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黃宗羲的養民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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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黃宗羲的養民觀（二） - 99 -

第三章黃宗羲的養民觀（二）

對黃宗羲來說，民生的照顧不只在於授田而已，國家向百姓所徵求的賦稅與徭役，超出百姓所能負荷的範圍時，等於剝奪百姓的生存權益。黃宗羲經歷明亡的不幸，以三代作為檢視的標準，嚴厲批判明末的賦稅問題，期望在授田的基礎上，規劃出合理的賦役制度，進一步地保障民生權益。本章的研究主體，放在黃宗羲對於賦役問題的看法與解決之道，繼而分析他的意見，

在傳統與當代思潮裡，是具備獨特的見解，亦或是充滿盲點？

第一節養民的延伸－－輕賦役

一、民生困苦的壓力來源

明世宗嘉靖以來，邊境多事，軍費不斷的增加，為了彌補軍事支出的不足，開始對民間加派。而萬曆皇帝貪財好貨，屢派稅使四出擾民，「行貨有稅矣，而算及舟車，居貨有稅矣，而算及廬舍，米麥菽粟、饔餐也而稅，雞豚肉食也而稅，耕牛驘驢、一畜產而稅」¹，這些濫徵的稅目，重困農工商賈。

到了崇禎皇帝即位以後，除了萬曆以來的遼餉，又添加了剿餉與練餉的加派。

日漸無力的國防以及皇帝的貪婪，納稅人的壓力越來越沉重，貪官污吏復又從中斂財，對於民間「水旱災傷，一切不問」²，百姓對於明室的信任和支持，

因此崩潰。但是到了南明階段，這樣的情況仍就持續，黎民黔首被迫付出物資、錢財和衣食，卻得不到任何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官府與軍方依舊不斷地竭盡民脂民膏，將百姓生死拋諸腦後³，有識者莫不痛心疾首。

除了加派與濫徵造成賦稅沉重，一條鞭法的推行，改變了賦稅的方式，

也讓許多人感到難以適應。一條鞭法的徵稅方式，完全以銀繳納，免除了親身應役的麻煩，但也提高了貨幣的重要性。為了得到白銀，單純的農民必須投入市場交易中，犧牲農產價格，飽受銀錢比價的虧損，方能換取白銀順利完稅，結果一年辛苦所得，所剩無幾，催征加派又來，小農身無長物，如何換取白銀？此外，一條鞭法沒有指標性的徵收總額，就算田賦可以固定，但是每年的人口變動不一，併入田畝中的丁銀也就得以任意更動，讓官方有機

1 谷應泰，〈礦稅之弊〉，《明史紀事本末》下冊：卷 65，頁 703。

2 黃宗羲，《子劉子行狀》上，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15。

3 黃宗羲，〈錢忠介公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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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從中橫派⁴，無形中增加稅捐的負擔，百姓亦莫可奈何。

此外，賦稅沉重使民無法負荷，連帶影響到土地問題。自隋、唐開始，

江南便成為賦稅收入的主要地區。到了明代，蘇州與松江二府，往往被視為賦稅最重之區，該區的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歲不足，則賣而鬻女。

又不足，然後不得已而逃」，因為無法承受重稅，棄地逃亡成為了常態的現象，

結果兩地「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對於國家賦稅收入毫無幫助，但已民不聊生⁵。得田有如重禍加身，寧願離鄉背井，也不願死守土地家園，這樣的情況到了明末，幾成普遍的現象，非江南所獨有，當農民付出一年辛苦所得，仍無法應付賦稅所需，除了逃離，別無他法。但是將土地拋荒或是賤賣後，有錢有勢者皆得趁機兼併土地⁶。換言之，賦稅問題不解決，不僅民生難以安樂，土地兼併的問題也永難消失，連帶影響國家財政的穩定，即使授田與民，也無法讓百姓得以安然度日。

這些情況皆令黃宗羲感到痛心，為此發出悲憤之鳴：「天下之害民者，寧獨在井田之不復乎⁷！」對黃宗羲而言，老天爺將百姓的教養之責，託付於君主，君主能夠授田養民，讓百姓藉由土地耕作而衣食無缺，才有資格收取田賦，得到百姓的供養，倘若「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則是不仁的行徑⁸。但是後世之君，非但不能盡到授田養民之責，反而巧立名目，橫征暴斂，

使民無以自養⁹，百姓如何甘心臣服其下，「係之以王」¹⁰？君主本應養民，

卻成為萬民公敵，使民無以為生，黃宗羲感嘆有君不如無君，不僅道出了君主制度的缺失，為自己所經歷的時代悲劇，下了無奈的註腳，同時也體認到賦稅對於民生的影響甚鉅，其重要性不在授田之下，因此黃宗羲認為賦稅問題勢必要有所整頓，否則百姓永無寧日。

黃宗羲檢討明代的賦稅結構，認為是制度本身出了問題，才會讓軍費拖垮國家財政，讓官方有加派的機會，然後讓百姓飽受重賦之苦，讓明朝陷入衰亡的命運。但是黃宗羲認為這樣的結果，不獨是明室治國無方，亦是歷代相沿已久的積弊所造成，若能回歸三代先王立法的本意，庶幾可以解民倒懸。

在他看來，「斯民之苦暴稅久矣，有積累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

4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頁 398。

5 顧炎武，〈蘇松二府田賦之重〉，《日知錄》卷 14，頁 300-302。

6 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頁 1869。

7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4。

8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學校》，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1。

9 黃宗羲，《破邪論‧賦稅》，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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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無等第之害」¹¹，若能將這三大問題加以解決，配合授田之策，百姓必能過著安和樂利的日子，重返三代先民無憂無慮的生活。

二、賦役的弊端與改革方式

（一）積累莫返之害

黃宗羲出身於浙東，對於江南賦稅之重，有相當的了解，就稅率而言，

黃宗羲認為東浙田土貧瘠，生產微薄，加上徵收銀米火耗，實際上所徵稅收是「十而取三」；三吳的田地較為肥沃，但是交付的漕糧銀米，「大略十取五六，而力役不與焉」。對於這樣沉重的負擔，黃宗羲相當的不滿，他認為「古之田自上授之，而稅止什一，今之田民所自有，而稅且至半」，黃宗羲不由得感嘆「何不幸而為今之民也」¹²。然而，在此重賦之下，「民既無以為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并亦難乎其為上矣」¹³，最後的結果，不僅是百姓失去了財產，君主亦無法從百姓身上收到賦稅，換來的是雙輸的局面。

黃宗羲認為江南的重賦乃是因循亂世苟且之術所致：

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穫，不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不足¹⁴。所謂「因循亂世苟且之術」，黃宗羲指的是後世承襲過往的積弊，沿用高額的稅則，以為常態，或為挾怨報復，不願恢復合理的稅率，結果一代因循一代，不斷累加。此外，除了正賦以外，又別增簽派，後代又將之沿襲下來，

11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6。

12 黃宗羲，〈滕文公問為國〉章，《孟子師說》卷 3，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80。

關於錢氏，唐末五代，錢鏐崛起於兩浙，後梁初，受封為「吳越國王」，子孫襲之，統理當地八十年，履興土木，士卒並嗟，又以進際為由，重徵虛稅，北宋相沿，至南宋方輕。參看薛居正，〈世襲列傳〉第二，《舊五代史》卷 133，收入於《傳世藏書‧史庫‧二十六史》

