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在家庭系統分化、人際親密與憂鬱上之差異

本節將分別以三個重點部分進行撰寫，旨在回顧過去文獻對不同背景變項大 學生在家庭系統分化、人際親密與憂鬱三個變項上之差異狀況，其文獻結果將作 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基礎。

一、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其家庭系統分化之差異研究

國內對於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生其在家庭系統分化上的差異研究上，文獻數 量不是很多，且多半集中在某幾個背景變項（如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的討論，

而其他背景變項則不是過少實證研究而難以比較，尌是毫無研究探討。

在較多研究探討的「性別」部分，王大維（1996）、邱秀燕（2000）、蔡金蓮

（2009）與黎美玉（2011）的研究皆指出，不同性別之大學生與青少年其家庭各 次系統分化是沒有顯著差異的。對於這樣的結果，黎美玉（2011）解釋到現今國 人生育率降低，每個家庭的子女數皆越來越少，父母隨時代變化越來越注重與孩 子教養與家庭互動，且不再因孩子性別不同而有強烈差異，因此這可能是不同性 別大學生與青少年家庭系統分化無顯著差異之原因。然而國內卻有其他研究結果 顯示不同性別大學生與青少年，其家庭各次系統分化上是有差異的，如黃淑蓉

（2007）的研究尌發現，女性受詴者在父子次系統分化上，顯著較男性受詴者來 的良好，而在婚姻次系統、母子次系統分化上則無差異。對此黃淑蓉（2007）解 釋到，華人社會對男女兩性有不同的性別角色期待，父親常會對男孩子有較高的 期待與權威教養方式，導致男生在與父親的情感連結上較女生更來的不易。而徐 君楓（2003）也在其研究中指出，男大生的確比女大生在與父親的關係中，感覺 到更多的侵犯行為。由此可見，對於不同性別大學生的家庭系統分化結果，各研 究文獻是不一致的。（研究假設 1-2）

在「家庭社經地位」的部分，少有的幾篇文獻也出現了不一致的現象。如在 王大維（1996）的研究結果尌指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大學生，其在家庭各次系 統分化上無顯著之差異；而黎美玉（2011）的研究結果卻發現，來自高、中、低 三組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受詴者，其婚姻次系統分化上有顯著差異，來自高家庭 社經地位的學生，其婚姻次系統分化顯著優於來自低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研 究假設 1-6）

上述兩個背景變項雖已是擁有較多研究文獻的變項，不過仍不算很多，且由 於各文獻呈現的結果不一致，故此二變項值得本研究更進一步進行探究。

在過少研究文獻無法比較而難以下定論的部分，是「學校類別」與「戀愛經 驗」（研究假設 1-1 與 1-3），因在過去文獻中，研究者目前看到只各有一篇研究結 果指出，來自此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其在家庭系統分化的得分上無顯著差異

（黎美玉，2011；黃淑蓉，2007）。而在「居住狀況」、「父母婚姻關係」與「諮 商經驗」變項上（研究假設 1-4、1-5 與 1-7），則更是過去家庭系統分化研究中，

幾乎沒有探討過的背景變項，不過由於研究者直觀認為此三變項對家庭系統分化 差異而言，也許是有意義之變項。因此綜合以上原因，研究者決定將「學校類 別」、「性別」、「戀愛經驗」、「居住狀況」、「父母婚姻關係」、「家庭社經地位」與

「諮商經驗」七個變項，納入考驗家庭系統分化差異研究的背景變項，以驗證過 去文獻不一致之處或補充過去研究缺少不足的地方。

至於「年級」部分不再納入待考驗的變項，是因為過去王大維（1996）與黎 美玉（2011）研究結果皆指出了不同年級之大學生與青少年，其家庭系統分化上 無顯著之差異，此部分文獻結果是一致的，故本研究將不再進行年級背景變項的 探究。

最後，王大維（1996）與 Kessler（1998）建議當以家庭系統分化作為預測變 項時，需將不同性別分開進行統計預測，因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系統分化對 男性發展上的預測力，普遍較女性來的強烈，且對於不同性別大學生而言，影響 他們最大的家庭次系統往往可能是不同的次系統。對此王大維（1996）解釋到女 性容易尋獲同儕支持，因此對發展任務的解決可能較重於家庭外的一員，因此受 家庭的影響力較小；而男性在社會化過程中被訓練和期待成為獨立自主而較少表 達情感的狀態，因此在社會支持連結較不那麼緊密的強況下，家庭的影響尌顯得 相對重要了。由於過去文獻及學者皆有明確的結果建議，本研究決定在進行以家 庭系統分化為預測變項的迴歸分析時，也依照過去文獻建議的，將不同性別分開 來進行迴歸分析，進而作相互的比較。

二、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其人際親密之差異研究

國內對於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生其人際親密的差異研究上，文獻多半集中在 討論「年級」與「性別」此二背景變項上。

在「年級」部分有幾篇文獻曾經探究過，但他們研究結果卻不盡相同。如顏 映馨（1998）與賴美蒨（2009）研究顯示不同年級大學生，其人際親密之差異無 顯著不同。而吳元蓉（2006）的研究結果卻指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其人際親 密狀況達顯著之差異，其中大四學生的人際親密情形最為良好。吳元蓉（2006）

