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的演進與海外佛教團結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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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的演進與海外佛教團結的時代意義

王泰鯤

國際佛光會洛杉磯協會副會長陳錫中

國際佛光會美國爾灣分會會長

前言

本土化潮流中，「弱勢族群」要團結，由質、量兩方面，表現存在的特性與價值，才會受重視，從「邊緣」融入主流。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結合群眾的領導才能與學識同樣被重視：

美國孩童自小學起，即由「童軍團」、「體育團隊」、「義工服務」中培養團結精神；麻省理工學院（ M.I.T）大學（undergraduate）獎學金的面試考題是：「當領導團體，我的意見被群眾反對時，怎麼辦？」一針見血，可以深究團隊合作的經驗與領袖人才的歷練。中國人傳統上不易團結，遠近因素甚多：本文由四方面來探討，以求拋磚引玉，針對弊病，力求更新。

第一方面談歷史的影響：中國人在長期封建制度下，思想上受到「忠」的桎梏，團結的努力受到長期壓抑。第二是佛教在「信仰」中，共識的力量。第三是：「忠」與「戒」結合，提供的現代化的團結契因，並由「行動」中顯示的範例。第四是時局的變化，世界領袖的省思，

顯示佛教以「忠、戒、平等」對未來世局發展的啟示。

一、「忠貞」倫理的歷史演變

「忠貞」的要求，起自圖騰部落，原目的是為了要族群合作，齊心協力，服從指揮，完成任務。封建時期，「忠貞」變成「忠君」的同義詞。現代社會，每家公司雇員仍要求簽署

「Code of Ethics」，這是伙計對老闆的「忠誠」宣示。可見「忠」的倫理，是古今中外，集團努力所必需的倫理。「忠」的思想發展得正確，團體自然能合作，團隊文化也能蒸蒸日上。

「忠」的行為也很容易誤導、扭曲。嚴重時，「愚忠」帶給族群短暫熱潮，而後是哀鴻遍野，

幾世不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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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歷史向來強調「忠」的概念，但疑點一直未能澄清，也無法釐正。對後世最大的影響在：中國人沒有完善的團結文化：太平順世，不能創新，讓人民生活更安適合理；大難來臨時，莫衷一是，各自分飛。

「忠」不是儒家的特產，儒家講「仁、義、禮、智、信」；儒家講「誠」。卻避談有干涉政治嫌疑的「忠」。早期以「忠」來評定的史實，如〈晏子不死君難〉[註 1]、〈晉獻公殺世子申生〉[註 2]，都早於封建「欽命」的標準，意義也不同。直到漢帝國把「忠君」變成人民必須奉行的守則，還把這思想硬掛在獨尊的儒家思想上。如果深根究底，孟子曾說過：「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讎。」「忠」是有條件的，是相對的，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相互尊重，亞聖才肯為「忠」字背書。不過，「統治者」未必喜歡這種「協商」論調。專制統治要宣揚的是「君叫臣死，臣不敢不死」。腦筋清楚的人，都能看出「單軌」要求的缺陷。

在君王權力邊緣區，每有深刻的質疑：如戰國時期，樂毅逃到趙國，燕惠王管轄不到，〈樂毅報燕惠王書〉說：「善作者不必善成，善始者不必善終。」[註 3]說出「忠」是契約關係：

兩相互惠時，「忠肝義膽」；等到「共識」變異，猜忌杜防，就只好分道揚鑣，其他的求全責備，都不帶有任何歉疚；西漢逃亡匈奴的李陵，說了「雖忠不烈」[註 4]，大膽挑戰君主對部下單方面的嚴苛要求。

儘管一、二範例的強力質疑，然而「我武維揚」，「天威浩蕩」，皇室威權大得驚人，

「忠、孝、仁、愛……」，八德之首，仍以「統治者」的心態為主要詮釋，儒家思想被委屈、

或壓制、或變型，都是意料中事。封建制度限定了「忠貞」是必須以「忠君」的形態來表現。

歷朝開基創業的帝王，多半英武過人。明君獨裁，有時比集團討論、民主議論還要有效率。這時「忠君」思想造就了正面的團結信心。到了平庸的君主，把黑貓看成白貓，顛倒是非，引奸吝亂臣為心腹，所謂「忠者不忠」，分崩離析，各自為政。杜牧〈阿房宮賦〉說：