編纂委員會編，《傳世藏書‧史庫‧二十六史》第十冊（海口：海南國際出版中心，1996），

頁 488-491；以及脫脫，〈食貨上〉二，《宋史》卷 174：志 127，收入於《傳世藏書‧史庫‧

二十六史》第十一冊，頁 1381。元末動亂，張士誠據蘇州，朱元璋久攻數年始下，遷怒當地百姓附寇，「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復又因浙西土地肥沃而增賦，有一畝稅至二、三石者。因張士誠而重稅之事，參看侯家駒，〈明清兩代蘇、松二府田賦沿革〉，《中華文化復興月刊》20：03（台北：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1987：

03），頁 44；以及張廷玉等撰，〈食貨‧二〉，《明史》卷 78：志 54，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六種》第四冊，頁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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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百姓面臨的賦役項目越來越多，到了難以負荷的階段，不是隱避催科，

就是面臨破產喪家的不幸。對黃宗羲而言，這即是「積累莫返」之害。

黃宗羲認為，「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但是到了魏晉之時，

賦稅的內容起了變化，「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復有戶矣」。

而唐代施行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

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戶之外復有丁矣」¹⁵。原本只有田賦而已，後世卻又衍生出戶口、丁身之賦，之後楊炎（727-781）推行兩稅法，雖不見租、庸、

調之名，實際上「併庸調而入於租也」。到了宋代，「未嘗減庸、調於租內，

而復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兩稅，租也，丁身，庸、調也，豈知其為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不去，何至是耶！」黃宗羲因此批判楊炎的兩稅法

「利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至於明代，「兩稅、丁口而外，有力差，有銀差，蓋十年而一值。」嘉靖末年，陸續推行一條鞭法：

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糧、存留、起運之額，均徭、里甲、土貢、

顧募、加銀之例，一條總徵之，使一年而出者分為十年，及至所值之年一如餘年，是銀、力二差又併入於兩稅也。未幾而里甲之值年者，

雜役仍復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兩稅也；雜役，值年之差也，

豈知其為重出之差乎？使銀差、力差之名不去，何至是耶！

兩稅法將庸、調併入田賦中，但未幾又別增丁身錢米之費。一條鞭法將所有的賦役合併，復又另增雜派，因此黃宗羲也批判一條鞭法「利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爾後萬曆年間的舊餉、新餉，以及崇禎年間的練餉也都一並納入田賦當中，加上其他差役，百姓已無力負擔。黃宗羲認為如果當初沒有推行兩稅法，保留各項稅目名稱，百姓不會一再被蒙蔽，額外承擔原已納入兩稅中的賦役，因此黃宗羲認為「至今日以為兩稅固然，豈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並且感嘆：「稅額之積累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¹⁶。」

此外，黃宗羲認為養民之法以授田為根本，君主能向百姓徵收的也只有田賦而已，後世人主不能授田養民，已是不該，豈得為了他用而任意加賦？

因此黃宗羲讚許漢武帝，「度支不足，至於賣爵、貸假、榷酤、算緡、鹽鐵之事，無所不舉，乃終不敢有加於田賦者」，但這畢竟是少數的例子，往後的情況往往是不斷加賦，如滾雪求般，越滾越大：

兵興之世，又不能守其什一者，其賦之於民，不任田而任用，以一時

15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田制三》，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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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

而後王又因之。嗚呼！吾見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為民者日困於前¹⁷。對黃宗羲而言，後世君主不能授田養民，田賦的存在，已是不仁之政，

又別增戶口、丁身之稅，更是不該，併於一條，以為便民，卻又另增簽派，

根本就是剝削百姓。而田賦徵收的多寡，應當依據百姓能夠負擔的範圍來訂，

而非按照國家用度的需求分攤，更不應當以非常時期的稅額以為常態，遇事再行加稅，如此疊加，後世百姓何以為生？黃宗羲認為這些都是因循亂世苟且之術，必須要還原根本之道：

今欲定稅，須反積累以前而為之制。授田於民，以什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不足，又何事於暴稅乎¹⁸！

在黃宗羲的規劃中，以授田與否決定稅則的高低，授與百姓的田土，經過方田，每畝皆得上田之利，因此可以比照三代九等之賦，以上上為則，收取什一之稅；而民所自有之田，不能縷分區別，只能「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不至於甚困而已」，因此「以下下為則，下下者不困，則天下之勢相安」。

但是對黃宗羲來說，「王既不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

較之於古亦未嘗為輕也」¹⁹，所以即使漢代曾經推行三十取一，以下下為則，

黃宗羲都不甚認同，對於後世動輒十取其三，甚至十取其五，自然視為虐苛人民之事。

就黃宗羲而言，過去千里之國和今日的郡縣大小相似，所收的賦稅甚至達不到十之一，但是用度尚無不足，而現在京師收取全國將近十九的賦稅，

卻一天到晚憂心稅收不夠²⁰，黃宗羲認為這是相當可笑之事，而且「封建變為郡縣，茍處置得宜，以天下而養一人，所入不貲」，「漢氏三十而稅一，未見其不足也」²¹，因此黃宗羲認為民田徵稅，必當以下下為則，才符合古代養民的精神。但是有人質疑三十取一會導致國用不足，所以黃宗羲折衷以二十取一作為民田徵收的基本稅則。

至於兵興之世，軍費匱乏，「不免以重歛責小民，宿逋既誅，見征必盡，

又督及來年之預征」²²，然而朝廷徵收了大量的錢糧，仍不敷軍需消耗，還

21 黃宗羲，〈二十而取一〉章，《孟子師說》卷 6，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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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運用各種方式來增加財政收入，結果不僅民生無暇照顧，國庫依舊空虛：

正項不足，繼以雜派，科罰不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切不問。

其他條例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為病甚於加賦。以若所為，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不可得矣²³。

百姓之苦，並不在於君主是否授田養民，或是使民自養又以賦稅擾之；

重稅困民，也不是因為朝廷一開始就訂定十而取三或十而取五的稅額；而是因為軍事國防的虛耗，導致加派不斷，催征又急，讓百姓疲於籌措錢糧，甚至因此破產喪家，結果卻換來「竭天下之力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搏一戰，而戰無日」²⁴，所以黃宗羲雖然期望只稅田土，但為了解決軍費問題，還是得讓戶口丁身承擔出兵養兵之賦。

為了軍需用度，導致「徵發之不暇，賦歛之無度」，黃宗羲認為這是因為

「兵民太分」所致，他以戰國時代為例，秦、趙、燕三國和匈奴相鄰，秦國志在滅取六國，趙與燕努力抗秦，但三者皆有餘力和匈奴相抗，不曾求取外援，這要歸功於封建體制下，「兵民不分，君之視民猶子弟，民之視君猶父母，

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所謂力役之徵者，不用之於興築，即用之於攻守」。然而封建改為郡縣之後，兵民一分為二，「分兵民則不得不以民養兵，以民養兵則天下不得不困」²⁵。換言之，黃宗羲認定明室滅亡之主因在於養兵之累，

惟有解決「兵民太分」的問題，才能避免同樣的情況再度發生。

黃宗羲認為，正因為「兵民太分」，所以衛所制度終究失敗，必須招募軍伍，衍生出養兵的問題。衛所制度原本是和軍屯互為表裡，「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有事出征，無事耕田，閒暇時講習武事，

