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風格與社群邊界

陶器風格以往作為文化的判別指標，隨著學科發展，近年更觸及工藝生產、

生業經濟等面向，尤其是區域性的研究取向例如交易網路、原料取得等等更是重 點議題，族群分野和社群邊界等研究也備受矚目（Lemonnier 1993；Dietler and Herbich 1998；Goodby 1998；Stark et al. 2000）。這些研究表明了陶器在盛裝、煮 食、儲藏等容器的功用以外，更可以作為使用者間溝通社會訊息的媒介，施加在 器物表面的紋飾除了傳遞訊息，也能作為族群認同的符碼或社會身分的表徵

（Pikirayi 2007；Wobst 1977）。作為訊息、溝通、人類行為、文化脈絡的意義載具，

使得陶器研究在物質層面外，能進一步深入人群的意識思想範疇，藉由器物的風 格展現，紋飾布局，製作方式，觀察陶工匠的背景文化，或者賦予的意義、價值 觀或訊息。

早期將風格視為型制、紋飾等外在表現，藉由這些特徵研究成為類型學分類、

判別個別文化和時期的依歸。然而這種偏重附加形式（adjunct form）的做法，以 及風格類型學的應用因其狹隘而受到批評。

隨之興起的是將風格視為溝通媒介的觀點，Wobst（1977）提出資訊交換理論 強調風格行為的可讀性；Wiessner（1983）主張識別風格的標誌性（emblemic）和 武斷性（assertive），以此界定社群邊界和個體表達的功能。風格的意義從被動的 角色，轉換為能夠主動傳達人群的想法，成為訊息的載體。然而這樣的詮釋被認 為模糊了意義和溝通的概念；著重形式和紋飾的風格討論，也侷限了研究層次

（Goodby 1998；Dietler and Herbich 1998）。

Dietler 和 Herbich（1998:236-244）認為過去的風格研究，常常造成技術、風 格、功能三者的斷裂性，淪為裝飾的剖析，變成被動反映社會的元素，遂呼籲應 整合功能、風格和技術三者才能夠全面理解物質內涵。

建立在整合觀點下，Sackett（1990:33-35）主張 isochrestic variation 能解釋人 群面對相同問題的不同解法，將差異性與族群概念結合，解決風格與功能的對立。

然而 isochrestic variation 僅討論群體之間的物質文化的同工變異，並未深入探究社 會關係、文化過程的影響，使其侷限於民族考古學能夠觀察到現生族群與物質文 化的研究，無法企及傳統考古學的範疇。同樣主張技術、風格與功能的不可分割 性的技術風格，揭露製作過程隱含文化特殊的技術結構，指出器物的文化意義和 功用與其生產過程緊密關聯（Thomas 2007）。技術風格因而可以作為文化身分的 表徵，除了反映在物質層次，也表現在製作過程中工匠的行為風格、做事方式，

涵蓋技術的運用與選擇。Chilton（1998）認為依憑技術傳統、技術風格的檢驗更 能辨識族群身分。

Dietler 和 Herbich（1998）透過肯亞西部 Luo 族群的民族誌案例，指出技術風 格能夠作為群體的判定指標之一。Luo 族群陶器由少數女性團體專業生產並僅為家 戶所使用，這些女性陶工匠並非以製陶為生，除此之外也進行農業耕作。女性嫁 入夫家之後，向婆婆或父系的女性長輩學習製陶技術，進一步依照婚配姻親關係 群聚居住，形成「陶工匠社群」（potter community）。Dietler 和 Herbich 檢視不同陶 工匠社群之間陶器製作技術、形式和裝飾模式的微型風格（micro-style）。他們發 現陶工匠能夠清楚辨別不同社群的陶器風格差異，對於所屬社群的陶器屬性卻沒 有明確認知。他們認為經由學習和傳承獲得的製作知識，影響了各個社群的微型 風格呈現。陶工匠雖然有眾多選項可以塑造微型風格，但是同一社群的陶工匠會 傾向在特定的要素中作出選擇，這些特定的選擇也表徵了特定的陶工匠社群，儘 管地區間分布不同的陶器製作社群，彼此有交流互動，仍各自沿襲既定的陶器製 作與微型風格。特定的技術風格呈現與偏好採用的技術選擇，表徵了不同陶工匠 社群的身分，雖然陶工匠無法清楚地指認、敘述風格上的微妙差異，但不自覺中 於製作過程採用自身社群的風格形式。透過婆婆、父系的女性長輩教導，使得嫁 入的女性陶工匠習得該社群特有的技術選擇及技術風格。從中也可以看見慣習的 作用，促使陶工匠傾向選擇製作自身社群的風格。

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到不同於傳統群體或文化的概念，在同一文化族群中也有 不同次群體的組織。愈來愈多學者發現，在原有的考古學「文化」之外，人群常 常因為認同、利益、立場、階級差異，有別於原生文化的社群出現，組織形成社

