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中的人性 ──《少年紅色經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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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林文寶教授

動盪中的人性

──《少年紅色經典》研究

研究生：劉品汝撰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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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兒童文學研究所」一直是自己心中的目標，有幸在兩年前的春天考上了這個研究所，進入兒童文學領域的大家庭，是一件令人興奮又期待的事情。一路走來，論文是個漫長艱辛的歷程，平時的課堂參與卻是歡樂大過於緊張與壓力的，每一回上課，浸淫在書香與童趣之中，都令人感覺如沐春風。

感謝指導教授願意在我遭遇書寫困頓的時候，從萬丈深淵中及時把我拉起，

提點論文當中的要點，並不斷的鼓勵我們，才能好不容易的完成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篇論文。也謝謝杜明城老師我論文提出寶貴的見解，加入了不同的思維，讓我有不一樣的思考方向；還要謝謝黃雅淳老師詳盡的叮嚀與建議，每一個細節都逃不過您犀利的雙眼，有你們的指導，使得這本論文更趨完善，也使我獲益良多，

真的很幸運！

當然，功不可沒的還有我們這一組同舟共濟的成員們。謝謝玲瀞姊姊不辭辛勞的將相關書籍從台東運到台北來，熱騰騰的送到我手中，並不時地提醒每個月的論文進度；謝謝一年多來，每回下課之後，在月黑風高的夜晚，願意載我一程的雅芬阿母，一起分享生活點滴、一起緊盯彼此寫作進展，有著莫大的快樂；謝謝雅雯和佳慧，沒有你們兩個引領在前頭，超越我進度很多，我也不會這麼有動力的不斷往前衝。除此之外，易軒也是這兩年研究所生活最重要的精神支柱之一，

不管開心、憂愁、苦惱的事情，我們都一同面對，無厘頭的你，常常是我歡笑的來源呢！

最後，感謝願意協助英文翻譯的珮妤表妹，讓我在受傷養病的這段期間，可以減少一些負擔。還有，謝謝每日生活在一起的家人，還有平日上班一起相處的同事們，有你們的包容和支持、合作與體諒，我才能在這個夏天順利的畢業。

成長的路上，有你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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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紅色經典》小說研究

摘要

由於本身喜愛戰爭小說，而以戰爭為背景的文本也不勝枚舉，只是絕大多數的書籍所涉及的背景不外乎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南北戰爭、韓戰、越戰等，但是身處現今無戰亂與動盪的台灣社會，養尊處優的孩童們對於這類的經驗，可說是無從體會，只能藉由故事的文字表現，讓讀者從中獲得相關的知識與體會。綜合上述，便促使筆者欲以此套《少年紅色經典》作為研究題材的動機，一來是因為小說的內容與台灣、中國大陸的歷史息息相關，讀者能夠認識兩者間緊密又特殊的關係，二來則能讓孩童了解戰爭下的生活是困苦與悲慘的，銘記在心，避免重蹈歷史的覆轍。

《少年紅色經典》這套少年小說叢書，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的角度切入，與我們熟知從中國國民黨的視角所看到的歷史事件大相逕庭，然而，這便是其中有趣的部分。本論文之第二章，介紹兒童文學與少年紅色經典，概略闡述何謂紅色文學與紅色經典？在中國的紅色經典，發展過程究竟為何？此外，筆者亦期待透過敘事學的觀點，分析這二十個故事的敘寫模式，包含情節模式、人物模式、場景設置等，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下，紅色文學故事的發展趨向如何，也讓筆者很感興趣，相關的論述，本篇論文之第三、四、五章將有更詳盡的說明。

台灣的學術界，或許由於意識形態、政治立場的關係，使得時空立場受到限制，導致這方面的研究極為稀少，論及中國大陸紅色文學的刊物或著述，確實難以蒐集。因此，筆者透過國內探究過的戰爭相關研究，以及中國大陸與紅色文學有關的期刊作為研究的輔助資料，以期使研究更有價值。

關鍵詞：少年小說、戰爭、紅色經典、紅色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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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Red Classic Teenager Novels

Abstract

Born in this peaceful island, many Taiwanese children have difficulties understanding those children who lived under the threat to lives. The only way t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se old tough times is reading. By reading war novels, children can upgrade their knowledge about wars, and learn a lesson from them as well.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d Teenager Literature from Narratology perspective. The resource of the study is a set of novels named “Red

Classic Teenager Novels”. Red Classic Teenager Novels are written from view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n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ough PRC and Republic of China (ROC) are closely located at geographical level, the ways they wrote stories are wide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worth being conducted. In Chapter 2, readers can understand the whole picture of Red Teenager Literature. Under a thoroughly analysis of Red Classic Teenager Novels, to identify the various stories taken place under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cluding plot mode, character mode, scene setting, etc. in Chapter3, 4, and 5.

Due to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ideology, there are rarely references about Red Literature in Taiwan. It is hard to collect documents related to Red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author carried out the study through some domestic war-related studies, and journals about Red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PRC.

Keyword：Teenager Novels, War, Red Classics Novels, Re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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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第壹章緒論... 1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1

第二節研究問題與目的...4

第三節文獻探討...6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步驟...13

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15

第貳章兒童文學與《少年紅色經典》... 16

第一節「紅色經典」的緣起...16

第二節紅色少年文學...20

第三節中國少年《紅色經典》...23

第四節《少年紅色經典》小說分析...27

第五節小結...39

第參章《少年紅色經典》的情節敘寫模式 ... 40

第一節情節敘寫模式在《少年紅色經典》中的運用...40

第二節數字「三」與「五虎將」...43

第三節逼上梁山與兩軍對壘...48

第四節復仇模式...53

第五節成長模式...58

第六節小結...65

第肆章《少年紅色經典》的人物模式... 67

第一節人物模式在《少年紅色經典》中的運用...67

第二節英雄母題...70

第三節群體化模式...78

第四節臉譜化模式...81

第五節忠奸對立模式...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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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少年紅色經典》的場景設置... 92

第一節場景設置在《少年紅色經典》中的運用...92

第二節暴力場...95

第三節飲宴場...101

第四節情欲場...104

第五節語言場...107

第陸章結論... 113

參考書目... 118

附錄... 122

一、「文學故事」系列...122

二、「英雄故事」系列...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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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論

本章在第一節裡陳述研究的背景與動機，說明筆者何以選擇這麼與眾不同的研究方向作為論文的主題；第二節則探討此一論文所欲釐清的問題與研究之目的究竟為何；在第三節內，針對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步驟，提出看法；最後的第四節，

便是這篇論文在書寫、研究時所遇到的範圍和限制。

依據這些部分，分別陳述，以期讀者們在閱讀之時，能對往後的內容有更詳盡的認識和了解，俾能更加明白筆者所欲傳達的訊息。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古以來，人們時常為了糧食、土地、族群、主權的利益而引發戰爭，從前有過，未來也勢必會繼續發生，因為，這個問題是一直存在著的，就如約翰‧康納利在《失物之書》裡提到的：「戰爭只是給人進一步放縱自己的藉口，謀殺免罪。

此戰之前有過戰爭，此戰以後也會再有；在戰爭的空檔之間，人們照樣互相爭鬥、

傷害、相殘、背叛，因為他們向來如此。」（頁 295）正因如此，戰爭的議題在文學中有著屹立不搖的地位，舉目所望，多數的小說文本談論的主題多偏屬於大規模戰爭的內容，例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越戰、美國南北戰爭等，這些令人耳熟能詳的時代背景，總有許多不為人知的小故事，因而成為了小說中的靈魂，藉以發揮，而我對這類的小說相當感到興趣。

然而，人們注重的不應只是那些最為人熟知的歷史事件，其他地域性的戰爭衝突，也常常造成該地區極大的改變，在台灣的青少年小說中，鮮少有以大陸與台灣關係為主的題材，例如：國共內戰、抗日戰爭，那樣一段動盪不安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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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百姓居民顛沛流離、居無定所，這兩場重要的戰爭雖都是台灣人民與大陸人民共同面對的史實，但卻因為後來政治立場上的不同，書寫的觀點便有所差異，

