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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檢閱

在討論中國的政教關係之前,由於宗教團體本身也屬社會組織之一環,約略 從國家社會關係的角度開始回顧,可以發現其中爭辯最激烈的兩者,一是主張社 會具有獨立自主空間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理論,另一是強調國家仍扮演重 要角色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理論。但無論何者,往往都將國家和社會視為 統一整體,忽略當中的歧異性,國家內部在不同部門體系的分工下,自然有不同 的利益考量,社會組織之多元性更是不能一概而論。康曉光在描述中國的國家社 會關係時,就特別強調政府會依據不同社會組織的屬性,採取不同嚴密程度的控 制,主要是依據社會組織對於協助政府提供社會服務的『輔助力』、及對威脅政 權的潛在『挑戰力』,兩個變項進行分類(見表1-1)。12

第一類同時具有高輔助力和高挑戰力者,有工會、社區居委會等,此類組織 有助於國家對特定人群提供管理和服務,但同時又具有極高的組織動員能力,故 政府採取由上而下主動成立的方式,高度介入其運作;第二類是行會、商會等輔 助力強、挑戰力弱者,由政府鼓勵成立,干預較少;第三及第五類主要是草根組 織和公開挑戰政府的反對組織,前者採放任,後者則直接全面取締。第四類是宗 教團體,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對象,在政府的認知中,宗教團體能提供政府所需 之社會服務的能力較弱,但卻有極高的組織動員能力,足以構成對政權的潛在威 脅,故政府雖然在統一戰線的考量下不予以一網打盡,卻採以限制成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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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zwgk/2012-02/27/content_2077338.htm

12 康曉光、韓恆,「分類控制: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社會學研究,2005 年第 6 期(2005 年 6 月),頁 73-89。

新成立者需經政府審批,並納入政府認可的官方系統,國家並設有專職的宗教事

留在官方態度與制度層面的討論,但中國的政教關係,不僅在中央和地方之間有 落差,各區域之間也不盡相同,實難建立一普遍通則,因蓬勃發展所引起的各類 關注,也尚未出現完整的理論對話。因此這部分的回顧,主要會先將現有文獻,

置於國家和社會視角之下,大致將學者對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態度,分為強調政 府控制能力,和強調教會逐漸擴大的自主性和影響力兩種,試圖從不同的關注 點,來理解當代中國基督教的發展狀況。

一、強調政府的主導力量

在討論中國的政教關係時,多數學者抱持較為保守的態度,強調黨國體制的 主導地位,教會無論合法與否,都尚不足以形成相抗衡的力量。主要代表學者有 邢福增、高師寧、卓新平、張家麟等人。邢福增長年關注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

著述《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當代中國政教 關係》、《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等書。

他認為,黨國除了在法律及政治體制上強調支配地位,亦實際介入宗教組織 的運作,特別是對已登記的愛國宗教團體,不僅會調派人員至組織中工作,審核 宗教負責人的換屆任免,宗教團體的重要會議、典禮,黨國幹部也必然列席,並 發表講話,積極要求宗教界革新思想。雖然宗教信仰自由相較過去有所跨越,但 卻是建立在對政治妥協及對黨國效忠之上,基本上仍難以期望宗教團體成為改變 政治的力量。作為一黨專政的政權,中共也絕不會揚棄對宗教的管理和控制。14 高師寧則從協助政府理解與處理宗教問題的角度出發,著述了《新興宗教初 探》和《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宗教社會學個案研究》,透過實際的田 野調查,了解宗教對於個人和社會的影響。她認為,宗教現象是很重要的社會問 題,但基督教在中國雖然發展迅速,80%的信教人口卻仍位於農村,且有『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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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一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8。

14 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係探討──兼論對基督教發展影響」,新世紀宗教研究,第 2 卷第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1-29。

多、婦女多、文盲多』的結構性問題。儘管當前新興城市教會慢慢在改變這一形 式,但整體來說,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政治的影響力還是有限,不僅只是處於非 主流的社會邊緣,政治變化也可以決定宗教命運,宗教在此環境下只能被動調整 自身以適應,相較於社會參與,生存問題才是目前宗教團體的首要考量。15 卓新平作為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長期關注基督教在西方和中國 的發展。對他來說,看中國的宗教發展,不能以西方模式的政教關係來理解,而 必須注意實為『政主教從』的特殊形勢,基督宗教發展至今,雖說已擴充了規模,

