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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王 汎 森
*「漢學研究中心」成立於1981 年（原為「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
1987 年更名）。猶記得它剛成立時，我是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密切注意著 與這個研究中心有關的種種「語絲」與「風片」。還記得當時在國立中央圖書 館（後更名國家圖書館）的舊址舉辦了一場老子版本的展覽會，我便曾擠身 於參觀的人潮中。如今漢學研究中心轉眼已成立四十週年了，中心發起編輯
《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邀我寫一篇引言，對此我覺惶恐 不已。1
*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處處 長、史語所所長、中研院副院長、代理院長、「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總主持人等，亦為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明 清到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和史學史。他的著作包括：《章太 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晚明清初思想十論》、《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 心態》等。
王院士曾擔任漢學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漢學研究》編輯委員、「外籍學人來 臺研究漢學獎助」審查委員，本中心主辦「臺灣漢學新世紀—漢學研究中 心三十周年學術論壇」、「全球視野下的漢學新藍海」等國際研討會之籌備委 員，並曾於上述和「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等多場國 際研討會中做專題演講或主持綜合座談，同時也是《漢學研究通訊》和《漢 學研究》的作者。
1 在撰寫這篇短文的過程中，我援用了若干我個人過去寫過的短篇，並多次與我的同仁李 仁淵先生討論，得到很多益處，謹此致謝。
如果是二十年前，這應該不是一個困難的任務，當時我因借調國科會人 文處，密切關心著各個學科的發展。但是近二十年來，我已失去那種近身接 觸的機會，加上生性疏懶，我對本書各章節所處理的議題已經完全脫節了。
所以，在接獲這個任務時，我是堅決推辭的，然而因為漢學研究中心一再力 邀，只好答應寫一篇比較不那麼正式，任務也比較輕的引言，算是我對這個 四十年來幫助、陶冶全世界無數漢學研究者中心的獻禮。
「漢學」是一個何等廣泛的領域，由於我學識的限制，以下的文字是以歷 史學為主，對近一、二十年的發展的觀察而展開的（這一點我也先取得主辦 單位的同意），但我還是希望其中所提及的若干部分，能與漢學的其他領域有 參照的作用。
四十年前臺灣漢學的第一個特色，是它早已經脫離「國學」或「國故」
的範疇，充分認識到學術研究中客觀真實的重要性。梁啟超曾說：「國故之 學，實恃洋貨」，又說：「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後為快。」2這種「他人 之所有」也希望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中找到的一廂情願的風格已不復存在，人 們早已充分認識到中國歷史文化不同於西洋的獨特性。
第二、四十年前臺灣漢學開始大受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一方面是在 西方的華裔學者的傳輸，另方面是當時流入臺灣的種種西方的學術理論。第 一波是以社會科學的影響為主，這個方面已經有不少人談及，此處僅引當時 的過來人杜正勝先生的一段話：「六○至七○年代，臺灣史學界引進一波波的 社會科學風」、「推動新局勢者是史語所的歷史學家，前有許倬雲，後有陶晉 生」。不過杜先生也提到：「六○年代社會科學方法被引入臺灣史學界，倡導 的新方法表面上雖然社會科學家與歷史學家攜手合作，其實是前者居於思想 指導地位，後者則收集資料，提供例證而已。如此結合不是平行關係，是階 層關係；社會科學作主，歷史學為僕，於是引發歷史學家所謂『史學危機』
的呼號。」3
2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頁 13。
