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遺址的陶罐口緣技術風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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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海岸遺址的陶罐口緣技術風格分析

Technology Style of the Jar rims from HaiAnn Site, Yilan 劉秉玟

Bing-Wun Liou

指導教授：江芝華博士

Advisor： Chih-Hua Chiang,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De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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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能夠完成這本論文要感謝以下這些人。

最先要感謝芝華老師，再給老師惹了這麼多麻煩之後，老師還是不厭其煩的幫我修改論文（每次把垃圾一般的初稿交出去都覺得很想死很羞赧啊啊啊），真的非常感謝老師（雖然老師講話飛快我常常來不及反應、也常聽不懂ㄏㄏ）。同時，謝謝老師提供的每個實踐公共考古學機會，並且讓我了解公共考古學有多重要，以及人群的能動性是很高的～也很謝謝劉益昌老師，如果不是老師讓我體會到田野多麼有趣、重要，並且在我學習考古學的過程中細心指導和鼓勵，我可能不會考取人類學研究所，也無法完成這本論文。謝謝瑪玲老師的指導，每次跟老師討論完都覺得非常溫暖，很有方向，讓我覺得系上有瑪玲老師就很安心；也要謝謝老師提供機會，讓我可以到北海道禮文島參與發掘，是最快樂的發掘經驗之一！謝謝圭偵老師願意擔任口試委員，並且總是像姊姊一樣親切的在統計和陶器分析、以及論文上提供寶貴的意見。謝謝陳文山老師慷慨的接受我在地質學和岩象分析上的各種騷擾，很喜歡跟老師聊天然後瘋狂大笑（有一次還因為笑彎了腰眼睛戳到老師桌上電話的天線而眼睛受傷ㄏㄏ）。謝謝趙金勇老師和鍾國風老師，因為受到老師們在花岡山計畫的指導，讓我想要進步的慾望爆棚。謝謝邱水金老師讓我在宜蘭的痛苦日子裡有光亮，給予我很多幫助。還有還有，要感謝伯楨老師，溫暖的關心我們大小事，然後也很想念老師每次見到我就喊聲：吱吱。

希望這本論文可以讓老師覺得我總算有點人模人樣了 XD

也要謝謝大頭助教在複雜的行政事務上的各種協助。謝謝杜先生一直請我喝咖啡（偶爾還有泡麵，還有一次是水煮蛋 XD），以及寫作過程的鼓勵。也謝謝溫柔的陳先生在口考前時的加油打氣，還有各種大小事的幫助。謝謝地質系的家志在切片和礦物辨識上的協助，謝謝你這麼有耐心。

也要謝謝系上的大家。謝謝柔君、紀安、攸攸在我論文難產時的各種協助和建議，彷彿光明燈。謝謝芳儀、文馨在寫作時的鼓勵和打氣，如果沒有你們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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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我可能無法完成。謝謝徐苡庭這麼忙還關心我，也沒有嫌我太廢物而放棄我 XDD 謝謝強強的支持和關心，很喜歡跟你一起喝酒玩樂。謝謝嘻嘻，參與了整個論文的開始與結束，如果沒有跟你垃圾話崩潰耍廢互相激勵我一定會更廢哈哈哈，很感謝你的各種意見、提醒和幫忙，一起工作也很開心，真的非常謝謝嘻嘻。

還要謝謝阿桃和徐尚浦，有了阿桃的鼓勵和意見，讓我可以繼續哈哈大笑寫論文，也要感謝阿桃幫忙修改我的英文摘要 QQ～還有徐尚溥，謝謝你在練習口試時的大力幫忙，然後你講話超好笑，每次都讓我樂不可吱@（o･ｪ･）@ 謝謝游漢聲，我們是宜蘭研究好朋友～。也要謝謝王仲群在寫作時相互討論和交換意見，以及許多瑣事的幫忙。謝謝抒敏、布拉迪、淯琛、筱薇、賴沛蓮、乃文、高敏雅、寶尼、曉涵、必修、博雯在研究室時的陪伴，並且忍受我的亂糟糟。特別感謝賴沛蓮用巧克力賄賂我，吵著要我把你寫在謝誌裡（我要讓你的白痴留在書裡而且巧克力好好吃ㄏㄏ），不過我是真的謝謝你，儘管受到我欺壓，還是來幫我口試加油～。

謝謝多年的好友林家綺、白、豬、聰、阿筑、君君、馬其，謝謝你們一直以來在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持和陪伴。謝謝小李，雖然你有時很煩，但互嗆然後一起畢業的感覺很棒。謝謝我的第一個考古好朋友孫若倫，儘管你轉戰警界但仍是我學習過程中最佳導師。謝謝洋君在我躊躇的時候一直逼我前進。謝謝王大哥、

謝欣如、黃一誠、小人和郁純，只要到劉老師辦公室，你們都不遺餘力的餵食我，

並且在論文上給予很大的協助。

最後，要感謝我的阿木、大哥、小哥，一直包容我的任性並且無條件支持我。

還有 Kiwi 狗，你這麼北七又可愛，陪我度過在家寫論文的枯燥日子，療癒了我。

如果沒有這些家人的存在，我一定無法完成這本論文。

最後最後，再一次感謝上述這些人類，在我書寫論文的過程的各種幫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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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技術選擇分析為取徑，探討海岸遺址不同時期之陶器罐口呈現技術傳統之可能，以及陶工技術選擇傾向，並且反思過去利用類型學方法宜蘭地區文化在新石器時期晚期到鐵器時期的陶器風格研究；嘗試提供不同面向的討論。

本研究主要運用屬性分析、民族誌資料來探討海岸陶工製陶的傾向、陶器技術風格變化，以及變化的可能性與意義。首先，利用屬性分析找出遺址本身年代變化之脈絡，並掌握陶器變化的主要特質。其次，以台灣及其他地區之民族誌作為陶工技術選擇之類比基礎，探討陶工技術選擇之意義和不同時期之陶器技術傳統。

結果顯示，在各個時期的技術風格都產生相當程度的選擇改變，從早期進入中期呈現兩群技術風格陶罐口，一群延續早期，但有一批新的技術風格，隱含著新社群產生的或其他可能性。中期進入晚期，技術風格全面發生變化，罐口也呈現兩套技術風格的傾向，可能功能差異所造成。本研究認為，海岸遺址陶工並非固著的群體，在各時期中持續發生選擇變化。

關鍵字：海岸遺址、技術風格、技術傳統、技術選擇、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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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oic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technological tradtion and potters' preference of techniques as seen in the rims of pottery vessels from HaiAnn Site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he study also

re-examines the typological approach that was previously adopted to understand pottery styles from late Neolithic to Metal Age in Yi-lan area, and attempts to provide some discussions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attribute analysis and ethnographical data are used here to study the

preference of HaiAnn potters, the variations of technological style, and the possi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changes. The attribute analysis helps us to see the change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ttery, at this site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As for the ethnographies of Taiwan and other areas, they provide a basis to compare ceramic technological choices and to discuss the meanings of potters' technological choic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dition of potter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 style and choices varied with time. For the middle period,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pottery rims different in technological styles.

