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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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３〕

俄罗斯是一个难以预言其历史进程的国家。

尤墨・阿法纳西耶夫１９９３年５月①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的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间装有褐色木板、淡绿墙围和天鹅绒窗帘的房间。通常，这间屋子是用来接待访客的，今天则有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在等待着。

当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敲响七下时，戈尔巴乔夫坐在了正对摄像机的桌前，开始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以前，他讲话大多是预先录制，这一次则是现场直播。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戈尔巴乔夫宣布道。虽然他的声明含义清楚，但他所选择的词语却显得奇怪，似乎在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总统职位仍然存在。如果他是说因他所领导的国家崩溃而使得他所承担的工作不复存在，那么含义会更明确些。

在对全国讲了２０分钟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回到办公室，并吃惊地得知苏联的国旗已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这会晚些时候发生，

或许应是在年底、而非他宣布辞职后的几分钟内发生。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即将升起，但出现了问题。行动笨拙的守旗卫兵未能将旗帜套紧旗杆，

只得再套，然后用力一拉，才使旗帜升到旗扦顶端。

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了历史——令人猝不及防，但却有其必然。

这一新的旗帜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但权力的转移尚未完全结束。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沙皇一直在距现苏联总统办公地不远的乌斯宾斯教堂举行加冕仪式，但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废除和谋杀后象征帝王统治的王冠和节杖一直静静躺在克里姆林宫的军械库中。不过，在１９９１年，权力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因为苏联核武库所具有的破坏性超出任何一个俄国帝王的想象更具实质意义。盛大的加冕仪式和庆祝游行对加强统治者权力已不再必要，此外，继位者——俄罗斯总统还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

两天前，戈尔巴乔夫总统和鲍里斯・叶利钦一致同意，在戈氏发布辞职声明后立即在戈氏的办公室会面，正式移交控制苏联核武库的密码和装置。

同更换国旗一样，移交仪式也未能按戈尔巴乔夫预期得那样进行。当他回到办公室时，等待会面的并非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而是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将军解释说，叶利钦对戈告别演讲中的某些话不满，

因而拒绝按先前商定的那样前来会面。对此，戈尔巴乔夫认为争论或延续这种不快已无意义，就径自将装有举世闻名的“核按纽”的小皮箱交给了沙波什尼科夫。其他帝国或许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压力之下崩溃，但苏联却是悄悄地瓦解。将核武器控制权移交给新主人几乎是漫不经心、悄悄进行的。正当大多数美国人打开礼物或准备圣诞晚餐时，俄罗斯瞬〔５〕息之间就取代苏联，

一跃成为一个核大国。②

俄罗斯虽已掌握苏联所有的中央机构，并将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但只拥有前苏联一半多一点的人口，因此，有１．４亿多曾是苏联公民的人，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将居住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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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四个月前已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其他１２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正在谋求独立。

戈尔巴乔夫结束电视讲话后，负责安排这次演讲的戈的助手戴维・切克瓦伊泽也返回自己楼下的办公室，瘫进椅中。当然，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但是现在它终于发生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一直呆呆盯着墙壁，因不确定的未来而陷入沉思。

戴维是一个聪明、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在格鲁吉亚出生长大。因其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精神和地道的美式英语，在他早期任职于苏驻美大使馆时，

就成为华盛顿受欢迎的人。如今，他发现自己不再了解自己是谁。作为一个自豪和爱国的格鲁吉亚人，他忠实而又卓著地服务于苏联政府，将第比利斯和莫斯科都视为故乡。他和他妻子决意让他们的儿子先学格鲁吉亚语，再学其他语言。

直到这一刻之前，这一切尚不成问题。他是格鲁吉亚人，又是苏联人，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么现在他是否会被迫作出选择呢？他很愿意作一个格鲁吉亚人，但也视自己为一个强大但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一员。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是呆在莫斯科、作一个俄罗斯人，还是回到第比利斯、指望在那里找一份工作？或试图以“外国人”身份留在莫斯科？所有这些都不是他能自由选择的。

我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于戴维・切克瓦伊泽，但我也同样对所发生的巨变感到震惊，并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６〕我和我妻子丽贝卡在两处度过了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在多年未与家人共度圣诞后，我们打算尽可能地去看望所有家人。因此，我们先去了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女儿家，与她的一家、我们的两个儿子以及我们的兄弟聚在一起吃早餐、交换礼物，然后飞到德代尔堡与母亲团聚，我们最小的儿子也从田纳西州赶到那里。

圣诞节对我们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因为我们来自南方新教徒家族。

不过，那一天我的思绪却不时偏离宗教和家庭，我意识到一个决定性时刻正逼近苏联。就在一周之前，我在莫斯科还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我发现他似乎要同准备推翻他的军队妥协，这虽然不可避免，但难以让人完全理解。

我与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也很熟，并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私人朋友。我还认识他们的对手，在他们中间亦有朋友。但我更为关切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从理发师、工人到诗人、教授、银行家和议员。我曾在他们中间生活多年，与他们的悲哀和希望如果说不上是分享，至少也有共鸣，他们似乎是我们家庭延伸的一部分。同戴维・切克瓦伊泽一样，他们将承受这天在莫斯科所发生事件的后果。

在用过晚餐、打开礼物之后，我回到楼上卧室，将计算机插孔插到电话孔中，查寻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从那里可以得到比电视更详细的情况。我正是从这里了解到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讲话和莫斯科的事态发展，包括新国旗已在克里姆林宫升起的消息。

所发生事情的巨大影响不久就减低下来。我曾预见到这一结果，但也认识到，就我对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家们的了解，就我对一些事件的参与，我并不能确切地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毕竟，苏联拥有地球上最大的军事机器，该机器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制性的、一党专制的政治权威所控制，它的官僚机构遍及和深入到其国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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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每一角落，它的意识形态旨在揭示如何利用历史潮流的秘诀，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会轻易自取灭亡呢？

如果一定要找出答案，我尽可以轻描淡写地这样说：苏联制〔７〕度本身有毛病，迟早是要灭亡的；苏联领导人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历史是有办法讨还血债的；苏联的经济制度不合理，难以在当今世界中竞争；苏联的意识形态已失去对人们信念的控制；苏联试图用武力建立霸权和“威望”是在自取灭亡，等等，这些看上去都有道理，每一点都很好地构成答案的一部分，

但它们都不能确切地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发生。

我知道，除苏联领导层的人之外，我对过去七年中莫斯科政治变化的了解不亚于任何其他人，尽管如此，我却不能确切地回答苏联崩溃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它发生在１９９１年底，而不是几年之后或几个月之前？促使崩溃的关键性事件是什么？有无可能产生另外的结果？苏联制度能否通过改良而继续存在几十年？

这些问题令人困扰，如果我不能回答，那么还有谁呢？历史学家？或许，

但只有在苏联档案全部开放、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以及几代学者对这些记录加以筛选和分析之后才行。无疑，许多细节会在未来披露出来。无论是谁，

