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普遍認為野生動物能可提供做為戶外體驗與環境教育的 內容，以及反對任何捕捉或狩獵野生動物的行為，對於野生動物被捕 捉或販售的行為是自私且殘忍的。而對於野生鳥類態度，認為飼養野 生鳥類是剝奪了野生鳥類的生存權及生存自由的行為，且認為野生鳥 類存在於自然環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無論是否 列入保育名錄的鳥類都應該妥善地受到保護。
許多研究都說明性別對價值傾向或態度在社會化過程及性別角 色不同所產生的的差異。Butler et al. (2003)的研究指出，女性對野生 動物所產生的問題耐受度顯著低於男性，容易產生明顯否定的價值傾 向。Dougherty et al. (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在面對野生動物管 理上，例如是否以獵殺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時，多以人的利益與現實 作考量，男性容易認同使用自然界的資源，同時認為自我擁有足以支 配野生動物的能力、不畏懼野生動物，產生對野生動物具有實用性傾 向、支持消費性活動及控制野生動物。女性則由於表現出的人文與道 德情操遠高於男性，容易對某一種動物產生連結的感情，因此狩獵行 為、捕捉或任何可能對野生動物造成折磨的行為表現不同意不認同的 態度(Kellert and Berry 1987；Champ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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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rt (1985)分析十八歲以上成年人不同年齡對野生動物的看 法，發現高齡者普遍對動物和自然界的感情及興趣較為平淡，反而多 抱持支配及利用野生動物的看法，同時認為應以人類社會經濟利益的 考量為優先，而野生動物及自然環境的保護與美化則為其次，相反的，
較年輕者對野生動物則表現出十分顯著的道德觀念，主張先保護自然 後再考慮經濟利益，然而年輕者與高齡者之間對於野生動物知識的了 解彼此之間並沒有差異。另外將兒童、青少年及成年人並列比較時發 現，較年幼的兒童與高齡的成年人對野生動物的看法相近，明顯偏向 以人類的利益為優先考量，對於道德的、生態的價值觀最不重視，反 觀在青春期至成年期之間的民眾反而最重視自然保育，對於保護動物 及自然的道德觀念意識相當強。作者推論認為，高齡和幼童階段年齡 層的民眾可能在生活上處於需要依賴他人的情況，同時對於自然環境 感易產生恐懼與威脅的感受，因此較重視自然界實用或利益的價值。
而青春期至成年期的民眾，此時探究新知的好奇心是較強，願意接受 外在的挑戰，對於能做且該做的事特別樂觀，因此重視自然環境的保 育觀念。
在其他研究也指出城鄉之間的差異也往往是影響民眾對於環境 價值或態度的因素之一。擁有大片地產者或居住在空曠的鄉下者，對 於野生動物的看法常以實利為重，相對地保育的意識較低，而居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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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的民眾則較較重視自然界的保護。此外，成長環境對自然環境 價值態度的影響，在空曠鄉間長大的人對自然環境較具有實用的看法，
而大都市成長的人則較具有道德保護的觀念(Manfredo et al. 2003)。
此外，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容易認為野生動物的減少會對自己的 生活產生影響，反觀教育程度較低者，通常對於自然環境的理解程度 並不高，容易產生利用的認知，甚至對野生動物的使用容易有迷思的 看法(趙心慧 2006)。至於月收入的影響，本研究顯示高收入者對於野 生動物的利用或飼養野生鳥類較為認同，雖然不少研究顯示高收入者 常會表現較多正向的道德或生態保育態度(Samdahl and Bertson 1989；
Scott and Willits 1994；洪俐玲 1998；紀佳祺 2004)，但也有學者認 為高收入者利用支配野生動物的程度並不會較低(Kellert 1996)，收入 高的人生活資本充足，足夠負擔對野生動物衍生的資源利用。
Manfredo and Zinn (1996)提到，西方社會對野生動物的價值傾向 隨世代已有所改變，已由傳統著重於利用逐漸轉變為傾向保護及尊重 野生動物。而 Manfredo et al. (2003)之研究根據文獻整理歸納出民眾 的收入與教育程度(Income and Education)、都市化(Urbanization)、以 及居住穩定性(Residential stability)是明顯影響美國人民野生動物價值 傾向改變的主要原因。收入與教育程度對野生動物價值傾向產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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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基礎是源於 Inglehart (1990；1997)所提出的物質主義/後物質主 義價值轉變理論。