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改革開放前後的政教關係
第三節 家庭教會的發展沿革
家庭教會一詞的起源，一開始是形容未有正式的教堂建築物，而以家庭為主 要聚集場所的基督教組織。這樣的家庭教會其實在中共建政前便存在，許多信徒 由於經濟上的限制，未蓋禮拜堂，採取在信徒家中聚會的方式，也有本身組織形 式就是以家庭為聚會點的教派，如聚會所、真耶穌教會等。54但50 年代開始，
在中共的政治壓力下，開始有不願意受政府控制、不認同三自革新理念，或被取
52
51 丁光訓，「談基督徒一個思想深處的問題」，丁光訓文集，頁 285-289。
52 葉小文，「從深層積極穩妥地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愛國愛 教，團結進步──全國宗教團體領導人東北研討會輯刊（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頁 18。
53 曹聖潔，「生根建造，固本強身，與時俱進，辦好教會」，天風，2002 年 7 月，頁 8。
54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臺北：中國與福音，1997 年），頁55-56。
締者，從公開聚會場合轉至信徒家中，以小團體的方式低調進行，也成為家庭教 會的成因之一。
發展至今，家庭教會由原來的小群，人數漸增，許多已在外租賃房屋，地方 較開放者也不乏有獨立的教堂建築，人數甚至可達千人，不能再簡單以聚會場地 作劃分。基本上，家庭教會是一個籠統的名詞，並不是個統一的群體，他們之間 沒有共同綱領，也沒有一個系統的組織，55不同宗派背景、不同的成立時間、地 點、成員屬性，都會造成家庭教會懸殊的異質性，對政府和三自組織的態度也並 非全然對抗。客觀來說，將家庭教會大致定義為，所有未加入三自體系的信徒群 體，或許會較為恰當。
家庭教會的區分方式有很多種，依成立時間可分為，建政前成立、70 年代 因應三自教會停擺所興起、改革開放後成立者；56依地域區分則有農村家庭教會 和城市家庭教會兩類；從與三自教會的關係來看，則可分為抵制派、中立派和登 記派。57縱然劃分方式有許多不同，但它們之間都具有相當的重複性，如建政前 已存在的家庭教會，往往在50 年代的控訴運動中受到最多逼迫，認為三自教會
『賣主賣友』，已偏離基督教的本質，拒絕登記且對三自抱持強烈反感；而70 年代和開放後成立的家庭教會沒有經歷過去的衝突，多半和三自教會保持井水不 犯河水的中立態度或友好的互動往來，甚至固定舉辦聯合聚會、登記歸入三自體 系，特別是近來在城市新興的家庭教會，組成多以知識分子、資本家為主軸，觀 念也顯得相對開放。
53
55 宋宇恩，「三自，家庭教會與祖國統一」，中國與教會，第 66 期（1988 年 7-8 月），頁 9。
56 左紹棠，「中國大陸基督教政教關係：新制度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 年，頁 113-118。
57「中國家庭教會分析」，人本網，2009 年 11 月 19 日，
http://www.rbw.org.cn/article.aspx?ty=uu2&i=uGG&ky=!YkOUAWjVzi&pg=3&langu=f
家庭教會的發展，大致也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50 年代到改革開放初期
從較嚴格的角度來看，家庭教會的運動主要在50 年代之後，才逐漸興起，
這段時期的主流神學思想，是屬於傳統的基要派和福音派，他們在政治環境的逼 迫和傳統神學的影響下，多半重視個人的重生得救，而與世俗社會保持距離，甚 至完全視其為邪惡與敵對的勢力。
當時許多的家庭教會，雖然實質上已達到自治、自養、自傳的目標，也沒有 和帝國主義有什麼聯繫，但只要是未加入三自體系者，在政治考量下，均會遭受 政府嚴厲打壓，即便是已加入者，也被迫在政治運動中，互相揭發、鬥爭教會內 的反革命分子。隨著極左勢力高漲，大量的宗教組織開始被取締，信教人數在官 方的統計中不斷下降，但實際上，這些聚會活動並非真的消失，而僅是以小團體 的方式在地下進行。
當時受過正規訓練的教牧人員本來就不多，少數的傳道人及領袖，又多半遭 控訴和判刑，這使得大部分的聚會都很少有系統性的講道，運作只能仰賴一般信 徒自發性起來帶領，並主要以輪流作見證、讀聖經、禱告等方式進行聚會，即或 到80 年後，也由於教牧人員的缺乏，而仍是以平信徒領導為主體。在這樣艱困 的環境下，也因此形成了苦難神學、十字架神學，強調基督徒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為主的緣故，勇於以受苦的心志面對政府的逼迫。
二、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
改革開放初期，雖然恢復了較寬容的宗教政策，重啟三自聚會，但對於家庭 教會來說，他們的法律地位依舊處於未登記的不合法狀態，即便19 號文件，並 沒有提供取締的依據，但或許地方政府還處於一種政治氣氛未定的恐懼中，打 壓、逼迫家庭教會的情況還是屢屢發生。直到80 年代中期，在胡耀邦和趙紫陽
54
較溫和的領導下，環境才稍微改善，家庭教會也開始建立系統的培訓課程，並在 全國各地旅行佈道。58