只要是仓促作出结论，都会在许多方面出现错误。

即使在拥有较为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未来历史学家也很难对这一变化的意义达成一致，正如我们现在仍在讨论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原因一样，且不说我们还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这类重大变化通常会产生多种解释。要想得出精确答案是不可能的，但问题仍很重要，哪怕能帮助我们同继承国打交道亦可。

但是，并非这种功利性考虑最令人困扰，这里还有一个我应该了解、但实际上却不了解的秘密。虽然任何秘密都具有挑战性，但这一秘密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是如此重要，因而它不仅是挑战，而且我还有义务去解决它。基于我为了解苏联所付出的一切，如果我不去了解苏联的崩溃，那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８〕如果苏联只是我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站，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事实上，我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与苏联打交道。

许多人对其先辈的祖国有浓厚兴趣，这是自然的，但我毕生爱好俄罗斯文化却并非基于这一理由。第一代马特洛克家族是在１７世纪从英国的德比郡来到北美，他们是辉格会教徒，是出于宗教自由的原因而移民。我１９２９年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当时，家里人都记不清自己在这里已定居多久，我的祖父母也说不清自己是英国人、还是苏格兰—爱尔兰人。虽然有些亲戚仍是辉格会教徒，但祖父母已不再是该派教徒。

在我成长的３０—４０年代，我很少接触到外国文化，但开始对外语着迷，

并试着自学一点俄语。不过，在格林斯伯勒没人能教我发音，我自己也不会背字母表。

１９４６年，我进入杜克大学。当时学校尚未开设俄语课，我在课外阅读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康斯坦斯・加尼特翻译的《罪与罚》等书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俄语的兴趣。

以后，学校增开了俄语课，我在第一班注册。在最后一个学年，我和丽贝卡都选修了俄国历史和文学。当时，学校很少开设这类课，但教学质量弥补了这一不足。教授历史的是约翰・柯蒂斯，他能够分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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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微差别，却又不至于使证据去牵强附会于某些理论或偏见。教授文学的是汤姆・温纳，这是他的第一个专职教学工作，除了俄罗斯之外，他还以极大热忱引导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写了一篇有关哈萨克民间传说的论文，

我帮他校对最后文本，从中我了解到哈萨克在苏联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悲惨命运，这一主题逐渐成为我的一个关注点。

１９５０年，丽贝卡和我决定读研究生，为在大学执教或是进入外交机构，

或许是为这两者做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完成学业并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段俄罗斯语言文学后，我于〔９〕１９５６年进入外交部。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写一份有关苏联内部发展的报告，对此我不太乐意，

因为我想去海外，但这份工作开始为我带来幸运。由于我比我办公室中职位较高的外交官们对苏联事务有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我很快得到提升，且比其他苏联问题专家声望要好。在奥地利任职２年和在德国任职１年之后，我终于在１９６１年９月抵达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而这一切距离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注册俄语课已有１３年。

赫鲁晓夫的“解冻”刚刚开始，将苏联公民与外国外交官隔绝开来的大墙已经裂开了一些小缝隙。我和丽贝卡决定走出外交圈，在不给苏联人带来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采取了各种我们所能想到的办法去见俄国人，但通常在火车或旅馆与他们偶然相遇后，他们就中止交谈，

有时抱歉他说再一次会面不方便，大多数时候则不加任何解释。显然，克格勃已警告他们不要来见我们。

只有两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开始邀请来苏联的大学学习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学生（这时已开始有这种交流）来我们的公寓做客。随着我们与这些学生日益熟悉，我们就鼓励他们将其苏联朋友带来。前来的苏联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警察局密探；一是政治异议分子，后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后者能准确辨认出前者，我们也很快学会将那些伪装者拒之门外。

我们还得知，某些被允许访问美国的苏联文化人士在访问前后可以与我们会面，作为交流的一部分，前来访问的美国知名人士来莫斯科也可以会晤苏联同行。这样，我们得以会见和招待作家和学者们，特别是在１９６２年罗伯特・弗罗斯特访苏期间。

在我们任职莫斯科的两年间，我们逐渐结识了许多苏联人，包括作家、

艺术家、戏剧导演等，其中许多人成为我们终身的朋友。在苏联１５个加盟共和国中，我们去过１４个，我们的家庭也由３个孩子增加到五个，其中一个还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１０〕以后的七年，我们是在非洲度过。这不是因为国务院有意忽视地区和语言方面的专家，而是我自己要求去的，因为我想看看那些殖民地是如何形成新国家的。我意识到，苏联本身是一个帝国，

６０年代在非洲所发生的一切有朝一日会与苏联有关，而且苏联统治者自然会尝试在已崩溃的英国和法国帝国内坐收渔人之利。验证这一切将非常有趣。

首先，我们被派往加纳，然后是桑给巴尔岛，以后是坦桑尼亚。此时，

苏联的影响开始上升。我特别注意到，被派往这些国家的苏联人士大多以外交官、记者或教师的身份进行活动，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有机会就想叛逃，以摆脱苏联对其生活的控制。此外，他们中许多人不快乐，与非洲人的关系也不融洽。我向华盛顿发回报告，指出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会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传染源，而且还有可能成为预防苏联意识形态传播的疫苗。

７０年代，我恢复了与苏联直接打交道的工作，先是回华盛顿国务院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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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事务主管，然后任驻苏大使馆副主管。此时正是缓和时期，美苏关系比６０年代要好些，但尚未完全解冻。克格勃仍试图禁止我们同苏联人的交往，

只有一些勇敢者（如诗人兼小说家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及其妻子、作家卓娅・波古斯拉夫斯卡娅）愿意定期与我们会面。尽管如此，我们的交际网仍在稳步扩大，直至１９７８年我们返回美国为止。

１９８１年，我们又被派往莫斯科，这次是在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之后奉命代管大使馆工作。在那里，我们呆了大半年，直到秋天里根任命的阿瑟・哈特曼大使上任为止。这一段时期正值美苏关系高度紧张：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参议院在激烈辩论之后拒绝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过，

我们发现仍有很多朋友愿意与我们会面。

在布拉格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两年之后，我被调回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负责欧洲和加拿大的事务，侧重于苏联。我〔１１〕被指定帮助设计一项有助于缓和紧张，减少军备的战略。当这项任命公布后，我从未谋面的记者卢・坎农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我为“军事上的强硬派”。

这一形容只有一部分正确。就反对苏联帝国暴行及其强加给众多人民的虚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言，我的确是一个强硬派。我认为，除了显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去阻止苏联入侵之外，别无选择。但在涉及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在苏联统治下的民族时，我则不是强硬派。我认为，他们的真正兴趣与我们一致，即期望生活在和平自由之中，使他们内在的创造力得到发挥，而不被一个无所不在的政治机器所扼杀。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但我相信他们是友好的。与东一西对立双方的空想家不同，我相信苏联是会改变的，

而且我们应鼓励这一变化。里根总统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他赞成将坚定性与谈判的意愿结合起来、并将尊重人权置于首位的政策。

