐木艺竹而材，贫者力以致之，而获无几；富者虽多其隶佣，而什取其六七焉。
然以视铸钱之利，相千万而无算。即或贷力于贫民。而雇值之资亦仅耳，抑且仰求而后 可分其濡润焉。是驱人听豪右之役也。（《读通鉴论》卷二）
王夫之的这种分析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自从除盗铸钱令之后，“吴以诸侯即 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
邓钱布天下。”（《汉书・食货志》）这是文帝非始料所及者。由此，我们 倒看出贾谊的建议却是深谋远虑的。
（三）《鹏鸟赋》所反映的心态
文帝五年（前 １７５），贾谊任长沙王太傅已两年多了。在长沙期间，其 心情一直是郁郁寡欢。有一天，一只鹏鸟飞人贾谊的官邸，停留在一张椅子 上。鹏鸟外形似猫头鹰，按古人迷信说法，是一种不祥的鸟，它如果飞人民 舍，主人就要离开这座房子了①。所以贾谊看到鵩鸟飞人自己房舍，思绪：万 端，引起了很多想法，于是写了一篇《鵩鸟赋》。这篇赋以拟人化的手法，
借鵩鸟之口，发挥了作者的哲学观点，是贾谊的一篇重要哲学文章，在往后 的篇章中我们还要具体分析。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它比较真实地记载了贾 谊当时的心情。贾谊在赋的开头写道：“单阏之岁兮，四月盂夏，庚子日斜 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 兮，谶言其度。曰‘野鸟人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鹏兮：‘予去何之？
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赋文据《贾谊集校注》）
显然，贾谊对“主人将去”这句话；即离开长沙是感兴趣的。所以他立即问 鵩鸟：我将会到那里去呢？这一去是吉是凶，请告诉我；离开此地的时间还 要多久，也请告我一个日期吧。这一段自白，便清楚地表达了贾谊离开长沙 这个困境的迫切心情。对于贾谊提出的这些问题，鵩鸟当然是无法回答的，
于是贾谊只好凭借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生活经验，进行分析和推理：“命不 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 时！”天命是讲不清楚的啊，谁又能够知道它的真际呢？天意是无法知道的 啊，天道也无法把握。事件发展的快与慢，都是由天命所决定的，人们又怎 么能够知道其时间呢？这里，贾谊借鵩鸟说的“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是针对他自己的问题“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的回答。它反映了贾谊当时 急于离去但又无术以去，因此对自己的去向和前途感到十分渺茫的无可奈何 的心情。
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贾谊见鵩人舍，“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但细玩赋辞内容，谶书之“主 人将去”对去的方向并无确指，而贾谊对“余去何之”的两种可能性，即吉与凶都作了估计，故本书不采”
寿不得长”之说。
（四）宣室谈鬼神
文帝六年（前 １７４）汉文帝想到了贾谊，于是将他从长沙召回长安①。贾 谊回到京城之后，便来谒见文帝。其时，文帝正坐在未央宫前之正室——宣 室吃把天地的祭肉。由于当时祭把刚罢，文帝心中想的都是有关鬼神的问题，
于是便问贾谊鬼神的由来和它的实质是什么？贾谊久不见天子，便利用这个 机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鬼神的看法。对于贾谊谈的很多关于鬼神的道理，
文帝过去闻所未闻，所以越听越感兴趣，贾谊谈到深夜了，文帝也不觉疲倦，
反而把座位不断移近贾谊，以便更好地听取他的高论。这次谈话之后，文帝 深有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于是便派贾谊去当梁怀王的太傅。
对于文帝这次与贾谊的谈话，后人有着不同的评论。唐代诗人李商隐对 文帝只关心鬼神之事颇不以为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宣室求仙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间苍生问鬼神。”对于这种批评，吴 则虞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帝贾谊之间君臣关系十分亲密，“文帝不 但是贾谊的第一个知己，而且可以推测《陈政事疏》的各项主张，其中绝大 部分是文帝已经接受而推行未果的。”“李义山似乎惋惜着文帝错过了机会，
没有把国家大事提出和贾谊商量。诗人这个看法，是不深刻的。我认为关于 苍生的问题，在这以前，贾谊已经说得很多了。既然说了，听了，信了。还 有什么可问的呢？正由于不问，才证明文帝和贾谊在苍生问题上已心心相 印，用不着再问了。并不是文帝错过了机会。或则有意不问。”（《论贾谊》，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我觉得争论的双方都把这次谈话看得 过于认真了。李商隐认为君臣之间只能谈国家大事，殊不知能畅谈鬼神之事 也的确反映了文帝贾谊之间关系亲密的一面。吴则虞先生看到了君臣亲密关 系的一面，就认为他们“在苍生问题上己心心相印”，这也不尽然。首先，
“《陈政事疏》的各项主张”，大部分是在这次谈话之后提出的（关于这一 点第二章要专论），尚不存在“已经接受而推行未果”的问题。其次，如前 所述，贾谊提出某些正确建议（如《谏除盗铸钱令》），文帝拒而不听。所 以难说他们完全“心心相印”。再次，通过这次谈话，文帝承认自己“不及”
