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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佛學研究的開端 —「東方」與「西方」之間
「佛學」，相對於「東方」的中國而言，原是屬於「西方」印度傳來的學問。然而，相對於更遠的「西 方」—歐洲而言，從較近之「西方」—印度傳來而根植於「東方」之中國的「佛學」，又是屬於古老之
「東方」的神秘學問。誠然，原屬於「西方」的「印度佛學」，其哲學上精彩的思辯與論證，在知識論 和邏輯學的貢獻上，確實和「西洋哲學」重論證思辯的精神相似（這多少和印歐語系的語言結構有關）。 然而，傳來「東方」之中國的「中國佛學」，卻融入了中國哲學重形上、重本體及重圓融的思想特徵，
而削弱了印度佛學中的思辯與論證風格。這使得「佛學」這門學問的處境，或許恰恰和印度的地理位置 相似，介於「東方」與「西方」之間。
從近現代佛學研究的發展來看，西方學者曾對東方的佛學研究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如近代華人世界 佛學研究的兩大巨擘：印順與呂澂，分別是武昌佛學院創辦人太虛（1889-1947）與支那內學院創辦人歐 陽竟無（1871-1943）的高弟。而太虛和歐陽氏又都曾師事美國學者 Holmes Welch 所認為的「中國近代 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1837-1911）。楊仁山之所以稱得上「中國近代佛教復興之父」，不僅因為他 成立金陵刻經處弘揚振興佛教文化事業，更因他為官時兩次出國到歐洲考察，拓深了他的文化視野，並 結交了當時在英國牛津大學師從宗教學之父 Max Muller（1823-1900）學習梵文的日本淨土真宗學者南條 文雄（1849-1927）。因在歐洲和南條氏的結識，使得在中國失傳數百年的許多珍貴之唯識和因明學典籍
（如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疏》、《瑜伽師地論略纂》等），得以重新在中土刊印，
這促使後來唯識學的研究勃興。我們或可說，倘使沒有楊仁山的歐洲之行，中國近現代就很可能沒有佛 學研究之復興熱潮的再現。
西方學者除了影響中國近現代的佛學研究之外，日本近代之佛學研究，亦是師法自歐洲。如《大正 新修大藏經》的編纂發起人高楠順次郎（1866-1945），亦曾於英國師事 Max Muller 學習梵、巴利文，
另一發起人渡邊海旭（1872-1933）則曾留學德國，研究梵、藏、巴利文等。十九至二十世紀初、中期，
著名的歐洲佛學研究者，屬於英語系的學者，除 Max Muller 之外，尚有研究巴利語佛教的 H.Oldenberg
（1854-1920），以及英國著名的巴利學大師 T.W.Rhys Davids 及其夫人。屬於法語系的有：將梵文《法 華經》法譯的 E.Burnouf（1801-1852），校訂翻譯無著《大乘莊嚴經論》並發現安慧《唯識三十頌》梵 本的 Sylvain Levi（1865-1935），及其弟子 L.V.Poussiin（1863-1938）校訂並法譯世親《俱舍論》、護 法《成唯識論》及校訂月稱《明句論》梵本；經再傳至 E.Lamotte（1903-1983），法譯《解深密經》及
《大智度論》。而德語系的學者，則有研究佛教邏輯學的 Erich Frauwallner（1898-1974）與義大利的 G.Tucci
（1894-?）。俄語系的學者，則有 Th.Stcherbatsky（1866-1942），其對法稱的邏輯學進行研究，並曾俄 譯法稱《正理一滴》連同法上的註解，其英文著作《佛教邏輯》（Buddhist Logic）一書，已成為佛學名 著。
上述這些學者中，不乏大師級的人物，例如要研究巴利語系（南傳）佛教，就不可能不參考 H.Oldenberg 及 T.W.Rhys Davids 的著作，而要研究法稱的邏輯學，則捨不開 Th.Stcherbatsky 的著作。其中一些學者 在文獻上的發現，則大大地影響了現代佛學界的觀點，例如發現安慧《唯識三十頌》梵文本的 Sylvain Levi，使我們得以肯定安慧、真諦一系的唯識古學和護法、玄奘一系的唯識新學，是有所不同的。而這 些「西方」歐洲佛教學者的研究，又很深地影響了「東方」日本的佛教學者，例如除了上述之南條文雄、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之外，還有留法的山口益（1895-1976），留德的荻原雲來（1869-1937），以及 留英、德的宇井伯壽（1882-1963）等人。
藉由本文的回顧可知，「西方」歐洲近現代的佛學研究，竟使原來源於「西方」印度而傳至「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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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本的佛學，在十九、二十世紀之間，竟從更遠的「西方」歐洲，又回傳到「東方」的日本、中 國與台灣。誠如前言，「佛學」這門學問的處境，似乎始終擺盪於「東方」與「西方」之間，並譜出自 己獨特的旋律與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