在１９８６年的圣诞节前，总统让我去莫斯科接替阿瑟・哈特曼的大使职位，这样我便得到了机会去实施我帮助制定的政策。

当我于１９８７年春天第四次抵达莫斯科时，改革尚处于初期。苏联领导人对经济不满，想要变革，但证据表明，改革并未超越早期表面上的、偶尔爆发出火花然后又悄然消失的“宣传”阶段。

无论声称要采取怎样的激进政策，不付诸实施就不会有太大变化。这意味着，如果我打算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得不同莫斯科以外的事态变化保持联系。我决心在任职范围内定期四处走走。在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我只有一个未曾去过，但这次我要全部走遍，且不止一次，而是尽可能地去我能去的地方（我们自己的政策规定波罗的海国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１２〕这次旅行很紧张，但也很值得。它不仅富有启发性，而且使我有机会去准确阐述美国的立场。苏联当局向人民解释说其扩张军备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但从未具体描述，以免公众反对其巨大开支），我为什么不表明美国事实上是一个有意关心别人的国家并以此来戳穿这一谎言呢？

我还知道，在苏联境内有众多民族有着令人自豪和古老的传统，他们需要我们保证不会忘记他们。许多非俄罗斯人害怕在单一苏联文化（如语言上的俄罗斯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列宁主义）统治下失去其民族特性，害怕被整个世界遗忘。

１９６３年，我同大使馆同事、后来任美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杰克・佩里一同对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进行了一趟旅行，印象很深刻。与往常一样，我们设法摆脱官方旅行机构的包围，在大街小巷、剧院餐厅四处漫游，尽量多会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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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同那些敢于同我们谈话的人畅谈。在这些谈话中，一个主旋律常是：

“请不要认为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爱沙尼亚人（或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当然，我们早知这一点，但现在才了解其背后的那种渴望。铁幕阻塞了准确信息在东西方问的流通。同莫斯科所称的其他

“民族共和国”一样，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日益被外国人视为“苏联俄罗斯”

的一部分。

诚然，我不能自以为是地说所有美国人都了解苏联境内所发生的事情，

但我知道对人权被侵犯的民族表现同情和理解，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

随着我对苏联兴趣的加深，我努力地学习其语言和文化。虽然在正式场合我是说俄语，但在非俄罗斯区域，我则尽量说当地方言。这样做是想表明，

我的确知道我所访问的这个国家是独特的，我尊重它的民族特性，这种兴趣和尊重足以使我克服困难，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哪怕只是简单的几句也行。

“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尽力帮我准备去格鲁吉亚、亚美尼〔１３〕亚和乌兹别克的演讲稿，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则帮我准备去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和车臣的演讲稿。

每一次旅行都有发现，即使是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也是如此。随着公开性的扩大，人们变得更加坦率，一些敏感问题成为谈话中心，许多过去见不到的人现在则可以见到，当局有时甚至鼓励人们同我们谈话。

丽贝卡通常不仅和我一道旅行，而且独自行动，因为她经常被邀请去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设计制作的挂毯。

我们的意图是让人们敞开心灵的大门。人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兴趣，他们同样对我们及美国作出感兴趣的反应。我们对他们以诚相待，他们亦如此回报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就能感受到气氛在发生变化，薪的态度在出现。

在同苏联人沟通时，我们得到了苏联媒体的重要帮助，苏联报纸、杂志、

电视台及电台一度不向外国外交官，特别是美国人开放，现在它们开始采访我们，到１９９０年几乎没有一天我们不被媒体提及。

在莫斯科，我们既吃惊而又愉快地发现自己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一部分。

许多来客，其中大多是苏联人，一周在我们的公寓——斯帕索别墅聚会几次，

谈音乐、电影、艺术展览，共进早餐或晚餐，以后则是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

当新议会成立后，在我们的斯帕索别墅里所谈论的话题通常是议会将要正式辩论的议题。

随着苏联社会的开放和两国关系的缓和，苏联领导人更加公开地同我们打交道，讨论他们的计划、希望乃至征求建议，特别是有关民主制度及其实施方面的建议。在我们大使馆富有活力的外交官们的帮助下，我们逐渐认识了莫斯科所有著名政治家，还有莫斯科以外富有影响力的许多人物。

１９８９年，布什总统要求我延长任期，我同意了，但到１９９１年春天，我感到转向其他方面的时候已到。担任驻苏大使的四年虽〔４〕令人振奋，但也颇耗精力。我亲眼目睹了冷战的结束。很显然，共产主义已告别苏联，苏联自身要么朝着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变，要么面临瓦解。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的任务将大大不同于过去。

现在是让新手来莫斯科任职的时候了。对于我来说，则是离开公共事务，

重操进入外交界前的写作和教书旧业的时候。４月，我告知布什总统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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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天离开莫斯科，最后，我们确定８月我离开莫斯科一周后，戈尔已乔夫的同事组成了一个反对他的小集团。当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时，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把权力交出。当戈尔巴乔夫拒绝后，苏联瓦解过程中的最后一幕就开始了，我是在美国看到这些事件的，但我了解这些制造事件的人，

因而容易想象这一局势。在春天，我曾同我的俄罗斯朋友站在一起去保护他们的白宫。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高呼反抗阴谋者时，我也是站在他的一边。

随着苏联成为历史，我在考虑如何为它发布讣告。如果一个品行不佳的人去世，我会这样说：“人无完人”，回避客观的评价。但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一个人，对苏联帝国的消亡，没有理由悲哀。

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２１００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数以百万的、只有小小过错的人都被杀害，农民的土地被没收，牧民的牲畜被占有，农业的衰落引起灾荒。成功的农场主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关进近乎死亡的集中营，只因他们曾经卓有成效、富于创造、并因此给集体主义社会树立了坏榜样。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专制海洋中的自治岛！

全部民族被放逐，只因怀疑他们不忠（如朝鲜人或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

或有朝一日可能不忠。

苏联政府为其工作人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强制工具，但却无有效手段去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唯一的限制是实际操作的限制以及对政治经济影响的估计。

是的，这是一个邪恶帝国，但这一帝国同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１５〕消亡的那个国家是一回事吗？旧的苏联帝国——即邪恶的那个——是否因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９１年８月解体而一起完蛋了呢？

以后则是各共和国在一起谈判，通过签订联合体条约来建立一个不同千过去的国家结构，因此，一些人（包括许多当选为苏联议会议员的人）说，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的选择不是在苏联帝国和一组独立共和国之间进行，而是在一个自愿的民主联盟与众多独立国家间进行，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仍是专制国家甚至比这更槽。

正当我在内心酝酿讣告时，一个我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产生了，即已崩溃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旧的、没有几个哀悼者的苏联，还是有许多哀悼者的另一类国家？