即便身處在這以多元文化風氣盛行而著稱的台灣，仍舊沒有太多的文本提及這樣的主題，更遑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角度來敘寫這類故事了。總的來說，戰火底下堅毅與不屈不撓的精神，和跨時代之中當時人們生活的情景，是現今孩童與少年甚難想像的，因此，我想，唯有透過小說的描述，一般人才能知曉過去的歷史、

過往的動盪所造成的不安，到底有多麼超乎理解的程度。

從 1927 年開始至 1937 年的第一次國共內戰、1937 年爆發的抗日戰爭，直至 1945 年再度展開的第二次國共內戰，還有中國大陸在近代 1966 年發起的著名「文化大革命」，都是一段段紛亂不解的歷史，資料的收集尚不算艱難，但若從大陸的角度和台灣的角度來敘述的同一件事情，即有明顯的不同。舉例來說，「國共內戰」

（又稱國共戰爭）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為爭奪中國正統政權而爆發的長期內戰，整個戰爭可分為第一次國共內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由於雙方並未正式宣布停戰，所以內戰在理論上尚未結束，對於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國共內戰是為「解放戰爭」，但對中國國民黨而言，則稱之為「動員戡亂」，兩者的立場顯著不同。

至於「文化大革命」，其指導思想源於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存在」理論，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歷史階段，在這個歷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兩條道路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復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行顛覆和侵略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理論。文化大革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場重大的政治運動，被廣泛認為是自 1949 年建國至今最動蕩不安的災難性階段，常被冠以「十年動亂」或「十年浩劫」，深深影響了當時生活在大陸的中國人，頻繁的政治運動令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了不少的資源，也造成了多數人民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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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安逸的這個年代，孩童幾乎無法感受到過去那般的痛苦與無奈，即便家中尚有曾經歷過戰亂的祖父母，或老一輩的家人，也都只能透過他們的傳述，

大略知曉當年實際情況之一二，因此，藉由文學作品的閱讀，可以讓兒童與少年對這類的議題有更深刻的體會和認識。《少年紅色經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所衍發出的小說故事叢書，共二十冊，分為「文學故事」和「英雄故事」兩個系列，

前者為原創的文學作品，後者為紀實的人物傳記，而作品中的英雄，不論是藝術形象還是生活原型，都是五、六 O 年代以來，全中國社會及青少年崇拜和追慕的偶像，影響深遠，是為精神支柱和行為典範。

台灣的青少年小說中，鮮少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本，

相關的研究資料更是蒐集不易，在生活安逸的這個年代，孩童幾乎無法感受到過去那般的痛苦與無奈，即便家中尚有曾經歷過戰亂的祖父母，或老一輩的家人，

也都只能透過他們的傳述，大略知曉當年實際情況之一二，因此，我希望藉由作品的閱讀，讓兒童與少年對這類的議題有更深刻的體會和認識，也試著從中剖析這類文學作品的敘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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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問題與目的

基於自己喜愛以戰爭為背景的小說為由，姑且不論台灣與大陸是否依舊屬於停戰狀態的國共內戰之情況，這套從中國大陸角度敘寫的革命小說深深吸引了我的注意，主要原因並不在於情節多麼的驚險或動人，而是，它提供了從「中國大陸」這個不同視角的閱讀觀點，來認識我們曾經在教科書上所了解的中國近代歷史。曾經，我們總是認為中國國民黨為善、中國共產黨為惡，或是那些看似光榮、

名留青史的過去，都是國民黨一手打下的輝煌戰績，如今，卻由於書寫角度的不同，有著不一樣的故事，換個立場想一想，的確無可厚非，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機會在別的國家出版的文本中，接受歧異。

《少年紅色經典》小說叢書，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的角度切入，

記錄並改寫了國共內戰、抗日戰爭以及文化大革命之下，一個個英勇赴義，動人心弦的小故事，戰役場景全都發生在大陸這塊土地上，除了傳達當時人民的生活，

和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歷史意識之外，筆者更希望能夠藉由敘事學的角度分析這類型的文學故事之模式，就如同一般的少年小說都有共通的「成長─啟蒙」

的型態一樣。除了立場、觀點之外，敘事方法也是我所關注的部分，筆者也期望能在這二十冊文本中，尋找出相似的模式，以此方式為研究主軸，歸納出結論藉由敘事學的理論，希望能夠進行這類文學故事模式的分析。

一、研究問題

（一）《少年紅色經典》所闡述的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歷史意識以及作家背景與作品之間的關連性為何？

（二）就敘事學的觀點而言，《少年紅色經典》小說中的情節模式為何？

（三）就敘事學的觀點而言，《少年紅色經典》小說中的人物模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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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敘事學的觀點而言，《少年紅色經典》小說中的場景設置為何？

二、研究目的

針對《少年紅色經典》小說中的故事內容之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討《少年紅色經典》中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歷史意識與作品之間的關連性。

（二）分析《少年紅色經典》小說中的情節模式。

（三）分析《少年紅色經典》小說中的人物模式。

（四）分析《少年紅色經典》小說中的場景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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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文獻探討

《少年紅色經典》是在國共內戰、抗日戰爭、文化大革命等背景下，所衍發出的小說故事叢書，共二十冊，分為「文學故事」和「英雄故事」兩個系列，前者為原創的文學作品，後者為紀實的人物傳記，而作品中的英雄，不論是藝術形象還是生活原型，都是五、六 O 年代以來，全中國社會及青少年崇拜和追慕的偶像，影響深遠，是為精神支柱和行為典範。

本節文獻主要分三部分來探討：一、專書論著；二、單篇論述；三、學位論文。期望這些相關文獻的討論，能輔以論文的書寫，做為有力的研究支撐。

一、專書論著

（一）《中國傳統小說敘事模式化的「紅色經典」》，韓穎琦。北京：人民出版社。2011 年 4 月。

多數人對於「紅色經典」或「紅色小說」這個名詞也許陌生、也許帶有偏見，

而在韓穎琦所著的《中國傳統小說敘事模式化的「紅色經典」》一書中，便為此下了註解，「紅色經典」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稱謂，指的是新中國成立前後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歷史和建國初期以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為題材的、在當時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一批「革命歷史小說」。（頁 1）。根據這樣的說法，書中所鋪排的背景，如抗日戰爭、國共戰爭，或是文化大革命之下的傳記、故事，都屬於此一範疇之內，這與筆者論文中所要談及的主題相當切合。

（二）《「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閻浩崗。北京：人民出版社。2009 年 8 月。

總括而言，「紅色經典」看似為政治色彩相當濃重的小說，閻浩崗也在《「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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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經典」的文學價值》裡頭提到，「紅色經典」小說是政治化的小說，這一點無可諱言。但如果僅是從政治化的角度來評價，勢必有所偏頗，因此，韓穎琦在《中國傳統小說敘事模式的「紅色經典」》一書的〈引言〉中強調，對「紅色經典」

的研究就是要將其放置到「歷史的現場」和「文學的現場」所共同營造的語境網絡中進行，既不抹煞一定歷史時期政治文學的規範和擠壓，更將目光投向小說文本內部，試圖揭示其文學性之所在。（頁 2）。從這本論著中，除了可以獲得「紅色經典」的政治性之外，更重要的是它的文學意涵，讓文本跳脫人為的操控，回歸文學本質，展現文藝之美。

（三）《二十年代革命小說的敘事形式》，王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年 10 月。

因為受政治、人事關係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很難達到客觀、真實的水平。現代文學研究學術性的不足，除受外部因素影響和干擾外，更主要的是研究者缺乏清醒的學術意識和方法。（頁 239）。革命，對於一個國家的建立而言，是重要也是不可或缺的。而這本書中，主要運用敘事學、社會學的方法，探討革命小說的作者群體、結構形式、敘事成規及其風格特徵，揭示革命小說敘事跟敘事主體、社會語境間的複雜關係，以此解決革命小說研究中的幾個焦點問題，即革命小說的敘事結構、審美特徵、文化功能和與五四文學傳統、現代都市社會、政治等語境間的關係，以推動革命小說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為革命小說研究的發展做出積極的努力與貢獻，讓筆者同樣在以敘事學角度研究這套「紅色經典」時，能有個可靠的依歸。