軍隊糧餉不必仰賴國家供應。但是軍戶的身分乃為世襲，年老後無力作戰與耕田，又不得轉為民戶，反而成為軍隊的負擔。而能夠耕戰者漸少，軍伍衰減，只得召募客兵來補充軍隊人數，朝廷必須給付「安家、行糧、馬匹、甲仗費數百萬金」，屯糧不足的部分，則「益之以民糧，又益之以鹽糧，又益之以京運」，原有的軍戶加上召募的軍隊，全部都由國家供養，黃宗羲感嘆「兵分於農，然且不可，乃又使軍分於兵，是一天下之民養兩天下之兵也」。而且召募來的軍伍，往往「得兵十餘萬而不當三萬之選」，浪費不少資源去養無用之兵²⁶。

除了養兵之費外，輪值漕運輸輓以及入京班操的軍隊，往往兼領月糧與

25 黃宗羲，《留書‧封建》，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頁 5-6。

26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兵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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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糧，是「一人兼二人之食」，另外：

一邊有事則調各邊之軍，應調者食此邊之新餉，其家口又支各邊之舊餉。舊兵不歸，各邊不得不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²⁷。

一兵兼多餉的問題普遍存在，重複領取增加軍用的支出，邊關又經常浮報兵額，浮報而得的兵餉往往不是用到士卒身上，而是由地方到中央的文武官員冒餉吞沒，甚至連實額的兵餉也侵吞，造成士卒無以為生而逃亡，缺額不報，繼續侵吞，造成更多的浪費²⁸。

軍隊的所有支出，全部仰賴百姓的供給，其中又有許多部分是不必要的浪費和不當貪污，為了養兵，百姓連溫飽的需求都不可得，黃宗羲對此相當不能諒解，「天下之民不耕而待養於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黃宗羲反對軍隊坐食百姓的供給而不事生產，為了解決「兵民太分」造成養兵的負擔，

黃宗羲主張：

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天下為兵之養當取之於戶。其取之口也，教練之時五十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戶也，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教練之兵則無資於養。如以萬曆六年戶口數目言之，人口六千六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六，則得兵一百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戶一千六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六，則可養兵一百六萬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則其役不為重，一十戶而養一人，

則其費不為難；而天下之兵滿一百二十餘萬，亦不為少矣。王畿之內，

以二十萬人更番入衛，然亦不過千里²⁹。

入衛者來自於京師所屬的郡邑，其他的省份不用參與，黃宗羲以定都金陵（南京）為例，當地人口若有一千五十萬二千六百五十一人：

得勝兵二十一萬五百，以十萬各守郡邑，以十萬入衛，次年則以守郡邑者入衛，以入衛者歸守郡邑，又次年則調發其同事教練之兵。其已經調發者則住糧歸家，但歸聽教練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年方一行役，以一人計之，二十歲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始終三十年，止歷七踐更耳，而又不出千里之遠，則為兵者其任亦不為過勞。

如此一來，「國家無養兵之費則國富，隊伍無老弱之卒則兵強」，能夠解

27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兵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9-30。

28 劉宗周，〈兵餉議〉，收入於戴璉璋、吳光主編，《劉宗周全集》第三冊下（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頁 1090。

29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兵制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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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兵民太分」的問題，人主欲求富國強兵，指日可待³⁰。

黃宗羲以戶口作為出兵養兵之賦，他認為「凡人膂力不過三十年」³¹，因此設定服役三十年，最適合的年紀定在二十歲至五十歲，每五十人取二名，

平常教練不違農時，不會妨礙生計，因此無需供養。輪番應役，每十戶供應一人之需，負擔也不會過重。三十年之間，只需應役四次，無論人力或物力都不致消耗殆盡，得以免除不當的浪費，百姓亦可不必為了供養軍隊而承受重稅之苦。

除了養兵之累，黃宗羲認為定都燕京（北京）也是造成百姓賦稅沉重的 原因。燕京的位置「孤懸絕北，音塵不貫，一時既不能出，出亦不能必達」，

外患多在北方，屢遭威脅，一旦有事，要逃至南方亦不容易，「上下精神敝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禮樂政教猶足觀乎」？最終仍不免以身殉國的悲劇發生，相較於江南富庶，禮樂昌明，黃宗羲認為沒有道理定都在易受外患威脅、政教漸衰的燕京，將精華之地交付地方官治理，然後為了保衛屢遭威脅的燕京，讓「江南之民命竭於輸輓，大府之金錢靡於河道」³²。就黃宗羲而言，燕京的地理位置不能發揮國防機能，影響到政治安定，必須耗費更多的資源於帝都的防衛上，結果「都燕二百餘年，天下之財莫不盡取以歸京師」，導致東南之民力竭，民心崩潰³³。因此黃宗羲主張建都金陵，除了考量國家安危外，也可免除江南百姓漕運輸送之苦，節省國防經費，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

（二）所稅非所出之害

有關「所稅非所出之害」，黃宗羲把改革的目標指向貨幣稅取代實物稅的問題，關注的對象設定在依賴土地生產為生的農民身上，考量其賦稅的便利性，反對以銀納稅。黃宗羲認為：

古者任土作貢，雖諸侯而不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況於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為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便，布一匹，直錢一千，輸官聽為九百，布直六百，輸官聽為五百，比之民間，反從降落。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併歸田土，於是

32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建都》，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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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帛之折於錢者與穀米相亂，亦遂不知錢之非田賦矣。

黃宗羲以遙遠的三代作為理想社會的範本，在賦稅方面，希望能夠「只稅田土」，免除不必要的賦稅項目，而徵收的內容上，也主張「任土作貢」，

土地生產什麼，就繳納什麼，對黃宗羲而言，這是最適當的賦稅方式。而後世徵調布帛，雖是百姓自行編織，畢竟每戶人家不見得都栽種桑棉，所以黃宗羲能夠認同用銅錢代替布帛，「隨民所便」。但是兩稅法施行以後，田賦改以銅錢繳納，聖王「任土作貢」的良法美意不再，貨幣納稅的情況漸增，對黃宗羲而言，這是百姓另外一種苦難的開始。因為從宋代開始，由於銀價低廉，加上為了隨民所便，凡可折色的租賦，改以折銀；但是到了明代後期，

除了漕糧以外，盡數折銀，而非隨民所便，即使想以銅錢來代銀也不行，黃宗羲對此難以茍同，頗有微詞：

以錢為賦，陸贄尚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為不可，而況以銀為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年田之所出不足以上供，豐年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為銀，則仍不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年乎？

天與民以豐年而上復奪之，是有天下者以斯民為讎也³⁴。

黃宗羲以陸贄（754-805）之語批駁兩稅以錢納賦，不徵本色，是增加農民的困擾。而明代一條鞭法以昂貴短少的白銀作為賦稅繳納之用，在銀錢比價的波動下，農民即使將一年辛苦所得皆投入市場交易，恐怕都不敷納稅所需，導致民生更加困頓。而且北方土壤貧瘠，少有豐年，光是應付正糧便已相當吃力，攤丁入畝後，田賦加上丁銀，根本無力負擔，而且窮鄉僻壤之處，

商貿不盛，如何求銀？導致有土地者極欲把土地脫手讓出，但結果不僅「賣無所售」，甚至「白與人亦無肯應承者」，最終只能將土地拋荒³⁵，黃宗羲對此不由得感嘆：

秦開阡陌，井田盡廢，此一變也。自秦以至於唐，取於民者，粟帛而已，楊炎兩稅之法行，始改而徵錢，此又一變也。自明以來，又廢錢而徵銀，所求非其所出，黃河以北，年豐穀賤，而民轉溝壑，又一變也。經此三變，民生無幾矣³⁶。