但有一个问题我很清楚，即苏联帝国是邪恶的，不过它不是由邪恶人民组成的帝国。在俄罗斯人和前苏联其他民族之间划分好坏，很有可能类似于在其他民族和社会之间划分好坏。

苏联体制会在其人民中间产生败类，但它不能阻止勇敢和高尚行为的出现。这一体制虽是苏联领导人推行不人道政策的工具，但它不能消灭正义和道德，阻止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很少有人像安德烈・萨哈洛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那样，有勇气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统治者——尽管有许多人曾冒险作过惊人之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不愿冒巨大个人风险去支持堂吉诃德式的目标，但他们是在心照不宣地做着无声反抗，这比起积极支持现政权者，自然显得不同寻常。

当变革由可能成为现实时，促使苏联体制崩溃的大多数人（虽不是所有人）曾是这一体制的参与和受益者，一些还是高层人物。前面提及的问题这里再一次出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个执政党怎么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灭亡呢？一个尚未在重大战争中失败过的强有力的军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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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是怎样土崩瓦解的？

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６日的凌晨，趁着睡意还未来临之际，我决心通过回忆和反省苏联崩溃前的一些事件来努力找出答案。〔１６〕写到这里，我应该先表明我的观点。

当我赴莫斯科就任大使时，我的首要职责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利益，这些利益在那时与苏联制度及其政府政策有很多冲突，但它们同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没有冲突。我们的目标是防止苏联侵略，消除引起东西方紧张的根源，

而非现象。一个能对其人民负责、保护他们权利的苏联政府，是我们未来拥有和平的最好屏障。我认为，也希望过，专制的苏联帝国最终会从世界舞台消失，但它来得如此迅速，则是我始料未及的。

自８０年代未以来，我常被苏联记者问及，是否相信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变化将会发生，我常回答道：“当然会。”但在看到提问者吃惊的表情后，我又加一句：“我希望我的孙子会活着看到它。”

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对苏联的民主变化从理智和感情上都是支持的。这种变化当然符合我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更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获得自由对波罗的海国家是重要的，因为这正是它们的人民所追求的，还因为苏联兼并它们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一个基于协议、而非武力建立起来的苏联，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自愿性联盟也会为参加者带来好处。

虽然我同情被兼并进苏联帝国的各国，但我从不反对联合的主意。独立下一定是发挥一个民族潜力，保护其自由的唯一方法。一个权力有限、基于自愿成立且有民主机制有效加以约束的联盟，能够提供自由并建立起更有效的经济发展结构。在这点上，戈尔巴乔夫总统和我一样清楚，他始终在维护自愿联盟的价值，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不过，我认为，这种联盟只有在旧的国家结构被新的、由各〔１７〕级民选领导人组成的国家结构所取代才能产生。如果组成苏联的各国不相信新联盟符合其利益，无论旧的“权力中心”如何努力，或国外领导人如何为其使劲，这种联盟都难以建立。

在我看来，民主是试金石，它的定义不仅是指自由选举，而且还指政府工作体制权力有限、遵守法律规则、保护民众和少数民族权益。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毫不怀疑，这样的国家——无论它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还是一个较小的民族国家——都将是我们的朋友和潜在的伙伴。一个独裁或专制的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是个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其人民，最终影响到我们大家。

制定目标是一回亭，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一回事。我知道我没有准确的答案，也怀疑别人是否会有。我们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摸索，人们在变化，社会在变化，但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在变。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过去的特征都不会完全消失。在这一变革的大漩涡中，最困难、也是最不确定的任务是，

将新的特征与旧的特征进行比较并估价它的力量。对个人尚不太好评价，对整个民族、社会乃至帝国就更加困难。

我还感到，如果一个民主的苏联或俄罗斯繁荣兴旺，美国将会从中受益。

我从不赞成一些观察家所说的俄罗斯衰弱符合美国利益的论点。即使我们这样希望，我想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到。我还认为，让俄罗斯衰弱下去是愚蠢的。

如果民主取胜，那么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有益于我们大家的。如果民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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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俄罗斯就会经历曾导致苏联灭亡的那许多弱点的折磨。不管怎样，这是俄罗斯人必须作出的选择，美国人不能为他们作出决定。

我并不奢望写一本有关苏联崩溃的准确的历史书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事件才发生不久，历史尚未完全定论。我也不打算具体论述改革的所有特征或记述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所有大事。我将重点论述与这几个基本问题有关的事件：苏联帝国是如〔１８〕何崩溃的？何时？关键事件是什么？

谁（如果有的话）将承担主要的责任？苏联帝国是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终结的吗？或者说其继承者是在那时出现的吗？一个民主联盟曾经可行吗？最后，未来或世界其他国家会从中得到启迪吗？

我的论述将不涉及与这些问题无关的事件，即使它们在其他方面很重要。我的论述是对苏联崩溃进行解剖，而不是为它立传，而解剖旨在找出死亡的原因，进行解剖的病理学家并不需要了解死者生活中的每一重要方面。

但即使解剖也需要了解死者生前的身体状况。那么，我们对１９９１年瓦解的帝国该说些什么呢？将它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受其束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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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第二章帝国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

约・维・斯大林论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虚伪是罪恶赋予道德的贡品。

拉罗什富科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６当我驱车进入苏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斯大林纳巴德时，天气和煦温暖。该城市坐落于与中国、阿富汗交界处不远的山谷之中。我和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艾伦・埃伦德一同坐在苏制“海鸥”牌黑色轿车的后座。

埃伦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环球旅行者，但这次旅行不太愉快。他拟定了周密的计划，坚持一天花１０—２０小时去参观工厂、农场和办公室。作为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陪同官员，我的职责是让他得到准确的翻译（有时替换一下翻译），记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在每一次的旅行之后，参议员都要对他的发现写一份很长的报告。这次他的目的是要去３０年代以来很少有人去的地区（在那之前也很少有人去），了解当地的农业和工业发展。①

我们在斯大林纳巴德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奇特景象。尽管太阳〔２０〕已下山，温度尚在１７度，但从远处看，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片雪白之中，同远处环绕我们的群峰融为一体。进城后，我们才发现这片白色并非白雪，而是棉花。在巨大的中心广场，除了留出不足两个车道宽的细长道路外，其他部分都晒满了一堆一堆潮湿的棉花。

东道主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在收割棉花时下了一场大雨，不得不在广场和其他空旷地带将淋湿的棉花放在冬日之下晒干。

在我们驱车入城时，俄罗斯导游讲解道，以前这里只是一个名为杜尚别的小村庄，但当它成为有３０万人口的塔吉克斯坦首府时，这一名字就显得过时。很幸运的是，约瑟夫・斯大林非常仁慈地允许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当尼古拉・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攻击斯大林的报告发表１０天后，这城市又恢复使用杜尚别的名称。

无论何时，也无论这个城市的名字是什么，棉花总是这里的国王和王后，

而且日益如此——这是开玩笑。棉花也是周围邻国的主要农作物，如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大部分干旱地区都种植棉花。事实上，中亚的整个农业经济都从水果、蔬菜的生产转向棉花生产，前者在苏联大部分地区都短缺。

在这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生产棉花，需要很多的水加以灌溉。在许多地方，土壤中的盐分很大，不得不在每年春季播种前冲洗一次，以使庄稼更好地生长。为此，就要挖掘沟渠以引进更多的水。巨大的咸海流量越来越少，