（四）《紅色意志的生成──二十世紀中國左翼文學研究》，方維保。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年 12 月。

本書從「左翼文學」開始談起，先界定「左翼」和「革命」的意涵。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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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化史上，「左翼」的本質就是「革命」，當然「左翼」也就理所當然地成為「革命」的代名詞。（頁 5）。這本書，透過開宗明義地闡述，再從歷史與文化的角度、浪漫主義、文學敘事主題等面向，分別說明其之間相關的關係，整合現代文學，運用整體眼光看待近百年的文學，而不是分段的割裂式分析，讓人讀來有耳目一新的感受與想法，在思考上也有不一樣的思維。

（五）《敘事學》，胡亞敏。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 12 月。

本書針對「敘事學」做了極為詳盡的說明，包含「敘述方式」、「結構模式」、

「閱讀類型」三方面，皆有條理分明的陳述，正因敘事學是關於敘事作品、敘述、

敘事結構以及敘事性的理論，以這樣的方式來解構故事，正好提供筆者一個更精確的思考模式與方向。期望能藉由筆者的分析，為讀者們重新審視敘事藝術的殿堂，對《少年紅色經典》這套叢書有嶄新的視野和感受。

本研究以紅色經典為研究主角，因此韓穎琦的《中國傳統小說敘事模式化的

「紅色經典」》和閻浩崗的《「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兩本參考專書提供大量的相關資訊，不僅能夠讓筆者更加了解紅色經典的敘事方式，更能知曉紅色經典在時代中所佔的文學意義；與紅色經典密不可分的時代趨勢，便是「革命」一詞了，因而「左翼」的相關研究亦是重要的參考來源之一，在方維保所著的《紅色意志的生成──二十世紀中國左翼文學研究》一書裡，便給予筆者更豐富的立論依據；緊扣本研究的剖析方式，即為「敘事」模式，想當然爾，胡亞敏的《敘事學》便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環節。藉由這些書籍的支持，讓研究者得以更清晰的了解每一冊小說的分析取向。

二、單篇論述

有關紅色經典的期刊論述，在台灣的學術界很難找到，另尋大陸的期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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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令人驚喜的發現，許多文獻與資料一覽無遺，雖然並非所有資料皆能全盤參考，

但有更多的訊息來源，也能擁有更多面向的不同收穫。

（一）韓穎琦。〈忠奸對立模式下的「紅色經典」叛徒書寫策略〉。《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 卷 1 期）。（2009 年 3 月）。頁 84-88。

叛徒是紅色經典的重要負面人物之一，叛徒的主要寫作策略具有很強的定型傾向。同時，由於叛徒首先屬於一方，然後到敵方，他們比那些堅定地站在自己的身邊，和一些漢奸的描述更為複雜。叛徒是多半是資產階級出身的政治思想的知識分子，而這就是作家的價值取向和寫作策略決定。叛徒深深打動人心，是因為叛徒創造且體現了「忠誠和變化莫測的」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我想，這正是

「紅色經典」會如此具有知名度的緣故。

（二）王建剛、姚曉萍。〈紅色經典與政治美學──1950 年代中國文藝思想研究之三〉。《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 卷 2 期）。（2007 年 3 月）。頁 17-23。

紅色經典作為一種特有的文學現象，構成了中國 1950 年代文學的主體，見證了當代中國社會的歷史沿革。紅色經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 1930 年代左翼文學運動時期，1950 年代獲得發達形態，它的影響至今猶存，特別是隨著「重寫文學史」

與「重讀經典」口號的提出及「重讀」、「重寫」工作的具體展開，對「紅色經典」

的重新審視成了不可迴避的話題，在強調其藝術性的同時，對其政治性維度的研究也發生了重心轉移，即將紅色經典與政治美學聯繫起來考察，促使筆者能夠釐清其生成的內在理路與外在機緣，以求對紅色經典進行全面而客觀的把握。

（三）楊經建、郭君。〈「大眾化」與「經典化」──「紅色經典」論之五〉。《浙江社會科學》（2006 卷 4 期）。（2006 年 7 月）。頁 171-176。

「紅色經典」既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話語指稱，更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進程中一種文學經典化的歷史遺產。在確認這種經典化文學遺產價值存在的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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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一個關鍵性的話語概念就是「大眾化文體」。本文先將「大眾化」作為一種「現代性」思想文化現象進行檢視，繼而從「大眾化文體」與革命意識形態、「大眾化文體」的「一體兩面」的審美言說方式這兩個論述層面，解析了「大眾化文體」在「紅色經典」中的審美構成功能和創作思維機制，並闡釋「紅色經典」是如何透過「大眾化文體」解讀世界、建構意義。

（四）徐曉利、賀立華。〈紅色經典文學中的「英雄之死」〉。《重慶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卷 3 期）。（2009 年 6 月）。頁 48-53。

紅色經典中的英雄之死是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表現內容，是革命者英雄人格的最終完成、革命理想價值的最高體現。英雄的死，進行了價值替代和有意義的補償，

個人價值被融入了集體價值，肉體的湮滅，意味著精神的永生等崇高意義的論釋。

紅色經典還對英雄之死的描寫採取特殊的敘事策略，使用了「觀看」模式和儀式性話語，這對當時人們的思想情感產生重大影響，但也形成對死亡的單一價值判斷和僵化的寫作模式。筆者發現，這樣的故事情節，在每一個故事中都有強調、

誇大的趨勢，亦是這類文本的特色。

三、學位論文

台灣目前尚未有以紅色文學作為研究主題的學位論文，然以抗戰時期或是戰爭主題為背景的文學研究論文則可見幾篇，雖與自己的研究主題沒有絕對關係，

但多數提及與戰爭相關的內容，仍極具參考價值。以下便針對這類研究論文做一簡單的介紹：

（一）符玉梅（2010）《台灣抗戰背景少兒小說中兒童形象之研究》這篇論文以台灣抗戰背景的少兒小說作為主題，選定五本故事時代發生於一八九五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一九四五日本戰敗投降、一九四九年國民政府軍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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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台的文本，以探討戰爭中的「小英雄」與「苦兒」為切入點，探究其在人物塑造、表現形式、情感內涵，以及這類小說在國家、民族及鄉土上所蘊含的意識，揭示戰爭少兒小說中形塑理想化兒童、樣版兒童或可謂兒童楷模的傳遞，以及文本呈現出國家民族意識的思想統治。文本裡，這種分析的形式不僅與自己正在研究的紅色文學相當符合，也恰好能與中共的思想做一對照，是很不錯的參考依據。

（二）陳素琳（2002）《集體記憶、尋根與認同──以臺灣兒童文學的歷史小說為例》以集體記憶的角度探討臺灣兒童文學歷史小說之創作特色。作者對情節與歷史背景的安排、角色的刻畫、議題的選擇與敘述作觀察，解釋歷史小說的集體記憶現象，比較與歸納了二十三部作品之異同，其事件背景與關鍵時刻包括一九四五年日本戰敗投降、都巿原住民回部落尋根、經濟因素影響認同的價值觀、主角對臺灣的想像與在臺灣的生活經驗、殖民經驗。雖然主要的對象為台灣而非中國大陸，但歷史小說中描繪的兒童與青少年之想像，多以吃苦耐勞、善良積極、奮勇抗敵的形象刻畫，我認為，

這類同樣希望傳達的人物刻劃模式和對歷史詮釋的態度是相似的。

（三）姜天陸（2005）《少年小說戰爭主題研究》以多本少年小說作為分析文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台灣現有的戰爭少年小說中，反映中（美）日戰爭、

