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遺留的表現常常是考古學界定文化的依據，被歸類為同一文化的遺址，
在出土遺留的組合、形式與風格上十分相似。但是在相似的情況下，個別遺址的 差異往往被弱化了。歸屬同文化的遺址在器物製作的理念，是否堅持相同的技術 傳統、族群認同，達到高度的一致性？抑或者在相似的物質遺留展現，出現了製 作的些微差別，有因地制宜、在地發展的情形？
技術選擇提供的研究取徑，強調陶工匠在製作過程中採納、捨棄的種種決定，
其總和決定了物件的形式屬性和功能特徵。受到文化背景的牽制、技術的學習與 傳承，技術選擇於實踐當中展現，構築成為一個群體的技術風格，並可以深入討 論社群邊界的議題；社群邊界乃是考古學傳統的文化概念之外，因為認同、利益、
立場甚或階級差異等等，組織而成的群體界線。藉由技術選擇的研究框架，比較 相同文化人群的技術體系，得以探究在不同地理環境或者歷史發展背景下，是否 仍堅持既有的技術傳統；又或者同中存異，因著不同的理念、適應或者認同，造 成彼此間出現差異或邊界。
本研究以植物園文化時期的大坌坑遺址、狗蹄山遺址以及大園尖山遺址為對 象，抽樣三個遺址的陶片進行分析。大坌坑遺址位屬淡水河出海口的觀音山上、
狗蹄山遺址坐落於林口臺地邊緣之小丘、大園尖山遺址則為桃園臺地上的紅土砂 丘。遺址有位處濱海、內陸者以及地質環境各異的背景，在「異」的條件下，能 夠討論彼此間「同」的程度為何。然而大坌坑遺址及狗蹄山遺址定年資料闕如、
大園尖山遺址屬於地表採集資料，在討論與比較的部分喪失諸多資訊，是甚為可 惜之處。
分析結果顯示，三個遺址的陶器製作在原料採集、形塑技術、裝飾技術的部 分展現出較高的一致性；原料準備、陰乾與燒製兩個面向則出現較顯著的差異。
三個遺址所使用的陶土原料極為相似，以含有低度變質岩類和沉積岩類的陶土為 主，極少見火成岩類的元素，在先前的研究（陳光祖 1991；郭素秋 2002；陳瑪玲 等 2009）就關注到這樣的現象，可見在選料理念上，植物園文化人有其傳統堅持。
陶器也以徒手捏製為主，輪製的情形較少，厚度均勻度也未出現顯著差異，推測 三個遺址的陶工匠對於厚度捏塑的掌握、水準極為一致；同時，陶工匠較沒有進 行器表處理的習慣，表面磨平、拋光和上彩的情況甚少。紋飾以壓印為主要施加 方式，並以方格紋為主流，然而在施紋比例以大坌坑遺址較高，可見其相異於另 外兩個遺址的施紋偏好。
顯著的差異出現在摻合料以及顏色上，摻合料的粒徑變異度以大園尖山遺址 最高、大坌坑遺址其次而狗蹄山遺址最低，顯示為採土後的淘洗程序細緻度不同 所致，狗蹄山遺址的陶工匠在淘洗、篩選陶土的步驟似乎更加投入。密度的平均 值則以大坌坑遺址為最高、大園尖山遺址其次而狗蹄山遺址最低，可見大坌坑遺 址夾砂程度、摻合料的含量較高，摻合料能夠強化黏土，陶器可以做得較大，通 常器壁也會較厚（Rice 1987:227）。這或許暗示著大坌坑遺址的人群，在生業活動 或日常使用需要強度較高或較大型的陶器；但也有可能是在原料採集的步驟，相 較於另外兩個遺址，採集到的陶土原生夾砂量較高。然而，在密度變異係數則以 狗蹄山遺址最高、大坌坑遺址其次而大園尖山遺址最低，狗蹄山遺址的陶片本身 摻合料密度較低，搓揉後仍因含量過少而較難達到均勻，也有可能是搓揉時間較 短導致；相較之下，大坌坑遺址與大園尖山遺址雖然摻合料密度較高，但是均勻 程度也較高，反映著兩地陶工匠在搓揉步驟投入較多的心力，技術水準較高、較 純熟。
顏色在遺址之間和遺址內部的歧異性很高，顯示燒製火候仍屬較難掌握的技 術，然而觀察胎心燒透和孔隙率、吸水率的數值，大坌坑遺址陶片胎心燒透的情 況較高，且孔隙率和吸水率的數值較低，其燒製技術或許略優於另外兩個遺址，
燒製火候也較高。還原燒的部位能推測陶器燒製時的擺放方式，三個遺址皆以內 壁還原燒為最多，可能是陶工匠會將陶器口部朝下置放產生的結果；其中狗蹄山 遺址還原燒的情況較高，或許是陶工匠有意圖製作出還原燒陶器，也有可能是大 坌坑遺址與大園尖山遺址的陶工匠會注意不讓陶器出現還原燒。
技術選擇強調陶工匠在製作時採納、捨棄的決定過程，這些選擇往往受到文 化背景影響，透過學習不斷傳承延續，並在實踐當中深化並展現族群的技術風格。
