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價值傾向與態度 - 台灣民眾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對飼養野生鳥類態度之影響

（一）野生動物價值傾向

人類對野生動物的認知傾向，乃透過一組有關野生動物信念方向及強度的模式來界定，稱之為野生動物價值傾向 (Wildlife Value Orientations)，正如基礎價值傾向(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s)是透過基礎價值 (Fundamental Values) 交互關聯後的叢聚結果所界定 (Homer and Kahle 1988；Schwartz 1992)，而野生動物價值傾向亦是影 響人類對野生動物之態度和行為的重要因素(Fulton et al. 1996)。野生 動物價值傾向被概念化為具有兩極端的連續體，一端為強烈的「利用價值傾向」，另一端為強烈的「保護價值傾向」(Zinn et al. 2002)(圖 2)。

圖 2、野生動物價值傾向概念圖。

有關野生動物價值傾向之組成，Fulton et al. (1996)首先根據野生 動物規劃者及管理者的觀點，以美國居民為研究對象，定出「野生動物使用」(Wildlife Use)、「野生動物權」(Wildlife Rights)、「遊憩的野生動物體驗」(Recreational Wildlife Experience)、「遺贈及存在」(Bequest

& Existence)、「狩獵/反狩獵」(Hunting/Anti-hunting)、「居所的野生動利用價值傾向

Utilitarian Value Orientation

保護價值傾向

Protectionist Value Orientation

物體驗」(Residential Wildlife Experience)、「野生動物教育」(Wildlife Education)、及「漁獵/反漁獵」Fishing/Anti-fishing 等八個價值傾向，

根據上述價值傾向發展出問項，後透過因素分析將此八個價值傾向歸納統整為「野生動物效益/存在」(Wildlife Benefits/Existence)及「野生動物權/使用」(Wildlife Rights/Use)等兩個面向。其中「野生動物效益 /存在」是以受訪者對野生動物之教育、遊憩、遺贈/存在、以及住家體驗等四類價值傾向組成，而「野生動物權/使用」則是以受訪者對野生動使用、動物權、狩獵、及漁獵等價值傾向所組成(表 1)。

Teel et al. (2005)另提出，野生動物價值傾向是來自於民眾對理想 世界的期待與民眾對待野生動物的基本原則(表 2)，並依此推論，建構出兩項以野生動物價值傾向之基本定義，分別為「物質主義」與「互惠主義」。物質主義概念認為，野生動物生存應該以人類利益為出發點，受人類使用與管理，且打獵是人道且正面的活動；而互惠主義則持不同看法，人類和野生動物共同生活在一起，像家庭成員一般，並將人類的欲望和野生動物維持共存、共處的和諧狀態。人類和動物是彼此互相依靠的，人類應該了解如何照顧動物和對待野生動物(Fulton

et al. 1996)。

隨著野生動物價值傾向研究的發展，Dayer et al. (2007)認為 Fulton et al. (1996)與 Teel et al. (2005)所提出的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僅 限於北美地區民眾的看法，對於其他地區或國家，可能因文化傳統及生活型態上的不同而對野生動物的認知存在不同的差異，因此應以跨文化的觀點，探討各地區民眾對野生動物的價值傾向，以建立適當的價值傾向量表。該研究同時指出，探討跨文化價值傾向的差異時建議以半結構式訪談方式較能清楚呈現文化差異下的價值傾向。因此 Dayer et al. (2007)便透過與民眾直接訪談的方式，分別歸納出「物質 主義」(Materialism)、「打獵/釣魚」(Hunting/Fishing)、「互惠主義」

(Mutualism)、「照護/照顧」(Caring)、「吸引力/興趣」(Attraction/Interest)、

「安全的疑慮」(Concern for Safety)、「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

「科學性主義」(Scientific)或「生態現代化」(Ecomodernization)、「尊重」(Respect)、「理性/科學」(Rational/ Scientific)、「心靈/宗教」