黃宗羲極力反對「所稅非所出」，他的理由大致可分為三點；第一，「古

35 葛守禮，〈與姚畫溪方伯論田賦〉，《葛端肅集》卷 1，收入於陳子龍、徐孚遠、宋徵璧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十七冊：卷 278，頁 645。

36 黃宗羲，〈滕文公問為國〉章，《孟子師說》卷 3，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81。

(10)

之徵貴徵賤，以粟帛為俯仰。故公上賦稅，有粟米之征、布縷之征是也」³⁷。古代人主、諸侯不忍強求百姓所無之物，所以只徵用田畝所出與民力能致的粟帛，以免增加百姓不必要的負擔，黃宗羲認為這是一種仁德的表現；而後世君臣徵用錢財，從「隨民所便」到強制徵銀，捨民所有徵民所無，不僅失去了古人體恤百姓的用心，也失去了最初便民的用意，而且「田野之氓，不為商賈，不為官，不為盜賊，銀奚自而來哉」³⁸？根本就是為難只會耕田的農民，黃宗羲以古非今，堅決反對以任何貨幣作為徵收田賦的給付方式，要求回復三代的聖王之制，授田與民，「量人之力，任土之宜；非力之所出則不征，非土之所有則不貢」³⁹，讓百姓過著沒有負擔和壓力的生活。

第二，黃宗羲認為以白銀繳稅，農民勢必得將粟帛投入到市場販售，才能換取貨幣。然而「穀帛本充衣食，分以為貨，勞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⁴⁰，不僅在交易過程中造成許多浪費，這些農作物和加工品還會受到市場價格的影響而損其價值，如此一來，農民必須投入更多的人力物資才能換得足夠的稅金，以至於出現豐年之田不足以上供的窘況，民間困乏已極，

財政收入仍然短缺，倘若徵收實物，便可不受貨幣和物價波動的影響，「物甚賤而人之所出不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不減」⁴¹，不會因為折算的問題，導致民間和官方有任何的損失。

第三，在明末清初的士人文集當中，幾乎一面倒向反對以銀徵稅，雖然有部分士人未必反對折色，認為可以因地制宜，「遠京者折色，近京者本色；

難運之方折色，易運之方本色」⁴²，或是「通都大邑行商麕集之地」得以折色，舟車不至，商貿不興則「令盡納本色」⁴³，但原則上都主張收取實物，

不得已才徵錢。士人們反對徵銀的最主要原因，咸在於認為「銀力竭」。以黃宗羲的角度來看，黃宗羲認為宋、元時代雖有以金銀交易，然而宋代未以金銀為正供繳納，元代白銀使用較為普及，但與鈔相輔，折鈔不折銀，也允許民間開採金銀礦藏，所以都未有白銀短少的情況發生。而明初雖禁金銀交易，

但自條鞭推行後，「鈔既不行，錢僅為小市之用，不入貢賦」，一切的賦稅市

37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6。

38 顧炎武，〈以錢為賦〉，《日知錄》卷 15，頁 325-326。

39 陸贄，〈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請兩稅以布帛為額不計錢數〉，《陸宣公奏議》卷 12，收入於權德輿編，《陸宣公文集》（台北：西南書局，1973），頁 108。

41 陸贄，〈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請兩稅以布帛為額不計錢數〉，《陸宣公奏議》卷 12，收入於權德輿編，《陸宣公文集》，頁 109。

42 李塨，《瘳忘編》，收入於廣文書局編，《顏李叢書》第三冊，頁 1187。

43 顧炎武，〈錢糧論〉上，《亭林文集》卷 1，收入於《顧亭林詩文集》，頁 18。

(11)

易，單用於銀，白銀的需求大增，可是朝廷禁止民間開採銀礦，宦官監督開採銀礦，也多送入大內，讓皇帝中飽私囊，結果：

二百餘年，天下金銀，綱運至於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時，猶有商賈官吏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來，在燕京者既盡泄之邊外，而富商、

大賈、達官、猾吏，自北而南，又能以其資力盡斂天下之金銀而去。

此其理尚有往而復返者乎⁴⁴？

白銀的需求量增加，但是來源不足，而上繳到中央的白銀，又難以回流到民間，軍事頻仍後，加派不斷，民間白銀消耗大增，白銀愈加彌足珍貴，

導致投機份子囤積居奇，白銀更顯短少，這是黃宗羲認為「銀力竭」的原因，

然而：

銀力已竭，而賦稅如故也，市易如故也。皇皇求銀，將於何所！故田土之價，不當異時之什一。豈其壤瘠與？曰：否。不能為賦稅也。百貨之價，亦不當異時之什一，豈其物阜與？曰：否。市易無資也。當今之世，宛轉湯火之民，即時和年豐無異也，即勸農沛澤無益也⁴⁵。由於賦稅徵銀，連帶使民間貿易也著重白銀，但是白銀在民間的流通數量少，通貨緊縮的結果，造成物價不斷下跌，引發整體經濟蕭條。然而「人力之作為有限」，物價低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力不給」⁴⁶，光是應付貢賦已筋疲力盡，如何顧及自己與家人溫飽？因此黃宗羲認為以錢賦稅，古人早有非議，以銀納稅更是不可，無異是把百姓逼上絕路，所以黃宗羲期待「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榖，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不至困瘁爾」⁴⁷！

黃宗羲反對「所稅非所出」，不只是要求田賦徵實而已，也反對以田賦承擔力役和養兵。對黃宗羲而言，君主授田養民，百姓因此回報君主田土之所出，不應把其他的賦役加諸在田賦當中。再者，黃宗羲主張「稅其所出」，除了田賦徵實，各項賦役也應當出自於人力之所為，不應以徵銀代替。所以黃宗羲才會主張出兵養兵之賦，由戶口承擔，同時也作為差役的徵調來源，反對僱役。

黃宗羲主張差役皆以戶口為政，但是「盛世之編戶，非戶戶而編之也，

必閱其有丁有力能充賦役者，而後著之於籍。辨其貴、賤、老、幼、廢弱者，

44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財計一》，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37-38。

46 陸贄，〈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請兩稅以布帛為額不計錢數〉，《陸宣公奏議》卷 12，收入於權德輿編，《陸宣公文集》，頁 108。

(12)

此五者皆籍所不書，賦役不籍焉」⁴⁸。差役的對象，主要來自於有丁有力之戶，貴、賤、老、幼、廢弱不與焉，讓貧賤者得以免除不必要的負擔，其他登錄於籍者，皆須應役；但是五十取二的兵役，並非人人皆須當兵，和差役的情況有所不同，選取的標準何在，誰該當兵，是否不需再承擔其他賦役？

黃宗羲則未多做說明。

對黃宗羲而言，國家所需的物力與人力，皆當直接徵調，不需要透過白銀輾轉調度，百姓出其所有，最為方便，又何必徵其所無，徒增困擾。「稅其所出」不僅便民，另一方面，黃宗羲認為恢復差役，鄉里居民不敢互相刁難，

欺負同儕鄰居，不若僱役者，表面上替官府奔走服役，久之卻假借官威，仗勢欺人、假公濟私⁴⁹，成為社會不安的來源。但是黃宗羲也不得不承認，恢復差役，難免會有富民為求免役，出現賄賂官府、攀附權貴的現象，然而這樣的不法情事，該如何解決，主張有治法才有治人的黃宗羲，不以法制來規範，轉而期待地方官的犧牲奉獻，以私財調停歲用不足之處，免除不必要的差役，使民安心力耕，避免富戶違法⁵⁰。這樣的做法，是否會增加地方父母官的負擔？黃宗羲未多做考量，治法對黃宗羲來說，似乎是規範主政者的行為，而非約束民眾的行為，百姓能否守法，端看牧民者的教化能力如何了。