納粹大屠殺與各國內戰為多，但反映亞洲各國戰火的作品尚且闕如，這也是為何我想要嘗試研究以大陸角度書寫的紅色少年小說為研究文本之原因。戰爭的議題，不外乎描寫殘酷的戰爭細節，但其最終目的多是在反對戰爭、歌頌愛的力量、肯定正義的價值，諷刺侵略國官方宣傳的荒謬與欺瞞，或是指責敵方毫無人性的殺戮與豪奪，而主角往往都能從恐懼、慌亂的事件中，領悟到人性善惡與是非，這樣頓悟後的決定，大多也都改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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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方向。尤其基於對於兒少主角在艱苦困頓、顛沛流離的大環境中，

如何克服重重難關、逆水而上的勇敢和堅韌，足以作為大時代下重要小人物的生存模式與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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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少年紅色經典》這套叢書，能夠著手討論的向度極多，此研究僅將《少年紅色經典》定位為「小說」，既非傳記，亦非以戰爭為主線的歷史小說，分析的過程中，純粹就其內容的情節、角色、場景等面向來探討相關內容，不牽涉歷史意識形態、大陸與台灣不同的政治立場，讓文本回歸單純的文學型態，來進行分析。

本研究不涉及個案研究及量化實驗，閱讀文本之後，主要以「文本分析法」

進行解析，根據《少年紅色經典》的主題，來比較、分析、綜合歸納，從中提煉出評述性的說明。主要依據各篇故事內的題材、人物角色、敘事技巧、情節等方面做深入探究，提供讀者對於這類性質故事的一種新思考方向。

筆者以「敘事學」的觀點來分析《少年紅色經典》這套書中，每一個故事的模式。其中各個項目的擷取，是以曾經研究過「紅色經典」的幾個向度來運用至此，探討這些向度在「紅色經典」中的敘事模式，在《少年紅色經典》是否也有相同的分析結果，抑或是出入甚大，這都是筆者所感興趣的部分。

敘事學理論起源於俄國形式主義，什克洛夫斯基、艾享鮑姆等人提出「故事」

和「情節」之間是有差異的，「故事」指的是作品敘述的按實際時間順序排列的所有事件，「情節」則側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現的實際安排與順序，這些，直接影響了敘事學對敘事作品結構層次的劃分。在敘事學被正式作為一門學科提出以前，它的發展已經蔚為壯觀，由神話和民間故事等初級敘事形態的研究，走向了現代文學敘事形態的研究，由「故事」層深層結構的探索，發展為對「話語」層敘事結構的分析。而在八 O 年代中期，敘事學理論開始被逐步介紹到中國，帶來了中國敘事學的繁榮。

敘事學的發展為當代小說創作帶來了重大影響。在小說裡，故事真實這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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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觀念被打破，作者在敘述中對虛構的故事進行自我顛覆，甚至敘述者直接出面點破故事的虛構過程。尤其是八 O 年代以來，小說在表現敘事的視角上有另一大顯著變化，傳統現實主義全知全能式的視角，逐漸轉移到敘事者所處的內視角，

以「我」的所見、所聞、所感來引導敘事，或者採取內外視角交叉、多元敘事視角達到對全知視角的叛離和超越。

因此，筆者在此一研究中，主要針對故事的情節、人物、場景，這三個部分進行較為深入的討論與評析，期望能發掘故事間的異同，給予讀者不同的觀看視野和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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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從「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到「紅色經典」時代，文藝「大眾化」已是二十世紀中國文藝思潮日益強化創作觀念與現象的主軸。本研究所使用到的這套《少年紅色經典》，是第一套在中國大陸出版的紅色經典小說，在文學上具有時代性的意義，後又因開放改革正值三十年之際，進行再版，足以見得其重要之地位。

然而，台灣相關的出版書籍較少，參考資料多半來自於中國大陸，獲取書目較不容易，此外，台灣對於這些史料和資訊的來源並不是相當充足，且涉及台灣與大陸兩方的政治意識形態，要以客觀且全面的角度審視過去的這段歷史，非容易之事。

時空上的限制，是筆者在撰寫此篇論文時重要的限制，除了台灣的資料找尋不易，國家的政治立場更是主要的阻礙之一，然而，文學若是受制於政治影響，

就太過於偏狹、不夠客觀了，因此為彌補上述之缺憾，筆者盡力搜羅相關可運用之文獻，進行有依據的分析，亦是個人相當重要的課題。由於此類議題在台灣的文學界尚未盛行，所以，筆者之研究過程雖常遇困頓，但在兒童文學的研究上，

卻是具有相當程度意義的里程碑，可提供往後的研究學者一個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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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兒童文學與《少年紅色經典》

世界各地，都有紅色文學的產出，本章除了介紹「紅色經典」的緣起之外，

也特別著眼於中國大陸的紅色經典文學歷史，並針對筆者所研究之《少年紅色經典》的二十本文本進行剖析，一共分為情節模式、人物模式、場景模式等三個面向，以敘事學的觀點作為分析主軸，期望讀者對於《少年紅色經典》能夠有更精確的認識。

第一節「紅色經典」的緣起

「紅色經典」之所以得名，是為了其使用上的方便，「紅色」指的是政治傾向，

是中國民間文學和大眾文化、通俗文學的政治化表述；「經典」則是指其影響巨大，

以及對於一個時代文學面貌是具有代表性的。因此，「紅色經典」小說是中國的政治話語與中國傳統通俗敘事的結合體。汪政在〈紅色經典：一次文化事件〉中提到：「經典，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生產、累積、選擇與傳承的結果，是民族的精神遺傳與文化記憶。民族文化的認同有時就是借助自己的經典來進行的。」（《文藝評論》，2005 卷 5 期，頁 39-44）。因此，「紅色經典」與文化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其實在任何文化中，都有維護經典與反對經典的對立存在，人們藉由這些經典來確證自己的歷史，尋找族群的精神記憶。

法國大革命之後，國民會議召開之時，主張民主、自由的激進派坐在左邊，

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邊，無形中形成了左右兩派；而十九世紀以來，歐洲國家的議會也慣以左右兩邊就座，因此，左派、右派漸漸成為政治上激進或保守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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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在方維保的《紅色的意義》一書中提到，一般來說，傾向於社會主義目標的是左翼，對立的面則一般是右翼，當這樣的名稱進入中國世界後，有了不一樣的思維，在第一次國共戰爭後，「左翼」用於指稱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的政治活動，

於二十世紀二 O 年代末期和三 O 年代，這個概念普遍的被運用在文化範疇上，指稱一些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文學或文化活動。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左翼」的本質是「革命」，當然，「左翼」也就理所當然的成為「革命」的代名詞了。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勝利的影響和帶動，革命的左翼文學運動在世界文壇颳起了一陣紅色旋風，形成了著名的國際性「紅色三十年代」¹。此一時期，從歐洲橫跨到亞洲，一股洶湧彭湃的左翼文學潮流掩蓋了以往平靜的大陸。

蘇聯於 1920 年代中期開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相當活躍，出現了一些文學團體，如「左翼藝術陣線」、「莫斯科無產階級作家聯合會」（莫普），而莫普在 1924 年發表《告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作家書》，對全世界許多國家產生了廣泛的影響。1925 年又成立了「全俄無產階級作家聯合會」（瓦普），後改名為「俄羅斯無產階級作家聯合會」（拉普），1930 年時聯合成立了「全蘇無產階級作家聯合會聯盟」（伏阿普），主導了蘇聯文學的發展。

在德國，1920 年代中期也出現一批工人作家，到 1928 年成立了德國無產階級作家聯盟。

美國則是在 1929 年發生了經濟大蕭條，各種社會矛盾現象漸漸顯現。1930 年代開始，美國左翼作家急速擴大，成立了許多左翼文學團體和組織，創辦了各種文學刊物，並在美共領導下舉行了多次會議。創作方面，美國左翼作家也發表了不少優秀的作品，例如社會抗議小說《美國牧歌》、《我嫁了一個共產黨》和《人性污點》，被合稱為「美國三部曲」，描述戰後美國從麥卡錫白色恐怖，歷經越戰

1「紅色三十年代」一詞來自美國記者兼作家──尤金‧萊昂斯，在 1941 年出版的《紅色的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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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柯林頓性醜聞這段漫長過程的風俗誌和心靈史。