水位开始下降。水还不是唯一的问题。由于化肥、农药、脱叶剂日益被无限制地使用，河流和地下水被严重污染。早在１９６１年，就有人担心环境能经受多大的破坏而不致使土地变成荒地。

〔２１〕当我们问及此事时，主人向我保证，社会主义政府与资本主义政府大为不同，用不着担心。社会主义政府永远关心人民，破坏环境的事自然是不允许的。

我们在中亚城市所会见的大多是俄罗斯人或其他欧洲人，很少见到当地人。不过，在中亚农村地区则几乎全是当地民族。②城市化虽发展很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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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是当地人迁往城市，而是外来移民增多。

这种人口流动是否会产生裂痕？当然不会！我们的谈话对象这样向我们保证：我们都生活在完美的统一之中，因为，你知道，我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

１９６１年，当我同参议员艾伦德在中亚和外高加索旅行时，我的头脑并非一片空白。我研究苏联已有多年，对其地理、种族及历史都有兴趣，甚至还读了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书。然而，书面上阅读和吸收是一回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和感受则是另一回事。

我对那一年秋天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显然，我认为自己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尽管我们的官方东道主否认这一点，但对未被意识形态观念蒙蔽的旁观者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不是由当地人民自己作出，而是由莫斯科的“计划者”作出。这里的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贯彻上面的指示。“上面”就是莫斯科，它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政权是公开的、在当时也是非常好战的无神论者，它只符合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定义的“历史”。在我看来，当我们到达这个当时称做斯大林纳巴德的城市后，迎接我的那一片湿棉花正是这一帝国某些特征的强有力标志。

对于中亚而言，生产一定数量的棉花并以国际市场价格销售或供给当地棉纺厂，是有利可图的（我们不敢肯定，因为它从未被尝试过），但建立一种单一经济以便为苏联其他工业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这肯定不符合这一地区的利益，也不会发生在考虑成〔２２〕本和效益的市场经济下。

只有在计划经济下、当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被视为殖民地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它只在没有私有土地的国家发生，因为私有者对保护其资本——土地自身的质量——有巨大的兴趣。国有财产理论上属于每一个人，实际则不属于任何人，至多是属于那些只对大规模生产感兴趣的中央计划者。

由于这一“体制”为棉花生产制定了越来越高的目标，因此不得不将日益匮乏的水用于棉花灌溉，对基本的经济因素（如资本投资的适当回收）或其对环境的影响则不加考虑，这样，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准和健康条件开始下降。此外，年复一年对产量提出更高要求为谎报材料提供了刺激因素，日趋严重的腐败使弄虚作假既可能又有利可图。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需求棉花的苏联纺织业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且不愿用硬通货从国外购买（实际上，这更为经济）。当你能迫使你的“领地”上的人为你生产廉价的原材料时，为什么还要花费硬通货去买呢？

当局不准人们问：“谁因廉价而收益？”

在我看来，同棉花一起作为象征的还有两个特征：许多城市的名字及其

“面貌”。

认为塔吉克斯坦人自愿要求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首府，认为吉尔吉斯人真心愿意用曾率红军入侵的米哈伊尔・伏龙芝将军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首府，显然都是荒谬的。同样，认为将外来民族迅速地、而且常常是强制性地迁入可以巩固“民族友谊”，也是不可信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完全站在一边，所有这些正是“缺席政治统治”的典型特征，我们通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它，那就是“帝国”。无论苏联体制还有些什么别的特征（它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它的确是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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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是俄罗斯人还是苏联人？

不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它们都是因一国入侵另一国而产生的。结束于１９１７年革命的俄罗斯帝国亦是如此。侵略国成为其殖民地所依附的“宗主国”。

与之相反，苏联帝国则是政党入侵的结果，该政党将官僚和意识形态合而为一。所谓宗主就是共产主义统治阶级，即官僚阶层，它没有国籍之分。

正是共产党将俄罗斯，当然还有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等都殖民化了。

然而，有许多人仍视俄罗斯人为殖民者，其理由是：俄罗斯人比其他民族的人数都多，他们占据了共产党中央机构，通常是迁入非俄罗斯地区的主要移民。许多非俄罗斯人认为共产主义统治是俄罗斯统治的一种形式。此外，

苏联帝国继承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历史。它将俄语作为一个统一要素。在许多人看来，以牺牲其他语言为代价扩大俄语的影响，这同俄罗斯扩张并无多大区别。

相反，许多俄罗斯人则认为其国家一直被一项国际阴谋所支配，这一阴谋既排斥其他国家的传统价值观，也排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一些俄罗斯人因怀念已被碾碎的传统，开始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名言产生共鸣，即没有人比俄罗斯人自己更多地经受了共产主义统治的磨难。

这种奇特的自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将承认这种依受害程度来衡量美德的努力）很难加以证实。毕竟，俄罗斯人并不像鞑靼人、车巨人、印古什人和伏尔加河畔的日耳曼人那样，被全部赶出了家园并付出了无数的生命，也未经历过斯大林在乌克兰、哈萨克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他们未被剥夺用自己的母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也未因是俄罗斯人而受苏联当局的歧视。反之，当他们移民到非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时，他们享有保护和特权，

并〔２４〕敦促人们学习俄语，仿效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尽管俄罗斯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历经折磨，但他们内心的痛苦也够多的了。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同样生活在专制统治的恐怖之下，所谓的富农或政治嫌疑犯并不因其是俄罗斯人而受到庇护。斯大林式的恐怖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为了支持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和军工企业，税收负担很重，这无疑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俄罗斯人因其作为一个民族人口更多，因此比其他民族遭受到了更大的掠夺。

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视整个国家为自己所有，但又经常不满于将资源运往俄罗斯境外，特别是中亚地区。他们为苏联的规模和力量感到自豪，但又不满于共产党为维系这一帝国强迫他们作出牺牲。他们强烈感到，他们与波罗的海人、中亚人、高加索人不同，许多人认为摆脱这些民族会使俄罗斯更加强大。反之，他们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视为自己的“小兄弟”，认为在法律上没有理由将他们与俄罗斯分开。

俄罗斯人既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者，因此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并无明确态度，直到１９９０年时，还很少有人特别关注如下问题：究竟是苏联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呢，抑或俄罗斯只是苏联帝国的一个殖民地。然而，在１９９０年以后，这已成为关系到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之一。

俄罗斯帝国

或许可以说俄罗斯曾是苏联帝国的一个附庸国，但毋庸置疑，俄罗斯人曾经拥有过自己的帝国。他们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通过断断续续但又是持之以恒的扩张建立起这一帝国。有时，这一扩张是和平进行的，如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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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开荒者和哥萨克人向东迁移，定居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这是相对而不是绝对而言，因为一些〔２５〕土著民族总是受害者，正如北美土著民族曾受到白人定居者的压迫一样）。另一些时候，扩张则是军事侵略的结果。