（三）田土無等第之害

上一節已提過，黃宗羲認為田土不分等第，卻徵收一樣的稅額，致使「不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不償牛種」，連賦稅都難以應付了，何況求得一家老小的溫飽？所以黃宗羲主張按照土壤肥瘠來方田，每畝土地的大小，依據土質沃度來決定，使土壤貧瘠之地，能夠獲得較大的面積來輪耕，獲取上田之利，不必擔心地力逐年衰退，收穫減少。如此一來，家家戶戶便能承擔得起國家賦稅，不僅國家收得到賦稅，百姓也能安居樂業，

自然能夠天下太平。

黃宗羲的方田法有其盲點在，前文已提，不再贅述，但是黃宗羲的方田，

每畝大小不一，一畝設為一號，就徵稅上來講，有其用意，不僅是為了方便徵收，也為了避免在徵稅過程中有不法之事發生。

黃宗羲認為：

48 黃宗羲，〈有布縷之征〉章，《孟子師說》卷 7，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62-163。

49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胥吏》，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42。

50 黃宗羲，〈王訥如使君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 600。

(13)

夫古之賦稅，以田為母，以人為子。人有去來，而田無改易。故履畝而稅，追呼不煩。今之賦稅，以戶為母，以田為子，田既錯雜，而戶復出入。故按籍而徵，稽考甚難。今總不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顧田有號數，一號或千畝，或數百畝，則何不以一號當一井，立為號長，

按號而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七便：詭奇之術窮，一也；飛灑之路絕，二也；厥田上上至於下下，九等不得挪移，三也；胥吏無從上下，四也；丈量既定，不可增減，五也；十年編審，止在業主，田號不動，六也；有司按籍而索，完欠井然，權不旁落，七也。較之按戶催征，知戶而不知田者，相去懸絕矣。

黃宗羲對於田賦的問題相當關心，田賦稅額的高低、徵收內容以至於徵收的方式，都有規劃。黃宗羲認為力役和兵役倚賴人丁，自當徵自戶口，田賦來自於田土所生，應當按地而非按戶徵收，地主可能會和官府勾結，隱匿土地數量，不肯實報，導致部分土地可以逃稅，若是按號催科，每筆土地皆能課徵，也可避免貧戶「產去稅存」的問題，國家可以明確掌握田賦收入，

民間也不敢違法亂紀，勾結胥吏任意轉嫁賦稅。然而黃宗羲認為「此不過催科便於有司，吾誠不敢以養民者，望之後世，但使兩稅之法，復於前代，徵其田土所自出，不以銀為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⁵¹。

對於黃宗羲而言，改革田賦徵收的方式，只是「便於有司」，而非養民之道，但某一方面而言，黃宗羲其實也是希望透過改革，確立制度，讓官府與民間都能有常規可循，避免橫生枝節。只是他忽略了，制度本身沒有好壞，

能否發揮效用，端看人民是否信守或違背。黃宗羲主張「以田為母，以人為子」，其實和魚鱗圖冊的精神相同，但是魚鱗圖冊仍難避免被玩法弄權的命運，讓有心之人得以逃漏稅。官民不守法，實難有完好的制度存在，黃宗羲提出徵收田賦的方式，和明代原有的制度差異不大，根本也無須另立名目，

重點在於如何維護制度的正常運作，避免違法的亂象發生。但是對於魚鱗圖冊所衍生的弊端，黃宗羲沒有任何的檢討，如何能確保他所提的徵收方式，

不會重蹈覆轍？黃宗羲妄想替後世立下治國大法，卻忘了他只是凡人，會有思考的盲點，他的提議對於當時的問題都不見得能加以解決，又何以自信所言有益於後世？

51 黃宗羲，《破邪論‧賦稅》，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03-204。《破邪論》成書於《明夷待訪錄》之後三十餘年，黃宗羲的記憶難免有所脫誤，先是主張一畝為一號，後又以為一號或千畝、百畝，單位錯亂，所幸無礙於了解黃宗羲的思考脈絡。

(14)

第二節賦役改革的認知

一、對於三代賦役的解讀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錄》中談及三代之時「只稅田土」，後世方有戶口、

丁身之稅；但是在《孟子師說》裡，黃宗羲依據《周禮》所言，闡釋三代的粟米、力役與布縷之征，比之為唐代的租、庸、調⁵²。然而，租、庸、調課稅的依據，並不相同，將粟米、力役與布縷之征，比附為租、庸、調，其實有違「只稅田土」的意涵。

原始田賦的內涵，未必限於田土之所出，亦有可能視需要徵求人力、物力。對於遠古時代的人而言，賦役的產生皆源自於授田而來，不是因為戶口、

丁身的存在而設，百姓擁有土地，才有承擔賦役的義務。但因古人制度簡約，

粟米、力役、布縷之征，皆屬田賦，只是依照實際需要徵調不同項目⁵³，所以孟子才會說：「有布縷之征，粟米之征，力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

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離」⁵⁴；倘若有併徵的情況，就是重覆徵稅了。

宋元之際的馬端臨（1254-1323），在其所著《文獻通考》裡，提到三代以來的賦稅演變，總結而論：

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不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

兩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不常，而賦之重者已不可復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葉是也。

對馬端臨來說，「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不可易之法，三代之貢、助、徹，

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但是唐代後期，均田制度開始動搖，

官方不再授田，無田之人卻得承擔和富者同樣的庸、調，馬端臨認為這種現象並不公平，因此當兩稅代租庸調而起，以貧富為課稅依據，馬端臨給予楊炎相當正面的評價，即使在他心目中，兩稅法不是最為理想的制度，但是以畝定稅，不再依戶口而稅，不僅能夠消除賦稅不公的弊端，對他而言，至少也符合「視田而賦」的精神⁵⁵。

52 黃宗羲，〈有布縷之征〉章，《孟子師說》卷 7，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62。

53 陳登原，《中國田賦史》，（北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 19-26。

54 〈盡心下‧二十七〉，《孟子》，收入於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頁 658。

55 馬端臨，〈田賦考三〉，《文獻通考》卷 3，收入於《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編纂委員會編，《傳世藏書‧史庫‧文獻通考》第一冊，頁 30。

(15)

馬端臨所謂「賦稅必視田畝」，和原始田賦的意義已有出入，不再考量賦稅與授田的義務關係，而是針對賦稅公平的問題，當土地仍被視為財富的主要來源，馬端臨認為應當依據土地的有無來徵稅，沒道理讓無產的窮人和有產的地主承擔相同的負擔，而兩稅法的改革，以土地做為課稅的依據，不再向戶口徵賦，馬端臨才會將之視為救弊良法。

然而，馬端臨所稱揚的兩稅法，在黃宗羲眼中卻是後世百姓痛苦的根源，

是造成加派不斷的禍首。黃宗羲寧願以戶口來承擔差役與兵役，也不願由田畝來承擔各項賦役的支出，這不僅和馬端臨「視田而賦」的主張大異其趣，

甚至和孟子的看法也差異甚遠，為了將自己的立場合理化，黃宗羲認為三代的力役與布縷之征對百姓而言負擔並不重，所以「竝用之而無害」⁵⁶，因為這樣的解讀，所以黃宗羲不反對將田賦與差役、兵役並存，對他而言，「只稅田土」的意義在於田賦的單純化，反對將其他的稅目併入田賦當中，並且強調「稅其所出」才能真正減輕百姓的負擔。