左翼文學與五四運動的民粹思想有著密切的關連。從蔡元培開始喊出「勞工神怪」的口號之後，這樣的思想就在五四時期蔓延開來；周作人著的《平民的文學》，倡導的就是平民主義；劉半農則深入民間，收集民歌，提倡大眾化的概念。

越來越多的左翼知識分子將這種民粹思想付諸革命行動，試圖利用社會革命來實現勞農專政的社會理想。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深受階級鬥爭的影響，沒有階級鬥爭理論的存在，就沒有 1930 年代的中國左翼文學，也就沒有 1940 年代的延安工農兵文藝，更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一系列紅色經典。賀立華在〈階級鬥爭理論與 20 世紀上半葉的中國文學〉文章裡表示：

階級鬥爭理論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年《共產黨宣言》中首次提出來的，

其主要內容包括階級鬥爭的歷史觀、消滅私有制的無產階級目標以及實踐這個目標的暴力革命的手段。但階級鬥爭理論在歷史發展過程中被簡化了，繼承者們在此理論的左翼進行了極端化的發展，對『暴力革命』理論進行了片面的強調和激進的實驗，而對馬克思、恩格斯其後的許多相關理論卻有意無意的淡化或忽略了。（《齊魯學刊》，2005 卷 5 期，頁 94-100）。

因為階級鬥爭理論，才有了二十世紀上半葉中國文學的這般型態，姑且不論是好是壞，對於文學的表現與發展，確實有著不可抹滅的影響。

世界各國都有屬於自己的「紅色文學」，其代表的意義即為「愛國文學」，特別是為了建國而激進犧牲的偉大英勇事蹟，羅列成為這一類的少年小說。韓穎琦在《中國傳統小說敘事模式的「紅色經典」》提到：「『紅色經典』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稱謂，指的是新中國成立前後，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歷史和建國初期以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為題材的、在當時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一批『革命歷史小說』。」

（頁 1）。在這樣的背景及因素之下，中國大陸因而產生了具有獨特歷史記憶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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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革命精神的「紅色經典」。

正如韓特在〈紅色經典急議〉一文中所說：「紅色經典的大出彩，是政治需要，

是毛澤東所謂『政治與文藝結合』的產物。文學創作本身就是新的國家和社會創造的不可分割的一部分。」（見《電影評介》，2007 卷 8 期，頁 83-84）。在 1949 年 7 月的第一次文代會議中，已經具體規畫出新中國文學發展的模式，確定「文藝是為了服務人民大眾」的方向，為紅色經典的巔峰「十七年文學」的發展創造了極佳的條件。然而，如果能讓知識分子成為一個獨立的群體，非左派，亦非右派，而是純粹創作的創造派，那麼，更能讓社會成為一個理想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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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紅色少年文學

群體不僅衝動、善變，甚至野蠻暴躁，人數上的優勢使他們從來沒有想過有什麼事情或人物可以阻礙其欲望的實現，因為對群體而言，沒有什麼是不可能的。

身為群體的一員，便會意識到這個群體所賦予的力量，足以喚起他殺人、搶劫等任何可能的摧殘念頭，並付諸行動。Gustave Le Bon 在《烏合之眾》書中也說：「群體永遠徘徊在無意識邊緣，隨時接受一切暗示的指揮。他們表現出所有強烈的情感，這種情感是缺乏理性、批判力且極端輕信的人所獨有的。」（頁 65）。闡釋這種集體的幻覺機制，是如何有效地在歷史的過程中經常發生，在暗示、渲染的作用下，使得成千上萬的人目睹了這些現象。

在中國大陸，影響「紅色經典」的作者創作心理與創作方法，最直接的影響因素就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解放區文學傳統，最為明顯的的例子就是中國古典文學，其次是二十世紀二 O 年代到三 O 年代的「革命文學」或左翼文學傳統，以及蘇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西方浪漫主義文學傳統。閻浩崗於《「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一書中提到：「『紅色經典』也繼承借鑒了中外文學遺產，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學遺產和蘇聯文學，與『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也並不絕緣，接受其他文學因素的影響絕大多數是在毛澤東文藝思想容許範圍內。」（頁 228）。

雖然毛澤東的《講話》提倡寫工農兵的故事時，將「工」放在最前面，但在當時的中國工人數量太少，百姓中以農民和士兵佔了絕大多數，因此，即使在 1949 年後，文學作品裡，特別是長篇小說中成功描寫工人生活的作品仍然極少。而農民形象在小說中得到重視，直至充分表現，開始於五四運動以後。

而在作品中，理想化人物與樂觀明朗基調是最重要的兩個元素，理論上、美學上值得討論的，是「英雄」和「樂觀」。雕塑英雄人物是中外敘事文學悠久的傳統，遠比描述凡人瑣事的作品出現得更早。如何區分「英雄」和「理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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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別，閻浩崗的《「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認為：「『英雄』可能是能力、品德方面已經定型的，也有可能是開始處於發展成長過程，到作品後才成熟，但成熟後仍有缺點的；『理想人物』則一般是已經成熟，一出場就定型的。前者側重能力

（勇氣、武力、智力），後者偏重道德。」（頁 237）。

蘇聯文學與中國「十七年」時期出現的「紅色經典」為文學史提供了獨特的

「光明夢」，這種「光明夢」不在於深刻揭示現實真相，而是能確實提供讀者精神的陶冶與鼓舞，比起過去特殊環境中專斷的排他性，在後世的環境中已不復存在，人們也才能用審美的角度，在欣賞這類作品的同時，也去欣賞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作品的意涵。

閻浩崗也在《「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中提到：「文學史家總是對文學的發展，按其總體審美特徵的差異而劃分為不同時段。」（頁 253）。意即在文學發展的不同階段，即使兩個時期的審美與價值取向有著很大的差異，後一時期的文學必定受到前一時期極大的影響，對於前一階段的文學，後代作家也許是發揚光大，

也許是進行顛覆。早在 1992 年，閻浩崗就曾指出，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有順承式的革新，即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增加新元素，也有逆反式的革新，即對現行的東西反其道而行。「逆反」是文學發展上極為常見的現象，往往是使文學產生飛躍的動因，當一種文學傾向、潮流或創作方法發展到頂點和各種特徵推向極致，

文壇必然會出現逆轉。然而，「逆反」並不意味「斷裂」，新的文學與傳統文學總有著切不斷的關係，即使是逆反，也是傳統文學從另一面對新文學所產生的影響。

舉例來說，中國文學史上，唐代古文運動是對六朝文學的逆反；「五四」文學是對全部封建文學的逆反；解放區文學是對「五四」知識分子菁英文學的逆反。西洋文學史上，文藝復興和古典主義都以希、羅文學為典範；浪漫主義與中世紀文學也有一定的關連；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是文藝復興時期現實主義文學的新發展；現代主義雖號稱徹底反傳統，但在重視主觀表現、弘揚自我這一觀點上，卻與浪漫主義類似，因而也曾有「新浪漫主義」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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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本確實有其獨立性，是一個相對獨立的藝術世界，涉及歷史，但不屬於任一時期的歷史、也不是歷史的註腳或圖解，有著自身的邏輯性，並且隨著時空背景的變遷，與其描述的歷史背景或多或少有所疏離，而呈現出不同的道德與審美標準價值。因此，少年紅色文學的產生，不僅是國家政治立場的凸顯，更希望藉由這樣的宣導，藉由少年書籍的改寫、改編，將思想融入成人以下學童的生活中，藉以達到教化的目的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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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中國少年《紅色經典》

《少年紅色經典》的出現，在中國大陸來說是一種政治型態的表徵，以政治為文學導向的大眾文學，同時兼具教化的意義，也含有通俗的娛樂形式，兩者的結合，使得《少年紅色經典》應運而生。

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每一部文學經典都是經過時間考驗的，《紅色經典》

也不例外，其中的不少作品，都能在眾多的同類題材作品中脫穎而出，藉由小說、

戲劇、詩歌、漫畫等不同的形式呈現在眾人面前，新時代的今日，透過網路作為傳遞的媒介，能夠使得一般大眾更快速的吸收相關知識，對於《紅色經典》故事中精神的傳揚也更加有利。

