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經濟成長與地區差距
法國學者佩魯（Francois Perroux，1983）把「成長」這個概念與「發展」的概念 進行了區分。他認為，成長應該是指一國家或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額的提高，而發展 則包含更廣泛的內容。中國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成長，以及人民消費水平和結構的 改善，源於經濟成長模式的變化，即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傳統經濟成長模型 得以改變。
經濟學家一般同意，中國經濟改革以來，通過一系列制度變革和資源重新分配，
而帶動了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的發展，促進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改善了國內投資結構 和引進外資，擴大了對外貿易等，從而使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長。有一些相關研 究的描述，例如，有些學者把中國經濟成長歸結為勞動力流動、市場發展產生的效率、
外貿和技術引進、國內投資和外資引進等四方面因素。
在經濟學中，人們使用生產函數的概念，來表達生產要素投入在某一特定技術水 平下能達到的最大可能產出的相互關係。而在一個經濟成長的因素分析中，經濟學家 很早就發現，除了一般的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導致經濟總量（如國民生產毛額）成長 外，往往還有一部分成長不能由這種要素增加來解釋。換句話說，在上述生產函數的 例子中，除了資本和勞動對產出增加做出貢獻外，還有一種未被發現的因素發生作用。
經濟成長因素中的資本和勞動力，屬於一般的生產要素。經濟學家還常把勞動力的數 量與質量分別觀察，後者就是所謂的「人力資本」，包括了勞動者的健康狀況、受教育 程度與技能水平等等（林毅夫、劉明興，1998）。
Barro（1997）對跨國成長收斂實證研究做了一較完整的結論。他所使用的變數包 括：人均 GDP、人力資本、人口成長率、儲蓄水準、預期壽命、政府消費占 GDP 比 例、貿易條件、投資率、通貨膨脹率、區域虛擬變數、對產權的保護程度、政局的穩 定和民主化程度等。而Alesina（1997）對以往實證分析中所使用的解釋變進行了簡單 的結論。然而，在既有的理論文獻中，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框架，來解釋發展 中國家的廣泛經濟現實，因此許多的結論僅僅是基於統計意義上的結論。Brock 和 Durlauf（2000）在研究中亦對整個實證分析方法的架構與結論提出了全面的質疑。
對於中國的經濟成長和各地區之間的差距演變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是 採用多種指標對中國經濟成長和地區經濟差距進行的測量和分析，如吉尼係數、變異 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Theil 指數（Theil entropy）、阿特金森指數（Atkinson index）、α 收斂指數和 β 收斂指數、Kernel 估計量等；另一部分則為中國的實際經濟成 長績效和收斂特徵提供理論解釋。事實上，由於研究理論與使用的研究方法、統計指
標的差異，因此眾多學者所進行之研究亦有截然不同的觀點與結論。然而，許多學者 仍存在一個共同的觀點（Jian，1996；世界銀行，1997；田曉文，1999；張兆傑，2000），
為在1990 年以前，中國各地區的經濟成長呈現收斂的趨勢，而到了 1990 年之後則迅 速發散。
但是，林毅夫（1998）卻有不同發現。他使用吉尼係數來測量中國的地區差距，
發了1996 到 1990 年間，中國地區間差距的上升幅度並不明顯，直到 1990 年後才有較 明顯的上升；而1990 年的吉尼係數只有 0.2414，到了 1995 年時已上升到了 0.2747。
Fleisher 和 Chen（1996）在研究中指出，在 1978 年至 1993 年間，中國省分平均經濟 成長率從 4.5%成長至 11.7%。而有學者亦發現在 1980 年至 1994 年間，東部地區的 GDP 成長率則平均維持在 11.5%，西部地區平均為 9.4%（Sun, Chai,1998）。
程建國(1997)研究發現：1.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經濟以年均 10.11%的高速度 成長的宏觀背景下，東、中、西部三大地區的經濟成長率卻呈現出明顯的不均衡。1979 年到1996 年中國東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額年成長率均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其中東部地 區年成長率最高的浙江（14.1%）、廣東（14%）、福建（13.9%）三省，比中、西部地 區年成長率最慢的陜西（8.3%）、黑龍江（7.5%）、青海（7.5%）三省，平均高出近 1.84 倍。2.中國大陸東、中、西部三大地區間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變動的差距和中國經 濟的周期性波動具有明顯的正相關。3.與許多學者看法一致，他亦發現在 1990 年前，
中國東、中、西部地區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差距有縮小趨勢出現；但1990 年後，其卻差 距加速擴大。
另外，蔡昉和都陽（2000）對中國地區經濟成長的收斂問題進行分析後發現，中 國經濟中，其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之間的區域差距不斷的擴大，但是區域內部卻呈 現收斂（即差距減少）的趨勢；其中，西部地區的內部收斂趨勢較弱。Tsui（1991，
1993）、Jian，Sachs 和 Warner（1996）、世界銀行（1995，1997）、Zhang，Liu 和 Yao
（2001）、Aziz 和 Duenwald（2001）等學者在研究中也得到類似結論。
