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原住民的製陶方式

為貼近陶工、社群在哪個層次展現邊界，必須理解整套陶器技術學習和製作 過程，才更可能抓到社群形塑的邊界與脈絡。民族誌提供技術選擇研究、解釋人 類行為和物質文化之間關聯性的類比基礎。技術選擇研究取徑，大量參考民族 誌，透過民族誌紀錄下完整的製陶過程，有助於理解這些陶器製作時可能的主觀

（emic）想法、製作時可能受到的文化因素或是自然環境的制約、製作技術的傳 承，除了理解陶器製作過程與選擇的可能外，也更能貼近每個製造程序中的意義。

日治時期以來，伊能嘉矩、鳥居龍藏、鹿野忠雄等人記錄下宜蘭地區平埔番、

阿美族、達悟族等原住民製作陶器的方法，成為考古學討論陶器技術傳統的重要 參考資料（伊能嘉矩 1897；鳥居龍藏 1897、1901；鹿野忠雄 1941；宋文薰 1957；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主編 1998：143-144、163-164；陳奇祿 1959；

石磊 1960；任先民 1960；蕃族調查報告第一冊（阿美族南勢蕃、阿美族馬蘭社、

卑南族卑南社）、第三冊（鄒族）、第六冊（布農族-前篇））。

台灣原住民中曾經有自己製造陶器的族群包括：平埔族各群、布農族、鄒族、

卑南族、達悟族和阿美族；其中，陶壺雖然是排灣和魯凱族文化的重要象徵物之 一，但是目前沒有明確製造陶器的紀錄，有可能是與阿美族或其他族群交換而來 的（石磊 1960；任先民 1960）。不過郭素秋將排灣族的源流拉長至史前的脈絡，

則有另一種想法。他認為，古陶壺應即與距今約 2 千多年以前的北葉文化的陶器 有關。當時陶器是做為日常用品之用，可能在晚近才為其它材質的器具所取代，

且陶器的製作技術漸為人們所遺忘後，慢慢地被賦予其神聖的性質（郭素秋 2008：69）。儘管如此，目前尚無明確證據顯示或紀錄表示排灣族和魯凱族具有

製陶技術。

紀錄和脈絡最為清楚的是蘭嶼的達悟族、貓公阿美和太巴塱阿美，這些族群 一直到晚近都還有製陶的情形。雖然隨著外來產品的傳入，使得這兩個族群漸不 製陶，製陶技術近乎失傳（鹿野忠雄 1941；宋文薰 1957；陳奇祿 1959；石磊 1960）。但近年來，有復興製陶文化的情形。阿美族在花蓮豐濱重新開始製陶，

成為文化教育之教材或者成為商品（後藤明編 2007：84-86）。

透過不同社群製陶程序的觀察（請參考附錄一），發現即便是阿美族，貓公 阿美與太巴塱阿美的兩社群也存在著技術選擇差異。從取土開始，就是一連串不 停的選擇，各社群受到不同的文化邏輯、技術傳統、社會、環境脈絡完成這些程 序。因此，技術選擇的過程強烈反映出社群自身的技術風格。

首先，從原料取得的階段來看，雖然各群體大多都是往溪流、山裡上游源頭 等的取得原料，但貓公阿美族傾向採灰黑色、略摻砂的泥，而達悟族的技術傳統 中將土壤分為 4 種顏色，分別做為不同功能陶器之原料，如黑色的土壤

（Mabagung-a-tana）和白色的土壤（Maravanguna-a-tana）常用來製作煮具和水 壺；褐色、柔軟土壤（Apuga），和綠色土壤（Akumi-ararawa）則用於製作缽。

進入原料處理和準備的程序時，大多數的社群選擇不加摻和料，加水、淘選 掉砂礫，這些行為看起來似乎很相似、無法表現社群邊界。但是就像 Gosselian、

Roux 等人提到的，技術選擇的過程也包括製作者使用的工具、製作時的姿勢，

而這些都是文化和知識傳遞作用之下造成的（van der Leeuw 1993；Gosselian 1992；Roux 2011、2013）。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社群也彰顯了社群的不同習 慣及技術傳統。例如，達悟族土中的大顆粒去除後，會使用手持大小的石頭將原 料充分搗碎，加入水後充分搓揉。而太巴塱阿美淘選、摻砂後，是選擇用雙腳和 泥，踩和直到原料均勻。

Stark 認為在塑型階段最能表現社群邊界。從處理陶坯的初步塑型、修整陶 器外型的二次塑型，到裝飾塑型，台灣原住民在這幾個階段也都展現出各自社群

的技術傳統。初步塑型的技術上，宜蘭平埔族、達悟族、薄薄阿美、貓公阿美和 太巴塱阿美都會使用模製法，但是有著些許的差異。像是達悟族和太巴塱阿美會 針對不同陶容器而採取不同的技法，達悟族製作罐或壺主要使用不連續的泥條 法，而製作缽使用模製法。但太巴塱阿美製作壺或罐的方式，是將陶土分作兩半，