不变的是扩张本质，可变的只不过是所采用的方式。结果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不断地试图强迫少数民族加入到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之中。因而，

在１９世纪的几十年中，要想用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或采用拉丁字母的立陶宛语出版书籍，就是违法行为。虽然一些领土是被公开兼并的，但另一些则是逐渐被蚕食的，如格鲁吉亚在１８世纪早期尚处于俄罗斯的保护之下，但很快就成为帝国的一个部分。芬兰起初还有其宪法，但很快就沦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份，因为沙皇是决不允许在他们的帝国中出现一个独立者。

总之，俄罗斯帝国当之无愧，没有必要用诸如宪法、民族权利、自治权等虚假词语来搪塞。沙皇是一个独裁者，他就是想建立一个帝国。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在１９１７年２月被推翻时，俄罗斯帝国中的大多数非俄罗斯国家即开始同莫斯科保持距离。１９１７年３月，乌克兰中央议会成立，要求乌克兰自治。８月，白俄罗斯成立了一个类似议会，其他非俄罗斯国家亦大多如此。此时，它们并未谋求独立，它们所想要的是一个邦联，而不是单一的俄罗斯国家。

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当时正倾全力应付对德战争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它顺应潮流，将宪政问题交给将于战争结束后选举出来的立宪大会。

然而，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布尔什维克的上台，使本来只是尝试性地要求自治的运动很快就转为要求完全独立。开始，布尔什维克发表声明加以鼓励。在那些最初发表的法令中，有一个是《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对“平等”、

“主权”、“包括独立在内的自由自决”以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作出了保证。许多非俄罗斯人不计后果，按自己的理解对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作出了响应。

乌克兰中央议会拒绝承认列宁政府为“中央”，阻止当地布尔〔２６〕什维克占领基辅省政府机构。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说俄语，从未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有区别的群体）也拒绝遵守布尔什维克规则。１２月，白俄罗斯全国议会宣布自治。

那时，波罗的海国家为德国占领，但独立运动也迅速蔓延。高加索和中亚也经历了发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那些变化，１１月１５日在梯弗里斯，

执政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全民族党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称“外高加索委员会”。

大约３周后，哈萨克议会宣布自治，自治区域即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与此同时，乌兹别克穆斯林于１２月在浩罕宣布自治，成立突厥斯坦，这一地区大致位于哈萨克以北和伊朗、阿富汗以南之间的地区。其他几个民族国家也相继于１９１７年末和１９１８年初成立。

帝国重新组成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的承诺很明确，但追溯一下共产党含糊不清的历史，就会发现漏洞。如果只是解释而不是歪曲的话，列宁的立场是，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权利决定，进一步说，

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说话。

这一公式就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在合适的时候摆出解放者的姿态（即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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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尚处在政治统治地位时），而当自己已强大到足以占主导地位时就否定独立。当“民族解放”运动的对手是“帝国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政府”时，

他们要求独立就会被视为是正确的，值得大家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民族领导人要求与一个共产党国家享有同等待遇时，这只能证明他们不是为无产阶级说话，因而他们的要求应予以拒绝，他们本身也应被当作阶级敌人予以消灭。

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之前或刚刚夺得权力的时候，在共产党人中间进行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辩论，只是就这一问题的形式，而非本质加以辩论。

列宁强调脱离权的宣传价值，坚持它事〔２７〕实上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另一方面，斯大林愿意更直截了当，在讨论列宁对俄罗斯沙文主义提出的“警告”

时，斯大林指出：

有时自决权与另一更高的权利——工人阶级巩固其权力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含糊——自决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工人阶级实行专政权利的障碍。③

当各国开始脱离分崩离析的俄罗斯帝国时，这一“逻辑”即被付诸实施。

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任何谋求独立的企图都会被武力粉碎。

夺权之后仅仅几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就采取了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将在以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觊觎别国领土时同该国打交道的惯用手法。

这一策略的做法是：先为军事干涉制造一个借口，最早的例子是，他们向乌克兰议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俄罗斯红军自由通过乌克兰领土去镇压哥萨克人的起义。当乌克兰议会拒绝时，他们便借机入侵乌克兰，并于１９１７年底在哈尔科夫成立了由俄罗斯人领导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同一周，俄罗斯红军又以武力推翻了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民议会。

１９１８年１月，红军占领了位于伏尔加河以东、曾是土耳其分离主义运动中心的奥伦堡，解散了哈萨克和巴什基尔国民议会。２月，受布尔什维克支配的塔什干苏维埃派俄罗斯军队向南扫荡了突厥斯坦自治政府所在地浩罕，

然后将那些来不及逃走的穆斯林全部杀害，放火焚烧了这座古城。

然而，布尔什维克武力镇压的能力开始受到严重限制。为了结束同德国的战争，列宁被迫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停止向西扩张领土。与此同时，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也在升级，特别是在边界地区。

布尔什维克的反应是建立一个名义上独立的“民族一共产主〔２８〕“义”

体制。如果当地共产党力量薄弱，难以控制局势，就让他们同当地民族政府签订条约。这一手法使得布尔什维克成为民族独立的斗士，从而分化了敌人，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就视这一政策为权宜之计。

在这些短命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中，最为短命的要数白俄罗斯。它成立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但在１９１８年１月中旬，莫斯科共产党官员就决定将它与俄罗斯苏维埃合并，命令下达给白俄罗斯的“同志们”，要他们在预定于２月召开的苏维埃大会上开始合并进程。起初，白俄罗斯人表示反对，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即使在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们仍要确保这种虚构的“国家结构”独立不致扩展到已握有政治大权的共产党体系内。

１９１８年３月，俄罗斯共产党召开第１８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俄罗斯共产党及其领导机构的所有决议无条件地约束党的所有成员，而不考虑其民族成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具有党的地区委员会权力，完全隶属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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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直到１９９１年它崩溃之时，苏联帝国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准则是，外表上是一个国家“联邦”，实际上在“联邦”的背后站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１９８９年，这一准则曹受到挑战，但共产党领导人不愿作出改变，

从而导致成立一个自愿性联邦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

在１９１８年和１９１９年，乌克兰曾是一场错综复杂斗争的场所。它有一部分领土被德军占领了几个月，后被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拉达夺回。拉达包括两个不同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另一方是安东・邓尼金将军率领的俄罗斯白军。当战斗结束时，红军成了胜利者，并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列宁迫使两〔２９〕个政党合并，而且，最初乌克兰的共产党还要受“全国共产主义者”支配。

不过，全国共产主义者尚未强大到在所有地区组成政府。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就成功地维护了独立，尽管四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曾为并入苏联而战斗。莫斯科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占领这几个国家，当这一态势明朗之后，

莫斯科便正式承认了它们的独立，于是，芬兰于１９１８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于１９２０年宣布独立。

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组成了独立政府，大多数西方国家承认它们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２２个国家还在１９２１年１月承认格鲁吉亚为法理上的独立国家。然而，它们最终还是被红军所占领，其国民政府被推翻。

