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改革開放前後的政教關係
第一節 中共意識形態與宗教政策
在中國政治現實上，意識形態的成分總在每個階段扮演程度不一的角色，即 便是改革開放後以經濟掛帥的思維，仍無法將意識形態因素排除在外。其中自毛 澤東以來的實用主義邏輯，就一直是中共制定政策的重要準則，亦即對社會組 織、社會現象的關注，往往是該事件對社會主義事業，或中共政權穩定的正負面 影響，而不單是事件本身，這也是何以分類控制模式成立的根基。而宗教政策的 發展，同樣是依循此模式，儘管檯面上不乏唯心與唯物的觀點辯論，但實際對政 權是建設性還是破壞性的考量卻更為重要。因此，中共自建黨以來，可以說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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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謂政教可涵括政府（state／government）、政治（politics）、宗教（religion）、宗教組織（如教 會、寺觀廟宇）等概念，現在多數國家實行的政教分立（separation of the state and church），主要 便是形容政府與宗教團體在組織上互不隸屬的獨立關係，而究竟採行何種形式、落實程度如何，
往往又取決於政權型態。參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係探討──兼論對基督教發展影響」，新世 紀宗教研究，第2 卷第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1-29。
2 狹義的政教關係四類型為完全禁止（total ban）、獨一壟斷（monopoly）、寡頭壟斷（oligopoly）、
多元主義（pluralism）。參Fenggang Yang,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7.
3 王作安，中國的宗教問題與宗教政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頁 124。
4 曹錦清，如何研究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1-10。
具有有計劃和步驟的宗教政策，而需納入整體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的階段目標加 以討論，才能對宗教政策有全面性的瞭解。5
一、中共宗教政策的四個階段
（一）改造階段：1949－1966
建政初期，中共對宗教事務的處理，是採取改造並逐步消滅的態度。一方面 因秉持馬列主義對宗教的一貫主張，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統治階級奴役人 民的工具，與共產主義根本上是完全對立，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部分。6但 另一方面，更關鍵的因素，是在當時帝國主義侵略的背景下，新中國眼中的宗教，
根本上還是屬於『敵我矛盾』的關係，為免成為西方勢力、資產階級利用的工具，
中共不僅遣返在華的外國宣教士、神職人員，要求中國教會達到自治、自養、自 傳的三自目標，與海外力量做徹底的切割，並多次發動民眾控訴運動，肅清教會 內部可能的資產階級思想殘餘。
儘管大力改造，但在傳統馬列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並著眼於國家建設需要，
當務之急還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團結人民力量推展社會主義改造，故宗教 政策仍屬務實，並未企圖以過激的手段，人為消滅宗教。
在宗教界的立場上，為求一線生機，也就從此分出了願意聽命於共產黨的官 方教會，與不願意被收編的非官方教會，前者以基督教的吳耀宗為代表。1950 年7 月，吳耀宗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又稱「革新宣 言」，天主教也發表五百多名教徒屬名的「三自愛國革新宣言」，呼籲割斷與帝 國主義各方面的聯繫，建立三自的教會，7支持並參與社會主義建設，成為反帝、
愛國的先進教徒。1954 年基督教成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全力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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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年），頁 249-251。
6 呂大吉、龔學增，當代中國宗教研究精選叢書.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當代中國宗教卷（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7 年），頁 4-14。
7 王敬智，「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天主教發展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32。
清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關聯，效忠共產黨與政府的領導。
（二）全面打擊階段：1966－1978
六Ｏ年代中後期，中共的“左”傾思想路線逐漸占主導地位，帶領中共宗教政 策走向全面打擊的第二階段。此時期受蘇聯修正主義及國內權力鬥爭的影響，毛 澤東將原屬上層建築的政治文化、思想、生產關係等概念，置於是阻礙現階段社 會主義生產力滯後的關鍵，亦即即便沒有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資產階級的舊思 想卻仍然存在，唯有再次鬥爭和剷除，才能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此時期片面解讀馬克思主義的論調已為主流，認為宗教全然不具備積極因 素，其意識形態不僅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還會起消極的阻礙作用，過去宗教政 策裡一些寬容作法也遭全盤否定。至文革時期，所有的宗教活動，包含官方教會、