One of them is likely to be a continuation from earlier times. The other, with new technological style, might indicate the arrival of new group of people or other possibilities. From middle to late period, the technological style went through a significant change. Two sets of technological style are observed among the vessel rims, which might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 in functions. In sum,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otters of HaiAnn Site were not a static and fixed group and the changes in technological choices can be observed for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Keywords：HaiAnn site, technological style, technological tradition, jar 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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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 1 陶容器技術選擇與屬性對應... 20

圖 2 初步塑型技術與特徵 ... 24

圖 3：遺址位置 ... 28

圖 4：海岸遺址周邊地質圖。 ... 29

圖 5：海岸遺址探坑分布 ... 30

圖 6：TP1 界牆 ... 31

圖 7：TP1 立石現象 ... 32

圖 8：TP1 石牆現象 ... 32

圖 9：TP2 疑似石板棺現象 ... 33

圖 10：測量位置示意圖 ... 39

圖 11：罐口測量位置示意圖... 40

圖 12：砂徑比例與層位變化 ... 44

圖 13：具閃亮礦物之陶罐 ... 48

圖 14：整體粒徑與石英顆粒粒徑... 54

圖 15：中期尖圓唇弧轉罐慢輪痕... 58

圖 16：晚期平唇弧轉罐拍墊製作痕 ... 62

圖 17：中期尖圓唇角轉罐 ... 62

圖 18：中期尖圓唇角轉罐 ... 62

圖 19：唇式比例與層位變化 ... 63

圖 20：頸式比例與層位變化 ... 65

圖 21：口長平均值與層位變化 ... 66

圖 22：唇厚與頸厚平均值與層位變化... 67

圖 23：半徑與角度平均值與層位變化... 67

圖 24：各類型的外色各層比例 ... 70

圖 25：燒透程度與層位 ... 71

圖 26：燒透程度比例與砂徑 ... 73

圖 27：圓唇弧轉口長頸厚散佈圖... 75

圖 28：圓唇角轉口長頸厚散佈圖... 75

圖 29：尖圓唇弧轉口長頸厚散佈圖 ... 76

圖 30：尖圓唇角轉口長頸厚散佈圖 ... 76

圖 31：尖圓唇弧轉罐 two step 分析品質... 77

圖 32：平唇弧轉口長頸厚散佈圖... 77

圖 33：平唇角轉散佈圖 ... 77

圖 34：尖圓唇弧轉罐 two step 分析品質...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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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晚期平唇弧轉罐拍墊法 ... 92

圖 37：晚期尖圓唇弧轉捏塑法 ... 92

圖 38：晚期尖圓唇弧轉罐捏塑法... 92

圖 39：晚期尖圓唇弧轉罐側面照... 92

圖 40：中期平唇角轉罐往唇內抹平 ... 94

圖 41：中期平唇角轉罐往唇外抹平 ... 94

圖 42：晚期平唇弧轉罐唇內外抹平 ... 94

圖 43：晚期平唇弧轉罐唇內外抹平 ... 94

圖 44：切片陶片... 100

圖 45：平唇角轉罐分布層位與砂徑 ... 102

圖 46：平唇弧轉罐分布層位與砂徑 ... 102

圖 47：尖圓唇弧轉罐分布層位與砂徑... 103

圖 48：各罐口形式砂徑與具閃亮礦物比例... 106

圖 49：平唇弧轉罐之口部燻黑 ... 108

圖 50：平唇弧轉罐之口部燻黑 ... 108

圖 51：平唇弧轉大罐口部燻黑 ... 109

圖 52：平唇弧轉大罐口部燻黑 ... 109

圖 53：早期圓唇弧轉大罐輪修痕... 111

圖 54：早期尖圓唇弧轉大罐輪修痕 ... 111

圖 55：早期圓唇弧轉罐 ... 112

圖 56：早期圓唇弧轉罐手捏痕 ... 112

圖 57：早期尖圓唇弧轉大罐捏製痕 ... 112

圖 58：中期尖圓唇弧轉罐慢輪痕... 112

圖 59：中期尖圓唇弧轉罐製造痕... 112

圖 60：中期平唇弧轉罐捏製痕 ... 113

圖 61：中期平唇弧轉罐捏製痕 ... 113

圖 62：中期平唇角轉罐 ... 113

圖 63：中期平唇弧轉罐慢輪痕 ... 113

圖 64：長江流域青龍江遺址陶器製作法 ... 114

圖 65：紅彩數量與層位分布 ... 116

圖 66：晚期平唇弧轉罐方格紋 ... 117

圖 67：中期平唇弧轉罐唇口刻紋...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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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錄

表 1：TP1 出土陶器類型與層位 ... 33

表 2：腹片數量及比例... 34

表 3：口緣類型數量與層位... 35

表 4：底部和圈足數量與層位 ... 36

表 5：陶把數量與層位... 36

表 6：折肩數量與層位... 37

表 7：折腹數量與層位... 37

表 8：測量數據： ... 41

表 9：砂徑與層位卡方檢定... 44

表 10：罐口形式之砂徑數量與比例 ... 44

表 11：砂徑與口式卡方檢定... 45

表 12：砂徑與唇式卡方檢定 ... 45

表 13：砂徑與頸式卡方檢定 ... 45

表 14：砂徑與陶罐形式卡方檢定... 45

表 15：砂徑與外色的相關性 ... 46

表 16：砂徑與胎心的相關性 ... 46

表 17：砂徑與裡色的相關性 ... 46

表 18：砂徑與形式屬性的相關性... 47

表 19：砂徑與形式屬性的相關性... 47

表 20：閃亮礦物與石英卡方檢定... 48

表 21：閃亮礦物與黑亮礦物卡方檢定... 48

表 22：石英與黑亮礦物卡方檢定... 49

表 23：閃亮礦物各層數量 ... 49

表 24：閃亮礦物與層位卡方檢定... 50

表 25：各形式加入閃亮礦物比例... 51

表 26：閃亮礦物與形式數值相關性 ... 51

表 27：閃亮礦物與形式數值 ... 52

表 28：石英礦物各層數量 ... 52

表 29：石英與層位卡方檢定 ... 53

表 30：石英顆粒粒徑與砂徑卡方檢定結果... 54

表 31：具石英與頸式卡方檢定結果 ... 54

表 32：具石英與罐口形式卡方檢定結果 ... 54

表 33：罐口形式與石英顆粒數量比例... 55

表 34：黑亮礦物各層數量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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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慢輪痕分布層位及陶罐形式 ... 58

表 37：層位與慢輪痕卡方檢定結果 ... 58

表 38：唇式與慢輪痕卡方檢定結果 ... 59

表 39：頸式與慢輪痕卡方檢定結果 ... 59

表 40：砂徑與慢輪痕交差表 ... 59

表 41：砂徑與慢輪痕卡方檢定結果 ... 59

表 42：罐口形式與慢輪痕卡方檢定結果 ... 60

表 43：閃亮礦物與慢輪痕卡方檢定結果 ... 60

表 44：閃亮礦物與慢輪痕卡方檢定結果 ... 60

表 45：慢輪痕與形式屬性相關性... 61

表 46：慢輪製作陶罐之角度 ... 61

表 47：角度平均值 ... 61

表 48：頸厚平均值 ... 62

表 49：手捏痕跡分布... 63

表 50：層位與唇式卡方檢定結果... 64

表 51：口式與層位數量 ... 64

表 52：層位與口式卡方檢定結果... 65

表 53：層位與頸式卡方檢定結果... 66

表 54：各數值平均值... 66

表 55：各數值與層位之相關性 ... 67

表 56：紋飾數量... 68

表 57：唇部修整統計... 69

表 58：外色與層位卡方檢定 ... 70

表 59：燒透程度與層位卡方檢定... 72

表 60：燒透程度與罐口形式 ... 72

表 61：燒透程度與罐口形式卡方檢定... 72

表 62：燒透程度與砂徑卡方檢定... 73

表 63：尖圓唇、平唇弧轉罐形式比較... 74

表 64：尖圓唇、圓唇角轉罐形式比較... 74

表 65：圓唇角轉 two step 分析結果... 75

表 66：圓唇弧轉 two step 分析結果... 75

表 67：尖圓唇角轉 two step 分析結果 ... 76

表 68：尖圓唇弧轉罐 two step 分析結果... 76

表 69：平唇角轉 two step 分析結果... 77

表 70：平唇弧轉罐 two step 分析結果 ... 78

表 71：圓唇弧轉罐件數與變異係數 ... 78

表 72：圓唇角轉罐件數與變異係數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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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尖圓唇弧轉小罐件數與變異係數 ... 79

