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紅色經典》的出現，在中國大陸來說是一種政治型態的表徵，以政治 為文學導向的大眾文學，同時兼具教化的意義，也含有通俗的娛樂形式，兩者的 結合，使得《少年紅色經典》應運而生。
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每一部文學經典都是經過時間考驗的，《紅色經典》
也不例外，其中的不少作品，都能在眾多的同類題材作品中脫穎而出，藉由小說、
戲劇、詩歌、漫畫等不同的形式呈現在眾人面前，新時代的今日，透過網路作為 傳遞的媒介，能夠使得一般大眾更快速的吸收相關知識，對於《紅色經典》故事 中精神的傳揚也更加有利。
余志平在〈關於「紅色經典」的幾點思考〉中，開宗明義地說道：「紅色經典」
最初指「文革」中出現的樣板戰2，後來被泛化推廣到指稱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 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歷程和普通工 農兵生活的典範性作品。」（《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 4 期，頁 55）。文革結束後，這類作品曾一度受到冷落，但在世紀之交，「紅色經典」
在大眾文化市場的鼓動下，漸漸復甦。
「紅色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其歷史過程大致是從二十世紀二 O、三 O 年 代所開始的「革命文學」，此時為「萌芽階段」；再來的「發展階段」，即是延安解 放區的「工農兵文學」；「成熟巔峰階段」則出現在五 O、六 O 年代的社會主義、
現實主義文學；到了文革期間，則成為了「衰變階段」，亦即所謂「無產階級文學」
的創作階段，至於人們一般所指的「紅色經典」，大多聚焦於五 O、六 O 年代所發 展出來的作品。
2 樣板戰是文革時代對廣大人民進行精神控制的工具，現在看來，即使還留有某些藝術特質，也不
當「紅色」和「經典」互為前提、互相連接的時候，一種特定的話語概念就 誕生了，只是因為「紅色」有它特定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背景，從而必然使「紅 色」的「經典」成為一種具有明確時代精神和文化標誌的作品。而對於經典的研 究，目的是為了尋求經典本身的當代意義，並通過當代人的闡釋，將其價值重新 定位。二十世紀的中國，強調「文藝大眾化」，在這波浪潮之下的思潮，意味著只 有知識分子接受這樣的「現代性」是遠遠不夠的，但這種「現代性」，只有在相當 成熟的政治條件下才有實踐的可能，毛澤東的《講話》，則是無產階級政治文化及 其文藝話語表述結晶而成的這種「政治力」，而「大眾化」的目的，就是將農民從 被表達的主體轉換為表達的主體，新的主體在現代性的邏輯下被塑造之後，必然 需要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
「革命鬥爭」是紅色經典作品的支撐性意象，其中對於英雄主義的建構，使 得「紅色經典」作為一種政治流行文化，成為民族記憶中的「集體無意識」。站在 中國大陸的歷史和角度來看，這些作品除了給予讀者革命化的思想啟迪與教育 外，其中所潛在的平民大眾對英雄的崇拜意識，以暴抗暴、捨生取義，以及主人 公身上那股超凡脫俗、浪漫傳奇的情調，和自由豪放、大無畏的人格氣魄風格，
更令人傾倒，例如《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等，都能恰到好處的將傳統文化 中隱惡揚善、民間的崇俠意識與革命意識形態巧妙的結合，因此這類的「革命英 雄傳奇」便迅速地填補了民間大眾的閱讀空間，成為雅俗共賞、老少皆宜的暢銷 作品。除此之外，「紅色經典」之所以成為大眾化流行作品，還有另一個特色，就 是它對當代「鄉土中國」的審美與書寫對於整個中國文學創作有某種獨特的存在 價值與創作啟示。
在此篇研究論文所探究的文本中，《小鐵道游擊隊》就是一本將史實改編成小 說、電影、漫畫呈現的最佳例證。《小鐵道游擊隊》是一部軍事紀實性的文學作品，
小說取材自魯南鐵道隊的抗日事蹟，再現當時中華民族抵抗日軍侵略的情況。作 者劉知俠在 1945 年前進鐵道游擊隊活動區域進行採訪，不論是生活或戰鬥，都和
隊員們並肩同行，甚至榮幸的成為鐵道游擊隊的榮譽隊員。中國電影史上，「十七
現一種新的審美認知方式，也有能力和歷史上的各種類型在互相參照中進行對 話。（《浙江社會科學》（2006 卷 4 期），頁 174。）「紅色經典」與「中國（農 村）敘事」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文學類型，在於其民族和歷史的特殊性，
亦可從中對當代中國農民革命思想和文學研究，在時間上對中國歷史進行反思。
如此一來，筆者認為，紅色經典的這套叢書，不僅提供閱讀的娛樂性，更有 著歷史觀點中由下往上的社會觀察意涵，能從大眾底層的視角表現出自內而外、
肯定自我的邏輯，更有甚者，由於西方國家鮮少有這類以農民為題材的小說，因 而也提供了世界上進行這種類型的小說研究，有更多不同的思想層面。
然而，弔詭的是，「紅色經典」究竟是不是屬於「經典」？這在大陸的學者們 也討論甚多，意見分歧。透過文獻可知，能夠著手檢驗的條件有三：一、作品的 時間超越性，二、精神內涵的普世性，三、民族文化的史詩性。一般人對於「紅 色經典」的質疑，首先必定是對於時間上的疑問，有人認為經典的界定，並需要 上百年的時間，但若依此標準，所有現代、當代的作家都不能列入其中，似乎有 違情理。至於精神內涵方面，「紅色經典」在藝術上和思想上都有一致的精神價值 取向，審美上追求崇高和壯美，思想上追求革命理想、自我犧牲、集體主義等，
這是一個國家在求生存發展的歷程中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之一，因此，做為表現 這種精神內涵的藝術載體的「紅色經典」，其重要意義是無庸置疑的。最後，「紅 色經典」的精神指標能否代表中國大陸的民族意識，是有待商榷的，紅色經典對 於理想、信念的執著與追求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再現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 程，建構了當時代的歷史記憶，發揚中華民族勇敢又堅韌的民族精神，然在紅色 經典中，左傾的思想佔了絕大部分，但是否就要因此否定「紅色經典」？是值得 每一位讀者深思的。因此，「紅色經典」即使有缺陷，但其重要的地位依然存在著，
滿足了人們懷舊心理和重新思考歷史與現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