(Spiritual/Religious)等野生動物價值傾向。

表 3、Dayer et al. (2007)之野生動物價值傾向與定義

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定義

物質主義野生動物的存在是為了人類使用，人類的福利優於野生動物。

打獵/釣魚以正面的態度將野生動物視為狩獵或漁獵的目標，而不單純

是以觀賞或非消費性活動。

互惠主義野生動物可以與人類相互信任，與人類一樣具有權力，野生

動物是家庭延伸成員的一部分。

照護/照顧將個人情緒附加於野生動物身上，野生動物使人類感到輕

鬆，因此產生想幫野生動物免於受害。

吸引力/興趣感興趣，想更加了解有關野生動物的事情，感覺野生動物不

斷地加強個人生活經驗，此感受來自於欣賞野生動物。

安全的疑慮擔心接觸野生動物會產生傳染病或傷害。

環境主義關心環境者，可延伸至關心保護野生動物，具環境主義傾向

之民眾認為人類正透過某些活動造成環境負面衝擊。

科學性主義 (生態現代化)

相信人類可靠科學或科技等方式解決任何環境問題，包括對待野生動物的方式和價值傾向。

尊重野生動物與其棲息地應得到尊重和重視，尊重可以透過很多

種方式傳達，例如：對生活的一般尊重、物質主義的尊重，

包含適當使用野生動物、及更多互惠主義的尊重，例如民眾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尊重。

理性/科學藉理性或科學方式解釋有關自然界的運行或動物的行為(心靈

或宗教解釋的反面)

心靈/宗教將野生動物或環境視為擁有高度權力，是開創或控制世界的

造物主，透過心靈和宗教的觀點解釋有關自然界的運行(理性或科學解釋的反面)。

野生動物價值傾向的研究首先由西方國家展開，相較東方國家對此相關研究較不普遍。但近年來，野生動物價值傾向的發展逐漸成熟，

開始有越來越多東方國家著手進行研究，如亞洲地區之中國、泰國與蒙古，並對不同國家以跨文化的方式進行分析比較(表 4)。

以中國為例，Zinn and Shen (2007)透過半結構式之訪談方式來探討中國大陸隴南、北京、西安、長沙及深圳五個地區民眾對野生動物之價值傾向，整理出包含實用主義(Materialism)、互惠共生(Mutualism)、

愛心(Caring)、符號象徵(Symbolic)、人類安全與防禦 Human Safety and Security)、吸引(Attraction)、及嫌惡(Repulsion)等七個價值傾向。實用主義及互惠共生兩者為中國大陸民眾對野生動物最普遍的看法，儘管中國的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快速，但民眾長期對經濟福祉仍有所擔憂，

使得實用主義的野生動物傾向仍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

Kaczensky (2007)亦透過半結構的訪談方式探討蒙古地區民眾的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其研究結果顯示，蒙古地區民眾包含實用主義(含野生動物為人類所用、牲畜考量、安全考量、狩獵/釣魚)、互惠共生(含信任關係、愛心)、吸引、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合理/科學性 (Rational/Scientific)及尊重(Respect)等野生動物價值傾向。民眾的野生動物價值傾向與個人收入、都市化、教育程度及整體政治影響有關。

由於蒙古傳統上是草原遊牧的生活方式，且歷經共產主義社會轉變至市場經濟體系的巨變，整體而言，民眾對野生動物與中國相同抱持著實用主義觀點，但較少是互惠共生看法，顯示開發過程中仍著重物質效用的價值。

Tanakanjana and Saranet (2007)同樣透過半結構的訪談方式，探討泰國地區民眾的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其結果顯示泰國地區民眾包含實用主義、互惠共生、愛心、符號象徵、人類安全、吸引、嫌惡、及環境主義等八個野生動物價值傾向。民眾對野生動物主要以愛心、人類安全與互惠主義為價值傾向。不同於其他亞洲地區，互惠主義之所以流行於泰國，除了都市化造成的結果，以及當地法律規定禁止民眾以消費性的方式利用野生動物外，更主要是因該國民眾的信仰多數信奉佛教，而其中佛教教義又與互惠主義內涵相互呼應，因此該價值傾向成為主流。