佛、道教團體，不僅被全面禁止，神職人員和信徒還遭到嚴重迫害，全國只有因 巴基斯坦大使之請，開放一間位於北京的米市街教堂，供外籍人士使用，中國教 徒則禁止入內。8鬥爭中並提出了宗教的反動性、虛偽性、欺騙性的「三性論」，
批判50 年代提出的「五性論」是修正主義，加深了兩者在政治上的對立。9 但終究，文革時期的全面打壓，雖然迫害嚴重，教會所屬的產業都被沒收，
此舉卻從未杜絕信教群眾，反而使大量教會人士轉而參與地下教會，並以小群體 的方式分散各地，使得信教人數持續擴張，基督信仰始終沒有因此消聲匿跡。
（三）撥亂反正階段：1978－80 年代末
第三階段宗教政策的轉彎，則始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中國剛從文革混 亂中走出，亟欲擺脫階級鬥爭枷鎖，重新回到實事求是方針，並重振衰頹的社會、
經濟發展，以經濟建設取代政治鬥爭的意識型態。另一方面，有鑒於過去宗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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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有哲，「中共政權與大陸基督教關係之研究（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九年）」，政治作戰學校政 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23。
9 陳麟書編，宗教觀的歷史、理論、現實（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23。
策的經驗，中共逐漸體會到壓制和消滅宗教，最終只會使宗教地下化，令政府無 從管制，並迫使廣大宗教人士與政府對立，不利於新時期團結群眾的需求。10 故鄧小平回歸馬列主義一開始對宗教的主張，認為宗教儘管是鴉片，卻不能 以強迫命令的方式消滅，而須通過思想鬥爭與說服教育逐步轉化。黨中央也承認
「像宗教這樣的問題不是行政方法能夠解決的。林彪、四人幫破壞了我們一貫的 宗教政策，我們現在開始恢復老的政策。」11也就是恢復1958 年以前較為務實 的宗教政策。而這個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也才逐漸出現真正具有科學 意義的學術性研究。
根據1982 年的新憲法第 36 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 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 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 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12 為了堅固統一戰線，全力發展現代化目標，中共不但重新建立了官方教會，
也不再強制取締非官方的教會。在1982 年「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 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提到「關於基督徒在家裡聚會，舉行宗教活動，原則上 不應允許，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而應經過愛國宗教人員進行工作，說服信教群眾，
另做適當安排。」13可以看出此時期中共對於不合法聚會的立場，轉為較溫和的 勸導，並主要由三自教會進行統戰和團結信徒的工作。但也正是因為此時期中央 模稜兩可的態度，放手讓地方領導人依據實際情況採取不同措施，而種下了日後 灰色市場的形成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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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頁 257。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134。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13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大陸地區宗教法規彙編（臺北：
陸委會，1995 年），頁壹-27、28。
（四）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階段：90 年代初－
此階段大約是自90 年代初至今。關於「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論 述，雖然最早在1983 年就由羅竹風提出，14但直到90 年代才被黨中央採納，並 正式提出為新階段的口號。
影響此階段宗教政策轉變的因素，主要有中共自身定位的調整，和為符合社 會現況所作的理論詮釋兩個面向。2000 年，江澤民在廣東考察時提出「三個代 表」，強調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先進文化的前進 方向、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4 年並由全國人大修憲正式寫入憲法。此 舉不僅標誌中國共產黨從代表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向代表廣大群眾的執政黨進行 轉型，也意味著中共將從較務實的治國角度出發，與不同的意識形態共處。即便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政權合法性的考量下不可能捨去，但人民卻著實獲得了 較自由的信仰權利，原則上僅對黨員堅持信仰的嚴格限制。15
其次，中共雖已承認宗教會長期存在，但卻難以解釋何以中國在實踐社會主 義三十多年下，信仰宗教的現象卻不減反增，再加上三自在團結家庭教會群眾上 屢逢瓶頸，故以「適應論」取代「鴉片論」的說法逐漸引起關注。1993 年，江 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 事務的管理，目的就是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往後「宗教與社會 主義相適應」的口號，便成為全國貫徹的共識。
適應論的提出，是中共從實用主義出發，按實際情況修改理論，以合理化現
適應論的提出，是中共從實用主義出發，按實際情況修改理論，以合理化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