Inglehart (1990；1997)認為後工業化國家社會價值 的改變導致人類需求的轉變，經濟的發展也將人類對基本的物質需求 (如安全、住處及食物)提昇至較高層次的心理需求(稱為後物質主義價 值)。Inglehart (1997)及 Inglehart and Baker (2000)的研究結果也證實了 此看法，並進一步指出後物質主義價值者較物質主義價值者擁有較高 的學歷、較好的工作及較佳的收入所得。此外，Manfredo et al. (2003) 認為鄉村地區的民眾其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依賴較深，因此對自然 資源(包含野生動物)往往著重其使用價值，相對地，都市化地區的產 業技術發達，經濟和產業的發展多依賴技術的加工業及服務業，故對 於脆弱的自然資源常抱持保護的觀點並加強管理人為的使用行為，而 實證研究亦支持都市化與美國人民之環境價值的成長具有相關性。至 於居住穩定性與價值轉變的關聯性，Manfredo et al. (2003)認為由於遷 移性高的居民往往透過社會團體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來降低文化的變 異和衝突(Eriksen 2001)，對於新社會及文化有較高的適應能力(Jandt 2001)，因此價值傾向較具有彈性；相對地，長期居住在特定的地點 居民，往往承襲當地的文化及固有的思想價值體系 (Jandt 2001；
Monaghan and Just 2000；Smith and Yong 1998)，並因習慣於特定的價 值而較不主動改變其原有價值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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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對飼養野生鳥類態度之影響
探討台灣民眾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及飼養野生鳥類態度之間的關 係中發現，飼養野生鳥類態度受到野生動物價值傾向的影響，其結果 符合認知階層模型理論中價值傾向影響態度的階層關係(Homer and Kahle 1988；Fulton et al. 1996；Vaske and Donnelly 1999)。結果顯示，
當民眾的「野生動物教育與體驗」及「反狩獵」價值傾向越強烈時，
即認為野生動物能提供知識的學習與教育，以及提供戶外遊憩體驗的 重要性，同時認為人類捕捉野生動物是不人道且自私的行為者，對於 野生鳥類存在於自然環境中的重要性較為認同，且不同意將野生鳥類 作為飼養的對象。當民眾之「符號象徵」及「野生動物使用」的價值 傾向越強烈時，即認為野生動物能傳達某種意義或象徵以及認為野生 動物能提供人類生活上需要與利益者，反而越認同將野生鳥類作為飼 養的對象，同時認為飼養野生鳥類能為生活中帶來休閒的樂趣。而民 眾「負面嫌惡」的價值傾向越強烈時，即認為野生動物是厭惡、恐懼 等負面的感受者，則越認同飼養野生鳥類的行為是會帶來負面的問題。
整體而言以「野生動物教育與體驗」價值傾向及「反狩獵」價值傾向 對「社會效益」態度及「飼養野生鳥類」態度的解釋變異量較大。
國 外 已 發 展 許 多 野 生 動 物 價 值 傾 向 影 響 態 度 的 相 關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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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mann et al. 1998；Zinn and Pierce 2002；Whittaker et al. 2006；
Sijtsma et al. 2012)，且廣泛應用於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衝突等議題，
同時也用以預測民眾在面對野生動物所產生的反應，而國內探討人們 與野生動物的環境議題並不少，但藉價值傾向影響態度的研究角度不 多，反多從態度探討民眾的行為傾向或行為(洪俐玲 1998；廖淑媚 2005；趙心慧 2006；林美珠 2008；賴建忠 2010；周映珮 2012)。李 亞琪(2009)探討花蓮地區民眾對帶野生動物的價值傾向，整理出民眾 對待野生動物多元的價值傾向。王正平(2011)利用認知階層模型探討 台灣墾丁地區居民的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對墾丁梅花鹿復育及野放態 度之影響，該研究結果顯示野生動物價值傾向中「遺贈動物權」、「住 處看見」及「教育」等價值傾向會正向的影響民眾對梅花鹿的態度、
對梅花鹿復育的態度、對梅花鹿野放的態度及對梅花鹿成為觀光資源 的態度。而本研究同樣藉由認知階層模型的結構，探討民眾飼養野生 鳥類的議題，了解到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如何影響民眾飼養野生鳥類的 態度，其結果未來有助於經營管理單位後續復育工作的推展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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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及飼養野生鳥類態度對飼養野生鳥類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