贾谊，因此才有以后的“数问以得失”。这就说明苍生问题并不是如李商隐 说的“不问”，也不是如吴则虞说的“用不着再问”。李是站在贾谊这个“逐 臣”的立场，埋怨文帝对贾谊信任不够；吴则是站在文帝的立场，说帝对贾 谊是十分信任的，只是形格势禁，有些事情无能为力罢了（吴文下一段就是 讲的这个道理）。因此都有失之一偏的毛病。我认为，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 回，进行了这样一次轻松愉快的谈话之后，把他重新分派到梁国任太傅，这 说明二者的君臣关系又由疏远到密切了一些。因为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 子，好读诗书，文帝爱他胜过其他几个儿子。文帝派贾谊去当他的太傅，当 然表明了对贾谊的信任和厚望。但是、我们又不能说文帝己对贾谊十分信任，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应该将贾谊召回朝廷，或者备顾问，或者履行文帝原 来的诺言，“以谊任公卿之位”。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没有这样做，这 就说明他们之间还不是亲密无问。当然，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从文帝
① 文帝征贾谊事，汪中和王耕心均系于文帝六年（见《述学・内篇三》、《贾子次诂》），《贾谊集・贾 谊生活时代大事年表》定为文帝七年。本书从汪、王之说，理由见本书第二章。
本身来说，他和贾谊在苍生问题上观点并不都是“心心相印”，可能也是原 因之一。
（五）梁王太傅任内的建言
贾谊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文帝曾“数问以得失”（《汉书・贾谊传》），
而贾谊也不断上疏，提出了很多建议。《汉书・贾谊传》在谈到贾谊这个时 期的情况时指出：
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地过古制，淮南、济北 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
贾谊这个时期的上疏，其内容大体上就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
首先，建议削藩。高帝时将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消灭了。却封了许多同姓 王。高帝封同姓王的本意，是希望巩固中央政权：“汉兴之初，海内新定，
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 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汉书・诸候王表序》）但后来的事态 发展却事与愿违：因为尽管同是刘氏子弟，可是当他们各自的势力强大以后，
就都不愿甘居人下，所以即使是骨肉至亲，他们．也不讲情谊，要起来造反，
自己争当天子。文帝六年（前 １７４ 年），就有淮南王刘长勾结闽越。匈奴谋 反的事件。这一叛乱虽很快就平定了，但诸侯王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不仅依 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贾谊从巩固中央政权、维护国家 统上的大局出发，反复向文帝建议削藩，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藩 强》）的著名论点。现存《贾子新书》中的《宗首》。《藩伤》、《藩强》、
《大都》。《等齐》、《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属 远》。《亲疏危乱》。《淮难》等篇，大体上都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其次，
主张以德怀服匈奴。匈奴是秦汉时期西北方面的强敌。秦时筑长城，企图阻 止匈奴的南下。汉初，由于国力疲弱，加之内政急需巩固，故对匈奴一直采 取和亲政策。但匈奴之侵扰一直未断。贾谊不赞成这种消极的和亲，他认为
“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植之势也。天下之 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人乎？”（《威不信》）因此他主张怀之以 德，使之臣服：“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今汉帝中国也，
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 畜，又孰敢 然不承帝意？”（《匈奴》）今存《贾子新书》中的《解县》、
《威不信》、《匈奴》、《势卑》等篇，都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主张别贵贱，明尊卑，以礼治国。在文帝时期，不仅诸侯王制度 僭越，尊卑不明，而且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富人大贾的生活也极为奢侈和僧 越，“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缉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 富人大贾召客者得以被墙”，“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孽产子》）。
贾谊认为要纠正这种“君臣相冒，上下无辨”的“无制度”现象，就必须“使 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瑰 玮》）今存《贾子新书》中的《等齐》、《服疑》，《审微》。《俗激》。
《时变》。《瑰玮》、《孽产子》等篇，主要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所上的这些疏，后来班固写《汉书・贾谊传》时，
择其“大略”收入该传之中，这就是后世流传的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
《治安策》）。不过必须指出，班固所择要收录的并不全是贾谊在梁怀王太 傅任中的疏，其中也包括了任长沙王太傅期间个别上疏的内容。例如《陈政