3 杜正勝，〈舊傳統與新典範〉，收入許倬雲等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週年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頁 29、30。
西方思想理論對臺灣史學界造成的第二次廣泛影響是稍後的思想史研 究。1980 年代，幾位長期在美國工作的思想史學者正值壯旺之年，從他們 的著作中，常可以看到西方思潮的影響。西方思潮的影響使得他們在選題、
詮釋及論點的鋪陳等方面，與前代的思想史家有所不同，也與一面摘抄、一 面解說式的傳統思想史論著有異。他們的論著多以解決一個特定的問題或詮 釋一個特定的歷史現象為主，用流行的話說，即有很清楚的「問題意識」；
他們對變化性、歷程性的問題或現象的掌握比較深入；他們行文時，重視論 證、重視組織，重視從四面八方來探討一個問題，同時也有比較清楚的論旨
（thesis），像一條線般貫穿全文；他們在處理思想史問題時，常常放在心上的 是某某現象「如何形成」、「如何可能」。
同時這股思想史熱潮吸收了多元的西方養分，柯林烏（R. G. Collingwood）、
韋伯（Max Weber）、博蘭尼（Michael Polanyi）、海耶克（F. A. Hayek）、佛 格林（Eric Vogelin）、孔恩（Thomas Kuhn）、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哈 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傅柯（Michel Foucault）等名家都在這一串名單 中。當時也有人反對這種進路（approach），我依稀記得一位很受敬重的師長 對我說：「孟子之時根本沒有韋伯，不懂韋伯一樣可以講孟子。」但是更有不 少人認為：西方思想資源的映照，確實可以在一些關鍵之處發揮正面的作用。
第三、四十年前的臺灣社會力正在崛起，政治解嚴的趨勢已經隱隱在 目，思想漸趨自由活絡，使得人們得以脫離舊傳統或黨國的格局，比較寬 鬆而活絡地詮釋人文社會科學，其真正影響是不可以輕輕帶過的。
第四、國際化。四十年前臺灣各方面已經擺脫國際上孤立的局面，學術 國際化進展與漢學方面更不例外。除了前面所述西方主流思潮的浸染之外，
漢學諸領域中與世界同行之間的交流漸趨活絡。中央研究院舉辦了「第一屆 國際漢學會議」（1980 年），以及中央圖書館所創辦的「漢學研究中心」都 是代表性事件。同時，大陸雖未改革開放，但是因為政治統制的局面漸趨鬆 弛，所以大陸長期積累的文史、考古等方面的研究著作，也以各種管道流入 人文學者的書房，造成了影響。
而過去二十年間，世界與臺灣的漢學皆有相當的變化，我謹提出以下五 點觀察：
（一）歷史的「新天使」
愈來愈強的跨國連結，使得史學研究的所謂的「預流性」變得愈來愈 容易。所以西方主流史學界或西方漢學界流行的主題，很容易就帶動臺灣 漢學界的神經。而這些新領域的形成，每每與世界所關心的現實問題有微妙 關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論綱》中對畫家克利（Paul Klee）的「新天使」的詮釋多少可以說明這個現象。他說：「歷史天使的臉望 向過去，身體前進到未來。」4歷史研究的新領域的形成往往帶有這個特色，即
「身體前進到未來」時，他們「望向過去」的臉所看到的歷史也每每隨身體所 到之處而變。
為了與現實產生某種關聯性，史學也不斷調整它的身姿。當黑人問題受 到關注時，興起了黑人史、奴隸史；當性別問題成為關注時，興起性別史；
當人類環境面臨空前危機時，興起環境史；因為能源問題，興起能源史；當 全球化之勢沛然莫之能禦時，興起全球史；因為移民問題焦頭爛額時，興起 移民史；當動物權問題盛行時，近來歷史學家的「動物轉向」（animal turn）
變得很熱門。5
在上述新興的史學領域中，我注意到一種脫離「人本主義」的傾向，以 至於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對「歷史的」或「非歷史的」區別產生重大的改變。
在梁啟超的〈新史學〉中，他非常用心區分何者為「歷史」，何者為「非歷 史」，他區分「天然界」與「歷史界」，說：天然界是不變的，昨天如此，
今天如此，明天亦如此。梁啟超說：「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 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這不是歷史。歷史是有目的的、
進化的，故他說：「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 此類者，謂之歷史學。」6因此，「天然界」是沒有歷史的，「歷史界」才有歷 史。梁啟超的說法反應了十八、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許多人文學者的意見，