原始田賦，是伴隨授田而來的義務，因應實際需求的不同，向百姓徵調人力或物資，黃宗羲雖然主張恢復井田，但是在賦稅制度上，他卻沒有遵循古制，縱然他嚮往「只稅田土」的單純，欲返積累之前的狀態，但是在田賦之外，另設兵役與差役，就孟子的角度來看，有違「用其一，緩其二」的精神，就算以授田作為前提，對照三代的情況，仍屬重複徵稅，百姓的負擔未必言輕。

為了反對一條鞭法造成田賦過重，以及加派不斷，黃宗羲主張以戶口作為出兵養兵之賦，要求恢復差役。為了強化自己的立場，所以他強調三代之時，就算力役與布縷並徵，也不會造成百姓任何壓力與負擔。對黃宗羲而言，

在歷史演變的過程中，似乎只有田賦過重的問題，沒有力役擾民的問題，因此黃宗羲主張恢復差役和兵役都是為了減輕田賦的負擔，並非就差役或兵役的內容加以改革。黃宗羲認為將一切稅目併入田賦，並折以金錢納稅，對百姓而言是相當大的負擔，但是親身應役，卻不會造成民眾的麻煩。然而王夫之卻不如此認為，在他眼中，三代之民「無歲不征，無年不戰，死傷道殞，

復補伍於一井之中」，經常「死亡流離於鋒矢之下」，而且：

君行師從，卿行旅從，狩覲、會盟、聘問、逆女、會葬，乃至遊觀、

畋獵，皆奔走千百之耕夫於道路，暑凍暍痿、飢渴勞避而死者，不知

56 黃宗羲認為孟子所言「君子用其一」之語，係針對亂世所發之言論，但比對《孟子》的論述，實難論定有這層涵義，應是黃宗羲個人的解讀。黃宗羲，〈有布縷之征〉章，《孟子師說》卷 7，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162。

(16)

凡幾，而築成、穿池、營宮室、築苑圃之役不與焉。

正因為三代之民是如此的奔波辛勞，王夫之才會稱讚唐代以折絹代役的庸法，讓人民減少親身應役的麻煩，換得更多的時間精力於生計上⁵⁷。一條鞭法改革初衷，即是針對役法擾民的問題而來⁵⁸，黃宗羲對此問題，卻一概不論，就算他知道恢復差役可能也有弊端發生，他也不認為是制度的問題，

為了遷就田賦的改革，似乎其他的問題都不算是問題了。

此外，王夫之雖然認為井田制度沒有重新復活的條件，但他認為井田不失為治天下的良方：

其始也以地制夫而夫定，其後則唯以夫計賦而不更求之地，所以百姓不亂而民勸於耕。後世之法，始也以夫制地，其後求之地而不求之夫，

民不耕則賦役不及，而人且以農為戒，不趨而折入於權勢姦詭之家而不已，此井田取民之制所以為聖王之良法，後世莫能及焉⁵⁹。

在此，王夫之看重的是井田制度的徵稅方式，他認為給予百姓土地耕作，

再按戶口徵收百畝之賦，「地雖闢而賦不溢，若其荒廢而賦役不減」，百姓因為無法規避賦役，便會珍惜土地的擁有，努力耕作不敢懈怠，亦不敢任意將土地「拋荒魯莽、投賣強豪、逃匿隱漏」，不僅可以免除土地兼併的問題，百姓也因此安土重遷，達到穩定秩序的功效，「民有餘而無逋欠，歲入有恆，量入為出，亦無憂國用之不給也」⁶⁰。

王夫之認為井田制度是一種統治手段，授田與民後，「以夫計賦」，不僅能勸民力耕，並可達到穩定秩序的效果。但是黃宗羲主張「履畝而稅」，論調和王夫之大異其趣，這是因為黃宗羲相信古代的一切制度，都是聖王為公眾的利益所創設，不是為自己的私欲而制定。所以黃宗羲對於賦役的認知，不在於控制人民，亦非加諸痛苦於百姓身上，他相信以田為母，能夠解決「產去稅存」和隱匿、轉嫁土地不報的問題，遂將之合理化為三代的制度。然而，

考諸史實，「履畝而稅」乃是春秋中葉以後的產物，主要是為了因應井田制度沒落而出現的新稅制，從田不從戶，認田不認人⁶¹，因此土地得以自由買賣，

農民得以轉業。至於井田制度下，封建主對於人民的掌控是完全的，人民不得隨意離開所授的土地，如果沒有努力耕作生產，「凡宅不毛者，有里布。凡

57 王夫之，〈唐高祖〉九，《讀通鑑論》上冊：卷 20，頁 676-677。

58 梁方仲，〈一條鞭法〉，收入於《梁方仲經濟史論文集》，頁 45-46。

59 王夫之，《噩夢》，收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51。

60 王夫之，《噩夢》，收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52。

61 陳登原，《中國田賦史》，頁 37。

(17)

田不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⁶²，個人或戶口皆會因為怠惰而受到罰責；因此，在井田制度下，王夫之所謂「以夫計賦」，是符合當時狀況的。黃宗羲縱然嚮往井田制度，但是井田畢竟難以還魂，

面對現實問題，無形之中，仍得借鏡於三代以後的經驗，「履畝而稅」本是井田沒落後的產物，並非三代的制度，時間上雖然也算貼近，只是被賦予新的意涵，當作解決賦稅弊端的方法，能否視為「托古」，也頗令人玩味。

二、賦稅的意義與用途

在農業社會裡，田賦是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但是黃宗羲認為人民買田自養，君主卻向人民徵收賦稅，是一種不仁的行徑，因為君主沒有盡到授田養民的職責，何以向百姓徵收田土之稅？在黃宗羲眼中，田賦存在的前提，理當是君主授田於民，倘若沒有授田，就不應收取田賦。這樣的邏輯，無疑把君主當作地主，田賦當作地租，地主沒有給佃耕者土地，佃農亦無需給予地租。然而，田賦的意義並不是地租，地主出租土地，然後收取地租，土地所有權是地主的，而地租也可以全數花費在個人身上；至於田賦的徵收，是作為國家用度的支出，其中包括供養皇帝的費用，並非全是君主私人的收入，

土地所有權也不盡然在君主的手中。

在上古時代，統治者掌握了全部的土地所有權，藉由土地授與的關係，

向百姓徵收賦稅，由於統治者身兼地主的身分，因此原始田賦也包括了財政收入與地租的雙重意義⁶³。然而當授田制度不再，土地逐漸私有化，田賦的存在就與授田無關，也不再具備私租的成分，理當純粹是國家收入來源，君主不應任意將賦稅挪為私用，「凡有所用度，非為天，非為民，決不敢輕有所費」，天子的角色只是為民理財，規劃制用，「非君所得而私有」⁶⁴。但是從先秦以來，許多士人仍將賦稅視為君主個人的收入，有時更是斂財的工具，

明代中期以後，政局的發展與財政的變化，讓知識分子更有如此之想法，因為皇帝的內庫與公共資金混淆不清，許多官僚相信向民間加徵任何賦稅，往後都會被皇帝揮霍殆盡，官員們對於加徵賦稅都採取消極的態度，擔憂導致民困⁶⁵，而主張「量入為出」的聲音也開始慢慢增強，希望主政者能夠減少

