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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羈押被告受律師協助權-以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第六條為本
將記載增、刪、變更者，應將其陳述附記於筆錄。」主張，惟此不僅 無法定紛止爭，亦可能發生筆錄真實性之疑義，因此，辯護人應依「檢 察及司法警察機關使用錄音錄影及錄製之資料保管注意要點」第六 點：「筆錄經向受訊問人或受詢問人朗讀或交其閱覽而無異議者，無 庸播放錄音、錄影之內容。其有異議者，如認異議為有理由，書記官 或製作筆錄之公務人員，應即更正或補充筆錄之記載；如認異議為無 理由，應當場播放錄音、錄影之內容予以核對，並依據核對之內容，
更正或補充筆錄之記載或僅於筆錄內附記其異議之事由。」之補充規 定，要求當場播放錄音、錄影之內容俾供核對，以立即定紛止爭219。
第三項 第三項 第三項
第三項 接見 接見 接見 接見、 、 、 、通信權及在場陳述意見權 通信權及在場陳述意見權 通信權及在場陳述意見權 通信權及在場陳述意見權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遭拘提、逮捕、羈押後，處於與外界隔絕之狀 態，若無法獲得辯護人之協助，面對司法偵查機關之犯罪指訴，勢將 無法作有效的防禦，此時人身自由受拘束之被告，能與辯護人接見交 流，以保護被告之正當權益，將更顯重要。因此，辯護權最重要的核 心價值乃係被告與辯護人得為完全充分及自由之溝通，對於遭受羈押 禁見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其與辯護人之接見通訊，即屬其辯護權能 否發揮之重要關鍵，該權利若遭不當禁止或限制，辯護人即無法適時 提供法律協助，實質辯護之理想將無法實現，故具有接見、通信內涵 之交流權220或秘密協商權，即屬辯護人與被告間不可或缺之交流方
219 邱忠義，同註 202，第五十頁。
220 關於交流權之規定，我國法制首見於民國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立法院重新頒訂，並於同年 九月一月開始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六條：「辯護人得接見被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
但起訴前，若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者。得限制或禁止之。」，嗣國 民政府又於民國二十四年，以「日本舊刑事訴訟法」為範本重新制定「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 其中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辯護人得接見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但有事實足認其有 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限制或禁止之。」。民國五十六年一月二十 八日又再次修正為：「辯護人得接見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但有事實足認其有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限制之。」此次修法，雖僅修正第三十四條之標點符號，
並將「禁止」二字刪除，但卻往提升辯護人權利邁出一大步，而觀之此次修法理由：「本條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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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即明白規定，被告有 選任律師為其辯護之權利，且不許第三人介入律師與被告間之協商，
介圖影響或干預個案221。
被告必須有充足夠機會，在不受限制之情形下，以適當手段來整 理辯護防禦方法，以建立為自己辯護之論證而呈現於法庭上為自己辯 護，進而使判決為有利於己之結果，此種呈諸法庭進而影響判決結果 之可能性，不應受到任何之阻礙，若被告與辯護人之通信權僅得於法 官面前為之，被告辯護之功能將大受影響，對於遭受羈押之被告，其 與辯護人之接見通訊，亦係辯護權得否發揮之重要關鍵，若加以不當 限制，辯護人將無法提供法律協助，造成徒有辯護之名，卻無辯護之 實之不合理現象。因此，歐洲人權法院在西元一九七五年 Golder v.UK 一案中明白表示，法院禁止被告與其律師通信，將使其無法獲得律師 之協助，認為剝奪其接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在本案中，歐洲人權 法院明白揚棄早期歐洲人權委員會「准許對人身自由受拘束者之通訊 施以通常控制手段」特別權力關係之見解，對於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 第一項所列權利的干預，其正當化事由已經明定在公約該條的第二 項，因此，縱係受拘禁者，亦係享有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第一頂之通 訊自由保障之權利，國家機關任何限制受拘禁者通訊的措施，都必須
末句『得限制或禁止之，在執行時頗易生偏差，尤以本案採起訴前得選任辯護人制度，倘依本條 規定若予以『禁止』，則形同虛設，故刪除『禁止」二字，保留「限制』二字，即可防止弊端。」。