表 74：尖圓唇弧轉大罐件數與變異係數 ... 80

表 75：尖圓唇角轉罐件數與變異係數... 80

表 76：平唇角轉罐件數與變異係數 ... 81

表 77：平唇弧轉小罐件數與變異係數... 81

表 78：平唇弧轉大罐件數與變異係數... 81

表 79：各群件數與變異係數 ... 83

表 80：早期製作痕與陶罐形式 ... 87

表 81：中期製作痕與陶罐形式 ... 90

表 82：晚期製作痕與陶罐形式 ... 93

表 83：平唇罐唇部修飾狀態 ... 93

表 84：晚期出土之灰黑陶 ... 94

表 85：陶器功能與物理形式特徵... 97

表 86：早期陶罐物理性質與功能推測... 97

表 87：中期陶罐物理性質與功能推測... 98

表 88：晚期陶罐物理性質與功能推測... 98

表 89：片岩、變質砂岩為主陶片標本... 99

表 90：硬頁岩、板岩為主陶片標本 ... 99

表 91：火成岩為主陶片標本 ... 99

表 92：為石材原料數量表 ... 101

表 93：各類型具閃亮礦物比例 ... 104

表 94：砂徑與閃亮礦物卡方檢定... 106

表 95：各式罐口具明顯石英比例... 109

表 96：技術特徵... 113

表 97：各時期罐口施紅彩比例 ... 116

表 98：各期標準化製作部位及形式 ... 119

表 99：各形式罐口技術風格 ... 122

表 100：各個時期製陶的技術風格呈現 ... 124

表 101：各個時期製陶的技術選擇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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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主題與對象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主題

學者將宜蘭的史前文化，大致分為三個文化時期：訊塘埔文化、丸山文化和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舊社類型（盛清沂 1963；劉益昌 1993、1995、2000；

劉益昌等 2001、2004），然而，宜蘭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丸山文化（3600-2400 B.P.）結束之後，進入一段近千年的文化空白期，然後才進入鐵器時期，劉益昌認為這段空白期前後的文化之間似有斷裂（劉益昌 1995）。這個說法引發筆者的興趣。按過去的研究，這三個文化在質地、器表顏色、紋飾、陶器形式上呈現不同的特色。海岸遺址的陶器陶器製作技術，是否也呈現這樣的文化斷裂，而這三個時期的文化是否截然不同，彼此是否有技術傳遞的部分。鑑於此，筆者以技術選擇的概念，採用屬性分析，再以統計分析予以檢視各技術屬性之間的相關性，試圖找出海岸遺址陶罐技術風格在時間脈絡中的變化性和技術選擇傾向，針對這段長時限的技術風格變化進行理解。

筆者選擇同時具備三個文化層的海岸遺址作為研究單位（劉益昌 2000、劉益昌等 2004），從 1996 年的發掘與出土資料來看，若按過去的分析方法，確實存在不同特色之陶器。這卻缺乏從製作技術的觀點討論陶器背後的社群關係。因此筆者希望從「技術選擇」（technical choice）的分析框架，討論海岸遺址的陶器製作技術和選擇傾向，藉此能進一步思考三個不同時間所展現的技術傳統之間的文化特徵為何。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陶器的屬性分析，並參考民族誌中關於製陶的程序和選擇認知，探究海岸遺址這批陶器可能反映出甚麼樣的風格、功能、

以及這技術選擇傾向與陶器形式可能的關係。理解這三個文化時期之間的技術風格是否存在著連續性的發展，或是不連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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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對象與宜蘭史前文化沿革一、海岸遺址

本文研究對象是宜蘭縣蘇澳鎮的海岸遺址。這個遺址在 1992 年因為農耕被發現，於 1996 年經過發掘而確認至少有繩紋陶文化、丸山文化及十三行文化等三個不同的文化層，是宜蘭地區少數具有新石器中期、晚期與鐵器時代堆積的遺址，在文化層序的確立上佔有重要地位（劉益昌 1995；劉益昌 2000；劉益昌等 2004）；根據海岸遺址出土於 TP1L17 的木炭定年，年代經校正後約在距今 4200-4800 年前間，約屬於台灣史前文化層序中新石器中期文化，以繩紋陶為主要陶類（江芝華、劉益昌 2016）。

而宜蘭地區是北部和東部的重要交通要道，是研究台灣北部和東部史前文化親緣關係的重要地區（劉益昌 1995、1998、2000）。海岸遺址位於大南澳溪出海口，其史前環境可能為一個凸出的半島，內側平地部分為海灣或潟湖，而後方即為山嶺，因此交通路徑可能作為北、東之間的交通據點（劉益昌 2000）。因此，海岸遺址在討論史前人的遷徙和東、北台灣之間的親緣關係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二、宜蘭地區史前文化框架建立

在宜蘭地區，最早將文化進行分類的是盛清沂（盛清沂 1963）。他按人群佔居環境、陶器質地、形式和紋飾特色大致分出新城與舊社兩個不同系統，這個系統分別有著繩紋陶器與印文陶器的特色。透過陶器特徵，他認為前者和北海岸的人群相似，而後者則和前者在年代上有差距，可能與近代的噶瑪蘭族有關連性。以下分別說明兩大系統特色：

1.新城系統：主要是分布在宜蘭平原之西側、南側邊緣的河邊的弧丘和突嘴地形。透過採集的標本分析，陶器的特色是以繩紋和條紋為主，外侈、頸部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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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岩為主，而新城系統則是本地之片岩為主。

2.舊社系統：與北海岸的舊社系統相類，均分布在海河濱沙丘。從採集的標本中指出，陶器以細沙和泥質陶為多，硬度較高，器表多為紅褐色，偶有灰色，

以拍印條紋和方格紋為主，有罐型器和甑型器（木扣），罐型器多外侈，頸到肩部施紋。舊社系統主要的特色：（1）已知鍊鐵、利用鐵器。（2）這些遺址可能與噶瑪蘭族有關。（3）和老崩山系統、圓山系統或新城系統在年代尚有其差距

（盛清沂 1963）。

經過盛清沂的考古調查後，一直要到 1995 年劉益昌爬梳日治時期以來的資料，才更進一步將宜蘭地區史前文化類型進行較為系統性的整理，奠定了宜蘭史前文化層的雛形。主要的分類依據也是按人群佔居環境、陶器質地、形式和紋飾特色。但是在這個分類下，文化系統的分類更為細緻，劉益昌將宜蘭的史前文化分為五個不同的文化系統（劉益昌 1995）：

1.新城系統：分布在宜蘭平原和丘陵接壤的邊緣地區與古老沙丘，陶器的特色是器表為淡褐色-深褐色、夾粗砂，繩紋為主，如大竹圍、新城遺址。

2.武荖坑系統：本研究的主要對象海岸遺址即被分在此系統。分布在宜蘭平原邊緣的丘陵緩坡、突出的小弧山、海岸附近的緩坡，陶器特色是器表外側以褐色為主，胎裡通常為灰色，摻大顆粒的板岩或片岩，以侈口罐、直口缽為主。

3.普洛灣類型：主要分布在立霧溪流域，並沿著海岸向北延伸到宜蘭平原，

宜蘭境內者均分布在海岸後方的古老沙丘，如利澤簡遺址，此外劉益昌先生當時認為海岸遺址也發現此文化類型（劉益昌 1995：46）。陶器有兩種類型，一類以紅褐色、灰褐色夾砂陶為主，器型不大以侈口圜底罐為多，器腹施幾何拍印紋。