「亡秦者秦也！」歷代王朝就如此興替輪迴著！

二、傳統儒學中疏漏的「黨團文化」，使民眾沒有突破創新的機會

起自漢朝，中國社會以儒學為主，讀書人稱為「儒生」，歷朝天子尊奉孔子為「至聖先師」，注重教育、知識，表揚「忠孝節義」。按著儒家理論範疇，兩千年來，所謂「正心、

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內而外，做為讀書人循序漸進的圭臬，個人行為的法則。然而兩千年的中國，戰爭頻繁，天災人禍。端賴老百姓艱辛奮鬥，承受痛苦，支撐難關；忠貞之士不惜生命，救亡圖存。千年來一貫如此。文化上的原因有二：

(一)主流思想「儒學」的延展過程不夠周密：在人才培育中，最嚴重的缺失便在於「修身、

齊家」之後，並未具足「治國、平天下」的資格：一個國家的領導者，日理萬機，其複雜困難較之齊家不可以道里計；治國者所需具備的條件：如領袖經驗、群眾基礎、個人威望、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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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的功勳、為社會創造福祉的願心，在在都不能以一個家庭或家族中的成績做代表。「齊家」

之後，應有結合「團體」的領導經驗，才談得上肩負「治國」重任。歷史上常見某人因「孝廉」為官，或因科舉入仕。結果入朝任事，或者落落寡歡、或者同流合污。讀書的理想與現實相差太遠，又沒有同道共識，一群烏合之眾，既無力整頓綱常，撥亂反正，還得擔心受人猜忌、暗箭中傷。所謂「公門深似海」，漏夜趕科場、金榜題名之後，竟是一個五味雜陳的染色缸，欲求「潔身清譽」而不可得。

(二)封建制度下，不願意見到民眾領袖的崛起：中國人一談到黨團，就有「儒以文亂法，

俠以武犯禁」的陰影：東漢「黨錮之禍」惹來抄家之痛；宋朝的「元祐黨禍」是不講是非、

不論才情，只要列名黨籍，一律罷黜。誰不愛惜名譽、生命？誰不珍惜族親、前程？但是在專制時期，稍一不慎，背上「亂黨」之名，哀痛之情，一代又一代，留在傳統裡，「君子群而不黨」成為讀書人的後盾。「群而不黨」就是在人群中，「蜻蜓點水」，臨近實際行動，

說幾句漂亮話，臨陣縮頭，儘量別留下把柄。怕的是：專制政府為了控制百姓，不希望受到強勢黨團的威脅。如果群眾逐漸聚集，力量足以抗衡政令。往往政府先安一個罪名，然後強迫驅散。東漢李膺「談論國是，輿論忠奸」，被判「妖言惑眾」，死於獄中。國父孫中山先生領導的革命黨也曾戴過「叛亂集團」的帽子。所謂「成王敗寇」，翻起歷史舊帳，許多有理想、有組織的團體，在尚未完全成熟之際，就被抹黑扼殺。因此，一個聚眾結社的體制與文化，在中國一直沒有磨練與健全發展的機會。

齊家的典範可以嘉勉為「孝廉」，為君主效力的是「忠良」，為蒼生、為理想而奮鬥者卻可能背一個負面的「亂黨」罪名。所以在循序而進的中途，有個「陷阱」，然而成大事都需要群眾力量，而且團隊做事要有一致的標準與理念，才能成功。

從北宋‧王安石變法的史料，就可以看到中國人在「忠」與「團結」之間，矛盾又不得不為之的心情：王安石的新法，在理想上是善意改革；但是王安石沒有班底，臨時湊合的幹部，良莠不齊，在執行上大打折扣，為守舊派所垢弊。

