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教育在古時重男輕女的觀念下並不平等，分析《桂花巷》中男女受教育 的情況：
男性曾受過教育59：剔江、秦江海、辛瑞雨60、大伯公、大伯、二伯、惠池及堂 兄弟惠書等、僕役如孫慶61、阿福62等；
58 以前的人認為唇紅齒黑是美人的標誌，因此以鐵漿、桑葚汁來染黑牙齒，或吃檳榔來使牙齒 變黑；吃檳榔的風俗傳說是鄭成功遠征軍進臺灣時帶來的，由來已久，在台灣以現在彰化以南，
或豐原以南的鄉下地區較盛行，北部地區原先也吃，漸已改掉這種習慣。
參見馬朝茂：〈吃檳榔的風俗〉，收入林川夫主編：《民俗臺灣》（台北：武陵出版社，1998），第 七輯，頁 134— 141。
59 在此教育的定義，筆者廣義地指有識字者。
60 瑞雨曾念一對對聯：「綠水本無憂，因風皺面；青山原不老，為雪白頭。」（頁 177）並解釋其 意給剔紅聽。
61 孫慶常哼唱「一隻鳥仔」，並解釋其意（頁 412），故筆者推測孫慶應是識字的。
62 遠在日本讀書的惠池每次寫信回家，都是由老僕人阿福念給不識字的剔紅聽。（頁 311）
女性沒受教育：剔紅母親、剔紅、隔壁阿婆及媳婦們、繡花女工如千春、瞞仔 、金花等、辛家女婢老婦們如給印、春梧、慶嫂、福嫂等；
女性有受教育：碧樓、挹翠63。
多數男性連身分比剔紅低的僕役都識字，女性就只有碧樓、挹翠曾受過教育，依 此來看，古時男性接受教育的機會似乎比女性容易，以剔紅姊弟來說，剔江雖中 途輟學，仍曾經受過教育，剔紅就完全沒受過教育、不識字，其知識的主要來源 是母教及戲曲教化；再則，富有人家又比窮人家的小孩能享有較充裕的教育資 源，窮人家因奔波於生計，無暇也無錢受教育，如剔江輟學為幫忙生計，有錢人 如辛家男子瑞雨等都受過教育、惠池甚且還念到博士學位，窮人出身的秦江海也 因遇貴人資助而能受教育。而碧樓雖身為女子，因沈家有錢能讀書，且隨著女子 教育普及64，女性受教機會增多，像挹翠受過新式教育、剔紅孫女在台北唸書等，
說明男女在受教權上已趨於平等。
在男子教育方面，《桂花巷》中較為清楚看出是一八九七年在日據時代出生 的惠池，其受教育方式是：
惠池八歲那年，入了公學校，… … 她大嫂生的五個兒子，原先就有請教 書先生，以後日本人來了，她大伯公見孫子一個個入了公學，去念他們 的日文書，難免擔心，祖宗門源遠流長的文字、禮義，就此隔膜不知了，
63 挹翠是新式女子，沒纏腳，又進過學堂，還到東洋念大學。（頁 476）
64 女性教育直至清末才受到重視，第一所女學首先在一九四二年由西洋人創辦，一九 0 七年清 政府頒佈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女子小學學堂章程，為中國女子教育列入教育制度之始，民國 元年國民政府頒佈新教育制度，女子教育機會漸普及，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 期約法，第五章「國民教育」第四十八條明訂：「男女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自此男女教育平等 受到法律上的保障。
參見羊憶蓉〈女性知識分子成長歷程中的衝突〉，收入顧燕翎編《女性知識分子與臺灣發展》（台 北：聯經出版社，1989），頁 48。
於是更要他們加倍讀那漢字、書經。早兩年，惠池初懂人事，她大伯公 就要他過春風巷那邊，去跟那些兄弟讀書，剔紅自是歡喜。然而，等惠 池入了公學，念起日文，剔紅又憂心，在這樣和、漢教育下，她那要倚 靠終生的兒子，不知將變成怎樣？（頁 211）
惠池的啟蒙教育是由私人聘請的教書先生來家裡講授，多習讀四書、五經等漢文 化65，至八歲入學年齡時才進入「公學校」66就讀，接受日語教育，這樣中日教育 的併行，讓剔紅不禁發出當時臺灣人的共同心聲，對於生於這一代的孩童將如何 來調適這樣的衝擊呢？又會變得如何呢？而從惠池與日本小孩的相罵中，可知臺 灣小孩與日本小孩在當時所受的教育機構並不同：
給印有些意外和驚慌：「日本小孩子？他們是小學校，你們是公學校，又 不在一起，怎麼吵的呢？」（頁 218）
日本人為對臺灣人進行殖民教育及有意的區隔，分為「公學校」及「小學校」，
65 一般而言，清朝男子的初等教育，分為社學、義學及民學等入學管道。社學的創設，隨地方 開拓，為啟導文教風氣，在各里庄建置；義學亦稱義塾，亦在免費教育貧寒子弟，或由官立，或 為官民義捐，或私人捐設；民學在台灣稱為書房，純屬私人延師設立，以教子弟讀書識字及應舉 考試者，在各鄉里普遍設立，孩童約七歲入學，以讀書為主，習字作文為副，教材由簡單的三字 經、四書以至經書、禮記等，無修業年限，因地、因人而異。