余志平在〈關於「紅色經典」的幾點思考〉中，開宗明義地說道：「紅色經典」

最初指「文革」中出現的樣板戰²，後來被泛化推廣到指稱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精神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領導的革命建設歷程和普通工農兵生活的典範性作品。」（《湖北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 4 期，頁 55）。文革結束後，這類作品曾一度受到冷落，但在世紀之交，「紅色經典」

在大眾文化市場的鼓動下，漸漸復甦。

「紅色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其歷史過程大致是從二十世紀二 O、三 O 年代所開始的「革命文學」，此時為「萌芽階段」；再來的「發展階段」，即是延安解放區的「工農兵文學」；「成熟巔峰階段」則出現在五 O、六 O 年代的社會主義、

現實主義文學；到了文革期間，則成為了「衰變階段」，亦即所謂「無產階級文學」

的創作階段，至於人們一般所指的「紅色經典」，大多聚焦於五 O、六 O 年代所發展出來的作品。

2 樣板戰是文革時代對廣大人民進行精神控制的工具，現在看來，即使還留有某些藝術特質，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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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紅色」和「經典」互為前提、互相連接的時候，一種特定的話語概念就誕生了，只是因為「紅色」有它特定的歷史文化、社會政治背景，從而必然使「紅色」的「經典」成為一種具有明確時代精神和文化標誌的作品。而對於經典的研究，目的是為了尋求經典本身的當代意義，並通過當代人的闡釋，將其價值重新定位。二十世紀的中國，強調「文藝大眾化」，在這波浪潮之下的思潮，意味著只有知識分子接受這樣的「現代性」是遠遠不夠的，但這種「現代性」，只有在相當成熟的政治條件下才有實踐的可能，毛澤東的《講話》，則是無產階級政治文化及其文藝話語表述結晶而成的這種「政治力」，而「大眾化」的目的，就是將農民從被表達的主體轉換為表達的主體，新的主體在現代性的邏輯下被塑造之後，必然需要以自己的方式來表達自己。

「革命鬥爭」是紅色經典作品的支撐性意象，其中對於英雄主義的建構，使得「紅色經典」作為一種政治流行文化，成為民族記憶中的「集體無意識」。站在中國大陸的歷史和角度來看，這些作品除了給予讀者革命化的思想啟迪與教育外，其中所潛在的平民大眾對英雄的崇拜意識，以暴抗暴、捨生取義，以及主人公身上那股超凡脫俗、浪漫傳奇的情調，和自由豪放、大無畏的人格氣魄風格，

更令人傾倒，例如《林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等，都能恰到好處的將傳統文化中隱惡揚善、民間的崇俠意識與革命意識形態巧妙的結合，因此這類的「革命英雄傳奇」便迅速地填補了民間大眾的閱讀空間，成為雅俗共賞、老少皆宜的暢銷作品。除此之外，「紅色經典」之所以成為大眾化流行作品，還有另一個特色，就是它對當代「鄉土中國」的審美與書寫對於整個中國文學創作有某種獨特的存在價值與創作啟示。

在此篇研究論文所探究的文本中，《小鐵道游擊隊》就是一本將史實改編成小說、電影、漫畫呈現的最佳例證。《小鐵道游擊隊》是一部軍事紀實性的文學作品，

小說取材自魯南鐵道隊的抗日事蹟，再現當時中華民族抵抗日軍侵略的情況。作者劉知俠在 1945 年前進鐵道游擊隊活動區域進行採訪，不論是生活或戰鬥，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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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們並肩同行，甚至榮幸的成為鐵道游擊隊的榮譽隊員。中國電影史上，「十七年電影」³佔據著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戰爭題材的故事，結合電影元素，重大的歷史背景與濃厚的鄉土氣息相輝映，即在 1957 年北京人民廣播電台和北京日報聯合舉辦的國產片評選中，列入當年最受歡迎的十片之一。而這套連環漫畫一上市就深受人們喜愛，廣為流傳，讀者一致認同它氣勢磅礡、引人入勝，彷如在看電影一般生動、緊張、扣人心弦。此外，這本創作亦被取作劇作表演之用，傅泰臣在自編自演的《血染洋行》之中，便因將風采各異的游擊隊員形象刻畫得十分生動，這部作品便迅速成為一枝奇葩。

另在 1980 年，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外國語學部的教授，井上隆一先生，也將《鐵道游擊隊》翻譯成日文，於 1982 年將譯本送給劉知俠，並在序言中，對日軍種種罪行，和對中國無辜民眾的暴孽做出了虔誠的反省。1985 年，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了 12 集電視連續劇。1995 年，為紀念抗戰勝利 50 周年，峨嵋電影製片廠、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一同拍攝了電影《飛虎隊》，亦是改編自《鐵道游擊隊》。樊星便在《永遠的紅色經典─紅色經典創作影響史話》一書中讚揚道：「劉知俠創作的優秀小說催生了優秀的電影、連環漫畫和評書；而優秀的電影、連環漫畫和評書又進一步推動了小說的普及和經典化。」（頁 96）。在在顯示出好的作品也能夠使《紅色經典》普及化與大眾化的特性，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促使百姓們也能夠了解其中的意涵和精神象徵，也正是所有文學所期待得到的效果。

正如同〈「大眾化」與「經典化」──「紅色經典」論之五〉這篇文章中所闡述的，每一種藝術表達方式都需要做一個文學的類型處理，它做為知識的一部份必須首先是自在的，因為它有自己的內在邏輯方法論；同時它還應該是自由的，

即以「紅色經典」的當代「中國（農村）敘事」而言，能通過特定的文學形式體

3 十七年電影，是學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到「文革」前國產電影的總稱，從 1949 到 1966 年，

在時間上整整跨了十七年的時間。這階段的電影，以為工農兵服務為理念，以表現「人民戰爭」，

塑造「人民英雄」，凸顯革命英雄主義、樂觀主義為價值取向。（樊星，《永遠的紅色經典─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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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種新的審美認知方式，也有能力和歷史上的各種類型在互相參照中進行對話。（《浙江社會科學》（2006 卷 4 期），頁 174。）「紅色經典」與「中國（農村）敘事」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文學類型，在於其民族和歷史的特殊性，

亦可從中對當代中國農民革命思想和文學研究，在時間上對中國歷史進行反思。

如此一來，筆者認為，紅色經典的這套叢書，不僅提供閱讀的娛樂性，更有著歷史觀點中由下往上的社會觀察意涵，能從大眾底層的視角表現出自內而外、

肯定自我的邏輯，更有甚者，由於西方國家鮮少有這類以農民為題材的小說，因而也提供了世界上進行這種類型的小說研究，有更多不同的思想層面。

然而，弔詭的是，「紅色經典」究竟是不是屬於「經典」？這在大陸的學者們也討論甚多，意見分歧。透過文獻可知，能夠著手檢驗的條件有三：一、作品的時間超越性，二、精神內涵的普世性，三、民族文化的史詩性。一般人對於「紅色經典」的質疑，首先必定是對於時間上的疑問，有人認為經典的界定，並需要上百年的時間，但若依此標準，所有現代、當代的作家都不能列入其中，似乎有違情理。至於精神內涵方面，「紅色經典」在藝術上和思想上都有一致的精神價值取向，審美上追求崇高和壯美，思想上追求革命理想、自我犧牲、集體主義等，

這是一個國家在求生存發展的歷程中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之一，因此，做為表現這種精神內涵的藝術載體的「紅色經典」，其重要意義是無庸置疑的。最後，「紅色經典」的精神指標能否代表中國大陸的民族意識，是有待商榷的，紅色經典對於理想、信念的執著與追求是一種集體無意識，再現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歷史進程，建構了當時代的歷史記憶，發揚中華民族勇敢又堅韌的民族精神，然在紅色經典中，左傾的思想佔了絕大部分，但是否就要因此否定「紅色經典」？是值得每一位讀者深思的。因此，「紅色經典」即使有缺陷，但其重要的地位依然存在著，