另一類以灰褐色、灰黑色的細沙陶，器表有黑色陶衣，施以圈印紋、刺點紋等，

器型以小口大腹罐、平口缽為主（劉益昌 1995）。

4.舊社類型：大部分分布在宜蘭平原 10 公尺以下的河流下游或海岸內側的沙丘，與噶瑪蘭族傳說中的舊社位置相近，如加禮宛、流流、猴猴遺址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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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已鮮少使用石器，並發現少量鐵渣或鐵器。陶器為淡褐-灰褐色、多施拍印幾何紋，以縮口鼓腹圜底罐、甑型器（木扣）為主。

5.中央山地系統：分布在蘭陽平原以外的雪山山脈、中央山脈，根據森丑之助和鹿野忠雄的調查，這些遺址以雙面打剝的斧鋤型器為主，另有少量石刀、石鏃，並未發現陶器。

利用上述的分類、器物風格的相似性，劉益昌強調宜蘭史前人與北海岸、北部地區人群的互動和演化關係。他認為武荖坑系統這一批人與新城系統有連續性發展，武荖坑系統人群可能是新石器時代最早一期大坌坑文化人的後裔，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繩紋紅陶人（訊塘埔文化）從北海岸移民到蘭陽平原後，在蘭陽平原地區逐步發展出自己的文化，期間也受到圓山文化人的影響，因此也帶著圓山文化的特徵（劉益昌 1993、1995）。

之後在 1998、1999 年因為丸山和大竹圍遺址的搶救發掘，豐富的資料出土後，對於宜蘭新石器時期的文化層序有更清楚的樣貌，大致分為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訊塘埔文化（距今 4200-3700 年前）、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丸山文化（距今 3700 年到 2700 年前），以及鐵器時期（距今 1300 以後）。這個分類，更清楚地指出宜蘭地區遺址之間的關係（劉益昌 2000；劉益昌等 2001；劉益昌等 2017）。

1.大坌坑晚期到繩紋紅陶文化早期之間，以蘇澳新城遺址為代表。

2.拍印繩紋暗紅褐色陶為主的訊塘埔文化大竹圍類型，以大竹圍遺址下層為代表，年代約距今 4200-3700 年前。

3.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約 3700 年到 2700 年前左右，是以淺褐色素面灰色夾砂陶為主的丸山文化，以丸山遺址為代表。

4.宜蘭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丸山文化結束之後，開始進入一段近千年的文化空白期；一直到 1300 年前左右才又進入鐵器時代。

劉益昌更進一步指出這段空白時期的前後文化似乎有間斷性的發展（劉益昌 1995、2000、劉益昌等 2004）。而在更晚期的人群活動中，從淇武蘭遺址的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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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發掘及碳定年顯示，人類在此地的活動可以分成 1300-800 年前，以及 600-100 多年前等兩個階段；中間也出現一段空白時期，且這兩段時期的物質文化也呈現不同的特色（陳有貝 2005）。

從環境上來看，宜蘭地區的環境變化相當大。蘭陽平原地區位於脊梁山脈和雪山山脈的山角形平原，更新世以來張裂作用產生的沉降盆地，至今仍持續作用。約在距今 2 萬年前蘭陽平原為陸地環境，約在距今 1 萬五千年前開始海水入侵，而在 8 千年前蘭陽平原被海水覆蓋，形成海灣環境。由於蘭陽溪提供大量沉機物，使得堆積速度高於沉積速度，而約在 3000 年前海岸線大致距現今海岸線 2-3 公里（陳文山等 2005）。

地質學家嘗試用環境的角度來理解這幾段文化空白期。林淑芬透過宜蘭梅花湖的孢粉紀錄研究，指出宜蘭地區在 2400 年前左右進入一個相對季風增強、潮濕、暴雨頻率增加的時期，可能是這種極端的氣候迫使當時的人群離開宜蘭；而約在 1300 年前左右季風逐漸緩減，所以人群又回到宜蘭平原（林淑芬 2004、

2008：319-339）。另外，在距今 1180-850 年前、700-150 年前是過去一千四百年間氣候較為穩定的兩個時期，而在 850-700 年前又出現了極端暴雨的氣候型態，林淑芬等人認為這暗示淇武蘭下文化層人群的遷離與氣候轉變有關（林淑芬等 2010）。黃致展最近的研究則有另一個看法，他重建 1200 年以來蘭陽源匯系統的河川加積紀錄，結果顯示在距今 1025-1075 年前和 550-650 年前兩個時期皆有顯著的河川加積現象，他認為淇武蘭遺址位於的得子仙溪流域，因為河道經常氾濫及改變，而造成人群遷徙（黃致展 2016：99-100）。

這種情況下，新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的文化斷裂是否涉指兩個不同社群的文化風格？人群因為惡劣環境離開了原本的佔居地，在氣候穩定後，而又有新的一批人群到宜蘭地區，因而展現不同的文化風格？

又或者，人群並沒有完全離開宜蘭地區，這段空白期前後的人群有可能是同一個社群？在土耳其，看到人群與環境互動的另一種方式和可能性，人群即便面

(19)

對惡劣的環境，也不會全然的離開佔居地。考古學家利用土壤資料、調查和發掘資料，研究 Ç ar¸samba 沖積扇上之新石器時代以來到青銅器時代聚落遺址，他們想知道河流改道對於考古遺址聚落分布造成的影響。結果發現，儘管河流改道、

洪水嚴重影響著聚落內土壤、水源環境狀態，但這群人並沒有完全離開佔居地，

而是在這塊沖積扇上遷徙，與河道、洪水緊密共存（Boyer et al. 2006）。

若是這種情況，文化空白期前後的社群，文化風格又呈現出哪些延續性？是否呈現出同一社群可能具備的文化傳統。

過去陶器類型被當作主要的文化現象或人群互動指標，這種方式專注於器物形式和紋飾風格分析與分類，強調風格變異程度指涉文化群體的邊界與互動關係，而不同的文化指涉的是不同社群。並以此方法解釋新石器與鐵器時期這段文化空白期，或是訊塘埔文化與丸山文化之間的關係。

但是，從一些陶器和民族誌的研究，發現形式的相似性不一定能夠正確標誌社群邊界（Stark 1999、2003；Dietler and Ingrid 1998），且類型學的研究取向缺乏從技術的角度出發討論陶器風格，以及陶器製作技術變化所代表之社群或社會的脈絡與意義。基於此，本研究試圖以海岸遺址本身出土材料做為研究對象，從

「技術選擇」的理論與分析視角重新討論這三個文化、陶器罐口風格之間的相關性，以及海岸遺址的不同文化之陶罐製作技術的風格為何。

(20)

第二章「類型學」與「技術選擇」中的社群分析

陶器作為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研究對象，其研究方法也隨著理論框架變化而有著不同的取向。早期的研究面向專注在物質的形式的風格理論、文化傳播理論來解釋這些器物，陶器的類型被當作主要的文化現象或人群互動指標，目的是在建立一個具有時間空間架構的文化史（Trigger 2006；Stark 2003；Loney 2000；Rice 1987：282）。這個時期的分類方式是對器物進行「分群」，將相似的器物視為同類，試圖找出器物之間的相關性，並且帶有主觀性和經驗主義（Rice 1987：274）。

但是，類型學分類在器物和文化、人群之間的勾連並沒有作太多的辯證，認為風格分類就是人群的分類；且類型學的風格研究比較著重在器物形式上、裝飾上連續性或相似的變化，而忽略形式或裝飾只是陶器風格的其中一環（Trigger 2006；Stark 2003；Stark 1999：26-27；Loney 2000）。同時，學者反思這些類型、

分群或屬性，該如何進一步解釋到行為層次。Rice 提出透過民族誌觀察，理解工匠的心板（mental template）以及當地人分類的脈絡，才有可能賦予分類文化的詮釋度。且這樣才能夠理解器物被製作的一套選擇過程以及隨著器物生命史產生的分類變化（Rice 1987：277-284）。

在民族誌的輔助下，學者重新思考物質文化在社會脈絡中的本質是什麼，以及社會和技術在物質文化中扮演什麼角色，然後在展演（performance）的過程如何受到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影響。物質的功能和變化成為文化和環境互動的證據，