62 〈地官司徒〉下，《周禮》卷 4，收入於林尹註譯，《周禮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31。

63 陳登原，《中國田賦史》，頁 21。

64 邱濬，〈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總論理財之道〉下，《大學衍義補》上冊：卷 21，頁 208。

65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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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必要的支出，用以制止越來越多的額外加派⁶⁶。

先秦諸子告誡統治者「取於民有度，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度，用之不止，國雖大必危」⁶⁷，是以足國之道在於「節用裕民」，倘若「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謂國蹙」，因此，「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滄廩者，財之末也」⁶⁸。百姓豐衣足食，國家才能真正的富強，反之，就算君主擁有再多的財富，民間困頓，

一遇有警，自顧不暇，何以有心保家衛國？君主理當照顧民生，才能天下太平，自私自利只會導致國家不安。先秦諸子的觀念，被歷代的知識分子所傳頌，尤其是當田賦與授田的關係脫勾以後，田賦往往被視為百姓無辜的付出，

即使知識分子認為君主理當為民理財制用，但總是擔憂君主會濫用賦稅，不知不覺中，對於田賦徵收的多寡，以及運用的範圍，都抱持著相當關切的態度，不斷提醒統治者要節用。到了明末，財政收支與賦稅問題再度成為知識分子關注的焦點，劉宗周認為問題不僅在於皇帝身上，他感慨：

古之善理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濫觴之人情。《易》曰：

『節以制度，不傷財，不害民。』言傷財害民，皆自無制始也。今天下之財，病於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泥沙』者，自朝廷達於郡縣，所在而是⁶⁹。

在劉宗周眼裡，中央與地方濫用財政資源，造成不必要的浪費，是百姓賦稅之苦的肇因，上下皆該檢討；但是明亡之後，士人討論民生問題，都把矛頭指向君主身上，唐甄認為：

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不擾民，民不傷財。人君能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於是民不知取，國不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金錢如土壤，而天下大治⁷⁰。君主不能以身作則，上樑不正，下樑當然就歪了，唐甄認定君主的貪婪，

帶動官員貪污，百姓才會不斷的付出，導致無以為生。王夫之也反對將財富集於中央，他認為天子不可能親身管理這些金粟錢貨，徒讓身邊的宦豎日竊月匿，將天下的財富收入自己的私囊當中，絲毫無益於國計民生，使得有司

66 王毓銓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頁 1171-1173。

67 管仲，〈權修 ‧ 第三〉，收入於李勉註譯，《管子今註今譯》上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36。

68 荀況，〈富國篇‧第十〉，收入於熊公哲註譯，《荀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0），頁 172，192-193。

69 劉宗周，〈縣帑告匱疏〉，收入於戴璉璋、吳光主編，《劉宗周全集》第三冊上（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頁 108。

70 唐甄，〈富民〉，《潛書》下篇：上，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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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事只得加賦於民，徵稅的過程又讓姦吏猾胥上下其手，百姓如何承受一再地剝削？最後必然「國將不國」，而且「徒聚天下之財於京邸，一朝失守，祇為盜資」⁷¹。

雖然認為君主應該要愛養群眾，但心理上又認為統治者會貪污，濫用百姓的血汗錢，因此明清之際的知識分子都主張君主要量入為出，取民有度，

減輕稅率，避免浪費。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下，黃宗羲也希望將賦稅存留地方，

聽其徵收田賦商稅，令其經濟自主，以免中央用度分配不當，造成浪費，拖累其他地方的財政資源⁷²，並以君主授田養民，作為田賦存在的前提，提醒君主必先照顧民生，才有資格享有百姓的貢賦。

現代國家的賦稅制度，都是以國家用度作為徵收的前提⁷³，然而在傳統士人的心中，總認為賦稅是供作君主的花用，魯哀公詢問有若如何解決稅收不足的問題，有若回答：「百姓足，君孰與不足？百姓不足，君孰與足⁷⁴？」

這句話被歷代士人奉為圭臬，他們相信民間財富透過賦稅的方式，流向統治者手中，賦稅與「藏富於民」成為敵對狀態。然而，賦稅的存在，若只供君主享用，增加任何財政收入，的確都可視為剝削百姓，但是這樣的制度並不合理，也不可能長期存在，賦稅的用途，絕大部分還是為了國家公務的支出，

所以孟子認為什一稅是「堯舜之道」，輕於此者是未開化國家的需求，重於此者是暴君的行為，對於一個有城郭、宮室、宗廟、祭祀的文明國家而言，需要各級官吏的設置，以及諸侯間的餽贈宴饗，什一之稅是合理的供應範圍⁷⁵。司馬遷（145-? B. C.）也直言，「量吏祿，度官用，以賦於民」⁷⁶，向百姓徵收賦稅，無非就是為了供給官吏的薪資，以及各項官方活動與建設之用。

正因為賦稅的用途，是供應國家行政運作的需求，不管是君主或是底下的官僚，都不應任意浪費百姓的血汗錢，但是將賦稅視為君主斂財的手段，

任何收入都屬皇帝個人所有，未免把賦稅的意義過於窄化，一味地主張縮減稅收或避免增加賦稅，有可能導致國家建設經費的不足，反而不利民生。

明代財政收支的控制過於無力，所以公共財政總是混亂無序，導致皇帝

71 王夫之，〈懿帝‧三〉，《讀通鑑論》上冊：卷 14，頁 440。〈玄宗‧二十一〉，《讀通鑑論》

下冊：卷 22，頁 783。

72 黃宗羲，《明夷待訪錄‧方鎮》，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頁 22。

73 李東三，〈黃梨洲及其明夷待訪錄之研究〉（台北：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83：01），頁 160。

74 〈顏淵第十二‧九〉，《論語》，收入於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頁 199-200。

75 〈告子下‧十〉，《孟子》，收入於謝冰瑩等編譯，《新譯四書讀本》，頁 606。

76 司馬遷，〈平準書‧第八〉，《史記》卷 30，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第二冊（台北：鼎文書局，1993），頁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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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自我克制的理由，放任自己挪用賦稅⁷⁷。對於這個問題，黃宗羲的解決方法，不是明確規範君主與行政體系的用度，而是重新把田賦和授田扯上關係，君主授田養民是田賦存在的前提，以授田的有無來決定稅率的高低，

皇帝享有民間貢賦的先決條件，就是授田。明朝後期的皇帝或許把賦稅當作斂財的手段，然而，黃宗羲也沒有將賦稅的意義導向國家公務之用，他認為既然賦稅最終會落入到皇帝的私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理當要求君主先行授田之實，無形之中，仍然把田賦視為君主的私租。正因為這樣的認知，

黃宗羲將孟子「二十取一為貉道」，解讀為當時有授田，所以不該收取低稅⁷⁸，但是這樣反而曲解了孟子的意思，孟子以國家用度的需求來決定稅率高低，

不是以授田與否來考量，相對於孟子，黃宗羲反而採用了更加保守、原始的觀念去看待田賦存在的意義。

三、賦役徵調的方式

（一）田賦的內容

自唐代推行兩稅法以來，賦役的徵調，不再侷限於實物的徵收和親身應役，貨幣在稅捐的應用上，能見度逐漸增加。以明代而言，洪武九年（1376），

曾在陜西、浙江等地，允許百姓以銀、鈔、錢、絹代輸稅糧，正統元年（1436）

的金花銀，則進一步地擴大可以折色的區域⁷⁹；而萬曆年間推行於全國的一條鞭法，明文規定攤丁入畝、按畝徵銀，除了江南漕運仍舊徵收本色以外，

其他各地的田賦一律徵銀，白銀的重要性大幅提升。雖然一條鞭法適用於全國，但在現實上，隨著各地狀況的不同，一條鞭法的理念和措施，從來無法完全落實⁸⁰，這自然也包括白銀的徵收，然而田賦徵銀的規定，仍舊引起相當多的爭議。