阿塞拜疆因盛产石油，成为苏联入侵的首要目标。１９２０年３月，列宁下令占领巴库。４月２５日，红军跨过阿塞拜疆边界，占领了高加索以北的地区，

三天后占领其首府。

巴库被占领的那天，当地共产党成立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独立共和国”，

并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请求兄弟般的援助。这一手法以后经常被采用：先是莫斯科军事干涉，然后扶植当地亲莫斯科分子上台，再由他们出面请求援助。

这一手法最近一次被采用，是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克格勃和“阿尔法行动队”先扫荡了总统府，杀死总统哈菲祖拉・阿明，然后扶植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再由他出面向苏联请求“援助”。

１９２０年，格鲁吉亚军队设法驱逐了来自阿塞拜疆的侵略者，但独立的亚美尼亚于１２月被占领。短时间内，格鲁吉亚看上去会苟延残喘，因为它与俄罗斯在１９２０年５月签订了一个和约，俄罗斯无条件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然而，

这一神圣承诺毫无意义。来自阿塞拜疆的苏维埃军队在１９２１年２月占领了这一独立的共和国。〔３０〕当内战于１９１８年和１９１９年在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蔓延时，布尔什维克时而利用、时而镇压民族主义分子和地方运动。无论如何，一旦他们得手，就会像以往一样对这些地区实施控制，将它作为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兼并。⑤

到１９２２年苏联正式成立时，共产党政府已设法将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重要的例外是，在从芬兰至摩尔多瓦的广阔西部地区，有许多国家被承认独立，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还有一些地区被划归罗马尼亚等国。

当时，各“加盟共和国”的政府都落在共产党手中。在２０年代，俄语及其文化曾有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乌克兰和高加索以外地区。不过，３０年代却首先经历了集体化，接着就是一场对全党和知识分子的大清洗。

仅在乌克兰，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集体化。⑥在哈萨克斯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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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比例更高。３０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大清洗几乎使整个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消失。约有１０００多名非俄罗斯作家被处死或流放到劳改营，从而使许多国家的文化进步遭受打击，这一严重后果延续至今。

同希特勒的交易

尽管在一场消耗性的内战中获得了胜利，但莫斯科的共产党政府已虚弱不堪，难以在西部重组其帝国。在２０和３０年代，领导层一直忙于恢复战争创伤，强制推行集体化、混乱的工业化和突然的清洗。然而，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判断，斯大林一直不甘心“失去”俄罗斯帝国的任何一部分势力范围。只要有机会，斯大林即向西扩张苏联的版图。

这一机会在１９３９年出现了。当时，希特勒决定首先进攻法国和英国，这就给苏联以可乘之机。一系列的秘密外交显示，斯大林保证给德国一个和平的“后院”，但条件是：允许苏联自由向西〔３１〕扩张。当两国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于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举世震惊的互不侵犯条约时，他们有意隐瞒了一个更重要的秘密议定书。

该议定书的微型胶片直到１９４５年才被盟军缴获，其内容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东欧：波兰被两国瓜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划归苏联。几周后，该议定书又有修改，将立陶宛划归苏联，苏联则给予德国物质援助，并将波兰划归德国。⑦

在里宾特洛甫离开莫斯科恰好一周之后，德国即从西面入侵波兰。９月１７日，苏军从东面发起攻击，迅速占领了纳粹让给苏联的领土。在这年秋天，

苏联还进入了波罗的海独立国家。１９４０年６月，这３个绝望的国家在枪口面前“请求”加入苏联。８月，苏军占领了罗属比萨拉比亚，随即也将它并入苏联。

１９４１年夏至的晚上，希特勒转而进攻苏联，迅速占领了被斯大林侵占的那些地区，并向前推进，但在希特勒被击败后，除波兰部分地区外，斯大林不仅设法收复了全部失地，而且还扩大了版图。波兰边界向西移动，占领了德国的一些地区，但其东部的许多地区则被纳入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乌克兰。

东普鲁士部分地区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加里宁格勒州，它曾被立陶宛分离出去。捷克斯洛伐克最东端地区——外喀尔巴阡被纳入扩大了的乌克兰版图之中。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重新成立，以纪念从罗马尼亚夺回比萨拉比亚。作为战败的德国盟国，罗马尼亚除了同意割让，别无选择。

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大国虽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同苏联结盟，但从未承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合法性。不过，对苏联〔３２〕在欧洲扩张版图并将结果写入和约或其他国际协定之中，美国并未表示异议。

斯大林及其所有的继任者（包括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不承认政策都不当回事。西方的政策已落后于时代，只能损害西方自己的利益。当西方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的边界将被永久地固定下来时，它将不得不改变这一政策。

当斯大林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并入自己的帝国时，他或许从未想到他和希特勒瓜分领土所引起的政治震动已经使这些国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的遗产：虚假的民族国家

这些并非斯大林唯一的过失，另一过失可追溯到苏联刚成立的时候。

作为人民委员，斯大林在１９２２年苏联正式成立时对其结构的确立发挥了直接影响。以后，他保留了这一结构，只在１９３６年的宪法中作了一些具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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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此时他已大权在握，因而认为是他确定了苏联的基本特征并非没有道理。

从字面上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国家的自愿性联邦。在理论上，这一联邦要比美国松散，因为各创始国保留有公开的脱离权。

但是，与美国不同，它的政治联合是基于特定的种族集团的。生活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每一种族集团被赋予政治实体的地位。众多的民族组成“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议会、部长会议和各级政府机构。

在此以下，还有“自治共和国”，它类似于加盟共和国（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发生一些改变），但没有脱离权。大多数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再以下，就是一些人口极少的自治州和民族区，它们有一些〔３３〕权利，

但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国名。

这种结构的根据在于，每一民族都有自治权，并以自己的名义组织政治实体，来保护其利益。然而，在苏联的整个历史中，这一理论只是一种幻想。

事实上，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宪法实体并没有实际政治权力。苏联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共产党手里，而苏共又是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虽然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共产党，但这些政党都被莫斯科视为一个单一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

正是这种单一的政党构成了苏联专制结构的支柱，各共和国和其他实体只是一种点缀，虽然好看，却不具备结构性的功能。

然而，这些实体还是存在下来了。尽管它们受共产党的控制，但仍有自己的政府结构，这种政府结构形式上类似于特殊的民族集团。一旦苏联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某些民主机构时，所谓民族自治的虚假性就昭然若揭。

分而治之

对于那些喜欢看到一个整齐划一、民族单一国家的人来说（这也是苏联模式理论上的含义），很遗憾，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实际模式如同别的许多国家一样，并不与之相符。苏联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首府，无一例外都是许多民族的家乡。在农村，个人定居点则较为单一，主要是由一个民族群体构成一个村庄，但它们通常四处分布，使人联想到由各色花布拼起的百衲被。

