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 11 月，美國聯董會出資建造的東海大學，在校園中心、文理大道的 端點，由貝聿銘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路思義教堂完工，在台中的大肚山上敲響鐘 聲。
他處計畫（Elsewhere）
1950 年代，聯董會以香港與台灣二地，示範性移植北美式的大學體制，重建 新中國的象徵，芳威廉 （William Purvance Fenn）記載為「他處計劃」（Elsewhere）。
19 世紀末到二次大戰後，中國學院（college）與大學（university）的興辦歷 史，關係著領導階層的知識份子所接收的西方知識啟蒙與現代性的移植過程，不 單純是一般的教育史，而是在西方現代世界來臨的壓力下，隨著西方的政治、經 濟、社會、宗教組織的全面性向外擴展，西式教育邏輯移植了歐美文化也同時輸 入了西方的現代性，促動在華人社會傳統中的師徒學習模式產出的領導知識份 子，為了克服自身的國家與民族認同的壓力，迎接自由與民主的社會來臨，帶頭 領導教育方式的轉型，移植西式教育模式建構新思維以展開教育的現代化過程。
二次大戰後，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的大學教育發展，則是冷戰期美利堅盛世下，
以盎格魯-美利堅（Anglo-American）為中心，建立「新境界」（New Horizons）
與「新傳統」（New Tradition）的後中國（Post-China）。
「盎格魯-美利堅」係指英國和美國，特別是指在國際政治與經濟面的同盟合 作關係與文化、歷史脈絡關連性。「新境界」一詞被賦與無庸置疑的偉大教化使 命，原本是與基督教社會形成過程密不可分，與「烏托邦」（utopia）一樣是去 社會與去政治現實的理想，係由慈善家與受教育階層以一種施捨的教化行為，在 他處建設象徵進步的世界，實踐慈善家自我的人性昇華為神性。而培植一個「新 傳統」成為無可懷疑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原本與一些北美的建築學院 為了切割源自歐洲的布雜教育（Beaux-Arts）的學院歷史，主張去歷史的建築設 計教育論爭過程緊密關聯，指標性的論述為 1941 年哈佛建築學院 Walter Gropius 與 Sigfried Giedion 合作完成的《空間，時間與建築 - 培植一個新傳統》（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工業化學校
台灣並未因為一段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歷史，而與在亞洲的現代化教育過 程脫離關連。一方面，二戰結束以前，在台灣的知識份子間接從日本與中國大陸 接收西方現代的信息。二方面，日本於殖民時期在台灣成立的工業學校，於二次 大戰後在國家機制運作下安置了來自中國大陸的大學教師與畢業生，取代原本的 日籍教師的工作，並在 1950 年代從國家層級向下進行美援工程計畫，將原本的 日式工業學校在技術層面上置換為美式工程邏輯，培訓工程技術的勞動力，例 如：台北工業學校建築科延續工業教育技術性導向，置入美式的設備技術與專科 教育模式，成為台北工專的建築工程科。而戰後長期以國立大學位階居建築專業 技術領導角色的成大建築系，則是在普渡-成大計畫（1952-1966）中定調為建築 工程系，並隸屬於工學院體制下發展，直接由普渡大學移植工程學院組織與工程 教育技術，成為工程技術導向的建築專業，於是土木工程技術導向的建築工程教 育成為在台灣的建築教育的深層性格。三方面，於二戰末期（1943-1951 年），
在中國共產黨（communist）主導的反美利堅文化帝國主義（anti-American cultural imperialism）聲浪中，北美在中國大陸扶植的基督教大學聯合組織瓦解，來自北 美的協董會（Associated Boards）與聯董會（United Board），將籌備在中國大陸 進行的戰後重建計畫（the post-war planning），轉移至香港與台灣。
教化菁英
1937-1945 年期間，中國各地的大學師生隨著逃避戰爭群體遷移，以一種臨 時性的聯合組織狀態斷斷續續地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1943 年，由北美的協董 會在中國扶植的大學為主要成員的組織，後於 1945 年定名為「聯董會」（United Board），由南京大學的芳威廉及其夫人召集，在成都進行各校教育成果與未來 計 畫 討 論 後 ， 正 式 在 紐 約 成 立 戰 後 計 畫 委 員 會 （ The Post-War Planning Committee），並於 1943-1946 年期間，密集討論中國各大學如何進行戰後中國 的高等教育重建計畫，在 1946 年該委員會提交報告給在北美協董會（The Associated Boards）及北美幾所私立大學附屬基金會的中，內容主要規劃在中國 八大城市進行大學整併、重建與強化個別重點學術領域，包括：扶植北平的燕京 大學成為中國最高等級學術機構；扶植濟南的齊魯大學(前山東大學)發展農村重 建、科學與醫學；整併在上海既有基督教大學與學院，扶植重點發展藝術、科學、
醫學、工程、法律、經貿；扶植在南京的吉林大學與南京大學的聯合學術發展機 制；扶植在武昌的華中大學強化原本的學術組織、扶植在廣東的嶺南大學成為南
華地區的學術領導位置、扶植在福州的福建基督教學院、華南學院、福建工業所 聯合教師群與教育中心，主要倚靠福建基督教大學的藝術、科學與農村重建教學 計畫資源；在成都成立西華大學包含藝術、科學、醫學、牙醫學院。此外，醫學 院附屬醫院的扶植是戰後重建計畫的重點之一，另外女性受教權的改善、女性教 師的培植以及扶植吉林女子大學的成立，更是成為戰後計畫委員會（The Post-War Planning Committee）、英國計畫委員會（The British Planning Committee）、北 美計畫委員會（The Planning Committee in North America）最多的共識與討論。
與戰後亞洲國家有關的實質計畫，特別是香港與台灣，是 1947 年由葛羅培 斯與貝聿銘合作設計中國新傳統的華東聯合大學（Ea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的校園類型，在戰末中美關係緊張之際，直接成為聯董會在中國大學的領導計畫
（a pilot plan）藍圖。在聯董會的後中國他處計畫下，1951 年 9 月在香港成立崇 基學院（Chung Chi College），由前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 Lee Ying-Lam（1951-1954）
擔任第一任校長，崇基被視為一處英皇殖民下短期收容中國逃難菁英者的高等教 intended to serve the people of Formosa, whatever their origins, and is not a refugee institution; that it should be planned and maintained on a modest scale as to plant and budget; and that its educational program should not be an automatic copying of that of the past but should attempt to meet the needs aspirations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on Formosa in as fresh and imaginative a pattern as possible.
