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不僅衝動、善變，甚至野蠻暴躁，人數上的優勢使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有 什麼事情或人物可以阻礙其欲望的實現，因為對群體而言，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身為群體的一員，便會意識到這個群體所賦予的力量，足以喚起他殺人、搶劫等 任何可能的摧殘念頭，並付諸行動。Gustave Le Bon 在《烏合之眾》書中也說：「群 體永遠徘徊在無意識邊緣，隨時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揮。他們表現出所有強烈的情 感，這種情感是缺乏理性、批判力且極端輕信的人所獨有的。」（頁 65）。闡釋 這種集體的幻覺機制，是如何有效地在歷史的過程中經常發生，在暗示、渲染的 作用下，使得成千上萬的人目睹了這些現象。
在中國大陸，影響「紅色經典」的作者創作心理與創作方法，最直接的影響 因素就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解放區文學傳統，最為明顯的的例子就是中國古典 文學，其次是二十世紀二 O 年代到三 O 年代的「革命文學」或左翼文學傳統，以 及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傳統。閻浩崗於《「紅色經 典」的文學價值》一書中提到：「『紅色經典』也繼承借鑒了中外文學遺產，特別 是中國古典文學遺產和蘇聯文學，與『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也並不絕緣，接 受其他文學因素的影響絕大多數是在毛澤東文藝思想容許範圍內。」（頁 228）。
雖然毛澤東的《講話》提倡寫工農兵的故事時，將「工」放在最前面，但在 當時的中國工人數量太少，百姓中以農民和士兵佔了絕大多數，因此，即使在 1949 年後，文學作品裡，特別是長篇小說中成功描寫工人生活的作品仍然極少。而農 民形象在小說中得到重視，直至充分表現，開始於五四運動以後。
而在作品中，理想化人物與樂觀明朗基調是最重要的兩個元素，理論上、美 學上值得討論的，是「英雄」和「樂觀」。雕塑英雄人物是中外敘事文學悠久的 傳統，遠比描述凡人瑣事的作品出現得更早。如何區分「英雄」和「理想人物」
的差別，閻浩崗的《「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認為：「『英雄』可能是能力、品德 方面已經定型的，也有可能是開始處於發展成長過程，到作品後才成熟，但成熟 後仍有缺點的；『理想人物』則一般是已經成熟，一出場就定型的。前者側重能力
（勇氣、武力、智力），後者偏重道德。」（頁 237）。
蘇聯文學與中國「十七年」時期出現的「紅色經典」為文學史提供了獨特的
「光明夢」，這種「光明夢」不在於深刻揭示現實真相，而是能確實提供讀者精 神的陶冶與鼓舞，比起過去特殊環境中專斷的排他性，在後世的環境中已不復存 在，人們也才能用審美的角度，在欣賞這類作品的同時，也去欣賞現代主義、後 現代主義作品的意涵。
閻浩崗也在《「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中提到：「文學史家總是對文學的發 展，按其總體審美特徵的差異而劃分為不同時段。」（頁 253）。意即在文學發展 的不同階段，即使兩個時期的審美與價值取向有著很大的差異，後一時期的文學 必定受到前一時期極大的影響，對於前一階段的文學，後代作家也許是發揚光大，
也許是進行顛覆。早在 1992 年，閻浩崗就曾指出，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有順承式 的革新，即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增加新元素，也有逆反式的革新，即對現 行的東西反其道而行。「逆反」是文學發展上極為常見的現象，往往是使文學產生 飛躍的動因，當一種文學傾向、潮流或創作方法發展到頂點和各種特徵推向極致，
文壇必然會出現逆轉。然而，「逆反」並不意味「斷裂」，新的文學與傳統文學總 有著切不斷的關係，即使是逆反，也是傳統文學從另一面對新文學所產生的影響。
舉例來說，中國文學史上，唐代古文運動是對六朝文學的逆反；「五四」文學是對 全部封建文學的逆反；解放區文學是對「五四」知識分子菁英文學的逆反。西洋 文學史上，文藝復興和古典主義都以希、羅文學為典範；浪漫主義與中世紀文學 也有一定的關連；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是文藝復興時期現實主義文學的新發 展；現代主義雖號稱徹底反傳統，但在重視主觀表現、弘揚自我這一觀點上，卻 與浪漫主義類似，因而也曾有「新浪漫主義」之稱。
文學文本確實有其獨立性，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藝術世界，涉及歷史，但不屬 於任一時期的歷史、也不是歷史的註腳或圖解，有著自身的邏輯性，並且隨著時 空背景的變遷，與其描述的歷史背景或多或少有所疏離，而呈現出不同的道德與 審美標準價值。因此，少年紅色文學的產生，不僅是國家政治立場的凸顯，更希 望藉由這樣的宣導，藉由少年書籍的改寫、改編，將思想融入成人以下學童的生 活中，藉以達到教化的目的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