個性陰狠或柔弱的獨裁者，有時以分而治之，故意在同一事件上兩面作態，造成部屬的對立與不合：王安石變法中，幕後台柱──宋神宗經常搖擺不定，支持改革派時，說：「古之君臣，如朕與安石，絕少相知」，讓王丞相放心大膽去改革，安石曾謂：「天變不足畏，

祖宗不足法，人言不足恤。」等於是豁出生命，全力以赴，然而朝中有「不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神宗「以為不可」。這就是和稀泥的領導統御。政策居然有禁區，網有遺漏，

究竟神宗要讓王安石掛著「忠」字招牌，凝聚人氣？還是「造反有理」，讓保守派持有金牌護身。氣得「安石稱疾不朝，皇帝遣使慰勉，乃出」。最後，在守舊派攻擊下，讓安石下野回鄉的還是神宗，真是「成也蕭和、敗也蕭和」。國政就在吵吵鬧鬧中，江河日下。[註 5]

從宋神宗到哲宗，國家大政翻來覆去，朝閣大臣如走馬燈，忽上忽下，朝令夕改，地方官陽奉陰違，五日京兆；百姓無所適從，亂象叢生。「徒法不足以行政」，原本黨派精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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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的宣導，默契要多次合作來鍛鍊，前瞻性的政策需要往昔成功的聲譽來支持，沒有共識與時間的歷練，團隊成不了大器。

治國無方，讓丞相下野，君王依舊「天縱聖明」。職責不分，「忠」與「團結」都是僵化的「紙上談兵」。

「忠」的觀念，直到加入佛家（或理學）的影響，才突破王權的統馭。明朝羅貫中在《三國演義》裡藉著關羽寫出「忠不違心」的看法，以個人良心、良知來做標準。這是一大進步：

「忠於良心」讓個人有「自主權」與「決定權」，「忠心」於團體的前提是心意相通，也就是「目標」與「意見」相投。不再是由「皇命誥制」來決定。這個重視自覺的演繹，成為流傳民間的權變思想。

同在封建統治下，佛教由邊緣而融入主流，而且長期地維持僧團。其中有特定的因素，

敘述如下。

三、佛教的第一個團結基礎，弘揚佛法大業的「共識」

佛教以「信」為團結的基礎。佛教的「信」與儒家的「信」意義不同：儒家的「信」是堅守契約，一言然諾的「信用」倫理；佛教的「信」是對佛陀意旨堅定奉行的「信仰」：佛陀在世時，追隨、跟從，向佛陀請益學習，佛陀入滅後，遵守經論，闡揚佛理，乃至「寧往西天一步死」誓言，這等於是「捨命效忠」。只是佛教效「忠」的對象是思想，是實踐淨土的理念，比起效「忠」於權位，較不容易偏差，也較容易整合。

佛教傳入中國，從東漢到魏晉南北朝，（西元一世紀到五、六世紀），是創立根基的發展期（Transition period），這時期主要的本土化重點在：

(一)大量的翻譯。

(二)融和本土人文，在解說佛理時包括了玄學、儒、墨、道家文化。[註 6]

(三)鑑於眾說紛紜，四、五世紀，也有僧人做綜合、整理，力求思觀點正統化，如道生法師突破經論的言教文字、智者大師系統化的「判教」，都是為了方便後來者修行。[註 7]

早期的傳入、介紹，是僧侶自動自發的，如同一個「大觀園」，百花齊放。僧團之間並沒有合作的關係。為了忠於佛理，光大聖教，刻骨銘心，在所不辭。所以這種團結是以「共識、認知」為基礎。多虧了六朝的分裂，朝代更替頻繁，專制帝王無暇於思想控制，各人種、