他們跳出只專注器物外觀的部分，也關心到器物是如何被製作與使用的（Trigger 2006：384；Loney 2000）。在 1980 年代，Lemonnier、Leeuw 等人開始反省過於強調自然環境因素在技術塑型上重要性的理論傳統，關注技術改變和革新的研究、人的主觀概念是影響製作的主要因素、行為考古學家則注意到陶器的製造、

生產、實踐；他們強調技術改變的過程與物質狀態和社會意義密不可分，技術改變的目的與社會策略息息相關（Lemonnier 1993；Loney 2000；Stark 2003；van der Leeuw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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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Lechtman 提出「技術風格」（Technological style）的概念，結合 Leroi-Gourhan 、Mauss 的操作鍊（Chaîne opératoire），與 Bourdieu 的實踐理論，重視器物被製造的過程包括原料取得、成品以及被消費、使用的過程；同時強調製作者處於不同的自然環境、歷史脈絡和或與他者的接觸過程，各種影響因素造成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種種活動實踐的選擇。而這套日常實踐的物品製造動作即為「技術選擇」形塑成的技術體系。學者將這套技術體系視作社會的產物，除了早期針對器物進行風格、型態、功能上的研究外，他們也研究技術如何承載社會傳遞的符碼及意識形態，更重視社群邊界如何透過這套技術系統被形塑出來

（Loney 2000；Stark 1999、2003；Stark et al. 1998；Lemonnier 1993；Roux 2015a、

2015b）。

這些發展可以看到考古學的陶器研究逐漸從原本的器物型式變化、使用功能等討論，逐漸走向陶器背後的人群行為、社群關係和認知等社會、文化面向，更具脈絡化的討論陶器（Loney 2000；Stark 2003）。在人群邊界的分類概念中，

類型學是將陶器形式風格的相似性，視為人群的分界和互動關係。技術選擇理論則強調陶器在每個程序所展現的技術選擇傾向，而陶器形式僅是技術風格之一環，透過整套技術傳統的檢視才能展現社群的標記。

第一節「類型學」陶器風格研究

從日本學者研究開始，陶器成為辨識台灣史前文化類別、年代及其類緣關係的重要憑藉，利用陶器的類型學和地理分布來建立台灣各個地區之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史（臧振華 2013：11、13-16）。同時也利用類型學的方法，整理大量失卻脈絡的遺物，按遺物形式相似度分門別類，納入文化層序中（參考石璋如 1954：

12-13）。過去學者也透過類型學，將宜蘭的史前文化大致區分為三個文化，也利用陶器比較，討論宜蘭地區與北海岸史前遺址，或是史前人與現生族群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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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振華 2013：18-19）。

類型學的研究取向，視陶器的形式、紋飾為文化風格，以此建立「類型」，

進而重構文化史；甚至將文化風格當作群體的表徵，並討論區域文化群體之間的關聯性；而陶器的類型也往往往被當作達到年代學目的的方法。類型學比較常使用的分類方法是 type-variety system，是北美在 1950 年代晚期發展出來的系統框架，由 Gifford 等人提倡的一種階層式的分類方法，利用此方法能夠處理大量陶器樣本（Rice 1987：282-283、Rice 1976；Sinopoli 1991：52-53；Sabloff and Smith 1969）。這個方法按陶器的質地、器表處理方式、紋飾和形式等屬性特徵，歸納出不同「類型」，代表陶工和其所屬群體的文化系統，所以他們強調這些類型的變化代表單一或小的社群的邊界；按類型之間相似性、連續性的強弱，討論社群在時間、空間的親疏遠近，同時也可以反映特定的文化體（Gifford 1960；Sabloff and Smith 1969）。例如一個區域的陶器系統（ceramic system），可能有不同但相似的「類型叢集」（type clusters）組成。

Sabloff 和 Smith 提倡用「type-variety system」分類法分析 Maya 低地遺址 Mayapan、Yucatan 等地之大量陶器。他們按陶器各種屬性，包括陶容器陶土組成與器表處理、陶容器形式與裝飾技術，再按照群之間變異程度（variety），分出類型（type）和群（group），群是由風格相似的類型組成。據此分析陶器，利用陶器組合、類型的分布狀況、討論遺址內、和不同遺址之間的互動關係。陶器風格對文化、人群的互動關係的討論，是立基於陶器風格的變異程度（variety）。

受到交互作用的影響，互動強烈的文化和人群，彼此的陶器風格會更為相近，因此風格變化也提供了文化連續性和變遷的證據（Sabloff and Smith 1969）。

例如，張光直利用中國華南的富國墩文化和台灣北部的大坌坑文化之生業模式、陶器形式和紋飾要素，來討論中國東南沿海和台灣的互動關係和文化源流，

更進一步討論到南島語族文化之可能祖源。這兩個文化有著相似的生業模式，利用水陸資源，從事漁撈及農業。而兩文化之生業模式反映在陶器的紋飾，分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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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印紋（強調海貝）和繩紋（強調植物）為主要特色。但兩者之陶器中又具有對方的紋飾特色，比如富國墩文化的主流貝殼邊緣印紋和指甲紋，雖然在台灣很少見，但在八甲的大坌坑文化也出土少量之貝緣印紋；而富國墩文化也有少量的繩紋。透過遺址年代、陶器形式和紋飾的相似性，張光直認為這兩個文化的關係非常密切（張光直 1995：179-188、189-206）。

在類型學概念中，這些類型代表之陶器風格，可以展現陶工所處社群背後的文化價值與現象，若新的類型出現，改變了風格趨勢，暗示著文化變遷或是新的社群出現。因為受到傳播論的影響，學者認為陶工受到文化制約，沒有創造出新類型之傾向（Gifford 1960：346）。不過，這套分析方法首先被質疑「類型」分析在時間脈絡不全的情況下，如何進行比較。比如，Rice 認為陶容器類型及意義除非有足夠的民族誌輔助才有辦法斷定，而且我們面對的材料主要都是不完整的陶片，陶容器部分的破片難以與「類型」作對應（Rice 1976）。所以，在時間脈絡不夠清楚的情況下，並不適用類型學的分析方式來進行陶器研究（Sabloff and Smith 1969：280）。再者，類型學分類下，「類型」變異程度被當作一個重要的互動指標，但是其概念與分類容易隨著每個人的認知差異而產生改變，造成分類的差異。因此需要以技術研究和陶土成分、摻合料的分析更具比較分析的基準，以弭補類型變異程度的主觀性（Smith et. al. 1960：331）。

第二節「技術選擇」的陶器技術風格研究一、技術選擇取向

19 到 20 世紀的文化人類學還是以風格理論、文化傳播理論解釋物質文化；

物質文化的研究，長期的被窄化成風格研究，專注器物的相似性或連續性的變化，Lemonnier 也提到過去對於科技的研究往往只著眼於，經濟史取向去研究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和人群如何透過製作或器物使用來進行溝通的風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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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考古學中的物質研究才進行到另一個層次。「操作鍊」的重點在於重建整個生產過程，Lemonnier 將其定義為：「人類將物質轉換的過程，所做出的一連串選擇」，技術選擇中人們賦予技術的生產意義，同時也從既有的技術中產生意義（Only the observer able to understand its use can decipher the meaning of an artefact in a given context）。

Lechtman 利用「操作鍊」概念，結合 Bourdieu 的實踐理論，提出「技術風格」（Technological style）強調物質的「操作鍊」每個步驟所展現的技術選擇傾向之重要性，技術風格產生於「技術選擇」之中，是原料、能源（source of energy）、

工具的使用和製作程序之一切行為總結（Lechtman 1977）。因為每個選擇是受到社會、文化、自然環境或個人的認知等因素影響，在選擇實踐的行為過程中，

會傳達溝通、認知。因此，透過理解「技術選擇」的每個過程，更能貼近技術的社會角色、社會意義（Lemonnier 1993；Stark 1999；Dietler and Ingrid 1998：