Chilton（1998）指出物質文化與技術風格鑲嵌於文化規則與社會結構當中，透過 實踐展現出來，進而形成可供區辨的社群邊界；相較於被動的呈現社群邊界，
Bowser（2000）的民族誌研究顯現陶工匠可以藉由風格操作，主動表現並選擇其 政治立場，轉換社群邊界。技術風格不單單能夠呈現文化背景，也能夠表現個人、
群體乃至於文化的認同。
以操作鍊建立的陶器製作步驟檢視三個遺址的技術體系，顯示在坐落地點、
地質環境、發展歷史有所差異的基礎上，其陶器製作的技術相差不多，對於製作 傳統及技術選擇有一定的堅持。Luo 族群的民族誌案例（Dietler and Herbich 1998）
指出各個陶工匠社群彼此間有交流與互動，但仍各自堅守陶器製作方式及風格表 現，從而鮮明地展現不同陶工匠社群的界線。對應到本研究所討論的三個遺址，
在製陶技術體系上並沒有明顯的差異或區隔，雖然彼此自然環境、坐落地點和發 展年代有所差別，但展現出的高度相似性是否暗示著對於傳統的堅持與族群的認 同？雖然研究結果仍有待更多面向加入討論分析，然而單就陶器製作的部分，三 個遺址並沒有表現出顯著的社群邊界。
閱讀植物園文化相關文獻、整理標本的同時，亦關注到縞狀陶的特殊性。縞 狀陶被視為是植物園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以紅色縞狀層理為其特色，然而針對 其製作的討論甚少，因而在技術選擇的討論之外，延伸探究縞狀陶的可能製作技 術。
遂以泥質陶、縞狀陶和夾砂陶三個陶類進行比較，從口緣形式、口徑大小、
施紋情形、紋飾種類及顏色種類加以討論，在口緣形式、施紋情形和顏色種類較 有所差異。口緣的比較可以適度地反映可能的使用方式，並配合口緣剖面圖的繪 製推測可能的使用功能，結果發現泥質陶作為煮器的可能性較小，而多用於儲藏、
盛裝，應是其有別於另外兩陶類的使用方式。然而數據統計顯示三個陶類皆以侈 口為主流，縞狀陶雖然豎口數量稍多，但也未占據主要數量；口徑大小平均皆在
半徑 15 公分左右，陶器可能的使用功能需待日後如有整器可供觀察或配合殘留物 分析，才能更加確定不同陶類陶器功能的差別。施紋的情況以泥質陶為最多，縞 狀陶居次而夾砂陶最少，推測應該與摻合料比例多寡、粒徑大小相關，除了摻合 料較多、顆粒較大的時候會造成施紋難度增加；摻合料比例與粒徑大小也與功能 有關，摻合料能夠增強穩固性和強度，在需要耐受高溫的煮器尤其需要，因此夾 砂陶運用在煮器的情況可能較高。顏色以縞狀陶的紅色比例偏高，其原料的使用 或許異於兩者。
林宜羚（2009）推測縞狀陶的縞紋是因為含鐵礦物所造成的，而與臺北盆地 西側之林口紅土區密切關聯，富含鐵元素的紅土可能是植物園文化人十分重要的 製陶原料。檢視紅土乃以石英為主要礦物，並包含黏土礦物及多種含鐵礦物，其 粒徑以粉砂為主。游離氧化鐵的存在使其顯色為紅，紅土的凝聚力主要來自化學 膠結作用，充分摻水之後軟化且塑性較高，氧化鐵、氧化鋁與水結合沉澱形成極 佳的膠結材料，脫水硬化則強度提高。陳光祖（1991）的研究亦指出，植物園文 化的陶片以粉砂級為主，比對紅土的粒徑組成與其特性，植物園文化人可能將紅 土視為摻合料，加入粉砂陶土當中調整黏性，改善原先黏土含量不足的陶土塑性。
亦有可能是，陶工匠加入富含石英顆粒的紅土，配合其脫水硬化的特性，提升黏 土的強度。這樣技術附帶造成的特殊紋飾，殊異於傳統上彩、施紋的樣貌，可能 也是植物園文化人喜愛、偏好採用的紋飾，並成為其族群的標誌。
這樣原料選擇的轉向，延伸出一些值得思考的議題，例如相較於挑選、尋覓 黏土，植物園文化人寧可跋涉較遠，採集豐富且明顯可見的紅土？又或者遺址周 遭的黏土區皆被其他族群所掌控，例如同期生存的圓山文化人，造成黏土來源稀 缺，促使他們以紅土替代黏土因應，發展出縞狀陶為特色的結果？又或者，相較 於尋找砂礫、岩屑或其他摻合料，紅土當中豐富的石英顆粒是方便取得的摻合料 素材，其脫水硬化的特性亦能在摻合料之外有效提升黏土強度？然而這樣的討論 需要更多的研究，例如實際的紅土製陶實驗，或者縞狀陶的黏土組成分析的佐證，
立論才能夠較為可信。同時必須面對前人的研究與本文分析所得的結果，即由陶
立論才能夠較為可信。同時必須面對前人的研究與本文分析所得的結果，即由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