族裔混雜一地，時勝時敗，包括本地的漢人，沒有一族有絕對的優越感。尤其戰亂，更使人厭棄舊文化，企盼新思想帶來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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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不發達、資訊不易交流的當時，佛教各派是多頭發展：各有所據、自然發揮、莫衷一是。在各地播下種子，以不同方式宣導。以數學機率來說：只要基數夠大，總有幾派理念，因時、地相宜，廣被接受。今日能回溯的宗派，是在五個世紀裡，許許多多無名英雄，

竟畢生努力，實驗又實驗後，綜合出眾望所歸的生活哲學。適時適性的善法，自然有信眾團聚，奉行如儀。專制下的團結，有好處也有隱憂：南梁‧蕭衍篤敬佛教，希望以佛法敦厚民風；隋皇帝禮敬智者大師，也是對佛教團體安撫，以求治權的擴張。負面反應如在北方的佛教，讓王權感到威脅。乃有北魏、北周滅佛。所幸，中國未能一統，其他地區能延續慧命，

繼亡存絕。整體而言，各支各派以宣揚佛教為「共識」，在強大主流王權下，化整為零的合作。

一個中正和平、寬容有度的思想，必能經過無數戰火、動亂，在人心中植根流傳。同樣地，一個歷經長年動盪、分離，還能整合的民族，必有收納新知、截長補短的文化包容力。

唐朝，讓中國人民苦盡甘來，生活上承平安樂，文化上大放以異彩，政治、經濟成為寰宇的表率。佛教思想終於有了集大成的環境，《六祖壇經》是中國佛教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壇經》裡有道家、儒者、墨子的軌跡，又傳遞了佛陀原旨，經過融會貫通，推陳出新，如春陽暖風，拂在人心裡，如此自然，如此合理、如此舒泰，這就是邊緣文化融入主流成功的特性。

六祖稱「佛性」即自性，「我心即是佛」，所以「忠於佛」便是「忠於自心」。優點在每個人都平等，每個人都應自尊自重，從而活躍了昇華成佛之道。「忠於自心」的缺點在：

自此各行其是，自說自話，伏下派系不和的陰影。

影響力大了，不免有爭主導權，爭正統的問題。開山祖師，氣度恢宏、見識過人，能不計較得失與世俗品評，常是後繼者，為一日之長，而成意氣之爭。[註 8]當支流派系的訴求，

超過「共識」的訴求，團體只有權變或分裂！

所以，「忠誠」的條件是除了「共識」外，要有滿足團體成長的合理回收與分配，也有成員素養紀律的要求。這得需要制度的協訂，一般「法律」或「契約」都只涵蓋表象，佛教的「六合敬」還包括了內在的自律，較之條文更有深度。

四、佛教的第二個團結基礎，「六和敬」的「戒律」文化

佛教的另一個特性是：「集結的戒律」。從佛陀帶領徒眾，到入滅後要求「以戒為師」，

都注重到集團生活的要旨，在傳入中國的發展期（Transition period），或許是為了避免刺激專制政權，團體合作的意義並未受到特別的強調。然而高僧講經時，「四方雲聚，千里遙集」，

「夫預學徒，莫不依擬」（《高僧傳》），傳教要能吸引、聚眾、號召，又讓徒眾奉行，這已超越儒家「庠序」的教學。人群聚集，除了領袖威望，還要有一套規範群眾的律法，才能維持長期和睦。在集結中培養領袖人才，更巧妙地彌補前面提及儒學發展的缺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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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後，佛教宗派分裂並非致命傷。晚清之際，佛教棄塵離世，避處深山，脫離了「僧俗兩利」的使命，對社會沒有助益；自了式的發展，違背了集結的宗旨，才讓佛教前途「命如懸絲」。

