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數位落差的因素有許多種，性別這個因素的相關討論隨著時間逐漸式 微，雖然有許多近期的數位落差研究均指出性別數位落差已經隨著世代更迭以 及科技發展愈漸生活化而有縮減的趨勢，然而科技的賦權以及所能帶來的民主 並不是聚焦於那些已經在科技世界中怡然自得的族群或者是特別專注於改善科 技顯性弱勢族群的數位環境；反之，隨著數位化時代的降臨，更應將焦點放在 每個特殊族群應用科技的深度與廣度上，以及科技隱性弱勢族群，像是生活在 大都會中的中高齡非職業婦女，照理來說她們應該擁有充足的資源以及能力享 受數位化帶來的好處，然而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影響，從那個重男輕女的時代 走來，受教權不一定是她們應有的基本權力，但維護家務絕對是她們生活中的 一環，至於有沒有網路或電腦，只要生活過得去，似乎不是那麼重要。也就是 因為這種不要緊的態度，使得她們默默的成為縮減數位落差中被遺忘的一群，
即便是在政府大力推動縮減婦女數位落差政策的當下，施政要點中寫到其對象 以非都會區婦女或是想要創業的婦女為優先，居住於大都會區中的非職業婦女 因為以夫為天、相夫教子的天經地義使得她們排在政策受益者的最末端，依舊 是被遺忘的一群，本節旨在討論國內有關於中高齡非婦女數位落差相關之文獻 探討，希望能透過檢視與性別、年齡以及非職業婦女有關之既有文獻，以便了 解目前研究缺口之所在，並且以補上研究缺口為研究目的。
綜觀數位落差相關研究，以家庭主婦數位落差為主軸的研究並不多見，檯 面上的相關議題經常是以性別為主軸的討論為多。比如曾淑芬（2002）曾提到 婦女資訊素養技能上多集中在初級或中級階段，並且有可能受到家庭中權力結 構以及分工的影響，使得家庭主婦成為數位弱勢族群。在研究方法上，由於該 篇研究是以電話普查做為量化基礎，統計全國民眾使用數位設備的情況，並沒 有針對特定族群做深入探討，研究結果的分析也是以受訪者資料交叉比對而成。
林亮雯、廖遠光（2006）則以文獻回顧的方式，統整國內與性別與數位落差的 相關研究後提出以下幾點：
（1）兩性所近用的數位內容不盡相同；
（2）兩性對於電腦的態度在小學高年級時期存在差異，並在日後教育過程中持 續影響；
（3）隨著年齡增長，兩性受到傳統性別角色影響越明顯，致使年齡越大的女性 越容易有電腦焦慮的現象。
此外，楊惠貞（2002）指出，從社會心理學與性別角色觀點出發，即便是在兩 性接受電腦教育與接觸電腦均等的情況下，仍無法改變傳統性別角色所帶來的 刻板印象及其在社會文化上所帶來的影響，性別數位落差的縮減不應只針對個 人技巧的精進，同時也該注重社會文化以及個人自我認同的提升。
當婦女科技焦慮降低之後，仍可發現她們受制於既有經驗，這種情況與婦 女年齡成正比，因此要降低性別數位落差，除了提高婦女接受電腦與網路的程 度外，也應該了解兩性在學習與使用數位設備上的差異（林宇玲，2002）。當談 到兩性數位學習與教育時，男性通常被鼓勵使用電腦與網路，而且他們也偏好 線性與結構性的學習方式，恰巧符合電腦形成的基本原理；反之，女性除了在 學習過程中受到刻板印象影響，不被鼓勵研讀科學或使用科技外，也因為女性 擅長以互動、協商與關係性的方式學習（林宇玲，2002），和電腦基礎發展原理
不同而造成隔閡，同時也有人認為女性不應過度接近電腦以維持傳統的矜持形 象，使得女性的科技焦慮程度普遍高於男性。正因如此，使得女性在近用電腦 與網路的時間較男性少，但是近用時間的多寡將會影響個人對於電腦網路的熟 稔程度與經驗，進而使得女性的科技焦慮程度加劇（Colley & Maltby，2008）。 至於在使用目的上，男性視電腦為夥伴，在數位世界中發展個人興趣，進行功 能性的操作，以達到滿足個人偏好為目的；而女性則是將電腦視為一樣工具，
透過電腦聯繫遠方親友，以維持人際關係為主要使用電腦網路的目的（Dijk &
Hacker，2000；Singh，2001；Colley & Maltby，2008）。近年來由於網路購物興起，
女性利用網路購物的比例逐漸超過男性（方念萱，2003）。不過一般而言，女性 仍將電腦與網路視為達到目的的工具而非夥伴，使用上不若男性自在。再者，
兩性在閱讀習慣與創新接受度上也有差異， Kim, etal., （2007）曾以量化方式 統計出男性較女性容易接受數位閱讀，在新科技的採用上，男性接受新科技的 程度也較女性為高。雖然也有學者認為隨著社會觀念逐漸進步，刻板印象不復 存，但兩性在各種面向上的差異，仍使得其對科技有不同的態度，為此性別數 位落差雖在積極面上或許能隨時間逐漸縮減，展現齊頭式的平等；但實質上，