Jacobs (2007)針對荷蘭地區的民眾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該國民眾包含實用主義、互惠共生、愛心、吸引-興趣(Attraction-Interest)、關心安全(Concern for Safety)、環境主義、合理/科學性等七個野生動物價值傾向，且以互惠共生為主要傾向，整體民眾對野生動物的價值符合當前西方社會的發展，正由物質主義轉變為人類與野生動物間互惠共生的關係。

Raadik and Cottrell (2007)分析愛沙尼亞地區民眾之野生動物價值傾向時，歸納出包含吸引-興趣、愛心、關心安全、環境主義、狩獵/釣魚、互惠主義、合理的/科學的(Rational/Scientific)、尊重、心靈

21 and Saranet (2007)

荷蘭 Jacobs (2007)

愛沙尼亞 Raadik and Cottrell

（二）態度

態度是由認知(Affect)、情感(Cognition)、行為(Behavior)三個因素所組成(Eagly and Chaiken 1993)。所謂的認知是指個人對情境及事物的知識(Knowledge)、信念(Belief)、價值(Values)及意象(Imagery)，

並不涉入個人主觀的情感。情感則是我們對態度對象的情緒反應，是個人對事物情緒性的看法，包含對特定態度對象的情緒(Emotion)與感覺(Feeling)，如：喜歡－厭惡、尊敬－輕視等正負面的感覺。行為則是指對態度對象所採取的行動或行為(Zajonc 1980；Zanna and Rempel 1988；Eagly and Chaiken 1993)。Robbins and Judge (2008)提到態度包含工具性的利害評價(有利的、有害的)、經驗性的情感評價(愉快的、

不愉快的)，以及整體性的優劣評價(好的、壞的)，它反映了個人對於某些事情的感受，認知、情感與行動傾向是態度組成的三向度，藉態度能瞭解社會大眾在社會中行使或可能發生的行為。

「態度」在野生動物保育與管理的研究上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Weigel 1983；Scott and Willits 1994)。Kellert and Berry (1980)依據科學的原則，為當地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FWS)設計一套衡量標準，

透過長期試驗及研究，釐清人們對於自然界抱持著哪些看法。量表內容主要用以評量美國一般民眾對野生動植物及自然界保育所持有的

態度。當中規劃了九項人類對野生動物的態度分類(表 5)，其調查結果同時呈現出美國社會在不同時期如何看待野生動物，以及在各項人口變項、參與活動、文化背景、以及各類生物物種如何左右人們對自然界的基本態度(Kellert 1996)。

表 5、Kellert and Berry (1980)所規畫之人類對野生動物態度分類與內涵態度分類內涵

實用的偏重功利的使用，藉利用野生動物資源滿足人類的各種需求與欲望。

自然的體驗與接觸野生動物。

生態的生態或科學的觀點都是以野生動物的物理結構、模式、機能為主。

美學的野生動物帶給人類美學感受，使人在欣賞過程中心生美感。

象徵的藉野生動物表達人類個人思想與情感。

支配的面對野生動物培養出克服自然、支配自然的能力。

人性的將人類的感性加諸於野生動物身上。

道德的對待野生動物具有倫理上、道德上的關注。

否定的野生動物引發人類產生厭惡、恐懼、以及憎恨等負面感受。

康乃爾大學(Human Dimensions Research Unit)與紐約州環境保育單位則另外發展出一份野生動物態度與價值量表 (The Wildlife Attitudes and Values Scale: WAVS)(Purdy and Decker 1989)。量表中將

在文檔中台灣民眾野生動物價值傾向對飼養野生鳥類態度之影響 (頁 2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