事疏》中“人主之尊譬如堂”以后的部分，就是文帝四年（前 １７６）贾谊困 周勃事上疏建议以礼对待大臣的内容。这一点，班固书中也有说明：“是时 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 贾谊以此讥上。”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贾谊在任梁怀王太傅时，由于觉得文帝对他比以 前信任了，所以其心情也比较舒畅。当然，这个时期他也有忧愁，但更多的 是忧国忧民，而不是忧个人的出处。例如，文帝九年（前 １７１）春大旱，贾 谊便作了一篇《旱云赋》。在这篇赋的开头，贾谊细致地描绘了久旱无雨的 天空中的一次气象变化过程：遥远天际的一片白云，蓬蓬勃勃地向中天飘移 了过来，它“象虎惊与龙骇，相传据而俱兴”；“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 而慷慨；若飞翔之从横兮，扬侯怒而澎濞。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
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眼看就要落下的雨却偏偏落不下来，这 是多么令人心焦的事啊！老天爷也真是作弄人，给人们一线下雨的希望，马 上又夺走了：“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陵 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
刚才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是转瞬之间天空若洗，万里无云，如火如茶的 阳光继续炙烤着大地。接着，贾谊对在这火辣辣的太阳照射下呻吟的大地和 生灵有一段生动的描写，体现了他对广大苍生的无限同情：
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愤。畎亩枯搞而 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锄褥而下泪。忧强畔之遇害兮，痛 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
正是出于对苍生的同情，贾谊便骂起“在位”者和老天爷来了“怀怨心而不 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 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 兮，厌暴至而沉没。”这是对“在位”者的批评，由于他们“操行之不得”。
“政治失中而违节”，导致阴阳失调，天气乖戾。“惜旱大剧，何辜于天；
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 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栗兮，以郁佛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
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这是对老天爷的埋怨：既生蒸民，为何 又“不与福”呢？这岂不是“不仁”、“不信”吗！
对比一下贾谊写《旱云赋》与他写《鵩鸟赋》时的心情，我觉得两者是 很不相同的：在写《鵩》赋时，他忧的是个人的命运，觉得在激烈的政治斗 争中“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即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只好自我 安慰：“德人无累兮。知命下忧”，这也就是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可是，在写《旱》赋时，他忧的却是广大苍生的痛苦，在分析这种痛 苦的原因时，既讲到了“天意”，又注重人事，他既骂天，也骂人，从而表 现出一种“怨天尤人”的抗逆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抗逆精神的鼓舞，所以贾 谊在梁怀王太傅任内，才能不断给文帝上疏，陈述自己的政见，希望有所改 革。
那么，这个时期，文帝对贾谊的建议采取什么态度呢？有的接受了，有 的却没有接受。例如，文帝六年（前 １７４）淮南王刘长谋反废死之后，有些 同情者造出歌谣攻击文帝：“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言；兄弟二人
不相容！”文帝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在八年（前 １７２）夏，封淮南王 刘长之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看到文帝这样做，知道他要为这些人封王 作准备，于是上了一篇《谏立淮南诸子疏》（即今《贾子新书》中《淮难》
篇），疏曰：
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 其罪？陛下幸而赦迂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于，适足以负 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于之众，积之财，此非 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
愿陛下少留计！（《汉书・贾谊传》）
贾谊对文帝封“罪人之于”为列侯的危险性的分析，是十分直率和真切的。
可是，文帝对贾谊的这些忠谏却听不进去，不仅当时封刘长之子为侯，后来 又于十六年（前 １６４）封他们为上，即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 为庐江王。
文帝十一年（前 １６９），贾谊上《请封建子弟疏》，建议文帝加强自己 两个亲儿了诸侯国，即代国和淮阳国的势力，时梁王已死，所以贾谊建议，
“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
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郦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键之江。
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扦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