可參見葉憲峻：〈臺灣初等教育之演進〉，收入徐南號編：《臺灣教育史》（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 司，1993），第四章，頁 88— 95；以及連橫著：〈教育志〉，《臺灣通史》（台北：幼獅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1977），卷十一，頁 124— 125。
66 一八九八年「臺灣公學校令」公布，將各地設置的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作為臺灣同胞 之初等教育機構，經費由地方負擔；從公學校的教學科目看來，其與小學校相近，但公學校教科 書是由總督府另編（非如小學校採自日本），程度上較低，目的在於訓練臺灣人做一個忠順，甘 為奴役之徒。而後一九一九年雖有「臺灣教育令」的頒佈，強調「日台共學」，也僅是一政治宣 傳，實際上為怕臺灣人水準提高、日人被同化，以會日語與否來作為入學依據，限制臺灣人進入 設備完善的小學校就讀。前揭書，頁 95— 106。
公學校是專門為臺灣孩童學習日語、接受日本文化所設置的，設備較差，然在臺 的日本孩童則設有設備完善的小學校就讀，在這種教育資源懸殊的情況下，自然 影響臺灣人的教育程度，所以在初等教育之後，就得面臨到是繼續留在臺灣接受 較劣質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或另謀更好的讀書管道，剔紅與惠池的選擇是：
惠池唸完公學及中學後，便與惠書兩人同赴東洋，進了高等學校。
（頁 235）
惠池為享有較佳的教育資源，不惜遠渡日本67求學，先讀高等學校，再考入京都 帝大（頁 347），後來又到西洋念博士（頁 475），富裕的家境及特殊的時代背景，
讓惠池有機會出外接觸新世界，造就不凡的才情。隨著時局的改變、資訊的交流 及視野的拓寬，臺灣人民極欲進步的心態，便藉由留學新進國家如日本、歐美各 國等，來學習新技術、新思想。
至於女性教育方面，清朝臺灣女子受教育的管道是透過家庭教育來學文習 字，但教育女子的目的並非傳授知識，期待她們有所成就，而是涵養婦德，使其 貞節柔順，以合乎「賢妻良母」的角色，亦即「女子不以文字見長，稍習經史，
以端正婦道耳。」68且受教育的對象僅限於上階層的少數女子，大部分的下階層 婦女都是文盲，如剔紅母親、剔紅及同鄉的繡花女伴等，為協助家務或生產勞動，
缺少機會學習。再則，清代臺灣婦女的生活重心仍是家庭，女性因沒有獨立能力，
仍需藉由婚姻來依靠男性，故嫁到好丈夫便衣食不愁，差者則不免勞苦終生，而 婚姻的主動權多由男性掌控，擇偶的標準以門當戶對、容貌端莊及纏足69等為主
67 臺灣人留學日本，除了是日據時代，臺灣、日本往來管道方便，且熟習日語，語言溝通便利，
以及日本現代化的進步，也成為臺灣人極欲學習的對象。
68 參見卓薏雯：〈婦女在家庭社會中的角色〉，《清代臺灣婦女的生活》（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 版社，1993），第三章，頁 105— 106。又見黃嫣梨：〈中國婦女教育之今昔〉，收入於鮑家麟編著：
《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縣：稻香出版社，1991），頁 259— 268。
69 纏足的起源，陳東原先生認為起於五代南唐李後主有宮嬪 窅娘，以帛纏足，屈上做新月狀，
要考量，其中「纏足」成為女性能否嫁得好的最重要因素，剔紅就因有一雙令人
不纏足運動及受到日本新氣象的刺激72，再加上日本人為提高女性生產力，先宣 導後轉為強制手段73，施行的辦法是讓纏腳的小女娃：「坐在凳上，再從底下起火 燒腳… … 火舌一往上，腳足炙熱了，那些囡仔，一個個奔下來，只恨跑不快，而 且邊跑邊解纏腳布，大概布也著火了；日本人卻在後面喊：回去不要再縛了，再 縛再燒，小腳總是跑不快。」（頁 196）纏足隨著民風的開放，也漸漸廢止了。
所以高剔紅的確符合傳統女子的標準，有纏足、善女紅、不識字等特徵，說 明傳統女子常受到時代的約束。
第二節 家族倫理
中國人十分重視家族，以血緣為聯繫的「家族」，不僅是個人安身立命之處 所，也是各種社會組織之基礎，在《桂花巷》中高家與辛家的家族結構圖，分別 列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