人間佛教的覺醒，重新回歸於社會福祉的提昇；振興佛教，也帶給百姓優良的生活文化。

佛教的「戒律」文化，其中以「六和敬」為代表，規畫著寺院裡成員間的互動合作，和僧眾的團結準則。從星雲大師對「六和敬」的解釋，[註 9]就可以看出團體合作的契因：

見和同解是思想上的共識，有共同的目標，才能談合作。

戒和同修是法制上人人平等，必須尊重對方的權益，才會贏回尊重。

利和同均是經濟上平均分配，現代「忠誠」的條件是要有合理回收與分配。

意和同悅是精神上志同道合，在交流意見中，互相學習，彼此砥礪。

口和無諍是言語上和諧無諍，這表現著寬容的修為。

身和同住是行為上不侵犯他人，這是「己所不欲，勿施於人」的自律。

「六和敬」總括了「身口意」的修養，「見」的共識，「利」的互惠，與「戒」的平等。

讓群眾在自動自發的意願下，為團體「效忠」。內在的節制優於憲法的規定：世法只能在事發之後，做有限的矯正；修養與道德卻能定繩規於造惡之前。群眾一致有了「身口意」的修養，以「共識」為長程為目標，在合作中，即使有缺陷，也較能容忍，其後「均利」制度就容易訂定了。

現代化的制度，加上現代化的觀念造就了僧徒、信眾對「人間佛教」的忠誠與信心。理論上的團結還要有行動來體現舉例而言，西元二○○二年，全台恭奉「佛指舍利」表現了佛教各宗派，乃至大陸佛教界，齊心協力，跨越了歷史、政治的鴻溝，共同合作。此事新聞多所報導揄揚，本文不再贅述。而自同年五月，時任美國洛杉磯西來寺之住持慧傳法師所倡議的「海外佛教團體聯合慶祝浴佛節」也有其特殊、不凡的意義──

(一)佛誕節慶典選在「母親節」，所以除了慶祝佛太子的誕辰，也著重母愛、母教的偉大，

宣導：肉身得自父母，法理來自佛陀，相同的感恩惜福，讓中外人士，無分是否佛教徒，都有相同感受。

(二)聯合主辦的單位包括法印寺、西來寺、觀音禪寺、法光寺、法身寺、觀世音藏傳佛教中心，加州圓融寺、慈濟功德會、國際佛光會，參與單位包括妙覺寺、雪峰精舍、萬緣寺、

明月居士林、淨宗學會等。可以說是網羅南加州僧俗二眾共同慶祝。儘管修行上，禪與淨、

大乘與小乘、漢傳與藏傳；甚至在重點方向上，各有差異。而這次的大團結是在「異中求同」：

以「八相成道」為主題，以佛陀為中心，建立在佛教徒的「共識」上，因此議事、籌畫進展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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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確定後，各單位又有自主表現特色的空間：從場地佈置上各主辦單位可以有自己的海報與文化宣導，典禮由各單位信徒著傳統服裝，組隊輪流獻供，表演節目、義賣、遊戲都由各單位承包以表現特殊的風味，這顯示了佛教的多元化既有一致的精神，又包含不同族裔、地域文化色彩，使內容益發精湛。「修行有多門」是放得出去，讓時間來考驗：兩千年之後，在距離發源的印度恆河有半個地球之遙的美國洛杉磯交會，仍能讓各宗派匯集，以數種語言交流，總結於「歸元無二路」。證明了佛教涵括「人同此心，心同此理」，「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共通點。

(四)執行、負責的單位不貪功，在實際行動中學習、自我考核。「學佛在自覺」，在團隊決議中，有取有予、考驗著信心，也考驗著包容力和自律。

海外佛教在洛杉磯的團結，另具「本土化」意義。因為洛杉磯眾多族群聚集，佛教是邊緣文化，無論信眾財力或政治奧援，與主流宗教相去甚遠，再加上第一代移民逐漸老邁，急須與本土觀念連結。無分族裔，成功的合作，示範寬廣胸襟與包容的精神；同時傳承「有容乃大」的經驗，讓各族裔的新人接棒。浴佛典禮莊嚴隆盛。之後，近百餘個攤位提供食物、

遊戲、文物展、茶道、禪坐、義診。舞台上有合唱、舞蹈、樂器演奏、話劇、魔術表演。展現「嘉年華會」的熱鬧，讓本土人士有「賓至如歸」的盡興。外加「模範母親」的表揚，在在表現老少同樂，東西習俗兼容，為文化交流留下深遠的影響。當日人潮如龍，高速公路為之堵塞，主流《洛杉磯時報》深入報導，提昇東方與佛教形象。