此外,亦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察。耿慶武應用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的 區域差異分析數量方法，以及中國1952 年至 2000 年間的省級行政區的經濟統計數據，
自中國傳統的區域經濟劃分計算、分析與比較全國省際、沿海與內陸間、東中西三大 區域間，及十大地區域間的區域經濟差異之現況與歷史變化趨勢。研究結果顯示，若 直覺地選取最富與最窮地區作為代表，來分析中國大陸的區域經濟差異，事實上，將 低估中國大陸的區域經濟差異。因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區間差異存在於「外環地帶」的 華東地區與位於「中間地帶」核心的中南地區之間。該兩大人口密集地區之間的區間 差異的特性，如市場結構與產業政策等，應該研究中國地區區域差異的首要課題。
而Chan（1997）的研究指出大部分的亞洲國家的宏觀經濟成長主要是因為總要素
生產力的提升所推動，雖然他並沒有預算出外資對亞洲區內國家的經濟生產貢獻度，
但是他強調地指出外資的重要性，因為外商投資是會促進本地生產總值的擴大，加強 對外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使得亞洲各國的經濟能夠得到快速的成長。
然而，在眾多探討中國經濟成長績效的文獻中，各學者專家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Chen 和 Feng（2000）對 1978 到 1989 年中國 29 個省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八十 年代的中國區域經濟呈現了收斂的趨勢，且進一步發現，私有化是促進經濟成長的主 要原因。Lee（1994）、Dayal-Gulati、Husain（2000）與張兆傑（2000）皆提出相同觀 點，他們認為FDI 對經濟成長有刺激作用，且 FDI 也同時使不同區域間的差距擴大。
此外，韓廷春（1999）認為中國在經濟成長的早期階段（即現階段的中國），人力 資本的投入遠高於科技研發的投入；而Yan 和 Yao（2001）亦提出類似觀點。的確，
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是極為重要的要素，在Lucas 與 Stocky 等學者的研究中，也一 再強調人力資本在東亞的經濟奇績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蔡昉與都陽（2000）的實證研 究中指出人力資本的差異是導致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
此外，洪雲星（1999）在研究中發現，外資確實對沿海地區（特別是那些較早開 放的省市）的經濟成長引起相當大的作用，而且更進一步地促進了沿海各省市的生產 技術效率有較快的改進。另一方面並發現了了中國經濟成長與外資投入的關係是雙向 的，意即外資一方面先受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強勢而被吸引，但同時外資 亦扮演了火車頭的角色，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他並呼龥中國政府在制定經濟 政策時，必須注意區域經濟發展的穩定性與平衡性，以及市場制度的建立，才能繼續 吸引外資前來中國，經濟才可望持續成長。
Young（2000）認為地區性的保護政策是地區差距加大關鍵，因為市場保護會使 經濟發展偏離地區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經濟的區域差距問題往往被歸納為中國政 府的地區傾斜政策（Demurger 等，2001；Fleisher 和 Chen，1997），即中國政府當局 將過多資金投入東部地區，而造成了中部與西部地區發展的落後。胡書東測量了國民 所得在地區間的流動趨勢，結果發現中國政府的傾斜政策始終偏冊中部與西部地區，
且政府的政策干預亦可能進一步造成了中部與西部的落後，因為重工先展戰略所扶持 的工業企業與中西部本地的比較優勢是相背的。
其他如財政分權（Zhang 和 Zou，1998；Jin，Qian 和 Weigngast，1999、2001）及 基礎建設投資（Demurger，2001）等因素也被認為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經濟成長。
2.3.2 保持經濟的持續成長
自1978 年改革開放啟動以來，中國經濟的年平均成長速度很高，但年際間的成長 差異也很大，年成長率有時高達13%-14%，有時只有 3%-4%。自 1978 年迄今，經濟
成長已經經歷了四個週期，平均每4-5 年就會有一個。由於這種週期性所反映的不確 定性會影響國內外投資者的預期，因此亦傷害了經濟成長的可持續性。但值得一提的 趨勢是，近年來這種經濟成長波動幅度已趨於縮小。而中國的經濟波動性之特點在於 經濟反覆出現過熱現象，其發展速度恰好與發展瓶頸形成相互制約的局面（蔡昉、林 毅夫，2003）。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經濟成長，主要依靠物質資本、勞動力的投入、人力資 本的累積及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到高生產力部門的轉移、技術進步因素與改革改發 的制度變革效應等。此外，由於經濟改革的深入與經濟快速成長，一系列危及社會穩 定的因素也隨之累積。除了政府腐敗現象的加劇、失業現象的日益嚴重化、流動人口 激增之外，亦有一項最重要且無法忽視的現象產生：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經濟成長，主要依靠物質資本、勞動力的投入、人力資 本的累積及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到高生產力部門的轉移、技術進步因素與改革改發 的制度變革效應等。此外，由於經濟改革的深入與經濟快速成長，一系列危及社會穩 定的因素也隨之累積。除了政府腐敗現象的加劇、失業現象的日益嚴重化、流動人口 激增之外，亦有一項最重要且無法忽視的現象產生：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