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採用近年來為許多文獻所採用的Solow 模型（Mankiw, Romer, Weil, 1992；
Chen, Fleisher, 1996；Lin, Liu, 2000）。Mankiw, Romer, Weil 等學者，於 1992 年修正後 的Solow 模型之函數為下:
Y= f (W1 ,W2 ,W3 ,W4 )... (1.1)
可轉為下列模型:
Y= W1α１W2α2 W1α3 W1α4... (1.2)
線性化並取ln 後為：
ln（Y）＝α１ln（W1）+α2ln（W2）+α3ln（W3）+α4ln（W4）... (1.3)
本研究將式(1.6)之概念轉換為古典迴歸模式，加以探討每人 GDP、儲蓄率、人口 成長率與人力資本對所得成長率之關係，其式如下：
ln（Y）＝α０+α１ln（W1）+α2ln（W2）+α3ln（W3）+α4ln（W4）+ε……..…（1）
其中：
Y=所得成長率；
W1＝每人GDP；
W2＝儲蓄率；
W3＝人口成長率；
W4＝人力資本（高等學校就學率）。
ε＝誤差項
本研究為了更詳細探討與經濟成長有關的因素，因此，加入了其他相關文獻中重 要的指標，進一步修正模型。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加入了四項證實對經濟成長率有 顯著影響的指標，包括人力資本、資本投入、政府政策、人口結構、市場與產業結構。
3.3.1 人力資本
許多學者皆提出了人力資本對於經濟成長的重要性相關研究（韓廷春，1999；
Yan、Yao，2001；Lucas、Stocky；蔡昉、都陽，2000），然這些研究卻沒有忽視了一 項議題，即人力資本是以何種方式累積成為生產要素的；並不見得有了教育就有所謂 的人才資本（蔡昉、劉明興，2002）。在 Mankiw, Romer, Weil（1992）等學者的模型 中，即以高等學校就學率來代表。事實上，許多學者在研究中對於人力資本也有不同 的解釋與定義。張慕葏（1998）即認為，所謂的人力素質是指一定生產力水準和社會 制度下，人們的思想道德水準、科學文化水準、勞動技能與健康狀況的總和；中國貧
困地區的人力素質較低，由於：1.人口自然增長率高、2.居民健康狀況差、居民的文化 素質低、勞動者的教育水準低、思想道德素質問題多。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 困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卻得不到開發，農副產品多但不能形成加工業，勞動力 剩餘卻缺乏高素質的勞動力和較高水準的經營管理人才，即為所謂“富饒的貧困”現 象。亦反映出人力素質不佳是經濟落後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
此外，蔡昉、林毅夫（2003）亦指出人力素質提高的另一方面，即從改進醫療衛 生條件開始，改善居民的健康狀況，提高生活質量。因機會差異導致人口素質的差異，
使各種健康指標都存在著嚴重的城鄉差距，並構成了農村人口貧困的主要因素。另外，
地區間教育水準的差異，亦為造成經濟發展不均的主因之一。
因此，在本研究中，將人力資本的概念再加以擴充，除了原模型中的“高等學校就 學率”外，將加入“每萬人醫生數”、“人均圖書館藏書數”分別代表“健康狀況”與“文化 素質”的概念；並加入文獻中指出為重要指標的“平均工資率”（Edwin Tang 和 Ruby Lee，1998）及”每百萬就業人口”（Taejoon Han，1996；Ying 和 Chiu，2001）。
3.3.2 資本投入－國外投資與國內資本
在文獻中，有學者將資本的投入分解為內資與外資，以區分內資與外資對於經濟 成長的影響與貢獻（Hung，1996；洪雲星，1998；Jones、Li、Owen，2003）。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 FDI）占中國全部使用外資的 68.6
％。外商直接投資是指外國企業、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台胞及中國境外 註冊的企業），按有關的政策及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中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 企業，或與中國境內企業、經濟組織共同開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或合作開 發資源的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准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在1978 年以前，中國沒有引進外資；在 1979-1983 年間，中國實際引進的外資也 只有144.38 億美元。到了 1998 年，中國實際引進的外資已高達 585.57 億美元。2001 年中國簽訂的引進外資合同額為719.76 美元，實際引進 496.72 億美元，1979-2001 年 累計實際引進外資總額達5,684.07 美元。中國為發展中國家中引進外資最多的國家，
也是世界上除了美國之外引進外資最多的國家。
在中國引進的外資總額中，以外商直接投資所占比重最大，因此此種外資的主要 特徵，基本上可反映出中國引進外資的特徵。對於中國政府當局而言，引進外資是經 濟發展策略轉軌的結果，因此，引進外資狀況亦可反映出中國經濟成長；另一方面，
對於資本輸出國家來說，對外投資是為了與他國互補彼此優勢，以取得更高的資本效 益，並進攻其他國家的國內市場。而中國引進外資的情況，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具 有下列特徵。
第一，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大部分來自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目前全世界有130 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直接投資，2001 年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最多的 10 個國家和地 區分別是：香港、維京群島、美國、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德國、開曼群島及 英國。除了香港和台灣，以及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具地理條件上的優勢外，這10 個國 家和地區的人均所得大多較高，利用中國豐富和相對便宜的勞動力，形成與中國經濟 的比較優勢互補。