235-236；van der Leeuw 1993；Chilton 1998）。所以，在這個概念之下，Lemonnier 等人反對技術被化約成一種適應策略，而文化才是技術發展的主導因素，而非環境（Lemonnier 1993；van der Leeuw 1993；Gosselian 1992、1996）。

技術選擇概念與類型學最大的不同在於，不再只關注器物形式的風格變化，

或利用類型變異度建立的文化風格來反映族群的關係。而是像 Chilton 所說的，

技術選擇強調製作者在製造時所做的選擇傾向，風格被當作器物的「製作方式」，因為製作步驟是在社會、環境、文化脈絡的影響下產生的（Chilton 1998）。例如，Gosselian 透過 Bafia 的民族誌觀察的結果，認為比起陶容器的形式，陶容器塑型的過程更能反映出族群性（ethinicity）（Gosselian 1992）。在關注選擇過程中更重要的是理解他們為何選擇、如何選擇的認知脈絡。透過這個方式，就更能貼近文化傳統中在過程中如何作用，同時也能夠清楚看到不斷選擇背後不變的傳統本質（van der Leeuw 1993）。

所以，在技術選擇的分析取徑中，學者強調物質的風格是在各個技術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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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中逐步形成的，透過製作者的日常實踐，而與人群的社會、文化脈絡勾連，

因此考古學家可以透過物質的技術風格來研究背後的人群生活，並且透過技術風格的展演，也可能彰顯文化、社群的認同及邊界。

二、技術風格與社群邊界的討論

許多民族誌和技術選擇的研究成果，指出技術行為和社群的強烈關聯性，個體會維持群體的文化特性，所以透過技術風格研究能夠有效理解文化結構、社群的自我標示、邊界，以及社群互動（Dietler and Ingrid 1998；Stark et al 1998、2000；

Stark 1999；Roux 2013、2015b、2015c）。Roux 等人強調製作器物時的操作鍊、

使用之工具、技巧，所呈現的「技術傳統」相當程度的能夠反映出社群邊界。這是因為技術背後之知識體系的運作。因為技術傳遞是一段長期且親密的過程，類似師徒制的學習、指導關係，所以必須是處於一個社群內才有形塑、認知、認同、

表徵及傳遞下去。這群人會複製著社群的文化結構，但一方面又受限於認知體系的誤差，一定程度的容許傳遞錯誤，而將技術以及文化結構傳遞（Gosselain 1992、1996；Roux 2003、2011、2013、2015a、2015b；Gandon et. al. 2014；Hélène Wallaert-Pêtre 2001）。

例如，Marie-Claude Mahias 提到印度文化結構與陶器技術的關聯性。他發現因為製陶者受到 caste 階級制度影響，使他們的陶器形式或設計不輕易改變。

一方面陶器要符合使用者之階層的社會義務和角色、地位，像是 caste 高地位的人是素食者，而他們使用的器具自然與食肉的低位者不同；而且有時也會受制於當地的信仰文化，使得陶器的技術或形式缺乏創新。因為根據 Rajasthan 族群的傳說，他們的陶器是 Dharmaraj 神的禮物，如果別的宗族（clan）使用同一種類型的陶器，Dharmaraj 就會死掉；因此造成印度陶器之技術風格趨於穩定

（Marie-Claude Mahias 1993）。

Roux 透過印度西北部的 Bulandshar 省的 Uttar Pradesh 村的民族誌觀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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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使用不同的技術。印度人使用飛輪（fly-wheel）技術，這種技術無法控制旋轉速度，並以露天燒陶，生產不上釉的陶為主。而穆斯林使用腳踩之飛輪

（foot-wheel）技術，這種方式可以有效控制速度，並且用窯燒使用（updraft kilns），可以生產上釉或不上釉的陶器。兩社群的陶工彼此互動密切，也知道各自的技術。後來兩社群的陶工因為鋁製品傳入而受到影響，儘管在這種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印度陶工也沒有採借穆斯林的技術，而是選擇轉職；逐漸的製陶市場被穆斯林獨佔。因為他們認為穆斯林的技術並不適合他們。以窯燒技術來說，

他們並不想花費 5 小時以上的時間去裝載木柴、他們甚至認為他們所生產的陶器並不需要高溫，而窯也不適合印度陶工燒製他們日常慣用的小型陶容器如茶杯或牛奶杯（Roux 2013）。

不過，許多民族誌研究也指出社群認同或社會邊界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相當流動的。所以在研究上，Dietler、Stark 等人強調陶器中的實用陶器的重要性，

因為這類陶器是世俗的（mundane），能夠即時反映、或做為操作傳遞訊息的手段，也就更能夠看到社群的標誌（Dietler and Ingrid 1998；Stark et al 1998；Stark 1999）。雖然如此，但技術風格可能會在哪個層次（社群、性別或年齡等）中展現社群認同，則是高度脈絡化的，必須相當程度的理解整套陶器技術學習和製作過程，才更可能抓到社群形塑的邊界與脈絡。

像是 Goodby 利用 New England 南部在西元 1000-1675 年期間的陶器變化，

來說明社會邊界與技術模型（technological patterning）之間的關係，但作者發現文獻紀錄下的社會邊界，與考古材料中的邊界並不符合。在這個區域中，文獻紀錄顯示這個區域因為 17 世紀殖民者紀錄下這個區域有清楚的族群邊界，分為 the Pequot-Mohegan、Narragansett 和 Wampanoag 三個群體，這些群體在文化、語言和親屬關係相近，但長期存在著衝突，且因為英國殖民者的分化政策而加劇。

但以兩個區域 Wampanoag 和 Narragnsett 的墓葬和居住區陶器分析結果指出，

這兩個區域的陶器的製作技術卻是共享、類似的。而且陶器的結果也顯示女性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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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者並沒有利用他們已知的裝飾技術去標誌出自己的社會或政治聯盟。作者認為更好的解釋是這個區域的技術風格，反映出女性聯合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殖民者的分化政策和殖民政策。而且，這些陶器受到性別和功能的影響遠超過社群，而文獻中展現的邊界多是以男性角色所展現的，這是何以陶器與文獻邊界不符的原因（Goodby 1998）。

儘管技術風格展現何種層次的邊界似乎相當流動，但是從菲律賓北部的 Kalinga 陶器研究例子來看，社群邊界仍舊能在技術選擇的某些工序面向顯現出來。Stark 等人長期研究 Kalinga 陶器，也一直試圖以技術風格的取徑找到 Kalinga 陶器彰顯 Dalupa 和 Dangtalan 社群邊界的可能性。這個地區因為互動、交換行為頻繁，所以這些社群在塑型技術上呈現相似的製作過程、技術與陶器形式，但在陶器尺寸和不同功能的陶器會使用不同的裝飾方式。所以某種程度的技術是 Kalinga 社群所處的 Pasil 河谷水系共享的，但在裝飾技術上又會彰顯社群些微的差異性（Stark 1991、1999）。因此，Stark 等人又試圖從陶土原料選擇來思考他們的邊界，他們分析這個區域的陶土和陶器岩象、化學成份與特定陶器的陶土組成變化。結果顯示 Kalinga 的陶土和陶器的礦物組成成分類似，大致是以當地製作為主，不過 Dalupa 和 Dangtalan 兩社群在陶土成分上有些微差異（Stark et. al.

