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到中期塑型技術

在一些民族誌觀察中，發現群體有著不輕易改變塑型技術的習慣（Gosselain 1992；Hélène Wallaert-Pêtre 2001；石磊 1960）。這是因為群體有屬於自己一套 製作技術、程序、邏輯，還包括如何運用身體、工具，必須是透過長期的學習和 指導才能傳遞。Hélène Wallaert-Pêtre 所觀察 Cameroon的三個製陶群體 Dii、Duupa 和 Doayo 也發現到陶工塑型技術的固定性。當地的陶工會學習新的容器形式或 新的裝飾方式、也可能使用不同的陶土，但塑型技巧卻是延續的。他透過觀察及 技術傳遞的角度來解釋，認為這很可能是因為塑型技術是花費最長時間學習、同 時與傳授者互動最頻繁的工序，因此難以輕易更改（Hélène Wallaert-Pêtre 2001：

489）。如同 Roux 所說的在學習機制（learning mechanisms）中，學習新形式和 新技術是不同的層次（Roux 2013）。而在太巴塱阿美社會中，也觀察到相似的 情形。因為與漢人或其他外來者的接觸，他們開始模仿並製作外來的飯碗、高腳 杯，但他們的製作技術與製作傳統飯鍋的手法卻是一樣的（石磊 1960：95-96）。

這些例子說明形式雖然容易模仿，但是製作技術與方式卻不容易改變，儘管 器物形式明顯產生變化，但製作者可能還是同一個群體。在本遺址的早期到中期 也發現這樣的情形，就可觀察之診斷性特徵，從早期到晚期雖然形式產生變化，

但塑型技術卻很相似，延續著以慢輪製作的塑型技術。

圖 53：早期圓唇弧轉大罐輪修痕 圖 54：早期尖圓唇弧轉大罐輪修痕

圖 55：早期圓唇弧轉罐（正面） 圖 56：早期圓唇弧轉罐手捏痕（背面）

圖 57：早期尖圓唇弧轉大罐捏製痕

圖 58：中期尖圓唇弧轉罐慢輪痕 圖 59：中期尖圓唇弧轉罐製造痕

圖 60：中期平唇弧轉罐捏製痕 圖 61：中期平唇弧轉罐捏製痕

根據郭素秋的研究，她認為訊塘埔文化製作陶器的方式為小泥片貼塑法

（slab building）和拍墊法（paddle and anvil technique），利用綁縛著繩紋的拍棒，

在拍打的過程施上繩紋（2016：205-207）。泥片貼塑之製作方式，李文杰透過 實驗考古與出土陶器的觀察，認為從陶器的表面和斷面可以看到泥片之間重疊、

多層次的斜向疊壓（李文杰 1996：124），如圖 64。

圖 64：長江流域青龍江遺址陶器製作法（李文杰 1996：120）

但是這樣的塑型方法，實際上鮮見於海岸遺址的繩紋陶罐口中；這有可能是 本研究所選擇的罐口部位的觀察侷限所造成，但從部分殘留器身的罐口來看，其 器身部分仍沒有看到類似泥片貼塑之塑形技術。而這個部分則需要以觀察腹片作 為補充。

透過低倍率顯微鏡下陶器斷面的觀察，胎體的顆粒與孔隙排列性，以及胎 體、器表的狀態，再經中研院史語所林圭偵助研究員的指導及協助，初步認為這

而且，以慢輪的方式製造初坯的技術，不僅見於繩紋陶罐口，同時普遍存在中期、

未施繩紋、夾粗砂的粉紅皮素面的平唇角轉侈口罐。顯示海岸遺址人為活動佔居 這麼長的時間中，這批陶罐口之器型形式雖然從繩紋式的尖、圓唇弧轉或角轉 罐，轉變為平唇為主的弧轉、角轉罐，但二次塑型的技術仍舊非常相似。

在過去類型學的分類中，經常將器物的形式變化與人群互動、人群和文化差 異性作對應，但是透過技術選擇理論的反思，得以理解器物形式僅是技術中的二 次塑型至裝飾塑型的其中環節，無法單就形式去理解人群的劃分與群體邊界。因 著繩紋陶罐形式的相似性，海岸遺址早期文化層被劃分在訊塘埔文化之下，但在 初步塑型方法上，海岸遺址與過去認知的訊塘埔文化製作方法，可能是有差異 的。因此，我們仍舊需要回到遺址本身脈絡來認知這些陶器。但是，因為海岸遺 址陶罐器表風化程度不一，造成「診斷性特徵」不一定具體呈現，因此還是有必 要以 X 光分析或切片等科學分析，更能有效確認其塑型的技術（Rye 1977；Berg 2008）；但這部分是本研究並未處理，而有待後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