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改革開放前後的政教關係
第二節 三自教會的發展沿革
三自的概念，早在20 世紀初，就在中國教會間陸續被討論與實行，主要內 涵就是自治、自養、自傳，象徵著教會在人事、財務、傳福音及實際的教務發展 上，都要走向獨立自主，而不是一味依靠外國差會的幫助，事實上由當地人經營 的教會，也確實較能掌握中國社會的需要，對整體宗教的傳播具有正向意義。早 在中共建政之前，其實許多教會就已達到三自目標，只是在往後中共大力推行的 三自運動上，原先在客觀條件中獨立自主的概念，竟遠遠不足以理解其內涵，而 更深一層是涉及到整個基督教精神的教義問題，當然其中所隱含的也就是政治態 度的問題。
總的來說，三自教會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階段沿革：
一、肅清帝國主義影響，貫徹三自目標：1950─1966
三自革新運動的推行，在教會間一直頗具爭議，但起初各教會雖有分歧，卻 並非往後廣泛認識到的那種壁壘分明、勢不兩立。對於1949 年後留在中國的基 督教人士來說，除了抱持著要將福音繼續留在中國的堅持，其實絕大多數也並非 反革命份子，相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仍有生存空間。1950 年正式定稿的「中國 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又稱「革新宣言」，象徵了基督教在新中國 的轉戾點，也是瞭解當時政教關係的代表性檔，該檔由部分基督教人士聯署發表 後，並要求全國基督教負責人簽名支持，作為一種政治表態。雖然一開始許多教 會人士有所反彈，拒絕簽名，但抱持的僅是教會已實現三自、宗教應超越政治及 否認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關聯等理由，38而不是抵制共產黨領導，或不願貫徹三自 目標。
中共對基督宗教的芥蒂，一直以來就是其帝國主義成份，宗教與馬列主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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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田景福，「有關宣言簽名的三個問題」，天風，第 242 期（1950 年 12 月），頁 2-3。
神論的價值衝突，反倒不是最主要關注。而帝國主義的問題，也是革新運動引起 爭議、並使教會愈趨分歧的主因，深刻地影響往後基督教在中國發展。在中共及 吳耀宗等人的認知裡，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殘餘，是基督教的原罪，無形的存在 於基督教既有教義、傳統和制度中，並非單純貫徹三自就能擺脫，三自中的『自 傳』，也不僅是字面上由中國人自己傳福音而已，更是要在神學詮釋上走出屬於 中國自己的路，排除掉舊有與社會主義不相符的腐敗思想。39
1951 年中共召開北京會議，成立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 籌備委員會，呼籲徹底割斷與美帝國主義的聯繫，正式停止外國差會在中國的活 動，並開始從意識形態層面進行反帝鬥爭，也就是號召基督教界進行長期的控訴 運動，以「協助政府檢舉潛伏在教會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敗類，堅決揭穿帝國主義 和反動派破壞三自運動的陰謀。」40控訴運動幾乎全盤否定傳統基督教價值及對 社會的貢獻，認為其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並非個別或偶然，所有教會和傳教士都是 文化侵略的工具，具體表現在逃避階級鬥爭、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舊制度、不關 心政治和國家等，並肅清教會學校與出版事業。41
控訴運動是中共達到教會革新的重要手段，其目的不只是要清洗帝國主義影 響，更是要藉由過濾原領導階層，鞏固黨對教會組織的控制，形成『黨─三自組 織─教會』的三層領導體制。至 1954 年，總計全國有 133 個城市進行了 228 場 大規模控訴會，之後並逮捕反三自革新的王明道、倪柝聲及其教派信徒，為建國 後最大規模的反革命案件。42同年，革新籌委會改組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 委員會，象徵運動進入較為穩定的階段。整體來說，革新運動雖然成功將黨的勢 力伸入教會，但也在教會間形成一股紅色恐怖，縱使在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愛國運 動動員下，擁護革新者看似增加，但實際上卻大大打擊了統一戰線效果，往後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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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書社，2008 年），
頁61。
40 「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團體代表聯合宣言」，天風，第 262-263 期（1951 年 5 月），頁 3。
41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頁 119-140。
42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頁 75-96。
左思潮在中國愈演愈烈，至文革時期甚至全面取締宗教，使得中國在往後的政教 關係和教會組織間均蒙上難以抹滅的傷害。
二、按三自原則辦好教會：1978─1998
停頓了十多年的統戰工作，在文革結束、鄧小平上臺後又重新展開，為要維 護新時期的政治局面，及政府四個現代化目標，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 成了工作項目之一。431979 年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重新恢復五大宗教的愛 國組織活動，教會也正式於80 年開始重建，82 年 19 號文件又確立了愛國宗教 團體的基本任務：