2000）。綜合這些研究，他們認為 Dalupa 和 Dangtalan 兩社群在原料選擇、準備和塑形技術以及陶器形式上展現類似的技術，而社群邊界則彰顯在裝飾技術上。

在許多研究中都顯示，透過技術風格的比較研究，可以辨識人群邊界或互動關係，但是製作者是在性別或社群等何種層次、或器物的哪道工序上展現自身認同，則是受到文化、歷史、自然環境、社會關係等過程高度影響，所以還是必須回到研究對象本身的脈絡來討論技術風格的差異性或相似性所代表的意義。技術選擇取向也意識到社群不只是在適應環境，也會透過物質文化主動彰顯認知、形塑或維護社群邊界，而且社群邊界展演的層次極具脈絡化，不一定只存在於陶器的形式、器表裝飾等部分，而是每一個製陶步驟都可能呈現出文化選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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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採取與類型學不同的分析取徑，用「技術選擇」分析角度理解海岸遺址的罐口的技術風格展現，以釐清海岸遺址不同文化間的關係，是否存在技術斷裂、或是技術傳統的可能性。

第三節台灣原住民的製陶方式

為貼近陶工、社群在哪個層次展現邊界，必須理解整套陶器技術學習和製作過程，才更可能抓到社群形塑的邊界與脈絡。民族誌提供技術選擇研究、解釋人類行為和物質文化之間關聯性的類比基礎。技術選擇研究取徑，大量參考民族誌，透過民族誌紀錄下完整的製陶過程，有助於理解這些陶器製作時可能的主觀

（emic）想法、製作時可能受到的文化因素或是自然環境的制約、製作技術的傳承，除了理解陶器製作過程與選擇的可能外，也更能貼近每個製造程序中的意義。

日治時期以來，伊能嘉矩、鳥居龍藏、鹿野忠雄等人記錄下宜蘭地區平埔番、

阿美族、達悟族等原住民製作陶器的方法，成為考古學討論陶器技術傳統的重要參考資料（伊能嘉矩 1897；鳥居龍藏 1897、1901；鹿野忠雄 1941；宋文薰 1957；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主編 1998：143-144、163-164；陳奇祿 1959；

石磊 1960；任先民 1960；蕃族調查報告第一冊（阿美族南勢蕃、阿美族馬蘭社、

卑南族卑南社）、第三冊（鄒族）、第六冊（布農族-前篇））。

台灣原住民中曾經有自己製造陶器的族群包括：平埔族各群、布農族、鄒族、

卑南族、達悟族和阿美族；其中，陶壺雖然是排灣和魯凱族文化的重要象徵物之一，但是目前沒有明確製造陶器的紀錄，有可能是與阿美族或其他族群交換而來的（石磊 1960；任先民 1960）。不過郭素秋將排灣族的源流拉長至史前的脈絡，

則有另一種想法。他認為，古陶壺應即與距今約 2 千多年以前的北葉文化的陶器有關。當時陶器是做為日常用品之用，可能在晚近才為其它材質的器具所取代，

且陶器的製作技術漸為人們所遺忘後，慢慢地被賦予其神聖的性質（郭素秋 2008：69）。儘管如此，目前尚無明確證據顯示或紀錄表示排灣族和魯凱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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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陶技術。

紀錄和脈絡最為清楚的是蘭嶼的達悟族、貓公阿美和太巴塱阿美，這些族群一直到晚近都還有製陶的情形。雖然隨著外來產品的傳入，使得這兩個族群漸不製陶，製陶技術近乎失傳（鹿野忠雄 1941；宋文薰 1957；陳奇祿 1959；石磊 1960）。但近年來，有復興製陶文化的情形。阿美族在花蓮豐濱重新開始製陶，

成為文化教育之教材或者成為商品（後藤明編 2007：84-86）。

透過不同社群製陶程序的觀察（請參考附錄一），發現即便是阿美族，貓公阿美與太巴塱阿美的兩社群也存在著技術選擇差異。從取土開始，就是一連串不停的選擇，各社群受到不同的文化邏輯、技術傳統、社會、環境脈絡完成這些程序。因此，技術選擇的過程強烈反映出社群自身的技術風格。

首先，從原料取得的階段來看，雖然各群體大多都是往溪流、山裡上游源頭等的取得原料，但貓公阿美族傾向採灰黑色、略摻砂的泥，而達悟族的技術傳統中將土壤分為 4 種顏色，分別做為不同功能陶器之原料，如黑色的土壤

（Mabagung-a-tana）和白色的土壤（Maravanguna-a-tana）常用來製作煮具和水壺；褐色、柔軟土壤（Apuga），和綠色土壤（Akumi-ararawa）則用於製作缽。

進入原料處理和準備的程序時，大多數的社群選擇不加摻和料，加水、淘選掉砂礫，這些行為看起來似乎很相似、無法表現社群邊界。但是就像 Gosselian、

Roux 等人提到的，技術選擇的過程也包括製作者使用的工具、製作時的姿勢，

而這些都是文化和知識傳遞作用之下造成的（van der Leeuw 1993；Gosselian 1992；Roux 2011、2013）。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社群也彰顯了社群的不同習慣及技術傳統。例如，達悟族土中的大顆粒去除後，會使用手持大小的石頭將原料充分搗碎，加入水後充分搓揉。而太巴塱阿美淘選、摻砂後，是選擇用雙腳和泥，踩和直到原料均勻。

Stark 認為在塑型階段最能表現社群邊界。從處理陶坯的初步塑型、修整陶器外型的二次塑型，到裝飾塑型，台灣原住民在這幾個階段也都展現出各自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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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傳統。初步塑型的技術上，宜蘭平埔族、達悟族、薄薄阿美、貓公阿美和太巴塱阿美都會使用模製法，但是有著些許的差異。像是達悟族和太巴塱阿美會針對不同陶容器而採取不同的技法，達悟族製作罐或壺主要使用不連續的泥條法，而製作缽使用模製法。但太巴塱阿美製作壺或罐的方式，是將陶土分作兩半，

一塊做底部、一塊做上半部。底一塊陶泥拍成圓餅，上半部則使用泥條盤築法，

再用底部的圓餅往器腹包裹起來。

而布農族和鄒族更顯示與他族截然不同的塑型方法，展顯社群獨樹一格技術風格，他們既非使用泥條盤築法，也非模製法。根據蕃族調查的紀錄資料顯示，

布農族也有製陶技能，但同樣在漢人器具傳入後而逐漸荒廢。當時的紀錄中，僅存 2 位製陶者，紀錄雖短，但明確的指出了布農族在初步塑型和二次塑型技術，

與其他族群截然不同的特徵，他們是將「從前是先用細繩或布製成袋子，再將陶土灌入袋中，緊密擠壓之後，中間部分挖空成形。接著放入火中燒製。因此，可見年代較遠的陶器，其外部有布紋或網紋；反之，現今因以刮刀處理表面，故有刮刀痕跡。」（楊淑媛主編，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124）。

1901 年鳥居龍藏紀錄下鄒族タツパン社（達邦社）的婦人製陶的情況，雖然當時陶器仍作為宗教儀式上使用，不過能夠製陶者僅存 2 位，其他社群已經沒有人會製陶了。他紀錄下的部分有些簡略，但已顯示鄒族的塑型方式與其他族群的差異。他們使用的製陶工具只有手持大小的圓形石頭，沒有其他器具。然後「直接把石頭塞進陶土丸中，頻頻用手指施壓石頭，然後取出，重覆幾次、製造出器腹，然後另外用一個石頭從外面、到器腹內來回，作出大致的形狀，接著縮口，

就完成陶器。燒製的方法是在大火上放上陶器，周圍也要用大火烤。」（鳥居龍藏 1901：129-131）。布農族和鄒族在製陶技術上，全然展現與台灣其他各族不同之技術傳統。

其餘各族在初步塑型多以模製法，而且達悟族和阿美族在二次塑型的技術也十分相近。但是他們使用的工具、製作時的動作、步驟也顯示出社群各自習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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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傳統。例如，在製造的過程，比較大的陶器就需要墊子（pot rest／pot bats），