滿足了人們懷舊心理和重新思考歷史與現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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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少年紅色經典》小說分析

藉由故事書寫方式中的「情節模式」、「人物模式」、「場景設置」這三個層面，

將本研究的二十個文本加以評析，透過筆者的觀點，來闡述各種模式與每一則故事內容的交互關係。

在《少年紅色經典》當中，不論是文學系列的故事，或是英雄系列的文本，

情節模式中，「復仇模式」和「成長模式」運用的最多，可以見得，文本中多將復仇革命這件事，給合法、合理化了，另也著重在主角心路歷程的茁壯；而人物模式之下，「英雄母題」、「群體化模式」、「臉譜化模式」和「忠奸對立模式」都有不少的使用，詳細描述了每一位角色的特色；至於場景設置的部分，則以「暴力場」

和「語言場」表現得最為驚人，幾乎每一個故事都有這些場域的配置，「飲宴場」

和「情慾場」相對的少了許多，筆者猜測，這是由於這套叢書的閱讀對象為青少年，因此，這兩種場面的安排也被刻意的簡化帶過。

「文學故事」系列

情節模式人物模式場景設置

數字﹁三﹂模式逼上梁山與兩軍對壘模式復仇模式成長模式英雄母題群體化模式臉譜化模式忠奸對立模式暴力場飲宴場情慾場語言場

《閃閃的紅星》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小游擊隊員》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小金馬》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找紅軍》 ˇ ˇ ˇ ˇ

《小鐵道游擊隊》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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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小八路》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小鐵頭奪馬南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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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死的王孝和》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江姐》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小黑馬的故事》 ˇ ˇ ˇ ˇ ˇ ˇ

一、情節模式

數字「三」的模式中，其實還包括了「五」的模式，因為「三」和「五」這兩個數字在中國民間文學裡頭，使用的相當廣泛。所以，就筆者的見解，文本中像是《江姐》的故事編排，也恰好符合其中「三人一組」的模式，江竹筠、曾紫霞、李青林是這個故事中的三個主角，情節發展隨著這三個人所遭遇的困境，而有高潮起伏。至於《不死的王孝和》則是另外一種形式的數字模式，故事情節中欲將王孝和治罪的過程，總共經歷了三次捏造假資料的片段，第一回合是在街上發放傳單製造假消息，第二回合則是要求工程師幫忙提供偽證，第三回合終於找到了願意製造假口供的人，而將王孝和定罪。

在《閃閃的紅星》裡頭，所謂的「兩軍對壘」是中國共產黨同時對抗中國國民黨和日本軍閥的故事。《小鐵頭奪馬南征記》和《兩個小八路》則是以紅軍對抗日軍而寫成的故事，從《小鐵頭奪馬南征記》中士兵所喊出來的口號：「參加八路軍最光榮！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剷除漢奸賣國賊！」（頁 91）。不難發現，大陸本土的紅軍，對於日軍有多麼的仇視和不悅，壁壘分明的立場，加強了兩方敵軍戰爭的煙硝味，讀起來也更具有戲劇張力。

以本研究之文本而言，《江姐》這本書並非全然為了「什麼人」而進行報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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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江竹筠求學時期的「丁老師」的事件埋下了她加入共產黨、起身革命的種子，

當時老師被秘密逮捕卻不知去向，這讓江竹筠心中滿懷著為挽救民族危亡，不惜犧牲一切的激動情感，從個人的小恨，轉而成為國家的大仇，也算是「復仇」模式中的一種情節描寫形式。《閃閃的紅星》講述小主人翁在幼年時期，看到爸爸因為戰爭而受傷、又繼續替紅軍奮戰而不知去向，媽媽為了掩護同志而犧牲，激發了潘冬子報復之心。

《小金馬》中的主人翁，出生於農村，是個不折不扣的農家子弟，「由農民到戰士」的成長模式，十分符合小金馬的處境，生性好動又有領導能力的他，是村裡兒童團的團長，經歷了爺爺和爸爸相繼被國民黨軍迫害致死，小金馬開始追隨爸爸好友胡叔叔、劉叔叔的腳步，參加革命軍，一心要為家人報仇。「知識分子的蛻變與重生」的敘事型態，《江姐》的故事極具代表性，從小在學堂裡接受教育的她，特別鍾愛歷史課，讓她開始對周遭的大環境有更深的認識和責任感，參加革命黨，便開啟了他的革命生涯與成長，雖遭受叛徒的出賣，他卻抵死不從、

不願屈服，鋼鐵般的意志，就是在革命的過程中歷練出來的。

二、人物模式

有關於英雄母題的鋪排，《閃閃的紅星》正表現出英雄成長過程中該有的「磨難」情節，主角潘冬子親眼見到媽媽為了同志，而犧牲自己，孤單一人的他在困苦的日子裡單打獨鬥，求生存，過著顛沛流離的生活，然後慢慢成長、茁壯。《小鐵道游擊隊》和《小鐵頭奪馬南征記》的主人翁也是小孩子，他們在戰火中飽受艱辛與困頓，本身勇於對抗的革命精神，促使他們能取信於共產黨員，一次次的練習、一次次的努力，終能在槍林彈雨中奪取勝利，難能可貴，亦屬於成長的磨練。《小金馬》的故事中，有磨難的情節描寫部分，也有英雄成功的形象，自從爸爸壯烈成仁後，小金馬決心為父報仇，在烽火連天的戰爭歲月裡，跟著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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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們四處奔走，成功的立下戰功，是位優秀的小戰士。相反的，英雄系列中的故事，多為悲劇性的英雄人物，以《不死的王孝和》為例，王孝和身為一名年輕有為的知識份子，加入共產黨後，以黨為家、以革命為己任，因在電力公司籌畫罷工運動被捕，寧死不屈的精神，使他從容就義，榮耀遺世。

群體化模式，造就了許多英雄集團，而在少年紅色經典中，也不乏英雄群體的出現，這種寫作的力量極大，會給予讀者震撼的感覺。像是《小鐵道游擊隊》

中的小張、小朱、小銀，這三個娃娃兵總是湊在一起，形影不離，跟隨著游擊隊東征西討，是小小的英雄團體。除了能夠英勇抗敵之外，道德操守也是英雄所應該具備的條件之一，《不死的王孝和》和《江姐》都就具有這樣的特質，面對刑台、死亡，毫不畏懼，崇高的道德修養，是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傳承下來的優秀情操。

用臉譜化的模式來看，《閃閃的紅星》裡便有反面人物的存在，主角潘冬子被爸爸的朋友帶進一戶人家，號稱師娘的角色，是個高高瘦瘦、嘴唇又薄又大的婦女，討人厭的胡漢三是個有著一臉橫肉的微胖中年男子，粗獷又豪邁，並非善類。至於扁形人物，筆者認為，所有少年紅色經典的主角，都是扁形人物代表，

《兩個小八路》的主角孫大興，就是一個不折不扣的例子，外表強壯、挺拔，內心剛強、堅忍不拔，具有正向的性格，鮮明活躍的描述，是他得以令讀者牢記的原因。

少年紅色文學，忠奸對立的模式，在每一個文本中都能一目了然，主角是

「忠」，敵方的角色一定是「奸」。《不死的王孝和》、《江姐》這兩本書中的故事主角，在加入共產黨之後，就死心塌地的為黨付出，以黨交付的任務為己任，

盡心盡力，就算捐軀也在所不惜。而《找紅軍》、《小鐵道游擊隊》、《兩個小八路》、《小金馬》、《小游擊隊員》這幾個文本，故事的主人翁年紀雖小，忠心愛國的心卻不輸給每一位大人，對國家的愛護和關懷，就是他們「忠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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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景設置