4 Walter Benjamin, Hannah Arendt ed.,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 257.
5 關於「動物史」無論在漢學或漢學之外雖然有個別學者提出來，也似乎有趣，但在整體 的架構、方法論、拓展的議題跟成功的研究，比起前面諸如性別史、環境史等都有一段 距離，目前的影響力也不太大。
6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第四冊，頁 7。
如柯林烏。
可是近一、二十年來興起的環境史、生態史、自然史、器械史等新研究 領域，卻重重地挑戰了梁啟超的論點。人們注意到，大自然其實不斷地在變 化著，尤其是當人的力量大為介入時，大自然產生了許多改變，人類改變、
破壞大自然的程度愈來愈厲害，人成為geological agents，人類的活動造成了 自然界的各種變化，使得它們有了歷史。7所以，「自然界」也有歷史，「自 然界」與「歷史界」之間的區分變得混淆不清了。如在STS（科技與社會研 究）界最近熱門的一個概念是所謂的「人類世」(Anthropocene)，即認為人類 對自然界的影響大大改變的自然的樣貌，讓地球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地質年 代，稱之為「人類世」。人文出發的研究者把自然帶進來的同時，自然科學出 發的研究者也把人的因素帶入他們的視野之中。
另一方面，歷史學者們愈來愈關注人與自然界（動物……）之間的關 係，將「自然界」與「歷史界」的區分泯沒了。正如William James 所說的，
研究自然的那些東西，感覺起來好像跟人沒有關係，然而一旦用歷史的眼光 來處理研究題目，把人帶進來後，研究本身就變成是人文的，而不完全是自 然的了。就我所知，這個「人文化」的範圍正在不停地擴張中。「什麼可以成 為歷史」這個問題仍在進行劇烈的變化中，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二）史料的擴張
過去四十年主要是研究材料推動。比起80 年代以前，中國研究主要的 轉變是方法論上的轉變，如引進社會科學或思想史、文化史的理論與方法。
過去四十年來，中國研究的轉變似乎是由研究材料來推動。首先，90 年代 以來大量古籍重新影印出版，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燬叢刊》《四 庫未收書輯刊》《清代詩文集彙編》《稀見清代四部輯刊》《晚清四部叢刊》
《民國學術叢刊》等，乃至於各地館藏方志，以及各種電子文獻資料庫，使 許多原先只能在圖書館抄錄的罕見書以及大量稿抄本，都不難寓目，造成了 一種形式的明清「史料革命」。第二，中國檔案館對外界開放；第三，大量
7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35.2 (2009): 197- 222.
出土文物，包括考古器物、簡帛、出土墓誌銘等等；第四，中國對外開放田 野考察，以收集地方文獻與出版；第五，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y）的發 展，從史語所的漢籍、數位典藏到如今各種資料庫和地理分析系統。這些材 料上的變化，改變了學者所能掌握之研究材料的量、取得材料方式、運用的 方法，以及可用於研究的新材料類型。即使是被認為較「傳統」的領域，如 文字學、版本目錄學、經學、史學史、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等，四十年 間在原有的基礎上，同樣受益於材料的擴充、資訊與人員的交流，也有新的 進展。
80 年代以來活躍的若干領域，如生命醫療、宗教禮俗、在地文獻、底層 歷史等都與材料有關，讓這些學科比起80 年代更活躍。而且有傳統領域也 產生了變化，以制度史為例，以前從典章著手，現在則更注意制度如何被運 用接受。如以軍戶研究為例，過去運用的史料以官方的會典、條例、方志與 衛選簿等簿冊檔案為主，後來加入族譜、契約等許多新材料，轉而注意軍戶 的生活、各地的變化，如何影響到實際個人等。思想史等領域也一樣，思想 史開始集中講中、低層人物，社會史亦然。
（三）史家與史料的關係正在改變中
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史料世界正在掀起巨大的改變，網路與電子資料 庫的發展，使得研究者不再像以前那樣耗費許多時間反覆查閱史書（當然精 讀史書仍是第一要義，才不至於脫離脈絡，也才能有機地掌握歷史），或四處 求索相關研究資訊，以建立相關的輔助性知識。
大約五十年前（1968），法國史家勒．華．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
發表了一篇震動一時，但卻只有薄薄數頁的短文：〈史家與電腦〉。8在這篇文 章的末尾，他宣稱，至遲到八○年代，史學家如果想要生存，他或她必須同 時是一個電腦程式設計者。我們細看他所條舉的非電腦不可的領域，大致集 中在人口史、物價史、家庭史等高度需要計量的領域，而批評者們則認為這 與重視歷史解釋、重視歷史敘述、重視意義發掘的史學互相排斥。