其次，外商直接投資在國內的地區分布也較為集中。2001 年中國實際引進的外商 直接投資總額為463.67 億美元，其中即有高達 87%的比例分布在人均所得水準較高的 東部地區，8.8 分布在中部地區，只有 4.1%分布在西部地區。而從「九五」計劃期間
（1996-2000 年）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來看，東部、中部和 西部地區所占比例分別為85.6%、9.5%%與 4.9%。由此可知，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分布，
和中國按經濟發展水準排序的分布，是大約一致的。
事實上，形成這種外資分布型態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由於歷史上形成的東部、
中部和西部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異，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三個地區間的差距持續擴大，
導致不同的地區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基礎和環境；另一方面，外商投資是為了取得較 高的效益，因此當然要選擇投資環境較佳的地區進行投資和合作。然而東部、中部、
西部地區間的失衡發展問題，已引起了中國政府當局的高度重視，為了平衡區域發展，
中國政府開始著手實施縮小區域差距的政策。隨著政府大力開發西部地區，中西部地 區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速度預料將會加速。
此外，隨著沿海發達地區經濟成長，人均所得提升，其勞動密集產業的比較優勢 亦將減弱，這也為中西部地區提供了新的機會。因此，外商投資在中西部地區的比重 將有擴大趨勢，將從中部地區向西部地區擴展，而投資環境將相對地獲得改善。總體 而言，外商直接投資為中國帶來經濟利益，但是中國亦不能忽視外資所帶來的社會成 本，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外國在中國投資及生產所致的環境汙染問題。此外，由於外資 主要投資在沿海地區，因而使得沿海與內陸地區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更加遽了區域 的差異。
從固定資產投資來看，蔡昉及林毅夫（2003）認為，自 1980 年以後，其來源日漸 多樣化。雖然中國政府預算的固定資產投資數額一直不多，但在國內貸款及自籌等其 他方式的固定資產總額一直在快速成長。此外，利用外資的固定資產也在成長中。從 1979 年到 2000 年，外資累計為 5,190 億美元。雖然許多學者皆提出證明外資為促進中 國經濟成長的主因，然而，從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構來看，外資的重要程度並不那麼高。
中國多樣化的資本來源可以保陪資本的供給。
在文獻中，已有許多學者證實了外資對於經濟成長有刺激作用（Lee，1994；Chan，
1997；Dayal-Gulati、Husain，2000；張兆傑，2000；Ying、Chiu，2002；而方面，Hung(1996)、
Taejoon Han(1996)、洪雲星（1998）、Jones、Li 及 Owen（2003）等學者亦發現國內資 本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性。因此，在本研究中，筆者區分了內資與外資，以“國內固定 資產總額”代表內資；以“FDI 占 GDP 比率”表外資概念；並加入文獻中重要的指標“年 度儲蓄額”（Barro，1997；Tang、Lee，1998；林毅夫、劉明興，2000）。
3.3.3 政府政策－政府支出與商業基礎建設
許多學者在研究中證實了政府政策與中國經濟成長間具有顯著關係（Jian, Sachs, Warner, 1996；Wang, Hu, 1999；Liu, 2000）。在中國的區域發展中，地區政府扮演著極 重要的角色。不同地區政府的作為及質量，充分地影響著地區經濟發展的優劣。政府 的質量首先顯現在當地政府設定的目標是否明確、科學，以及地方經濟發展政策是否 連貫。而地方政府的目標必須與市場趨勢方向相互配合，才能有助於地區經濟發展。
然過去二十年來，由於中國經濟成長速度太快，市場力量發展太過突然，也令許多地 方政府措手不及，出現政策調整和管理體制跟不上市場的被動局面，也會為經濟發展 帶來副作用（朱文暉，2003）。
此外，一地區的基礎建設是否完善，密切的影響投資者的意願，進一步影響了經 濟發展。已許多學者也在研究中指出各項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包括：人均道 路面積、每人用水量、每百人道路使用面積、公路網密度、年度用電量、每百人電話 申請數、每百人行動電話數、每百人個人電腦數、每百萬人網路申請數等（Chang、
Hwang 與 Cheng，1993；Taejoon Han，1996；林毅夫、劉明興，2000；Demurger，2001；
MSU-CIBER，2003；Jones、Li 及 Owen，2003）。而學者在研究中已證實政府支出與 經濟發展的關係（Barro，1995；Ying 及 Chiu，2001）。
因此，本研究以“政府支出占 GDP 比例”做為衡量“政府支出”指標；而由於資料限 制，本研究只選用“ 人均道路面積”、“人均用水”、“人均用電量”、“每百人電詁申請 數”等指標來表現出“商業基礎建設”的概念。
3.3.4 人口結構
中國各省區之間的人口狀況有著巨大差異，各省區之間人口規模與人口密度都不 同，最大的特徵為東部人口密度，而西部人口稀少。1935 年，中國著名的人口地理學 家胡煥庸先生提出了「璦琿－騰沖人口地理分界線」。這條分界線東南部分面積占全國
中國各省區之間的人口狀況有著巨大差異，各省區之間人口規模與人口密度都不 同，最大的特徵為東部人口密度，而西部人口稀少。1935 年，中國著名的人口地理學 家胡煥庸先生提出了「璦琿－騰沖人口地理分界線」。這條分界線東南部分面積占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