〔３４〕例如，当你驱车经过乌拉尔山以东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巴什基尔部分地区（自１９９１年开始称巴什科托斯坦）时，就会发现景色轮流交替，一会儿是由传统伊斯兰建筑和穆斯林墓地组成的村庄，一会儿是由俄罗斯建筑和东正教堂以及带有十字架的墓地组成的村庄。在俄罗斯人的村庄，各家房屋都有雕花窗户和彩色门框。相对混杂定居的模式很普遍，而不是仅仅存于各加盟共和国交界的地方。

这种定居模式表明，边界不可能只按意想中的民族因素来划分。从好的方面看，有时必须作出妥协，使少数民族分布在边界两侧；从坏的方面看，

政治考虑居于主导，边界划分旨在造成地方对立。防止出现任何一种与莫斯科作对的地方合作，似乎是当局每天的任务。

这种情况在高加索、中亚、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更为突出。一个亚美尼亚人占大多数的“飞地”却处在阿塞拜疆管辖之下，而不是由亚美尼亚管辖。

政治决定边界的另一重要例子是，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命令将克里米亚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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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划到乌克兰。该半岛在１８世纪就被俄罗斯人从鞑靼人手中夺过来，其绝大多数居民也都是俄罗斯人。这样做的原因却从未得到圆满解释。

中亚是这种分而治之最典型的例证。历史上，这些地区并未被统一在诸如亚历山大大帝或帖木儿等独裁者手下，而是被划分为几个汗国，而且这些汗国也不是按民族划分的。当中亚被并入俄罗斯帝国时，它是以突厥斯坦的名义加入的。大部分当地人说土耳其母语，使用单一的查加泰文字。在南方，

许多波斯人也说土耳其语。正宗的波斯人，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城的波斯人，

既说土耳其语，也说波斯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是宗教而非语言，他们都属于穆斯林逊尼派。

到２０年代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在重新占领这些地区时，先是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斯坦，以后则是以民族为界，也就是基于语言和部落的不同将它分裂成几个新“国家”，这样，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它不是加盟共和国，只是自治共和国）就应运而生。

这些新的民族国家在成立之前的确有其民族特性，并且最终〔３５〕形成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毫无疑问的是，将它们分开的最初动机是要防止它们融入穆斯林土耳其集团之中。事实上，苏联当局几十年来一直禁止当地领导人成立区域集团，禁止学者们成立土耳其研究中心，以免亲土耳其的细菌找到可以繁殖的温床。

就是在语言文字规范等非政治性领域，分而治之原则也是显而易见的。

苏联当局先是限制使用几种独立“国家”的文字，指定它们采用新的字母去代表发声仍相同的词语，以使文字与过去显得不同。查加泰文字本是阿拉伯语中通用的文字语言，但当局禁止使用，却引进了拉丁字母。不久，当局又发现使用拉丁字母也很危险，因为土耳其也在使用拉丁字母。为避免因此而可能出现的交流，３０年代末，当局又引进西里尔字母，以使相似的语言尽可能地显得不同。

要明白这种语言隔离的后果，可从德语去联想，看看当德语在统一文字标准并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的共同遗产之前，如果类似手段被采用会有什么样结果。不同的德国方言在外地人看来，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如巴伐利亚方言在汉堡或德累斯顿街上就几乎难以让人明白，柏林的方言在慕尼黑亦如此，但事实上，德国人却能互相理解，并感受到共同的特性，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文字，即路德翻译《圣经》时所用的文字。

如果１５或１６世纪的占领国希望德国不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地区语言多样化，让每一语言有自己的发音和语法标准，禁止教授或书写一种跨方言的全国性语言。只要有足够时间，这种手段就会造成独立的巴伐利亚、萨克森、莱茵兰、普鲁士以及其他“国家”的语言。统一，在未来将更难于实现，因为语言确定了每个人的国家感。

〔３６〕共产党在中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给统一设置障碍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在摩尔多瓦采取了同样策略，

但这一次不是在摩尔多瓦人之间进行分割，而是要割断它同罗马尼亚的文化联系。从任何一种合理的定义看，摩尔多瓦人所说的语言都是罗马尼亚语，

虽然有些方言差别，但这种差别类似于亚拉巴马和马塞诸塞州的英语差别。

基于这种细微差别，当局宣布独立的“摩尔多瓦语”诞生。由于难以区分这种差别，当局就用西里尔字母取代了罗马尼亚使用的拉丁字母。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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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显得不同，如果你不懂西里尔字母，你就很难将以这种语言表达的“我爱你”同英语中的同义词联系在一起。

当机会来临时，摩尔多瓦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恢复使用拉丁字母，

重新称呼其语言为罗马尼亚语，而不是摩尔多瓦语。

保持触角……与抵触

苏联确立的边界和文化政策是为了防止任何反对莫斯科统治的区域合作，投资政策的实施也是为了防止政治区域出现将导致自治的超经济结构。

虽然苏联计划者热中于建立庞大的企业，并将生产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工厂里，但习惯上还是将工厂设施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例如，莫斯科的汽车装配厂所需要的汽化器可能来自乌克兰，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所需要的化学材料可能来自塔吉克斯坦，只有生产最简单产品的最原始工厂才完全依赖于本地。

这种实践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为不解，钢铁厂附近有所需要的资源，但它却从几千英里之外获得煤或矿砂。但这种设计却自有其道理，即不能让任何人感到，离开莫斯科事无巨细的控制，他们也能生存。

〔３７〕我的一个朋友管理着位于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一个大矿山。他对我说，他那里出产的所有矿砂都必须用船运到几千里以外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进行加工。当我问为什么不就地建一个冶炼厂时，他说：“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离开莫斯科而生存，更具体他说，

没有莫斯科的有色金属冶金部，我们就可以生存。”

政治与官僚形成了一个让人生畏的组合。

另一个加强了各地联系、但也成为关系紧张之源的做法是，将民族群体，

特别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分散到苏联全国各地。

每当有一新工业建立，就有人要被派到那里去工作，且通常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在某些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处女地”，就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

１９９０年２月，我在基什尼奥夫（即现在的基希讷乌）为摩尔多瓦民族阵线的伊翁・纳迪尔萨等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晚宴。他们大发牢骚，其中之一就是不满俄罗斯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占据了当地工业中的大部分好职位，使摩尔多瓦技校的毕业生难以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问及原因何在，他们归咎于莫斯科中央计划者所订的标准和程序，认为也许莫斯科并无明确的歧视政策，但它对各地的遥控实际上却造成了这种效果。

“就说邮电部决定在我们这里建一个开关厂吧，”客人举例解释道，“由于以前我们没有这类工厂，因而一时找不到熟练工人，只得从全苏联招募。

与此同时，在得知要建工厂的消息后，我们也着手训练这里的摩尔多瓦人。

但是，到他们毕业时，已无空缺，而来自俄罗斯的工人又不想回去，因为他们已定居下来，感到这里的天气和食品供应都比他们家乡要好。这样，摩尔多瓦人就不能参与自己家乡的建设了。”

就这样，民族扩散所产生的民族间联系被滋生着妒忌和不满的现实状况所抵消。

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３８〕

“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这是一句常被用来描述苏联民族政策的标语，译成日常英语就是：“只要按我们的想法去说，用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