一塊做底部、一塊做上半部。底一塊陶泥拍成圓餅，上半部則使用泥條盤築法，

再用底部的圓餅往器腹包裹起來。

而布農族和鄒族更顯示與他族截然不同的塑型方法，展顯社群獨樹一格技術 風格，他們既非使用泥條盤築法，也非模製法。根據蕃族調查的紀錄資料顯示，

布農族也有製陶技能，但同樣在漢人器具傳入後而逐漸荒廢。當時的紀錄中，僅 存 2 位製陶者，紀錄雖短，但明確的指出了布農族在初步塑型和二次塑型技術，

與其他族群截然不同的特徵，他們是將「從前是先用細繩或布製成袋子，再將陶 土灌入袋中，緊密擠壓之後，中間部分挖空成形。接著放入火中燒製。因此，可 見年代較遠的陶器，其外部有布紋或網紋；反之，現今因以刮刀處理表面，故有 刮刀痕跡。」（楊淑媛主編，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124）。

1901 年鳥居龍藏紀錄下鄒族タツパン社（達邦社）的婦人製陶的情況，雖 然當時陶器仍作為宗教儀式上使用，不過能夠製陶者僅存 2 位，其他社群已經沒 有人會製陶了。他紀錄下的部分有些簡略，但已顯示鄒族的塑型方式與其他族群 的差異。他們使用的製陶工具只有手持大小的圓形石頭，沒有其他器具。然後「直 接把石頭塞進陶土丸中，頻頻用手指施壓石頭，然後取出，重覆幾次、製造出器 腹，然後另外用一個石頭從外面、到器腹內來回，作出大致的形狀，接著縮口，

就完成陶器。燒製的方法是在大火上放上陶器，周圍也要用大火烤。」（鳥居龍 藏 1901：129-131）。布農族和鄒族在製陶技術上，全然展現與台灣其他各族不 同之技術傳統。

其餘各族在初步塑型多以模製法，而且達悟族和阿美族在二次塑型的技術也 十分相近。但是他們使用的工具、製作時的動作、步驟也顯示出社群各自習慣的

技術傳統。例如，在製造的過程，比較大的陶器就需要墊子（pot rest／pot bats），

以防止變形（Rice 1987）。達悟族所使用的是環狀茅草束，南部阿美使用稻草編 的圓圈、貓公使用陶製的豆型器，晚期則也使用鐵鍋或陶碗也可以當作替代品（鳥 居龍藏 1987；鹿野忠雄 1941；宋文薰 1957；陳奇祿 1960；石磊 1960）。

這些群體在於陶器裝飾也有各自的技術風格。比如說宜蘭平埔族可能會在木 拍上刻有紋飾，順便壓印紋飾，主要是幾何紋、方格紋等線條。達悟族和阿美族 則傾向製作素面的陶器，貓公阿美族在陶器完成後，以手沾水抹平器表，作大概 的修整。達悟族則會使用貝殼、或是用海邊撿來的滑石子打磨器表；或是以刮刀 修平器表，然後用拍板及刮刀抹平口唇；有時候會以手指沾水輕抹器表和唇緣內 外。紋飾塑型的部分，他們通常不施紋，不過針對盛水罐，會以夜光貝貝殼壓劃 平行槽條紋一至數圈（鹿野忠雄 1941）。

在燒製技術上，從柴火的選用、燒製布局也同樣呈現社群的各自選擇，以紀 錄最為詳盡的達悟族和太巴塱阿美為例。達悟族在選用柴火時分為兩種，燒大的 壺用硬的木頭（Pipirapira），小的壺用軟木（Piabogan）。燒製時用竹子做出網 狀的棚架，將壺擺滿棚架。將柴切製成差不多的大小，使用井字型的堆疊，將陶 器口朝上，置於其中，上面堆放乾草和樹枝等，四周圍掛木柴。並在架子下方留 一個小洞保持通風。

而太巴塱阿美族燒製原料會使用木材、茅草及檳榔葉。布局的方式是堆置四 層。第一層先鋪上木材或檳榔葉，並保持空氣流通；然後的二到四層，分別使用 茅草、稻草、茅草交叉擺放。最後會在草堆頂鋪一層稻草後，加上粗糠。儘量將 陶坯口朝上。陶坯內放入稻殼，目的是讓火焰可以達到陶坯內部。陶坯上覆蓋去 皮且劈成細條的藤心。

從台灣的民族誌所紀錄下各社群的製陶程序，明確的展現各社群的技術傳統 和陶器可能的技術風格。像是雖然多數社群都以模製法、拍墊法的方式塑型，但

是在製作的動作、順序和使用工具上，又會呈現出社群的各自特性。這是因為這 套陶器的技術選擇，代表技術背後人與人之間長期學習的過程、技術傳遞與指導 的方式和邏輯，而這個過程除了社群內部的互動外，也與指導者和被指導者所處 的個人生命經驗、社會、文化脈絡和自然環境相關；因此學者認為技術的傳播網 絡維持著社群邊界的同時，並促使社群複製著文化的結構（Roux 2013、2015a；

Gosselain 1992、1996；Hélène Wallaert-Pêtre 2001）。例如達悟族和太巴塱阿美 在或泥時，前者運用的是手，而太巴塱則使用雙腳，雖然是同樣的步驟與目的，

但製陶者如何運用身體以及呈現甚麼姿態，受到技術傳遞影響相當大。又像是太 巴塱阿美傾向燒製褐色素面陶器，但並非技術造成他們無法燒製黑色的陶器，而 是文化因素造成他們選擇。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黑色是不美觀的，他們理想的 陶器是赭褐色（石磊 1960：101）。這顯示出技術行為和社群、文化的關聯性。

技術傳遞的過程，在選擇的過程，個體會維持群體的文化特性，這些技術上的差 異，很可能表現出他們的社會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