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四日修法前，關於辯護人在偵查中有無交流權，本有爭議，惟民國七十一年八 月四日，刑事訴訟法修正，雖未變動第三十四條之內容，惟第二十七條，由被告於「起訴後」， 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修正為被告得「隨時」任辯護人，且於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調查者，亦同。此次修正，讓被告得於偵查階段選任辯護人，使得被羈押之被告，交流權從早期 之「起訴後」，已包括到「偵查階段」亦得為之，見陳志隆，同註 162，第一一一至一一二頁；
參閱陳運財、巫聰昌譯，三井誠著，《日本刑事司法的發展動向》，第二三一頁；程元藩編，(刑 事訴訟法及其修正理由與舊法條之對照)，第二十二頁；簡銘昱，初探辯護人之交流(接見通信) 權一理論面之觀察，第八十一至八十二頁。
221 陳志隆，同註 162，第一○八至一一○頁；偵查中辯護人及告訴代理人實務問題探討一台北 律師公會系列在職進修課程(六)現場記實，第八十二頁；王兆鵬著，辯護權與詰問權，第九十六 頁；劉秉鑫著，同註 218，第一九四頁；簡銘昱，同前註，第八十至八十一頁；吳俊毅，辯護人 與被告交流權之探討-透過接見以及使用書信方式的情形，第一三五至一三六、一三八頁，收錄 於氏著，辯護人論，第一六六至一七七頁；有論者將交流權區分為為諮商權及接見通信權，見林 家祺，偵查中之辯護權現況，第五十二至五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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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羈押被告受律師協助權-以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第六條為本
依照第二項的干預正當化要件來檢驗222。
綜觀上開之論述，足認犯罪嫌疑人除能於偵查中選任辯護人外，
辯護人並得要求於偵查機關偵訊時在場，於羈押時與被告接見交通，
而偵查中辯護人之接見交通權，本是偵查中辯護人作為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的權利防衛者，與受保護者間不可或缺之交流方式，此項權利亦 屬於被告之權利，此係因為被告遭逮捕、拘提、羈押時，乃處於與外 界隔絕之狀態，若無法獲得辯護人之協助，面對偵查機關之攻擊，勢 將無法作有效的防禦，因此有必要使身體自由已受拘束之被告，能與 辯護人接見交通，以保護被告之正當權益，而此一受辯護人辯護權保 障者，不僅允許其選任辯護人，為確保其能實質接受有效辯護，被羈 押的被告與偵查中辯護人得接見交通，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223。
首先，關於接見通信權方面，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第三項 b、
c 款之規定，被告既有受律師協助之權利，惟被告與律師接觸權利之 起點，歐洲人權法院在個案中認為，不限於起訴之後，包括其後的各 審級的上訴審程序，若受律師協助或是與律師接觸是為了擔保公平審 判，其射程範圍也擴及審前階段。因此，在事實審法院受理案件進行 審理之前所進行之相關犯罪偵查程序，顯有可能嚴重侵害審判公正性 之虞時，被告均有權與律師接見及通信，亦即不論是警詢之初，抑或 在偵查中或審判中，原則上被告均享有與律師之接見通信權。
依據德國刑事訴訟法一百四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無論被告是 否受拘禁，辯護人得與其為書信上或言詞上交通。」，確立了辯護人 具有完全自由之接見通信權，惟偵查中須限於檢察訊問被告時辯護人
222 林鈺雄，同註 109，第六十五頁。
223 我國學者認為，辯護人與其被告交流權行使之共通要件，包括「在辯護人與其被告間實行交 流權」、「交流權須自由地實行」及「以進行思想交換之方式實行交流權」，詳見吳俊毅，同註221，
第一四二至一四四頁，收錄於氏著，辯護人論，第一五三至一五五頁；彭國能，同註106，第一 三七至一三八頁；林玠民，公平審判之研究-以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與我國刑事司法之比較為中 心，第二十八至二十九頁；劉秉鑫，同註 218，第一九四頁；尤伯祥，論偵查階段之辯護，第七 十一至七十二頁；李建良，押牢裡的自由與尊嚴-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與司法救濟，第三十一 至三十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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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在場，而在審判中則是在法官訊問被告或檢視卷證時，辯護人 可以在場224。同條第二項則規定有關人身自由受拘束之被告，若刑事 調查之對象涉犯刑法第一二九 a 之組織恐怖集團罪時，得例外允許檢 查在押被告與辯護人間之書信交通，辯護人與在押被告言語溝通時，
可安置排除交付書信或其他物品之分離窗戶或相類似設備，若在押被 告與律師間之溝通內容在未經被告允許之情形下遭對外傳播，可能觸 犯德國社會安寧法第一百十五條：「1、無權轉告受監禁者事實與消 息，或無權為受監禁者轉告在外之第三人。2、無權經由文字或符號，
告知在執行機關的受監禁者。」之規定，而被認定為違法。因此，縱 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德國學者認為，在押 被告與律師口頭接見時，僅能以視覺監視之，例如有視覺監視的單人
告知在執行機關的受監禁者。」之規定，而被認定為違法。因此，縱 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德國學者認為，在押 被告與律師口頭接見時，僅能以視覺監視之，例如有視覺監視的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