形態也漸多樣化,但在整體上仍然處於與政府對峙、較量的情況,兩者並沒有完 全的相遇。16

從宗教自由的實踐程度來看,張家麟將新興宗教的發展列作考量,認為中國 目前僅承認五大合法宗教,其餘宗教團體則一律拒於門外,即便在合法宗教中也 尚未平等,基督宗教及伊斯蘭教顯然較佛、教更被防備。中國宗教自由不僅是顯 而易見的有限,更嚴重的問題似乎是,多數宗教團體竟滿足於現階段的空間,甚 至和黨政系統形成恩庇主義(patron-clientism),享受在政府領導下的經濟支援 及寡占市場利益,實難期待宗教團體成為市民社會的轉化力量。17

二、強調教會漸增的自主性和影響力

另一派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則持以較樂觀的態度,雖然也認同政府的主導 地位,但卻強調教會實際上的自主性和影響力都逐漸在擴大,代表學者有Pitman Potter、David Aikman、梁家麟、曹南來和劉同蘇。Potter認為中共在改革開放後 逐步增加的宗教自主性,並不全然是邢福增所認為的因果關係,相反的,更是政 府基於宗教長期存在的實際考量,希望以此換取宗教團體的效忠,使其能夠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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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師寧,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宗教社會學個案研究(香港:道風書社,2005 年),

頁298-305。

16 金澤、邱永輝,「不平凡之年的宗教和宗教研究」,金澤、邱永輝編,中國宗教報告(2009)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0-14。

17 張家麟,社會、政治結構與宗教現象(台北:蘭臺出版社,2008 年),頁 63-85。

諧社會發揮積極作用,特別是在提供社會福利和社會穩定層面。雖然主控權還是 國家在掌握,但政府此種交易(trade-off)行為,實際上已象徵了國家的弱化。18

梁家麟也認為,國家雖然不承認家庭教會,目前也不願意開放獨立登記的管 道,但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始終沒有全面取締家庭教會的決心,從19 號文件 看來,態度就十分模稜兩可,即便有打擊非法宗教聚會的政策,也從沒認真貫徹。

事實上,在和諧社會的主張下,政府決不允許輕易製造事端,爭取信教群眾的團 結和穩定,降低對立和動盪,才是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標。19

David Aikman和曹南來,也透過實際採訪和觀察的經驗,判斷中國在追求經 濟成長訴求,及後毛時代意識形態的真空下,將使宗教獲得很大的發展機會,如 溫州的經濟發展就緩和了教會與地方政府的關係,許多經濟菁英型的基督徒興 起,成為政府拉攏的對象,也拓展了教會自主空間,即便是家庭教會都能建立公 開的教會建築,這些企業主也毫不避諱向外界承認基督徒身分,許多公司名稱,

和員工管理條例,都直接取材於《聖經》。20

雖然民主化與宗教自由不會很快到來,但Aikman仍樂觀預測中國在未來 30 年,將會有20%到 30%的人口是基督徒,並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國家之一,

基督教世界觀也將成為中國政治、文化建設中的主流。21儘管這樣的看法可能帶 有西方的本位主義,但其觀點仍提供了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的另一層面思考。

擔任《舉目》、《恩福》、《生命季刊》等雜誌編委的劉同蘇,撰寫大量有關中 國政教關係、註冊登記以及教會發展的文章和書籍,也從牧師的立場,認為北京 和上海已經歷了福音化,並且成為中國福音運動的主導力量,雖然農村信徒仍占 大多數,但城市化的發展,已使城市人口從90 年代的 3%提升到現在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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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itman B. Potter, “Belief in Control: Regulation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74 (June 2003)

19 梁家麟,中國教會的今日和明天(香港:建道神學院,2006 年),頁 51-63。

20 Nanlai Cao, 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Ch1.

21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 c2003), pp.13-285.

和所有的文化潮流一樣,城市新興教會也將由上而下的影響全國教會,只要教會 有效地對現存文化和社會議題作出回應,就可以對主流文化產生影響。22

三、雙方各具優劣勢

裴士丹(Daniel H. Bays)則總結性的分析,理解中國的基督教發展本身就 有許多矛盾性,因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出發,似乎都能找到相應的證據。中國既 是過去20 年來全球基督教發展最快的地方,有許多公開的教會,並印刷大量的

《聖經》,但它同時也是迫害基督徒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幾乎每天都有教徒被騷 擾或拘捕。從較客觀角度來看,儘管目前教會的發言權還十分微弱,但基督教的 規模、資源和全國性,已然成為今日非官方組織中最重要的一環。23

為釐清、解決中國矛盾的宗教問題,劉澎創辦了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

積極推動中國宗教法治化。他認為中共從建政至今,中央和地方始終處於一種與

積極推動中國宗教法治化。他認為中共從建政至今,中央和地方始終處於一種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