8 E. Le Roy Ladurie, “The Historian and the Computer,” 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3-6.
但是近十年的發展，證明拉杜里把電腦的功能想得太窄了，電腦不只能 計量，它還有許許多多的功能。我個人完全了解過度依賴電子文獻資料庫治 史的重大危險，並且始終堅信，對於歷史文獻細密而又富想像力地解讀，仍 是治史之首要條件，但是電子文獻也可以起一種畫龍點睛式的輔助作用。電 腦與解釋或意義的發掘並不互斥，甚至還可以尋找到一個新的接榫點。
以下我想舉個人研究過程中的一些例證來說明。我是一個電腦盲，一 切研究都處於手工的階段，但是在有限的使用中，卻體認到電子資料庫的強 大力量。我一向關心近代思想中新概念的出現及代謝，以及它們如何改變近 代中國思維世界的問題，而電子資料庫便常常幫我確定了它們的系譜。就以
「傳統」、「主義」、「民主」等詞為例，為了確定它們是不是新出的詞彙，只 要一敲電腦，在極短的時間內便得到了答案：古書中從未出現現代意義下的
「傳統」、「主義」或「民主」。
電子資料庫也提供人們一種縱深理解的能力，此處再用「主義」這個觀 念為例。「主義」是改變近代中國思想氣候的重要概念，五四那一代人非常嚮 往「主義」，套用傅斯年先生的一句名言：不管信從的是那一種主義，「有主 義總比沒有主義好」。這種以「主義」為萬靈丹的思維究竟如何一步一步網 羅近代中國人的心靈，以致發展成「主義崇拜」？而初步解決這個問題時也 只需要一點點時間查電子資料庫，然後很快了解到，晚清人們開始大量使用
「主義」一詞時，它不過是指一種「宗旨」或一種「主張」而已，絕無後來那 種「包山包海」的威力。
從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追溯一個重大思想觀念的變化時，電子資料 庫方便我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一個長遠的、縱深的輪廓，也可以對共時性 的歷史現象得到廣泛的理解，因而可以進行更有把握的推論，同時也使得另 一種層次的歷史解釋與歷史意義的追索成為可能。此外，電子文獻資料庫常 常可以幫助我們確定「何者為某時代所無」或稀少，而「所無」或稀少本身 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現象，沒有證據本身也是一種歷史證據，所以電 子文獻是可以幫助我們把「空白」轉換成一種新的歷史證據。
（四）「大型理論」（grand theory）的退潮9
史學研究對整體性的或大理論（如civil society）之討論興趣漸低，轉 而趨向地方、個案、個人層次乃至微觀歷史的探討。或者是對於思想與文 化主流之外的潛流、弱勢者聲音（或低音）等之前被忽略的部分有了更多 的關注，或研究歷史上對制度或大趨勢的反應、抵抗或調適等，呈現較多 我稱之為「複調的歷史」。即是對歷史中所謂的「主調」之外，經常被忽略 掉的部分，進行一種焦點轉移，發掘覆蓋、遮蔽的層面，使得各個互相依 存或競合的層面的歷史變得比較可以了解。
（五）各地漢學研究「特色」的模糊化
世界各地不同的漢學研究傳統有更多交流合作的機會，對彼此的研究領 域有所刺激，進而發展出共同的研究課題。在過去幾十年間，學科之間的交 融仍讓某些領域的發展較為活絡，如生命醫療史、宗教與民間信仰、法律與 社會、族群史、中外交通（東亞海域與西北陸路）等等。這些領域的發展，
一方面延續前個時代的基礎，一方面受益於新材料的發掘，但一方面也與研 究視角的轉變有關係。資訊的流通、人身移動的效率，在四十年間的進展，
也讓美國、歐洲、日本、中國、臺灣等地的漢學研究傳統有更密切的交流，
在材料、方法與主題上廣泛交換意見，但也使得各地漢學研究的「特色」變 得不再那麼明顯。
四十年是一段不短的時間，四十週年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展望臺 灣漢學研究的未來，我個人就歷史這個專業想到幾點，提供大家考慮。若漢 學研究的對象是中國（漢學中心的英文名字：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那 麼對於什麼是「中國」（地域、人群或文化）？中國的範圍在哪裡？「中國」