群邊界（social boundary）。群體概念不再囿於考古學文化，而是多元、彈性、流動 的狀態。群體的意義轉變促使學者深入探討，並將社群邊界視為研究民族性、文 化群體、人群遷徙、社會階層、生業經濟等議題的考量內容（Eckert 2008）。

Goodby（1998）將社群邊界定義為抽象和意識形態的結構，並可以透過人們 身分認同、利益和社會脈絡的基礎區辨差異。Eckert（2008）主張應該處理社群邊 界的定義、如何由物質文化區辨邊界、如何理解多重社群邊界的傳達等三項命題。

Eckert（2008:2-6）指出社群邊界概念性且行為實踐的本質，與社會團體（social group）透過血緣、居住地、性別、種族等實際面向的組成區隔。前者可以超越這 些既定的身分，在認同上取得社群的組成，並否定自身原有的社會團體。社群邊 界反映在文化事實上，透過語言、服飾、儀式等文化實踐表達立場，檢驗物質表 現能夠辨明社群的分野。

Chilton（1998）的研究指出物質文化與其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緊密鑲嵌、相 互 映 證 ， 從 而 成 為 辨 識 社 群 邊 界 的 媒 介 之 一 。 他 運 用 屬 性 分 析 （ attribute analysis）——關注製作過程當中，陶工匠的技術選擇結果的研究取徑——處理陶 容器（vessel lot）單位與社群邊界、文化選擇的議題。以北美新英格蘭地區 Woodland 時期 Algonquian 和 Iroquoian 兩個民族的 Klock、Pine Hill 和 Guida Farm 三個遺址 陶器資料，根據摻合料、表面處理、顏色、紋飾等類別，將陶片區分為陶容器叢 集，進一步比較各單位的摻合料種類、器身厚度、口徑大小、紋飾和表面處理等 面向。發現文化背景、社會組織強烈反映在物質文化的表現上，進而區辨兩個文 化團體的社群邊界。Algonquian 屬於遷徙民族，以狩獵採集為主要生業模式，陶 罐原料來源多元，製作以適合攜帶移動考量，呈現器壁厚、穩固耐震、器型小等 特色；Iroquoian 為半定居，社會結構較為有序，種植玉米為主要糧食，因此烹煮 用的陶罐成為所需，呈現壁薄耐熱不易裂、器型較大等製作結果。物質風格暗合 其生活、組織樣貌，形塑兩者文化各自的特色，從而在器物展現能夠推測並檢驗 其文化模式。

Chilton 的案例顯現出物質文化、技術風格鑲嵌在文化規則與社會結構的底 蘊，個體行為透過傳統教育習得並加以實踐。相較於此，Bowser 的案例指出，物 質表現並非被動地反映出社群邊界，陶工匠也可以藉由風格操作，主動表現並選 擇其政治立場，轉換社群邊界。

Bowser（2000）以陶器紋飾討論男性主導的政治環境中，女性如何透過陶器 的紋飾表達政治傾向，發現政治社群和族群的邊界並非完全相等，容許彼此有所 差異。相較於表達族群的認同，陶器的紋飾更能展現工匠的政治立場。

以位於亞馬遜雨林內的 Conambo 聚落為對象，內部居住著主要分布在河流上 游的 Achuar 族，以及下游 Quichua 族，為兩個依語言作為區分的族群。儘管有所 差異但彼此間互動密切頻繁，除了通婚，陶器風格也有類似的傳統。女性經過通 婚有再社會化的過程，Achuar 女性通婚至 Quichua 後可以改變其認同為後者。

政治認同也區分為兩個派別，遭遇衝突時會尋求與自己利益相關一方求援。

政治群體並沒有領導者，而是具備聲望和調解能力的 amu。amu 沒有性別限定，

但只能給予同性意見，無法干涉異性的行為。但彼此造訪時，女性會透過招待 chicha 酒並旁聽討論取得情報，然後在拜訪其他女性時交換意見。夫妻雙方也能藉此交 換資訊進而影響政治立場，政治行為透過家戶協商、實踐，公私領域也因此難以 切割。其中盛裝 chicha 酒的陶碗扮演重要的角色，女性從小便開始學習製陶，尤 其製作裝酒的陶碗更是必備的技能。陶碗的紋飾是其信仰的象徵符號，反映其世 界觀並與夢境連結，具備強烈的個人特質，當中平行線的布局更表徵男女關係。

Bowser 將風格進行變異數分析，發現紋飾與政治認同關聯性較高，相對與民族認 同相較薄弱。進一步詢問女性是否能辨認這些差異，發現以政治認同為向度，正 確率相對較高。

從這個案例可以發現，陶工匠能夠清楚意識風格差異，並且能主動、有意識 地將政治立場表現在紋飾呈現上，反映出社群邊界的流動性、概念性，以及藉由 文化實踐區隔邊界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