以防止變形（Rice 1987）。達悟族所使用的是環狀茅草束，南部阿美使用稻草編的圓圈、貓公使用陶製的豆型器，晚期則也使用鐵鍋或陶碗也可以當作替代品（鳥居龍藏 1987；鹿野忠雄 1941；宋文薰 1957；陳奇祿 1960；石磊 1960）。

這些群體在於陶器裝飾也有各自的技術風格。比如說宜蘭平埔族可能會在木拍上刻有紋飾，順便壓印紋飾，主要是幾何紋、方格紋等線條。達悟族和阿美族則傾向製作素面的陶器，貓公阿美族在陶器完成後，以手沾水抹平器表，作大概的修整。達悟族則會使用貝殼、或是用海邊撿來的滑石子打磨器表；或是以刮刀修平器表，然後用拍板及刮刀抹平口唇；有時候會以手指沾水輕抹器表和唇緣內外。紋飾塑型的部分，他們通常不施紋，不過針對盛水罐，會以夜光貝貝殼壓劃平行槽條紋一至數圈（鹿野忠雄 1941）。

在燒製技術上，從柴火的選用、燒製布局也同樣呈現社群的各自選擇，以紀錄最為詳盡的達悟族和太巴塱阿美為例。達悟族在選用柴火時分為兩種，燒大的壺用硬的木頭（Pipirapira），小的壺用軟木（Piabogan）。燒製時用竹子做出網狀的棚架，將壺擺滿棚架。將柴切製成差不多的大小，使用井字型的堆疊，將陶器口朝上，置於其中，上面堆放乾草和樹枝等，四周圍掛木柴。並在架子下方留一個小洞保持通風。

而太巴塱阿美族燒製原料會使用木材、茅草及檳榔葉。布局的方式是堆置四層。第一層先鋪上木材或檳榔葉，並保持空氣流通；然後的二到四層，分別使用茅草、稻草、茅草交叉擺放。最後會在草堆頂鋪一層稻草後，加上粗糠。儘量將陶坯口朝上。陶坯內放入稻殼，目的是讓火焰可以達到陶坯內部。陶坯上覆蓋去皮且劈成細條的藤心。

從台灣的民族誌所紀錄下各社群的製陶程序，明確的展現各社群的技術傳統和陶器可能的技術風格。像是雖然多數社群都以模製法、拍墊法的方式塑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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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製作的動作、順序和使用工具上，又會呈現出社群的各自特性。這是因為這套陶器的技術選擇，代表技術背後人與人之間長期學習的過程、技術傳遞與指導的方式和邏輯，而這個過程除了社群內部的互動外，也與指導者和被指導者所處的個人生命經驗、社會、文化脈絡和自然環境相關；因此學者認為技術的傳播網絡維持著社群邊界的同時，並促使社群複製著文化的結構（Roux 2013、2015a；

Gosselain 1992、1996；Hélène Wallaert-Pêtre 2001）。例如達悟族和太巴塱阿美在或泥時，前者運用的是手，而太巴塱則使用雙腳，雖然是同樣的步驟與目的，

但製陶者如何運用身體以及呈現甚麼姿態，受到技術傳遞影響相當大。又像是太巴塱阿美傾向燒製褐色素面陶器，但並非技術造成他們無法燒製黑色的陶器，而是文化因素造成他們選擇。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黑色是不美觀的，他們理想的陶器是赭褐色（石磊 1960：101）。這顯示出技術行為和社群、文化的關聯性。

技術傳遞的過程，在選擇的過程，個體會維持群體的文化特性，這些技術上的差異，很可能表現出他們的社會邊界。

第四節技術風格中的屬性分析方法

從民族誌觀察可得知陶器的操作鍊，反映在考古材料上，每一道工序都可以對應到陶器的某個屬性，技術選擇大量運用陶器的屬性分析，作為陶器技術風格之研究。

Stark 綜合 Rice 和 Rye 的研究，將製陶的程序大致分出七道工序：原料採集、

原料準備、初步塑型、第二次塑型、裝飾塑型、陰乾及燒製和燒製後的處理；每一道程序都包含不同的技術選擇，例如原料準備時可能使用碾碎（crushing）或篩選（sieving）來處理。這個程序中，Stark 認為影響製作體系最主要的是在初步和第二次塑型、裝飾塑型和燒製後處理這三道工序的時候（Stark 1999：

31-32）。各個技術步驟拆解成陶器的各項屬性，再藉由這些屬性分析出陶工與群體的選擇傾向。Duff 認為透過統計方法可以更有效的建立並發現屬性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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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Duff 1996），因此本研究採取屬性分析之方法，透過統計軟體的運用，

找出技術與陶器屬性之間的相關性，以理解海岸遺址之技術風格。

圖 1 陶容器技術選擇與屬性對應（引自 Stark 1999：32）

在復原陶器操作鍊時，最主要是要理解從原料轉化為成品的這套組織程序，

然後理解每個選擇步驟的動力，可能是多樣性的。以陶容器來說，陶器形式的屬性非常多樣，包含陶器顏色、口緣形式、器形大小等，這些屬性呈現的技術風格，

其強調的是陶器製作時選擇的過程，背後的動力可能與社會關係、陶器功能、社群等因素有關。Schiffer 等人傾向選擇並非隨意，有其客觀的限制，特別是與功能面向之間關係的討論（Schiffer and Skibo 1987），不過像 Gosselain 等人就強調理解操作鍊中非功能性的解釋，認為技術之最佳的解釋是文化因素（Lemonnier 1993；Gosselain 1992、1996；van der Leeuw 1993；Roux 2015a、2015b）。

Schiffer 等人傾向先將物質的功能面向切割出來討論，像是器物型制與社會改變之間的互動時，型制如何反映功能需求上的變化。例如密西西比河谷低地在 Woodland 晚期器形發生顯著的變化。Schiffer 等人透過實驗、並比較 Archaic 晚期和 Woodland 時期的陶器，發現功能性質上的差異。因為澱粉農作物逐漸成為主食，隨之而來的是他們的烹調方式也跟著產生變化，因此煮具或盛裝具進而必須加強某些功能，如熱傳導、抗熱度的改善、加強對磨耗（abrasion）和撞擊

（impact）的抵抗；相對的在陶器可攜帶性就不這麼重視。功能需求的改變，導致陶器底部的形式產生新樣式，原本的製作的程序或技巧也隨之改變（Schi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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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功能的需求會影響陶器變化，但從民族誌觀察，會發現文化傳統對於陶器風格的影響更為顯著。就像 Gosselain 等人就強調文化在技術傳統中技術選擇的重要性。製陶者在變化中存在某些固著不變的選擇行為，這種不變的部分，正是文化影響的結果。而這些持續傳遞的要素，即是一種文化傳統（van der Leeuw 1993；Gosselain 1992、1996）。Gosselain 在喀麥隆 Bafia 陶工的民族誌觀察紀錄到陶器製作學習的過程，群體會不斷強化這些族群所選擇的製作技術，陶工儘管知道有別的製作方法，但卻很少刻意採用另一種特別的技術，而習慣採用他們原本就使用著的製作程序；詢問他們為什麼不用另一種方式製陶時，他們甚至會覺得提問荒謬，認為沒有別種製陶方式（Gosselain 1992：572-580）。Marie-Claude Mahias 也提到印度中部的陶工使用馬或驢子的糞摻入陶土中，他們不用灰或砂等其他材料的原因是，在這些陶工認知中，是因為這個地方沒有足量的砂或灰，

用以防止陶器破裂。但事實上只是他們背後的一些文化制約（imperative constraint），而他們不自知（Marie-Claude Mahias 1993：164-165）。

雖然因素的交互作用相當複雜，很難將單一要素與選擇做直接的連結。但學者們透過大量的民族誌觀察、實驗考古學協助理解陶工技術選擇所涉及的屬性，

以及屬性和技術之間的關係。以下按 Stark 分類之製陶程序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