性別落差是確實存在的。如圖 15、16 所示，自 93 年至今，雖然兩性在近用資 訊比例上有越見相近的趨勢，然而中高齡世代的變化直到 99 年才出現了較過去 明顯的成長幅度，如圖 17，不過在深入探討之後會發現中高齡婦女的使用深度 與廣度仍處於落後，因此性別數位落差整體數據或許會隨著時間而有逐漸縮減 的趨勢，但體制內的結構性數位落差依舊不會改變（Dijk & Hacker，2000）。
圖 15 兩性電腦使用率歷年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99 年數位落差調查報告，2010）
圖 16 兩性上網率之歷年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99 年數位落差調查報告，2010）
圖 17 近三年來各年齡層民眾的網路設備使用狀況變化
（資料來源：99 年數位落差調查報告，2010）
相較於以普查為主的政府研究，女性主義對於性別數位落差有更多深入的探 討。科技的出現造福了許多人，網路的無遠弗屆使得資訊流通，縮減的不只是 時間與距離，還有社會階層的流動。然而在一片科技至上的聲浪中，女性主義 特有的反思本質開始探討科技所帶來的深層影響。林宇玲（2002）探討性別與 網路時，從科技發跡的年代開始討論其與女性主義的關係。女性主義自 70 年代 開始探討父權社會與科技形塑間的關係，這波思潮造就了 80 年代女性主義科技 研究的出現，其研究取向的主要三大論點有（林宇玲，2002）：
（1）科技是性別關係運作的產物；（2）「科技=男性特質」是歷史與文化脈絡造 成的結果；（3）兩性以不同的方式經驗科技。這三大論點將科技歸類為父權社 會下的產物，而女性則受到社會歷史脈絡的影響而被關在科技演化的大門外。
這些概念持續影響後續的相關研究，到了科技更加發達的 21 世紀，女性主義的 科技研究進而將研究焦點轉向新科技如何影響婦女的生活與工作以及兩性間的 權力變遷，受到社會日益開放與後現代理論和建構取向的影響，女性主義者不 再將父權社會視為研究結果的唯一解，因此在研究取向上也有三大重要轉變：
（1）從兩性間差異逐漸查覺不同社經地位婦女間亦有差異存在；
（2）從探討科技生產面轉變為消費與使用面；
（3）從科技決定性別關係到性別關係建構與被建構在科技中。
這三大轉變使得 21 世紀的女性主義者更注重從婦女本身的歷史脈絡中找出數位 落差的成因，除了兩性間既存差異外，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婦女自身所處的情 境將是更重要的因素，此中又以家庭為最。
方念萱（2003）指出平日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會因為家人在晚間會使用電 腦網路，白天則忙於家務整理與照護家人；再者，當她們需要上網找資料或聯 絡親友時，也可以請親友代勞，使得退用電腦與網路的情況大增。Kennedy, Wellman & Klement（2003）也提出了性別角色與期待會造成兩性在家中行為的
差異，女性被認為要作母親的工作，因此照顧孩子或家中弱勢者被視為是女性 的主要任務，且兩性在家中均會以陪伴孩子為主，這種情況縮小到女性身上更 為明顯。Korupp & Szydlik（2005）提到在家庭的情境中，電腦與網路的使用又 會是另外一種生態架構，和不同年齡層的孩童共同居住的父母親使用電腦與網 路的動機亦有差別，他透過比較 1997~2003 年的德國社會經濟統計（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GSOEP）數據後，發現只有和 12-24 歲孩子同住的父母有 較高的上網意願，然而這份統計數據僅針對有上網的人口，並沒有深入細究沒 有上網人口的原因，但文末同時也提出了以家庭為情境之下的深入研究是必須 的。陳碧姬、吳宜鮮（2005）透過立意抽樣訪談到資訊相關科系學生，也發現 在家庭的情境中，即便是具有專業資訊科技背景的女性，在傳統家庭中近用科 技的順位仍在男性之後，在數位設備放置空間與使用時間的配置上，也可在兩 性間發現顯著差異，例如：通常電腦會放在家庭中男性成員的房間或者是客廳，
即便是家中有受過專業資訊教育訓練的女性，也會出現相同的情況，而女性成 員也對此毫無異議，呼應了 Broos（2005）提到男性對電腦比較有興趣，且家中 男性成員接觸與擁有電腦網路的機會較高。而陳碧姬、吳宜鮮（2005）同時也 指出在其受訪者家中擁有最少近用數位機會的人是媽媽。Singh（2001）透過滾
即便是家中有受過專業資訊教育訓練的女性，也會出現相同的情況，而女性成 員也對此毫無異議，呼應了 Broos（2005）提到男性對電腦比較有興趣，且家中 男性成員接觸與擁有電腦網路的機會較高。而陳碧姬、吳宜鮮（2005）同時也 指出在其受訪者家中擁有最少近用數位機會的人是媽媽。Singh（2001）透過滾