《小游擊隊員》和《找紅軍》的暴力場景都是「戰場」，不是血光四濺的黃沙戰場，取而代之的是溫馨的同袍之情，筆者認為，這也是一種不同的表達方式。

而在《小金馬》、《小鐵道游擊隊》、《兩個小八路》《小鐵頭奪馬南征記》和《小黑馬的故事》，暴力場域就發生在大家耳熟能詳的兩軍對壘陣營上，雙方人馬殺得你死我活，正是傳統戰爭小說所呈現出的模樣。例如，在《小金馬》故事中，「子彈像雨點似的，打在敵人的尖兵班後面，切斷了後面的敵人。手榴彈『轟轟』地，

在敵人的尖兵班跟前炸開了花。」（頁 138）。簡單的幾句話，也深刻的表現出緊迫的危急氣氛，讓讀者的心情隨之起伏。至於「批鬥場」的場景設置，則屬《閃閃的紅星》最具代表性，「許多人舉著火把圍攏來，照得一片通明。我把胡漢三從地上提起來，大聲地對他說：『刀把子在人民手裡了，我們要審判你！』捉住了胡漢三，真是大快人心。」（頁 150）。對於平民百姓而言，能夠一吐怨氣，是再高興不過的事情了。

以「監獄」和「刑場」為背景描述的故事有《不死的王孝和》、《江姐》，考驗著人性的兩個場所，若沒有足夠堅強的意志力，如何能抵抗自由的誘惑，《江姐》

的故事中，無辜的孕婦被押送進了牢獄中，受到了不人道的對待，硬是被架上老虎凳，「為了要迫使她說出她丈夫的聯繫地點，將這個大肚皮的孕婦還是捆上了老虎凳。左紹英從老虎凳放下來，她就直覺得全身的骨架像散架了似的，肚子痛得厲害。」（頁 108）。光是想像陰暗的監獄，加上痛苦不堪的面容，心中的恐懼便油然而生。而在刑場上的景象，更是不容小覷，圍觀的群眾，成了最佳鼓譟的工具，夾雜著行刑者痛快殺人的快感，還有平民百姓驚恐、呼叫，以及誓死捍衛個人思想的憤慨，是一個既包含狂歡放縱，也充滿血腥暴力的場域。

筆者在《不死的王孝和》一文中，發現了少數詳盡描述飲宴場面的橋段，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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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景象是除夕當天，街頭盡是挨餓受凍的共產黨民眾，但狂歡飲酒、大魚大肉的國民黨員在屋子裡喧囂不斷，兩相對照，凸顯了雙方不平等的待遇，也加深了國共雙方的仇恨。

在情慾場方面，《江姐》、《小游擊隊員》、《不死的王孝和》都有提及這部分，

有趣的是，這裡的情慾場面並不如我們所想像的煽情、露骨，他們都將自己的愛戀之情潛藏於革命的偉大事業之下。例如，《小游擊隊員》中的主角和一位小女生小何在戰火中相互照顧，漸漸萌生的愛慕之情，「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時候，她不會想不到，萬一我倆失散了，她沒有了糧食會怎樣；但是，但是她卻悄悄地給我留下了。」（頁 67）。無法開花結果的愛情，只能透過為彼此犧牲、為彼此找尋糧食來傳達。

語言場的布置，在每一個文本中都可以發現，以呼喊口號為主的，就是《小金馬》、《閃閃的紅星》；而以詩歌、順口溜、歌曲為主的是《兩個小八路》、

《小鐵頭奪馬南征記》等書；無聲的語言，出現在《不死的王孝和》一文中，他在獄中使用書信和獄友們溝通，雖是文字，但也清楚的表達了他們的想法。作家藉由這些內容的鋪設，更能真實呈現出當時社會環境的樣貌，不但具有公信力，

也具有說服力。

「英雄故事」系列

情節模式人物模式場景設置

數字﹁三﹂模式逼上梁山與兩軍對壘模式復仇模式成長模式英雄母題群體化模式臉譜化模式忠奸對立模式暴力場飲宴場情慾場語言場

《方志敏》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劉志丹》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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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一曼》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白求恩》 ˇ ˇ ˇ ˇ

《狼牙山五壯士》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劉胡蘭》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董存瑞》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黃繼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邱少云》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雷鋒》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一、情節模式

《方志敏》中的劇情，完全符合了數字模式裡「數字三」的編排陳述形式，

三次大型的戰役分別為：首戰金雞山，一戰告捷；接著是援閩作戰，方志敏的調虎離山之計，讓敵軍落敗；最後方志敏被敵軍逮捕後，敵軍想藉此原因舉辦慶祝大會，但卻一再受到干擾無法進行，運用這樣的佈局，堆疊出故事的層次。《狼牙山五壯士》的情節安排也依循了數字模式的書寫方式，主角一共五個人，馬寶玉、胡德林、胡福才、葛振林和宋學義，都是當年抗日戰爭的英勇戰將，為了抵禦外軍的侵襲，保節顧全大局，毅然決然地從河北易縣狼牙山上往懸崖下縱身一躍，成了千古流傳的勇士。《趙一曼》的故事裡，同樣也存在著「數字三」的敘寫模式，一開始，內容環繞著一家三姊妹，以三個人的對談貫穿全文，支持么妹加入共產黨起身革命，到後來鬥爭結束，趙一曼被捕，在他身旁一直給予協助和關懷的有小韓和董憲勛，一共也是三個人。《狼牙山五壯士》也有同樣的意味呈現於故事之中，被逼得走投無路的五名抗日勇士，為了不讓日軍有機會活逮自己、

不做任何有辱國譽的舉動，牙一咬，往懸崖一躍而壯烈犧牲。

「兩軍對壘」的情況很多，以中國國民黨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文本來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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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方志敏》、《劉胡蘭》和《董存瑞》這幾部作品，特別是《董存瑞》一書中的敘述，明白且清楚的說明地當時的背景：「一九四六年六月，蔣介石撕毀了停戰協議，在美帝國主義的慫恿和援助下，發動了全面性的反革命內戰，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頁 56）。至於「誘敵深入」的細節，《方志敏》書中的「智擒地主豪紳」的段落，很有這樣的意味存在，方志敏為了安定民心，喬裝成國民黨員，

在黑暗的夜裡，借商量重要機密之名，熟識地方上的仕紳之後，帶全員到齊，便下令捉拿，一舉抓下所有的地主豪紳。

仇恨的故事主線同樣發生在《雷鋒》這部作品中，孩提時代的雷鋒，遭遇了許多親人受害之痛，先是爺爺被槍托打得遍體鱗傷，再來是爸爸、哥哥和弟弟染病相繼過世，媽媽無法承受，在某個夜裡懸樑自盡，成了孤兒的雷鋒，一日在山上砍柴時，被地主婆喝斥，還被砍刀傷了手臂，心中開始充滿對地主婆的仇恨、

充滿對這個不平世道的仇恨。至於其他像是《劉志丹》、《趙一曼》、《白求恩》、《狼牙山五壯士》、《劉胡蘭》、《董存瑞》這幾個文本，筆者認為，雖不能從個人私怨推及到國家之仇，但有些面對的敵軍是美國士兵、有些對抗的是日本鬼子、有些則與國民黨軍隊勢不兩立，基本不同立場的政治鬥爭，皆能廣泛的屬於「復仇」

的模式之中。

《劉胡蘭》這個故事的成長模式屬於「從農民到戰士」的敘寫模式，廣義來看，劉胡蘭出身於農家，亦為農家子弟，因為自覺、因為他人的激勵，使得他開始踏上革命這條路，在困難中鬥爭的他，經歷了許多坎坷，最終卻也只能從容赴義。《劉志丹》和《方志敏》這兩本書，內容描述的情節模式也是「知識分子的蛻變與重生」之過程，一心向學的他們，都對讀書這件事相當感興趣，碰上的動盪的年代，這使得他們對領導與革命有著無法割捨的情懷，開始了這樣的成長之旅。

在《黃繼光》一書中，主角黃繼光所依循的「成長模式」是其中「由戰士到英雄」

的敘事型態，加入紅軍之後，他成了一名真正的兵，跟隨老兵們的腳步，前進戰場，一連串的挑戰讓他愈趨成熟，從一個小兵逐漸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戰士，不

動盪中的人性 ──《少年紅色經典》研究

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林文寶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