圖（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其中對台灣建築界影響深遠的是東海 1951 年以後新建的校舍與興辦的新中國大學（New China Colleges for Chinese），
如同西洋聖誕節的禮物，帶來和平希望的象徵，成為實質上貫徹美國文化在亞洲
「無限境界」（Horizons, Unlimited）。在中國長大曾擔任南京大學教授長達二 十年（1932-1951），並且長達三十年（1941-1970）擔任聯董會執行秘書長的芳 威廉，在他回憶中國學院的興辦歷史中提及2：1951 年以前，在中國興辦教育是 西方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服務；1951 年以後，這項源自基督教在知識教育上的 傳教理念，已經不單純是實踐基督教大學的博雅教育，反而是逐漸走向「再現北 美關注下的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represent North American interest i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其實這就是文化移植。
一篇收藏於台大圖書館狄寶賽文庫裡，1953 年 11 月香港週報宣傳東海大學 校園新建消息的新聞剪報中，斗大的標題：「中國學院在高等教育領域發現基督
2 威廉‧普芬司‧芬曾經出版兩本關於中國基督教大學興辦歷史的書籍，分別為《1880-1950 年 在 變 動 中 國 的 基 督 教 高 等 教 育 》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Eerdmans, 1976)與《永恆新境界-1922-1975 年聯董會在亞洲的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故事》Ever New Horizons – The Story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22-1975 (UB, 1980)，此處引用的資料主要為後者。
教服務的新境界」（The China Colleges find NEW HORIZONS of Christian Service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在前述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這不僅僅是對非共 產主義國家的華人，傳達一種象徵新傳統與和平希望的新中國，更是以北美的基 督教會與大學的聯合組織，其中包括：哈佛－燕京（Harvard-Yenching）、耶魯
－中國，又名雅禮（Yale-China, Yali）、普林斯頓－燕京（Princeton-Yenching），
又名普林斯頓－亞洲（Princenton in Asia）、奧伯林（Oberlin），延續西方知識 建構系統在亞洲所進行的教化（nursing），並向世界展現由北美扶植重建的新中 國，傳達美利堅盛世，即「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3。
北美主導亞洲高等教育發展的角色，介入戰後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重建國族 象徵的過程，一如芳威廉的記載：「在亞洲象徵新中國和平希望的東海大學，其 座落位置的選擇，是聯董會從一個國家的精神核心考量，認為台中市是一處本土 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與新到達的大陸人（the newly arrived mainlanders）
社會關係張力的交界處，比台北市更適合進行全新的教育。」這裡的台灣人是指 戰爭結束前已經在台灣生活的中國人，而戰末從中國大陸遷移到台灣的中國人，
則稱為新來的大陸人，在這二者之間並沒有台灣的原住民族。
1956 年 11 月，聯董會在東海大學召開第一次亞洲大學會議，與會包括：韓 國 Chosun Christian University、日本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香港崇基 學院 Chung Chi College、菲律賓 Silliman University、台灣東海大學五個機構。
會議主題為「今日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意義與挑戰 」（The Meaning and Challenge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Today），藉此重申亞洲高等教育 的目的是：「重建國族與人文（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and humanity），發覺本 土 文 化 的 根 基 以 建 立 現 代 理 念 （ the task of discovering indigenous cultural foundations for modern idea）。」突顯聯董會計畫的東海大學，不單純是新中國 文化的生產場所、現代建築的空間範本，而是一道為了移植美國的現代建築與現 代都市計畫的理論與技術所開啟的大門，也同時是一份美利堅盛世下所規劃的新 境界藍圖。
3 出自亞倫‧科爾克霍恩（Alan Colquhoun）於 2002 年出版的《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 一書中，第 12 章（末章）標題：＜美利堅盛世：1945-65 年在美的建築＞（Pax Americana: Architecture
3 出自亞倫‧科爾克霍恩（Alan Colquhoun）於 2002 年出版的《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 一書中，第 12 章（末章）標題：＜美利堅盛世：1945-65 年在美的建築＞（Pax Americana: Archite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