傳統觀念認為，賦稅所徵，理當出自於「民之所有」、「土之所產」⁸¹，即如孟子所言之粟米、布縷以及力役之征，這些都是「小民力能自致」⁸²，

79 張廷玉等撰，〈食貨‧二〉，《明史》卷 78：志 54，收入於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六種》第四冊，頁 1894-1896。擴大折色的區域為江蘇、浙江、江西、湖廣、福建、

廣東、廣西等省份。

81 任源祥，〈賦役後議〉，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 ‧ 賦役一〉，《清經世文編》上：卷 29，頁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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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假外求便可得者，就算偶有徵折，也是隨民所便的權宜做法。即使唐、宋規定輸錢，也與穀帛並徵⁸³，未有像一條鞭法盡數徵銀。對明末的知識分子來說，「農所可取者粟，而條鞭使輸金錢」，在他們的眼中，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顛倒是非的措施⁸⁴。

再者，當田賦徵銀後，白銀的需求提升，神宗皇帝貪財好貨，派遣中使為礦、稅兩監，橫征暴斂，搜括民間白銀，導致民怨不斷，社會不安。而地方官員也藉由火耗、貪污的方式，聚斂白銀⁸⁵，或者不知珍惜百姓捐輸之苦，

對於稅銀「輕用而易費」⁸⁶，百姓辛苦繳納的血汗錢，沒有得到妥善的運用，

只是被當作斂財的對象。

此外，因為折色獨用白銀，豪右知道利之所在，也開始囤積白銀，並且利用物價波動，賺取橫財，無形之中，市場可以流通的白銀愈趨短少。加上稅收徵集和解運的過程緩慢，導致大量的白銀滯留，有好幾個月的時間無法回到市場流通，又因為邊境多事，各地徵收而來的稅銀，多半用於軍備物資的採購與兵餉，回流的範圍僅限於部分工業生產區域，其他地區難以從朝廷手中取回白銀⁸⁷，銀礦又逐漸耗竭，無法供應民間所需的白銀數量。

在此種種情況下，白銀的取得變得更加困難。因為銀少之故，「穀不得不賤售而輸之官，賤售則穀益乏，穀乏則民養日微，民命日蹙」，過去「年歉則穀貴，年豐則穀賤」的情況，如今為了要繳納足夠的白銀，即使年歉也只能賤售以換得白銀⁸⁸。當穀價不斷下跌，農民只好連自己吃的存糧都得賣出，

即使朝廷沒有加賦，「百姓一年若納四五年之糧」⁸⁹，遑論加派後的情況。因為銀貴穀賤，農民的生活變得艱困，「農愈困則田愈輕」，將田地「棄之如敝屣」，甚或「視如毒螫」，逐末之風盛行，在以農立國的時代裡，這些現象對士人而言，根本就是動搖國本⁹⁰。

83 李塨，〈財用‧第七〉上，《平書訂》卷 10，收入於廣文書局編，《顏李叢書》第三冊，

頁 1125。

84 王夫之，《噩夢》，受入於《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頁 561。

85 高珩，〈行錢議〉，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二十八 ‧ 錢幣下〉，《清經世文編》中：卷 53，頁 1333。

86 張溥，〈賦役論〉，《七錄齋論略》上冊：卷 1（台北：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頁 113-114。

87 黃仁宇著，阿風等譯，《十六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頁 94-95。

88 郭子章，〈錢穀議〉，輯於黃宗羲編，《明文海》卷 78：議 5，收入於台灣商務印書館編，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千四百五十三冊，頁 726。

89 高珩，〈行錢議〉，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二十八 ‧ 錢幣下〉，《清經世文編》中：卷 53，頁 1333。

90 任源祥，〈賦役後議〉，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 ‧ 賦役一〉，《清經世文編》上：卷 29，頁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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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田賦折銀，白銀價值增高，從上至下都在追逐白銀，結果造成民生不安，社會風氣變質，這是反對徵銀者最主要的理由。此外，知識分子也認為徵銀不徵實，長久下去必然會造成倉廩空虛，擔憂「一有水旱之災，而賑濟無所出」⁹¹，饑民四出，必至天下大亂。若是「一旦有急，京邊空虛」，沒有糧草補給，敵人圍成，只能坐以待斃⁹²。對當時代的人而言，不曾想過向外求援，或以國際貿易的方式購買所需的物資，自給自足，沒有匱乏不安，

才是治國之道，然而上位者卻「不憂穀之不足，而憂銀之不足」⁹³，實讓關心國計民生的士人，感慨不已。

然而，一條鞭法規定徵收白銀，並非是唐突的決定，因為銅料不足，官方銅錢品質低劣，導致私鑄盛行，而紙鈔不得兌現，發行過量又收斂無法，

不斷貶值，百姓對銅錢和紙鈔失去信心，轉而使用白銀交易。明代中葉以後，

大量的白銀自海外湧入，使得白銀的使用更加普及，在此條件下，一條鞭法方有可能全面徵收白銀。只是當白銀的重要性提升後，朝野競相追求白銀，

使得白銀價值不斷增高，但是為了換取繳稅所需的白銀，一向自給自足的農民，必須投入詭譎的市場交易，接受銀錢比價的虧損，結果一年辛苦的耕耘，

所剩無幾，賠累無算，甚至破產喪家，明末遺老，無不將此視為亡國的肇因，

反對田賦盡數徵銀。

從農民的實際困難考量，反對賦稅徵銀有其合理性，畢竟，在白銀取得方面，農民實居弱勢，這在賦稅管理上是不得不認真看待的問題。然而整個清代也是依循一條鞭法的路線，因此主張徵用本色或改徵銅錢的聲音，持續到鴉片戰爭時期，也未曾斷過⁹⁴。直到民國二十四年（1935）推行法幣，改為黃金本位制，白銀才解除法定貨幣的身分，前後將近約五百年的時間，白銀在市易與賦稅上，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⁹⁵，倘若田賦徵銀會導致喪家亡國，清朝的官員又何以繼續沿用明朝的制度呢？

田賦徵銀其實並不是百姓的苦難，倘若不能消除官府的橫征暴斂和浪費，就算徵實也會使農民傾家蕩產，明末士人主張徵收錢米的原因，主要也是考量銅錢或粟米較銀所佔的體積大而單位價值低，不便搬運也不易儲藏，

91 李塨，〈財用‧第七〉上，《平書訂》卷 10，收入於廣文書局編，《顏李叢書》第三冊，

頁 1125。

92 任源祥，〈賦役議〉下，收入於賀長齡、魏源等編，〈戶政四‧賦役一〉，《清經世文編》

上：卷 29，頁 702。

93 靳學顏，〈講求財用疏〉，《靳少宰奏疏》卷 1，收入於陳子龍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十八冊：卷 299，頁 646。

94 葉世昌主編，《中國古代經濟管理思想》，頁 220。

95 全漢昇，《明清經濟史研究》，頁 19。

第三章 黃宗羲的養民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