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遺址標本與紅土的多重比較

比較林口臺地中心與三個遺址之間的距離，發現大園尖山遺址最遠，而大坌 坑遺址與狗蹄山遺址相差不多，然而這是在比較直線距離而排除自然地景的情 況。透過等高線圖觀察，靠近大坌坑遺址一側的臺地邊緣，近觀音山一帶高度較 高，多條溪流切割流經，河川短淺湍急；狗蹄山遺址位於臺地邊緣，雖然同樣面 對坡度較陡的情況，但對照紅土區的分布，狗蹄山遺址距離則相對較近。

大園尖山遺址雖然距離林口臺地最遠，但遺址所在的桃園臺地，毗鄰中壢臺 地，本身就有紅土層堆積，在紅土的取得上應較另外兩個遺址便利。

表 7-1. 三遺址與林口臺地距離

遺址 距中心（km） 距周緣（km）

大坌坑遺址 10.1 2.40 狗蹄山遺址 9.36 2.32 大園尖山遺址 17.2 9.71

圖 7-2. 林口臺地地勢圖及紅土分布區（李錫堤 1998:圖 6-6、圖 6-8）

比較三遺址間縞狀陶的比例，大坌坑遺址與狗蹄山遺址相差甚少，約在 35%

7.3.3 三遺址陶片成分組成比較

在陳光祖（1991）的研究當中，三個遺址皆有一片陶片觀察到具少量安山岩 屑的情形，Wang（1969，引自劉平妹等 1990）指出林口臺地之安山岩礫含量由東 北向西南逐漸減少，而角閃石逐漸增加，顯示三個遺址採土地點避開了近觀音山 一帶的東北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大園尖山遺址陶片觀察到頁岩成分，大園尖山附近地質 組成中，中壢臺地礫石層包含了矽質黑色頁岩，林口臺地周緣的大南灣層也是砂 岩、粉砂岩、頁岩互層的環境，透露出大園尖山陶工匠可能的採土來源也許有所 差異。

觀察三個遺址非縞狀的泥質陶，其基質皆為粒徑極小的粉砂級胚土，然而在 狀態上呈現大坌坑遺址摻合料密度較高，狗蹄山遺址較低的情況。或許說明除了 紅土的採納之外，泥質陶也會盡量選用細緻的陶土製作。夾砂程度不一的情況，

除了反映原料處理中淘洗的細膩度之外，或者表明取土的地點相異，取自各遺址 在地陶土的情況。

泥質陶儘管也採用較細緻的粉砂陶土，然而其黏土含量應相對較高，因此無 需紅土添加即可塑形，或者只需摻合少量紅土即可。沒有摻合紅土或者比例較少，

使其沒有出現縞狀層理或者縞狀結構不明顯；部分泥質陶摻合料可見深紅色土 團，或可視為仍摻合微量紅土的證據。

第四節、小結

紅土的游離氧化鐵使土壤顯色為紅，充分摻水之後產生化學膠結作用，加水 軟化與脫水硬化之間的強度差異比一般黏土還大。植物園文化普遍可觀察到的典 型縞狀陶，其夾雜紅色的縞狀結構，或許來自於紅土的摻合。陳光祖（1991）的 實驗顯現植物園文化陶以粉砂級組成為主，在黏土級成分稀少的情況下，要將陶 土捏塑成形勢必會有難度。紅土摻水軟化產生膠結的特性，應該可以有效地改善 粉砂陶土的塑性。另一種可能性是紅土本身富含的粉砂級、砂級石英顆粒，加入 細緻黏土中成為所謂的摻合料能夠提升強度，其脫水硬化的特點也能夠加強陶土 的穩固性。因而推測植物園文化人應將紅土作為摻合料，藉著不同比例的加入來 改變陶土的塑性、固性或強度。

值得注意的是，現場紅土因為反覆淋濕乾燥，在化學膠結作用的情況下常常 結成團粒，而要打破結構需要外力摻水攪和，才能使團粒鬆脫化成泥漿狀，或許 也可以推測植物園文化人在原料準備時，需要投注較多的心力於紅土的摻水軟 化。除此之外，縞狀層理的形成原因，或許可以從劉俊昱（2011:110）之論文成果 加以詮釋。他檢視臺北機器局遺址之磚材時，發現部分磚材可以見到近似植物園 文化的縞狀結構，並推測是工匠練土過程或者是將黏土填入模具時的擠壓動作造 成。因此陶片可見的縞狀結構或許是陶工匠將兩種土料混合練土，揉搓產生的結 果。

比較三個遺址之間的粒徑組成，狗蹄山遺址粉砂級比例明顯高於大坌坑遺 址，若對照至林口臺地粉砂級組成由中心向外遞減，黏土級和砂級組成向外遞增 的情況，也許可以推測大坌坑遺址所採之紅土來自較外緣地帶。大園尖山遺址之 粒徑組成變異較大，可能與之本身附近同時還有桃園臺地、中壢臺地紅土區有關，

所能採集的紅土選擇較多元。

比對三個遺址與林口臺地之距離，大園尖山遺址最遠，而狗蹄山遺址最近。

儘管大園尖山遺址距離林口臺地最遠，然其位於桃園、中壢紅土區的地理位置，

使得紅土取得相較於另外兩個遺址便捷。檢視大坌坑遺址與狗蹄山遺址之於林口 臺地的路徑，可以發現大坌坑遺址進入紅土區的路線較為困難，面臨許多湍急短 淺的溪流阻隔。配合粒徑組成比對討論，或許更可以說明大坌坑遺址所採用的紅 土來自周緣地帶，而狗蹄山遺址可以取得較為中心的紅土。

討論未含縞狀結構的泥質陶，能夠理解在泥質陶的原料部分是否有相同的來 源。單就粒徑組成觀察，大坌坑遺址的夾砂程度略高於另外兩個遺址，而大園尖 山遺址的粒徑變異程度偏高。這或許說明其泥質的原料來源可能並非來自同一地 點，有可能是遺址在地的資源；抑或者為同一來源，但是在原料準備、淘洗的細 膩度有所差別。

為了研究所需，將縞狀陶視為一種陶類與泥質陶、夾砂陶比較，在分類上並 未以摻合料粒徑、密度為準繩，僅就有無縞狀層理區別。但將縞狀視為一種陶類 是否有其必要性？若以摻合料為分類標準觀察，縞狀層理於泥質陶、夾砂陶皆可 發現，僅極粗砂陶（粒徑常大於 5mm 且密度 20%以上）完全未見此種現象，部分 摻合料密度較高（10%以上）之中砂陶（粒徑 1～2mm）、細砂陶（粒徑<1mm）或 質地細緻的泥質陶也沒有觀察到縞狀層理。

配合前述推測，縞狀陶可能是運用紅土的黏著特性，摻入黏土含量較低、含 砂量較高的陶土調和，改善黏土塑性。而未見縞狀現象之泥質陶或夾砂陶，應是 所採用之原料黏土含量較高，無需加入紅土調整導致。因此不論是泥質陶或者夾 砂陶，都有可能出現縞狀現象，端看其所運用原料之黏土含量多寡，而斟酌是否 摻入紅土調整。另一種可能，是在黏土中加入富含石英顆粒的紅土為摻合料，其 脫水硬化的特性亦能提升陶土強度。因此與其視縞狀陶為一種陶類，它更是在原 料準備階段和特殊製作技術之下產生的結果，這樣技術附帶的特殊紋飾，其有別 於傳統上彩、施紋的樣貌，可能也是植物園文化人喜愛、偏好形成的紋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