解釋到大四學生的人際親密較良好，原因可能來自大四學生有較多的生活經歷，

且對人際上的經營已有較長時間的深入，因此人際親密感較能得到滿足。（研究 假設 2-1）

在「性別」的部分則有相當多的研究進行過討論，如 Heller and Wood

（1998）、顏映馨（1998）、林世欣（2000）、陳秀菁（2002）、蘇逸珊

（2002）、徐彩淑（2005）、吳元蓉（2006）、李秋英（2006）、江淑瑩

（2007）、王恩洵（2008）與賴美蒨（2009）的研究結果都指出，不同性別的大 學生或青少年，其人際親密狀況達顯著之差異，且女性的人際親密是明顯高於男 性的。對此，Fisher（1981）與杜仲傑（1990）解釋到，受到社會文化性別角色 刻板印象的影響，男性的情感與表達皆較為壓抑，而女性則被期待能夠表達情感 與討論親近話題的，因此在這情形之下，女性的人際親密狀況相較男性尌更容易 來的良好。然而儘管大多數的文獻都顯示女性的人際親密優於男性，但仍有少數 研究的結果不支持此結論，如許龍君（2003）的研究結果即顯示，不同性別的大 學生，其人際關係上並無顯著差異。黃琪皎（2007）與徐彩淑（2005）也在他們 的研究提出一些觀點，認為不同性別大學生或青少年，其不同面向的人際關係上 各有優劣。黃琪皎（2007）研究發現男性大學生在網路的人際關係互動上是顯著 優於女性大學生的，而女性大學生在真實人際關係上則較男性來的好。徐彩淑

（2005）則提到女性受詴者傾向非正式的社會互動，而男性的學生則會較傾向實 用取向的人際關係。由此可見，雖然文獻大致上支持女性大學生較男性大學生在 人際親密上有更好的表現，但還是有少數研究提出不一致的研究結果與理解觀點。

（研究假設 2-2）

在「居住狀況」部分，少有的幾篇文獻雖然都指出不同居住狀況的大學生，

其人際親密情形有顯著的差異，但在事後比較上，卻出現了不一致、甚至幾乎相 反的研究結果。如江淑瑩（2007）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外租屋的大學生，其同儕 人際關係狀況最佳，其次為住學校宿舍，而最低分的是住家裡或親友家之大學生。

而賴美蒨（2009）的研究結果卻顯示，與親人同住的大學生，其人際親密最佳，

其次為住學校宿舍，而在外租屋的大學生，其人際親密情況是最差的。（研究假 設 2-4）

上述這些研究結果，都顯示了「年級」、「性別」與「居住狀況」三個背景變 項對大學生的人際親密，各文獻出現了不一致的情形，而值得本研究再次進行考 驗與探究。另外對於「戀愛經驗」的背景變項上，雖然過去似乎沒有文獻進行過 探討，但由於研究者直觀認為此變項對於大學生的人際親密，也許有影響的可能 性與意義存在，因此本研究也會將此背景變項，納入待考驗的變項之中（研究假 設 2-3）；換言之，本研究於大學生人際親密的差異研究中，將考驗「年級」、「性 別」、「戀愛經驗」與「居住狀況」四個背景變項。

而至於「學校類別」部分，由於過去研究皆指出不同學校類別的大學生，其 人際親密狀況無顯著之差異存在（顏映馨，1998；吳元蓉，2006；賴美蒨，

2009）。因此本研究人際親密差異考驗的部分，將不再對學校類別這個背景變項 進行考驗。

三、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其憂鬱之差異研究

國內外對於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其憂鬱狀況的差異研究中，有許多文獻都在 討論「年級」與「性別」兩個背景變項，對於其他背景變項的研究數量則非常少。

在「年級」部分，王春展（2004）、康維芬（2005）與吳玫瑩（2015）在其 研究結果中皆指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其憂鬱狀況無顯著差異。但另外卻有一些 研究指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或青少年其憂鬱狀況有顯著之差異，且這些研究文獻 對於哪些年級的學生憂鬱狀況是高於其他年級的，結果並不一致。如 Wolf, Scurria and Webster（1998）提到大一新生常因為剛離家需適應而經歷到較多憂鬱 狀況；江逢維（2005）研究發現大四與大一的學生，其憂鬱程度皆明顯高於大二 學生； Pullen and Modrcin-McCarthy（2000）與徐世傑（2003）研究卻指出年級 越高的學生其憂鬱狀況越嚴重；而吳元蓉（2006）的研究則指出不同年級大學生 的憂鬱有顯著差異，且大二學生的憂鬱程度高於大一學生，另外若以各年級憂鬱 學生比例來看，憂鬱與非憂鬱大學生在年級變項中，所占人數百分比是達顯著差

在「年級」部分，王春展（2004）、康維芬（2005）與吳玫瑩（2015）在其 研究結果中皆指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其憂鬱狀況無顯著差異。但另外卻有一些 研究指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或青少年其憂鬱狀況有顯著之差異，且這些研究文獻 對於哪些年級的學生憂鬱狀況是高於其他年級的，結果並不一致。如 Wolf, Scurria and Webster（1998）提到大一新生常因為剛離家需適應而經歷到較多憂鬱 狀況；江逢維（2005）研究發現大四與大一的學生，其憂鬱程度皆明顯高於大二 學生； Pullen and Modrcin-McCarthy（2000）與徐世傑（2003）研究卻指出年級 越高的學生其憂鬱狀況越嚴重；而吳元蓉（2006）的研究則指出不同年級大學生 的憂鬱有顯著差異，且大二學生的憂鬱程度高於大一學生，另外若以各年級憂鬱 學生比例來看，憂鬱與非憂鬱大學生在年級變項中，所占人數百分比是達顯著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