是否為一個延續不變的整體？應該在什麼架構下來理解中國？關於這一點，
近二十年間有許多討論，包括一，東亞、漢字文化圈底下的中國、朝貢體系 的反省等；二，China proper 與「邊疆」，特別是新清史的討論；三，葛兆光
9 「大型理論」（grand theory）是借用政治思想史家 Quentin Skinner 所編輯的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的討論：從周邊看中國、宅茲中國；四，全球史、跨國史與比較史框架下的 中國，如大分流或Peter Perdu 談的比較帝國史等。
此外，漢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範圍是「傳統中國」。而放在臺灣與當代這兩 種脈絡底下，「傳統中國」的意義是什麼？何謂傳統、何謂中國？當代中國的 社會、經濟，全球華裔社群的流動等，是否也是當代「漢學」研究的問題？
臺灣在國際漢學研究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何產發具有獨特面貌的新 研究領域，以全球史視野、或海洋的視野的獨特觀點出發，發揮優勢領域，
形成學派、形成傳統，發揮臺灣思想自由的環境優勢，發揮臺灣數位人文資 源的長處，都是值得思考的。
前面說過，近二十年漢學發展，除了史料大出之外，另一個重要的里 程碑是「數位人文」的蓬勃開展。材料的可近用性發揮到最大的程度，作 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科技部）的總主持人（2010 年到 2012 年），我對此感到與有榮焉。但我想提出一個觀察，即如何在這個基 礎上發展好的研究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我注意到「數位人文」領域中 提出的題目常常是舊的，用來證明的是已經知道的東西，這是令人憂心的。
在著手撰寫這篇短文時，我曾經諮詢一位大陸同行，希望他以「他山 之石」的角度提出觀察。他認為臺灣的漢學有「小學危機」，也就是忽視了 漢學研究的基礎養成，這是我原先所未曾察覺的。針對這一點，我願意提 出三句口號：「書是要讀的」、「學術根柢還是重要的」、「做研究是要深思 的」。
再者，我想提到的是：八、九十年前，史學大師陳寅恪提出治學要「預 流」的問題，這個口號從此成為學人的口頭禪。這句話當然並不過時，但是 應該進行反思。在當代西方的史學新潮中，我感覺到一種濃烈的對「人化」
（anthropo）的敵視或捨離。許多與人的意志有關，與人的思想有關的歷史 有被邊緣化的趨勢，代之以與「人」、「思想」離得愈遠愈好的史學新潮。
開拓歷史學的新領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是盲目的跟風，則是值得警惕 的，這也就是說，應該反思性地「預流」。八、九十年前，陳寅恪所說的另 一段話：「外國社會科學理論，不能隨意用來解釋中國材料」，10這個告誡在今
10 卞僧慧，《陳寅恪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46。
天值得咀嚼。
最後，應該要問的是漢學研究中心，在突出開展的漢學研究工作中可以 扮演什麼角色？作為「漢學研究中心」長期的夥伴（編委、指導委員等），我 始終認為以漢學研究中心的規模與經費來說，它過去四十年的工作成績是很 突出的。這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已經說過，這裡不再重複了。國際漢學的氣候 仍在丕變中，坦白說，我也看不清在未來的四十年間漢學研究的走向。誠如 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說的：「歷史是一個曖昧不明的歷程」，但是我們 相信未來「漢學研究中心」必將秉承過去四十年的精神，繼續扮演一個不容 忽視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