五、佛教的第三個團結基礎：「法法平等」對世界和平的啟示

科技文明高度進步的現代社會，並不代表精神文化的健全，混濁的思想暗流可以掀起世事人心的大波瀾。一場恐怖戰爭，導致世界經濟衰退：二○○一年美國在世貿大樓被摧毀後，

全世界都掀起了「檢討」的省思。戰場上，美國對「神學士」強烈砲火轟擊後，仍努力為「阿富汗」災區做復原、救濟工作。新聞、宗教、學界也探討著：「為什麼宣導精神昇華的宗教，

卻導演毀滅生命的仇恨行為？」

二○○二年一月十二日，巴基斯坦總理穆沙瑞夫對著回教極端派說：「我們究竟要死忠於幾句原始教條，把回教世界倒退到千年以前的生活型態？還是要進步、合理的生活與現代宗教思想？」又說；「當以軍權來統治，一句命令即可，但後果可能非常錯誤；如果要由群體來努力，那必須下放權力，把領導與被領導者同等對待。」[註 10]

比起人權平等，佛教更廣義的主張「法法平等」：如果把自認的「善法」當作唯一標準，

「單方面」地強迫舉世奉行，那也落入偏執。法要能因時、地、環境、風俗而制宜。所以各種善法都應平等看待，更何況眾生、凡夫，都不應以人種、信仰而起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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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之後，美國布希總統也一再強調：戰爭是針對「恐怖分子」而非「回教」，並重視「回教」徒在美的平等權益。輿論反覆檢討，大致都認為：封閉式的團體領導，容易自以為是，以愚昧的方式來表現忠誠，造成全球的動盪與衰退。民間自發性地組成宗教對話，如橙縣的 Kitchen party（廚房對話）邀請猶太教、佛教、回教、錫克教、印度教共進早餐，在輕鬆氣氛中交流。即使歧異不是三天兩頭可以解決，但「異中求同」起步在：共同為居住的橙縣舉辦遊園會，利潤之餘捐給社區貧困無依的饑民。[註 11]

星雲大師曾說：「宗教都是勸人為善，……不同的宗教，教義本來就應該不同，但教徒之間可以來往。」[註 12]「我們不分宗教、派別，儘量服務贊助，給與歡喜……樹立一個慈悲包容的團體」，又說：「十法界一切眾生的本質是平等，……這個世間就像大海一樣，包容江河溪流，互相融和，同一法味。」[註 13]

從以上的範例與「人間佛教」的宣導，可以看到人類努力的方向是：在求福祉，為自己的理想盡心、盡忠之際，方法上，由團隊的「共識」，集腋成裘，利和同均，同時仍須保持自尊自重的戒律，不侵犯、不傷害他人，唯有尊重對方，以平等立場，溝通融和，才會在息息相關、天涯若比鄰的地球村中相互照應，共享資源，共創幸福。

【註釋】

[註 1] 《左傳》。

[註 2] 《檀弓》。

[註 3] 《戰國策》卷三十「燕策二」。

[註 4] 〈李陵答蘇武書〉。

[註 5] 《宋史‧王安石傳》。

[註 6] 方立天，〈佛教與中國文化〉，《普門學報》第三期。

[註 7] 慈容，〈佛教史上的改革創見大師（上）〉，《普門學報》第七期。

[註 8] 星雲大師，《六祖壇經講話》四冊之四。

[註 9] 慈容，〈佛教史上的改革創見大師（下）〉，《普門學報》第八期。

[註 10] Los Angeles Times, 2002.1.20.

[註 11] Los Angeles Times, 2002.4.20.

[註 12] 星雲大師，〈各有各的爸爸〉，《迷悟之間》第三冊，第一八七頁。

[註 13] 星雲大師，〈佛光世界‧佛光會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