此時期的家庭教會也開始從傳統的基要派和福音派中走出來，接受了從海外 來的更多元的神學觀點，包括五旬節派、靈恩派、改革宗等，傳統的福音派也延 伸出較過去更為包容、入世的觀點，對中國教會日後的社會參與起了很大的作用。
若將家庭教會按地區劃分，農村的家庭教會，由於政治敏感度較低，發展一 直都比城市家庭教會更蓬勃，即便在文革時期，都仍有半公開的宗教活動，改革 開放後，一些偏遠地區更因沒有恢復三自聚會點，而對公開家庭教會的存在睜一 隻眼閉一隻眼，或者即便經登記歸入三自，也得以處於半獨立狀態，受到的支援 和干預都不多。59
目前全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多半還是聚集在農村，成員結構也屬於傳統認知 中婦女多、老人多、文盲多的三多現象。雖然西方的宗派問題、神學教義上的爭 辯在農村甚少出現，但卻普遍存在魅力型領袖或家父長式的專制，排他主義和出 世傾向也較強烈。且由於缺乏教牧人員和系統的神學訓練，農村地區的教會多根 基在超自然的信仰經歷上，注重醫病、趕鬼等神蹟奇事，故也容易發展出極端教 義的教派，偏離傳統基督教的本質，進而衍伸為中共所謂的邪教，如呼喊派、東 方閃電、三班僕人等。
三、90 年代中期至今
中國的知識份子大量投入到教會中，大約是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在傳統的 儒家文化、理想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自由民主的憧憬，逐一瓦解後，唯一能滿足 他們的或許就只有宗教信仰，而他們對基督教的開放，也因此帶動了一波城市家 庭教會的興起。
55
58 趙天恩，中國教會史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 年），頁 62-66。
59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頁 51-82。
城市家庭教會，由於受到的社會控制較嚴密，一直以來的發展空間都十分受
63 Nanlai Cao, 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11), Ch1.
64 吳梓明、李向平、黃劍波等，邊界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視野中的中國城市基督教研究（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73。
65 「團契」為基督教的聚會名稱，是指基督徒彼此之間及對基督信仰有興趣者，共同追求信仰 的瞭解和信心，透過學習聖經，互相分享並幫助在信仰、工作、生活上的各種問題，建立團體的 連結。團契類型多樣，名稱也不盡相同，除企業家團契，有些也稱工商團契。
婦女多、老人多、文盲多的三多趨勢。66並且在政府經濟至上的思維下，雖然基 督教在中國，不若佛、道教得以藉由觀光業發展寺廟經濟，但卻也透過信徒結構 的轉變，緩和政府與教會的關係，使原本生活在不確定命運下的家庭教會，多了 些生存空間的保障。
整體來說，雖然50 年代的控訴運動、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帶給政府、三自 和家庭教會間很大的傷害，其影響也延續至今，但若因此就將家庭教會一概歸類 為反政府、反三自，又將是遠離實際情況的判斷。在何哲對一位家庭教會信徒的 訪談中即可看出：「我們從來都講一個好基督徒首先應當是一個好公民，羅馬書 也說要順服有權柄的，…但在不允許我們聚會這件事情上，我們只能採取彼得的 立場，67但我們會為他們禱告。」在論及政教分離的實踐上，這位信徒也認為「這 些年來，政府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多改變，今年還新出了《宗教事務條 例》，在立法上也有了很大進步，…我們還是很有盼望的。」68
事實上，大部分家庭教會，特別是農村地區的領袖和信徒，多半是身分地位 不高的平民百姓，政治參與度普遍較低，更遑論反政府思想，即便是較年輕的一 代，或在城市社經地位較高的基督徒群體，也早已視中共政權為理所當然的現 實，選擇不加入三自體系，也僅是不願凡是受到干預，並期望落實政教分立的訴 求，並不如許多海外團體所認知，是絕對的反共或反政府力量。69而能夠合法且 公開的聚會，或許才是普遍家庭教會努力實現的願望。
57
66 李平曄，「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透視」，卓新平主編，當代中國宗教研究精選叢書─基督教卷（北 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頁 128。
67 初代教會在猶太人中被政府禁止傳耶穌的福音，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上帝，不順從人，
是應當的。」參聖經，使徒行傳5：29。
68 何哲，城市中的靈宮──一個知識分子及其家庭教會的發展實錄（香港：明風出版，2009 年），
頁76-83。
69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頁 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