各級愛國宗教組織的基本任務，是協助黨和政府貫徹執行宗教信仰 自由的政策，幫助廣大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不斷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 主義的覺悟，代表宗教界的合法權益，組織正常的宗教活動，辦好教務。
此時期的三自組織，不同於5、60 年代，全然以貫徹革新目的而存在，其政 治任務非黑即白，面對不認同、不確實貫徹政府三自目標者，唯有控訴肅清一途。
但到78 年過後，特別是 19 號文件所確立的基本任務，即可看出此時期的三自，
不只扮演傳達、貫徹黨意志的官方角色，還同時要在統一戰線訴求下，發揮反映 宗教界利益的非官方功能，具有二元雙重性質。44
但這樣的二元角色，對三自組織而言卻並不容易。面對過去控訴運動，及文 革期間中共滅教，所造成教會、信眾間的裂痕，一方面仍堅持三自革新的正確與 必要性，強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卻也必須承認極左路線帶來的傷害：
自1957 年以後，我們在對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錯誤逐漸增長，六 十年代中期更進一步地發展起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強行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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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新時期統一戰線文獻選編（北京：中共 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 年），頁 47。
44 劉澎，「中國政教關係的特點及發展」，鼎，第 88 期（1995 年 8 月），頁 6。
止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愛國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眾當作
“專政物件”，在宗教界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45
1980 年，為在三自基礎上，進一步落實『辦好教會』的目標，除原本的中 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之外，又另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協會，兩者合稱中國 基督教兩會。前者之作業主要為協助政府落實宗教政策，政治性較濃厚，後者則 專責處理宗教工作恢復後，極需重建的神學教育、文字出版等教務工作，此舉不 僅是為業務分工，一方面也是想營造出在黨國之外，與信教群眾靠攏的形象，和 過去三自組織的負面形象作出區隔。
然而，中國基督教協會的成立，卻並未如預期，達到有效團結信徒的目標，
這也迫使三自反思自己的定位，若真想要落實『辦好教會』，不只是要注重政治 教育，也要重靈性層面，且不能一味的以領導者角色，指揮信教群眾，把教會當 下屬單位，必須認知兩會的存在是要為教會服務，教會才是主體，並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提出三自『教會化』的概念，重新調整三自與基協、教會間的關係。46
總的來說，此階段三自組織定位及職能上的調整，儘管打著教會化這個非政 治口號，保守來看，大抵還是為達成團結信教群眾的統戰任務，所做的調整也都 是在政府許可範圍內，並非真源於非官方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樂觀來說，雖 然有關三自組織與教會關係的討論，是出於政治目的考量，但整個改革過程，卻 也無可避免地將三自更多帶往非官方的思考角度，使其二元的雙重角色，產生更 大的張力，突顯和黨國不完全是單純的立場一致，更含有衝突、矛盾之層面。
三、神學思想建設階段：1998─
90 年代「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成為黨新時期的宗教口號，雖然相較過 去的鴉片論，似乎降低了對宗教的敵意，但在黨國定義下，適應論的含意，終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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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共中央印發《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19 號檔，1982 年 3 月31 日。
46 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年），頁 82-99。
不是尋思黨對宗教的讓步，而是要求宗教團體改革制度中與社會主義相衝突的部 分，發揚教義、教規中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
早在20 世紀初期，在一連串帝國主義侵略、五四愛國運動的意識高漲下，
關於基督教本色化的思考就一直存在，所討論的不僅是形式上是否自立，同時也 包含了神學詮釋權的問題，許多中國基督徒並不甘於用西方語境來理解基督教，
而強調要符合中國實際，使其擺脫洋教的帽子，真正為現實社會作出貢獻。這個 中國特色的神學建設，到吳耀宗在解釋『自傳』內涵上，要求排除舊有與社會主 義不相符的腐敗思想，在神學詮釋上走出屬於中國的路，根本上是同一概念。
在適應論口號提出後，不僅從行為層面，更重要且實際的是，如何自神學基 礎上發揮基督教積極性。1998 年，丁光訓就指出「今天基督教神學思想已經落 後於時代，我們要更新思想，努力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之後《丁光訓文集》
在適應論口號提出後，不僅從行為層面，更重要且實際的是，如何自神學基 礎上發揮基督教積極性。1998 年，丁光訓就指出「今天基督教神學思想已經落 後於時代，我們要更新思想，努力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之後《丁光訓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