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汉书・贾谊传》）对贾 谊这个建议，文帝基本上是接受了的：“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 粱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 民。”（同上）
总的来说，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的境遇，较之任长沙王太傅时的情况要 好得多。首先，由异姓王太傅改为同姓王大傅，而梁怀王又是文帝最宠爱的 少子，这说明文帝开始恢复了对贾谊的信任，所以贾谊也积极献策；其次，
梁国地处中原，与长沙国的“卑湿”相比，要干燥得多，且离京师也较近，
政治经济也发达一些，故贾谊在此生活也较习惯；最后，梁怀王刘揖当时年 纪虽小，但好读诗书，有贾谊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太傅，师徒之间也是相得 甚欢的。由此可见，贾谊当时的心情，从总的来说应该是比较愉快的。可是，
好景不长。当贾谊任梁怀王太傅四年之后，文帝十一年（前 １６９）刘揖人朝 时，不慎坠马死。这，无疑对贾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方面梁怀王是文帝 的爱子，他担心文帝因此而怪罪于他；另一方面，他与刘揖的关系相处也甚 欢，这一死，使他十分悲悼。因此，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
亦死。”（《汉书。贾谊传》）贾谊死于文帝十二年（前 １６８）终年 ３３ 岁。
一代天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
的确是十分令人叹惜的。
第二章 著作的真伪与系年
可靠的史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们要研究贾谊的思想，就要根据 证据确凿的贾谊著作。然而，关于贾谊某些著作的真伪问题，历来聚讼纷坛，
莫衷一是。因此，在探讨贾谊思想之先，有必要探讨一下我们必须据以分析 的材料的可靠性问题。
一 著作真伪，聚讼纷坛 （一）关于贾赋真伪的考辨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贾谊》五十八篇”；阴阳家类有“《五 曹官制》五篇”，班固自注：“汉制，似贾谊所条”；赋类有“《贾谊赋》
七篇”。又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抬补》于《春秋》类有贾谊《春秋左氏 传训诂》。以上四种著作，《五曹官制》和《眷秋左氏传训诂》，早已失传，
所以前人讨论不多。赋七篇今尚存五篇，《吊屈原赋》、《鵩鸟赋》原载《史 记》和《汉书》本传，是世所公认的贾谊著作，没有争论。《旱云赋》和《鵩 赋》原载《古文苑》。《惜誓》载《楚辞集注》。对《惜誓》和《旱云赋》
是否为贾谊所作，后人有不同看法。例如，朱熹在《楚辞集注・惜誓》的题 注中说：“《史》、《汉》于谊传独载《吊屈原》、《鵩鸟》二赋，而无此 篇，故王逸虽谓‘或云谊作，而疑不能明’；独洪兴祖以为其问数语与《吊 屈赋》词指略同，意为谊作亡疑者。今玩其辞，实亦瑰异奇伟，计非谊莫能 及，故特据洪说，而并录《传》中二赋，以备一家之言云。”这表明朱熹是 信为贾谊所作。清人王耕心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其文（指《惜誓》—
—引者）虽搞辞高朗不让昔贤，而篇首即云‘余年老而日衰’，其非贾子遗 文已不待辩。或以为代屈原为辞，尤非事实。屈原之衰健，向无明文可考，
今乃妄称衰老，于义何居？且贾子之忠诚可质屋漏，《度湘赋》（即《吊屈 原赋》——引者），颇寓迁谪之慨，亦怨而不怒，无愧风人。此文篇首己云 衰老，篇中复云‘寿冉冉而日衰’，又云‘况贤者之逢乱世哉’，又云‘远 浊世而自藏’，以孝文之世为乱、为浊，后世犹无此言，况在贾子？若直以 此为贾子所作，何异诬罔先贤，妄凿浑沌！朱子注《楚辞》，虽亦姑事因循，
要为千虑之一失，非后学所宜附和。”（《贾子次诂・记纪下》）所以王氏 在编《贾子次诂》时，便将此篇弃而不录。
其实，王耕心否定《惜誓》为贾谊的论据，王夫之在《楚辞通释・惜誓》
的题解中早已回答了。王夫之肯定此赋为贾谊的著作的根据是：
一、“贾谊渡湘水，为文以吊屈原，其同旨略与此（指《惜誓》——引 者）同。”王夫之的这个观点，与洪兴祖“以为其间数语与《吊屈赋》词指 略同”是一致的。就以王耕心举的例子来说，《惜誓》中讲“况贤者之逢乱 世哉”，在《吊屈原赋》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 枭翱翔。阘葺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又如《惜誓》
中有“远浊世而自藏”，《吊屈原赋》中则有“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 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沏深潜以自珍。”为什么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可 以那样写，而在《惜誓》中写了，就不行呢？可见，王耕心说“以孝文之世 为乱、为浊，后世犹无此言，况在贾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谊书若《陈政事疏》、《新书》，出入互见，而辞有详略，盖谊 所著作，不嫌复出类如此，则其为谊作审矣。”王夫之把《陈政事疏》与《新 书》之间“出入互见”的责任推在贾谊头上是不公正的。实际上，《汉书・贾 谊传》中的《陈政事疏》是班固撷取《新书》加以重新编辑的结果。关于这 个问题，下文我们还要详述。不过，就《新书》本身来说，也确有一些段落 有重复之处。造成这种重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在《新书》流传过 程中抄写差错所致；其二，贾谊自己在不同场合、时期写同一主题的文章时，
不可避免地使用类似的思想。我认为，《惜誓》和《吊屈原赋》中的重复，
就属于第二种情况。因此，尽管其思想有类似之处，但其表达方式，即语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